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04 16:54:14
開篇：寫作不僅是一種記錄，更是一種創造，它讓我們能夠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將它們永久地定格在紙上。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12篇兩稅法的征稅標準，希望這些內容能成為您創作過程中的良師益友，陪伴您不斷探索和進步。
A.墨子
B.孟子
C.荀子
D.韓非子
2.春秋霸主中，勢力地處長江流域的諸侯國君有()
①楚莊王 ②齊桓公 ③勾踐 ④晉文公
A.②③
B.①④
C.①②
D.①③
3.秦朝負責監察百官的中央官吏是()
A.丞相
B.御史大夫
C.太尉
D.博士
4.在西漢時發明的農具是()
A.耬車
B.翻車
C.曲轅犁
D.簡車
5.奠定了中醫治療學的基礎，被后人尊稱為“醫圣”的醫學家是()
A.扁鵲
B.張仲景
C.華佗
D.李時珍
6.人們對武則天的統治褒貶不一，我們基本肯定她的最主要原因是()
A.她是我國歷惟一的女皇帝
B.她替多病的唐高宗處理政事
C.她能重用一些有才能的人
D.在她統治期間社會經濟持續發展
7.唐朝由強盛轉向衰落的轉折點是()
A.藩鎮割據局面的出現
B.唐玄宗后期的腐朽統治
C.租庸調制無法實行
D.持續八年的安史之亂
8.唐朝后期實行的“兩稅法”，是我國賦稅制度的一大變革，這是因為“兩稅法”()
B.改變了以土地多少為主的征稅標準
C.改變了按土地和財產多少的征稅標準
D.改變了一年分幾次收稅的情況
9.北宋的主戰派，的抗金將領是()
A.岳飛
B.王彥
C.韓世忠
D.李綱
10.元朝開始形成的新民族是()
A.蒙古
B.回鶻
C.回族
D.色目
論文摘要:所得稅的收入是我國財政收入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占全部財政收入的20%以上，其地位，僅次于流轉稅而居第二。所得稅是對利潤的征稅，所得稅具有稅負不轉嫁、不隱匿，稅負公平，調節力度強的特點。現行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存在問題，對經濟的產生影響，需要完善現行所得稅制度。
所得稅是以所得額為課稅對象而課征的一類稅種的總稱。所謂所得額是指納稅人在某一納稅年度的收人總額減去稅法規定準予扣除項目金額后的余額。我國對所得額的征稅分為法人所得稅和自然人所得稅。從我國現行稅制的設置來看，第一層次的調節是流轉稅，它是對銷售收人的征稅，一般是按全額或增值額征稅，如消費稅、營業稅、增值稅;第二層次的調節是所得稅，它是對利潤的征稅，一般是按純所得征稅，因為流轉稅和所得稅的納稅人是同一人，若流轉稅按全額征稅，所得稅必然按凈額征稅，以避免重復征稅;第三層次的調節是財產稅，它是對財產的價值或數量征稅，在整個稅制體系中，是輔稅種，以彌補流轉稅和所得稅課稅的不足。所得稅作為整個稅制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不同于其他稅類的特點:
1.稅收負擔的直接性。所得稅一般由企業或個人作為納稅人履行納稅義務，而且稅負最終由企業和個人承擔。由于納稅人就是負稅人，稅負不能轉嫁，所以被稱為直接稅。直接稅的最大優點是政府對誰征稅、誰就繳稅，能達到政府預期的稅收政策目標。
2.稅收分配的公平性。所得稅如果采用累進稅率征稅，能體現量能負擔的原則，所得多的多征，所得少的少征，無所得不征。所謂累進稅率就是隨所得增長而逐級遞增的稅率制度。它的最大特點是矯正貧富差距，緩和階級矛盾，穩定經濟，達到稅收公平的目的。
3.稅收征收的公開性。所得稅是直接稅，一般不轉嫁。所得稅在征收方式上一般由企業或個人申報繳納，采用按年計算，按期預繳，年終匯算清繳，多退少補的方法;在征收環節上選擇收人分配環節，是對利潤的征收，所以，所得稅征收具有公開性、透明度強的特點，易于征納雙方貫徹稅收政策。
4.稅收管理的復雜性。所得稅是對所得額的征稅，不論是企業或個人都要核算自己的純所得額，相對比較流轉稅對銷售收人計稅而言，所得稅的計算顯得復雜，核算水平高，征收管理的成本高，難度大，所以所得稅客觀上要求整個社會有較高的信息化、核算水平和管理水平，才能將稅款及時、足額、穩定人庫。
5.稅收收人的彈性。所得稅是以所得額為征稅對象，而所得額是隨國民經濟的發展變化和國民收人的變化而變化，因此，收人可靠。同時，所得稅采用累進稅率，能夠自動適應國民經濟周期的變化，隨經濟的繁榮和經濟衰退而發揮穩定器的作用，促進國民經濟穩定增長。我國現行所得稅制主要設置三個稅種，即企業所得稅、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以下簡稱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1994年所得稅制改革，第一步先將性質不同的內資企業所得稅歸并，統一開征企業所得稅(對內資企業使用);保留1991年7月改革的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對涉外企業使用)，第二步，將內、外分設的企業所得稅統一。個人所得稅的改革，將對中國公民和外籍公民分設的三稅合一，統一開征個人所得稅(內、外統一)。1994稅改至今，已經9個年頭，所得稅在組織財政收人，特別是調節經濟、縮小貧富差距、緩和階級矛盾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國家綜合國力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賴于稅收的貢獻，但所得稅在運行中也存在一些問題，有待于改革。
一、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存在問題及對經濟的影晌
(一)企業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也稱法人所得稅，是對企業的所得額征收的一種稅。我國的法人所得稅有兩種，它們是內資企業所得稅和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這兩個稅種的共同點是:第一，兩稅種都是對利潤所得的課征;第二，兩稅種的名義稅率是一樣的，內資企業所得稅的稅率是所得額的33%，而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的稅率是所得額的300!0(中央)，所得額的3%(地方)，綜合稅率為33%。而兩稅種的不同點是:
1.在所得稅收制度上內外資企業不一致，內外資企業分別適用兩套稅法。內資企業適用企業所得稅涉外企業適用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對法人利潤征稅采用內、外兩套稅法，一是違背了稅收公平原則，特別是加人WTO一年后的今天，仍用內外兩套稅法的作法，有悖于國民待遇原則。二是內、外兩套稅在具體執行時，易造成誤解，甚至是稅收歧視。三是內外兩套稅法不利于企業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
2.內外兩套稅法，確認所得額時稅前扣除執行標準不一樣。在扣除所得項目和比例上內資企業遠遠低于涉外企業，使涉外企業扣除項目金額多所得額少，從而稅金也就少了，比如壞賬準備金的提取比例，內資企業是年末應收賬款的5%，而涉外企業是年末應收賬款的3%，象計稅工資、計算折舊的殘值率、捐贈的扣除等扣除比例均不一樣，存在內資低、涉外企業高的現象。其結果外商稅負輕于內商稅負。
3.內外兩套稅法，稅收優惠政策不一樣。我國是在“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政策下，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建立涉外所得稅制，90年代初將涉外稅制進行歸并，建成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至今。當時中國為了大量吸引資本和技術，對外商規定了諸多稅收優惠條款，比如:稅率的優惠，特區減按巧%或24%征稅，生產性企業的二免三減半;再投資退稅;加速折舊等優惠。這些僅對外商用，這是非常英明和正確的，但今天情況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政治、經濟穩定、投資的硬、軟環境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所以要適時調整。
4.內資企業所得稅本身的有些稅收優惠政策有些滯后。比如為支持發展第三產業的稅收優惠，象副食品廠、服務業等等，過去是人民必須品，收費標準低，行業盈利少，免稅鼓勵其發展，而現在某些副食品、成了人們的調味品，價格上漲幅度很高，利潤客觀，可以取消減免稅優惠政策。
5.內、外兩套所得稅在保護環境、促進科技進步方面的稅收優惠政策取向上，用直接優惠多，而間接優惠少。西方國家在保護環境，促進科技進步的稅收政策方面，有的是單獨立法征稅、有的使用間接優惠為主，直接優惠為輔。比如美國關于企業虧損彌補規定，可以向前三年，向后7年彌補，比較靈活;關于科技投資，超過一定百分比，可在所得稅前列支部分投資等等。我國是利用廢氣、廢渣、廢液產生的利潤，在計算所得稅時允許稅前列支，基本上是有利潤才扣除，不與企業承擔投資部分風險，不利于企業積極從事環保，科技方面的投資。
(二)個人所得稅
1.個人所得稅實行分項課征制。國際上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有三種類型:一是總額課征制，如美國;二是分項課征制(我國);三是總額和分項課征制(如西歐一些國家)。一般財務會計核算水平高，納稅意識強，金融發達，非貨幣化程度高，電子貨幣使用普遍，征管手段高的國家，采用總額課征制，反之，易采用分項課征制。我國采用分項課征制，是符合當時的條件的，但時至今日，存在的問題:一是分項課征制，即分項確定收人、分項扣除、分項計算，易使納稅人收人化整為零，解收人，逃避稅收。二是分項課征制，在稅率制度上，不利體現所得多的多征，所得少的少征，無所得不征的累進稅率制度，不能真正體現公平原則，不能體現富人繳稅，窮人享受福利的思想。
2.個人所得稅征稅范圍過窄，調節力度有限。
3.個聲沂得稅免征額過低，易使富人稅變成窮人稅。
4.個人所得稅工資所得采取個人申報繳稅，未考慮家庭人口間題，生計費扣除標準一樣，有失公平。
5.個人所得稅在征收方面存在一是公民納稅意識差;二是征管手段落后;三是收人多樣化且采用現金結算多;四是個人財產收人不明晰，不確定，所有這些因素都影響了個人收人所得稅及時、足額人庫，使應收的稅款收不上來，出現富人不繳稅、少繳稅，窮人繳稅的現象。
二、完善所得課稅的對策
(一)完善企業所得稅稅制
1.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稅制。依照國民待遇原則，以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為基本標準改革現有企業所得稅，實現內外兩套稅法的合并。改革要按統一規范的原則進行.科學界定納稅人和征稅范圍，統一稅基、統一稅率、統一優惠政策，參照國際慣例，規定稅前扣除范圍和標準，重點清理并消除帶有歧視性的稅收政策，解決好外資企業優惠多于內資企業，非國有企業優惠多于國有企業的問題，實現對、外資企業的稅收平等待遇，提高內資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2.完善我國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除保留特定區域(如我國西部地區)優惠政策外，逐步取消其他地區性優惠政策，為不同地區和各類企業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取消內資企業對第三產業已到期的優惠政策。同時，根據國家產業政策導向，對高新技術產業、新興產業、實行稅收優惠，推動產業的優化和升級。
3.所得稅的優惠方式由已往以直接減免稅為主，間接減免稅為輔改為間接減免稅為主，直接減免為輔的方式，參與企業投資風險，鼓勵科技進步，間接減免稅的方式有加速折舊、投資抵免、費用扣除，科研開發基金等優惠方式。
(二)完善個人所得稅稅制
1.改分項課征制為總額和分項課征制。這一模式的具體做法是，在進一步規范目前分類所得的基礎上，先以源泉預扣的辦法預征分類所得稅，在納稅年度終了時，由納稅人申報其全年綜合的各項所得，由稅務機關核定其應稅毛所得額，調整所得額和應稅凈所得額，并據以計算出年度應納稅額，對年度內已納的稅額作結算調整，多退少補。這樣做一是符合我國國情，二是將多元化收人納人個稅的總控管理，以利于公平稅收。
2.擴大征稅范圍，嚴格控制減免稅。現行個人所得稅的課稅范圍過窄，僅例舉項，應適時擴展。對于一些個人的福利收人和從事農、林、牧、漁等個人收人超過扣稅標準的所得應列為征稅對象。對屬于常規課稅項目的國債利息，省政府和部委以上單位的獎勵，股票轉讓等應考慮納人計稅范圍。取消對偶然所得中一次中獎收人不超過1萬元免稅的規定。個人投資人股的股息、紅利征收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征收有重復征稅之嫌。具體解決辦法，國際上有三種做法:一是采用歸集抵免法;二是對利潤征了所得稅的，不再征個人所得稅;三是采用低稅率征稅。據我國個人所得稅征管現狀，采用第三種方法，在征收企業所得稅后個人分得的股息、紅利所得，計算個人所得稅時，由現行稅率20%調低至10%或5%，以降低個人投資所承擔的過高稅負，減輕重復征稅，刺激個人投資。
3.合理確定費用扣除項目和扣除標準。扣除項目應包括納稅人為取得納稅所得發生的支出，基本生計費用和特別扣除費用，扣除標準要考慮納稅人的婚姻狀況、賭養人口、年齡和健康狀況、醫療、教育費用等因素，并根據收人、物價水平等因素適時調整，以體現公平原則。
4.提高個人所得稅的免征額由800提高到1500元，以真正體現富人繳稅、窮人享受福利。
5.提高公民納稅意識。要讓每位公民知道，小偷偷的是別人的錢，而偷稅偷的是國家錢也是大家錢。所以要大力宣傳稅法、執法、守法。對于違法者，嚴懲不怠。完善代扣代繳與自行申報制度，建立納稅人編碼制度。個人所得稅改革成敗的關鍵在于建立健全個人所得稅稅源監控機制。要在繼續完善代扣代繳與自行申報制度的基礎上，盡快建立納稅人編碼實名制。以信息技術手段為支持，加強與銀行、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海關、公安、法院的配合，對納稅人的賬戶、號碼等實行全面的監控，防止稅源流失。
(三)加大稅收優息政策的科技導向
關鍵詞：兩稅合并；國際稅收；管理；企業所得稅
中圖分類號：F810.42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19-0018-02
新所得稅法實施后，對內、外資兩種類型企業實行同一企業所得稅標準，稅率統一設為25%。隨著兩稅合并的開始，涉外稅收因存在時間的局限性，將逐漸退出歷史的舞臺，而作為國際稅收管理的各項內容將隨著國內市場的進一步成熟，國際資本流動、項目往來頻繁等因素影響將得到加強。兩稅合并以后如何加強國際稅務管理成為當前國際稅務工作者的熱門話題，現通過由過去的涉外稅收管理到國際稅收管理，談合并后如何加強國際稅收管理。
一、涉外稅收與國際稅收的區別
1.概念不同。涉外稅收只是一個國家稅收體系分支，是相當于內資企業和個人稅收而言，但國際稅收則不是分支，國家稅收征管體系不能分為國內稅收和國際稅收。
2.內容不同。涉外稅收是一個國家和地區對外資企業和外籍個人征收的各種稅收，一般情況下是以對外資企業和外籍個人建立相對獨立的稅收制度為前提。而國際稅收則是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國家或地區對跨國納稅人行使稅收管轄權引起的一系列活動，涉外稅收征收稅種主要有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和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等，國際稅收處理協調的是包括對跨國納稅人行使居民和來源地管轄權，避免國際重復征稅，防止國際避稅，稅收協定執行和情報交換為主要內容。
3.范圍不同。涉外稅收是一個國家或地區處理對外資企業和外籍個人就來源于本國或者本地區收入的外國企業和個人征稅，國際稅收是兩個和兩個以上國家或者地區因行使不同稅收管轄權引起的納稅問題。
4.存續時間不同。涉外稅收是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國家吸引外資需要而產生，是以建立相對獨立的外資企業所得稅制度為存在前提，一旦統一合并取消單獨稅種時，涉外稅收作為單獨的稅收管理活動將消亡，而國際稅收則不同，只要世界上存在國家和地區，存在行使不同的稅收管轄權，存在跨國交易，國際稅收就將繼續留存。
二、加強國際稅收管理必要性分析
1.國際稅收管理對象增多的需要。截至2006年12月底，全國累計批準外資企業57.9萬戶，實際利用外資6 596億美元，中國已成為世界上發展中國家最大的外資流入國，在全球范圍內僅次于美國和英國。兩稅合并后外資企業稅率雖然有所提高，但是外國投資者更是看好國內優越的投資環境和國內潛在的巨大的市場，外資企業戶數仍將逐漸增長，同時外資企業的質量進一步提高，跨國之間資本技術生產要素流動性將更強，國際稅收管理的對象諸如外引進技術、關聯企業業務往來、外國企業承包工程和提供勞務、情報交換等等業務也隨之增多，這就為國際稅收提供了更多的管理對象。
2.涉外稅收政策延續性的需要。在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率的同時，為了照顧已存在的老外資企業，新所得稅法給予了不超過五年的優惠過渡期，對新法實施前已經成立的外資企業依法享有的優惠政策，可繼續執行，到減免期屆滿為止。也就是說涉外稅收管理在一定時間內將繼續存在。另外由于政策過渡，不可避免出現部分外資企業利用過渡期間濫用優惠政策的問題，這就需要進一步加強國際稅收管理，更加規范執行稅收法律規定，杜絕各種濫用優惠政策的投機行為。
3.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需要。近年來，中國經濟越來越多融入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的大潮中，更多的外國企業和個人從國內取得利息、股息、特許權使用費等應稅收入。與此同時，外國企業承包工程和提供勞務也逐年增加，在境外投資、經營的國內企業和個人也有上升趨勢。隨著納稅人跨國經濟活動不斷增加，稅務機關對納稅人各種涉稅信息的依存程度也在增長，這就對外國居民稅收身份認定、預提所得稅管理，常駐代表機構征免稅判定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中國已經與89個國家或者地區簽訂了雙邊征稅協定，稅收情報交換已成為國際稅收合作的主要方式及反避稅和離案金融中心的重要方法，在新形式下迫切需要加強國際稅收的管理，維護國家稅收利益，履行稅收協定職責，更好地開展國際稅收合作。
三、加強國際稅收管理建議與對策
根據國際稅收特點和管理的必要性，兩稅合并后，國際稅收應從以下幾方面加強管理：
（一）稅收協定的執行
包括居民認定及中國居民身份證明的出具、常設機構認定及管理、限制稅率認定、稅收管轄權判定及稅收管理、境外稅收抵免審核認定及管理、協定特殊條款的執行、研究制定稅收協定執行的管理辦法、對濫用稅收協定的專項調查與處理等。
（二）非居民稅收監管
依據有關稅務管理規范，組織實施對本地區外國公司營業機構場所的稅收管理、外國公司在中國未設立機構而有來源于中國所得的預提所得稅管理、非貿易付匯及部分資本項下售付匯憑證的開具和管理、外國居民個人所得稅稅收管理、外國企業常駐代表機構征免稅判定及其稅收管理，以及對外國居民偷稅問題的調查與處理。要定期與外匯管理局、商務局進行工作反饋，及時掌握非居民納稅情況。
（三）情報交換
組織實施情報交換管理規程，就自動情報交換、自報交換、專項情報交換、行業范圍情報交換和授權代表的訪問所涉及的稅收情報收集、轉發、調查、審核、翻譯和匯總上報，根據情報交換工作保密規則實施稅收情報的定密、解密、制作、使用、保存和銷毀等保密工作，開展跨國同期稅收檢查。
（四）國際稅務管理合作
組織實施對本國居民境外所得的有關稅收管理規范，對本國居民境外經營活動依照稅收協定提供稅收援助，配合國外稅務當局對本國居民境外所得的偷稅問題組織調查，組織實施與國際組織和外國稅務當局有關稅收征管的國際交流與合作事項。
（五）反避稅實施
1.認真按照新所得稅法要求，進行反避稅實施。新企業所得稅法特設了“特別納稅調整”一章，對防止關聯方轉讓定價做了明確規定，引入了獨立交易原則、成本分攤協議、預約定價安排，明確了納稅人的舉證責任以及可比第三方的協助義務，同時增加了核定程序、防范避稅地避稅、防范資本弱化、一般反避稅和對補征稅款按照國務院規定加收利息等條款，強化了反避稅立法，有利于更好地維護國家利益。
2.加大反避稅工作的投入，建立全國轉讓定價信息網絡。參照美國稅法第482節條款的規則，在轉讓定價稅法中引入正常交易值域的概念。建議國家稅務總局與有關部委聯合，定期公布某種行業、某種產品的利潤率區間。在試點城市的基礎上，積極推廣反避稅管理信息系統軟件。成立專門機構或由專門人員負責各種可比信息的采集、整理、分析工作，在全國范圍內建立反避稅價格信息網絡，由國家稅務總局定期通過該系統相關信息，以利于反避稅工作的深入開展，也便于提高各地市的工作效率。
3.加強信息化建設，推進反避稅工作。為了解決反避稅工作中不容易收集非關聯企業可比數據信息的難題，建議省局著手建立反避稅信息庫，通過整合CTAIS系統、涉外企業匯算清繳系統、出口退稅審核系統、政府部門和行業協會統計信息，將各基層單位在歷年反避稅調查審計中積累的零散可比數據信息進行匯總、整理和共享，提高可比數據信息的收集和使用效率，為各地市反避稅選案、審計調整、跟蹤管理等各階段工作提供強有力的數據信息支持。
4.各地市稅務部門應利用預約定價辦法加強對關聯企業稅收征管。
（1）加強開業管理，推行關聯企業申報制度。各基層稅務機關將是否存在關聯企業以及關聯企業的名稱、稅號、經營地址、法人代表、經營狀況等列入對新辦企業開業調查的內容，同時要求企業及時填報關聯企業申報表，一旦企業有新成立的關聯企業須及時向稅務部門報告，將關聯企業管理從源頭抓起，完善關聯企業管理的基礎信息采集制度。
（2）在加強關聯企業開業管理的基礎上，充分利用關聯企業申報的基礎信息資料，將存在不同稅率或享受不同優惠政策的關聯企業作為反避稅重點，加強監管。
（3）對被確定為重點監管對象的企業，征管部門要及時上門對企業提出關聯交易中應遵循稅收方面的要求進行宣傳，并針對企業利用關聯企業避稅的手段和方法，預先制定相對應的定價標準或要求，并將其在《關聯企業稅收管理協議》上列明，在關聯企業開辦之初就與其簽訂，促使企業在一開始就對反避稅工作有一個較為深刻的認識和較全面的了解。在這份《關聯企業稅收管理協議》中，對納稅人與其關聯企業之間在有形財產的購銷和使用、無形財產的轉讓和使用、提供勞務、融通資金等業務往來中的定價原則和計算方法進行明確，特別是對有形財產的購銷定價、提供勞務的定價以及最低利潤率的確定，應從本地同行業中進行測算獲取，以此作為可比數據資料，對不能達到相關數據指標要求的，要明確企業的舉證責任，對無法舉證或舉證不合理的，則明確其應承擔的法律責任。
（4）嚴格執行稅收政策，加強過渡期外資企業的后續監管力度。稅務機關一方面要加強對企業的宣傳和培訓，促使他們依法申報，另一方面要積極利用審核評稅、稅務審計等有效手段，通過加大日常檢查力度，嚴格進行違規處罰的方法來加強事后監督管理，建立稅務機關內部層層監督備案制度。
總之，兩稅合并后國際稅收管理部門應根據形勢需要，及時調整部分職責，實現由涉外稅收為主、國際稅收為輔的原體制到國際稅收管理的轉變，要在重新整合人力資源，提高國際稅收工作質量與效率等方面狠下工夫，切實做好反避稅、非居民稅收管理、稅收情報交換、協定執行等各項特色工作，提高國際稅收管理的水平，充分國際稅收管理在維護國家稅收權益，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創造公平稅收環境等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謝旭人.中國稅收管理[M].北京:中國稅務出版社，2007.
關鍵詞：新企業所得稅法；內外資企業；差異；影響
中圖分類號：F81文獻標識碼：A
新《企業所得稅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新稅法增加了許多新內容，與原內、外資稅法有較大差異，對內資和外資企業的影響也很大。該法的頒布與實施給各類企業創造了公平的稅收環境，為內、外資企業的平等稅收負擔以及引導資金的流向、調整產業結構和實現區域均衡發展方面產生重要的影響。
一、新舊企業所得稅法的主要差異
(一)首次引入“居民企業”和“非居民企業”的概念。新稅法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企業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組織為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體現了以“法人組織為納稅人”的做法，摒棄了以獨立核算的三個條件來判定納稅義務人標準的做法。同時，新稅法將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區分為居民企業和非居民企業，體現了根據屬人主義原則作為國家行使稅收管轄權的指導原則。首先，明確居民的概念，可以區別不同類型的納稅義務人，明確稅收管轄權范圍。其次，采用居民與非民居概念，可以避免行使居民征稅權的國家之間對同一所得的雙重或多重征稅。再次，界定本國稅法上居民的范圍，劃清居民與非居民的界限，對于談判、締結和執行避免國際雙重征稅協定有重大的實踐意義，有利于維護國家的征稅權。
（二）新企業所得稅法在“稅率”方面的差異。現行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所得稅稅率均為33%。同時，對一些特殊領域的外資企業實行24%、15%的優惠稅率，對內資微利企業分別實行27%、18%的二檔照顧稅率等。稅率檔次多，使不同類型企業名義稅率和實際稅負差距較大，不利于企業的公平競爭，也容易帶來稅收漏洞，增加稅收征管上的難度。因此，結合我國財政承受能力、企業負擔水平，考慮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特別是周邊地區的實際稅率水平等因素，新的企業所得稅法將企業所得稅稅率確定為25%。這一稅率在國際上屬于適中偏低的水平，從而有利于繼續保持我國稅制的競爭力，進一步促進和吸引外商投資。
（三）新企業所得稅法對“稅前扣除”方面的調整。目前，內資、外資企業所得稅在成本、費用等稅前扣除方面規定不盡一致，如內資企業所得稅實行計稅工資限額扣除制度，而外資企業所得稅對工資支出實行全額據實扣除等。新企業所得稅法對企業實際發生的各項支出扣除將做出統一規范。主要內容包括：取消內資企業實行的計稅工資制度，對企業真實合理的工資支出實行據實扣除；適當提高內資企業公益捐贈扣除比例；企業研發費用實行加計扣除；合理確定內外資企業廣告費扣除比例。
(四)稅收優惠。新企業所得稅法對現行內、外資稅法中的稅收優惠政策進行了整合。按照國家產業政策要求，實行“產業優惠為主，區域優惠為輔”，其主旨是促進技術創新和進步，鼓勵農業、基礎設施、環境保護、節能及安全生產等方面的投資，同時兼顧微利小型企業、國家需要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福利企業、少數民族地區企業等。對從事農林牧漁業、基礎設施投資、環保節能所得免征、減征企業所得稅；對符合條件的小型微利企業按20%的稅率計征，國家重點扶持企業實行15%的稅率；民族自治地方的企業應納所得稅中屬于地方分享的部分減征或免征等。
（五）收入總額范圍有變化。舊企業所得稅法對收入總額的規定是納稅人在一個納稅年度內取得的各項收入，包括生產、轉讓收入、利息收入、特許權使用費收入、股息收入和其他收入，采用的是列舉法。而新企業所得稅法規定，企業以貨幣形式和非貨幣形式從各種來源取得的收入作為收入總額，企業取得收入的貨幣形式，包括現金、存款、應收款項、應收票據、準備持有到期的債券投資，以及債務的豁免等；企業取得收入的非貨幣形式，包括固定資產、生物資產、股權投資、無形資產、存貨、不準備持有到期的債券投資、勞務，以及有關權益等。企業以非貨幣形式取得的收入，以公允價值確定收入額。新企業所得稅法的收入總額口徑比原來要大，雖然實際計算結果沒有太大的差異，但新規定有利于稅務部門掌握企業的收入來源，從而避免企業漏計收入。
二、新稅法實施對不同企業的影響
(一)對內資企業的稅負影響
1、大中型內資企業。對于大中型內資企業而言，新稅法最直觀的影響是，一方面降低了內資企業的所得稅率（由33%降為25%），同時減小了內資企業所得稅稅基，兩個變量的減少會降低企業的應納所得稅額。有關專家測算，若不考慮稅收優惠因素影響，內資企業所得稅稅率下降將使企業稅后凈利潤提高11%。
2、小型微利企業。稅法規定，符合條件的小型微利企業按20%稅率征收。這里的條件是指從事國家非限制和禁止行業，并符合下列條件：第一，工業企業，年度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30萬元，從業人數不超過100人，資產總額不超過30萬元；第二，其他企業，年度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30萬元，從業人數不超過80人，資產總額不超過1，000萬元。對認定小型微利企業的應納稅所得額標準大大提高，多數企業稅負會有所下降。
(二)對外資企業的稅負影響
1、非生產性外資企業。按原企業所得稅法，非生產性外資企業，如服務業、餐飲業等與內資企業同按33%稅率執行的。內外資企業統一為25%后，稅率減少了8%，稅收負擔也會大幅度降低。
2、生產性外資企業。對于生產性外資企業，我國長期以來都給予扶持，享受各種優惠后，一般平均稅率僅為12%左右；新稅法將內外資企業統一稅率后，生產性外資企業增加了13%的稅率，稅負會大大增加。
(三)對不同行業的稅負影響。有關部門報告顯示，兩稅合并將對不同行業產生不同的影響。電力、有色金屬、造紙、紡織服裝、交通運輸等行業在2006年以前實際稅負并不高，2006年以后由于稅收優惠期滿，實際稅負大大增加。所以，兩稅合并仍然可以受益。汽車、家電、機械設備、電子元器件等行業實際所得稅稅負低于25%，因此行業整體并不能享受到兩稅合并的好處。食品飲料、銀行、通信運營、煤炭、鋼鐵、石油化工等行業的實際稅負均高于25%。截至2007年，銀行業、飲料業和通信運營業稅負分別為35.59%、31.06%和31.51%，分列國內行業稅負前三名。因此，稅制改革后這些行業有可能成為主要獲益者。
（四）對不同區域企業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東部和南部沿海地區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加上原稅法的區域優惠政策導向，使東南沿海地區吸引了絕大部分外資，率先得到了快速發展。與東南沿海地區快速發展相比，內陸地區特別是西部地區投資環境相對較差，在吸引外資方面的競爭力明顯不足，經濟發展嚴重滯后。東中西部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日益擴大，不僅會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經濟問題，也不利于東南沿海地區和整個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適當削減東部區域優惠、增加西部地區的優惠是新形勢的要求。
總之，新稅法頒布后，有利于我國稅制改革的進一步發展。對內資企業而言，消除了稅收歧視，使之與外資企業享有相同的稅收政策，減輕了稅收負擔，有利于其公平地參與市場競爭。對外資企業而言，新法規定的25%的稅率，在國際上仍是適中偏低的水平，有助于國家吸引外資并有效利用外資。同時，以產業優惠為主、區域優惠為輔的稅收優惠體系，有利于國家清理假外資，推動經濟的持續發展。所以，長遠來看，新稅法的實施不會對我國吸引外資產生重大影響。
（作者單位：新疆伊寧市供電公司）
參考文獻：
【關鍵詞】企業所得稅法 內資企業 外資企業
一、新企業所得稅法頒布的背景
稅法是國家組織財政收入的法律保障，是國家宏觀調控的法律手段，可以有效地保護納稅人的合法權。在舊稅法中，內外資企業采用不同的稅法，兩法同時進行，因此在計稅方法、稅率、優惠政策等方面都有較大的差異，導致了內外資企業的稅負不公平。隨著經濟全球化，國內很多資金流向外國，并在外國設立“虛擬公司”，再回到國內設立外資企業，進行避稅。過多的稅收優惠，使得稅收征管的漏洞越來越多，減少了國家的稅收收入。稅收是國家取得財政收入的一種重要工具，目的是為了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稅法的不規范，使得更多的偷漏稅情況出現，因此國家很難利用稅收來實現社會再生產的分配和不斷發展。稅法的不規范，也使得企業在選擇組織形式時，不是根據經營管理的實際需要，而是受稅收政策的左右。
二、新企業所得稅法對國內經濟發展的意義
新企業所得稅法是根據我們當期經濟發展和稅制情況，詣在彌補舊企業所得稅法的漏洞，完善舊企業所得稅法，同時把當期新出現的現實情況考慮進去，讓新企業所得稅法制度涵蓋范圍更廣，內容更加豐富的基礎上建立起來。新企業所得稅法的建立，意義廣泛，主要體現以下幾點：
（一）融入可持續發展理念。當前世界，企業競爭激烈，能源短缺，環境污染嚴重，可持續發展已經多次被提出，各國呼吁要進行綠色生產。我國也提出科學發展觀，鼓勵企業要科技創新，減少污染。但是這些觀念的提出，并沒有在企業可持續發展實施機制中產生很大的推進作用。此外，自從加入世貿組織后，國內企業面臨著國際競爭對手，為了提高國內企業的競爭力，促進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減輕了企業的稅負。在新稅法中，將稅率降到25%，對國家要鼓勵發展和要扶持的小型微利企業，高新技術企業，則在25%的基礎上，再減5%和10%，而且在對內外資企業的稅率上也進行了統一，不僅使稅負更公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企業的稅負，體現了我們社會主義稅收的優越性，能夠根據實際，與時俱進。而舊稅法的稅率為33%，又對內外資企業的征收方法不同，不僅使企業的稅負高，而且易造成內外資企業的不公平競爭。
（三）有利于公平競爭。舊企業所得稅法使內外資企業的稅收負擔不平衡，不利于納稅人之間的公平競爭。新企業所得稅法，根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為貫徹“公平稅負、促進競爭”的原則，取消了舊企業所得稅法中對內外資的不同的稅率、稅前扣除項目的規定，而對內外資采取統一的稅率、稅前扣除項目等多項規定，公平了稅負，很好的解決內、外資企業稅收待遇不同，稅負差異較大的問題，使各類企業在稅負公平的條件下進行平等競爭。
三、新企業所得稅法對企業的影響
（一）對內資企業的影響。新企業所得稅法的頒布，結束了內外資企業使用不同的稅法條例。統一的企業所得稅制度，為各類市場經濟主體提供一個統一、規范、透明的稅收制度平臺，為其創造公平競爭的稅收制度環境，使內外資企業站在公平競爭的起跑線上。因此，內資企業應抓住稅法改革的機遇，為企業創造更好的經營環境，促進企業經濟增長。新稅法降低了內資企業的稅率，改為按25%的稅率征收所得稅，因此使內資企業的稅負比重降低，減輕了稅收負擔。降低了稅率，可以使內資企業的稅后凈利潤得到提高，大部分企業可以從新稅法改革中受益，特別是在實行舊稅法時稅負比重較高的企業，如鋼鐵業，金融保險業等，使得企業能夠有機會休養生息。對于采掘業而言，舊稅法規定大部分上市公司按33%的標準稅率，采掘業上市公司的實際稅率均在25%以上，兩稅合并后減少內資企業的稅負，對采掘業利潤增長產生積極影響。新稅法規定了收入總額中的不征稅收入，如一些財政部門、行政事業性收費等并不是通過自己生產經營且取得資金的，也不能為社會經濟提供價值增值的，，而是通過國家財政撥款的方式取得，而財政資金也是通過對一般企業征稅取得的收入，為了避免重復增稅，也考慮到非經營活動產生的利益可以得到避免，因此不列為征稅范疇。還有企業購買國庫券的收入，也不征稅，因此企業可以利用這次的不征稅機會，可以把企業的一些多余的錢用于購買國庫券，增加企業的收入。
（二）對外資企業的影響。新企業所得稅法的實行，對外資企業有一定的負面影響。原先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企業，在新稅法實行后，稅負比重上升。因此，這些企業可以選擇在中國設廠，利用中國較廉價的勞動力，節約生產成本，提高企業的利潤。原先沒有享受稅收優惠的企業，在新稅法實行后，稅負比重降低了，企業的利潤增加了，企業可以用更多的資金進行投資，改進設備等。
第一、舊稅法中企業所得稅稅率為30%，地方所得稅稅率為3%，新稅法統一為25%。實行新稅法后，稅率有所下降，但對于原享有稅收優惠政策的企業如經濟特區等，稅負比重將上升，對于原未享有稅收優惠政策的企業稅負比重將下降。
第二、業務招待費的稅前扣除發生變化。在舊稅法中，業務收入總額以500萬元為界，低于500萬元的按1%允許扣除，超過500萬元的部分，不得超過該部分業務收入總額的0.5%允許扣除。現在稅法規定，可按實際發生額的60%扣除，但必須低于當年銷售收入的0.5%。
現實損害
中國入世5周年之際，已經向外資開放了幾乎所有民用經濟部門，同時取消了對外資企業的外匯平衡、出口實績、國產化比率等要求，主要貿易伙伴還在不斷要求中國進一步削減、乃至徹底取消已經所剩無幾的對外資 企業的限制。
在實踐中，不少地方政府甚至將盈利前景好的項目優先提供給外資企業，特別是大型外資跨國公司。中國國民收入增長、國內市場規模擴大也對外商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在越來越多的部門，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從面向出口市場轉向國內市場，與內資企業展開了激烈的競爭。以至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有研究結果認為，在對外資開放的28個部門中，已有21個部門形成了外資壟斷。對于內資企業而言，“逆向歧視”早已不再是潛在的威脅，而是現實的損害。
享受稅收優惠的外資企業過多、優惠過大，相應的后果是稅負過多地集中于較少的納稅人身上，導致中國稅負過高，一方面抑制了經濟活動的正常發展，另一方面激勵了偷稅漏稅等行為。
也許，“逆向歧視”最為嚴重的后果還在于對國民心態和政府威信的負面影響，它不僅對中國國民的民族自信心形成了潛移默化的損害，而且使得眾多國民形成了不信任政府會維護內資企業和本國國民利益的潛意識。在最近的花旗集團并購廣發銀行股權比例風波中，有媒體稱廣東發展銀行并購案已經塵埃落地，花旗集團方案勝出，花旗集團及其全資子公司Associates?First?Capital持有的廣發行股權將超過銀監會此前規定的外資持股20%上限，甚至可能達到36%，一時國內外輿論嘩然，最終竟使銀監會主席不得不親自出面澄清此事。這場風波表明，對于一個獨立國家政府而言，任何事情都比不上喪失公信力更可悲、后果更令人擔憂。
分歧
在這種情況下，兩稅合一不能不提上議事日程，這項牽涉巨大利益調整的稅制改革當然會引起不同的反應。除了企業界之外，由于工作重心不同，政府不同部門之間也存在意見分歧。其中，財政部門主張盡快實施兩稅合一，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拖延實施稅制并軌將提高其成本。中國稅制改革中通常實行新企業新辦法，老企業老辦法。換言之，在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并軌的新法出臺之后，新成立的企業將適用新法，此前成立的老外資企業則可以繼續享受一定年限的稅收優惠，待這些優惠到期后再沿用新法。如果兩稅合并遷延日久，外資在新法生效前成立、因而在稅制并軌之后繼續享受優惠的公司增多，稅制改革成本將提高。有關方面估計，如在數年前并軌，由此減少的財政收入不過200～300億元；現在實施，減少的財政收入約1500～2000億元；如果繼續拖延，代價會更大。
其次，其他情況不變，對內外資企業統一實施較低的所得稅將減少財政收入；目前中國已連續數年稅收增長快于GDP增長，國家財力充裕，有能力承擔稅制改革可能帶來的稅收減少效應。中國稅收高增長主要來自經濟增長、政策調整和加強征管3項因素，后面兩項因素不可持續，因此稅收高增長態勢不可能長期維持。國家稅務總局測算，從1994年實行現行稅制至今，稅收實際征收率已經從50%強提高到了70%，稅收實際征收率進一步提升的空間有限，邊際收益遞減。且財政支出通常具有向下剛性，如果拖延時間過長，很可能增長的財政收入已經投入其它用途（包括奢侈浪費的工程項目），而不能用于減輕企業、居民稅負了。這樣，要實施兩稅合一，就要避免錯過當前稅收高增長的時機。
第三，增值稅轉型已從2004年10月開始在東北地區實行，推廣到全國也不會太遠，為同步實施企業所得稅并軌和增值稅轉型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對外資企業來說，所得稅并軌是增加稅負，而增值稅轉型是降低稅負，一增一減，有利于熨平稅制改革可能產生的利益波動。
第四，目前，國際收支巨額雙順差表明中國經濟外部失衡已經非常嚴重，而且構成了世界經濟失衡的重要組成部分。減少稅制對外資的激勵性，有助于減緩中國經濟外部失衡進一步加劇。
關于兩稅合一緩行的主張主要是著眼于吸收外資的需要。無論是好是壞，外資企業已經在中國進出口貿易、就業、財政收入中占據了重要地位，尤其是在進出口貿易中多年占據半壁江山。倘若由于稅制調整而導致進出口貿易、就業等發生太大波動，顯然并不符合國家利益。同時，仍然有人期望跨國公司能夠加強對中國的技術轉讓。在此思路下，這一主張強調國際產業正在加快轉移，為中國優化外資結構、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提供了稍縱即逝的難得機遇。且國際引資競爭趨向激烈，聯合國貿發會議《2005世界投資報告》統計，2004年有102個國家／地區出臺了271項與外資相關的政策，其中87%的政策調整是有利于外商投資的，另有20個國家／地區為鼓勵投資而降低了企業所得稅率，其中包括日本、法國、芬蘭、丹麥、瑞士等發達國家，也包括新加坡、墨西哥、烏拉圭、保加利亞、捷克等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不宜急于實施兩稅合一，以免錯過機遇，反而讓與中國存在競爭關系的國家借此機會發展起來。
合并
無論是為了避免扭曲市場、緩解宏觀經濟失衡，還是為了提高對外經貿的質量和水平（商務部長曾經說過，我們對外資也要挑肥揀瘦了），兩稅合一都已經勢在必行。即使單純對商務主管部門而言，維持內外資所得稅不統一也有日益成為政治包袱之勢。如果在此問題上對商務主管部門形成了遍及全社會的負面形象，那么，在對外經貿談判中能夠獲得的信任和授權很可能會受到影響。過分地拖延這一問題，將不可避免地使之日益政治化，妨礙冷靜、平穩地安排這項轉變。我們需要積極主動地推進兩稅合一，避免這項議題政治化；在兩稅合一進程中，我們也需要穩妥安排，將由此而產生的震蕩最小化。為此，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在調整稅率之前先統一應納稅所得額計算方式。應納稅所得額＝收入總額－稅前扣除項目金額，在收入總額計算方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細則》（1991年）第十八條，外資企業在中國境內投資于其他企業獲得的利潤（股息）可以不計入本企業應納稅所得額；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第五條則規定，（內資企業）納稅人的收入總額包括股息收入。在稅前扣除項目計算方面，無論是壞賬準備、利息支出、業務招待費、企業職工工資支出和福利支出、捐贈支出的列支規定等方面，目前對外資企業的規定和標準都寬于內資企業。如對于公益性、救濟性捐贈支出，內資企業不得超過年應納稅所得額的3%，而外資企業的這部分支出則沒有限制，允許全部在稅前扣除。再如在業務招待費開支上，內資企業不分行業，一律按銷售（營業）收入的一定比例在稅前扣除；而外資企業則是分行業，依據銷售收入和營業收入，按不同比例計算在稅前扣除。
固定資產和員工工資是大多數企業最大的支出項目。在企業職工工資支出列支方面，中國對內資企業實行了令人詬病的“計稅工資”概念，即內資企業實際支付工資超過計稅工資的部分不能算作成本在稅前扣除，而要視為企業收入繳納企業所得稅，導致內資企業實際負擔的員工工資高于員工獲得的工資；對外資企業員工工資則在稅前據實抵扣。固定資產是企業最大的成本投入，越是資金、技術密集程度高的行業，固定資產投入越大，應納稅所得額受資產稅務處理方法的影響越大。現行稅制對內外資企業固定資產的折舊年限、固定資產凈殘值率規定都不同。關于固定資產的折舊年限，內資企業由行業財務制度規定，外資企業則由稅法規定。關于固定資產殘值比例，內資企業為原值的5%以內，外資企業則為不低于原值的10%。
在統一應納稅所得額計算方式方面，財政部和國稅總局《關于調整企業所得稅工資支出稅前扣除政策的通知》將內資企業所得稅扣除工資標準從800元提高到了1600元，去年下半年內資企業為此可以減少稅負120億元，已經邁出了第一步，但需要進一步完善，徹底廢除“計稅工資”概念。
第二，實行“寬稅基、低稅率”政策，在較低的稅率上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
第三，將外資優惠轉為產業、區域優惠，即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區域發展政策的企業，不分內資、外資，給予統一的優惠。這種做法可以將減輕企業所得稅并軌與提升產業結構結合起來。
關鍵詞：個人所得稅；稅率；所得稅一體化；相對單一稅
中圖分類號：F810.4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19-0026-02
現代社會，稅收已經深入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有關經濟活動的管理制度、企業制度、生產組織制度、商品交易制度、貨幣流通制度等的變化都會對現行稅制產生影響，要求現行稅制做出相應的變化。從商品稅本身來看，由于其容易實現效率目標，為兼顧公平，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使其具有公平收入分配功能。從所得稅本身來看，由于其容易實現公平目標，為兼顧效率，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使其促進經濟效率。
一、實施相對單一稅
在個人收入主要來源于工資收入，且工資水平基本不變的前提下，政府征收所得稅會使個人的休閑與勞動的相對價格發生變化，隨著勞動價格的降低，導致個人必須增加勞動時間，減少休閑時間，以補充可支配收入上的損失。這種狀況在所得稅率分別采取比例稅率和累進稅率時，其影響程度又不一樣，由于比例稅率緩沖性弱，它比累進稅率對勞動供給的影響要強，對于個人收入水平相同的人，征收比例稅會使勞動供給增加得更多。單一稅的設計力圖體現稅制優化、易于征管的原則，盡可能降低稅收的超額負擔或效率損失。因為面對廣泛的稅基和單一稅率，納稅人的替代選擇空間極為有限，這樣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征稅對經濟主體行為的扭曲和稅收超額負擔，實現稅收效率目標。
筆者以為所得稅應實行相對單一稅。單一稅通過由累進稅率過渡到比例稅率，降低邊際稅率，擴大稅基，清理稅收優惠，取消對儲蓄的雙重征稅等政策方法，鼓勵人們更多地投資和工作，從而達到刺激經濟增長的目的。
（一）調整稅率和級距
稅率設計是個人所得稅發揮調節功能的核心，累進稅率最能體現量力負擔原則。目前中國對“工資薪金所得”、“個體工商戶經營所得”、“企事業單位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三個稅目都實行超額累進稅率。前者采用九檔，最高稅率為45%，后兩者采用五檔，最高稅率為35%。相比較而言，前者的級距過多，一些邊際稅率形同虛設，如最高一級為應納稅所得額在10萬元以上部分，適用稅率為45%，實際上，每月應納稅所得額高于10萬元的人鳳毛麟角，由此征收的稅款比重極低。這種做法與國際上流行的“寬稅基、低稅率、少級距”的個人所得稅改革方向背道而馳。
斯特恩提出了最優所得稅模型。斯特恩使用線性的所得稅函數:T=-a-I-tI，其中T為稅收收入，I為收入，a為政府給無收入者提供的補貼。在斯特恩的最優所得稅模型中，只有一個邊際稅率，因此，最優所得稅就是在政府稅收收入確定的條件下，尋求a與t之間的最佳組合，在滿足稅收效率目標的同時使社會福利最大化。斯特恩研究發現，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稅率與勞動供給彈性成反比，即勞動供給越具有彈性，為了減少對勞動所得課稅帶來的超額負擔，t的最佳值就越低。這就驗證了反彈性法則，此外，他在一些假設之下，精確地驗證了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的邊際稅率的值為19%。從表1可以看出，中國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和平均稅率為45%和32.19%，名義稅負過重。
注：平均稅率是收入乘以相應邊際稅率，再除以收入總額。
劍橋大學的米爾利斯研究證明所得稅稅率應該呈“倒U型”：即隨著收入的增加，所得稅的邊際稅率由接近于零而逐漸提高，在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后再逐漸下降，甚至降為零。在相同的效率損失下，政府通過提高中等收入階層的邊際稅率，可以從較富裕的人手中取得更多的收入；降低低收入階層的邊際稅率有利于促進窮人的福利，促進收入分配功能的實現；而降低高收入階層的邊際稅率有利于提高經濟效率。
為使中國個人所得稅與國際慣例相銜接，應把工資薪金所得適用的九級超額累進稅率和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對企事業單位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適用的五級超額累進稅率合并，各項綜合所得按統一的單一稅率征稅。同時比照新企業所得稅法規定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筆者以為對個人所得稅應采用三級超額累進稅率。
經過調整后，個人所得稅的邊際稅率和平均稅率都大大降低。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稅負也都有所降低。
（二）由分類征收改為綜合征收模式，提高稅務行政效率
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最新調查表明，近七成的城市受訪居民贊同“國家應加強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力度”；37%的受訪居民表示有不定期意外收入，19.9%的受訪居民甚至表示有多項收入，人們收入來源的渠道變得寬泛。收入來源呈多渠道、應稅項目秩序發生變化，使得分項逐一計稅不僅操作上煩瑣，還容易有的收入重復計稅、有的收入沒有計稅，更不合理處在于，由于不同收入來源稅率不同，甚至導致相同總收入的兩個人所繳納稅款差距較大。筆者認為，解決這些問題應把個人所得稅改為綜合征收模式。
綜合征收模式是指在繳納個人所得稅時，不再用目前工資、勞務費、財產租賃費等分類計稅的辦法，而是用以上全部的綜合收入、綜合分析來確定應納稅所得額，按年計征、按月預繳、年終匯算清繳。綜合征收模式在簡化征管程序的同時，提高了稅務行政效率。當然，在中國實行綜合征收模式還有很多困難，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必須有真實的收入記錄。同時，建立嚴格規范的個人收入申報制是保證綜合計量和有效監控的重要前提和基礎性工作，否則還是會導致大量的稅收流失。
二、個人所得稅的指數化
通貨膨脹對各個國家的稅制特別是對所得稅制產生了不良影響。在個人所得稅方面，通貨膨脹使個人所得稅的名義收入提高而產生了納稅“檔次爬升”問題。因此，這給勞動者的工作積極性帶來消極影響，使個人所得稅產生逆向再分配效果。因此，為了避免通貨膨脹的影響，應采取所得稅指數化措施。
所謂稅收指數化，是指按照每年消費物價指數的漲落，自動確定應納稅所得額的適用稅率和納稅扣除額，以便剔除通貨膨脹造成的名義所得增減的影響。個人所得稅的指數化主要包括免稅額和納稅檔次的指數化調整。一方面將免稅額向上調整，以避免因通貨膨脹使其實際價值貶損；另一方面對納稅檔次的指數化調整，以防通貨膨脹將納稅人推入更高的稅率檔次。在20世紀70年代，經濟滯脹使大多數國家都采取了稅收指數化措施。不過在經濟好轉之后，有些國家又取消或拖延了這些措施，80年代以美英為代表的工業化國家開始重新采用這些措施，以法律規定通過每年放寬稅率表來制止稅基檔次爬升，同時個人豁免額和標準扣除額也要進行指數化調整。
三、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的一體化
所得稅制度通常包括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兩者的一個重要區別是:企業所得稅是對創造利潤的主體征收，個人所得稅是對最終獲得利潤的納稅人征收。按照新企業所得稅法，首先，分配利潤的公司要繳納25％的企業所得稅；其次，接受股息的公司，如果是居民公司，應將該股息納入企業的應納稅所得，按25％的稅率繳稅，如果是個人股東，按照個人所得稅法的有關規定，個人投資者獲得的股息、利息等投資所得，要按20％的稅率繳納個人所得稅。對同一所得重復征稅，不僅與國際通行做法和各國稅制改革的趨勢極為不符，而且，如此不公平的稅收環境，也不利于中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和健康發展。
因此，筆者建議將企業所得稅與個人所得稅視作一體，合并征收。在兩稅一體化的問題上，形成主流做法是部分一體化，這可以在公司層次或個人層次上減除對股息的雙重征稅。對企業來說，主要采取兩種方法。一是股息扣除制，即允許公司從其應稅所得中扣除全部或部分已支付的股息，僅對剩下的所得征收企業所得稅。目前，希臘、冰島、瑞典等國家采用這種辦法。二是分稅率制，即對作為股息分配的利潤采取低稅率課征，而對保留收益或未分配利潤課以高稅率。美國財政部早在1992年就發表過《關于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的一體化的報告：對營業利潤征稅一次》，該報告研究了對公司和股東征稅一體化的各種可能方案，以替代美國現行的古典稅制。哥倫比亞新修改的所得稅法于2007年1月1日起生效，對股息和分配給非居民利潤的預提稅稅率從7％降低至0%，將股息免稅，避免股息的重復征稅。筆者認為，中國應采用分稅率制，對股息免稅，避免股息的重復征稅，從而刺激民間投資，促進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一)農村稅費改革后的現行農業稅以農業總收入為征稅對象,按計稅土地和常年產量為計稅標準,不僅屬性模糊,而且與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背道而馳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稅收主要是對商品流轉額(增值額)或者是對生產、經營所獲利潤及其他性質的凈所得征收。我國現行農業稅從稅種屬性上來說,不屬于按凈所得征收的所得稅,不屬于按商品流轉額(增值額)征收的商品稅,也不完全是現代意義上的財產稅,更不是調節因客觀原因形成級差收入的資源稅(因為農業稅也調節了因主觀原因形成的級差收入)。如果非要論現行農業稅的屬性,筆者以為,長期以來,農業稅是一個在特定歷史時期政府以過度汲取農民剩余為目的的行為目的稅。
(二)現行農業稅稅負較重,幾乎把農業利潤全拿走,有時甚至傷及稅本首先,我國當前的農業作為一個產業,正在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轉化,農業生產中物質投入急劇增加,農業物耗的大量增加導致了增產農民不一定增收甚至減收。因此,農業稅以常年產量為計稅依據的負擔率早已不能反映農民真實的負擔水平。更何況農村稅費改革試點中,常年產量剛剛根據改革前連續5年農作物的平均產量進行了調整,最起碼近幾年“增產”與“減產”應該是并存的。其次,從農業稅實際負擔率來看,“九五”時期,我國農業稅實際負擔率只有2.6%。僅就這一數據本身來看,不僅低于以前的幾乎各個時期,而且的確也比我國目前任何稅種的名義稅率都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農業稅實際負擔率是當年實際繳納的農業稅占當年實際產量的比例,而不是當年實際繳納的農業稅占實際銷售額或農業純收入的比例。眾所周知,目前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普遍較低,分散的生產經營方式和市場信息不靈導致農產品商品率和純收入率都不高,當年農業實際產量與實際銷售額或純收入差距都較大,因而,以實際繳納的農業稅占當年農業產量的比率來說明農業稅實際負擔率,這一數據的說服力并不強。事實上,近年來農村居民家庭來自農業的人均純收入僅有1000多元,如果扣除勞動力成本,大多數農村居民家庭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所得寥寥無幾甚至為負數。
(三)橫向比較來看,農業稅的征收致使農村居民的稅負高于城鎮居民統計資料表明,2001年我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6860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2366.4元,這說明農村居民的負稅能力明顯低于城鎮居民,而現行農業稅的征收致使農村居民的實際稅負卻高于城鎮居民。首先,如前所述,農業稅稅率偏高。其次,現行農業稅不設起征點,而現行增值稅對城鎮工商業者中的小規模納稅人規定有起征點,如銷售貨物的起征點是月銷售額為2000-5000元,折合年銷售額為24000-60000元,目前我國絕大多數農戶的農產品銷售額根本達不到這一起征點。再次,農民購進農業生產資料所含增值稅稅款不能抵扣,這在農產品價格和商品率較低的條件下,等于是由農業生產者負擔了絕大部分從農業生產資料產品加工環節轉移過來的增值稅稅款。最后,農業稅與適用于城鎮居民的個人所得稅進行比較。從消費者角度來看,城鎮居民工薪收入的免征額為800元(部分經濟發達地區已提高到1200元),相當于年收入9600元,月工薪收入超過800元只就超額部分適用九級超額累進稅率征稅。例如,月工資收入為1300元(800元+500元),相當于年收入15600元的個人,每月只需納稅25元(年納稅300元)的個人所得稅,其負擔率僅為1.9%。遠低于現行農業稅8.4%的稅負。再從經營者角度來看,以戶為單位的農業生產經營者與個體工商戶相比較。現行個人所得稅法規定,個體工商戶以每一納稅年度的生產、經營收入總額減去與其收入相關的成本、費用和損失后的余額為年應納稅所得額,適用五級超額累進稅率,其中,第一級次為:年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5000元,稅率為5%。即使以含勞動力成本的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來比較,個體工商戶的稅負遠低于農村居民。
(四)現行農業稅稅種設置不合理首先,現行農業稅(廣義)分農業稅(狹義)和農業特產稅兩塊,“兩稅”不重復征收,其中,農業特產稅以品目繁多的應稅農業特產品的實際收入為計稅依據,其稅率一直略高于農業稅稅率。盡管我國農業特產稅的開征有其歷史背景,然而,現行農業“兩稅”并存的稅種設置,在如今糧食生產產量大幅度提高且豐年有余,價格競爭已經使農業特產作物與糧棉作物的收益平均化的情況下,加之現行農業“兩稅”又并未覆蓋全部農業品種(如養殖業不納稅),導致稅負輕重不一,這既不符合公平原則,也扭曲了稅收對農業經濟結構的調節功能。隨著農業市場化,調整種植結構是經常的事。現行農業“兩稅”并存,也會因“兩稅”的頻繁調整而增加征管難度和成本。其次,農村稅費改革之后,現行農業稅依然單獨立法,設獨立稅種,使城鄉二元稅制得以延續,這有悖于稅收公平原則和國民待遇原則。
二、農村稅費改革后我國農業稅制改革建議
（一）我國農業稅制改革原則
1.公平原則。稅收公平包括橫向公平與縱向公平兩個方面。這就要求農業稅制的改革不僅要考慮農村地區之間、農民個體之間的稅負公平,而且要考慮城鄉之間、產業之間的稅負公平。
2.輕稅原則。在農業生產狀況和農民收入水平沒有得到根本性改善之前的一定時期內,農業稅制改革必須堅持輕稅原則,即在相同收益下,農業的稅收負擔應輕于工商業,農民的稅收負擔應輕于城市居民。
3.簡便原則。農業稅的納稅人量多、面廣且分散,課稅對象受自然條件限制較大,同時征管手段落后,征管工作量大、難度大。農業稅制改革應力求簡便易行以降低農業稅征收成本和遵從成本。
4.確定原則。確定原則是指課稅必須以法律為依據,征稅人員不得隨意更改、任意專斷。
(二)我國農業稅制改革具體設想第一步:近期(至少5-10年),全面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堅持公平、輕稅、簡便和確定原則,進一步改革和完善農業稅制。
1.逐步降低農業稅稅率。考慮到遠期要統一城鄉稅制,我們不妨參考現行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適用的6%或4%的征收率,分2年(1年降低1個百分點),逐步將農業稅正稅稅率降至5%,附加稅保持正稅的20%不變,綜合稅率為6%。6%的綜合稅率只是一個上限,經濟發達、財政狀況較好的地區,可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實施更低的稅率乃至于免征農業稅。
2.對農業稅設起征點或免征額。農業稅起征點或免征額應以每畝計稅土地為單位,其數額大小充分考慮常年產量的多少、每畝土地農業生產成本和農民的生計扣除額等要素綜合確定。筆者建議農業稅起征點或免征額以每年每畝土地300元左右為宜。
3.取消農業特產稅,改征農業稅;擴大農業稅征收范圍,對養殖業等征收農業稅。這不僅有利于減少征管難度,降低稅收成本,而且有利于優化農產品結構,提高市場適應性,促進農業經濟結構調整。
4.合理確定農業稅計稅土地面積,實現計稅土地動態管理;合理確定常年產量,常年產量一定5年不變;合理確定計稅價格,在倡導折實征收的同時允許繳納實物,折實還是征實可由農民自由選擇。
5.建立科學的耕地認定與分級制度,妥善處理毗鄰地區同等耕種條件土地的農業稅負擔相差過于懸殊的問題,促進農業稅地區之間負擔公平合理;制定減免稅等優惠政策,把農村稅費改革后,由于農業稅按土地面積和糧食產量計稅客觀造成一部分地多農民負擔高于改革前的負擔部分減下來。
6.加大農業稅減免力度,特困地區可進行免征農業稅試點;改進農業稅減免方式,災歉減免應盡量做到先減免后征收,社會減免必須實行先減免后征收,確保減免政策及時兌現到戶。
第二步:遠期,取消農業稅,在對農業和農民實施諸多稅收優惠的前提下統一城鄉稅制。
1.改“城鎮土地使用稅”為“土地使用稅”,擴大其征收范圍,農業用地作為其中的一個稅目。使用稅中農業用地應區別非農業用地適當實行稅收優惠,并以納稅人農業用地,包括耕地、山林地、草地、水面、灘涂等土地的面積和等級,按照差別定額稅率征收土地使用稅。
2.將增值稅的征稅范圍擴大到農業生產領域,并以消費稅與之配套調節。借鑒國外對農業征收增值稅的做法,對那些生產經營較為集中、且規模較大、具有較好的組織性和完整的財務管理制度的農業大戶,如國有農場、農業種植、養殖大戶等作為一般納稅人,適用13%的優惠稅率,按照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的有關規定計稅;對那些僅擁有小片土地,生產規模較小的農戶可作為小規模納稅人,采用6%或4%的征收率,并按年設置起征點。小規模農戶年農產品銷售收入達不到起征點的不征稅,起征點的設置應使絕大部分或全部小規模農戶免征增值稅,這既體現了對小規模農戶的稅收優惠,又減少了稅收征管的難度,降低了稅收成本。至于一小部分收入高、增值稅調節不到位的農產品,如煙葉、毛茶以及海參、鮑魚、魚翅等貴重食品,可列入消費稅征收范圍進行二次調節。版權所有
一、基本的理論分析
通常的公共治理模式研究認為，國家、社會以及個人三者之間的關系構成了公共治理模式的三個要素，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其運行大致成為了公共治理模式研究的基本范疇。但是，向更深的層次觀察，是什么決定了這三個變量之間的關系與運行框架?就如經濟學的研究中，企業的運行以及資源配置構成了微觀經學研究的基本內容，而什么要素構成了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也許更為重要。近代人類歷史上的公共治理模式經歷過一次大的轉變。13世紀以來，發端于威尼斯的資本主義運動，使西方國家以及日本等紛紛變成資本主義國家。在這個背景下，這些國家的基本經濟運行制度、社會制度，國家、社會以及公民個人的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基本的公共治理模式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是，中國的發展特別是公共治理模式的轉變卻呈現出與西方社會迥異的情況。中國公共治理模式轉變的特征何在?是什么導致了這種現象的出現?回歸歷史的研究，重新考察中國歷史上基本經濟制度特別是農業制度的變化與國家公共治理模式的演化就能管窺一二。中國歷史上農業制度變革影響了地方政府的公共治理模式。在中國，傳統經濟沒有演化成現達的工商業經濟，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這是由于農業經濟發展沒有突破以下三個因素:1．資金的廣泛流通，剩余資本透過私人貸款方式，彼此往來。2．經理人才不顧人生關系的雇用，因而企業的擴大超過本人耳目所能監視之程度。3．技術上支持因素通盤使用，如交通通信、律師事務以及保險義務等，因此各企業活動范圍超過本身之能及。［3］(P31)
這三個條件背后的實質因素是政府職能以及公共治理模式的轉變。如果政府沒有推動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三個條件的突破，政府本身的公共治理模式就不會在合適的條件下實現轉型。中國歷史上基本的經濟制度源于農業的發展，農業制度的發展又決定了相當時期中國基本經濟結構與社會制度。農業經濟的發展受制于自然地理條件。在中國北方，黃河中游由北至南將黃土地區割成兩半，其縱長500英里。由于黃河的流水中夾帶著大量的泥沙，河床淤塞，引起堤防潰決泛濫，造成中國北方區域財產與生命的損失，因此，治理黃河成為了歷史上中國農業經濟發展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制約條件。但是，受到科學技術發展條件的限制，黃河的治理只能通過中央政府動員全國之力進行，這為歷史上中央權威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可能。
同時，北方農業文明的發展一直受到來自長城外少數游牧民族的侵擾。為了保護農業文明的發展成果，也要求國家政權集中權力，動用全國之力來抵御北方威脅。特定的地理、水利條件與地緣關系的交匯造成了中國歷史上土地制度與公共管理模式的變化，即在強大的中央集權下，國家權力的擴大，民間社會的相對不發育;土地制度的分散格局，國家直接對大量分散農民的直接征稅。由于沒有形成社會的中間土地與中介組織，民間的產權界定以及其他相關條件難以形成，因此就不可能造成黃仁宇所說的進入資本主義與現代公共治理制度所需要的三個條件。中國歷史上土地制度與中央集權政治制度是相互交融的，這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直接影響到中國土地制度的變革與傳統社會的發展。中國土地制度起源于春秋戰國時期的井田制。
根據錢穆《國史新論》［4］所言，春秋戰國時代，諸侯在其所居城郭之外劃出部分可耕地，平均分配給農民，按年齡受田還田，按照井田制度的標準理論，每家受田百畝，此所謂私田，八家又共耕公田百畝;每戶享受百畝私田收益，公田百畝收益歸“公家”所有，大概相當于向農民征收收獲的九分之一。這對中國后代的土地以及政治制度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在中國歷史上形成了大致平均的土地分配制度，以及帶有一定平均主義色彩的土地分配思想。戰國后，中央集權制度形成，政府直接向農民征稅，又強化了這種土地制度以及社會經濟制度，直接影響了中國傳統的公共治理模式之形成。
二、基本經濟制度、農業制度安排對公共治理模式的影響
中國歷史上的土地制度大致到明朝洪武年間基本定型。中間經過漢、唐、宋、明①，雖有很大變化，但是中國春秋時代的井田制度的平均主義思想一定程度上依然在延續，并且深刻影響到土地制度的變遷。漢以后，土地私有化以及中央集權制度基本確立，中央政府直接對分散的農民征稅，分散的農民土地基本可以保證中央政府的財政支出，因此，政治、經濟管制并不需要太多的技術支持，中央政府也有能力去維持這種分散的土地制度結構。隨著歷史的演化，行政力量對于這種特殊土地制度的安排得到不斷加強，但是，私有產權下土地的自由流轉內在地推動著土地的兼并，而土地兼并的出現與擴大，削弱了政府的稅收基礎，危及政府的財政能力與運營能力。①
這種行政力量與經濟動力的相互制約構成了中國土地制度變遷的主要脈絡，也導致了傳統公共管理模式的形成與強化。在漢代，全國土地按照比較平均數劃分給農民，這樣，就形成了無數的自然納稅主體，中央政府對農民直接征稅，由于稅基廣泛，政府對農民征收較輕的賦稅。根據荀悅《前漢記》的記載，漢代前期中央政府的法定稅率是十五稅一。但是，土地的自由買賣、流轉使得土地持續集中于若干大的地產者手中，國家的稅收持續減少。中央政府為了維持稅收的基礎，必然會抑制土地的兼并，以繼續維護耕者有其田的小自耕農制度。持續的歷史累計形成了傳統的治理模式，即中央集權下，官僚集團對無數分散的小自耕農的公共的治理。唐代實行租、庸、調與兩稅制。租庸調是指唐代田賦制度，“租”是指農民在其授田期間對國家負擔的租額;“庸”是指人民對國家的義務勞役，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調”是各地人民給中央的土產貢獻。這是一種經濟平均主義理想的賦稅制度。由于會計、賬簿以及中間服務制度的缺失，隨著人口變動，戶口登記制度逐漸錯亂，此種制度的維持需要高昂的成本，兩稅制的產生就是制度安排的成本收益變化導致的結果。兩稅制下，一年分夏秋兩次收稅，收稅以現居住地與現有土地為標準，同時改以實物征稅為貨幣征稅。兩稅法改按人丁為按財產征稅，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是，由于與傳統的平均主義土地制度的安排相悖，加之土地的兼并，其對中國農業制度和公共治理模式變革的作用是有限的。
在宋代，中國的土地制度發生了突變。宋代中國的工商業取得了不錯的發展，它對于造船、鑄幣、開礦等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將其作為全國發展的基礎，在軍事上采用募兵制，用經濟的方法解決政治以及軍事問題。在王安石變法中，實行方田法、青苗法，為中國古代經濟商業化轉型與公共治理模式轉型提供了一次契機。但是，宋朝轉型并沒有成功。這是因為傳統政策一直注重培養無數小自耕農，沒有形成工商業發展所需要的產權劃分、技術儲備和會計、法律等條件。在傳統的公共治理模式中，無法界定私人財產權的絕對性，政府也無法判斷如何獲得財產為合法，以及哪種經濟、金融行為為有效，因而國家的法律、會計安排只能以簡單的傳統案例作為參考。真理在官僚組織手中，不容辯駁，政府管理大批農民，以“息爭”為原則，獨立的私人產權也不能獲得保證。雖然政府通過變革加強了金融經濟，使財政商業化，但是，傳統公共治理體制卻不能為之提供支持。
朱元璋建立明帝國后，對宋代以來超前發展的工商業部門進行了全面收縮，以落后的小農經濟為藍本對整個國家進行改造。為保持政權的穩定性，國家的經濟政策重新回到原來的重農輕商的傳統中。重新將全國土地劃分成無數小的單位，大致平均分配給全國農民，對農民直接征稅。資料研究顯示，明朝主要的稅收來自農業及其特產稅［5］(P224)，工商業稅收在政府的收入構成中比重下降，微乎其微。這與宋代國家的稅收以工商業稅為主有巨大的差別。同時，在國家的權力安排上，中央的權力進一步加強，地方以及民間的權力收縮。政府以官田的名義對蘇浙地區的地主課以重租，利用和羅織各種刑事案件，打擊各大家族;打擊商業階層，規定商人之家不得穿紗綢，全民不得下海。在中央集權下，明朝全國資源被分成無數細枝末節，財政部門成為一個龐大的會計機構，不參與經濟過程，不能像西方國家那樣成為經濟的發展因素。社會在收縮中實現均衡，非常有利于國家政權的穩定。但是，由于政治的集權與經濟的分散，民間的商業機構不能發育，現代的公共治理模式也不可能出現。
三、結論
回顧歷史發展，中國歷史上的公共治理模式與政治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可以概括成以下三點:
1．由于地理與國家安全的原因，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的中央集權，分散的土地制度安排與中央集權之間形成了一種脆弱的平衡。為了維護社會穩定就必須不斷加強中央集權，因此，為社會以及工商業發展所預留的空間進一步變小，社會很難形成與國家分權的中間力量。
2．傳統的公共治理模式以中央集權的政府對民間的管制為基礎，社會以及個人的發展受到國家政權的高強度制約，整個社會的發展呈現一種收縮的均衡狀態，向現代公共治理模式轉變所需要的經濟條件難以形成。
關鍵詞：量能課稅；法律原則；法律適用
量能課稅原則最初起源于西方的稅收思想，其核心在于如何實現稅收公平。貧富差距拉大越來越成為我國急需解決的社會問題，稅收不僅是實現財政收入的重要手段，同時對于調節國民收入差距也具有重要作用。量能課稅便是貫徹稅收公平價值的一項重要手段，尤其是在所得稅法制度中，量能課稅原則更是直接體現著稅收公平原則。量能課稅對于反映納稅人的負擔能力以及實現實質的公平、平等都具有重要意義，對于稅收法制及執法也會有指導作用。
一、量能課稅原則的基本內涵
量能課稅原則首先源于經濟領域，即能力賦稅原則，隨著時代的發展，能力賦稅原則不再停留在經濟學領域而逐漸為法學界所關注，特別是稅法學學者對此有了較為詳細的闡釋。在法學理論界，學者對量能課稅原則的解讀不盡相同。盡管不同的學者有著不一樣的解讀，但我們可以從中發現，大多數學者都將實質的平等以及公平等價值作為量能課稅原則的出發點以及追求。另外，加上對量能課稅原則字面含義即“估量能力征收賦稅”的解讀，我們可以對量能課稅原則進行一下釋義：量能課稅原則以公平為奠基，它指的是稅收的征納不應該僅僅以形式上的依法征稅及滿足財政需要為目的，而且應在實質上實現稅收負擔在全體納稅人之間公平分配，使所有納稅人按照其實質納稅能力負擔其應繳納的稅收額度，即納稅負擔能力相同者負擔相同的稅收，納稅能力不同者負擔不同的稅收，也就是能力強者多負擔，能力弱者少負擔，無能力者不負擔。
對于量能課稅原則的理解，一個基礎的問題就是“能”的解讀，即衡量納稅人稅收負擔能力的標準。這個標準既能夠全面衡量不同納稅人的不同納稅能力，又能夠用以在稅收征收活動中具體操作并能夠征得廣大納稅人廣泛認同和接受。對于此點，大多數學者都認為一般可以采用的主要有所得、財產及消費等三個衡量標準，而在其中所得更為合理可取。對于“能”的理解，筆者同樣贊成多數學者的觀點，以所得為標準，此處的所得應為財產凈增加，它應當包含這樣一些內容：一是一定時期內從他人處獲得的收入，二是同一時期所擁有的財產的增值。另外，我們認為所得不僅包括合法所得也應該包含非法所得，我國法律規定的征稅對象僅僅指合法收入我們認為存在局限。
二、量能課稅原則的定位
量能課稅原則如何定位，近年來，隨著法學界尤其是稅法學界對量能課稅原則的研究不斷升溫，關于這一原則的定位也越來越稱為大家的關注。學者們對此存在著不同的認識，主要圍繞著量能課稅究竟是一種財稅思想還是法律原則而展開。
盡管學者對量能課稅原則的法律定位認識不同，但對量能課稅這一原則的指導作用都做出肯定。關于量能課稅原則的定位，首先，可以從我國憲法中找到量能課稅原則的依據，如憲法對公民私有財產的保護；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即公平與效率的博弈中更加注重公平也需要確立量能課稅的法律原則的地位；我國稅收改革的方向一步步朝著納稅人之法也要求確立量能課稅稱為法律原則。但是考慮到量能課稅原則的適用范圍適用條件等的限制以及它本身所體現出的公平價值，筆者認為將量能課稅原則置于稅收公平之下更為合適。
三、量能課稅原則的法律適用
量能課稅原則在實踐中如何具體適用，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自己
的想法。有的從宏觀總體的層面，如量能課稅原則對當代中國稅法變革的影響，從稅法變革的方向以及稅法模式究竟應該采取美國式的立法模式還是德國式的司法模式進行了論述，量能課稅原則的適用條件以及適用范圍應該怎么樣界定，量能課稅原則在稅收立法層面、稅法解釋和適用層面的運用等等；有的從微觀具體的視角來說明自己對該原則的理解，如量能課稅原則與我國個人所得稅法的改革與完善，量能課稅原則視域下的企業所得稅法的不足與完善以及該原則下我國財產稅的缺失與改革等等。
無論上述學者從怎樣的角度出發，都期望量能課稅原則對我國稅法的實踐發揮其應有的指導作用，追求公平的美好價值理念。在吸收眾多不同觀點的基礎上，筆者試從量能課稅原則的適用范圍以及適用條件談談自己的一點想法。
眾所周知，與商品流通有關的間接稅是我國稅收收入的主體，所得稅等直接稅并不占主要部分。很多學者認為，量能課稅原則并不適用于間接稅，而只是局限于所得稅領域。但筆者認為，對于間接稅的征收，涉及到對法的社會價值判斷問題，即一個原則的適用范圍不僅僅受到法律技術上的限制，也受到價值沖突情況下價值選擇的限制，而且這種限制并未完全剝奪量能課稅原則的適用領域。比如在主要體現稅收效率原則的商品稅中，亦要選擇合適的征收環節以盡量避免重復征稅，對于奢侈品的消費征收消費稅在某種程度上包含了對負擔能力的考慮，間接稅的征收仍然需要考慮納稅義務人的最低生活需求等等，這些都考慮到了量能課稅原則這一要素。因此，量能課稅原則對于間接稅仍然適用。但考慮到量能課稅原則中以所得為衡量納稅人的負擔能力標注，所以所得稅仍然是該原則適用的主要范圍。
在所得稅領域適用量能課稅原則時，筆者認為可以借鑒我國臺灣地區的法律，如確立合理的所得范圍，對于個人課征綜合所得稅；建立完善的扣除制度：臺灣的所得稅扣除制度最引人注目也最值得我們借鑒的是它兼顧納稅人的家庭扶養開支；實現兩稅合一制度，即學理上所說的設算抵扣法，改變我國所實行的企業所得與個人所得雙重征稅制度等等。
量能課稅原則的充分實現還需要比較理想的制度環境的建立。要想完全實現量能課稅的理想，筆者認為，首先需要完善稅制結構：稅制結構的改進有利于量能課稅原則的采行，量能課稅原則的主體適用領域為所得稅，所以所得稅要不斷發展強大；其次，需要高水平的稅收征管能力：量能課稅原則的適用會給稅收征管帶來一些技術性問題，需要不斷提高征管的水平和質量來保障，比如，稅務機關應該擁有一套完備的信息系統，將納稅人的信息盡可能地納入該系統的管理之中，需要建立起合理的納稅申報制度，更便于掌握納稅人的納稅事由；再次，謹慎采取稅收特別措施：稅收特別措施是基于特定的社會目的或政策性考慮而采取的減輕或加重特定納稅人稅收負擔而采取的，表現為稅收優惠措施和稅收重課措施。量能課稅原則最容易受到稅收特別措施的侵害，因此對于稅收特別措施需要設立嚴格的程序機制加以約束，它不僅要符合稅收法定主義的形式合法性的要求，而且在實質上也要符合法治理念的要求，不能超越必要限度和違背實質公平理念。
量能課稅原則符合廣大納稅人的利益，它對納稅人之法的稅法改革以及實現社會公平都將發揮積極的作用。但是不可忽視的是，量能課稅原則由一種財稅思想發展而來，其由理念走向制度并在具體實踐發揮指導作用仍然需要時間和不斷的實踐加以推進、演繹。
參考文獻：
[1][日]金子宏.日本稅法[M].戰憲斌、鄭根林等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葛克昌.稅收基本問題（財政憲法篇）[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3]黃茂榮.稅法總論[M].根植法學業書編輯室2005年版.
[4]劉劍文、熊偉.稅法基礎理論[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5] 張同禎.量能課稅原則的法律地位探析[D].山東科技大學，2010年碩士論文.
[6]王茂慶.量能課稅原則與當代中國稅法的變革[J].廣西社會科學，2010年第5期.
增值稅的轉型和擴容
此次增值稅改革是在1994年稅制改革基礎上的進一步調整。所謂增值稅改革不僅包括“轉型”，還包括“擴容”。前者是指將目前的生產型增值稅改為消費型增值稅，后者是指將建筑安裝業也納入增值稅的征收范圍。“轉型”的目的是為了減少企業購進固定資產中的重復征稅，增加企業的財力，以提高企業投資及技術升級的積極性；“擴容”的目的是為了平衡行業間的稅收負擔，進一步完善增值稅的扣稅鏈條。目前正在推進的是第一步，即增值稅“轉型”。
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試點情況與實效
從2004年7月1日起，允許東北地區經過認定的從事裝備制造業、石油化工業、冶金業、船舶制造業、汽車制造業、農產品加工業的增值稅一般納稅人，以及經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批準的從事軍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生產的企業可以按規定抵扣通過購進等方式取得的固定資產所含進項稅金。現在實行的消費型增值稅有三個特點：一是僅僅允許扣除設備投資中所含的增值稅款，不包括非設備性固定資產所含的增值稅款；二是僅僅允許扣除新增的設備投資中所含的增值稅款，不包括存量設備投資中所含的增值稅款；三是僅僅面向6個行業。這些特點導致此次轉型并不是實行完全的消費型增值稅，與試點之前有關人士估算的近150億元的財政影響相去甚遠。盡管如此，對企業來講此次增值稅改革試點也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從2004年7月1日到今年4月，東北地區已有總計40980余戶企業通過稅務機關的認定，被納入到擴大增值稅抵扣范圍試點，依法享受抵扣購進固定資產進項稅額的優惠；符合條件的企業購入固定資產取得的進項稅金已辦理抵減欠稅和退稅約21.73億元。包括所得稅優惠以及降低資源稅適用額標準等政策的影響，東北地區經濟結構調整加快，經濟快速增長，效益提高。2004年，遼寧、吉林、黑龍江地區生產總值分別增長12.8%、12.2%和11.7%，都比上年有所提高；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1328億元，增長35.5%。今年第一季度，東北三省繼續保持較快增長，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累計完成增加值1352.1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6.8%；實現利潤339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9.5%；完成固定資產投資264.9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39.4%，高于全國投資增速14.1個百分點。
全國推廣的路徑選擇
增值稅轉型在東北三省的試點兼顧了區域和行業特點，雖然出于對財政壓力的考慮，有一些限制條件，但也有效降低了企業稅負，拉動了經濟較快增長。對于改革如何在試點的基礎上向全國推廣，目前有不同的看法。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安體富建議先將機器設備、器具列入抵扣范圍，條件成熟后，再將不動產列入抵扣范圍。這種轉型方案的設計，可以是一步到位，也可以逐步到位，即可考慮規定比例抵扣，逐年提高抵扣比例。比如，第一年允許抵扣當期機器設備投資已納稅款的40％，第二年允許抵扣當期機器設備投資已納稅款的60%，第三年全部允許抵扣，三年到位。這會把轉型過程拉得較長，但有利于減輕對財政減收的壓力。而最終哪種路徑才是最優的選擇，應該視東北三省試點的更長時間的效果而定。
降低固定資產更新快的企業稅負
雖然增值稅轉型具有很好的降低稅負的效果，但對于不同企業有著不同的效果。如果存量不做調整，對于固定資產更新較快、后續固定資產投資較多的企業，降低稅負的效果就會很明顯，反之對于那些在投資初期固定資產一次性投資到位、后續固定資產更新較慢的企業，降低稅負的效果就不是很明顯。保持中性仍然是稅制的基本原則之一，對于經濟的調節作用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企業應該在不影響基本決策的基礎上進行稅收籌劃，避免鉆空子，盲目加大投資搞重復建設。
兩稅合一：邁向“特惠制”
由于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導致的內外企業稅負不均是此次企業所得稅改革的重點。在實現公平稅負的同時，盡量減少對外企的沖擊，原有的優惠政策做相應的調整。
企業所得稅改革的要點
企業所得稅改革的前景已經相當明朗，雖然稅法細則不得而知，但是大的方向應該包括以下幾點：
（1）統一實行法人所得稅制；
（2）基本工資實行稅前據實扣除，不再實行計稅工資的辦法；
（3）統一稅收優惠政策的基本格局：形成以產業優惠為主、區域優惠為輔的稅收優惠政策新格局；
（4）降低稅率：具體稅率的確定參考國際上和周邊國家的一般水平及我國的財政承受能力，可考慮在25%~28%的區間；
（5）為保證改革的平穩進行，可對外資采取過渡期的辦法，減輕其所受影響；
（6）爭取所得稅改革和增值稅改革聯動進行，以增加改革的平衡因素。
除此之外，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安體富還認為統一稅前扣除標準，規范稅基也是不容忽視的，否則仍會出現實際稅負不公的情況。稅基的確定，應該適應現代企業制度和技術進步的要求，充分體現對納稅人的勞動補償、資本補償、技術補償和風險補償。具體包括：提高折舊率；提高廣告列支標準；對R&D費用，應給予一定的加計扣除；允許適當扣除風險準備金；取消公益性捐贈支出限額等。
從“普惠制”邁向“特惠制”
兩稅合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其是否會對我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產生較大不利影響。但理論和實際調查顯示，稅收優惠并非吸引外資的首要因素。外資更看重中國潛在的巨大市場、穩定的政治環境、健全的法律制度、廉價的勞動力、資源稟賦和產業集聚度等；其次兩稅合并對外資的稅收優惠并沒有取消，相反對于符合國家產業政策要求的企業稅收優惠力度會更大。此外調整后的優惠政策以“特惠制”取代“普惠制”，提高了稅收優惠政策的規范性與透明度，對于企業來講，避免了與行政部門對稅收優惠政策理解產生的分歧，更有利于企業決策。
重建稅收優惠新格局
兩稅合并后對稅率的調整會大大降低內資企業的實際稅負，更重要的是取消了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為雙方創造了公平的競爭環境。同時，將建立起以產業優惠為主、區域優惠為輔的稅收優惠新格局，更有利于企業進一步調整優化產業結構，進行技術創新和升級。有關高新技術、環保等國家支持發展的產業會最大限度地繼續享受國家的稅收優惠。對于內資企業而言，就要進一步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大力發展高新技術及環保等有關產業，充分利用稅收優惠政策。
其他稅種改革
房地產稅改：規范市場
目前房地產市場出現了局部地區過熱的現象，其中投機性的需求是一重要原因。對此，從長期規范房地產市場來看，也可以采用稅收的手段，提高房地產保有成本，改變過去只是在交易環節征收房地產稅費,在保有環節征收比較少的現象。房地產稅改革有利于解決目前房地產保有和交易中稅賦復雜的情況,也可以打擊房地產泡沫，抑制投機性的購房行為。
目前，對房地產稅費的改革內容應包括：一是解決內外有別的問題，現行的房地產稅對外和對內采取兩套稅制，不符合入世要求；二是對房地產保有環節開征統一的不動產稅，盡快建立健全房產登記制度和房產評估制度，以房地產評估值作為課稅依據。另外，由于土地出讓金屬于地租的性質，所以將來開征的不動產稅不應包括土地出讓金；三是擴大征收范圍，將廣大農村也納入征稅范圍。
總之，此次改革就是要解決目前房地產稅費制度中存在的稅費種類繁多、稅租費概念混淆不清、稅制結構不合理、房地產保有環節稅負畸輕而流轉環節稅負畸重等問題。這將有利于抑制高檔房產供大于求，普通老百姓卻難以購買住宅的現象，促進房地產健康發展。比如富人買的房子多、面積大、質量好，就要多收稅；如果是中低收入者，則要按照房地產稅的起征點進行具體分析,在人均住宅面積多少平方米以下應該不收稅。此外，房地產稅開征還需要相應的配套措施,首先是要對房地產稅的征稅對象情況搞清楚，對房地產的擁有者、交易情況等有一個全面的記載；其次也要對房地產價值有一個評估,這需要有評估機構、專業人員、評估辦法和評估程序，所以房地產稅改的完善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消費稅改革：拿高檔消費品開刀
消費稅作為選擇性商品稅，著重于體現公平、兼顧效率。消費稅的特點決定了其應該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國家的消費政策和產業政策，人民的生活水平、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做適時適當的調整。現行的消費稅已經不符合當前的形勢需要，結構性的改革成為必然趨勢。改革應該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將現在的價內稅改為價外稅，增加稅金的透明度，這樣不僅可以使消費者明白自己承擔的消費稅金，加強消費稅的引導作用，而且可以防止企業轉移定價，保證國家稅收收入；二是對現有的稅目做結構性調整，做到稅目有增有減，稅率有升有降。對于一些新的奢侈性消費品和體現國家產業政策要求的產品列入征收范圍，如高級皮革制品、高檔古玩、一次性筷子、一次性塑料品等；原來征收消費稅的普通化妝品和護膚品已不屬于高檔消費品的范疇，應從消費稅目中剔除；三是根據國家慣例，將特定消費行為納入征稅范圍。例如對娛樂業中的歌舞廳、夜總會、高爾夫球場、美容美發、桑拿按摩等高利潤的經營項目和服務項目在征收營業稅的基礎上另行征收消費稅。當然稅改的結果會直接或變相提高這類企業稅負，對這些企業行為產生一定的影響。
遺產稅和贈與稅：財產公證
遺產稅具有調節社會成員的財富分配、增加政府和社會公益事業財力的積極意義。而目前我國貧富差距有擴大的趨勢，各界人士對開征遺產稅的呼聲逐步高漲。從長遠來看，遺產稅不僅可以緩解貧富懸殊的矛盾，避免過多的社會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從稅收收入來看，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地方財政的不足，不過由于征收遺產稅的成本較大，實際收上來的稅額也不會很多，但其社會意義遠遠大于純財政的意義。
要征收遺產稅必須先對應納稅人的財產狀況有清楚的了解，否則很難準確地計算應納稅額；應當在開征遺產稅之前，建立向慈善機構或其他公益事業的捐獻免納遺產稅或扣除的制度，這樣可以鼓勵人們捐獻。另外，根據中國當前的情況，遺產稅征收的起點應當高一點，把一般中低收入者排除在外，而且可以采取累進稅制；為了防止遺產稅應納稅人事先轉移、分散財產，遺產稅與贈與稅應同時出臺。
但是從短期來看，開征遺產稅也存在一定的困難。實施遺產稅法需完善實施金融實名制、建立個人信用體系，杜絕隱瞞財產的可能性，還需設立專門的遺產評估機構。而且遺產的法律制度、稅務部門的征管水平都需要進一步完善和提高。加之遺產稅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制度缺陷，美國等有些國家已經計劃取消遺產稅。因此我國開征遺產稅還需要進一步的論證。
論文摘要：我國居民個人收入差距拉大,是我國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必然結果。防止收入差距過大和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建立全面小康社會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那么在矯正個人收入差距上,應采取什么樣的稅收政策呢?
個人收入是居民個人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從各種來源取得的收人總和。我國個人收人包括:工資和薪金收人;獎金和單位福利收入;兼職收人;資本性收人;灰色收人甚至黑色收人。稅收只能對前四項收人進行調節,最后一項需通過其他 法律 、法規來加強管理。
一、我國個人收入分配的現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我國 經濟 的快速增長，綜合國力迅速提高，我國居民的個人收人也有了非常快的增長。但是，由于分配制度和勞動就業體制不完善，在初次分配中就存在諸多不合理，致使居民個人收人差距不斷擴大。具體表現在:
(一)居民之間個人收入差距拉大。依據統計部門對城鎮收人水平的劃分，城鎮居民家庭年均收人共分為五個層次:貧困型家庭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占全部家庭總數的3.8%;溫飽型家庭年收入在5000元一10000元之間，占全部家庭總數的36.1%;小康型家庭年收人在10000元一30000元之間，占全部家庭總數的50.1%;富裕型家庭年收人在30000元一100000元，占家庭總數的8%;富有型家庭收人100000元以上，占家庭總數的1%。富有型家庭與貧困型家庭相比，其年收入相差竟達20倍之巨。考慮到統計數據的不全面性，實際的收人差距可能更大一些。
(二)城鄉之間個人收入差距過大。國家統計數據顯示，1978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為343.3元， 農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33.6元，兩者相差1.56倍;而200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為6280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為2253.4元，兩者相差1.78倍，差距也呈擴大趨勢。
(三)不同行業之間個人收入差距過大。1999年各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為: 金融 保險業12046元，電力、煤氣、水的生產和供應業11513元，制造業和建筑業分別為7794和7782元，農林牧漁業4832元，最高行業為最低行業的2.49倍。可見不同行業，特別是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的職工收人差距懸殊。
判斷居民個人之間收人差距大小有兩個標準:一是基尼系數，一般認為基尼系數小于0.2為收人的高度平均，大于0.4為很不平均，大于0.6為高度不平均。2001年我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人的基尼系數為0.397，低于0.4的警戒線。二是庫茲涅茨的“倒u假說”，即 發展
3、具體稅種設置上，在個人取得收人時征收一道個人所得稅;為保持社會穩定，還要征一道社會保險稅;個人消費時，征收一道消費稅;對現存財產征收相應的財產稅;最后在遺產贈與環節征收一道遺產贈與稅，形成對個人收人的全方位監控。
(二)完善現有的稅種
1、完善個人所得稅
(l)改分項課征制為總額和分項課征制相結合。這一模式的具體做法是，在進一步規范目前分類所得的基礎上，先以源泉預扣的辦法預征分類所得稅，在納稅年度終了時，由納稅人申報其全年綜合的各項所得稅，由稅務機關核定其應稅毛所得額、調整所得額和應稅凈所得額，并據以 計算 出年度應納稅額，對年度內已納的稅額作結算調整，多退少補。這樣做一是符合我國國情，二是將多元化收人納人個人所得稅的總控管理，以利于公平稅收。
(2)擴大征稅范圍，嚴格控制減免稅。現行個人所得稅的課征范圍過窄，僅列舉n項，應適時擴展。對于一些個人的福利收人和從事農、林、牧、漁等個人收人超過扣除標準的所得應列為征稅對象。對屬于常規課征項目的國債利息、省政府和部委以上單位的獎勵、股票轉讓等應考慮納人計稅范圍。取消對偶然所得中一次中獎不超過1萬元免稅規定。
(3)合理確定費用扣除項目和扣除標準。扣除項目應包括納稅人為取得納稅所得發生的支出，基本生計費用和特別扣除費用，扣除標準要考慮納稅人的婚姻狀況、贈養人口、年齡和健康狀況、醫療、 教育 費用等因素，并根據收人、物價水平等因素適時加以調整，以體現公平原則。
(4)個人所得稅的免征額由800元提高到1500元，以真正體現富人繳稅、窮人享受福利。
(5)提高公民納稅意識。要加大對稅法的宣傳力度，嚴格執法、守法。對違法者，嚴懲不怠。完善代扣代繳與自行申報制度，并建立納稅人編碼制度。個人所得稅改革成敗的關鍵在于建立健全個人所得稅稅源監控機制。要在繼續完善代扣代繳與自行申報制度的基礎上，盡快建立納稅人編碼實名制。以信息技術手段為基礎，加強與銀行、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海關、公安、法院的配合，對納稅人的賬戶實行全面的監控，以防止稅源流失。
2、完善財產稅
(l)將房產稅、城市房地產稅、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農業稅五稅合一，開征不動產占有稅。對不動產按用途不同設置差別稅率，從價或從量征稅;將車船使用稅和車船使用牌照稅兩稅合一，由行為稅改為財產稅，開征動產占有稅(對動產征稅)。
(2)開征遺產贈與稅。遺產贈與稅是對財產所有人死后財產課稅，為防止生前將財產贈與別人，分散財產，無遺產可征，而開征的一個輔稅種，遺產稅是主，贈與稅是輔。要適時開征遺產贈與稅，以發揮稅收在這一領域的調節作用。
3、完善消費稅和營業稅
(1)擴大消費稅的征稅范圍，新增一些稅目，包括奢侈品、高檔消費產品如高級時裝、名牌表、高爾夫球設備等，并適當提高一些消費品如煙酒的稅率。
(2)調整營業稅的征收范圍，將普通服務和高檔服務的稅率拉開檔次，對高檔服務實施高稅率，調節高消費。另外擴大資源稅的范圍，向租借使用國有資源的單位和個人征收資源消耗稅，調節因占有資源而產生過高收入。
(三)新開征一些稅種
開征社會保險稅。社會保險稅作為實施社會保障制度的財政來源，是以納稅人的工資、薪金所得為課征對象而征收的一種稅收。要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就必須按照市場 規律 建立優勝劣汰機制， 企業 破產、關、停、并、轉不可避免，失業人口增加，除了開展必要的社會再就業工程下，更重要的是解決失業人員的社會保障問題，它是 經濟 增長和社會穩定的關鍵所在。所以，就必須建立起以符合國際慣例和我國國情的社會保障稅為中心的社會保險制度。年輕給年老做準備，在職給失業做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