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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篇:寫作不僅是一種記錄,更是一種創造,它讓我們能夠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將它們永久地定格在紙上。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12篇農民收入問題調查,希望這些內容能成為您創作過程中的良師益友,陪伴您不斷探索和進步。
【關鍵詞】 農民收入 產業結構 中山鎮
一、基本情況
中山鎮位于楚雄市西南部山區,海拔861~2370米,年降雨量780~1200毫米,距市府鹿城121千米。全鎮含11個村委會,共有住戶5527戶,全鎮總人口28525人。在全鎮總人口中,農業人口27754人,占總人口的97.3%,非農業人口771人,占總人口的2.7%。
2014年2月,研究小組對楚雄市中山鎮哨房村、洼子村、灑巴苴村、中山村、務阻村、六街村6個自然村村民收入情況進行調查。調查采用問卷、走訪、觀察的形式進行,共發放問卷120份,實際收回有效問卷104份;問卷涉及收入來源、收入狀況、影響收入增加因素、農民文化程度等問題。根據調查結果,農民收入來源可分為種植業收入、養殖業收入、工資性收入、其他收入四種類型。
二、楚雄市中山鎮農民收入現狀
1、農民收入總量
2013年底,中山鎮農民總收入1.9126億元,人均純收入6705元。其中種植業收入1.2088億元,養殖業收入2255萬元,工資性收入759萬元,其他收入4024萬元。
2、2013年農民收入來源結構
表1反映的是中山鎮農民四類收入來源及其所占比重情況。
第一,種植業收入12088萬元,占農戶年收入的63.2%,占據主要地位。調查中進一步發現:種植業收入主要以烤煙、魔芋、核桃等常規經濟作物為主。2013年間,全鎮有75%以上的農民栽種烤煙,烤煙給農戶帶來的收入在5000―20000元之間。核桃戶均種植核桃40―50棵,60%的農戶核桃收入在2000―5000元之間。全鎮有70%以上的農戶種植魔芋,魔芋帶來的收益在1000―2000元之間。
第二,養殖業收入2255萬元,占農民年收入的11.8%。從實地調查看,養殖業主要以一家一戶分散養殖為主,沒有規模養殖場,停留在自給自足階段。養殖業具體戶均年收入在3000元左右。
第三,工資性收入比重小,由于中山鎮地處高寒山區,遠離城市,外出務工的農民相對較少。調查顯示,2013年全鎮工資性收入人群(具備相對穩定工作和外出打工者)共計1046人,工資性總收入759萬元,工資性收入僅占農民年收入的3.9%。
第四,其他收入是農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份,達4042萬元,占農民年收入的21%。根椐實地調查,其他收入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部分家庭商鋪經營性收入。二是部分農戶租地收入。三是政府補貼性收入,含低保、農業政策性補貼等,年人均1200元左右。
3、村與村之間農民收入情況比較
表1反映的是全鎮農民總收入中各收入來源所占比重的總體狀況。那么,各個村是否都一樣呢?根據對所調查六個村的問卷材料進一步整理,得到六個村委會收入來源結構,如表2所示。
總體看,中山鎮六個村之間的農民人均純收入有一定差距:最高洼子村委會人均8559元,最低六街村委會人均6394元。但以種植業為主(比重63.3%),養殖業(10.8%)、工資性收入(4%)比重小,其他收入(21.8%)占重要收入來源的總體情況和全鎮情況基本一致。
六個村委會收入較高的前三名:洼子、務阻、中山分別有礦場資源和相對優越的商業區位優勢,這也反映了“無工不強、無商不富”的一般性規律。
三、楚雄市中山鎮農民增收面臨的主要問題
1、客觀存在的產業結構性矛盾突出
在農民年收入中,第一產業占63.3%,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缺乏明顯的發展支撐項目。這就導致農副產品流通不暢,產、供、銷三大環節組建困難,造成產業鏈不完整的殘酷現實。另外,在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不足或者缺失的背景下,農民就業和增收途徑受到極大限制。
2、產業內部結構不均衡
在第一產業中,種植業收入所占比重較大,而畜牧業比重較小,農民收入來源面窄。適應市場需求的名、特、新、優產品不多,缺乏市場競爭力。因此,調整產業結構,增強農業創新能力,擴寬市場渠道是中山鎮農民增收的重要途徑。
3、農產品生產技術落后,生產成本偏高
中山鎮由于生產規模小,生產資料和產品供求信息渠道不暢,難以實現現代化生產方式,另一家一戶的生產也缺乏科學的投資和管理決策意識。調查結果顯示,有60%的農戶用于購買肥料的費用支出在500―700元之間。在同樣情況下,有30%的農戶在肥料支出方面達700―1000元。生產技術不純熟增加了成本,以養豬為例,70%的農戶用于飼料的支出費用每頭在500―700元之間,20%農戶在700―1200元之間,僅10%農戶在500元以下。
4、農業基礎設施薄弱
農村基礎設施薄弱,抵御自然災害能力不強。近年來自然災害頻頻發生,旱災造成以糧食為主的農作物大面積受災減產,直接減少了農民的收入。據調查,80%以上的農戶認為,缺水是目前應該解決的最大問題。但從目前最基本的水利設施尚不到位的現實看,中山鎮改善農業基礎設施任重而道遠。
5、農村教育事業發展滯后
據統計,在農村勞動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 87.8%,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5%,文盲半文盲人口在農村仍占絕大多數。尤其在中山鎮,接受過短期培訓的農民僅占10%,而沒有接受過技術培訓的竟高達90%。
6、政策支持效果不明顯
2010年以來,國家出臺了很多利民惠民政策,從一定程度上鼓舞了農民的生產生活積極性,但資金安排上仍然存在“撒胡椒面”現象,項目多而分散,單個項目補助標準低,支農資金不能發揮應有的效益。如現行良種補貼、糧食直補、農資綜合補貼等資金性質一樣,但補貼下達時間不一致,過于分散的補助資金難于發揮應有的作用。
四、增加楚雄市中山鎮農民收入的對策和建議
1、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
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對于農業抗災保收、確保農民收入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近年來自然災害發生頻繁,應重視對農業特別是對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在中山鎮,首先最有效的是興修水池,儲水蓄水。政府應加大對這方面的投資鼓勵政策,對缺水嚴重的自然村應鼓勵和支持農戶修建水池,并給予一定的財政補貼。其次是村級公路建設,特別是一些偏遠的小村,力爭做到“水電路”三通。
2、引導農民更新觀念
當前,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農民的觀念問題,如何將常規生產向名特優農產品生產方向轉變,是引導農民更新觀念做大做強種植業的關鍵。其次是適度發展養殖業,當地豐富的自然生物資源對發展養殖業十分有利。然后抓好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同時還要加強農民家庭經營籌劃和管理能力的培訓。鼓勵和支持成立農產品生產經營民間協會組織,實現規模經營。有組織地安排農村勞動力合理流動和轉移,拓展農民就業空間和增收渠道。
3、提高農產品初級生產技術,降低勞動強度和勞動力生產成本
提高農產品生產的技術,關鍵在于組織培訓農戶相應的生產技能。鎮政府可培植樹立一定的樣板戶,由村委會組織村民參觀學習,并給予一定獎勵。鼓勵當地村民成立現代農機服務經營專業戶,在生產成本遠低于人工成本的基礎上實行有償服務,以減少人力成本和降低勞動強度。
4、加強農村基礎教育
首先,在全面實施農村九年義務教育基礎上,著力解決基礎教育階段教師的結構性缺編問題,盡快補充緊缺學科的專業教師,緩解農村教師短缺的問題。其次,適應市場需求,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確保學生招得進來,走得出去,結合農業產業化發展的需要,以核心農戶為重點,加大青年農民現代農業科技知識、營銷知識和工業理念的培訓教育,加強實用新技術教育。
5、突出重點用好財政資金,改進政府補貼發放方式,醞釀農村重大政策的改革新舉措
對于年度財政資金,需著重解決群眾急需解決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把有限的資金用在關鍵位置,克服“撒胡椒面”現象,注重積累效應,逐年夯實農業基礎。在加大補貼力度的同時,不斷改進補貼方法,盡量合并發放補貼,增強可操作性,方便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讓補貼真正成為各年度生產要素而發揮重要作用。加快村民全民社保、土地承包權、農民宅基地使用權確權頒證進程,以改善農民收入重大政策保障體系,從根本上建立農民生產致富的政策保障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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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農業補貼;農民收入支持
一、文獻綜述
農民增收是近年來的熱門話題。從文字上講,農民是指從事農業生產獲得務農收入的人。但是,由于中國特殊的戶籍制度的緣故,中國語境中“農民”的含義要豐富得多,不僅要從事農業生產,而且必須要具有農業戶口,兩者缺一不可。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中國當代部分農民也可以不必從事農業生產,但是要成為農民仍然必須具有農業戶口。也就是說,農民在中國不是一個職業稱謂,而是一個身份的標識?;谵r民的身份,每一個農民有一塊可以永久無償使用的宅基地,有一份土地使用權,可以比較自由地擇業而獲得多項收入。因此,國家統計局對農民收入設計了一個特別的指標:農民人均純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是指被調查農民純收入之和除以被調查人數。“農民純收入”是指農村居民每年從各種來源得到的總收入相應地扣除所發生的費用后的收入總和,包括四個部分: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人。不過,既然被稱為農民,務農是其家庭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
關于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數據產生,各級統計部門是按照國家統計局的統一規定,根據農村住戶抽樣調查資料推算而得。“農民人均純收入”中的農民,是指農村常住戶。農村常住戶指長期(一年以上)居住在鄉鎮(不包括城關鎮)行政管理區域內的住戶,以及長期居住在城關鎮所轄行政村范圍內的農村住戶。戶口不在本地而在本地居住一年及以上的住戶也包括在本地農村常住戶范圍內;有本地戶口,但舉家外出謀生一年以上的住戶,無論是否保留承包耕地都不包括在本地農村住戶范圍內。
農民收入計算中包括沒有變現的部分。在農民收獲產品之后,統計上就算做了收入;農民自己生產的產品自己消費,糧食、蔬菜等,統計口徑是既算收入也算支出,都要按照市場價格計算收入和支出;對農民的收入,統計口徑不僅要算現金收入,算實物收入,還包括副產品。例如:小麥收割完,小麥要算收入,麥秸也要算收入;養雞養豬養鴨,雞豬鴨要算收入,糞便也要算收入,可做田地有機肥。農民人均純收入中有一部分是不能用做生活消費的,因為每一個農民家庭都是一個經營主體,必須自己為自己墊付生產費用。
目前,對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的研究,主要是對根據現行測算方法得到的數據的真實性和有效性表示懷疑和批評,探討農業生產發展對農民收入影響的文獻很少,目前主要有曹子堅、王敏分析了國家財政支農投入與農民純收入之間的數量關系;黃永興利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技術就農民純收入的主要影響因素進行了定量分析;何秀榮發現了發展農業對農民增收的作用在遞減,但沒有實證的支持;王細芳選取中國糧食生產區之一的湖北省為案例,圍繞農民增收分析了“種糧熱”給農民增收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對其他農業活動則沒有進行研究。
為了更深入地研究農業和農民問題,筆者試圖從農業生產角度探討農業生產的發展對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的影響,為進一步從制度層面鞏固農業基礎地位提供經驗證據和智力支持。
二、變量選擇和數據處理
[提要] 本文以張家口市沽源縣農村消費實踐為例,從影響農村居民消費主要因素入手,對河北省擴大農村消費需求和提高農民消費能力進行對策分析。
關鍵詞:農村消費需求;農村居民收入;農民消費能力
本文為2012年河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河北省農民消費需求不足成因及擴大對策”的部分成果(編號:hb12yj005)
中圖分類號:f3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河北省農民消費需求不足成因及擴大對策—以張家口市沽源縣為例
收錄日期:2013年4月3日
一、沽源縣農村消費基本情況
1、農村消費比重情況。截至2011年底,該縣農村總體消費水平占全縣消費水平的比重連續三年變化不大、基本穩定,從2009年起,連續三年的統計數據顯示,農村消費品零售額占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的比重分別為46.69%、47.01%和48.61%。此數據說明,人口占比達到80%以上的農民,其消費水平接近50%,雖然受金融危機經濟不景氣的影響,消費能力仍在恢復當中,但可以肯定很快就會占到“半壁江山”,由于農民消費基數的龐大,其潛力會進一步擴大和釋放,農村消費對經濟的促進和拉動作用將進一步顯現。
2、農村居民收入情況。把潛在的消費需求變為現實的有效需求,增加農民收入是關鍵。近年來,沽源縣經濟發展較快,該縣農村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在不斷提高,尤其是近3年來農民的收入增幅更為明顯,多數農民家庭收入穩中有增。其增收主要原因:一是加大對農村剩余勞動力和返鄉農民工的再就業培訓,促進農村勞動力充分就業;二是積極鼓勵和引導返鄉、在鄉農民工的自主創業,尤其是拓展了蔬菜產業的一條龍生產產業,包括蔬菜的種植、加工、包裝、倉儲、運輸、信息服務等項目,有力促進了農民增收;三是注重發展農民經濟合作組織,特別是畜牧業養殖產業的農民經濟合作組織帶動農民致富。分析農民收入增長的結構和特點,主要表現在經營性收入、工資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的增長上。
二、影響農村居民消費的主要因素
1、農民收入總體水平還不高。收入增長的持續性不強是影響農村消費市場的主要原因。截至2011年底,該縣第一產業占生產總值比重仍然偏大,由于自然和市場的雙重風險,收入時好時壞,增收拉動作用不大。究其原因,主要是農業基礎薄弱、抵御自然和市場雙重風險的能力不強。二三產業發展滯后,所占份額不大。多年來,農民收入增長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主要在于非農行業就業的機會不多,現有的企業對農村勞動力吸納能力和對農民收入的貢獻率不高。主要原因是該縣農民家庭二三產業發展起步晚、規模小、效益低,農民從中得到的收入少,限制了農民的消費。
2、經濟發展基礎差,城市化水平低。從地理位置來看,沽源縣屬于壩上邊遠地區,距離周邊城市較遠,接受輻射機遇欠佳,加之交通等基礎設施因素的影響,制約了經濟的發展。該縣西部5個鄉土地貧瘠、整體工業基礎薄弱、財政較為困難是當前的基本情況,直接后果就是長期對農業投入的嚴重不足,相比之下非農產業起步晚,就意味著缺少經濟結構調整及經濟較快發展的啟動力量。同時,城鎮化水平滯后使農村二三產業發展受到需求限制,阻礙了勞動力就業。此外,鎮村幾乎沒有企業發展,談不上工業化程度,即使個別鄉鎮有企業,仍處于小散低弱狀態,吸納剩余勞動力的數量極為有限,阻礙農民收入,進而阻礙農民消費。
3、農業產業化經營步伐不快,農村市場化進程緩慢。近年來,該縣積極實施以“龍頭帶基地、項目帶產業、協會帶農戶、部門帶新村”的新戰略,狠抓農業產業化建設,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農業產業化尚處于起步階段,發育程度較低,產業鏈條短而松,諸多方面還有待完善,阻礙了農村市場化的進程。調查顯示,目前沽源縣70%的農戶農產品的銷售渠道是靠個體商販到田間地頭、農戶家里收購,20%的農戶通過集貿市場銷售;90%的農戶主要從個體商販購買化肥、農藥等生產資料,農資質量難以保證;有70%的農戶認為偏高的生產資料價格限制和減少了消費。
4、刺激農民消費的補貼政策粗放。2008年以來的擴大農村消費需求政策旨在激發農民消費潛力,激勵農民購買欲望,利用“家電下鄉”、農機具購置補貼等政策鼓勵農民消費,中央財政補貼金額在數百元不等。但回看擴大農村消費需求效果,可謂平平。由于數百元的補貼,收入水平較高農民的消費熱情和購買意欲立即調動起來,但收入水平較低農民消費需求表現得十分溫和,由于拿不出購買刺激消費的政策性商品所需幾百元乃至上千元資金,消費需求表現得十分冷清,只能望“補貼”興嘆,一刀切的補貼政策很難收到理想效果。因此,依據“被平均”的農民收入進行平均補貼對擴大農民消費需求作用不大。補貼政策未收到理想的效果的一大突出表現,就是補貼政策的粗放有余,精細不足,導致無的放矢,事半功倍。
5、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近幾年,雖然縣域基層農村醫療合作已全面普及,農民看病的支出省了,但由于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還相當薄弱,農村居民的養老、大病醫療、子女高中以上的入學等各種問題時刻困擾著農民,特別是近幾年該縣農村青年存有攀比思想,大部分農村青年結婚的首要條件是在縣城購買住房,這使得他們和父輩兩代人,不得不節衣縮食,增加儲蓄,加上農民預期收支的不穩定,極大地限制了農民的其他即時消費。
三、擴大農村消費需求和提高農民消費能力的建議
1、建立農民增收長效機制。擴大農村消費,首先要實現農民收入的持續增長,必須從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堅定不移地推進全縣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不斷提高農業競爭力,拓寬農民增收門路,同時大力發展農村二三產業和多種經營,拓寬農民的就業領域;二是建立健全農村勞務市場體系,為農村富余勞動力外出務工創造良好環境。加強農民工的培訓,讓外出務工人員掌握一技之長,這對增加農民的務工收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三是要繼續推進城市化進程,將農村勞動力更多地轉移到城鎮來。
2、大力發展錯季蔬菜種植、畜牧業養殖產業。蔬菜種植、畜牧業生產具有投資少、見效快的特點。從長遠看,它雖然不是該縣農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卻是穩定農民增收的主要途徑。一方面應當把大力發展蔬菜種植、畜牧業養殖作為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措施,積極鼓勵農民從事蔬菜種植、畜牧業生產,促進農民收入較快增長;另一方面要著力調整生產結構,發展規模特種蔬菜種植、畜牧業養殖、特種養殖和畜產品加工業,及時捕捉市場信息,生產適銷對路產品,增加農民收入。
3、采取階梯式擴大農村消費需求補貼。擴大農村消費需求的討論首先必須面對兩個問題:一是居住在不同區域的農民,收入大不相同;同一地區的農民,收入也有較大差別的問題。二是應認識到不同收入農民的人群購買不同價位和品質的商品的問題。收入水平較高的農民在幾百元補貼的刺激下,購買刺激消費的政策性商品,享受國家的優惠補貼政策,得到更多的經濟
實惠,但這部分農民只占農民總數少部分;而收入較低農民只能用于基本的生活、生產和消費,基本上無經濟能力消費更多的刺激消費的政策性商品,消費意愿調動不起來。一概用平均補貼與平均收入水平來制定擴大農村消費需求政策與現實相悖。
作為反映農民生活現狀的收入統計數據,要避免“平面化”、片面化的數據,必須建立多維度、多角度的立體化數據統計體系,才能既體現他們宏觀環境的大勢所趨,又體現他們生活疾苦的輕重緩急。尤其在當前形勢下,基于農民階層、區域差異,導致收入差距擴大,農民問題中的不平衡性相當突出,對于調查統計中的“平均數”誤區要慎重使用。因此,按市場經濟游戲規則的要求,從政策和資金方面入手,解決農民收入不平衡問題,應對農民實施階梯式的補貼政策,探索和建立對農民補貼來擴大農村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
4、改善農村消費軟環境。要完善和健全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制度和農村的醫療保險制度,穩定農村居民支出預期。目前,農村居民遇到大病醫療、子女高等教育、養老等重大支出時主要還是靠自己平時積累的積蓄,或者向親戚朋友借用。如果能夠盡早建立健全一套適宜于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使農村居民對未來可能發生的不確定性支出有一定抵御能力,減少農民群眾的后顧之憂,自然就可以有效地刺激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其起到的經濟促進效應將是無法估量的。
5、出臺相應的抵御農民經濟風險的保險政策。政府應該出臺相應的保險政策,加強農民抵御自然和市場雙重風險的能力。據調查,農民對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十分擔憂,特別對自然和市場雙重風險憂心忡忡,經驗告訴他們,自然或市場風險來臨,經濟損失較大。所以,他們往往居安思危,對未來可能遭受的經濟風險未雨綢繆,其應對方法就是捂緊錢袋,盡量減少消費。農業是一個弱勢行業,農民是一個弱勢群體,他們中間還有一部分到現在還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并不是他們不勤勞,而是地域、機制等歷史原因造成這部分人的貧困。要想解決弱勢群體收入,解決消費增長緩慢等問題,應從政策和資金方面解決增加收入和抵御風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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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現代農業面臨著各種各樣的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這些風險的存在和發生,嚴重地影響了農業的可持續發展。自20世紀70年代末期我國實行后,農業經濟中小規模農戶的分散經營使我國農業風險規避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的農場主經營更加困難,農民的生產經營收益處于一種極度不穩定的狀態。農業保險作為降低農業生產經營風險的社會化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補償農民因各種生產經營風險而造成的經濟損失。近年來,隨著我國市場化、產業化農業范圍的不斷擴大,頻繁自然災害造成的價值損失使越來越多的農民認識到購買農業保險的重要性,保險意識日益增強。但從實際發展水平看,我國農民對農業保險的有效需求仍然不足。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導致農業保險范圍過窄,規模狹小,難以滿足保險經營所遵循的大數法則。與此相應,由于農業保險經營者風險相對集中,賠付率較高,因而難以刺激農業保險的有效供給。
在這種低迷的農業保險需求和乏力的農業保險供給狀態下,我國農業保險發展近幾年來一直舉步不前[1]。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途徑是,在能夠更加準確地說明影響農業保險需求因素的基礎上,通過有效方式提高農戶農業保險的參保率。近幾年來,國內學術界就我國農業保險需求的影響因素進行了探討。王敏俊(2009)以浙江省613戶小規模農戶的調查數據為依據,對小規模農戶參加政策性農業保險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他的研究表明,在當前我國農民收入水平相對低下和家庭聯產承包經營體制在短期內不變的情況下,農民對農業風險的認知程度和土地承包面積是影響他們購買政策性農業保險的主要因素。因此,提高農戶對農業風險的認知程度和參加政策性農業保險的組織化程度,將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政策性農業保險的參保率[2]。侯玲玲等(2010)通過構建Logit模型,分析了保費補貼標準對我國農戶購買政策性農業保險的影響,其研究表明,在政策推動下我國農業保險得到了一定發展,保險補貼對農戶購買政策性農業保險具有顯著影響,但目前我國農業保險的保費補貼標準與農戶的期望值有一定差距,因此應提高我國政策性農業保險的保費補貼標準,完善政策性農業保險的補貼政策[3]。杜鵬(2011)基于湖北五縣市342戶農戶的調查數據,對影響農戶購買農業保險的各種因素進行了綜合研究。他的研究發現,家庭農業人口數、農業收入占農戶總收入的比重、貸款經驗、農民對農業風險的認知程度、農民對農業保險的了解程度、保單產量保障水平、農戶對政府信任水平以及政府補貼水平與農業保險需求顯著正相關,個人承擔保費水平與農業保險需求呈負相關關系,年齡和教育因素與農業保險需求相關性不強[4]。盡管類似上述研究對農業保險需求的影響因素形成了一定的認識,但在更深層次上就農民收入尤其是從農民收入的結構、性質等角度對農民收入與農戶購買農業保險意愿之間關系的實證研究依然缺乏。本文試圖從廣義農民收入概念著手就這一問題進行實證研究。
二、廣義農民收入的概念及理論假說
(一)廣義農民收入的概念
研究表明,農民收入是影響農業保險需求的重要因素。從狹義上講,農民收入是指農民所具有的收入水平,即農民收入值的高低,一般用農戶家庭總收入或農民人均純收入等指標來表示。從廣義上講,農民收入不僅具有數量上的含義,即收入水平,還具有質量上的含義,即收入結構和收入性質。農民收入結構是指農民收入的不同部分及其比例。按其收入來源的不同,農民收入可以劃分為農業經營收入、非農收入及其他收入。農業經營收入主要為家庭經營種養殖業的各種純收入。非農收入主要為家庭成員在機關企事業單位工作的工資性收入、打工收入及各種非農經營收入,例如個體經營收入、財產性收入等。其他收入為以上兩種收入之外的其他收入,例如政府補貼等。農民收入性質是指農民收入具有穩定性、不確定性和增長性等方面的特征。農民收入穩定性是指收入的固定性和持久性特征,一般通過總收入中穩定性收入的比重來表示。農民收入不確定性指農民收入受自然或市場等方面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表現出預期之外的波動性特征。農民收入增長性是指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后,受收入來源、收入途徑及獲取收入所依賴的資源等各種因素影響農民收入所具有的增長潛力[5-7]。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及城鄉二元社會體制等經濟社會背景和農戶家庭條件差異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下,不同農戶在收入水平相等的情況下其收入結構和收入性質往往存在顯著的差異,這些差異對農戶購買農業保險的傾向會產生重要影響。
(二)理論假說
從廣義農民收入概念來看,與農民收入質與量兩個方面的規定性相適應,農民收入對農業保險需求的影響也必然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收入水平及其變化是農戶購買農業保險決策的基礎和重要影響因素;第二,在收入水平既定前提下,收入結構和收入性質的差異是造成不同農戶對農業保險需求具有不同的購買傾向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理論假說:(1)收入水平對農戶購買農業保險具有正向影響;(2)在農民收入水平既定的前提下,收入結構對農戶購買農業保險具有一定影響,即農業經營收入對農戶購買農業保險具有正向影響,非農收入對農戶購買農業保險產生負向影響;(3)在農民收入水平既定的前提下,收入性質對農戶購買農業保險具有一定影響,即非穩定性收入對農戶購買農業保險具有正向影響。針對上述理論假說,本文將采用課題組對甘肅省黃土高原區4市12縣(區)1028戶農戶的調查數據,應用Matlab7.0統計分析軟件進行實證檢驗。
三、農民收入對農業保險需求影響的實證檢驗
(一)數據來源
1.調研區域
調研區域所指的“甘肅省黃土高原區”西起烏鞘嶺,東抵子午嶺,南至太子山、秦嶺和甘陜省界,北止甘寧省界,包括慶陽、平涼、白銀、蘭州、臨夏等四市一州的全部和定西、天水兩市的絕大部分,面積約11.3萬km2。該區域自然災害種類繁多、活動頻繁、危害嚴重,主要的自然災害有干旱、低溫凍害、干熱風和冰雹等,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每年因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接近30億元,其中以干旱災害影響范圍最大,災情最為嚴重。該區域每年平均受災面積達54.2萬hm2,占播種面積的21%,成災面積達43.5萬hm2,占播種面積的17%,且具有成災面積不斷擴大、頻率加快、危害程度逐漸增強的趨勢,尤其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干旱災害成災面積超過100萬畝的災害達8次,其中以2000年和2011年最為嚴重,干旱災害加上其他頻繁發生的自然災害給該區域的農業生產帶來了難以估量的損失[8]。與此同時,該區域農業生產風險管理手段嚴重滯后,截至2011年底,甘肅省總共有11家財產保險公司,經營政策性農業保險的保險公司僅有中國人民財產保險公司1家,2010年中國人民財產保險公司收取的政策性農業保險保費總收入為5283萬元,僅占該公司總保費收入的2.4%[9]。
2.數據獲取
本文所采用的樣本數據全部來源于課題組組織的部分成員和蘭州商學院財稅與公共管理學院家庭所在地位于調研區域的部分農村學生于2012年1月寒假期間的調查數據資料。抽樣調查的方法為:在區域內依據農村經濟發展水平選取有代表性的蘭州市、平涼市、定西市和慶陽市作為調查地區,然后采用分層抽樣方法,根據2010年農民收入水平按高、中、低不同層次,在每個市選取3個縣(區),在每個縣(區)選取3個鄉鎮,在每個鄉鎮選取3個村,在每個村按系統抽樣調查法選取15戶左右農戶進行問卷調查。本次問卷調查主要通過筆者和課題組成員及參與調查的大學生入戶訪談等方式進行。訪談實施的主要辦法是:首先通過跟筆者和課題組成員有個人關系的一些鄉(鎮)政府干部幫助聯系所轄行政村的村干部,再由各行政村的村干部幫助聯系社(組)干部,然后由這些社組干部根據問卷調查的需要聯系調查農戶,最后筆者和課題組成員進入他們聯系的農戶家中訪談。本次調查問卷的發放和回收情況如表1和表2所示。入戶調查共計發放調查問卷1600份,回收1409份,回收率88.1%,剔除重要數據缺失樣本,最后得到有效問卷1028份,問卷有效率達73.0%。對問卷回收狀況的分析顯示,筆者和課題組成員進行的入戶訪談,由于對問卷理解準確,調查經驗豐富,訪談方式得當,因此溝通效果較好,問卷回收率和有效率均較高,分別為89.3%和92.0%;大學生的入戶訪談,由于要求學生以社會實踐作業的形式在寒假期間完成,并對問卷調查的真實性和可靠性有較高規定,所以問卷回收率較高,為87.3%,但由于學生對問卷理解不到位且缺乏問卷調查經驗,溝通效果欠佳,因此問卷的有效率偏低,僅為61.3%。
(二)數據處理與分析
1.收入水平對農戶購買農業保險意愿的影響分析
問卷調查采用“家庭年人均收入”指標反映農戶收入水平。問卷調查取得的數據如表3所示。首先,依據表3數據可做出如下描述性分析:隨著家庭年人均收入的提高,農戶購買農業保險的意愿增強,當家庭年人均收入達到7000~7500元水平,愿意購買農業保險的農戶比例達到最大,為65.6%,表明在這一收入區間,農戶購買農業保險的意愿最強,但隨著收入水平的進一步提高,農戶購買農業保險的意愿開始下降;家庭年人均收入高于10000元的農戶,愿意購買農業保險的比例穩定在30%左右。其次,依據表3數據,采用加權平均法測算出不同收入水平農戶年人均收入,應用Matlab7.0統計分析軟件就家庭收入水平與農戶購買農業保險的意愿進行相關性分析,結果表明,家庭年人均收入水平與農戶購買農業保險的意愿呈顯著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為0.853(P<0.05)。
2.收入結構對農戶購買農業保險意愿的影響分析
調查發現,當前農戶家庭總收入中,農業經營收入和非農收入是主體部分,其他收入主要是包括退耕還林補貼以及覆蓋到部分家庭的母豬補貼、獨生子女補貼、農村低保、新農?;A養老金等收入,從平均狀態來看,在家庭總收入中占比非常小。為了便于分析,在整理調查取得的數據時,把農戶家庭總收入中除了農業經營收入以外的所有收入都計為非農收入,同時,為了既能減少調查工作的難度,又保證數據和分析結果的準確性不受影響,在設計調查方案時,選取了家庭年總收入5000~7000元、13000~15000元和27000~30000元等三種水平的農戶,分別代表低、中、高三個收入階層,對其家庭年總收入中農業經營收入比例進行調查。問卷調查取得的數據經整理后如表4所示。首先,依據表4數據可做出如下描述性分析:隨著農業經營收入比重的提高及非農收入比重的下降,三種收入水平的農戶購買農業保險的意愿逐步提高,5000~7000元農戶在農業經營收入比重達到60%~70%時,購買意愿最強,愿意購買戶數的比例達到40%;13000~15000元農戶在農業經營收入比重達90%以上時,購買意愿最強,愿意購買戶數的比例達到63.6%;27000~30000元農戶在農業經營收入比重達40%~50%時,購買意愿最強,愿意購買戶數的比例達到55.6%。但隨著農業經營收入比重進一步提高及非農收入比重的進一步下降,三種收入水平的農戶購買農業保險的意愿開始逐步下降。其次,依據表4數據,應用Matlab7.0統計分析軟件就農戶農業經營收入比重與農戶購買農業保險的意愿進行相關性分析。結果表明,三個收入階層農業經營收入比重與農戶購買農業保險的意愿呈極顯著正相關關系,5000~7000元農戶的相關系數為0.923(P<0.01),13000~15000元農戶的相關系數為0.941(P<0.01),27000~30000元農戶的相關系數為0.994(P<0.01)。
3.收入性質對農戶購買農業保險意愿的影響分析
筆者認為,農戶在至少3年內基本固定的預期收入可以視為穩定性收入。根據入戶調查掌握的情況,農戶農業經營收入的70%基本上為穩定性收入,非農收入中家庭成員在機關企事業單位工作的工資性收入為穩定性收入,打工收入、各種財產性收入及個體經營收入的50%基本上為穩定性收入,包括退耕還林補貼以及覆蓋到部分家庭的母豬補貼、獨生子女補貼、農村低保、新農?;A養老金等其他收入基本上為穩定性收入。在整理調查取得的數據時,以此經驗數據為標準核算農戶穩定性收入和非穩定性收入。同時,為了既能減少調查工作的難度,又保證數據和分析結果的準確性不受影響,在設計調查方案時,選取了家庭年總收入5000~7000元、13000~15000元和27000~30000元等三種水平的農戶,分別代表低、中、高三個收入階層,對其家庭年總收入中穩定性收入比例進行調查。問卷調查取得的數據經整理后如表5所示。首先,依據表5數據可做出如下描述性分析:隨著非穩定性收入比重的提高及穩定性收入比重的下降,三種收入水平的農戶購買農業保險的意愿逐步提高,5000~7000元農戶在非穩定性收入比重達到35%~40%時,購買意愿最強,愿意購買戶數比例為33.3%;13000~15000元農戶在非穩定性收入比重達到25%~30%時,購買意愿最強,愿意購買戶數的比例為54.5%;27000~30000元農戶在非穩定性收入比重達到30%~35%時,購買意愿最強,愿意購買戶數的比例為33.3%。這表明農戶的風險意識隨非穩定性收入比例的提高逐漸增強,規避農業風險的意愿提高。其次,依據表5數據,應用Matlab7.0統計分析軟件就農民非穩定性收入比重與農戶購買農業保險的意愿進行相關性分析。分析結果表明,三個收入階層非穩定性收入比重與農戶購買農業保險的意愿呈顯著正相關關系,5000~7000元農戶的相關系數為0.817(P<0.05),13000~15000元農戶的相關系數為0.826(P<0.05),27000~30000元農戶的相關系數為0.835(P<0.05)。
從收入水平上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要高出很多,而且從表2當中可以看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兩者差距從1978年的199.79元逐漸擴大到2008年的9021.9元;從2000年之后的年增長率來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都明顯低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率。這表明山西省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整體較低,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仍然是比較重要的一項任務。
3.省內不同地區農民收入差距加大。表3給出了2000—2008年的部分年份,山西省各地市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對比狀況。從上表可以看出,2000年山西省農民人均純收入最低的呂梁市1149元和人均純收入最高的太原市2643元相比,兩者相差2.30倍;2004年呂梁市與太原市相差2.19倍;到了2005年,收入最低的忻州市為1925元,與太原市的人均純收入4402元相差2.28倍,到2008年兩市差距達到2.25倍。以上數據說明了山西省各地市農村居民收入差距基本變化不大,地區間差異較大的現狀仍然沒有從根本得到改善。
4.農民收入來源出現多樣化。長期以來,家庭經營收入中的農業收入一直是山西省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部分。改革開放30多年來,農村居民收入構成發生了很大變化,與之前農民收入主要以種植業收入為主的單一渠道,發展為目前的來自農民家庭經營收入中二、三產業的收入、外出打工等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在農民純收入中的比重日益上升,尤其是工資性收入在農民純收入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和家庭經營收入共同構成目前山西省農民收入來源的主要渠道,農民收入來源總體上呈現出多樣化的發展態勢。
二、山西省農民收入來源及結構特征
1.按農民純收入來源劃分。山西省農民純收入可分為四個部分:家庭經營性收入、工資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
(1)從山西省農民純收入來源看,家庭經營性收入仍然是重要組成部分,但總體水平有所下降。改革開放后,山西省農民家庭經營收入穩步增加,由1978年的14.79元增加到2009年的1986.4元,增長了134.30倍。家庭經營收入在山西省農民人均純收入中的比重從2000年到2005年一直保持在55%以上,2006年至2007年為51%左右,2008年為48%。到2009年,全省農民人均家庭經營收入為1919.76元,比上年減少66.62元,下降3.35%。
(2)工資性收入呈不斷增長的趨勢。1978年以來,工資性收入表現出較強的增長勢頭,和家庭經營純收入一起構成山西省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二者總和在農民純收入中的比重,1978年為91%,2000—2004年基本上都在96%左右,2007年和2008年也都在90%以上,沒有發生較大變化。而工資性收入在農民純收入中的比重發生了一些變化,從2000年的38%上升到2008年的42%,2009年全省農民人均工資性收入為1789.92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6.38元,增長4.46%;家庭經營收入則由2000年的58%下降到2008年的48%??梢?,工資性收入在山西省農民家庭純收入中的比重逐漸上升。
(3)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略有增長。長期以來,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在山西省農民純收入當中所占比重較低,基本上都在3%~4%左右,2007年為7.6%,2008年達到9.7%,波動不大,處于穩步增長的狀態。因此,這兩項收入一直是農民收入的重要補充形式。而近年來,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保持了較快的增長速度。2009年全省農民財產性收入為人均205.12元,比上年增加52.06元,增長34.02%,是2008年153.1元的1.34倍;轉移性收入為人均329.29元,增加85.04元,增長34.82%,是2008年244.3元的1.35倍。
2.按純收入性質劃分。按照純收入性質可以劃分為生產性純收入和非生產性純收入兩大類。根據表5可以看出,我省農民收入中生產性純收入所占比重非常大。而生產性純收入又可以劃分為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性收入。其中家庭經營性收入又可以分為第一產業收入(農業收入、林業收入、牧業收入和漁業收入)、第二產業收入(工業收入和建筑業收入)和第三產業收入(運輸業收入、商業和飲食業收入、服務業收入以及其他收入)。下面主要分析家庭經營收入中包括的三種產業收入及結構變化。
從絕對值上看,第一產業在山西省農民家庭經營純收入中的比重最大,2008年為74.6%;其次是第三產業,占到22.9%;第二產業所占比重最小,約占2.5%。根據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山西省農民第一產業的收入為1371.34元,同比下降7.47%,而在第一產業收入中,農業收入下降3.68%,牧業收入下降29.76%。第二產業收入為38.94元,下降20.7%;第三產業收入為509.48元,增長11.94%。
從增長速度上看,第三產業增長速度超過了第一、二產業,成為農民收入的一個新的增長點,而第一、二產業所占比重正在逐步下降。
三、影響山西農民收入結構的主要因素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改革開放以后,山西省農民總體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收入結構也發生了變化。但是近年來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家庭經營純收入仍然是主要的收入來源,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雖然有所增長,但所占比重還較小,其影響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山西省自然地理條件影響農民收入結構。首先,山西地處黃土高原,水資源短缺、氣候惡劣,干旱缺水加上旱災頻發,因此農業生產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十分有限,農業靠天吃飯的格局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改善,家庭經營收入中農業收入一直占80%以上。其次,畜牧業收入占15%左右,林業收入和漁業收入比重非常小。農民生產的農產品結構單一,這和山西的自然條件有很大關系。
許多農村農田水利工程老化失修嚴重,水利基礎設施配套不完善,嚴重制約了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提高。各地財政對農業設施建設的投入有限,基礎設施維修率低,新建基礎設施速度緩慢。干旱缺水已成為山西農業乃至整個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制約因素。
2.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持續上漲,農民生產積極性較小。近年來,雖然蔬菜、水果等農產品價格上升,但由于主要糧油產品和主要畜禽產品生產價格走低或較大幅度下降,而2008年山西省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卻上漲了18.7%。來自國家統計局山西調查總隊的調查顯示:在所調查的農業生產資料中,價格漲幅突出的有:化學肥料價格上漲31.7%、農業生產服務價格上漲22.7%、農用機油價格上漲14.7%、農用種子價格上漲13.5%、飼料價格上漲9.6%。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使得農民種植生產成本加大,農產品價格與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剪刀差,制約了山西省農民的收入增長,降低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3.影響財產性收入增加的主要因素。
(1)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以房屋這項不動產收入為例,由于太原是省會城市,相比較其它地區有著一定的地理優勢,加上近幾年太原市商品房價格不斷攀升,使得太原市周邊的城中村發展非常迅速,如北張村、親賢村等等。村民每月只靠出租房屋的收入就非常可觀,很多在城中村當中修建的所謂小產權的住宅樓房也都銷售一空,村民的財產性收入在人均純收入中所占比重較大;相比之下,山西省一些較偏僻的農村,很多房屋由于無人居住而被荒置,根本不可能出租或者出售,農民此項財產性收入所占比重比城市周邊的農村居民要少很多。
(2)農村金融體制不完善。農村金融服務落后,投資渠道單一以及農村社會保障體制不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農民投資的愿望。另外,農民缺乏投資理財方面的技術和能力,使得農民的財產性收入相比城鎮居民要低很多。
4.城鄉二元體制使城鄉居民轉移性收入差距較大。山西省農民轉移性收入在國家和政府政策的傾斜下有了小幅提高,由2005年人均86.5元增加到2008年的244.26元,但是和城鎮居民的差距仍然較大,2008年城鎮居民人均轉移性收入達到3654.11元。在我國城鄉二元體制下使城鄉居民因工作性質不同而獲得的收入來源不同。在轉移性收入當中,城鎮居民的養老金或離退休金占很大比重,2008年為2966.83元,占到轉移性收入的81%以上,而這部分收入農民無法獲得。城鎮居民享受的失業保險、住房補貼、最低收入保障等,絕大多數農民都不能享受。
5.農村科技教育水平落后,農民綜合素質普遍較低。山西省農民家庭經營收入當中,明顯以第一產業為主,第二、三產業發展較為緩慢,所占比重也較小,這與山西省農民文化素質較低有一定關系。2008年,山西省農村勞動力中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數所占比重為42.94%,高中文化程度的勞動力占8.81%,中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勞動力占2.3%。農村科技教育水平比較落后,農民對教育的重視程度不夠,導致全省農民科學文化素質普遍偏低,使得農民在很大程度上從事于以農業為主的第一產業。即使有部分勞動力外出打工,從事的也都是相對簡單的體力勞動,因此,在二、三產業的收入不高。
四、增加農民收入的政策性建議
針對于山西省農民收入來源與結構中存在的問題,借鑒其他省份的成功經驗,筆者提出一些提高農民收入的政策性建議。
1.繼續增加財政對“三農”的投入。面對山西的自然條件,應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水利基礎設施,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山西發展農業的基礎條件是比較差的,山地丘陵面積占土地面積的80%,旱地面積占耕地面積的70%,水土流失面積占土地面積的70%。在這樣的條件下發展農業,山西省各級政府必須把改善農業基礎設施特別是改善水利設施放在重要位置上,并將其作為系統工程長抓不懈,以改善農業生產的生態條件,提高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同時在改善農業基礎設施的過程中,還能夠吸納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為農民提供更多的就業渠道,增加農民非農收入。
2.保持生產資料價格穩定,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面對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山西省要努力保持農產品價格的穩定。合理的農產品價格是農民增收的一個支撐,在穩定農產品價格的同時,關鍵是要控制農業生產資料價格過快上漲。在農業生產成本構成中,農業生產資料占有很大的比重,如果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幅度過大,就會加大農民的生產成本,影響到農民的收入,使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受到影響。為此,應當調查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的原因,努力控制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
3.加快小城鎮建設,完善農村金融與社會保障體系。進一步提高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必須加快小城鎮建設帶動農村經濟的發展。小城鎮是一定區域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和信息中心,是深化農村改革、加速農村經濟發展和增加農民收入的突破口。農村經濟發展必然使得金融體制不斷完善,拓寬農民的投資渠道。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可以解決農民的后顧之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強農民的投資愿望,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
4.進一步提高農民的轉移性收入。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轉移性收入在農民增收中貢獻份額的逐步加大,一方面表明農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另一方面說明農村居民轉移性收入增長潛力巨大。今后隨著國家一系列惠農政策的實施,如糧食補貼額度的進一步增加和范圍的擴大,新農合制度的穩步推行、報銷醫療費用的增加,以及土地征用補償資金、扶貧款、救濟款、撫恤金等各種政策性補貼的逐步落實到位,農民轉移性收入將繼續呈現大幅增加的趨向,在農民收入的增長中將發揮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5.提高山西省農民的整體素質。提高農民的整體素質是進一步增加農民收入的關鍵。勞動者素質的高低與受教育水平有關,對廣大農民而言,通過教育和培訓提高其素質和技能,就會改變其就業結構和收入狀況,使得農村勞動力在產業間的分配更加合理。大力發展農村教育對第二、三產業的發展,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提高山西省農村教育水平的具體措施有:(1)山西省貧困地區較多,要進一步加大對落后和貧困地區農村的教育投資;(2)在確保農村九年義務教育全面實施的前提下,積極采取多種措施,進一步提升農村教育的水平和質量;(3)要構建多層次的農村教育體系,如農村職業技術教育體系,加大農村成人教育,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
[本文為山西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構建和諧山西進程中的居民收入問題研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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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將農業等第一產業產值對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進行回歸分析,發現農業等第一產業的發展對農民增收的效應為負數,表明在現有條件下,農業越發展,農民的收入越低。為了增加農民收入,統籌城鄉的現代化發展,應該打破農民的身份限制,開啟農民廣泛的要素收入之源;同時政府應該充分利用wT0的規則對農業進行適當補貼,建立對農民進行收入支持等制度體系,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和鞏固農業的基礎地位。
關鍵詞: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農業補貼;農民收入支持
一、文獻綜述
農民增收是近年來的熱門話題。從文字上講,農民是指從事農業生產獲得務農收入的人。但是,由于中國特殊的戶籍制度的緣故,中國語境中“農民”的含義要豐富得多,不僅要從事農業生產,而且必須要具有農業戶口,兩者缺一不可。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中國當代部分農民也可以不必從事農業生產,但是要成為農民仍然必須具有農業戶口。也就是說,農民在中國不是一個職業稱謂,而是一個身份的標識。基于農民的身份,每一個農民有一塊可以永久無償使用的宅基地,有一份土地使用權,可以比較自由地擇業而獲得多項收入。因此,國家統計局對農民收入設計了一個特別的指標:農民人均純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是指被調查農民純收入之和除以被調查人數?!稗r民純收入”是指農村居民每年從各種來源得到的總收入相應地扣除所發生的費用后的收入總和,包括四個部分: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人。不過,既然被稱為農民,務農是其家庭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
關于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數據產生,各級統計部門是按照國家統計局的統一規定,根據農村住戶抽樣調查資料推算而得。“農民人均純收入”中的農民,是指農村常住戶。農村常住戶指長期(一年以上)居住在鄉鎮(不包括城關鎮)行政管理區域內的住戶,以及長期居住在城關鎮所轄行政村范圍內的農村住戶。戶口不在本地而在本地居住一年及以上的住戶也包括在本地農村常住戶范圍內;有本地戶口,但舉家外出謀生一年以上的住戶,無論是否保留承包耕地都不包括在本地農村住戶范圍內。
農民收入計算中包括沒有變現的部分。在農民收獲產品之后,統計上就算做了收入;農民自己生產的產品自己消費,糧食、蔬菜等,統計口徑是既算收入也算支出,都要按照市場價格計算收入和支出;對農民的收入,統計口徑不僅要算現金收入,算實物收入,還包括副產品。例如:小麥收割完,小麥要算收入,麥秸也要算收入;養雞養豬養鴨,雞豬鴨要算收入,糞便也要算收入,可做田地有機肥。農民人均純收入中有一部分是不能用做生活消費的,因為每一個農民家庭都是一個經營主體,必須自己為自己墊付生產費用。
目前,對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的研究,主要是對根據現行測算方法得到的數據的真實性和有效性表示懷疑和批評,探討農業生產發展對農民收入影響的文獻很少,目前主要有曹子堅、王敏分析了國家財政支農投入與農民純收入之間的數量關系;黃永興利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技術就農民純收入的主要影響因素進行了定量分析;何秀榮發現了發展農業對農民增收的作用在遞減,但沒有實證的支持;王細芳選取中國糧食生產區之一的湖北省為案例,圍繞農民增收分析了“種糧熱”給農民增收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對其他農業活動則沒有進行研究。
為了更深入地研究農業和農民問題,筆者試圖從農業生產角度探討農業生產的發展對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的影響,為進一步從制度層面鞏固農業基礎地位提供經驗證據和智力支持。
二、變量選擇和數據處理
由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我們放棄對現行統計數據和測算方法本身的爭論,直接利用統計部門的權威數據作為分析的基礎數據。我們選擇2006年全國31個地區的“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作為因變量。
由于我們關注的問題是農業生產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所以,我們根據《2007年中國統計年鑒》選擇2006年全國各地區的農業產值作為主要控制變量,分析農業生產對農民純收入的影響。農民純收入=總收入一稅費支出一家庭經營費用支出一生產性固定資產折舊一贈送農村親友支出。“總收入”指調查期內農村住戶和住戶成員從各種來源渠道得到的收入總和,按性質劃分為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梢?,農民總收入的來源非常廣泛,涉及第一、第二和第三三大產業。此外,影響農民收入的因素也很多,農民人口數、農民受教育程度和性別都會對農民收入產生重要影響。我們把這些變量也作為控制變量納入模型,這樣我們就可以在保持這些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揭示出農業生產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效應。為了保證數據來源的同一性,我們無法利用《2007年中國統計年鑒》得到所有上述指標的數據。由于我們主要關注農業生產對農民純收入的影響,可以考慮利用替代指標進行分析,得到遺漏變量問題的植入解。我們利用各地區的鄉村人口數作為農業人口數的替代,利用各地區接受義務教育及其以上程度教育的人口數作為農民受教育程度的替代,利用各地區的15歲及其以上人口性別數指標作為農民性別狀況的替代。將上述各項得自《2007年中國統計年鑒》的變量及其代碼列于表1。
三、回歸分析
根據上述變量,我們建立如下的回歸模型:
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第一產業產值+第二產業產值+第三產業產值+鄉村人口+接受義務教育人數+接受超過義務教育人數+未上過學人數+15歲及其以上人口中男子數+15歲及其以上人口中女子數
利用Eviews分析軟件進行回歸得到下列結果(表2)。
為保證推斷的有效性,利用懷特方法進行異方差檢驗(無交叉項)(表3)。
由于存在異方差,不能進行有效推斷,采用加權最小二乘法進行修正(表4)。
經過修正,不僅消除了異方差,AC值和SC值都變小,且R2和調整R2。都達到0.9999以上,模型擬合很好,可以進行有效的統計推斷了。
四、統計推斷
必須注意的是,在我們控制的人口變量中,只有各地區農村人口是專門針對農民的統計數據,其他的人口數據都是采用的替代變量,雖然不能利用它們直接對農民的收入效應進行推斷,但是可以保證以下四個非替代變量的效應分析的無偏性。
第一,第一產業產值對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的邊際效應是負數,為-0.692049,p值為0.0339,我們可以在5%的顯著性水平拒絕第一產業效應為零的虛擬假設。于是,可以作如下推斷:保持其他條件不變,第一產業產值每增加一個單位(1億元),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不僅不會增加,而且會相應減少0.692049元。
第二,第二產業產值對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的
邊際效應是負數,為0.195757,p值為0.0709,我們可以在10%的顯著性水平拒絕第二產業效應為零的虛擬假設。于是,可以作如下推斷:保持其他條件不變,第二產業產值每增加一個單位(1億元),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相應減少0.195757元。
第三,第三產業產值對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的邊際效應是正數,為1.012055,p值為0,我們可以在1%的顯著性水平拒絕第三產業效應為零的虛擬假設。于是,可以作如下推斷:保持其他條件不變,第三產業產值每增加一個單位(1億元),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相應增加1.012055元。
第四,鄉村人口對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的邊際效應為正,為1.210421,p值為0.0012,我們可以在1%的顯著性水平拒絕其效應為零的虛擬假設。于是,可以作如下推斷:保持其他條件不變,鄉村人口每增加l萬人,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相應會增加1.210421元。對該點應該作如下的理解:在一個農民家庭的土地既定的情況下,由于每年務農的勞動量基本不變,在大部分農業生產都可以由婦女、老人和兒童勝任的情況下,家庭成員越多,就可以有更多青壯年勞動力從事非農就業,從而獲得更多非農收入。因此,鄉村人口的增加會對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產生正效應。
五、政策建議
由于農業等第一產業的邊際效應為負數,說明單純發展農業生產不僅不能增加農民收入,長期還會不斷降低農民的純收入。這也證明,單純從事農業生產的人(純粹的農民)是很難獲得社會平均收益從而過上現代生活的。為了獲得社會平收益率,中國農民必須要兼業,通過兼業多渠道獲得收入來源,彌補從事農業生產的不足。這樣的結論無疑對我們當前的農業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解決三農問題,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增加農民收入,這也是三農問題的核心所在。由于農業的發展對農民純收入的效應為負數,要增加農民收入就不能僅僅依靠農業的發展,還必須要讓農民參與其他行業的建設,開啟農民的要素收入之源,充分發揮農民各方面的積極性,多渠道的獲得包括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支付收入等各項收入。其中,第三產業的發展對增加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的效應非常顯著,應該大力發展第三產業,進一步改革戶籍制度,打破農民的身份限制,賦予農民的國民待遇,讓農民能夠更方便的從事第三產業,取得經營性或工資性收入,同時也讓城市居民能夠方便的從事農業生產,使務農成為一個職業而不是一個身份,為農業的發展開辟廣泛的渠道。
同時,鑒于第一產業對農民收入的負效應。為了鞏固農業的基礎地位,國家必須在WTO的框架下,充分利用WTO中的黃箱政策對農業進行適當補貼,保證從事農業生產能夠獲得正收益,保護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同時積極利用WTO中的綠箱政策,對農民提供收入支持,使我們的鄉村建設者能夠過上現代的社會生活,實現城鄉共同的現代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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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細芳,警惕“種糧熱”與確保農民收入穩定增長——以湖北省為例[J],農村經濟,2005(3):67-69。
一.調查對象與調查方法
采用入戶走訪、實地調查等方式,選取惠民縣有代表性的局部村莊進行調查。同時,充分發揮同學、親戚優勢利用電話、短信獲取了大量有價值的信息。調查結果的基礎上,結合相關資料完成此報告。
二.調查結果與分析
1.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解決農民增收的根本條件。然而,從調查情況看,縣農民就業問題嚴峻,呈現了大量剩余勞動力,并且,隨著農業產業化進程和土地規模經營的推進、農業科技水平的逐步推廣和提高,農村勞動力的過剩水平肯定會進一步增加,相應的需要更多的勞動崗位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然而,縣鄉鎮企業的發展處于起步階段,吸納勞動力的能力較低,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2.農民素質偏低。主要調查了以下四點:一是農民的受教育程度。調查結果顯示,縣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為5.8年,初中、小學文化水平占90%以上,高中文化水平只占7.8%二是農民的科技素質。調查結果顯示,縣農民農業科技素質不高,進行農業活動大多依靠激進經驗,接觸過現代農業科技知識的缺乏15%三是思想觀念??h農民思想觀念激進,缺乏進取精神,很多農民表示只要能夠吃飽穿暖就別無所求,因此,很多農民僅依靠傳統的種植業維持生計。四是農民對農業政策的關注力度。調查結果顯示,有70.13%農民從未關注過三農政策,33.7%農民不知道三農指哪幾方面,63.64%農民僅靠聽說獲取農業政策信息。從這四方面來看,縣農民的整體素質偏低,成為激進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的一大障礙。
3.生產力低下。改革初期,確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消極作用已開始顯現。精細的生產模式不能形成規模,農業機械化和先進生產技術推廣緩慢,且農產品批量小、質量差,無力面對市場競爭。單家獨戶的生產模式不只效率低下,還將大批勞動力禁錮在農業上,造成人力資源的浪費。因此,也逐漸成為農民增收的一大障礙。
4.村官選舉問題重重。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經濟發達、鄉鎮企業較多的村莊,村干部成了美差,有人為了當上村干部,花費巨額資金送禮,有的甚至打起了選票價格戰”一張選票從1001000不等,有的候選人一次竟花費幾十萬甚至上百萬。與此相反,經濟落后、沒有鄉鎮企業的村莊,村干部選舉卻很少有人問津,當選者多為年齡較大、無力從事其他職業的人。不難想象,這兩種情況下組織起來的村委會其服務意識和帶動能力是怎樣的素質偏低的村委會成員導致村委會發揮不了應有的職能,使其在引導種植結構、引導推進產業化經營、引導推進農業科技進步、引導加快勞動力轉移等方面都顯得力不從心,這也是農民增收困難的一個重要因素。
5.城鄉教育差別繼續擴大。當地教育發展受限,突出表示在教師工資上,根據調查,縣初中、小學教師平均工資分別為17400元和14650元。較低的工資水平致使大量優秀教師流失,導致農村教育質量下降。同時,隨著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增加,呈現了大量的留守兒童,由于其父母常年在外,對他輔導、教育乏力,呈現了一系列的問題,像心理發育不健全、學習效果下降等。城鄉教育的巨大差異,農民在起步”方面就比城鎮居民差。
6.社會保證措施不力。農民生產和生活保證能力差,致使農業基礎設施單薄,抵御自然災害能力差,農民在住房、醫療等方面接受著巨大的壓力。此外,國家出臺的一些保證措施由于缺乏有效的監督,執行中出現了一系列問題,農民實際收益不大,像農村合作醫療,僅從定點醫療機構的藥價看,同一品牌和劑量的常用藥,從定點醫療機構購買的藥價即使扣除報銷局部,往往比從藥店購買的還貴,因而其最大受益者并非農民,而是醫院。
7.農民工地位低。農民工在與城鎮居民的崗位競爭中多處于弱勢,因而農民工多從事臟、累、差且收入低的工作,無固定住房,子女教育無著落,個人生活不方便以及無權享有鄉村居民的醫療、養老平安等保障,而且工作很不穩定,甚至不能按時足額領取基本的低收入工資。
二.對策與建議
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從上述可以看出。要增加農民收入,就必需多管齊下,切實解決上述問題。
1.立足農業特色。推動城鎮化進程。針對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就業困難這個問題,認為應立足農業特色,靠發展農業和相關產業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根據各鄉鎮的農業特色,建立與其相關的鄉鎮企業,例如在大年陳鄉建立水果加工企業,何坊鄉建立蔬菜加工企業,石廟鎮建立桑蠶加工企業。通過鄉鎮企業的發展,加快城鎮化步伐,發明有效的就業崗位,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非農領域。
2.整合社會力量。積極開展農業知識的科普宣傳,發放一些農業科普書籍,定期組織專家進行農業科技知識講座,加強對農民的科技培訓,提高農民的科技素質。二是出臺一系列優惠政策,吸引一大批大中專畢業生等高素質人才回鄉任職,使之成為現代農業知識的傳達者。三是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加大投資力度,加強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健全農村宣傳文化陣地。
3.提高勞動生產率。將土地集中到種田能手手中進行規模經營,將解放出來的勞動力轉移到鄉鎮企業和其他非農領域。同時,農業部門加強對集約化經營的技術、資金、信息、機械、市場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推廣大規模機械化作業,提高勞動生產率,節約本錢,提高產品質量,增強抗風險能力,從而增加收入。
4.推進鄉村民主建設。應采取不同的方式解決,對于呈現“賄選”現象的村莊,可以在村內設置觀察員,監督村里的選舉行為,同時加強鄉(鎮)政府的行政干預,嚴厲打擊“賄選”行為。而對經濟落后地區的村莊,政府應加大對其民主建設的投入力度,出臺一系列優惠政策,吸引一批有知識、有才能的人參加選舉。通過上述措
關于農民增收問題的調查演講
中央和地方不時加大對“三農”扶持力度,近年來。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規以保證農民收入快速健康發展。然而,從現實情況看,農民收入依然增長緩慢,城鄉居民收入差別不只沒有縮小反而進一步加大,構建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面臨嚴峻的挑戰。作為一個農村人,不由要問:底是哪些因素導致農民增收困難,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帶著這樣的疑問,利用假期時間對自己所在縣農民增收問題做了一次深入調查,以期為外地農民增收困難問題的解決提供合理化建議,協助當地群眾解決實際問題。
一.調查對象與調查方法
采用入戶走訪、實地調查等方式,選取惠民縣有代表性的局部村莊進行調查。同時,充分發揮同學、親戚優勢利用電話、短信獲取了大量有價值的信息。調查結果的基礎上,結合相關資料完成此報告。
二.調查結果與分析
1.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解決農民增收的根本條件。然而,從調查情況看,縣農民就業問題嚴峻,呈現了大量剩余勞動力,并且,隨著農業產業化進程和土地規模經營的推進、農業科技水平的逐步推廣和提高,農村勞動力的過剩水平肯定會進一步增加,相應的需要更多的勞動崗位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然而,縣鄉鎮企業的發展處于起步階段,吸納勞動力的能力較低,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仍有很長的路要走。2.農民素質偏低,與農業現代化不相適應。農民素質方面,主要調查了以下四點:一是農民的受教育程度。調查結果顯示,縣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為5.8年,初中、小學文化水平占90%以上,高中文化水平只占7.8%二是農民的科技素質。調查結果顯示,縣農民農業科技素質不高,進行農業活動大多依靠激進經驗,接觸過現代農業科技知識的缺乏15%三是思想觀念??h農民思想觀念激進,缺乏進取精神,很多農民表示只要能夠吃飽穿暖就別無所求,因此,很多農民僅依靠傳統的種植業維持生計。四是農民對農業政策的關注力度。調查結果顯示,有70.13%農民從未關注過三農政策,33.7%農民不知道三農指哪幾方面,63.64%農民僅靠聽說獲取農業政策信息。從這四方面來看,縣農民的整體素質偏低,成為激進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的一大障礙。
3.生產力低下。改革初期,確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消極作用已開始顯現。精細的生產模式不能形成規模,農業機械化和先進生產技術推廣緩慢,且農產品批量小、質量差,無力面對市場競爭。單家獨戶的生產模式不只效率低下,還將大批勞動力禁錮在農業上,造成人力資源的浪費。因此,也逐漸成為農民增收的一大障礙。
4.村官選舉問題重重。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經濟發達、鄉鎮企業較多的村莊,村干部成了美差,有人為了當上村干部,花費巨額資金送禮,有的甚至打起了選票價格戰”一張選票從1001000不等,有的候選人一次竟花費幾十萬甚至上百萬。與此相反,經濟落后、沒有鄉鎮企業的村莊,村干部選舉卻很少有人問津,當選者多為年齡較大、無力從事其他職業的人。不難想象,這兩種情況下組織起來的村委會其服務意識和帶動能力是怎樣的素質偏低的村委會成員導致村委會發揮不了應有的職能,使其在引導種植結構、引導推進產業化經營、引導推進農業科技進步、引導加快勞動力轉移等方面都顯得力不從心,這也是農民增收困難的一個重要因素。
5.城鄉教育差別繼續擴大。當地教育發展受限,突出表示在教師工資上,根據調查,縣初中、小學教師平均工資分別為17400元和14650元。較低的工資水平致使大量優秀教師流失,導致農村教育質量下降。同時,隨著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增加,呈現了大量的留守兒童,由于其父母常年在外,對他輔導、教育乏力,呈現了一系列的問題,像心理發育不健全、學習效果下降等。城鄉教育的巨大差異,農民在起步”方面就比城鎮居民差。
6.社會保證措施不力。農民生產和生活保證能力差,致使農業基礎設施單薄,抵御自然災害能力差,農民在住房、醫療等方面接受著巨大的壓力。此外,國家出臺的一些保證措施由于缺乏有效的監督,執行中出現了一系列問題,農民實際收益不大,像農村合作醫療,僅從定點醫療機構的藥價看,同一品牌和劑量的常用藥,從定點醫療機構購買的藥價即使扣除報銷局部,往往比從藥店購買的還貴,因而其最大受益者并非農民,而是醫院。
7.農民工地位低。農民工在與城鎮居民的崗位競爭中多處于弱勢,因而農民工多從事臟、累、差且收入低的工作,無固定住房,子女教育無著落,個人生活不方便以及無權享有鄉村居民的醫療、養老平安等保障,而且工作很不穩定,甚至不能按時足額領取基本的低收入工資。
二.對策與建議
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從上述可以看出。要增加農民收入,就必需多管齊下,切實解決上述問題。
1.立足農業特色。推動城鎮化進程。針對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就業困難這個問題,認為應立足農業特色,靠發展農業和相關產業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根據各鄉鎮的農業特色,建立與其相關的鄉鎮企業,例如在大年陳鄉建立水果加工企業,何坊鄉建立蔬菜加工企業,石廟鎮建立桑蠶加工企業。通過鄉鎮企業的發展,加快城鎮化步伐,發明有效的就業崗位,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非農領域。
2.整合社會力量。積極開展農業知識的科普宣傳,發放一些農業科普書籍,定期組織專家進行農業科技知識講座,加強對農民的科技培訓,提高農民的科技素質。二是出臺一系列優惠政策,吸引一大批大中專畢業生等高素質人才回鄉任職,使之成為現代農業知識的傳達者。三是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加大投資力度,加強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健全農村宣傳文化陣地。
3.提高勞動生產率。將土地集中到種田能手手中進行規模經營,將解放出來的勞動力轉移到鄉鎮企業和其他非農領域。同時,農業部門加強對集約化經營的技術、資金、信息、機械、市場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推廣大規模機械化作業,提高勞動生產率,節約本錢,提高產品質量,增強抗風險能力,從而增加收入。
4.推進鄉村民主建設。應采取不同的方式解決,對于呈現“賄選”現象的村莊,可以在村內設置觀察員,監督村里的選舉行為,同時加強鄉(鎮)政府的行政干預,嚴厲打擊“賄選”行為。而對經濟落后地區的村莊,政府應加大對其民主建設的投入力度,出臺一系列優惠政策,吸引一批有知識、有才能的人參加選舉。通過上述措施,切實選出高素質的村干部,使其真正發揮帶動農民致富的作用。
5.加大師資力度。改善農村的教學環境,出臺優惠政策吸引優秀教師前來任教,提高教學質量。同時,應加強對留守兒童的關注力度,使之健康成長。
6.加大投入力度。每年從財政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資金用于保證農民生產和生活,減輕農民住房、醫療等方面的壓力,增強農民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同時,規范制度體系,確保國家各項政策的嚴格執行,使農民真正從中受益。
7.多管齊下。切實維護農民工的權益,拿出一定資金用于解決農民工的住房、子女、教育、醫療、平安等,協助農民工解決后顧之憂。同時,嚴厲打擊拖欠農民工工資的行為,確保農民工勞有所得。施,切實選出高素質的村干部,使其真正發揮帶動農民致富的作用。
5.加大師資力度。改善農村的教學環境,出臺優惠政策吸引優秀教師前來任教,提高教學質量。同時,應加強對留守兒童的關注力度,使之健康成長。
1.家庭經營性收入比重仍很大,增幅緩慢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農村實行,農民自己種地除上交一部分給國家剩下的基本上自己享用,積極性因此被大幅度調動起來,家庭經營性收入成為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但隨著上世紀90年代后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農產品供大于求,結構性過剩問題嚴重,.農產品價格持續走低。農業不僅面臨自然災害的風險,還面臨市場風險。農業收益減少,生產成本卻在不斷提高,諸于地價,肥料,生產工具等成本均在增加。進入21世紀主要勞動力外出務工,留下孤寡老人,留守兒童相依為命。多數地方農業用地基本不再種植作物,已成為荒地。少數種地的地區農民大多數從田間收入一些傳統的糧食作物,用于全部自享的占 40%,部分自享部分出售占60%。而全部用于出售的竟無一人。
2.工資性收入比例越來越大,逐漸占據農民收入的主要部分
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又叫做勞動報酬收入,一般而言,農民從事非農產業獲得的勞動報酬的途徑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本地鄉鎮企業獲得的收入,而是進城務工所得的收入。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我國農民收入構成中45%為外出務工的非農業收入,農民新增收入中,又有70%來自非農業務工增收。這說明我國農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是來自農民進城務工的收入。而農民在城市中大多數由于知識的欠缺而從事低端的體力勞動。20世紀80年代初期,全國外出務工農民不足 200萬人,1988年超過2000萬人,1993年后增至6000萬。 7000萬人,約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1/7。進入21世紀,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隊伍更加巨大。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村調查隊對全國農村住戶和行政村進行抽樣調查,2002年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人數為1.006億,2004年為1.200億,2006年為13212萬。截止2008年12月31日,全國農民工總量為 22542萬人。國家統計局截至2008年12月31日的農民統計監測調查結果顯示,在返鄉農民工中,文化程度為不識字或識字很少,小學、初中、高中、中專、大專以上的返鄉農民工分別占2.40%、14.80%、65.80%、11.10%、4.00和2.00%,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農民工比例最大。新華網北京2006年4月 16日國務院研究室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指出,全國農民工中16-30歲的占61.0%,31-40歲的占23.0%,40歲以上的16.0%。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為28.6歲。這些數據表明,外出務工的農民工主要是農村的青壯年,文化程度多為初中學歷,留在農村的大多數是老人和留守兒童,經濟來源主要依靠在城務工的子女,而城市中務工的農民大多數從事的是低端體力勞動,工資收入相應的必然很低。作為比較的城市居民由于素質較高,從事的大多是工資福利待遇好的工作。長此以往,城鄉居民收人的差距必然越來越大。
3.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比重較低
農村的農業用地自實施以來,基本是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村的農業用地所得的收入的比重在下降。農民外出打工的收入已經超過在家耕地的收入,自家耕地多數無人打理,逐漸變成荒地,少數以低價或是免費租給他人使用。農村不合理征地也導致農民利益受侵害,收入減少。
四、解決農民增收的基本對策
1.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
發展農村基礎教育是全面提升農村未來人口素質增強其競爭力最直接的方式。之所以會出現農村農民收入低的現象,根本原因還是農民朋友的知識文化水平較低。通過對農民的知識技能的培訓,這不僅可以提高農民朋友的思想境界,開闊農民朋友的視野,轉變思想觀念,提高創新能力,還可以增加他們的一技之長,增強自身的本領。為此,國家應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力度,既要關注孩子的基礎教育,也應該對成年人進行再教育。通過基礎設施的建設,以網絡、電視、舞臺節目、專家講座、農業技術培訓班等多種形式傳播知識和文化,同時充分發揮基層組織的模范帶頭作用,從整體上提高農村的教育水平,形成一大批農村科技人才。
2.繼續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降低農產品的市場風險
農業是弱質產業,農民生產的農產品具有盲目性,風險性較大。必須通過農產品產業化經營,農產品深加工,將生產、加工、銷售連接為一體,延長產業鏈。鼓勵建立一批重點、龍頭的鄉鎮企業,打造自己的品牌,拓寬銷售渠道,為農產品的銷售提供出路。鄉鎮企業要與農戶形成一個整體,應該充分吸收農村人才,同時鼓勵大學生回鄉創業或到鄉鎮企業工作。農業的科技人才可以建立研究站繼續研究作物種植培育。農村具有銷售管理才能的人才可以到鄉鎮企業工作。這樣既留住了農村的人才,又可以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增加農民的收入。
3.規范中小企業的管理和分配制度
農民工進城就業大多以私營企業和中小規模企業為主。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尚不完善的情況下,這些企業往往只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很少考慮到員工的合法權益。他們往往是長期壓低勞動者工資。農民工付出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卻得到很少的回報。因此需要規范中小型企業管理和分配制度,提高農民工的工資待遇,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降低農民的工作風險,加強農民工的社會保障。
4.加大農村土地流轉的改革力度
在農村,農民擁有對土地的使用權,然而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得發展,農業用地有的被低價征收用于發展工業以及建筑,有的被農民用于蓋房,還有的由于農民到城市務工而被棄之不用。這在很大程度上不利我國農村經濟長遠的發展,也影響到我國糧食的生產穩定。因此政府應當制定相關法律法規,規范農村的農業用地,加快農村征地和土地流轉制度的改革,打擊侵犯農民利益的違法征地用地的行為,處理好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關系。
五、結論
關鍵詞:農民收入、增長源泉、就業
原載《中國農村觀察》2004年第1期
1978年開始實施的改革開放政策極大地推動了農民收入的增長。1978~1984年是農民收入增長最快的時期,年均增長率高達15.9%.這一時期,農民收入增長的推動力主要歸功于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實施,增長的來源主要是家庭經營性收入。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后,體制變革對農民收入的影響逐漸減弱,以農業為主的家庭經營收入已不再能維持高速增長,農民收入開始出現波動性增長。1984~1990年,農民實際純收入年均遞增4.2%.其中,1985年和1988年是兩個增長相對較高的年份,增長率分別為7.9%和9.3%;1986年和1987年增長相對緩慢,增長率分別為2.9%和2.8%;而1989年更是出現了實際純收入負增長的情況,農民收入比上一年減少1.6%。
進入90年代之后,雖然農民收入中家庭經營性收入依然占據著較高比重,但增長的來源發生了較大變化:非農收入增加逐漸成為農民收入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隨著農產品價格的提高、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以及農民外出打工的增加,進入90年代之后,農民收入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恢復性增長。在1990年增長1.8%和1991年增長2%之后,農民收入出現了1993~1997年連續5年的高速增長。1997年之后,農民收入的增幅開始下降,農民收入開始進入緩慢增長的階段,農民收入進一步增加變得非常困難,如何提高農民收入已經成為擺在黨和政府面前的艱巨任務。
一、農民收入結構和增長源泉變化
我國的農業是一種典型的資源約束型農業,耕地面積按20億畝計算,人均只有約1.5畝,這就決定了農業生產終將受到“耕地資源”瓶頸的制約,進而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家庭經營性收入注定無法成為農民收入持續增長的源泉。
農村的經濟體制改革使糧食產量在80年代初期出現快速增長,但體制因素的能量迅速釋放之后,糧食產量隨之出現徘徊局面。至80年代中后期,在我國某些重要的產糧區,如四川綿竹縣等,谷物生產效率已經接近當地耕地光熱水土條件下的生產潛力;在我國蘇南一些地區,復種指數曾達200%,精耕細作也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理論上說,在糧食單產無法提高的情況下,增加農業收入還可以通過擴大規模來實現,但由于人口規模龐大,我國農戶的耕地規模卻呈現不增反降的趨勢。我國每個農業勞動力(包括農業中從事第二、第三產業的勞動力)在80年代初期平均每人占有耕地近7畝,而到1997年,這一數字減少到每人4.3畝(按總耕地面積20億畝計算)。因此,在單產增長潛力有限,農戶耕地規模又無法擴大的情況下,靠經營土地不再能夠維持收入的增加。
經營農業很難使收入繼續增加,這一點恐怕沒有誰比農民自己認識得更清楚。農民要想增加收入除了在農業之外尋求增加收入的途徑別無選擇,而在農業之外尋求增加收入的途徑其實就意味著尋求非農就業的機會。對于農民來說,非農就業機會無非包括兩類,一類是當地的非農工作機會;另一類為外地的非農就業機會。
鄉鎮企業是為農民提供本地非農就業機會的主要陣地,鄉鎮企業在增加農民收入中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1985~1992年我國鄉鎮企業總產值凈增長5.59倍,其中工業產值凈增長6.46倍,而同期全國相應產業的產值增長僅分別為1.22倍與1.71倍。因此,這一期間鄉鎮企業發展速度遠遠超過全國平均發展速度。盡管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這一期間呈現擴大趨勢,由1.72倍擴大為2.33倍,但鄉村居民中,鄉鎮企業職工收入增長幅度與城市居民基本持平。這從農村居民純收入中生產性收入的增長中看得也很清楚。同期,農民的農業生產性收入8年中僅增長0.15倍,年均增長1%稍強,而非農收入增長甚快,為農業性生產收入增長的5倍。當然,在本地非農就業中,村干部、教師和醫生等職務也是其重要選擇,但這類非農工作機會非常有限,對于大多數農民來說,并沒有什么實際意義。
事實正是如此。有研究表明(Zhao,1997),農民首先選擇在本地非農就業,在無法在本地實現非農就業的情況下才選擇外地的非農就業機會。而且,選擇到外地從事非農就業的農業勞動力大多以“離土不離鄉”的方式進行。例如,1980~1997年,新增農業勞動力1.41億,其中,真正從事第一產業的勞動力僅增加2527萬人,剩下的1.16億則屬于“離土不離鄉”農業勞動力轉移。國家統計局和勞動部的調查顯示,1999年,全國到鄉以外就業的農村勞動力有5203萬人,比1998年增加268萬人,其中,到省外就業的有2115萬人;2000年,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人數達到6134萬人,又比1999年增加930萬人,其中到省外就業的有2824萬人。2001年,外出農村勞動力的最新統計數字則達到9000萬人以上(張紅宇,2001)。
因此,在80年代中后期農業收入增加變得困難之后,非農就業的工資性收入就成了農民收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其增長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率也越來越大。截止到2000年,農業收入不僅不能使農民收入增加,而且對農民收入增加的貢獻率呈現負值;農民收入增加幾乎完全要依賴工資性收入的增加。表1是1993年以來農民收入的結構變化,并計算了收入來源對增長貢獻的變化情況。
從構成上來看,家庭經營收入和勞動報酬收入仍然是農民收入的主要構成部分,二者相加在農民收入中的比重1993年為95%,到2000年這一比例仍然高達94%,幾乎沒有發生什么變化。
轉移性收入和家庭財產性收入兩項收入合在一起占農民收入的比例一直維持在5%左右。但是,勞動報酬收入和家庭經營性收入在農民收入中的相對重要性則發生了較大變化。勞動報酬收入在收入中的比重不斷增加,由1993年的21%增加到2000年的32%,增加了11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上升一個百分點。家庭經營性收入在農民收入中的重要性逐漸降低:1993年家庭經營性收入在農民收入中的比重為74%,到2000年,這一比重減少到63%,共減少11個百分點。家庭經營性收入減少的幅度正好等于勞動報酬性收入增加的幅度。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轉移 農民收入 貢獻
近幾年來,增加農民收入成為我國各級政府農村工作的中心任務。各地在依靠農業增產難以實現農民增收的形勢下,紛紛將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增加農民非農就業,作為提高農民收入的根本途徑。河北省是一個農業大省和農民大省,改革開放后在全省農民收入大幅度增加的同時,農民收入增長格局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本文的研究旨在從農民收入來源視角,探析河北省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民收入的貢獻,以考察農民非農就業對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最后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一、農民收入來源及結構的變化特征
根據我國現行的統計調查制度,農民收入在來源上可分為農業收入和非農業收入,其中,農業收入包括種植業、林業、牧業和漁業收入,即家庭經營第一產業收入;非農業收入包括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第二、三產業收入、財產性和轉移性收入。由于農民純收入是反映農村居民家庭實際收入水平的綜合性的主要指標,因而本文選用此指標來反映農民收入狀況,并采用農民人均純收入指標來衡量其總體水平。
1.農民收入呈現出明顯的非農化趨勢。改革開放以來,河北省農業和農村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978年的114.06元提高到2005年的3481.64元,增長了近30倍。與此同時,隨著我國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壯大、城市改革的推進和城鄉二元體制的松動,加上農產品供求格局的根本性變化,農業增產與農民增收之間不再是簡單的對應關系,大量農村勞動力開始不斷向農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農民收入中來自非農產業的收入比重逐步上升, 圖1表明了改革開放后河北省農民純收入的來源構成變化情況。1985年,全省農業人均純收入、非農業人均純收入分別為239.41元和145.82元,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分別為62%和38%,農民收入主要依賴于農業收入的增長,這一格局一直持續到1996年;1997年,非農業收入及其份額首次超過農業收入,農業人均純收入為1080.63元,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下降到47%,而非農業人均純收入為1205.38元,所占比重上升為53%;2005年,非農業人均純收入及其份額分別提高到2025.73元和58%,而同期農業人均純收入僅為1455.91元,所占比重進一步下降到42%。近9年來,農業收入的比重下跌了13個百分點,平均每年降低近1.5個百分點。由此可知,1997年以來河北省農民收入來源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農業人均純收入份額逐步下降,非農業人均純收入份額不斷上升,農民收入越來越依賴于非農業收入的增長,非農化趨勢已經十分明顯。
2.工資性收入是非農業收入增長的主要力量。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農業結構調整的深化,農民就業渠道多元化,非農業收入來源廣,圖2顯示了改革開放后河北省農民各項非農業純收入及構成變化情況。從圖中可以發現,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第二、三產業收入在農民純收入中的比重均呈現出上升趨勢,轉移性和財產性收入所占比重相對穩定,三者相比較,無論是從絕對數額還是相對份額上考察,工資性收入均是當年農民非農業收入增長的主要力量。1985年,農民人均工資性收入為88.71元,在農民人均純收入中所占比重為23%;2005年,農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增加到1293.5元,在農民人均純收入中所占比重上升為37%。在工資性收入中,2000年農民在非企業組織中勞動得到的收入、在本地企業中勞動得到的收入、常住人口外出從業得到的收入及其他工資性收入占整個工資性收入的比重分別為19.55%、33.91%、25.99%和20.55%,2005年這一格局變化為8.22%、35.80%、31.78%和24.20%,可見農民外出從業收入提高的最快,但在本地企業中的勞動收入仍是工資性收入的首要來源。
二、現階段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民收入增長貢獻率的分析
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是指農村勞動力轉向農村非農產業和城鎮就業的過程,農民由此所獲得的非農業收入主要包括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第二、三產業收入。這里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民收入增長貢獻率的分析,就是通過分析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第二、三產業收入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率來進行的。目前有關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民收入影響的研究文獻較多,官永彬等人通過建立經濟數理模型來考察各項收入來源對我國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本文借鑒了這種研究方法,并結合自身研究需要,建立了如下農民收入數理模型,用以分析河北省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率變化情況。
由上可知,我國農民純收入的各項來源之間存在著下列恒等關系:NI=WI+FI+NFI+PTI (1)
⑴式中,NI、WI、FI、NFI、PTI分別表示農民總純收入、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第一產業純收入、家庭經營第二、三產業純收入、財產性和轉移性純收入。
對⑴式加以動態考察,將其表示為:
NIt=WIt+FIt+NFIt+PTIt (2)
NIt-1=WIt-1+FIt-1+NFIt-1+PTIt-1(3)
由〔⑵-⑶〕/NIt-1,并經過變化處理后可得:
(4)式中,分別為農民總純收入、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第一產業純收入、家庭經營第二、三產業純收入、財產性和轉移性純收入的增長率,用G表示;分別為以上四項來源收入占農民總純收入的相應份額,用表示。
于是,⑷式又可以改寫為:
(5)式實質上是將農民純收入的總增長率分解到各項來源收入中,形成各項收入增長占總收入增長率的份額,其經濟含義是各項收入增長對總純收入增長的貢獻率,即分別為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第一產業純收入、家庭經營第二、三產業純收入、財產性和轉移性純收入對農民總純收入增長的貢獻率。
河北省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突出體現在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后,因而為了使本文分析更具有現實意義,上述模型中的各項收入均取自《河北經濟統計年鑒》中1997年~2005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并以1996年為基期扣除物價因素的影響。依據上述建立的農民收入數理模型,計算出各項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率、所占比重及其貢獻率。
圖3顯示的是農民各項純收入增長對總純收入增長的貢獻率變動曲線。從總體上看,轉移性和財產性收入的貢獻最為穩定,但其貢獻率較小;家庭經營第一產業純收入的貢獻最不穩定,9年中有4個年份的貢獻率最小,且均為負值;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第二、三產業純收入兩者的貢獻率變化趨勢大致相同,與家庭經營第一產業純收入的貢獻率變化趨勢基本相反,但工資性收入的貢獻明顯大于家庭經營第二、三產業純收入的貢獻。其中,從工資性收入看,1997年~2005年工資性收入在農民純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斷上升,由1996年的28%提高到2005年的37%,上升了9個百分點,其平均份額為36%,平均每年實際增長速度為8.58%,年平均貢獻率為58.73%,特別是近9年中有5個年份的貢獻率最高,其中4個年份恰是家庭經營第一產業純收入對農民收入增長貢獻率的最低期。從家庭經營第二、三產業純收入看,1997~2002年對農民純收入的貢獻相對穩定且較大,所占比重由1996年的13%提高到2002年的21%,平均每年實際增長速度為14.64%,年平均貢獻率為53.31%;2003~2005年對農民純收入的貢獻率呈現下降趨勢,所占比重由2002年的21%下降到2005年的15%,平均每年實際增長速度下滑到-5.35%,年平均貢獻率為-16.60%。由此可見,工資性收入增長是現階段農民收入穩定增長的主要支撐力量,而工資性收入又主要來源于農村勞動力轉移所獲得的收入,因而河北省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民收入增長的推動作用越來越大。
三、分析結論與政策建議
綜合以上農民收入結構和增長源泉的變化可以得知,目前農業收入仍是河北省農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其重要性逐漸減弱,而非農業收入特別是工資性收入在農民收入中的重要性逐漸增強,農民收入增長由過去主要依賴農業收入轉變為主要依賴工資性收入,農民收入增長的源泉發生了本質變化。這充分說明了農民收入問題不再是一個簡單的農業問題,而是越來越多地和農民非農就業問題相關聯,農村勞動力轉移已成為推動農民收入增長的重要因素。因此,增加農民收入應該在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促進農業經濟發展的同時,增加農民非農就業機會,加快農村勞動力向農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
1.加快農村小城鎮建設,積極發展農村第二、三產業,拓展農村勞動力當地就業與轉移空間。在目前乃至相當長時期內,我國大中型城市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數量極其有限的形勢下,小城鎮建設將是解決我國數量龐大的農村勞動力就業與轉移的根本出路,因而河北省應加速推動農村城鎮化進程。要結合全省優勢農產品如優質的專用小麥和專用玉米、棉花、肉牛肉羊和牛奶、蔬菜、果品等與農業產業化經營,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加快發展鄉村服務業,鼓勵和扶持鄉鎮企業二次創業,促進農村第二、三產業的發展,為農村富余勞動力營造更多的轉移就業空間。
2.加強農村勞動力就業與轉移的組織化程度,有計劃、有針對性地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向異地轉移就業。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盲目性和無序性較大,加大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成本和難度。河北省為解決農村勞動力無序流動的狀況,除應設立管理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工作的政府專門機構外,還要大力發展和嚴格規范勞動力中介組織,進一步強化政府、社會和企業的組織職能,在就業信息、職業技能培訓、法律服務、流動跟蹤檢測等方面,逐步建立起有效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體系,提高農村勞務輸出的組織化和信息化水平,以確保農村勞動力異地轉移就業的計劃性和有序性。
3.提高農村勞動力的整體素質和職業技能,增強轉移勞動力自身的就業能力。河北省應進一步加強農村基礎教育,大力開展農村勞動力長、中、短期的專業技能及法律法規、外出務工常識等多方面培訓,不斷提高農村外出勞動力的就業素質,促使勞動者由體力型向技能型轉變,增強轉移勞動力自身的就業能力。
參考文獻:
[1]官永-彬等:農民收入的經濟數理模型與實證分析[J].統計與決策,2006(10)
關鍵詞:人力資本 農民增收 影響 建設
中圖分類號:F2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05-020-02
一、引言
“三農”問題一直以來都是理論界和社會公眾廣泛關注的熱點問題。“三農”發展的切入點是農民增收,“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收入問題。雖然近些年來,農民收入得到某種程度的增長,但相對于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斷地拉大。尋找農民收入的影響因素,促進農民增收,一直是社會各界關心的問題。尋找農民收入的影響因素,促進農民增收,一直是我們關心的問題。究其影響農民收入因素,有農業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關于如何促進農民收入增長,理論界說法不一,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從農業內部角度,通過一系列措施提高農民收入;二是把思路放在農業外,通過加速城市化進程。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來實現提高農民收入的目的。學者的基本共識是解決農民收入問題最重要就是對農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提高農民的科技、文化等人力資本水平。
二、人力資本理論
1、人力資本內容。人力資本是指勞動者受到教育、培訓、實踐經驗、遷移、保健等方面的投資而獲得的知識和技能的積累,亦稱“非物力資本”。由于這種知識與技能可以為其所有者帶來工資等收益,因而形成了一種特定的資本――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比物質、貨幣等硬資本具有更大的增值空間,特別是在當今后工業時期和知識經濟初期,人力資本將有著更大的增值潛力。因為作為“活資本”的人力資本,具有創新性、創造性,具有有效配置資源、調整企業發展戰略等市場應變能力。對人力資本進行投資,對GDP的增長具有更高的貢獻率。
2、人力資本理論起源和發展。最早的人力資本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的著作。他在著名的《理想國》中論述了教育和訓練的經濟價值。亞里士多德也認識到教育的經濟作用以及一個國家維持教育以確保公共福利的重要性。第一個將人力視為資本的經濟學家是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一代經濟學宗師亞當?斯密在肯定勞動創造價值以及勞動在各種資源中的特殊地位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勞動技巧的熟練程度和判斷能力的強弱必然要制約人的勞動能力與水平。而勞動技巧的熟練水平要經過教育培訓才能提高,教育培訓則是需要花費時間和付出學費的。
3、現代人力資本理論。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和貝克爾創立人力資本理論。該理論認為物質資本指物質產品上的資本,包括廠房、機器、設備、原材料、土地、貨幣和其他有價證券等;而人力資本則是體現在人身上的資本,即對生產者進行教育、職業培訓等支出及其在接受教育時的機會成本等的總和。表現為蘊含于人身上的各種生產知識、勞動與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質的存量總和。人力資本理論主要包括:(1)人力資源是一切資源中最主要的資源,人力資本理論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2)在經濟增長中,人力資本的作用大于物質資本的作用。人力資本投資與國民收入成正比,比物質資源增長速度快。(3)人力資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質量,教育投資是人力投資的主要部分。不應當把人力資本的再生產僅僅視為一種消費,而應視同為一種投資,這種投資的經濟效益遠大于物質投資的經濟效益。教育是提高人力資本最基本的主要手段,所以也可以把人力投資視為教育投資問題。(4)教育投資應以市場供求關系為依據。以人力價格的浮動為衡量符號。
三、人力資本對農民收入的影響
1、教育和培訓影響農民觀念。教育和培訓的投資、收益分析已經成為人力資本理論重要的研究領域。由于農民自身因素約束,我國農民的觀念相對落后,小農意識極其嚴重。隨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不斷深入,政府加大人力資本投入,農村經濟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農民收入也得到了提高。但是由于我國農民文化素質較低。農村人才總量少。隨著農村教育體制的改革和職業教育的逐漸普及,我國農民的科技文化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總體而言。其文化素質仍較低。接受新技能、新科技、新知識的能力弱,農村鄉土人才嚴重缺乏。因此,通過教育和培訓轉變農民觀念顯得尤為重要。
2、人力資本存量影響農民擇業和就業。高素質的勞動力相對來說擇業范圍較廣。由于我國農村勞動力的知識和技能水平低,因此轉移后如果能順利就業的話,通常從事的也只是勞動強度大,收入低的職業;掙得的收入僅能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生活條件得不到改善,始終處于社會底層。據調查,外出務工的勞動者70%文化水平只停留在初中及初中以下,外出務工人均收入水平較低。
3、人力資本影響農民參與市場的能力。土地被稱為農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是安身立命之本。人力資本較高的農村勞動者。更容易摒棄傳統農民保守、封閉意識,更容易融入市場經濟,適應變化多端的環境,因此外出就業的成功率往往較高,收入相對來說較高。相對而言,因為無法獲得全面的信息以及對信息的處理能力明顯存在缺陷,為了降低各方面風險,絕大多數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以“兼業”為主。農村力轉移具有明顯的季節性和流動性特征。因此,他們所找的工作往往不穩定工作環境較差,收入也維持在低水平。
四、改進農村人力資本,提高農民收入的建議
1、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長期以來。不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對農村教育的投入都顯得嚴重不足。加之長期實行向城鎮教育、高等教育傾斜的教育導致農村基礎教育嚴重滯后。目前,隨著城鄉收入差距趨勢進一步拉大,以及我國市場化的內在要求。對農村教育加大投入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特別是要加大對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勞動能力但缺乏一技之長的農民的培訓力度。加強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培訓。探索由政府部門、用工企業、公共培訓機構和私營培訓機構等相關主體在農民工培訓中有效合作。將農民工培訓納入國家整體就業培訓系統之中,加強對農民工培訓的投入和管理。
2、完善戶籍管理制度。戶籍制度對農民的歧視使農民工進城后得不到公平的待遇,永遠被戶口這堵墻擋在城市之外。城市里的勞動力市場,限制了勞動力自由流動。將農民務工時的身份平等化,讓進城農民可以自由進入各級勞動力市場,參加各種職務的競聘,讓農民進城務工的收入增加,才能刺激農民加大人力資本投資,提高人力資本存量。進一步消除城鄉遷移障礙,逐步放開農村人口進入城鎮的各種限制。通過改革。建立以居住地劃分城鎮人口和農村人口,以職業劃分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的戶籍登記制度,盡早消除歧視制度。
3、完善農村的各種社會保障。當前,各級政府部門應該注意到社會保障對農民工的重要性,并且實施有利于農民工的醫療、工傷,以及養老保險等計劃。這些保障體制的實施。有利于促進農民工的工作積極性,并且能夠促進農民工對自身的進一步投資。從而提高人力資本水平。
總之。增加農村人力資本投資是開發農村人力資源、提高農民素質、加速農村勞動力轉移、推進城鎮化進程,把龐大的農村富余勞動力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不竭動力,同時,也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最有效措施。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提高農村人口素質的公共財政政策研究》(編號:08BRK008)]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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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簡偉秀,文衛.農村人力資本提升與農民收入增長研究[J].科技經濟市場,2010(10).
一、農民增收難問題的現狀
近年來我縣農民收入雖逐年有所增長,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擴大,農民增收難度加大,“三農”問題日顯突出,主要表現在:
1、城鄉居民收入反差大。從*年到20*年,農村農民人均純收入五年共增加1049元,年均增長7.64%而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2602元,年均增長8.74%,農村低于城鎮發展水平。
2、農民增收渠道少。據調查,我市農民收入主要來自于種植業和家庭養殖業,從鄉鎮企業及村級集體組織經營收入極少,缺乏龍頭企業帶動,很少有農副產品的加工、貯藏、保鮮、包裝、品牌等附加值增值收入。20*年全縣農戶種、養業收入152693萬元,占農民總收入的64%。
3、農業增產不增收。據調查,近年來,由于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不明顯,農村適用技術推廣不到位,糧食尤其是經濟作物的品種更新極為緩慢,雖然農產品在量上有所增加,但品種結構沒有改善,優質農產品少,缺乏農產品品牌,市場賣價低,增產不增收。
4、農民收入不穩定。農業是弱質產業,本身抗御自然風險、市場風險的能力就弱,加之農業基礎設施脆弱,水利電力、道路交通、電視通訊等基礎設施條件又差,特別是近年來水災、旱災、風雹災等自然災害頻繁,給農民增收造成了不穩定性。
5、農民收入不平衡。農村留守人員中絕大多數屬“3861”型,即中老年婦女、老年人、學生兒童占絕大多數,強壯勞動力少,農業從業人員文化素質低,高中學歷文化的幾乎沒有,有一技之長的就更少。調查中發現,凡文化程度高,有一技之長的農民多數從事二、三產業致富;而從事純農業的農民多數文化程度低、勞動能力不強、思想觀念落后,生產投入不足,外出打工的機會少,增收渠道窄,家庭收入低。
6、農民收入入不敷出。隨著化肥、農藥、種子、農膜等農業生產投入品價格的不斷上漲和農村水電、運輸等成本的不斷增加,從統計數據上看,雖然農民收入逐年有所增加,但大多數農民收入基本只能養家糊口,生活并不寬裕,有的還比較貧困。特別是農村醫療、孩子教育和紅白喜事人情費支出不斷加大,造成收支極不平衡。如現在農村沒有醫療保障,農民生小病一般不敢上醫院求醫,若遇大病就得舉債治療,造成因病返貧。
7、農產品科技含量低。由于農產品科技含量低,生產附加值不高,異致產品銷路不暢,價格上不去、成本高。
二、影響農民增收的主要制約因素
1、農業內部結構調整滯后,農產品質量差。我縣農業結構調整是促進農民增收的重頭戲,但由于缺乏科學規劃和宏觀指導,一些地方在結構調整中出現了政府越位、農民失位問題;有的地方把調整結構片面理解為“減糧擴經”,不是在轉變農業增長方式上做文章,而是把精力放在數量增減上,結果導致農產品質量不高,市場壓力,價賤傷農。
2、農村從業人員勞動素質不高,適用技術應用差。農村現有從業人員中,絕大多數農民年齡結構老化、文化程度低、勞動技能不強、思想觀念落后,技術資料看不懂,適用技術學不會,先進理念接受不了,信息獲取渠徑太少,農業科技成果難于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3、農村基礎設施薄弱,農業收入穩定性差。由于歷史原因和投入主體還存在“等、靠、要”的思想,我縣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欠賬較多,尤其是水利設施比較陳舊、農村道路多數不能確保晴雨暢通,直接影響農業增效、農民增收。
4、龍頭企業帶動能力不強,農業增效差。目前,我縣列入省、市級農業龍頭企業的只有富民食品一家,縣級扶持的企業有15家,但多數企業存在:一是規模太小,帶動能力弱;二是龍頭企業與農戶的利益連結不緊密,沒有很好地解決“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問題;三是不少龍頭企業尚未建立自己固定的“生產基地”;四是龍頭企業經營粗放,現代經營理念差,依靠科技開發新產品能力低。
5、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不健全,服務“三農”的手段不力。目前,為農民服務的機構和隊伍出現萎縮,事業經費投入不足,“線斷、網破、人散”的現象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稗r經網”、“農業科技110”和“村支部+協會”等有效載體,在一些地方僅流于形式,沒有很好地發揮作用??萍肌⒎伞⑿畔ⅰI銷、勞動力轉移等中介組織有待建立健全,相關協會的作用、潛力也有待進一步挖掘和發揮。
6、農業投入嚴重不足,農村發展籌資困難。調研中,大多數種養大戶和企業業主共同反映最為強烈的問題是貸款難問題。如何完善縣域金融服務體系,創新融資機制,建立政府引導、財政資助、多元資本投入、市場化運作的股份制擔保機構成為農村經濟發展中急需解決的重要課題。
7、農村適用科技人才缺乏,現有人才作用發揮差。農村農業農民要穩定、快速增產增收,需要培養、造就、挖掘大批不走的適用科技人才,并能在千家萬戶生根開花的“田專家”、“土狀元”。但我縣廣大農村一方面是人才缺乏,面臨培養難、挖掘難,尤其是不走的科技拔尖人才十分缺乏;另一方面是現有科技人才作用發揮差,特別是鼓勵涉農部門的廣大科技人員到“三農”第一線去發揮幫助農民增產增收作用更差,因而形成了“沒人才—想人才—要人才—發揮難”的不良循環的被動局面。
三、進一步促進農民增收的意見建議
1、堅持傳統產業與特色產業并重,引導農民在農業結構調整中增收。農業結構調整的核心是轉變農業增長方式,發展優質、高產、高效、安全、生態農業。因此,要堅持傳統產業與特色產業并重,在抓好糧食、畜牧業等傳統產業同時,培育和壯大筍竹、竹蓀、水果、水產等特色產業。無論是傳統產業還是特色產業都面臨一個產業調大、產品調優、特色調強、市場調活問題。因此,要引導農民搞好科技開發、生產要素開發和市場開發,不斷推進農業內部結構調整。當前,要高度重視糧食生產,抓住當前中央高度重視糧食安全這一有利時機,積極向上爭取政策扶持,引導農民抓好糧食生產帶動其它收入特別是農村二、三產業收入的增加。抓糧食生產不能就糧食抓糧食,要在不斷調整優化糧食品種結構,培育和引進推廣高產、優質良種,大力發展優質稻、專用糧生產的同時,加速發展糧食轉化工程,如:加工轉化,提高糧食加工比例,開發糧食的精深加工品;生物轉化,以開發飼料糧發展畜牧業;商貿轉化,重點在釀造業上做文章。
2、以農產品加工為突破口,引導農民從農業產業化經營中增收。我縣農業產業化進程不快,主要存在缺乏龍頭企業帶動、市場化程度不高和土地使用權流轉機制不健全等問題。應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突破:一是大力發展龍頭企業,提高農業的增值效益。發展我縣農業產業化經營,關鍵是要培育一批能連接市場、能帶動基地的龍頭企業。要面對市場,從我們自己的特色出發,建設一批規模大、檔次高、競爭力強、有帶動輻射效益的龍頭企業,比如竹筍竹蓀加工、果蔬貯藏保鮮、畜產品加工、糧食轉化等龍頭企業。要選擇一批有條件的龍頭企業,投資建設新的生產線,幫助搞好原料生產基地,并形成與農戶“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分配機制?!胺龀铸堫^企業就是扶持農民”,政府要把有限的資金相對集中扶持壯大龍頭企業、種養大戶、營銷大戶和農產品流通中介組織,對龍頭企業為農戶提供各種服務、進行技術培訓、研發引進新品種新技術、開展基地設施建設和治污建設等,應給予財政補助。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建設標準化生產基地、興辦倉儲設施和加工企業、購置農產品運輸設備,財政可適當給以貼息。二是努力提高農業產業化經營的市場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