時間：2022-07-13 15:18:31
開篇：寫作不僅是一種記錄，更是一種創造，它讓我們能夠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將它們永久地定格在紙上。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12篇科技信息論文，希望這些內容能成為您創作過程中的良師益友，陪伴您不斷探索和進步。
[關鍵詞]學術論文 復制檢測 抄襲剽竊檢測 統計語言模型 文本相似度算法
[分類號]TP391.1
自從方舟子的“新語絲”使原本長期存在于學術界的學術不端暴露出來之后，學術論文抄襲剽竊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抄襲剽竊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有些只是在語言文字的表達形式上做手腳，換成同義詞或顛倒語句的表達順序，在文章框架、主要觀點和主要論據上卻沒有大的變化；有些直接大段地“引用”別人的內容；有些綜合運用多種手段，將多篇別人的文章拼湊而成自己的；有些“學術高手”直接拿國外的論文翻譯成中文發表，等等。抄襲和剽竊“手段”的越來越“高明”，給抄襲剽竊檢測帶來很大困難。抄襲檢測又叫復制檢測、剽竊檢測或副本檢測，根據檢測對象性質不同可分為圖像、聲音和文本復制檢測。學術論文抄襲檢測是文本復制檢測的一種，歸根到底是判斷兩篇學術論文的相似程度。“召回率”和“精準率”是判斷檢測算法好壞的兩個重要指標。為了進一步提高學術論文復制檢測判斷的準確率，針對學術論文的文檔相似度算法的改進和創新研究變得尤為重要。
1 國內外研究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1.1 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具有代表性的文檔相似度算法主要有以下幾種：①Manber提出一個sif工具，其“近似指紋”是用基于字符串匹配的方法來度量文件之間的相似性；②Brin等在“數字圖書館”工程中首次提出文本復制檢測機制COPS(copy protection system)系統與相應算法，奠定了論文抄襲檢測系統的基礎；③Garcia-Molin提出SCAM(Stanford copy analysis method)原型，改進了COPS系統，用于發現知識產權沖突。他使用基于詞頻統計的方法來度量文本相似性，后來把檢測范圍從單個注冊數據庫擴展到分布式數據庫上以及在Web上探測文本復制的方法；④貝爾實驗室的Heintze開發了KOALA系統用于剽竊檢測，采用與sif基本相同的算法；⑤si和Leong等人建立的CHEC系統首次把文檔結構信息引入到文本相似性度量中；⑥Stein提出一種方法，這種方法能產生一種“指紋”，在某種程度上能有效防止修改；⑦MeyerzuEissen等提出通過根據寫作風格上的變化來分析單篇文檔，從而決定是否有潛在抄襲；⑧美國學校首先引入Tumitin偵探剽竊數據庫，用于防止論文抄襲，此外還有其他類似軟件系統用于進行文檔相似度分析。當然不同的檢測系統其相似度算法的精度也不盡相同。
1.2 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關于論文抄襲剽竊檢測方面已有一些研究：①張斯通過對中文文本進行自動分詞，然后計算它們的相似度，從而判別文本是否抄襲，其對應裝置包括：樣本輸入裝置、樣本數據庫、自動分句分詞裝置、分詞數據庫、預處理裝置、特征詞數據庫、相似判別裝置、判別結果輸出裝置和控制處理裝置等。②鮑軍鵬通過文本的結構信息和語義信息提取文本特征，是通過運用文本剽竊判定模塊中設定的探針法，估計待檢測文本特征和特征庫中的文本特征的最大共同語義，并給出文本雷同度量，從而判別文本是否抄襲。③沈陽是通過先找到存儲空間內的格式遺留，再將這些遺留格式附近文檔的關鍵詞或／和句子或／和段落與文獻庫中的文獻內容進行比較，從而減少被檢測文檔的數據量，加快了反剽竊或轉載文檔檢測速度。④張履平通過對已植入水印的文章進行特征擷取，根據所取得的詞匯輸入搜尋引擎以搜尋相關可疑文章；根據與原文比對結果取得的句子進行水印解析；將所取得的水印信息與原來的水印比對，從而判斷是否為剽竊。⑤金博等則對基于篇章結構相似度的復制檢測算法有一些研究。
1.3 存在的問題
事實上，由于剽竊形式的多樣性和隱蔽性、語法和句法的復雜性等，目前主要采用的“數字指紋”和詞頻統計兩大類抄襲識別技術已經不能滿足實際的剽竊檢測需求，會造成很多漏檢和誤檢，其“召回率”和“精準率”都有待提高。歸根到底是因為其檢索模型有待突破，算法亟待改進或需創造全新的算法來針對學術論文抄襲剽竊檢測的實際。如何把握并充分利用學術論文的結構和語言特征，提供具有針對性的檢索模型和相似度算法及其實現系統，對能否在異構的分布式學術論文資源系統中，對抄襲剽竊檢測進行更精確的判斷至關重要。
2 學術論文復制檢測研究的新思路
針對以上問題，筆者提出以下學術論文復制檢測研究的新思路：①建立有針對性的學術論文語料庫；②通過對語料庫的深層加工、統計和學習，建立統計語言模型；③充分利用學術論文著錄項目自身的特點，通過將文檔結構化，賦予元數據項加權系數，運用卷積計算學術論文的相似度；④利用支持網絡語言的JAVA編程實現相似度算法；⑤通過將待檢測論文與數據庫中已有文獻對比，計算其相似度，當相似度超過某一閾值時，則判斷該論文有抄襲的可能，如圖1所示：
3 具體方法及步驟
3.1 建立某一學科專業的學術論文語料庫
新一代的兆億級的大規模語料庫可以作為語言模型的訓練和測試手段，用以評價一個語言模型的質量。本文建立的語料庫中存放的是在學術論文語言的實際使用中真實出現過的學術論文語言材料；是以電子計算機為載體，承載學術資源語言知識的基礎資源；通過對真實語料進行分析和處理等加工，使之成為本文的學術論文抄襲檢測模型和算法的訓練與測試手段。
利用豐富的學術資源數據庫，如Dialog、SCI、EI、INSPE、IEEE、Science Direct、EBSCO、PQDD、SPRINGERLINK、KLUWER、Science online、Medline、CNKI、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數據庫、萬方數據科技信息子系統、萬方數據商業信息子系統、七國兩組織的專利數據庫、國內外專利數據庫等異構的分布資源，通過信息檢索，從某一學科專業著手，構建某一學科專業領域的學術論文語料庫。
3.2 以信息論為工具，創建統計語言模型用于學術論文檢索
數學是解決信息檢索和自然語言處理的最好工具。其實早在幾十年前，數學家兼信息論專家香農(Claude Shannon)就提出了用數學方法處理自然語言的想法。語音和語言處理大師賈里尼克(Fred Je-
linek)首先成功利用數學方法解決了自然語言處理問題。統計語言模型(即基于統計的語言模型)通常是概率模型，計算機借助于統計語言模型的概率參數，可以估計出自然語言中每個句子出現的可能性，而不是簡單地判斷該句子是否符合文法。統計語言模型以概率頒布的形式描述了任意語句(字符串)s屬于某種語言集合的可能性，需要對任意的語句s都給出一個概率值，例如：P(他／認真／學習)=0.02。本文充分利用學術論文不同于報紙新聞論文或其他類型文檔的語言特點，以建立的學術論文語料為訓練和測試基礎，提出新的基于學術論文的統計語言模型作為針對學術論文抄襲剽竊檢測算法的檢索語言模型。具體做法為：以信息論為工具，把握學術論文的語言特點，通過對以上所建立的學科專業語料庫進行深層加工、統計和學習，獲取大規模真實學術論文語料中的語言知識，建立基于學術論文語料庫的統計語言模型；通過實驗，與其他文本信息檢索模型進行比較，論證其有效性。
3.3 利用學術論文中描述資源對象語義信息的元數據結構，計算文檔相似度
充分利用正式出版的學術論文的結構特點，根據學術論文中標引出的K個描述資源對象語義信息的元數據(Di，i=1，2…k)，將學術論文結構化；然后利用已有的基于學術論文語料庫的統計語言模型，將待比較的論文的各相同元數據Di(i=1，2…k)部分進行比對得相似度si，再根據元數據對論文的重要程度給定第i個元數據項相似度權函數wi；則整篇學術論文總體的相似度為Sd=∑Wi*Si。
具體算法舉例如下：
將待檢測的學術論文的元數據如題名Til、關鍵詞Kyl、摘要Abl、正文.Tel、參考文獻Rel等元數據字段抽取出來，與語料庫中已有論文的相應元數據字段內容題名Ti2、關鍵詞Ky2、摘要Ab2、正文Tx2、參考文獻Re2進行相似度計算。計算時，在篇名字段前給以0.25，0.4，0.15，0.1和0.1的加權系數。建立的統計語言模型計算待測論文和語料庫中已出版的論文j同一元數據字段的內容相似程度，記為：Sim_Tij，sim―Kyj，Sim_Abj，Sire Tej，Sim_Rej，卷積后得整篇論文與語料庫中某篇論文j的相似程度值計算公式為：Sinai―larity_paper_j=0.25×Sim_Tij+0.4×Sim_Kyj+0.15×Sim_Abj+0.1×Sim_Txj+0.1×Sim_Rej；再計算與待檢測論文最相似的那個最大相似度Max_Similarity=Max{Simflarity_paper_j}；如果Max_Similarity大于設定的閥值1(如40％)，則判斷為疑似抄襲，這樣的論文需要審稿專家仔細認真審理，如果Max_Similarity大于設定的閥值2(比設定的閥值1大，如80％)，這樣的論文極有可能存在抄襲，需要審稿專家特別注意。在計算相似度值后，計算機系統記錄下相似度高于設定閥值的抄襲和被抄襲的學術論文來源、相似度值、及其各元數據項信息(包括作者信息)。以上各元數據項相似度計算過程中，加權系數可以根據需要做適當調整為其他數值，但系數總和為1。
3.4 推廣使用
通過對某一學科專業的研究，進一步拓展到其他學科領域，從而最終實現在異構的分布式學術論文資源系統中，對各個學科領域的學術論文抄襲剽竊進行跨平臺檢測。
4 研究展望及難點、解決辦法
論文摘要：關于科技傳播以及在網絡環境下信息傳播對科學研究的意義等問題，雖然很多學者進行了探究，但尚有待深化。在分析比較前人的理論模式的基礎上，我們構造了網絡環境下知識創新中信息傳播的階梯網狀模式。這種階梯網狀模式突出啟發性信息的作用，強調信息選擇、信息反饋的多樣性帶來信息傳播的隨機性和多路徑，有助于進一步認識科技傳播及其運動的特點和規律。
一、科技傳播模式的研究狀況
雖然科技傳播概念的使用還沒有達成一致，在國內有“科技傳播”、“科學交流”、“信息傳播”、“技術傳播”，英文中有“Scientific and Teclinical Communication”，有“Science Communication”，有“scientific Communicatmn”，還有“Technical Communication”，但對科技信息、科技交流、科技傳播、網絡傳播等的研究卻十分活躍。
1．科技傳播
J.D.貝爾納(J.D.Bernard)是最早注意到科技傳播的科學社會學家之一，他在《科學的社會功能》一書中，用一章(第十一章)專門討論科技傳播。貝爾納認為，“按照過去關于科學的概念，交流是科學家之間惟一的橋梁”，但是，“在今天我們已經明白科學情報數量之多已使其傳播成為巨大問題”，“除非采取某種措施，我們就將面臨知識一經獲得就立即無用的局面”，因此“需要極為認真地考慮解決科學交流的全盤問題，不僅包括科學家之間交流的問題，而且包括向公眾交流的問題”。“這個問題可以劃分為提供專門資料和提供一般資料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涉及科學出版物本身的職能和科學家之間個人聯系的其他手段，第二部分涉及科學教育和科學普及工作。”從貝爾納的闡述中可以看出，科技傳播涉及三個方面的問題：科學家之間的交流、科學教育和科學普及工作，這三方面組成了科技傳播系統。
W.O.哈格斯特龍(W.O.Hagstrom)將科學傳播與科學獎勵聯系起來，提出了獨特的“交換理論”。所謂“交換理論”，即主張科學家為了得到承認而相互交換科學信息。哈格斯特龍在《科學共同體》一書中完整地闡述了這一理論。在他看來，科學家向科學共同體貢獻心智是作為禮物，以換取得到承認作為回報。“在科學中，提交的手稿被科學期刊接受就確立了贈禮者作為一名科學家的地位——確實，作為一名科學家的地位只能靠這樣的禮物饋贈而得到——而且這還確保了他在科學共同體內部的聲望。……科學的組織結構包含著以社會承認對信息的一種交換。”哈格斯特龍的貢獻在于深入分析和探討了科學傳播的動因。
D.克蘭(D.Crane)的《無形學院——知識在科學共同體的擴散》是專門討論科學交流問題的著作，她采用實證的方法，通過對鄉村社會學和數學領域的研究，綜合評述了自己對科學交流方面的研究，對科學創新的擴散、科學交流與影響的本質等問題作了深入分析。克蘭的研究無疑對科學交流理論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翟杰全在《論科技傳播》中將“科技傳播”定義為：“科技知識信息通過跨越時空的擴散而使不同個體間實現知識共享的過程”，認為科技傳播承擔著把科技知識從其擁有者傳遞給接受者，使接受者了解、學習和分享這些知識信息的任務，基本功能是把科學家的“私有知識”轉化為“社會共享知識”，實現科技知識的傳遞和擴散，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吳國盛在《科學走向傳播》中指出，“傳播”首先代表的是一種新的觀念。“科學傳播”就是把“傳播”的理念引入對“科學”的理解之中，用“傳播”的態度看待科學、對待科學。科學的“傳播”化，表明“多元、平等、開放互動”的現代觀念已經或正在進入科學事業中，進入科學與社會的關系中。科學傳播包括三個層面：科學界內部的傳播，科學與其他文化之間的傳播，科學與公眾之間的傳播。
2．科技傳播模式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人們開始注意對信息傳播規律的研究，出現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1974年Meadow發表的《Communication in Science》一書。Meadow指出，人們試圖通過建立信息傳播的模型，用行為科學理論來研究信息傳播的過程，研究的重點是學者為什么和怎樣進行學術研究，他們是如何互相交流的，在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以什么方式發表研究成果和其他信息，出版發行機構和圖書館在學術信息傳播過程中怎樣發揮作用等。張勇的《科技信息傳播模式研究》從信息的作用、信息化、信息網、信息技術以及科技文獻傳播、媒體傳播、組織(中介)傳播、網絡和網絡化傳播等方面的理論和現實狀況入手，研究了科技信息傳播的發展趨勢，科技信息傳播的三種模式與應用途徑。本人的《試論知識創新信息運動》一文把知識創新看作是創新信息的運動過程，認為知識創新的過程就是創新信息與人的認知能力相結合的過程，知識創新只有基于創新者的信息活動才能完成，知識創新中信息運動就像一條紅線，貫穿于知識創新的整個過程。鄒志仁的《情報交流模式新探》提出應當依據信息交流的主體及其關系來建立信息交流的模式，并根據“終結元”介入程度將交流分為直接交流、準中介交流和中介交流。信息棧是嚴怡民在《現代情報學理論》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信息從生產者向使用者流動過程中所經過的環節。它必須是人或人工系統，其功能是接收、處理和傳遞信息，并且是信息交流過程中信息變異的重要影響因素。王琳認為棧理論和“中介元交流說”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因為兩者的模式標準都是建立在對信息交流主體及其關系的客觀反映基礎之上的。但與中介元相比，使用“信息棧”的概念術語除了表明其傳遞的中介作用外，可以更加突出和強調它的吸收和利用信息并使之增值或衰減的功能，從而更準確地反映了信息交流的實質。
3．信息網絡化與科技傳播
隨著信息網絡化的發展，網絡傳播正在改變著科學研究的途徑和模式。Michael Nentwieh在《網絡科學：信息傳播技術改變學術交流模式》一文中，就信息傳播技術(ICT)如何通過改變學術交流模式而改變科學研究的模式做了研究，提出了一個啟發式的模型：ICT是個獨立的變量，另有一系列相關變量，這些因素構成了一個新的體系，即網絡科學(Cyberscience)。Rice在《網絡分析和網絡傳播系統》一文中對CMC系統(電腦網絡信息傳播)進行了系統的研究。他指出，網絡已日益重要，而CMC系統的采納和運用又是重中之重。CMC系統通過電腦和電信網絡的聯合作用來促進大量聯網使用者之間的創造、處理、存儲、修復、信息交換等各方面的能力。Leah A.Lievrouw和Kathleen Carley在《在“telesclence”時代科學知識傳播模式的變化》中研究了在計算機、電話、傳真機以及其他電信設備的工作環境下，科學家們是如何采用一種新的方式——“telesclence”來進行研
究的。文章指出，在網絡環境下，刊物文章或者有組織的科學會議的數量不再增加，取而代之的是新電子基礎設施上人與人之間交互作用的增加。Leah A.Lievrouw在《傳播、意象和科學知識：一個概念框架和個案研究》一文中指出，科學家交流行為的多樣性和靈活性以及他們交流渠道、風格與信息、網絡的復雜性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Roosendaal H.E，Geurts P.A.T.M，Vall der Vet P.E.等在《科學傳播的發展：關于資源鏈的思考》中分析了科學信息資源鏈的轉化，并指出科學信息資源鏈的轉化是與科學研究和教育相伴隨而變化發展的。燕今偉的《網絡環境下學術信息傳播的變革》，從學術信息傳播模式的發展歷史和研究現狀人手，以參與學術信息傳播過程的主要機構為出發點，探討了網絡環境下信息傳播過程的變化，最后分析了信息傳播模式的發展趨勢。岳泉等的《網絡信息傳播透析》指出，互聯網的迅猛發展為信息傳播提供了一條嶄新的途徑，對傳統的信息傳播產生了強大的沖擊，互聯網正以驚人的速度滲透到社會的各個方面，深刻地改變著人們的工作、學習、生活，改變著人類信息傳播的模式。郝金星在《網絡環境下的信息交流模式初探》中研究了作為人類生存和發展需要的信息交流在網絡環境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文章通過研究網絡對信息交流的影響，分析網絡環境下信息交流的變化，進而提出了信息交流的網絡模型。
信息網絡化極大地提高了科學研究的效益，使得科學家們更傾向于利用網絡。Walsh和Maloney探討了網絡對科學研究的合作結構和合作生產力的影響。他們認為，科學之間的協作越來越多，網絡技術更能促進科學的團隊合作。互聯網技術可能改變科學合作結構，從而提高合作生產力。Walsh和Bayma在《虛擬大學：電腦網絡信息傳播(CMC)和科學研究工作》和《電腦網絡和科研工作》中對電腦網絡信息傳播可能給科學研究工作帶來的影響和變化進行了理論研究與實證分析。他們通過對四個領域科學家的訪問，討論在科研組織中網絡傳播的影響，認為網絡傳播能夠催生新的合作機制，網絡傳播已經成為科學工作必需的一部分。他們發現不同領域的科學家使用網絡的頻度不一樣，這是由于不同領域不同的社會結構和工作組織造成的。Stephanie Teasley和Steven Wolinsky在《科學》雜志上發表了《傳播：遠距離的科學合作》，論述了網絡是如何支持遠距離的科學合作的。網絡通過快速的信息傳播、協調大量復雜的實時關系，增強科學研究間的協作。特別是聯合實驗室——“無高墻的實驗室”：高性能的網絡結構連接政府、企業和院校，組成一個虛擬的整體，正是這一整體支持著遠距離的科學合作。Kouzes、Myers和Wulf在《聯合實驗室：在網絡上進行科學研究》中指出，現代許多復雜的科研成果都是多個研究機構合作的結晶，基于計算機的合作被應用于現代科學研究是很有意義和價值的。
二、科技傳播的理論模式
模式，是對現實事件的內在機制以及事件之間關系的直觀和簡潔的描述，是理論的一種簡化形式，能向人們表明事物結構或過程的主要組成部分，以及這些部分之間的相互關系。傳播學確立數十年來，傳播模式創立了數十種，數量之多表示著信息傳播模式研究的興旺和人們對其的重視。
1．拉斯韋爾模式
在傳播學研究中，第一位提出傳播過程模式的是美國學者H.D.拉斯韋爾(H.D.Lasswell)。他認為描述傳播行為的一個方便的方法，是回答下列五個問題：誰(Who)、說了什么(Says What)、通過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對誰(to 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這被稱為“拉斯韋爾公式”，也稱“五W模式”。
這一模式具有重要意義，它第一次將人們每天從事卻又闡釋不清的傳播活動明確表述為由五個環節和要素構成的過程，為人們理解傳播過程的結構和特性提供了具體的出發點。但拉斯韋爾雖然考慮到了受者的反應(效果)，卻沒有提供一條反饋渠道，沒有能揭示傳播雙向互動的性質。
2．申農—韋弗模式
1949年，信息論創始人申農(C.E.Shannon)和韋弗提出了有關信息傳播的數學模式，該模式是從通訊工程的技術設施中抽象出來的，它將通訊原理運用于人與人之間的傳播，從而對以后的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
該模式雖然提出了“噪音”的概念，但仍是單向、線性的模式。為彌補和發展申農—韋弗模式的不足，M.德福勒(M.DeFleur)提出德福勒模式。德福勒增加了另一組要素，以顯示信源是如何獲得反饋的，而反饋則使信源有可能使自己的傳播方式更有效地適應信宿。
3．馬萊茲克模式
G.馬萊茲克(G.Maletzke)1963年提出了關于信息傳播過程的系統模式。在該模式中，他把信息傳播放在一個受到各種社會力量、心理因素相互作用的環境中進行考察。傳者和受者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下進行著互動、雙向的信息傳播，整個傳播過程是在復雜的社會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影響下完成的，是一個復雜的、互動的系統。
4．米哈依洛夫模式
米哈依洛夫(A.L.Mikhailov)將科學情報生產者與使用者之間的交流過程分解為非正式交流和正式交流，提出了廣義的“科學交流系統”。他認為通過科學文獻系統來進行的交流是正式過程，情報的使用者與創造者之間通過個人接觸進行的交流是非正式的。這一模式的提出，可以說開創了情報學研究的一個新領域——情報交流模式。該模式簡單明了，有其合理性和實用性，缺陷在于它只是對情報交流的一個粗略描述，作為情報交流系統基本要素之一的“情報”并未在模式中得到反映，而且模式也沒有考慮到環境對情報交流過程的影響。
5．假想的2020年信息交流模式
Hurd研究了新技術背景下科學交流的新變化，提出了假想的2020年信息交流模式。該模式立足于網絡媒介，顛覆了基于紙質載體的信息交流模式。Hurd認為，無形學院仍將存在，網絡工作站增進了成員之間的聯系，成員們依靠網絡保持聯系，學術信息、原始數據被保存在服務器上供他人使用，網絡提供相關研究信息和預印本文獻。
三、知識創新中信息傳播的階梯網狀模式
為進一步認識科技傳播及其運動的特點和規律，在考察分析比較前人理論模式的基礎上，我們構造了網絡環境下知識創新中信息傳播的階梯網狀模式。
知識創新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把創新過程置于三維空間中，可以看作是曲折上升的階梯式攀登過程，每一個完整的階梯都可以分為平緩面、轉折點和傾斜面。而每一個平緩面、轉折點和傾斜面都充滿著信息傳播的網狀運動。在信息運動曲折上升的階梯式攀登過程中，平緩面進行的是“問題”指引下的信息集聚活動。這個界面具有很強的信息加工處理功能，不僅吸取外部信息，而且也發送信息。信息集聚是對知識創新中的信息加以選擇和協調，分析和綜合，就如同潛能處于高度積蓄狀態，稍有機會就能成為契機。轉折點的關鍵是啟發性信息的介入，這一介入使得信息集聚爆
發出巨大威力。創新者在百思不得其解時，某一信息的刺激，使之豁然開朗，產生飛躍。轉折點可以說是創新成功的瞬間。傾斜面形象地反映出啟發性信息的介入而導致創新的產生，表達了科學認識中的“頓悟”對知識創新的強有力推動。此時，知識創新中的關節點已經突破，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迎刃而解，信息從模糊到清晰、從零散到系統、從潛在到顯現，并在協調機制和反饋機制的雙重作用下加速運動，急劇上升，從而進入知識創新的。
在知識創新的階梯攀登過程中，信息運動曲折上升，具有如下特點：
第一，信息運動的積極主動性。引入信息傳播流，把創新過程置于三維空間中，信息運動像一根紅線，始終貫穿著創新的全過程。信息運動，特別是與外來信息的交流不僅表現在平緩面的信息集聚活動和各界面、階梯間的信息溝通和交流，更突出地表現在轉折點啟發性信息的介入。
第二，把握了創新的發展趨勢。知識創新的過程不可能總是一帆風順的，也有停滯，甚至倒退的時候，信息運動也常常可能出現阻滯。但對于有毅力的知識創新者來說，這種停滯是暫時的，隨著信息傳播的發展，特別是啟發性信息的介入，知識創新可能出現“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狀況，信息運動的總趨勢也是上升的、前進的。
第三，突出了創新者的信息能力。如圖7所示，增加信息流寬度，縮短每一階梯所用的時間，就意味著增強知識創新的時效性。要達到這一點，要求知識創新者必須具備很強的信息能力，即擁有很強的信息意識，從而能敏感地捕捉各種信息，特別是啟發性信息，想方設法從多種渠道獲取信息，應用先進技術和科學方法處理信息，另辟蹊徑利用信息等，這樣，信息傳播在知識創新中的作用才能充分地發揮出來。
在階梯式攀登過程中，每一個平緩面、轉折點和傾斜面都充滿著信息傳播的網狀運動。也就是說，在網絡環境下，信息傳播流中不僅存在著鏈式運動，而且存在著多重鏈式互動的運動模式，即網狀運動。這是因為，在網絡環境下，信息傳播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非線性的運動系統。作為非線性的復雜系統，由于存在著信息選擇、信息反饋的多樣性，從而造成信息傳播及其運動的隨機性和多路徑。由此形成網絡環境下知識創新中信息傳播流中的網狀運動，網狀運動有如下特點：
關鍵詞：建設項目 招投標 國內外研究進展
建設項目是指為完成依據相關法律立項，有特定目的的各類工程而進行的有一定資源、人力、時間和質量等條件約束的一次性任務，包括新建和改擴建項目土木工程、建筑工程和安裝工程等。
1 建設項目招投標相關理論
1.1 涵義 招標投標是指招標人對工程建設、貨物買賣、勞務承擔等交易業務，事先公布選擇采購的條件和要求，招引他人承接，若干或眾多投標人做出愿意參加業務承接競爭的意思表示，招標人按照規定程序和辦法擇優選定中標人的活動。主要形式有公開和邀請招標，但是議標也廣泛使用。
1.2 建設項目招投標常規流程 建設項目一般要經歷可行性研究、勘察設計、物資材料采購、施工、監理等階段。招投標是整個建設項目建設的重要環節，包含于建設項目實施的各階段，分散在設計前的準備、設計、施工，甚至包括物業階段，因此它不單列為招投標階段。建設項目招投標常規流程包括：招標、投標、評標、中標和簽訂合同。
招標是指招標人已經具備招標條件，發出招標公告或投標邀請書，說明招標的工程的范圍、標段劃分、數量、投標人應具備的資格要求等，邀請特定或不特定的投標人在規定的時間、地點按照一定的程序進行投標的行為。
投標是指投標人得到招標信息后根據其自身的實力和條件按照招標文件的要求響應招標人要求，在規定時間和地點遞交投標文件，已獲得建設項目為目的。
評標，按照招標文件規定的方法和程序，對所有參加投標人的投標文件進行評價分析，從中選擇相對而言最好投標人的行為過程。
中標，又稱得標，符合法律法規及招標文件所規定的條件，即為得到標的。
簽訂合同，實際上完成了上述的步驟，將達成的實質性內容采用書面形式固定下來。
2 國內外學者觀點總結
2.1 國外研究進展 英國文具公用局于1782年設立，后演變為物資供應部，是政府部門采購辦公用品的機構，為公開招標奠定基礎。但是，19世紀初是招投標的真正開始時期。1861年，美國通過一項聯邦法案規定，超過一定金額的聯邦政府采購，都必須使用公開招標的方式；除美國外，新西蘭、比利時政府也有頒布招標條例、規則和辦法等規定。產生招標的一個直接原因是公共采購的開支主要來源于稅收。稅收取于民眾，開支的使用就要對公眾負責，為了保證自己的購買行為的合理有效，便于公眾的監督，那么采購就要最大限度地透明和公開，即產生了公開招標。另一個原因是由于該時期的自由競爭是資本可以不受限制地在各個企業或各個部門之間自由轉移，導致了兩個結果：一是迫使資本所有者不斷改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擴大商品在市場上的銷售量，以獲取更多的利潤，而采用招標的方式對他們十分有利；二是不斷擴大生產規模，增添設備與廠房，這就促使了建筑業的迅猛發展。建筑業的發展逐漸產生了建筑業的總承包者，這就是招投標的雛形。
二戰后，一些西方國家開始在采購貨物、發包工程等方面廣泛采用招投標。從招投標產生到現在已有250年的時間，在國際上招投標運作模式也趨于成熟，形成了以FIDIC、AIA、ICE、FIEC等代表的招投標運作慣例，他們制定的規則受到世界各國使用。
1956年Lawrence Friedman 發表了《A Competitive-bidding strategy》一文，他把運籌學原理引入招投標領域，認為可以以數學模型來研究進行招投標決策，它揭開了招投標理論研究的序幕。之后，許多學者對這一領域做出大量有深度研究，使得研究得到了快速發展。
Gates從投標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角度建立了新的報價模型；Willenbrock將最大期望價值引入Gates 模型中進一步發展了該函數模型。
Brecht-Wiggans、Richard Engel對招投標活動假說做了總結，認為不同投標者的效用除受自身收益因素影響還受其他相關因素影響；Englbrecht-Wiggans提出了招投標未來可能研究的問題及方向，特別是把對策論、決策論可作為未來研究的方法。
Hapman CB根據對報價及成本的可變性、中標概率的分析，提出了競爭型投標方法。
Seydd Johb基于層次分析法原理，建立一個隨機投標模型的定量分析方法。
Martin Skitmore概括了最低價與次低價投標方法之間的差異后，提出了最低價中標策略理論。
同時博弈論應用于招投標研究得到發展；學者們也開始關注承包商自身實力、網絡技術、信息論理論對招投標的影響。另外，歐美的招投標制度比較完善，對西方成功案例的研究對提高我國招投標工作質量有切實意義。
2.2 國內研究進展 我國建設招標投標制度的發展階段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80年代是為試行階段，主要特征為招標方式基本上以議標為主，招標投標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還流于形式，缺乏公開、公平競爭性。第二階段，90年代初期到中后期為加速推廣階段。這階段的前期規避招標、招標程序缺乏規范等現象嚴重；到了后期出現政府部門與地區管理問題的分割與不協調，從客觀上造成了部門與地區保護主義。第三階段為法制化規范化階段，即2000年《招標投標法》的頒布實施，標志著我國招投標制度進入規范化階段，將建設項目承發包工作納入法制化的軌道。
2000年以后招投標研究成果大量出現；縱觀國內招投標研究，研究主要內容集中在：招投標問題和解決方法、招投標信息管理系統、招投標流程中的技術方法等三方面。
2003年，楊青應用博弈論模型提出了政府可以通過公開招投標做出最優選擇、投標人可以應用博弈論均衡分析，不斷調整策略，達到利益最大化。2005年，鄒銳、毛義華提出了建立了基于計算機計算的投標報價模型。涂飛按照國際招投標規則設計了一個對招投標活動環節作出統一管理的招投標管理信息系統。2007 年，關樹明、呂緒華發表研究并建立了信息對稱下的博弈報價模型，得出了在一般分布下投標者應采取的最優報價水平。2008 年，謝勇在論文《一種基于案例推理的報價決策模型》中，建立以案例推理為依據的報價模型，從而使自動提取報價過程規則有了一定的可能性。2010 年，徐秋林較全面地概括總結電子招投標的現實意義，展望了電子招投標的發展趨勢。
最后，許多專家學者通過構建科學的數學模型，在理論上解決招投標流程中遇到的各種技術性難題。
3 建設項目招投標管理研究內容概述
縱觀國內關于建筑工程招標投標及相關問題的研究，呈現的總體特征是：①在研究問題和解決方法上，研究者根據工作經驗對招投標管理進行研究。因此，這些學者是從實踐出發剖析問題，并提供符合實際需要的解決方案，故很多文章都是類似于經驗交流。另外對地級市招標投標管理的研究較少，而且為招投標監管政策及方法提供相應的決策意見更是微乎其微。②在研究范圍上，局限性較大，大多文獻是對整個國家建筑市場供求狀況分析，或者是建設項目本身做出研究。缺乏對中觀層次的研究，進而不能為市縣區的招投標管理提供具體的策略和建議。目前，我們可以看到對招投標監督管理機構和監管工作人員的戰略選擇、有效激勵機制、監管人背景特征等方面的研究也屬于空白。同時筆者從文獻整理過程中發現學者對建設項目招投標監管效果的研究較少。③在研究方法上，目前博弈論作為一種方法已廣泛用于政治、經濟等諸多領域；國內對博弈論在拍賣或其它領域中的應用發表了大量的文章，研究日趨成熟；但在建筑工程招投標中運用博弈論研究的，多數從宏觀層面上或某一具體問題上定性分析的較多，缺乏深入的系統的理論研究。④在招投標信息化上。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國內有一部分學者先考慮到招投標管理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再思考是否應該建立一套招投標信息管理來方便處理上述問題。雖然進展緩慢，但是學者們還是取得了豐富研究成果，如徐向東、涂飛、王輝等人，分別對招投標過程信息化、招投標管理信息系統和招投標網絡管理平臺方面做出研究，從而推動建設領域信息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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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劉哲，江華.我國建設工程招標投標現狀及其發展趨勢[J].招標投標，2010.
[關鍵詞] 情報 競爭知識 情報學 競爭知識管理學 博弈論 國家競爭力
1 引言
情報之定義眾多，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情報“迷亂”直接導致了情報學研究對象的游移不定，嚴重影響了情報學的健康發展。20世紀90年代以來，“信息”、“信息管理”與“信息學”等術語炙手可熱，“情報”與“情報學”邊緣化的命運似乎難以逆轉。于是，有人懷疑“情報學是否存在”，有人驚呼“信息科學將取代情報學”!盡管“information”既被譯為“情報”，又被譯為“信息”，但“情報”并不等于“信息”，“情報學”并不是“信息管理”或“信息學”。“情報”與“情報學”的黯然失色，受累于人們對“信息”潮流的癡迷與鼓噪，更受累于專家學者對“情報”屬性的失察與誤判。“競爭”是情報的基本屬性之一，情報學研究的核心價值在于提升組織與個體的競爭力。
2 情報學“競爭”話語權的旁落
2.1 情報原本是競爭的產物
“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競爭規律，是整個生物界普遍存在的現象。在人類社會之初，戰爭往往是解決問題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交戰雙方都力圖通過“運籌帷幄”來克敵制勝，將帥們總是千方百計地去獲取敵情。于是，“情報”首先在競爭最為激烈的軍事領域興起。“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就是原始情報思想的直白。我國早期的情報定義是“定敵情如何，而報于上官者”，或“戰時關于敵情之報告”。20世紀中期以后，非軍事領域(特別是科學領域)的競爭日益增強。A?H?米哈依洛夫認為：情報是“作為存儲、傳遞和轉換的對象的知識”，情報學“研究科學情報的構成和共同特性以及研究科學交流全過程的規律性”。“科學交流”理論影響深遠，使情報學發展經歷了“科學情報”階段。及至知識經濟時代，競爭擴展到社會的各個領域，知識資源首次成為各種競爭的戰略制高點。顯然，無論是歷史上屢見不鮮的軍事情報，二戰后發展起來的科學情報，還是現在普遍存在的社會情報，它們都是組織或個體參與競爭的產物，都具有鮮明的“競爭”特性。
2.2 信息不具有競爭的含義
情報與信息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情報始終具有“競爭”特性，而信息從來不貼“競爭”標簽。為了準確把握“信息”的含義，我們可以從語言學和信息學兩個方面來考察。印歐語系中“Information”側重于一種陳述、解釋或理解，有“報導”、“通知”、“告知”、“情報”、“資料”、“消息”之意；或作為學科用語“information science”，指“資料學”、“信息學”、“情報學”。現代漢語中“信息”主要指能夠帶來新內容的消息，常視為“音信”或“消息”的同義詞；也經常作為信息科學的專業術語，如信息論中指用符號傳送的接收者預先不知道的報道。在信息學中，信息一般是指物質的普遍屬性，或者說是物質屬性的一種表征。信息的學術定義成百上千，代表性的說法主要有：①“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質，也不是能量”(N?維納)；②“信息是使不確定性消除的某種東西”(c?E?香農)；③“信息是事物運動的狀態和狀態改變的方式，或是主體所感知的‘事物運動狀態和狀態改變的方式’”(鐘義信)；④“信息是物質系統諸組成元素之間的排列關系，即物質系統的序”(侯金川)。信息不是物質而又反映物質，只要有物質存在就有信息存在。物質世界的表現由信息來演繹，人類社會的認識從信息中提煉。信息與情報的區別之一是：“競爭”主導情報活動的全過程，但并非衡量信息工作的標準。
2.3 情報學發展的重重誤區
情報領域隨著“競爭”擴大逐步拓展，曾經成功地從“軍事情報”進化為“科技情報”。然而，面對全社會的“信息，知識”潮流，情報卻未能站穩腳跟。1992年9月國家科委將“科技情報”改名“科技信息”，“信息”替代“情報”的時髦一發不可收拾。此后，科技信息中心打敗了科技情報所，信息管理系吃掉了圖書情報系。曾幾何時，人們熱烈地歡呼“信息”，似乎“情報”只有伴上“信息”才有出路。喧囂過后，我們發現倘若情報拋棄“競爭”的本質屬性，情報學的消亡就為期不遠了。如果“情報”可美名曰“信息”，那么“情報學”就應該換名為“信息學”。如此一來，在學科體系中就有傳統情報領域的此“信息學”和信息通訊領域的彼“信息學”，這豈不怪哉?實際上，情報不等于信息，情報學不可能搖身一變成“信息學”，盲目改名導致“情報學”在“信息”的壓縮下日益萎縮。在我國的專業學會中，情報學學會和信息學學會就是并列的兩個學會。情報是信息的重要組成部分，信息是情報的上位概念。信息學的研究范疇是整個信息業，它決不可能因為情報學一廂情愿的投靠而等同于情報學。情報學研究范圍擴展到“信息”忽略了情報的“競爭性”，失去了“競爭性”的情報學不再是情報學。1998年教育部頒布了《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情報學”被“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吞并。情報學本科專業的消失敲響了情報迷戀信息的警鐘，重樹“競爭”大旗是情報學走出誤區的捷徑。
3 情報學“競爭”話語權的回歸
3.1 情報學發展的迷途知返
面對“情報”的更名和“情報學”的重重危機，諸多專家學者認真反思情報學的研究對象及其研究內容，積極探索“情報”與“信息”、“情報學”與“信息(科)學”的區別與聯系。在爭論中人們逐步認識到：“情報學是信息科學群的一個分支學科”，“情報科學是信息科學群中的一分子”，“信息科學在廣義上是一個學科群，包容范圍很廣，情報學可以認為是其下位類學科”。情報學與信息學的研究對象并不相同，前者的研究層次遠遠高于后者，后者的研究范圍遠遠大于前者。我們不能無限地擴大情報學的外延，去搶占其他信息學科的地盤，甚至誤以為“情報學”就是“信息學”。嚴眙民教授指出：情報學的“單一方向擴大化”研究混淆了情報學與傳播學、認知科學和決策學的界限，它把這些學科的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據為己有，因而不是在本質上與核心上深化和發展情報學，而是使情報學離它的本質與核心越來越遠。栗莉女士認為：我國現行情報科學有“真”情報科學(傳統意義上的情報科學)和“假”情報科學(信息科學)兩層含義，目前我們面臨的最大任務就是將“真”情報科學“返璞歸真”，同時還“假”情報科學以“信息科學”的面目。探討“情報學”，我們不妨從“情報”入手。“情”與“報”是情報構成的兩個基本條件。有情不報，或報而無情，都不能構成情報。在動態的競爭過程中，競爭所需要的知識沒有傳遞就不會影響競爭，傳遞著的非競爭所需要的知識同樣無助于競爭。如
果說“情”的內容是“知識”，那么“報”的價值就是“競爭”。情報工作的目的是滿足競爭決策的需要，競爭性是情報的本質屬性。情報的“決策性”、“傳遞性”與“效用性”，刨根問底也可歸結于情報的“競爭性”。只要我們牢牢抓住情報的“競爭性”，情報學就能與信息科學劃清界線，情報學就會在學科體系中生機勃勃。
3.2 競爭情報研究的方興未艾
在信息給情報造成莫大的沖擊之際，“競爭性”的重新審視為情報找到了一片綠洲；在情報學陷入危機與困境之時，競爭情報的悄然興起為情報學撐起了一片藍天。information的范圍實在太廣，情報不應該也不可能容納所有的信息。不少學者主張“情報”不是泛而無邊的“information”，而是為某種目的從事智力活動的“intelligence”。Intelligence無疑屬于傳統的情報范疇，美中不足在于其局限于軍事、政治等領域。于是，有人認為“情報是一個復合和遷移的概念，它既不是in－formation也不是intelligence能夠全部代表的……‘情報’的概念是順應時代環境不斷演進變化的過程”。intelligence體現了情報的競爭屬性，跟“情報”一樣正向各種社會領域延伸，因而“情報”的英譯更接近于“intelligence”。隨著情報活動在經濟競爭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興起，競爭情報(competitiveintelligence)迅速成為情報學研究的熱點。目前，競爭情報主要指企業競爭情報，即企業在經濟活動中為了提高競爭力而開展的“關于企業競爭環境、競爭對手、競爭目標和競爭策略的情報研究”。美國《財富》雜志每年都公布全球500強企業，定期上演蕩氣回腸的企業PK大戲。為了在激烈的商戰中獲勝，企業十分重視利用競爭情報，紛紛建立自己的競爭情報系統。在20世紀80年代，世界500強中有10％建立了競爭情報系統；到20世紀90年代，500強中已有80％以上建立了競爭情報系統；現階段，500強中已經有90％以上的公司建立了競爭情報系統。盡管競爭情報偏重于工商企業，但它又何嘗不是其他行業競爭的關鍵因素呢?競爭情報迅速風靡全球，與其說它是企業參與的結果，不如說它突出了情報的“競爭性”!
3.3 競爭知識管理的初步探索
1994年，侯先生指出：情報是為了滿足競爭中的決策需要而進行的信息獲取與傳遞活動，或者說，情報是為了滿足競爭中的決策需要而獲取傳遞的信息，情報就是競爭所需要的信息，競爭性是情報區別于其他社會信息活動的根本標志；情報學是研究競爭條件下信息活動特殊規律的學科，或者說，是競爭條件下的信息理論；情報學和信息學是個別和一般的關系，它們誰也取代不了誰。后來先生和筆者通力合作，對先前的情報與情報學觀念進行自我修正：情報是一種競爭性和知識性兩者缺一不可的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它不是information(信息概念過于寬泛)或intelligence(傳統情報概念過于狹窄)，而是competitive knowledge(競爭知識)，是組織和個體在競爭中優化決策所需的特定知識；情報學的研究對象是競爭知識管理活動，其研究范疇包括競爭知識的搜集、生產、組織、傳播和服務以及相關的社會運作機制；情報學就是競爭知識管理學，是一門研究競爭知識管理活動規律的科學。“競爭情報”突出了情報的競爭特性，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然而，“競爭情報”存在明顯不足，即情報本身就因競爭存在、為競爭服務，競爭情報有“同義反復”的瑕疵。黃振中先生說得女子：“競爭本來就是情報的一個鮮明屬性……情報本來就是指競爭情報”。“競爭知識”強調情報的知識性――激活了的知識，避免了情報泛信息化問題。同時，“競爭知識”突出情報的競爭性――競爭所需要的知識，區別于圖書館、檔案館等機構／組織的知識。
4 情報學“競爭”話語權的超越
“國家競爭力”是最高形態的“競爭”課題，現有成果對“競爭”的分析往往不夠深入與系統，侯經川先生的原創研究彌補了這一缺陷。2005年6月，他的博士論文《基于博奕論的國家競爭力評價體系研究》在雙盲評審和公開答辯中均獲“全優”，被《信息管理科學博士文庫》收錄與出版。這是一部頗有建樹的超越情報學“競爭”話語權的專著(以下簡稱“侯著”)，以下三個方面尤其值得關注。
4.1 研究內容的超越
侯著考察了國家競爭力評價研究的發展軌跡，其研究視野跨越古今中外，囊括從2500多年前的《孫子兵法》到現代國情國力分析以及從1776年亞當?斯密的《富國論》到現代綜合國力理論的全部優秀成果。綜合國力(或國情國力)理論是國家競爭力的主流理論之一，兩者高度相關又相互區別。它們都涉及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教育、外交、資源等諸多要素的綜合作用，前者是后者的發展基礎，后者是前者增強的重要手段；綜合國力更著重于總量(總實力)和人均量(人均實力)，而國家競爭力更著重于總量與人均量的增長速度，即強調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與其他國家競爭所具有的相對位勢。顯然，綜合國力這種國家實力或國際影響力是一個靜態化的結果，國家競爭力改變或決定綜合國力則是一個動態化的過程。此外，比較優勢理論、國際競爭優勢理論、經濟增長理論、國家環境理論、制度創新和變遷理論等，也是備受關注的國家競爭力理論。目前，國家競爭力理論的重大缺陷是“競爭性”不夠，即“沒有用最地道的競爭理論――博弈論――來研究國家競爭力問題，總給人以隔靴搔癢的感覺”。情報學研究各種行為主體如何獲取與利用競爭所需知識，博弈論研究理性的利益局中人怎樣選擇最優的行為策略，經濟學亦研究“在一定的局限條件下爭取最大利益”。這三門科學都與組織競爭力(國家競爭力是組織競爭力的一種特殊形式)密切相關，它們能夠而且應當為組織競爭力的研究與實踐提供理論指導。侯先生眼光敏銳，綜合運用情報學、經濟學與博弈論等學科原理來研究國家競爭力及其評價體系，創造性地開拓了一個多學科交叉的研究領域，為情報學“競爭”話語權的鞏固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4.2 研究方法的超越
我國社會科學研究通常以定性分析為主，善于從宏觀角度推理與判斷，而在定量分析方面往往有所欠缺，沒有形成用數據說話的習慣。牛頓以后西方有一種流行的科學觀：只有運用數學手段研究，科學才能真正的“科學”。馬克思說：“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真正達到完善的程度”；愛因斯坦曰：“在現代經驗科學中，能否接受數學方法已越來越成為該學科成功與否的主要判別標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出：“純粹數學與應用數學是理解世界及其發展的一把主要鑰匙”，侯先生即用這樣一把鑰匙開啟了情報學“科學化”的大門。應用經濟學原理和博弈論方法來論證抽象的國家競爭力，是一個繁瑣、枯燥與艱難的過程。侯先生贊同博弈論即對策論的觀點，認為“嚴格地說，博弈論并不是
經濟學的一個分支，而是一種普遍適用于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法律等廣泛領域的數學方法”。他用翔實的數據資料和簡潔的數學語言表達深奧的競爭(博弈)理論，增強了文章的嚴密性、邏輯性與說服力，這使得“生硬”的國家競爭力評價體系熠熠生輝。諸如“劃拳游戲”中的“零和博弈”和“囚徒困境”中的“納什均衡”，用文字進行闡述晦澀難懂，而利用數學矩陣表示則一目了然。布魯克斯指出：“情報學如果不實現定量化，它將永遠是一堆支離破碎的技藝，而不能成為真正的科學”。布氏《情報學的基礎》開創了情報學定量研究的新局面，侯著則是我國情報學界一部用數學量化“競爭”的典范之作。
4.3 研究觀點的超越
侯著緊扣“競爭”謀篇布局，章節段落充滿著獨到的見解，字里行間閃爍著智慧的光芒。譬如，著者在“理性經濟人”與“德性經濟人”的基礎上，運用“有限理性”與“有限德性”原則進行國際經濟博弈的不對稱分析，這種情報學研究方法及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無數經典著作堅持“個人服從集體”的簡單說教，似乎以犧牲個人利益來滿足集體利益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個中道理卻又缺乏深刻的分析。侯博士首先通過分析“有限德性”，提出：“當自我利益與他人利益不可調和的時候，人們只能選擇自我利益而犧牲他人利益。即使在自我利益與他人利益并非不可調和的時候……也有可能采取不必要的損人利己的行為”。然后，侯先生在腳注中分析：現實生活中存在將他人利益或社會整體利益視為自我利益的情況，此時“小我”變成了“大我”，當事人可能舍自我利益而取他人利益。最后，著者指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句名言，如果說對于個人之間的關系還不完全實用的話，那么對于國家和民族之間的關系則是最恰當不過了”。觀點新穎，語言犀利，說理入木三分!侯著的腳注將近300條，其中很多都是作者思想的自然流露。復雜的社會關系、迥異的個人行為和抽象的經濟理論，通過“競爭”剖析后原來如此簡單明了。國家競爭力及其評價體系的核心與靈魂就是關乎國計民生的“競爭”，“國家競爭力”研究奏響了情報學“競爭”樂曲的最強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