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18 17:35:06
開篇：寫作不僅是一種記錄，更是一種創造，它讓我們能夠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將它們永久地定格在紙上。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12篇社會經濟原因，希望這些內容能成為您創作過程中的良師益友，陪伴您不斷探索和進步。
1醫療服務利用公平的價值理念表達
1．1醫療服務利用公平的定性表述
世界衛生組織和瑞典國際發展合作組織在1996年的倡議書《健康與醫療服務的公平》中對衛生領域的公平理念給出以下界定：公平意味著生存機會的分配應以需要為導向，而非取決于社會特權。國內有學者認為，健康狀況公平是指在不同的社會、經濟、人口和地理環境的人群間，不存在可以避免的一個或者幾個方面的健康差異［2］。這些代表性的言論都表達了一種基本理念：醫療資源在居民間的配置應以需要為基礎，不宜受到社會經濟因素的干擾。從社會學角度看，按需配置衛生資源和服務是保證居民健康狀況均等的必備前提，但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經濟資源稀缺的硬約束使得我們在衛生保健領域只能追求居民獲得（恢復）健康的機會公平。
1．2醫療服務利用公平的定量表達
關于醫療服務利用公平性的定量表達，應用最普遍的是Kakwani于1977年在集中曲線基礎上提出的集中指數［3］。集中曲線對公平程度（或不公平程度）的表達是通過比較集中曲線與絕對均等線（絕對公平線）的關系來實現的，如果集中曲線與絕對均等線重合，則表示此時醫療服務利用的分布是完全均等的，當集中曲線偏離絕對均等線時，則認為醫療服務資源的配置是不均等的，如果這種不均等與需要的分布是不匹配的，這種不均等就是違背公平原則的。特別是如果集中曲線位于絕對均等線的上方，則被稱為親窮人（Pro－poor）的不公平，反之，則被稱為親富人（Pro－rich）的不公平。集中指數是建立在集中曲線基礎上的一種對公平程度進行量化評價的指標，其定義是集中曲線和絕對均等線圍成的面積與絕對均等線和絕對不均等線所圍成的面積之間的比值。數值（絕對值）越大，表示不公平程度越高，正值表示親窮人的不公平，負值表示親富人的不公平。
2國外學者關于居民醫療服務利用公平性的研究
國外學者對居民醫療服務利用公平性的研究成果集中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研究對象一般以國家（或地區）為單位，有部分研究進行了國家（地區）之間的比較，研究方法以大樣本抽樣調查數據為基礎，對公平性的表達以定量表達為主。Wagstaff等對荷蘭的研究［4］、Doorslaer等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國家的比較研究［5］，TBd’Uva利用歐共體家庭面板（EuropeanCommunityHoseholdPanel，ECHP）數據對歐盟十國的研究［6］均發現醫療服務利用過程中存在不公平性，但不公平性在不同醫療服務項目間的親窮人或親富人的偏向并不一致。上述研究者也討論了醫療服務利用不公平性的導致因素。在2000年針對荷蘭進行的研究中，Wagstaff和Doorslaer將醫療服務利用的不公平歸因于社會醫療保險和私人醫療保險制度的差異，其中包括保險覆蓋、獲得專科醫療服務的便利性和專科醫生對私人醫療保險享有者進行誘導需求的可能性等方面。而Doorslaer和Masseria在2004年對OECD國家的研究則將醫療服務利用不公解釋為收入、教育水平、工作狀況、地區差異、保險覆蓋狀況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Doorslaer的研究還從實證方面給出了地區差異對醫療服務利用不公平產生巨大影響的證據。ZeynepOr等人在一項研究中討論了醫療制度對醫療服務利用社會經濟不平等的影響作用，指出合理安排全科醫生和基本醫療服務的職能對于降低醫療服務利用中的社會經濟不平等的作用也許更加關鍵［7］。
3國內學者關于農村居民醫療服務利用公平性的研究
3．1農村居民醫療服務利用的公平性
受數據獲取困難的影響，國內學者多從區域性調研數據出發討論居民醫療服務利用的分布特征，從全國數據出發的全面研究還很少見。解堊利用中國健康和營養調查（ChinaHealthandNutritionSurvey，CHNS）數據檢驗了中國居民醫療服務利用的不公平性并計算了收入等因素的貢獻程度。研究結果顯示，我國存在親富人的醫療服務利用不公平，在考察期的大多數年份，以集中指數表達的農村健康不平等程度大于城鎮。收入因素對醫療服務利用不公平的貢獻在0．13～0．2之間，醫療保險等因素也擴大了醫療服務利用的不公平［8］；牛田華等基于山東省的抽樣調查數據發現老年人相對其他人群的醫療服務利用率較低［9］；崔立平認為居民醫療服務利用的城鄉差別依然存在［10］；何利平等利用集中指數、LeGrand法和Logistic回歸對云南省三個縣的農民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進行評價，認為較差的經濟狀況限制了低收入農民的醫療服務利用［11］。
3．2農民醫療服務利用不公平的解釋
針對農村居民醫療服務利用差異的現象進行因素分析的文獻眾多，但其中分析全面并加以實證檢驗的并不多見。杜樂勛的研究將導致醫療服務利用不公平性的因素分解為醫療服務需要、居民個人經濟水平、醫療保險、醫療服務可及性四個方面［12］。而唐景霞等則將可能影響醫療服務利用差異的因素總結為四個來源：（1）家庭收入（消費）的貢獻；（2）需要變量（自報患病率、慢性病患病率、年齡和性別）的貢獻；（3）其他的非需要變量（教育、醫療保障、就業狀況和居住地區）；（4）殘差部分的作用。在實證檢驗的基礎上，唐景霞指出：收入（消費）的貢獻都是正值，且影響最大；居民醫療保險的貢獻也是正值，但作用非常有限；其他因素如教育、職業和居住地區的貢獻都是負值，且作用都比經濟因素小［13］。有學者還對教育程度、地理交通、自然災害等因素影響醫療服務公平性進行研究。龔幼龍［14］、吳靜［15］的研究都顯示教育程度是影響醫療服務利用的社會因素。毛麗梅等［16］的研究認為，到達醫院的時間也是影響居民就診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對居住在邊遠山區的農民而言。孟瑋等［17］的研究顯示自然災害對醫療服務利用公平性有著重要影響。車剛等［18］認為農村醫療保障制度在覆蓋面、保障程度等方面的差異是造成農民在醫療服務的籌資、可及性和利用上存在明顯不公平性的主要體制性原因之一。
4政府干預農村居民利用公平性的政策效果研究
我國政府對農村居民醫療服務利用公平性的干預一直以合作醫療為主要政策載體，文獻對政府干預效果的評價也集中體現為對合作醫療制度公平促進效果的評價與分析。一部分研究是從總體上對新農合的公平促進效果進行評價。如袁兆康從因病致貧現象緩解的角度肯定了新農合的公平促進效果［19］，成昌慧以濟南市為例從覆蓋面公平性、籌資公平性、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需方醫療費用補償公平性等方面分析了新農合制度的需方公平性，研究認為，由于制度設計的缺陷，農民在參合、籌資補償及醫療服務利用諸方面均存在著有利于收入狀況較好的農民的不公平性［20］。另一部分研究則對新農合在不同方面的公平效果進行區別分析。車剛的研究表明，用醫療服務利用量集中指數來衡量，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實施減小了農民醫療服務利用的不公平性程度，尤其是在減小住院服務利用的不公平程度方面作用更為明顯。但以醫藥費支出集中指數來衡量，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實施后，農民門診醫藥費用負擔公平性沒有得到有效改善，相反，不公平性有所提高［18］。
上述文獻所包含的研究成果基本反映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實施對農村居民醫療服務利用產生的干預效果。或正向或反向的干預效果反映我們已經建立并正在運行的新農合制度遠未達到預期的制度目標。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已然從整體上提高了居民醫療服務利用的水平，但由于對門診服務和醫療服務的干預效果產生了分化，對整體干預效果起到了部分抵消和削弱的作用，甚至導致了新的利用不公平性問題的產生。
5結論及研究展望
5．1主要結論
（1）居民醫療服務利用的公平性的最高目標可定性描述為醫療服務資源的按需配置，但考慮醫療資源稀缺的現實約束條件后，醫療服務利用的機會均等將是政策制定者的最佳選擇。若采用定量表達方式，社會學角度的醫療服務利用公平則被理解為集中曲線與絕對均等線的完全重合，若不重合則視為不公平，集中指數則能以數值形式具體度量實際利用狀況相對絕對均等的實際偏離程度。
（2）主要醫療服務利用不公平現象在全球范圍內普遍存在，國內學者基于國家層面全面健康調查數據的研究和基于區域層面小樣本調查數據的研究也證明了我國農民醫療服務利用不公平問題的客觀存在。我國農村居民醫療服務利用不公平主要表現是：城鄉間的不公平和不同收入群組間的不公平并存；親窮人的不公平和親富人的不公平并存，但親富人特征更加明顯；門診服務的不公平偏向與專科（住院）服務的不公平偏向存在典型差異。醫療服務利用不公平并非農民偏好差異的結果，大多數研究將其解釋為農民收入狀況、教育程度和醫療保險覆蓋等非需求因素，收入在不同群組間的分布不均衡是其中的主要因素。
（3）我國政府對農民醫療服務利用不公平問題的干預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為主要政策平臺。針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政策績效，比較一致的研究結果是，新農合改善了農民就醫流向，促進了農民醫療服務利用整體水平的提高，但在農民醫療服務利用不公平的糾正方面，效果不夠顯著，基于不同省份調研數據所得出的研究結論也并不完全一致，這說明新農合的公平促進效果對農民收入水平、醫療服務資源供給特征等制度運行環境具有較強依賴性。
（4）國內相關研究仍需通過研究方法的改進進一步提高研究結論的客觀計量性和普適性。在公平性程度的評價方面，國外的研究一般以較規范的數理分析方法為基礎，通過計算表征不公平程度的相關指數值（如集中指數等），對醫療服務利用的不公平性程度給出客觀的計量結果。而國內對農民醫療服務利用公平性的研究多以比較法為主要分析方法，往往只能給出定性的分析結果。此外，國內的相關研究多局限于對不公平程度的判斷，雖然也有文獻進行了不公平解釋的嘗試，但多以理論分析為主，以嚴謹的數理方法為基礎的不公平的分解研究還比較少見。在研究的數據基礎方面，國外的研究一般以基于大范圍抽樣調查獲得的橫截面數據為基礎，數據代表性好，研究結論的可比性強，最近還出現了以面板數據為基礎的研究文獻，分析了醫療服務利用不公平的動態變化特征；而國內研究除了部分研究使用了國家四次衛生服務調查數據或CHNS數據而具有此特點外，更多的研究是以小范圍（省域或縣域）調查數據為分析基礎，有少量研究甚至基于村鎮級的調查數據進行分析，影響了研究結論的橫向可比性和可信度，也是導致不同研究間研究結論分化嚴重的主要原因。
1交通運輸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保障
交通運輸業，是運輸勞動力借助運輸工具對運輸對象改變位移的產業。交通運輸普遍存在人類各種經濟活動中，能夠為經濟活動提供空間聯系的環境，是經濟空間形態形成和演變的主要條件，如交通運輸在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中的作用以及產業區域的形成。交通運輸技術的進步使得自然資源的開發有了可靠并且廉價的運輸保證，促進了經濟的集中，也自然使得交通便利之地成為運輸成本較大的工業的集聚地，如港口，鐵路附近等。人口、勞動力都向經濟帶集聚，能增加就業崗位，進而刺激國民經濟的增長。交通運輸不僅能帶動經濟增長，對不同地區、國家的政治、文化、風俗習慣等方面也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例如，我國交通運輸增加值由1997年4148．57億元直線增加到2013年27282．93億元;我國城市公共交通就業人數從2003年888518人增加到2011年1169084人。
2社會經濟與交通運輸兩者相關關系的數量分析
2．1運輸彈性系數國民經濟發展，運輸需求量增大，運輸量也會隨之增加，它們之間成正比。因此把運輸量增長速度與國民經濟增長速度的這種關系叫運輸彈性系數。彈性系數是一種比例關系，反映出社會經濟發展對運輸的需求，以及運輸業是否適應社會經濟發展以及適應程度。設運輸量(客/貨運周轉量)年增長率和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分別為，，則運輸彈性系數表示為:E=(注:這里E取其絕對值)，以我國1979－2013年運輸增長率和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相關數據計算運輸彈性系數(取小數點后三位)。數據來源:統計網(1)1980年前E＞1，說明我國1980年之前交通運輸發展速度要高于國民生產總值增長速度，運輸對于社會經濟發展較為敏感，國民生產總值的一點變動都能引起交通運輸較大變動。(2)1980年到2012年E基本穩定在0＜E＜1范圍，說明1980年到現在我國國民生產總值變動所引起的運輸量變動較小即交通運輸發展速度慢于社會經濟發展速度。這時期受社會經濟影響程度較改革開放前期有減小趨勢，但2009年客貨運彈性系數相對前后幾年來說較高，特別是貨運彈性系數＞1，原因是2008年受世界經濟危機影響，運輸業表現出對社會經濟發展較高敏感性。隨著經濟危機緩和，運輸發展開始趨于平穩，最終恢復到穩定水平。2013年我國客貨運輸年增長率出現負增長，表明我國運輸業發展遇到瓶頸，需要制定科學產業發展政策。
2．2運輸強度運輸強度指在一定時期內完成的客、貨運周轉量與同一時期國民生產總值的比值。采集1978年－2013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和客貨運周轉量相關數據計算客貨運強度，結果如下:客運強度為0．4782、0．5019、0．3007、0．1217、0．1023、0．0951、0．0810、0．0730、0．0661和0．0487;貨運強度為2．7236、2．5584、1．4001、0．3990、0．4371、0．3807、0．3589、0．3400和0．2970。(1)1978－1980年運輸強度明顯較大，說明這一時期運輸發展速度高于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原因是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工作中心在經濟建設上，客貨運周轉量較大，運輸發展速度快于社會經濟發展速，是工業化帶來的結果。(2)1980－2001年運輸強度呈下降趨勢，說明運輸發展速度相對滯后于社會經濟發展速度。隨著運輸工具不斷改進，運輸技術不斷更新，運價不斷降低，運輸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也不斷降低。(3)從2001年到現在，運輸強度呈現慢慢下滑趨勢最終處于基本平穩態勢，貨運強度基本保持在0．5以下，客運強度基本保持在0．1左右。說明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和交通運輸發展都處于一個穩步發展狀態，只是運輸發展速度落后于社會經濟發展速度。
作者：宋薇單位：長安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關鍵詞】區域公路運輸；社會經濟；協調發展
一、前言
區域公路運輸在社會經濟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目標。公路運輸是一個服務型的行業，它既要滿足社會的需求，提高經濟效益，最后還要實現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而公路運輸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一直是我國想要實現的目標，只有讓兩者相協調，才可以促進市場經濟體系不斷完善，讓經濟穩定發展。
二、區域公路運輸和社會經濟發現的研究現狀
在展開這一研究前，必須確立區域公路運輸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引導作用，并以其為基礎促進經濟發展，同時認識到兩者之間也是互相推動對方發展，互相合作的關系。除此之外，還要利用相關理論，對區域公路運輸發展進行分析，找到發現停滯的原因，接著根據得出的結果，制定出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方針，增加社會經濟與區域公路運輸的適應程度。
最近幾年，很多地區紛紛制訂了相應的評價機制，推出適應性指標，并進行研究，得到了很多初步的研究成果，讓其他地區根據這些研究成果調整區域公路運輸機制。但目前，我國對于兩者適應性的研究仍處于剛剛起步的階段，收集的數據有限，無法深入研究。
三、區域公路運輸與社會經濟適應性的分析
區域交通運輸指的是通過空間的移動，讓人、物從一個區域轉移到另一個區域。而交通運輸作為社會經濟發展重要的組成部分，提供物質服務，可以讓社會活動中的生產到消費的數個階段連在一起，讓社會經濟穩定進行。同時，區域公路運輸和社會經濟之間又有著緊密的聯系，兩者在發展的過程中互相成為發展的因素，促進自身的發展。
因此，可以從以下方面展開分析：
根據供需平衡的原則思考問題。區域公路交通在發展的過程中，要仔細考慮社會經濟和交通的關系，根據當下經濟的增長，從利于經濟發展的角度進行分析，分析其引導作用。
建立區域公路網絡必須以經濟水平為基準。區域經濟的發展主要依靠公路網絡的建立，但網絡的建立必須以當下的社會經濟水平為出發點，根據各區域資源分布的多少、人口的密集程度以及城鎮發展情況等，決定是否在這一區域修繕公路，變成公路網絡的一部分。
區域公路發展水平要符合社會經濟在不同階段的發展情況。區域公路運輸的發展必須符合經濟發展形式，而對于公路建設投資多少、發展速度的快慢等，都要與社會發展水平持平，只有做到這一點，才會讓區域公路運輸為社會經濟提供持續發展的動力。
四、建立指標體系
1.建立指標體系的思路
要想建立具有可行性的系統協調發展的指標，必須根據以下三點原則，分別是系統性原則、可比性原則、目的及可行性原則，其中，系統性原則是指要調整好每個母系統與子系統的關系，以及子系統與子系統之間的關系，用指標體系得出科學的理論結果；可比性原則指的是不管是橫向還是縱向，都可與各城市兩者的協調發展情況作比較，和歷史資料做比較；目的及可行性原則指的是讓自身的發展滿足社會可能提出的需要。
2.制定評價指標的標準
當制定不同地區的評價指標時，不可以只參照我國的歷史數據，還要參考國外的相關資料，發現兩者發展的差異，從而確定某一區域的經濟發展階段。以我國京津冀城市群為例。
京津冀城市群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靠近東部沿海，可以用多種運輸方式進行運輸，但仍存在很多問題，比如沒有明確的交通運輸體系，各區域的交通發展水平與當前社會經濟不匹配，運輸機制缺失服務性，這些問題都會影響評指標的確定。在參考這一地區的目前的數據，與歷史數據和國外城市數據做對比，確定京津冀城市群的經濟發展階段。
3.設置區域公路運輸指標
協調性評價體系并不是一個單一的個體，而是由很多單項指標組成。它可以從兩方面說明區域公路運輸體系，即公路網路的建設與運輸水平，以“里程”為主要規定指標，以及對公路網絡的密集程度進行審查，算出可以運貨的數量和載客人數，以及運轉周期。在得出數據后，研究人員通常會用貨運與客運的運轉周期作為評定運輸水平的標準，得出不同區域的運輸水平，從而調整政策和方針。
五、總結
目前，我國經濟正在不斷發展，而起到引導作用區域公路運輸也必須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發展水平與社會經濟發展相符，對適應性進行準確的分析，建立指標體系，制定出相應的評價標準，根據不同地區的發展情況，確定所屬的的發展階段。同時，還有根據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加大對公路網絡建設的力度，以此促進社會經濟建設的推進，讓兩者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1]方華. 淺析公路運輸與經濟的協調發展[J]. 經營管理者，2013，25：185.
1.1目前，由于各學者學科背景的差異性，針對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度評價的側重點不同，給出的相應指標體系并未達成一致看法.因而，在對不同區域環境與經濟協調度評價時，應避免盲目效仿，而應從研究區域實情出發，合理選取評價指標.為此，本文以協調發展理論內涵為依據，從區域環境與經濟發展特征出發，遵循指標科學性、系統性、可獲取性的原則，參考了近些年發表的關于環境與經濟協調度評價的具有代表性的指標體系，并對使用頻率較高的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和獨立性分析處理后［23］，最終選取了27個評價指標構成山東省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1.2數據來源文章所采用的原始數據及相關計算主要來自《山東統計年鑒2013》［24］，部分數據來自相關年份《中國統計年鑒》.
2研究方法
2.1數據處理與指標權重賦值
2.1.1數據處理由于評價指標體系選取的指標較多，為了消除指標間量綱的差異，使數據之間具有可比性，需先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數據無量綱化通常采用極差標準化處理，用于計算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中不同指標的功效系數。
2.1.2指標權重的賦值不同指標在評價系統中的重要性不同，當前學術界對指標權重賦值采用的方法眾多，主要分為主觀賦權法和客觀賦權法.由于每種方法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和片面性［26］，本文采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別求出指標權重后，再將兩種方法所得權重進行綜合處理，結果即為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各指標權重。
2.2協調發展度模型
根據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發展狀況，借鑒相關協調發展研究［3］的基礎上，從耦合協調發展定義出發，建立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模型。協調度只是反映f﹙x﹚與g﹙y﹚兩個子系統有序發展關聯性和互動耦合作用，并未體現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整體“功效”和“協同”效應.為此，在協調度的基礎上引入協調發展模型，以進一步反映區域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整體協調綜合發展程度。通過﹙4﹚、﹙5﹚兩式，測算了山東省2003年以來10a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綜合效益、綜合評價指數、協調度及協調發展度，協調發展度類型劃分標準見文獻［28］.
2.3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度預測
預測是進行決策與調控的基礎，現有的預測方法主要有回歸分析法、時間序列法等，這些方法難以適應系統復雜、數據量少的問題.灰色系統GM﹙1，1﹚模型不僅預測精度高，也能在數據有限、系統復雜的情況下有很好的預測效果［29］.為了深入探究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度在未來發展趨勢及演變情況，在協調發展度結果的基礎上，通過GM﹙1，1﹚模型對其未來協調發展度進行預測.
2.3.1協調發展度預測根據GM﹙1，1﹚預測模型，得出社會經濟預測模型為。
2.3.2預測精度檢驗為了檢驗模型預測精度是否符合要求，根據式﹙6﹚、﹙7﹚得到2003−2012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預測值﹙見表4﹚，并將預測值進行殘差檢驗和后驗差檢驗［30］，結果均滿足預測模型精度要求.根據表4預測值，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誤差都較小，平均相對誤差分別為0.96%、2.19%.故在未來經濟波動幅度不大的情況下，本文所建GM﹙1，1﹚預測模型可以用來進行預測.
3結果與分析
3.1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效益時序變化分析從圖1可以看出，社會經濟效益與生態環境效益總體上呈現出明顯的上升的趨勢.從時序發展速度來看，社會經濟效益指數發展變化快，除2008−2009年稍有放緩之外，其他時間段均為均勻快速上升增長.與社會經濟相比，生態環境則呈波浪形緩慢曲折發展.生態環境效益除在2006−2008年發展較快外，其他時間段平緩發展，且慢于社會經濟.從效益指數值來看，生態環境效益初始值較高，但發展緩慢，且在2003−2006年為負增長，因而10a內變化量不大，社會經濟效益初始值雖較低，但發展速度快，效益指數與生態環境差距不斷縮小，自2010年超過環境效益后一直處于快速增長狀態.從效益指數變化幅度來看，社會經濟效益變化幅度大，平均年變化率為8.89%，生態環境變化幅度小，年均變化率僅為0.75%.這一方面說明經濟發展在生態經濟系統中占主導地位，另一方面也體現出環境對生態經濟系統發展的制約作用.山東省是環渤海地區的經濟大戶，也是受渤海跨海通道建設影響最明顯的地區之一.因此，在快速發展經濟的同時，山東省要積極做好環境保護工作，努力實現社會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雙向促進和良性循環協調發展.
3.2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分析圖2為協調發展時序動態，從協調發展類型來看，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度處于0.660~0.852之間，即從初級協調發展階段向良好協調發展階段轉變，說明山東省當前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狀況良好.根據協調發展度類型劃標準，協調發展度可以明顯分為3個階段：2003−2004年為初級協調發展階段，2005−2009年為中等協調發展階段，2010年后開始轉入良好協調發展階段.在初級協調發展階段中，經濟發展一直滯后于生態環境，屬于初級協調發展類經濟滯后型，說明此階段山東省生態環境發展狀況較好.在中等協調發展階段，雖然經濟發展仍一直滯后于生態環境，但由于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二者之間的距離不斷縮小，到2009年時，生態經濟轉變為經濟環境同步發展型，反映了此階段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相互協調，比例配合得當.在良好協調發展階段，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距離繼續縮小，協調度不斷提高，并在2010達到協調度最高點之后由于社會經濟繼續快速發展，生態環境開始滯后，生態經濟在2012年開始轉變為良好協調發展環境滯后型協調發展類型.在圖2中，生態經濟系統協調度、綜合評價指數和協調發展均呈平穩發展態勢，反映了各指數內在的互動關系和相互約束作用.生態經濟協調度一直處于較高水平，而綜合評價指數則相對較低，表征了在測度時間段內，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兩個子系統雖是協調有序、相互影響，但由于各子系統低水平效益，未能使系統整體功能增強，因而協調發展度未能達到較高水平.在此階段，協調發展的制約因素主要是綜合評價指數，反映了在一定時期內，生態經濟系統協調發展的主導方向是不斷加強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相互影響、協同共生、促進物質交換頻度的同時，努力提高二者的功效水平，增強系統整體功能.
3.3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預測結果根據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預測模型，通過式﹙4﹚、﹙5﹚計算得到2013−2030年生態經濟系統協調度和協調發展度發展狀況，其發展趨勢見圖3.按照現狀預測，生態經濟系統協調度和協調發展度發展趨勢將總體上處于先上升后下降狀態.在協調度中，協調度曲線自2010年達到最高點之后逐漸持續快速下降，并于2030年低于0.4.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由于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和生態環境保護的滯后，使得原本處于協調一致狀態的兩個子系統數量上比例失調，結構上缺乏有效的相互促進和協同一致的交換匹配，導致二者之間的演化趨勢背離系統整體的良性互動，從而引發對生態經濟系統的負反饋調節和約束作用，促使其協調度不斷下降.協調發展度曲線初期由于系統綜合評價指數的提高而在發展初期不斷攀升，并于2024年左右達到其最大值，但由于受生態系統協調度不斷下降的制約和瓶頸作用，使得協調發展度在達到最大值之后開始下降，并呈加速衰退下降趨勢.這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促進生態經濟系統的協調發展不僅要體現系統總體功效的協調，也要達到系統內部結構的和諧有序.2013−2030年是按照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自2003年10a以來協調發展變化作出的預測，是在渤海跨海通道“零替代方案”下得到的結果.然而，渤海跨海通道的建設勢必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山東省生態經濟的協調性，特別是對生態環境的負向影響.因而，這種只重視經濟的高速發展而以環境保護發展滯后為代價的發展模式，是難以維持區域的生態環境協調可持續，必須在當前及未來的發展中引起高度重視.
4結論與討論
關鍵詞：古典藝術；旅游功能；經濟價值；歷史研究；博物館
中圖分類號：J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2）09-0060-01
德國古典學家黑格爾曾經說：“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對于當代社會中古典藝術存在的原因，本文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分析。
一、人的感官及精神需求
在我國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每一個人在社會中的位置不斷的重復排列，巨變的現實給人們帶來了空前的心理壓力，因而在現實生活中焦慮、抑郁、壓力成為困擾人們的精神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在工作壓力大，生活節奏快的今天，時常需要在緊張的生活中放緩腳步，緩解身心壓力。而中國古典藝術講究的是和諧的觀念和詩情畫意的觀念，以富有古典藝術元素的古典園林為例，存在于園林中的文字、雕塑、繪畫等藝術元素的巧妙組合，以詩情畫意的表現形式貫穿于園林中，通過在園林內堆山疊水，理花葺木所造就的是一種意境，它使人游賞間禁不住感到心曠神怡并與自然溝通，使自然美景得到升華從而富有詩情畫意的境界。這種綜合性的藝術手段造就了人們獲得理想美的意境。
二、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隨著經濟的發展，大眾閑暇時間的增多，旅游成為世界性的一種活動。古典園林的旅游功能，有利于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其豐富的審美意趣和獨特的藝術魅力，使得中國古典園林具有強大的旅游吸引力與旅游開發價值。中國古典園林作為人文旅游資源，以它的審美特征和獨特的藝術創意吸引著中外游客，在我國的旅游業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旅游業的發展可以促進經濟發展，所以，從經濟價值的角度來說，古典園林有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
此外，城市中具有古典元素的古鎮、商業街，同樣具有古典藝術的氛圍并且具有旅游的功能，如成都的錦里、寬窄巷子，具有中國古典藝術的元素，在城市中構建了一個可以營造古典藝術氛圍的環境，吸引廣大市民在閑暇之時來 到這里消遣、消費。因為大多數時候，由于時間和經濟等原因，大眾不可能做到在想離開城市去旅行的時候就離開，所以這種在城市之中具有古典元素的環境會吸引廣大市民的到來。
三、歷史文化研究的需要
古典園林不僅是歷史文化的產物，也是傳統思想文化的載體，存在于其中的各種雕刻、裝飾、花木寓意等，儲存了大量的文化思想和科學信息，物質內容和精神內容及其深廣，是研究古代民俗的實物資料。園中匯集保存完好的中國歷代書法家名跡，是珍貴的藝術品，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值，是做歷史研究的憑證。因此，從古典園林中了解當時社會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特征和變化，是研究社會發展史的實物資料，其本身起著博物館的作用。
清代皇家園林頤和園，現今保存園內的文獻檔案、文物收藏，記錄了中國封建社會由鼎盛輝煌走向衰落滅亡的歷史。頤和園保存的紙絹類文物數量眾多，根據尺碼和內容分別張貼懸掛于殿堂的指定位置，與店內其他裝修、陳設一起構成了晚清皇家宮苑生活的真實場景和歷史面貌，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這些資源是后人在史料檔案中難以尋覓的。這些藏品對我們探討清末御用繪畫、裝飾材料，研究清光緒時期，慈禧專權操縱下“畫院”的編制、職能、制度、機構等諸多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能夠起到重要的憑證作用和揭示相關歷史的作用，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四、結論
人的感官及精神需求、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歷史文化研究的需要，這三點原因是當代社會中古典藝術存在的原因。隨著中國社會在工業化途中的行進、商業經濟意識的普遍滲透，隨著文化全球化迅速展開，中國現代的藝術精神亦發生了根本性的轉化，流行文化之潮的涌動，工具理性、技術主義的擴張，功利主義的泛濫，在藝術的領域中產生了許多負面的效應。因此，古典藝術存在于當代社會中有著重要意義。古典藝術存在于當代社會的理由，能讓我們更加了解古典藝術的各種功能，有助于生活在當代的我們學會如何去面對學習、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問題。
參考文獻：
命題角度一 交通運輸站點的區位分析
【考情掃描】
關于這部分知識，2013年廣東卷考查了高鐵站選址的區位因素，2012年北京卷考查了地形對城鎮、交通的影響，2011年浙江卷考查了港口的人文區位因素等。主要考點可歸納為：
【重難點分析】
交通運輸網中的點，如港口、車站、航空港等，是客貨流的集散地，是完成交通運輸過程的重要環節。
1.影響港口布局的區位因素和選址原則
自然因素：入港航道要有足夠的深度和寬度;平原地形對港口提供淡水、平面布置有利，但航道往往容易淤積。社會經濟和技術因素：腹地條件和城市依托影響較大，腹地范圍越廣、經濟越發達，對港口建設越有利，此外還需要完善的配套設施和高效率運作服務。
選址要求：河港要求河寬水深，位于或靠近城市、陸路交通便利的地方;海港要求有背風、避浪、水深的海灣，與其他交通干道系統有方便聯系的地方。
2.影響汽車站、火車站布局的區位因素和選址原則
自然因素：受自然因素影響較小，但要求地面開闊平坦，位置適宜，利于排水。社會經濟和技術因素：數量、密度、規模受經濟發展水平制約。
選址要求：城市交通干線兩側，與市內干道系統和其他對外交通有方便直接聯系的地點。
3.影響航空港布局的區位因素和選址原則
自然因素：受地形、氣候、地質、水文等影響較大。①要有平坦開闊、坡度適當的地形，以保證排水;②要有良好的地質條件，以保證地基穩定;③應注意風向、風速，還有霧對能見度的影響，一般不宜布置在盆地和洼地。社會經濟和技術因素：人口稠密，經濟發達，人流、物流頻繁地區最為有利。
選址要求：地形開闊平坦，坡度適當，云、霧和暴雨較少，風速較小，地勢較高，地質條件好，機場周圍不應存在高層建筑物及其它障礙物，與城市應有一定距離，并有快速交通干道相接(航空港與城市距離取決于城市用地、交通聯系、環境等綜合因素)。
命題角度二：交通運輸線的區位分析
【考情掃描】
關于這部分知識，2013年福建卷考查了交通線的變化及其原因分析;2012年廣東卷考查了高速公路與城市發展的關系，江蘇卷考查了建設雅安一西昌高速公路的原因及意義;2011年新課標全國卷考查了青藏鐵路的相關問題，江蘇卷考查了建設高鐵的區位因素，上海卷考查了航線選擇及其原因等。考點可歸納為：
【重難點分析】
按照現代五種運輸方式，交通運輸線可分為鐵路運輸線、公路運輸線、內河水路線、航海線、航空運輸線、管道運輸線。同學們做題時，一要明確所給交通線對應的交通運輸方式，理解和體會該種運輸方式所具有的特點;二要構建影響每一類交通線布局區位因素的分析模式;三要對照模式，聯系實際，組織語言，形成文字。
1.影響鐵路布局的區位因素分析
(1)自然因素
地形：地勢平坦對交通線限制少，山區修路比平原工程量大、造價高，鐵路選線要在兩條相同的等高線之間，盡量少穿過等高線;地質：在背斜上修路，避開斷層等;水文：水深、流速、流量、泥沙淤積等方面;氣候：影響施工，臺風、風暴和濃霧直接威脅運輸;此外，鐵路布局還受凍土、泥石流的影響。
(2)社會經濟因素
經濟水平：為交通基礎設施和線路興建提供不同程度的人力、物力、財力的保證;經濟需要：主要是人口、工業和城市的分布所產生的物流、人流，以及開發落后地區的經濟需要，要求建設或擴建交通線。
政治：政策支持、資金投入，維持穩定與團結;民族：促進少數民族與漢族團結;國防：鞏固國防，保衛祖國邊疆。
(3)科技因素
科學技術支持，運輸工具向大型化、高速化方向發展，經濟聯系擴大;改造自然的能力加強。
2。影響公路布局的區位因素分析
(1)自然因素
地形：要求地勢低平，山谷中應避開陡坡，山區公路一般沿等高線修筑，呈“之”字形;地質：要求路基堅固，應避開斷層、塌方、山崩、泥石流處;水文：盡量少通過河流、湖泊，避開沼澤地、洪澇地，以減少施工量。
(2)社會經濟因素
宏觀上：要考慮自然、社會經濟、科技等因素;微觀上：在交通量最大、路線最短、占用耕地最少三者之間尋求平衡。
國道選線：以直達運輸為主，并適當照顧沿線重要經濟點，盡量縮短線路長度，以節省運營時間;地方性公路選線：以滿足地方經濟發展和居民的需要為主，可以盡量多地通過當地的居民點、鐵路車站、碼頭等。
3.影響管道布局的區位因素分析
由于管道運輸物資的特殊性(石油、天然氣、煤漿)，管道布局首要考慮能源產地和能源消費市場，并照顧沿線地區經濟發展。受自然因素影響較大，但是社會經濟因素是決定因素。
4.影響水路、航空運輸線布局的區位因素分析
水路運輸包括內河航運和海洋運輸。自然條件主要受內河通航能力(河流或運河水量，河道寬窄)、海洋航道是否適合、天氣狀況、運輸安全、洋流運動、風向等因素影響;社會經濟條件主要受港口發達程度(決定客貨流)、沿線經濟狀況、線路長短、資源狀況等因素影響，社會經濟條件是影響水路、航空運輸線布局的決定因素。
在對交通線和交通站點進行區位因素分析和評價時，同學們要知道區位因素分為有利與不利兩種。因此，要結合具體實際，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解答這類問題時，同學們首先要審清題目，弄清是要求分析區位因素還是分析優勢區位因素。無論哪一種類的交通線和交通站點，在分析區位因素時，我們都從自然因素和社會經濟因素兩方面進行分析，把握答題方向，這樣可以讓我們少走彎路，答題也會更準確全面。
【跟蹤訓練】
讀某島嶼圖，回答1、2題。
1.圖中最適宜建港口的是 ( )
A.① B.②
C.③ D.④
2.⑤處建飛機場的有利條件是( )
A.離海港近，便于客貨的中轉
B.該島風景優美，游客多，經濟效益好
C.地勢較高，云霧少，降水少
D.地形平坦開闊，利機的起降
3。下圖為我國東北某城市中心道路圖，圖中公交車站點布局合理的是 ( )
A.甲 B.乙
C.丙 D.丁
4.某區域規劃圖中，兩種公路選線方案的說法，正確的是 ( )
A.方案一因采用了直達運輸的方式，運輸價值比方案二高
B.方案二在a、b、c、d四處拐彎中，有一處是不合理的
C.方案二比方案一更能滿足地方經濟發展與居民的需要
D.省道因等級高，一般采用方案一這種直達運輸的方式
【參考答案】
1.A 2.D 3.D 4.C
關鍵詞：因子分析；城市綜合競爭力；綜合評價
中圖分類號：F22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10-0149-03
一、引言
江蘇作為中國經濟發達地區之一，城市社會經濟發展已取得了相當成就。但是，江蘇省同時也是中國典型的存在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省份之一。如何客觀、準確地評價江蘇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狀況，找出城市間社會經濟發展的差異及差異的主要原因，進而提出江蘇城市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對策，這是實踐提出的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本文運用經濟學理論、多元統計分析方法對江蘇11個大中城市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進行了因子分析，探討了江蘇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格局及實現均衡發展的途徑。
二、因子分析法原理
基于因子分析法進行的綜合評價，亦適用于對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的綜合評價，其基本步驟如下：
假設有m個城市，n個評價指標，則矩陣X0=[Xij]m×n即為評價樣本矩陣。
(1)原始矩陣的標準化。為將不同質的指標綜合加總，對全部指標進行標準化(無量綱化)處理：Yij=(Xij-Xj)/dij，其中：i=1，2，3…m；j=1，2，3…n；Xij為第i個城市的第j個指標值；Yij為第i個城市的第j個指標標準化后的數值；Xj為m個城市的第j個指標均值；dij為第i個城市指標的標準差；
(2)求出標準化矩陣Y的相關矩陣R；
(3)求R的特征值，并根據特征根確定相應的正交化特征向量；
(4)計算特征根的累計貢獻率。根據累計貢獻率大于85%的原則，確定主因子的個數和相應的特征向量矩陣。與此同時，計算最后綜合得分的加權權數則由每個主因子的信息貢獻率確定，即每個綜合指標的權重由它對綜合評價的貢獻率確定，其大小取決于指標間的差異；
(5)計算主因子得分值；
(6)計算綜合評價總得分值。總得分值越高，說明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狀況越好。
三、各城市競爭力分析評價
(一)評價指標的選取
本文所研究比較的城市綜合競爭力主要是比較城市經濟功能的強弱，關鍵是城市經濟的集聚和擴散功能的比較，為了定量測量和實證分析的需要，依據科學性、可比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則，結合江蘇各市實際情況，選取能反映城市綜合競爭力的14項統計指標，建立相應的統計指標體系，具體如下：
X1―地區生產總值(億元)；X2―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元/人)；X3―第三產業所占比重(%)；X4―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億元)；X5―地方財政預算內收入(億元)；X6―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億元)；X7―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X8―城鄉居民年末儲蓄余額(億元)；X9―人均公共綠地面積(m2/人)；X10―郵電業務總量(億元)；X11―高級技術人員數(人)；X12―用氣普及率(%)；X13―海關進出口總額(億美元)；X14―人均擁有道路面積(m2/人)。
這14項指標分別從城市的經濟總量、質量、流量等方面反映城市的綜合競爭力，指標統計數據根據《江蘇統計年鑒2006》整理而得，統計數據詳見表1。
(二)求R的特征值以及貢獻率
原始數據如表1所示，計算過程借助于SPSS11.5軟件操作完成。將原始數據標準化后(標準化處理后的數據從略)，可建立變量的相關系數矩陣R(從略)。R的特征值及貢獻率如表2所示。從表2可知，變量相關系數矩陣有三大特征根：9.040，1.646，1.543。它們一起解釋了變量X的標準化方差的87.347%(累計貢獻率)。這樣，對于此項研究的絕大部分要求，前三個主成分提供了原始數據所能表達出的足夠的信息。同時，基于過程內定特征根大于1的規則，主因子分析(factor)過程相應提取三個主分量：F1，F2，F3。從主成分方差值可以看出，全體變量能較好地被主因子F1、F2、F3解釋。
(三)建立因子載荷矩陣。對提取的三個主分量F1、F2、F3建立原始因子載荷矩陣A，同時，為便于對各因子載荷作合理解釋，對其進行旋轉使其結構簡化，使得每個因子的載荷的平方按列向0或1兩極分化，以起排除噪聲干擾的作用。表3即為方差最大正交旋轉矩陣A′。同時，表3給出的是原始數據X和主成分均已標準化處理后的前三個所提取的主成分的載荷陣，設Y為主成分變量，則：
通過計算最后得分可將江蘇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因子評分及排序如表4所示。
四、結論與啟示
(一)江蘇城市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性趨小，傳統意義上的蘇南、蘇中、蘇北地域劃界業已模糊，不再涇渭分明。從傳統意義上，蘇、錫、常地區的經濟發展在江蘇堪稱首屈一指，但近年來可以看出，常州發展比較緩慢，其在經濟增長、人口素質及可持續發展戰略方面的優勢并不明顯。反而值得關注的是徐州近年的快速發展，給其他地區起了一個很好的示范作用。同時，傳統說法上為蘇中地區的揚州、鎮江、南通，其社會經濟發展與常州地區的差距正漸次縮小。同樣，蘇北、蘇中地域差別也并非遙不可及，宿遷市作為一個新建城市，其發展仍具潛力。從表4中還可以看出，鹽城、連云港、宿遷等市均有多項指標未達全省平均水平，尤其是宿遷市，作為一個新建城市，如何加快經濟發展步伐，積極開展科教興市戰略，提高人口素質，是其亟需解決的問題。
(二)要實現江蘇城市社會經濟協調發展，就必須從市情出發，找準差距求發展，找出自身的不足以及與其他城市的差距，以為長期發展提供借鑒。對處于第一集團的南京、無錫、蘇州、常州而言，南京應在搞好環境保護的前提下，充分依靠技術進步，加大科技投入，發展經濟、提高實力；無錫、蘇州、常州則應在發展經濟的同時，著力于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問題。對處于第二集團的南通、鎮江、徐州、揚州、泰州而言，除加快經濟發展、盡快提高經濟實力這一共同之處，南通、泰州應著力于改善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汲取我國部分城市片面追求發展的教訓，為經濟長期發展打下堅實基礎。對處于第三集團的淮陰、鹽城、連云港、宿遷而言，由于其社會經濟發展基礎比較薄弱，因而，差距是全方位的。要實現全面趕超，首要的任務是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努力提高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實力，通過經濟發展推動教育事業的加速發展，進而提高公民整體素質，形成良性循環。
參考文獻：
[1] 尹繼佐.城市綜合競爭力――2001年上海經濟發展藍皮書[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關鍵詞：社會經濟演化；拉馬克主義；意向性；學習與模仿
中圖分類號：F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169(2012)03010406
一、導 言
19世紀中后期以來，許多學者認識到，社會經濟的動態過程呈現出了與生物演化(進化)相似的特征\[1\](P65)\[2\](P115-116)\[3\](P3)，他們因此也稱社會經濟的動態過程為社會經濟演化，還提出了構建社會經濟演化理論的任務\[4\]（P373-397）\[5\](P18-19)，并提出了累積因果循環說\[4\]（P373-397）、創新推動的非均衡演進說\[6\](P73-74)、遺傳結構主義的制度變遷說\[7\](P15,99)\[8\](P7-8)\[9\](P46)、演化理性的自發秩序說\[10\]（P211-221）\[11\](P44-63)、基于關聯反饋的路徑依賴說\[12\]（P331-337）\[13\]（P116-131）等社會經濟演化學說，但直至當前，規范化的、具有理論說服力和解釋力的社會經濟演化理論尚未構建出來\[14\](P8)。
演化廣泛地存在于物理現象、化學現象、生命現象、經濟與社會現象之中，但科學研究至今仍未構建出一般演化理論，為諸領域中的演化分析提供理論指導。生物演化研究由于可獲得大量的古生物化石作實證，加之分子生物學的發展揭示了生物遺傳的微觀實現機制，因此，率先構建起了相對系統與完善的學科層級的演化理論——綜合了達爾文進化論和孟德爾遺傳學說的新達爾文主義，這一理論也成為了相關演化研究借鑒與比較的對象。社會經濟學者如哈耶克、諾斯、納爾遜和溫特等，生物學者如赫胥黎、梅達沃、多布然斯基等，以及哲學家如波普爾等，均對生物演化與社會經濟演化作了比較研究，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在總體上得出了社會經濟演化與生物演化間存在廣泛而深刻的機制差異的結論。例如，赫胥黎認為文化演化是一個和生物演化極為不同的過程，有自己的規律、機制和模式，不能單純從生物學基礎上加以解釋\[15\](轉引自\[18\](P23))。波普爾也認為“文化演化通過另一些方式繼續著遺傳演化的過程”\[16\](P48)。哈耶克、諾斯、納爾遜和溫特則明確地斷言，經濟演化是拉馬克主義的\[17\](P15)\[18\](P24-25)、意向性支配著經濟演化\[9\](前言)、經濟演化難于貼切類比生物演化中基因突變和性別重組機制\[9\](P61)。的確，社會經濟演化是由有意識的人參與的，而長久以來我們總試圖把“人”置于一種宇宙殊的地位上，這當然會潛在地指引學者們刻意地找尋社會經濟演化與生物演化的差異，以及將一些細節層面的差異放大到機制層面。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指出，人類認知的發展已使我們認識到，人，包括人類的意識，并不是游離于自然規律之外的特殊事物①。這啟示我們，生物演化與由有意識的人參與的社會經濟演化的同一性應是相當廣泛的②。而且，在認知邏輯上，生物演化與社會經濟演化作為在現象特征上呈現出了廣泛同一性的兩種子類演化現象，應能在本質上作同一性的理解。雖然以上兩點尚不足以推斷出社會經濟演化與生物演化在本質上是同一的，但審視那些將社會經濟演化與生物演化嚴格區隔開來的諸觀點還是必要的。特別是，那些將社會經濟演化與生物演化嚴格區隔開來的觀點多由一些著名學者提出、宣揚及反復強調，它們已為社會經濟演化研究設定了。但如果這些觀點存有差誤，就會成為社會經濟演化研究發展的沉重理論包袱，阻礙我們對社會經濟演化機制的深入理解。
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2年5月第12卷第3期 雷國雄：社會經濟演化研究中三大共識的再審視 二、社會經濟演化是拉馬克主義式的嗎?
生物演化學說中有拉馬克主義③(Lamarckism)和達爾文主義(Darwinism)兩大理論傳統。拉馬克主義認為生物具有很大的可塑性，環境發生變化時生物就會發生相應的變異，以適應新的環境條件，并且獲得的性狀能夠通過生殖細胞直接傳遞給后代。達爾文主義則認為生物會發生自然的變異，在生存競爭中，有利的變異將較多地保存下來，有害的變異則被淘汰。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前期，生物演化學說一直圍繞生物演化到底是拉馬克主義式的還是達爾文主義式的展開爭論。直到奧古斯特?魏斯曼明確地證明了拉馬克主義的“獲得性遺傳”不可能成立，以及結合達爾文主義與孟德爾遺傳學說，并以分子生物學為基礎的新達爾文主義提出后，相關的爭論才趨于平息④。達爾文主義勝利的結果之一就是強化了對生物特性之先天與后天的區分：能夠經由生物性機制遺傳的生物特性是先天的，反之則是后天的。這隨即就導出了一條判定拉馬克主義的延伸標準：凡是探討那些在達爾文主義看來的后天性生物特性的遺傳問題的學說，就是拉馬克主義的。
哈耶克在這一判定標準上作出了社會經濟演化是拉馬克主義式的判斷。他說：“生物進化論現在已排除了后天獲得特征的遺傳，但是所有的文化發展都是建立在這種遺傳上，即那些以指導個人之間相互關系的規則為表現形式的特征，它們并不是個人固有的，而是在學習中掌握的。按現在的生物學討論所采用的說法，文化進化是在模擬拉馬克主義。”\[18\](P48)納爾遜和溫特宣稱他們是毫無羞愧的拉馬克主義者時也說，他們所構建的經濟演化理論“考慮了獲得特性的‘遺傳’”\[17\](P15)。
但哈耶克等人并未意識到，將生物演化研究中的拉馬克主義延伸判定標準沿用到非生物演化研究領域已在邏輯上犯了忽略前提的錯誤，這一錯誤在完整的命題表述形式下即可呈現出來：社會經濟演化中傳遞的均是在達爾文主義生物演化學說看來的后天性事物。具體地說，在我們研究社會經濟演化如制度的演化時，我們并不能斷然地說制度對制度的演化而言是后天的，因為在邏輯上，在我們所構建的制度演化學說中，應該另有一個先天與后天的區分，而不是援引其他理論中的區分。
并且，更有可能的是，先天與后天的區分對社會經濟演化而言，是不完全的。在社會經濟演化中，文化、習俗與制度接受不斷變化著的社會經濟環境的選擇，進而經由學習與模仿在社會中向后傳遞，是社會經濟演化中的先天性事象；而隱默性知識卻不能通過學習與模仿在社會中傳遞，是后天性事象。除此之外，還存在著那些基于人的生物性的知識，即固化在基因中的知識，它們在生物演化理論看來是先天的，但在社會經濟演化慣常的數百年乃至數千年的視域上可以認為既沒有新元素加入進來，也沒有元素被淘汰出局，是給定的。比照生物演化學說中作出先天與后天區分的思維，應稱為先先天(Antenature)的。
哈耶克認為，一切演化，無論是文化的還是生物的，都是對不可預見的事情、無法預知的環境變化不斷適應的過程\[18\](P24)。按照這一理念，我們應能構建起人的知識演化模型，其中的人以其生物性知識、社會性知識和個人知識不斷地適應著不可預見的事情、無法預知的環境變化。的確，在高效地適應自然環境，如溫度、濕度、氣壓、光照、營養供給等方面，人類還主導性地依靠著那些固化在基因中的知識。例如，我國地區的居民有一種調節體內紅細胞數量的基因，因此適應于該地區稀薄的空氣。現代人類也常用技術手段來應對這些問題，如安裝供氧設備、使用空調、藥物等，但這些手段的效率根本不能與那些生物性機制的效率相比擬。而在機敏地適應社會經濟環境方面，人類則主導性地依靠著手口相傳的文化、習俗與制度⑤。在這樣的人的知識演化模型中將只有區間：經由人的生物性傳承的知識區間、經由人的社會性傳承的知識區間和僅在個體內部傳承的知識區間，而無需作出先天與后天的區分。當然，在邏輯上我們并不能在該人類知識演化模型基礎上斷言，由于經由人的生物性傳承的知識區間是達爾文主義演化的，同一模型中經由人的社會性傳承的知識區間也應是達爾文主義演化的，但我們可斷言，研究者并不能根據社會經濟演化所分析的是在生物演化理論看來的后天性事物，就確定無疑地宣稱社會經濟演化是拉馬克主義式的。
三、意向性支配著社會經濟演化嗎？
彭羅斯指出，協商行為和計算行為是人的行動在經濟領域的特征，意向性是不能在經濟理論中排除掉的\[19\]（P804-819）。這一無可辯駁的觀點當然潛在地支配了學者們對于社會經濟演化的研究。赫什萊佛提出，人能有意識地進行優化——或者我們常常認為人是這樣的——而對除了少數高等生物的其他生物，選擇與戰略僅僅是隱喻的，這是要構建的經濟演化理論與社會生物學的一個明顯差異\[20\](P1-52)。阿爾奇安構建了一個依賴于機遇而不是最大化理性的經濟變遷模型，但他卻在同一模型中自相矛盾地提出，人類的適應——模仿與試錯搜索——是有意識地進行的\[10\](P211-221)。諾斯認為，經濟演化中的選擇機制不同于生物演化論中的優勝劣汰，是由人們對最終結果的信念支配的，參與者的意向性是人類演化變遷的關鍵\[9\](前言)。納爾遜和溫特則提出，經濟變遷中存在兩種選擇：一是對企業的選擇，是達爾文意義上的被動選擇；二是適應性學習，是一種反映企業意圖的選擇，是意向性的主動選擇\[17\](P14-15)。社會經濟動態自然是由具有意向性的人類活動推動的，模擬這一動態過程的社會經濟演化理論當然不能排除人的意向性，但這并不足以使我們如諾斯那樣斷言，“參與者的意向性是人類演化變遷的關鍵”。
在理論上，動態過程可以分為數種類別，演化只是其中的一種。社會經濟處于動態過程之中，我們識別出這一動態過程具有顯著的演化特征，并將其稱為社會經濟演化，但我們并不能斷言，這一動態過程是純粹的演化過程。社會經濟動態中也存在著大量非演化的變化，它應是一種由非演化與演化雜合成的復雜現象。同樣，人類的行為也是雜合性的，兼有理與非理。因此，我們在邏輯上就不能斷言，由具有意向性的人類活動推動的社會經濟動態中的演化過程是由意向性支配的，因為存在著如下的邏輯可能：人類的意向推動形成社會經濟的非演化性動態變化，而人的非意向推動形成社會經濟的演化。
事實上，意向并不能將一般生物與人區別開來。生物也有意向：蜜蜂會循著花香采蜜，雛鳥會喳喳鳴叫爭取食物，狗會搖尾巴招惹人的喜愛。但生物卻不能意向性地影響生物的演化，它們根本沒有這一方面的意向。人類好像有一種強烈的按照自己的意向左右社會經濟演化的沖動，并且人類也總是在意向性地規劃與設計著未來的社會經濟模式。但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是否存在這種意向，而在于這種意向是否能夠達成。門格爾指出，社會現象的起源與自然有機體的起源具有類似性，大量的社會制度對于整體的某種令人驚異的明顯的功用，并不是刻意追求此一目的的那種意圖的產物，也不是社會成員協定或實證立法的結果，而是自然的結果\[2\](P116)。哈耶克也明確指出，演化著的社會經濟秩序，如文化、制度等，是一種自發秩序，是福格森所謂的“人類行為的結果但卻不是人為設計的結果”\[21\](P458-468)。人類根本不能按意向性來設計社會的文化、制度，那樣的意向性都是“致命的自負”\[18\]（P73）。
社會經濟演化研究雖然尚未闡明演化的機制內涵，但不少學者已認識到，演化是不確定性變化下的一種適應性過程\[9\]（P17）\[10\](P211-221)\[18\]（P24），這在邏輯上也是明確的：不論社會經濟是由理性的行為者還是由非理性的行為者的行為構成的，如果其運行在確定性之下，就必然會陷入靜止狀態(包括熊彼特在《經濟增長理論》中描述的“循環流轉”狀態)，而不會呈現出演化的那種持續緩慢的變化特征。意向性對作為不確定性變化下的適應性過程的演化顯然不可能有意義，因為“不知道的也是不能計劃的”\[18\](P96)。可見，社會經濟中的演化事象并不是人們可以按他們的意向塑造的。
在納爾遜和溫特、諾斯等學者看來，人類意向性地支配著社會經濟演化還表現在，當人們對當前的制度、技術、慣例的績效不再感到滿意時，就會在壓力下創造出新的制度、技術與慣例\[8\]（P14-15）\[17\]（P157-176）。林毅夫甚至認為，激勵著意向性創新(在實驗室中作的系統性的試錯搜索)的制度的缺失是中國在元明以來落后于世界(即李約瑟之謎)的主要原因\[22\](P244-291)。這種主動性的機制在生物演化中顯然是不存在的，因為生物演化中的基因突變(即創新)基本上以固定的頻率發生著。即使社會經濟中存有這種主動性機制，它也不能將社會經濟演化與生物演化區別開來，因為在事實與邏輯上，我們并不能基于人類具有這種推動社會經濟演化向前的沖動就斷言其支配著社會經濟演化。首先，好奇心是人類的天性之一，門格爾稱之為閑散的好奇心，韋伯稱之為資本主義精神，熊彼特稱之為企業家精神。事實上，大多數人總是在可能的情況下進行著創新嘗試，只不過那些僅產生了較小的績效提升的創新嘗試以及那些數量更多的失敗了的創新嘗試往往未引起人們的注意并把它們記錄下來而已。也就是說，創新可能是社會經濟演化中常態性的人類行為，學者們稱道的意向性推動的創新只是選擇性觀察與記憶的結果，是幻象。其次，社會經濟演化中的諸多創新，特別是一些具有重大意義的創新往往是偶然間得到的，并非意向性創新嘗試的結果。例如，倫琴發現X射線，弗萊明發現青霉素，洛倫茲發現混沌現象等，獲得的均是他們意向性研究目的之外的成果。其三，人類意向性創新特別是一些在事后看來的重大創新受到創新能力的約束，這種約束與生物演化受到基因突變發生頻率的約束相同。例如，福特一直想找到提高汽車裝配工作效率的方法，但長久以來都想不出好的方案，只是由于偶然參觀郵購公司的傳送帶，靈感突現才創新出了汽車生產流水線。凱庫勒構思苯的結構、門捷耶夫探尋元素周期律、漢密爾頓構思四元數的運算法則等都經歷了反復的猜想與驗證，并且按照他們自己的說法，都受到了靈感的“扶助”。創新依賴于靈感的本質是創新依賴于時間，這在文化、藝術領域的創新中更為明顯。人類社會產生新宗教形式、新道德規范、新流派藝術作品的頻率是非常低的，并且可以大致認為是以固定的頻率“生產”出來的，激勵對此往往無效。這樣看來，在由創新活動推動的社會經濟演化中，即使人類具有強烈的實現創新突破的意向性，這種意向性也不是社會經濟演化的決定因素。自然地，我們也不能根據人類具有強烈的實現創新突破的意向性就斷言社會經濟的演化是由意向性支配的。
四、社會經濟演化與生物演化的
傳承機制不同嗎？ 在代際傳承形式上，生物演化與社會經濟演化表現出了諸多差異。例如，生物以有性繁殖(包括細菌繁殖中的基因片斷交換)的形式延續，DNA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機制作用，社會經濟則以學習與模仿的形式延續，并且不存在類似于DNA的有形事物；生物演化僅通過生理上的雙親傳遞信息，社會經濟演化特別是其中的文化演化則往往通過無數個“祖先”向后傳遞信息，并因此使得文化演化較之生物演化進展得更快\[9\]（P61）\[18\]（P24）。不少學者因此認為，社會經濟演化與生物演化在傳承機制上是不同的。那么，這些傳承形式上的差異是否足以支撐我們作出社會經濟演化在傳承機制上異于生物演化的論斷？
生物有性的代際遺傳機制是如下展開的。在一般生物體的正常細胞中，有兩套由DNA記載著的遺傳密碼，一套來自父本，另一套來自母本。例如，人類的一套遺傳密碼由23條染色體(DNA長鏈)組成，因此每個正常的人體細胞中有2套共46條染色體，或者說23對染色體，其中一半來自父親，另一半來自母親。代際遺傳的第一步從生殖細胞的減數分裂開始，每個生殖細胞減數分裂后生成兩個細胞，稱為配子，其過程包括兩個組合。一是兩條分別來自父本和母本的相同序號的染色體相互靠近，在一定的點位鏈接，再分開為兩條染色體。在這一鏈接與分開的過程中，將發生基因片段的交換，如圖1中三個連續的放大框所示，由abcde基因片段組成的一條父本
圖1 生物有性遺傳機制示意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相關生物學表述繪制。
染色體與同序號的由a′b′c′d′e′組成的母本染色體經過鏈接與分開過程形成了兩條新染色體ab′cd′e和a′bc′de′(也可能在某些鏈接點不發生交換，形成如ab′c′d′e和a′bcde′的新染色體)。二是基因片段組合形成的各染色體按序號分別進入一個配子細胞，即將各同序號的兩體染色體分別送入兩個配子細胞，組配成兩套遺傳密碼，如圖1中“過程二”箭頭指向的變化所示。經過這兩個組合過程后，兩個配子中各含有一套遺傳密碼，并且這兩套遺傳密碼與分裂前的生殖細胞中的兩套分別來自父本與母本的遺傳密碼均不相同。當其中的一個配子經由受精過程與來自另一減數分裂形成的配子融合為一個正常細胞并發育成新生物體后，新生物體表現出來的特征將既不同于其祖父(母)，也不同于其外祖父(母)，而是一個全新的個體。提及生物遺傳物質DNA，研究者就會聯想到其可縱向拆開的雙鏈結構，并因此萌生出將與DNA相關的機制均歸之于這一奇特結構的想法。但值得強調的是，在生物代際遺傳的核心過程中，DNA的雙鏈在縱向上并不拆開，而只是在橫向上斷開后再接上，這種在橫向上可斷開再接上的性質提供的對遺傳信息的組合創新機制才是生物代際遺傳機制的本質，這一點早在18世紀初即已被法國遺傳學家莫佩蒂烏猜想到，并在DNA被發現的近100年前由孟德爾通過嚴謹的實驗數據分析提出。可縱向拆開的DNA雙鏈可實現對其自身的精確復制(其間可能發生差錯，即突變)，也在生物代際傳承中發揮著通過復制形成多個后代的重要作用，但這一機制并不是生物代際傳承機制的核心。
社會經濟演化通過學習與模仿傳承的本質也是組合創新。哈耶克指出，學習在本質上是組合性的，它使得不同天賦的個體通過吸收不同的傳統形成了社會經濟的無限多樣性，而如果學習是對同伴的完全復制，社會經濟中廣泛存在著的學習將減少其多樣性而不是如現實中的那樣保持或增加著多樣性\[18\](P146)。阿爾奇安指出，模仿均是非完全的，模仿者所模仿的只是某些看起來有助成功的獨特因素，是對他者與己者因素的組合\[10\](P211-221)。例如，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學習與模仿歐美，就不是一種完全的搬抄，而是結合日本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組合創新出了特色性的“神政的、家長式立憲主義”，既延續了日本傳統上的封建性因素，又引入了反映民主政治要求的立憲主義因素。
當然，學習與模仿并不是如有性繁殖那樣兩兩封閉的，個體在構思一種新方法時往往汲取著眾多他者的新奇因素，但這可能只是我們僅注意到了那些成功組合的構成而忽略了各具體組合過程產生的誤解。應該承認，人的關注能力是相當有限的，他們在每一時點上往往只能關注一個人，甚至只能關注到一個人行為的某一個方面(類似于DNA上的基因的單元)，他們在如此關注時，就在將其關注到的他者行為的新奇元素與己者的元素相組合，這個過程顯然是一種兩兩封閉的組合，甚至只是一種簡單到只變更一個單元的兩兩封閉組合。而且，人類還具有理性，他們能在信念知識的支撐下基本正確地判斷出諸多(但不可能是全部的)新組合方案的績效水平，這樣，不少績效水平較低的方案不經由顯性的執行過程就被排除了，而那些被我們注意到了的組合方案，則主要是理性不能確知其績效水平因而需通過顯性的嘗試來確定的方案，以及那些通過顯性與隱性試錯選擇出的績效水平相對最高并因此被反復執行著的方案。這些方案從構成元素來看有多個“祖先”，但若追溯其形成過程，仍是多輪兩兩組合的結果。
而且，即使每一輪次的學習與模仿均發生在多名個體之間，也不足以使我們將其與兩兩封閉的有性繁殖式組合區隔開來。兩兩組合的組配成本當然低于多個體間的組配成本，但當個體之間差異較小時，兩個體間的組合將只能生成大量相同的個體，而多個體間的組合卻能保證組合出的新個體基本上是不同的。例如，如果DNA鏈僅由三個基因組成(或只有三個基因位上的基因不同)，兩個體間的組合則最多只能生成8種新的個體類型，這樣，當繁殖倍率大于8時(現實中的繁殖倍率往往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兩兩封閉的組合模式就會產生出大量的重復個體，也就是說，其不能高效率地實現生產數量較多的差異性個體的機制功能。而在此情境下，多個體間的組合卻由于具有更大的組合空間，可保證新繁殖出的個體基本上是不同的，其支付較高的組配成本因而是值得的。在這一意義上，生物演化中的兩性傳承模式與社會經濟演化中開放的學習與模仿模式，就只是在不同情境下為有效率地達成產生出數量眾多的差異性個體的機制功能而選擇的不同形式而已，它們在機制層面上是相同的。
五、結論與啟示
按照許多學者的觀點，社會經濟演化研究已走過理論叢林階段，系統總結有關社會經濟演化研究的學派理論、基本觀點、一般認識等，構建包容多方面社會經濟演化現象的統一性理論，突破性地完成馬歇爾與凡勃倫提出的理論研究任務的時機已經成熟\[23\]（P1-6）。在這一理論發展背景下，我們有必要對那些有關社會經濟演化本質與機制的諸觀點作深入的再審視，去偽存真，破除教條，為實現社會經濟演化理論研究的突破奠定基礎。
誠如本文研究揭示出的那樣，社會經濟演化研究領域中的三大“共識”所依存的推斷邏輯均存在著差誤或漏洞，并不是確然成立的，其中，“社會經濟演化是拉馬克主義式的”論斷的推演邏輯犯了忽略前提的錯誤，“意向性支配著社會經濟演化”論斷的推演中存在未予考慮到的邏輯分支，“社會經濟演化以不同于生物演化的遺傳機制傳承”則屬認識狹窄，將細節層面的差異擴大到了機制層面。兩百余年的社會經濟演化研究產出了豐富的理論成果，也累積起了諸多的教條，只有以嚴密的邏輯分析為工具，不畏權威，敢于批判，才能揭示并破解這些教條，勘正社會經濟演化研究的方向，推動社會經濟演化理論的發展與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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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 西蒙在《管理決策新科學》一書中指出，“關于人的獨一無二性的定義，一直是人的宇宙和倫理系統的核心。有了哥白尼和伽利略，人，他不再是處于由太陽和星星圍繞著的宇宙的中心位置的人。有了達爾文，人，他不再是由上帝創造并特殊賦予靈魂與理智的人。有了弗洛伊德，人，他不再是其行為——潛在地——受理性精神支配的人。當我們開始生產能進行思維和學習的機器時，人即不再是唯一能對環境進行復雜地和有理智地操縱控制的人了。”
② 羅斯比就指出，拒絕生物學類比是愚蠢的，因為人類本身就是生物系統,見Selection Processes in Economics(2001)。
③ 霍奇遜和柯納森近來也撰文指出，將社會經濟演化視為拉馬克主義式的是誤導性的，見Dismantling Lamarckism:Why Descriptions of Socioeconomic Evolution as Lamarckian Are Misleading(2006)。但他們論證的邏輯并不簡潔，且未揭示出這一觀點所依存的邏輯中最關鍵的錯誤。
④ 但即使這樣，拉馬克主義并未完全敗北。寇普就提出，生殖細胞具有對生長力過去工作效應的記錄，就像和記憶相類似的情況，因此，某一器官如果在一新環境中變得更加有用，那么它的生長在每個世代中將會被促進，從而能更好地適應環境,見Edward Drinker Cope and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Evolutionary Theory(1977)。但在筆者看來，即使這一機制存在，其在生物演化中可能僅是次要的，而且這種記憶性機制也應是經由自然選擇留存下來的。
⑤ 不少學者認為，諸多生物性特征使得人類可以更好地進行社會交往，如低平的顴骨、暗紅的嘴唇等，但這并不意味著僅僅依靠這些生物性特征，人類就能高效地應對復雜萬變的人類社會。
（責任編輯 朱 蓓）第12卷第3期 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一、影響企業財務管理的因素
影響企業財務管理的因素主要有企業自身的因素與社會經濟市場的因素兩方面。
（一）企業的自身因素影響企業的財務管理
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內容主要有企業的財務管理、企業財務的審核、企業項目資金的管理、企業投資管理等，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對企業的經濟效益有著直接的影響，因此其對工作人員的財務管理知識及工作能力的要求較高。企業想要通過財務管理工作來促進企業自身的發展首先就要構建完善的企業財務管理體制，以使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有條不紊的開展。然而目前一些企業對于財務管理重要性的認識不足，因此企業也未重視財務管理工作體系的構建。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體制不健全，財務管理規章制度不科學等這些因素都嚴重影響著企業財務管理工作的質量。其次，企業財務管理工作人員的配置也存在問題。目前許多企業都存在著家族經營的現象，企業對于一些重要職位的人才選擇不以經過專業學習與培訓、具備較強工作能力的人才為首選，反而是憑借親屬關系及人際關系選擇一些重要職位的供職人員，特別是企業的財務管理人員。企業財務管理直接影響著企業的經濟效益，因此企業一般憑借人際關系選擇自己信賴的人員負責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企業這種選拔財務管理人才的方式選擇出的企業財務管理工作人員一般都未經過專業的財務管理學習，也不具備企業財務管理工作的經驗，因此其財務管理工作的能力有限，從而嚴重影響了企業財務管理工作的質量。此外，目前我國企業財務管理工作人員的職業素養較低。一些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人員利用工作的權利謀取私利，從而嚴重影響了企業的經濟效益。不僅如此，企業財務管理工作人員的工作狀態較為消極，其對于企業財務管理工作的責任心不足，從而嚴重影響了企業財務管理工作的質量。
（二）社會經濟市場的多變性影響了企業的財務管理
目前我國社會經濟市場已經得到了較好的發展，經濟市場上的競爭關系也越來越激烈。企業為了得到更好的發展，其不斷地創新其經營方式，發展其生產技術等，因此目前我國社會經濟市場越來越復雜化、多變化。我國社會經濟市場的發展與變化給我國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帶來了巨大的挑戰。企業想要得到長遠的發展就必須要適應我國社會經濟的變化，能夠根據目前我國復雜多變的社會經濟市場環境制定出適宜企業發展的策略，從而促進我國企業更好的發展。此外，目前經濟全球化的進程進一步加深，我國企業財務管理面臨的挑戰已經逐步國際化。經濟全球化拓展了企業發展的市場空間，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影響企業財務管理的因素也越來越多，企業財務管理的難度也越來越大。首先經濟全球化發展不僅是企業經濟市場的全球化發展，其還包括金融危機、經濟風暴、貨幣利率變化等的全球化發展。例如經濟危機，近年來金融危機的破壞力越來越大。在經濟全球化發展的背景下，再加之金融危機本身具備的強大傳播力，一旦有國家或地區爆發經濟危機，我國企業的發展及其財務管理工作必定會受到影響。再如一些地區或國家貨幣利率的改變，其對我國企業財務管理也會產生較大的影響，因此目前我國企業的財務管理還需要增加對全球經濟形勢及貨幣利率等因素的考慮，這不僅大大增加了企業財務管理的工作量，其還加大了我國企業財務管理工作的難度。
二、目前企業財務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目前經濟全球化發展，我國企業的經濟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在經濟狀況日益改善的環境下，我國企業得到了較好的發展，然而這也給企業財務管理帶來了許多困難。目前我國企業財務管理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有企業財務管理體制的不完善、企業財務管理人才的缺乏、企業財務管理工作內容不完善三個方面。雖然我國企業得到了較好的發展，但我國企業財務管理的體制也存在著一些缺陷，其嚴重影響了企業財務管理的質量。其次，目前我國企業財務管理人才的工作素養及工作能力較低，企業優秀的財務管理工作人員較為缺乏。企業財務管理人才的缺乏及財務管理工作人員工作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企業財務管理人才選拔制度的不合理。目前一些企業的財務管理人才任用制度如同虛設，企業財務人員的選拔完全憑借其人際關系，從而導致目前企業財務管理工作人員的工作素養及工作能力普遍較低。此外，目前企業財務管理的內容已經遠遠落后于當今社會經濟的要求。當今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很快，社會經濟市場也越來越復雜多變，但我國企業財務管理工作的內容仍局限于以前的財務管理理念，企業財務管理工作的質量也因此受到嚴重的影響。
三、企業財務管理的創新性研究
（一）明確企業財務管理的目標
企業財務管理的目標指的是企業財務收入支出需要達到的經濟效益目的，其又被稱為企業的理財目標。企業財務管理目標是企業財務管理工作開展的中心與基礎，企業財務管理工作都是圍繞這個理財目標進行的，因此為了更好的提升企業財務管理的質量企業首先應該樹立科學的理財目標，從而使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在理財目標的引導下得以更好的開展。隨著我國社會經濟與企業的不斷發展，企業與社會經濟之間的發展已經密不可分。企業的發展需要社會經濟的發展為基礎，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促進了我國企業的發展，因此在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的確立中企業應該結合自身與社會經濟的共同發展，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樹立既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又能促進企業發展的財務管理目標。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的樹立應該在促進企業與我國社會經濟共同發展的基礎上，不斷創新財務管理目標，從而促進企業財務管理工作的創新。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的創新能夠優化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模式，從而促進企業財務目標更好的完成，進而使得企業經濟效益最大化，因此在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中要樹立科學的財務管理目標，并創新企業的理財目標，讓企業的財務目標帶動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更好地開展，進而使企業經濟效益提升，促進企業的發展。
（二）加強企業財務管理中的融資管理
企業的融資對于企業的財務管理十分重要。企業融資的方式主要有兩種，其分別是股份融資及債權融資。企業的融資工作對于企業項目的正常實施及企業規模的擴大是必不可少的。企業融資工作需要進行的前期準備工作有很多，首先企業需要收集市場信息，再根據企業融資的需求確定具體的融資途徑。企業融資工作中存在著許多潛在風險，因此企業在進行融資工作時需要綜合各方面因素全面考慮，以盡量減少企業融資工作中的風險。企業融資工作的基本要求是根據企業的發展需求，選擇成本最低，風險最小的融資方式及途徑，進而提升企業的經濟效益。企業融資工作一般分為企業前期的融資準備、融資途徑及方式的確定、企業融資報表及相關報表的制定三部分的工作。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企業融資的途徑越來越多，但同時企業融資的風險也越來越高。為了促進企業的發展，企業應該加強對融資工作的管理，不斷創新企業財務管理中企業融資管理的方法與途徑，進而減小企業融資的成本，降低企業融資的風險，從而提升企業財務管理工作的質量。
（三）完善企業財務管理的內容
企業財務管理需要對企業的財務狀況進行準確的審核與統計，然后再根據企業的財務狀況對企業進行詳細科學的財務分析，最后根據分析得到的結果制定出適應企業財務發展的策略，從而促進企業的發展。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復雜化與多樣化，企業財務管理的內容應該適應社會經濟市場的變化不斷完善。再加之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目前企業財務管理的內容已經遠遠不能滿足現代社會經濟的需求，因此目前我國企業財務管理的內容亟待完善。例如全球經濟形勢變化對我國企業財務管理的影響；經濟危機對企業財務管理的影響；國際貨幣利率的變化對企業財務管理的影響等。企業財務管理中這些因素對其影響很大，為了提升企業財務管理的質量，企業應該適應社會經濟的需求，充分考慮各個方面的因素對企業的財務狀況進行分析，從而提升企業財務管理的質量。
1水資源承載力系統動力學模型
1．1系統動力學簡介系統動力學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以福瑞斯特教授為首的系統動力學小組于20世紀50年代創立并逐步發展起來的一門學科。它是以數學計算機仿真技術為手段，以反饋控制理論為基礎，研究復雜系統的行為，在處理高度非線性、高階次、多變量、多重反饋問題方面具有優勢。目前，方法己經在很多領域得到應用。
1．2模型結構及流圖分析按照水資源承載力系統的結構和功能不同，結合本溪市細河流域的實際情況，將水資源承載力系統分為4個子系統:水資源系統、社會系統、生態系統、環境系統。4個子系統之間的關系如圖1所示。由圖1可知，4個子系統和水資源系統相互影響。
1．3本溪市細河流域水資源承載力SD模型邊界模型邊界為細河流域，流域面積1047km2，模型的模擬年限為2011—2030年，基準年為2011年，模擬時間間隔為5a。在分析二級子系統之間相互關系的基礎上，確定決策變量和表函數，使用Vensim軟件建立了包括4個子系統、6個狀態變量、16個決策變量的本溪市細河流域水資源承載力SD系統模型。
1．4模型參數的確定現狀延續型模型參數的確定見表1。
1．5模擬結果及方案選擇從表2可以看出，在保持現狀延續的情況下，預計整個細河流域從2015年開始缺水，缺水主要原因為供水水源工程沒有增加，而社會經濟指標等飛速增長，即現有工程規模不能滿足未來發展需求。所以，利用vensim軟件通過改變決策變量的數值，產生了開源型，開源節流型，及節流回用型這3種方案及其模擬值。節流回用型方案考慮廢污水回用量來增加供水量，在前三個方案基礎上，考慮廢污水回用量來增加供水量，以滿足未來需水要求。經過模型模擬，細河流域各個水平年供需平衡，本地水資源可以支撐未來社會經濟發展需要。通過對以上4種方案的分析和對比，可以看出，決定未來水資源供需矛盾的因素不在增加供水水源工程，提高水資源供水能力上，而是要把主要措施放在提高工業用水重復利用率和中水回用率上，只有相應的節水和回用措施執行到位，細河流域水資源完全可以承載中遠期社會經濟發展目標。
2結論與建議
2．1結論本研究采用系統動力學法建立SD模型來研究細河流域水資源承載能力。通過模型的試運行和檢驗，模型模擬仿真程度高，可合理預測未來社會經濟發展對水資源的需求。由于本地區供水能力已經不能滿足地區需水量，在增加了節水措施和中水回用后，綜合承載力大幅增加，說明節水措施和中水回用對細河流域水資源的開發和社會、經濟、生態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從社會、經濟、生態的進一步發展和保護生態環境的角度出發，加強全面節水戰略，提高污水回收利用量是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措施。未來細河流域提高工程供水能力不是解決供需矛盾的主要手段，而全面實施節水措施和提高中水回用才是支撐和保障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根本，通過對四套水資源發展模式的分析，研究認為節水回用型方案是最優。
2．2建議根據細河流域水資源態勢和社會經濟發展特點，按照以經濟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全面合理規劃細河流域社會經濟發展和產業布局，建立健全水資源開發利用與保護機制，實現水資源對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有效支撐，實現資源、環境與經濟、社會的協調、有序與和諧。提出如下建議:1)盡快修建污水處理廠和“中水”水源工程，有效增加供給;2)積極推進節水型社會建設，進一步提高用水水平和效率;3)調整產業結構和布局，有效提高水資源承載能力;4)積極爭取外調水工程供水配額，大力提高水資源承載能力;5)完善水資源管理體制，以適應流域水資源和水環境保護的需要。
作者：劉士霞張志斌鐘卓徐敏張群單位：遼寧省水文局本溪水文局
一、高等教育投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分析
（一）高等教育投入有利于科學技術和社會經濟的發展
隨著社會經濟的迅猛發展，高等教育在科學和技術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進而成為科學技術進步的直接推動力，也為經濟增長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根據有關數據顯示，20世紀初期科學技術進步使發達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20%。1970年-1980年，科學技術和人才的貢獻率占發達國家GDP的75%，而設備與資本的貢獻率僅占25%。美國經濟增長的支柱性行業是由汽車行業到石油行業再到軟件行業的發展過程，這充分地說明了科學和技術的進步在現代社會生產過程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2014年，我國上海高新技術的產值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例達到20%，而科學技術進步因素對上海的經濟增長貢獻率也達到了53%。因此，高等教育的投入有利于科學技術的進步與發展，推動了社會經濟的高速增長。[1]在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高速發展的同時，科學技術人才的培養與發掘與高等教育的發展密不可分。因此，當今社會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顯現出尤為重要的作用。
（二）高等教育投入為經濟增長提供基本要素，帶動相關產業發展
資本、勞動力、生產效率和科學技術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要素。增加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可以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和質量，促進科學和技術專利的研發，使生產資料消耗率降低，進一步提高了經濟發展的速度。當勞動力的素質和質量較高時，經濟增長的成本會出現低消耗、高效率或低投入、高產出的情況。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中，高等教育的投入量的增加勢必會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2]同時，高等教育的發展具有帶動相關產業迅速發展的重要作用。提高相關產業的產值，有利于相關產業突破其發展瓶頸。高等教育與許多產業和行業都有著密切的聯系，如學校的基本設施建設與建筑行業和交通業相關；高等教育機構需要出版和印刷課本、材料和論文等資料，這就與文化出版行業有著密切的聯系。高等教育的發展可以促進這些行業產量與產值的提高，促進了相關產業的發展。因此，大力發展高等教育事業、增加高等教育的投入量有利于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
（三）高等教育投入增加個人收益，促進個人消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市場經濟蓬勃發展，人們逐漸意識到發展高等教育不僅可以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和生活質量，而且也對未來的經濟發展起到重要的作用。近年來，我國高等教育收益率呈逐年上升的趨勢，本科畢業生的明瑟收益率由1996年的8.23%上升到2013年的36.69%，提高了近5倍。所以，對于個人和家庭而言，高等教育投入儼然成為一項回報率較高的投資。我國經濟發展一直呈周期性波動，而我國居民消費不足是造成經濟周期性波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我國居民在教育投入上卻呈現出非常積極的態勢，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投入是相當慷慨的。所以，有些學者認為高等教育市場將是我國唯一一個賣方市場。[3]因此，國家加大對高等教育的投入不僅能滿足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提高高等教育畢業生的就業率，促進教育事業的發展，而且還可以利用教育行業的有利條件帶動其他行業的發展，形成連鎖反應，擴大國內需求，促進經濟增長。據統計，2014年我國居民儲蓄存款余額達49.9萬億元，人均年儲蓄存款超過3.5萬元，我國家長為孩子上學所做的儲蓄占總儲蓄額的44%，居于世界首位。2013年底，我國普通高校的毛入學率已經提升到了34.5%。由此可見，我國的高等教育發展的速度相當驚人，高等教育的擴展空間還很大。2014年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為24488.22億占GDP比例4.3%，經費總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4]這說明，我國教育經費支出的增幅明顯高于收入和總支出的增長幅度，我國高等教育消費的潛力和擴展空間都是相當巨大的。
二、經濟增長對高等教育投入的影響分析
（一）經濟增長為高等教育投入提供物質基礎
一切社會活動都要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而這些社會活動所需的物質條件都是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前提下所形成的。人類的各種社會活動都是在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后才得以不斷發展壯大的。這一切都要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其他社會資源的投入為基礎，根據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對高等教育進行有目的、有計劃的投入。高等教育是一種培養高素質人才的社會活動，它存在于社會經濟活動的發展過程中，是依賴于社會經濟的增長的投入產出活動，經濟增長為高等教育提供了物質保障。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地區，對高等教育在人力、物力和財力方面的投入具有相當大的區別。經濟發展好的地區具有師資力量雄厚、校園環境優美等優勢。更重要的是，經濟發展好的地區的政府或社會組織對高等教育的投資力度較大，高等教育發展擁有一流的社會經濟保障。然而，在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連最基本的校舍都無法保障，這是由于區域經濟發展差異所造成的結果。因此，高等教育能發展起來的物質基礎就是社會經濟的增長。
（二）經濟增長水平決定了高等教育的發展規模和結構變化
社會經濟水平的提高是社會發展的基礎，為社會進步提供了物質資源和發展動力。同時，經濟增長也從方方面面影響著高等教育的發展。高等教育規模和結構的變化，實質上是由經濟發展而決定的，而非取決于高等教育的供給和需求。高等教育的需求方面包括個人需求和社會需求。[5]個人和社會需求的發展與變化經常受到社會政治、經濟、歷史、人口、文化和其他因素的影響，而社會經濟因素是最基本的影響因素。只有在社會經濟全面發展和經濟需求增大時，人們對高等教育規模的需求才會增大。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對高等教育的規模和結構有了新的需求。高等教育的規模和結構不是人們主觀意志的決定，而是受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社會經濟發展程度決定了高等教育的人數、年限和支出等。經濟發展水平的落后，不僅會限制一個國家或地區居民的受教育規模和人們的受教育年限，而且還極大地影響了該地區高等教育發展規模和發展速度。因此，只有不斷提高經濟增長水平，才能保證高等教育又好又快的發展。
（三）經濟增長促進高等教育結構改革，提高教學質量
高等教育結構是指高等教育體系內的各種教育機構所構成的內部機制，它受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具有客觀規律性。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高等教育的發展及高等院校的規模在很大程度上受生源的影響。生源數越多，高等院校所獲得的教育經費則越多，大部分學生為了應對今后工作中的競爭與挑戰，在選擇所學專業上都比較慎重。這就迫使高等院校在專業設置上要與產業結構相結合，專業的設置要符合各類生產部門的需要，為這些生產部門培養專業對口的人才。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以往的教育結構已經不適應現今社會發展的需求，教育結構必須改革，高等教育應向培養專業型技術人才的方向發展。教學質量對于高等院校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它不僅決定了社會對高等院校認可程度的高低，也決定了高等院校的創辦特色品牌的成敗。在我國古代，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有限，限制了對于教育的投入，古代學校開設的課程門類較少，教育手段和教學內容都相對單一。改革開放后，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迅速提高，隨之而來的就是高等院校的教學質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以往的經驗教育方式和書本教育方式轉化為更先進的信息化的教育方式，形成了教學手段多元化、教學設施現代化和教學內容科學化的特點，實現了在教學質量上的跨越式發展。[6]
關鍵詞 生態旅游經濟；自然生態；社會經濟；關系；二重性
中圖分類號 F59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09)06-0126-05
生態旅游經濟關系的二重性既表現為人與自然之間生產、生活、供給、接納、控制和緩沖等各種錯綜復雜的自然生態關系，也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競爭、共生、隸屬、協同、互補等各種錯綜復雜的社會經濟關系，兩者能否有機統一協調發展，直接決定生態旅游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1 生態旅游經濟關系二重性的實踐表現
1.1 生態旅游經濟關系二重性的具體形式
1.1.1 自然生態關系
生態旅游經濟中的自然生態關系主要體現在：第一，生態旅游提供者與自然的關系：生態旅游提供者是自然生態的開發利用者和保護者――生態旅游企業經濟利益的獲取建立在對生態旅游資源開發利用的基礎上；生態旅游企業經濟利益的持續有賴于對生態旅游資源的合理保護。自然生態是生態旅游企業發展的自然基礎和現實約束――生態旅游資源的價值為生態旅游企業提供了經濟前提；生態旅游企業的經濟發展必須在生態的承受范圍之內。第二，生態旅游社區與自然的關系：生態旅游社區是生態旅游資源的有機構成部分――生態旅游社區是“活的自然”，生態旅游社區是“人化的自然”；自然生態是生態旅游社區生存、生活和生產的基礎――自然生態為生態旅游社區提供生存的基本條件；自然生態為生態旅游社區創造生活的基本環境；自然生態為生態旅游社區提供生產的物質資料，社區與生態的和諧關系有賴于經濟利益關系的合理化。第三，生態旅游者與自然的關系：生態旅游者是自然生態的體驗者、參與者和愛護者――生態旅游者通過生態旅游活動獲得對自然生態和文化生態的體驗，放松身心，回歸自然，求得人的發展；生態旅游者的活動給自然生態帶來多重影響；生態旅游者是負責任的旅游者，自覺履行保護生態環境的義務；自然生態是生態旅游者的欣賞客體和承載基礎――生態旅游資源的自然風光和人文價值是吸引生態旅游者的源動力；生態旅游環境的承載力決定了生態旅游者的規模要限制在合理范圍內；生態旅游資源的脆弱性要求生態旅游者嚴格約束自身的旅游行為。第四，生態旅游管理者與自然的關系：生態旅游管理者要有強烈的生態保護意識，約束生態旅游經濟各微觀主體的行為，維護生態旅游市場的正常秩序，制止開發經營中破壞生態的行為，制定有利于生態旅游發展的政策，加大對生態旅游建設的投入，尤其是有利于生態環境改善和旅游資源保護的資金投入。
1.1.2 社會經濟關系
生態旅游經濟中的社會經濟關系體現在：第一，生態旅游提供者與旅游者之間是互相促進的依存關系，生態旅游者需要借助于生態旅游提供者的生產過程得以完成生態旅游活動，他們選擇理想的生態旅游景區實現生態體驗，借助旅行社安排合理的生態旅游行程，依靠酒店、交通等服務企業提供生態旅游服務。生態旅游提供者通過生態旅游產品和服務的供給獲得生態旅游客源獲取經濟效益，生態旅游者是促使生態旅游產品的價值得到市場實現的重要環節，沒有生態旅游者的認可，生態旅游產品的價值無法體現，生態旅游提供者也不能獲得收益。第二，生態旅游提供者是生態旅游社區發展的扶持者，他們幫助生態旅游社區進行基礎設施建設，通過經濟支持改善社區的落后狀態，還要重視社區對生態旅游經濟活動的參與和分享。生態旅游社區是生態旅游提供者的社會基礎，社區為生態旅游提供者的經營提供勞動力，對生態旅游提供者的經營活動有參與權，社區的支持是生態旅游企業經營得以持續的重要條件。在生態旅游提供者與社區之間，是互相支持的合作關系。第三，生態旅游提供者之間的良性競爭有助于建立良好的生態旅游市場秩序，但是一擁而上的“生態”字眼使得生態旅游市場理性缺失，生態旅游提供者們在生態旅游經濟的浮華面前紛紛最大化的放大了自身的經濟目標，使自己成為社會經濟系統中孤立的經濟個體，切斷了自己與自然生態的天然聯系，盲目競爭、產品趨同、低價攬客的現象在市場上時有發生，不僅損害了生態旅游者的正當權益，從長遠看，對自身的發展也極為不利。第四，生態旅游者與生態旅游社區之間是各取所需的和諧關系。生態旅游社區是生態旅游者了解當地文化和接受生態教育的重要渠道，生態旅游者的旅游行為對生態旅游社區的生態有多重影響，既給當地社區帶來新的知識，而其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又對社區文化造成沖擊。第五，員工與生態旅游企業之間的關系：員工是企業的人力資本和能動因素；企業是促成員工身心全面發展的平臺。員工與生態旅游者之間的關系：員工直接與生態旅游者接觸，為生態旅游者提供服務，其服務質量直接影響旅游者的體驗水平和所接受的生態教育。此外，生態旅游管理者應該約束和規范生態旅游提供者的行為，積極扶持社區的發展，調查生態旅游市場，了解生態旅游者的需求。
1.2 生態旅游經濟關系二重性的現實背離
在生態危機背后隱藏的實際是嚴重失衡的生態旅游經濟關系，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生態與經濟之間的關系都逐漸偏離了其本來面貌，經濟關系凌駕于其他關系之上，成為驅動生態旅游經濟發展的唯一要素，經濟關系越來越強勢，其他關系越來越弱化，生態旅游經濟難以為繼的現象也就成為必然。
當地政府與旅游經營者功能角色錯位導致旅游發展失控，政府對外來企業欠約束潛伏著經濟漏損與依附，因此，必須加強政府與旅游經營者之間的溝通與合作；當地政府與社區居民在社區參與上缺乏有效的策略，社區參與在實踐中變形，教育與規劃管理不力導致社區參與非內涵發展；政府對生態旅游市場缺乏研究導致生態旅游地盲目開發，發展理念無法體現生態旅游者的真正需要；旅游經營者和當地居民之間的合作程度有限，經濟漏損難免發生，兩者利益分配失衡孕育旅游地發展危機；旅游經營者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盲目擴大市場規模導致產品供給違背生態原則；游客數量控制與經濟利益最大化的關系無法協調；生態旅游者和當地居民之間因為價值取向的不同而矛盾重重，當地居民對游客的態度隨既得利益而變化。這
些關系還只是對社會經濟系統內的利益關系的描述，如果再加上與自然生態系統的關聯，這些利益相關者之間所需要面對和處理的關系將更為復雜。
生態危機的出現其實說明了生態旅游經濟關系的危機，說明生態旅游經濟關系中自然生態關系與社會經濟關系出現了割裂與背離，人類將生態旅游經濟系統視為一個孤立的經濟循環，切斷了其與自然生態系統的聯系，在封閉的經濟系統內尋求資源配置的合理化和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其結果卻往往事與愿違。導致這一切的現實根源也正是生態旅游經濟關系的不協調、不和諧、不可持續。
可見，利益關系的沖突，正在使生態旅游經濟越來越多地出現不和諧的現象，突破利益關系制約的瓶頸，重建和諧的生態旅游經濟關系，正是解決生態危機的著眼點。
2 生態旅游經濟關系二重性的本質回歸
建立在理性經濟人假設基礎上的經濟增長或經濟發展，正是當今世界范圍內經濟不可持續發展危機的經濟根源。現實的人，既是社會存在物，也是生態存在物，是自然生態屬性和社會經濟屬性的統一。生態旅游經濟復合系統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建立在社會生態經濟人的假設上，促進個人與社會、微觀與宏觀的經濟利益、社會利益和生態利益相統一與最優化，在代內公平中，切實保證當代人的福利增加并不使后代人福利減少。
2.1 生態旅游經濟行為主體的二重性
2.1.1 生態消費者和社會消費者的統一
生態旅游經濟行為主體首先是生態意義上的消費者，需要和自然環境的無生命物質以及自然界的其他生物進行物質能量交換，獲取營養和能量，保持自己同自然環境的生態循環；無論是生態旅游提供者還是社區與旅游者，都需直接從生態系統攝取必要的物質能量，維持生命的自然生態消費。
生態旅游經濟行為主體也是社會意義上的消費者，即通過經濟系統，向自然界間接的索取物質能量，滿足自身的各種物質和精神消費。生態旅游提供者通過消費生態旅游資源加工生態旅游產品，并在市場上組織銷售；生態旅游社區通過消費自然生態，提供相關服務，完善生態旅游產品的功能；生態旅游者通過消費自然生態，獲得生態體驗。他們以資本、技術、勞動和貨幣等不同形式消費自然生態，參與生態旅游經濟鏈的各個環節，實現生態旅游產品的市場價值，通過生態旅游產品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滿足各自不同的需求。生態旅游經濟行為主體的兩種消費是統一的，只有通過這兩種消費才能再生產自己的身體和勞動力，使生命得以存在和延續，也使包括自然生態再生產在內的整個社會再生產運動得以連續不斷地進行下去。兩種消費的統一，在于兩者互為中介：社會經濟的消費以自然生態的消費為中介，自然生態的消費又以社會經濟的消費為中介。因為兩種消費互為中介，所以生態旅游經濟的消費規模應該有一定的限制，不是毫無止境的。
2.1.2 生態生產者和社會生產者的統一
生態旅游經濟行為主體是社會的生產者，通過生態旅游產品的生產調節經濟系統的發展，協調社會經濟系統內部人與社會相互發展的關系，通過生態旅游經濟的發展增加社會財富，創造就業機會，改善生活水平，帶動社會文明進步，實現改變和發展社會的目的。
生態旅游經濟行為主體也是自然的生產者，生態旅游經濟對自然生態的強烈依賴要求人們促進良性自然生產和健全生態條件生產，通過這種生產調節生態系統的發展，協調自然界內部和人與自然相互發展的關系，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通過資金投入、技術手段和制度創新來建設自然、創造自然財富，實現改變和發展自然的目的。
生態旅游經濟行為主體是社會生產者和生態生產者的統一，符合自然和社會發展的規律，也是現代生態經濟系統發展的內在的必然的要求。社會生產以生態生產為前提，也為生態生產提供必要的支持，人不僅在社會經濟發展中具有主體作用，在自然生態進化中也具有主導作用，這樣才能使生態生產和社會生產都保持良性循環。
生態旅游經濟行為主體也是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統一，人不能只以消費者自居，任意掠奪自然資源，拼命消費自然環境，生態旅游經濟創造財富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生態旅游資源的數量和質量，所以，在生態瓶頸制約日益明顯的今天，生態旅游經濟行為主體更要承擔作為自然生產者的責任，建設自然和美化自然，使生態資本的總量不致減少。人與自然的和諧，生態與經濟的協調，不僅有賴于生態經濟行為主體的社會經濟生產，還要借助于生態經濟行為主體的自然生態生產，這兩種生產行為是相互促進的。
2.1.3 自然的調控者與共同進化者的統一
在改變自然界的實踐活動中，人無論是作為自然存在物還是社會存在物，都不是單純的、被動的消費者，而是對自然生態的建設和調控具有能動性。人對自然的“合理調節”與“共同控制”，目的是克服與防止人與自然的異化關系，克服與防止自然的異化，達到有效保護、全面建設自然、使其與自然界保持和諧統一，實現共同生息與共同進化，實現人與自然公平的互奉關系和平等的伙伴關系。
人作為生態經濟復合系統的組織者和受托管理人，與自然界是共存共榮的伙伴，通過自覺的有效的調控，建立起人與自然共存共榮、和諧發展的新型協調關系，實現人與自然的共同進化與全面發展［2］。
生態旅游經濟行為主體對自然環境和生態系統的呵護，既是生態系統價值品位的提升，也是經濟行為主體倫理觀念和道德實踐的質的飛躍，人類尊敬、順應、熱愛自然，改變對旅游資源單方面的掠奪和利用，以呵護生態、珍愛環境、節約資源為原則，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相親相愛、高度和諧；通過呵護環境、珍愛自然、尊重生態，追求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并重，有效避免由于人為的生態破壞所造成的人與人之間的不公平和由此引發的矛盾沖突，促成人與人的地域之間和代際之間的和諧。
生態旅游經濟的根本目的是要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而這種全面發展是建立在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與自身全面和諧的基礎之上的。生態旅游經濟行為主體既以經濟效益的最大化來直接滿足人的物質生理性需要，也以完美如初、甚至比原初更為美好的生態景觀來供人審美欣賞，滿足人的精神心理性需求，使人們心境得以調適，心情得以愉悅，心靈得以凈化，襟懷得以開朗，情操得以陶冶，境界得以升華，從而促進心理健康，促進人性的豐富、人格的完善，促進身與心的和諧［3］。
2.2 生態旅游經濟過程的二重性
2.2.1 生態旅游產品是自然生態與經濟社會的統一體
生態旅游產品中凝結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是其價值源泉，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生態旅游產品的使用價值是人類勞動和自然物質相結合的產物，是以有目的的特殊的勞動活動為中介的特殊的自然物質，為滿足某種特殊的人的需要服務的。構成生態旅游產品天然存在的物質基質，就是自然生態因素。
生態旅游產品的交換雖然是按照價值來進行的，可以不考慮其使用價值，或者說只需要考慮其社會規定性方面而不考慮其自然規定性。然而，沒有這種自然生態關系，就沒有使用價值，價值的物質基礎就沒有，生態旅游產品就不能成其為商品。如果只強調生態旅游產品的自然生態關系，而看不到它的社會經濟關系，生態旅游產品的價值就無法實現。
2.2.2 生產生態旅游產品的勞動兼具自然生態屬性和社會經濟屬性
生態旅游產品在市場上表現出多種多樣的形態，隨著生態旅游經濟的發展，推出的生態旅游產品類型還在不斷增加，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具體勞動是生態旅游產品價值的物質承擔者和使用價值的創造者，是抽象勞動的自然基礎，反映著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生態關系，是勞動的自然生態屬性。不同的具體勞動創造不同的使用價值，是不同質的。抽象勞動是生態旅游產品價值的源泉和創造者，體現了生產者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是勞動的社會經濟屬性；抽象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是同質異量的。生產生態旅游產品的勞動是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統一，兼具自然生態屬性和社會經濟屬性。
抽象勞動創造價值，反映了商品生產社會所特有的生產關系，是在物的外殼掩蓋下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抽象勞動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所采取的一種特殊社會形式，體現了生產者之間的經濟社會關系，它與具體勞動體現著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態自然關系的有機統一，說明了生產生態旅游產品的勞動的生態經濟實質。
2.2.3 生態旅游產品的生產是自然生態過程與社會經濟過程的內在統一
生態旅游產品的生產需要依靠自然景觀和生態環境，自然生態因素對于生態旅游產品的價值形成具有強大作用，說明生態旅游產品的生產過程首先是一個自然過程。與此同時，生態旅游產品還需要在一定人與人結成的社會關系下，從事與自然的物質變換，完成對“吃住行游購娛”等六大要素的生產，這又是一個社會經濟過程。
生態旅游產品的生產過程，不僅需要自然物質與自然物質之間的物質變換，也需要自然物質和經濟物質之間的物質變換；不僅是單純創造商品使用價值的自然過程，同時也是價值形成與增殖的社會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既有物質改變的自然生態過程，也有價值形成、增殖的社會經濟過程；既是經濟物質不斷形成和增加的自然過程，又是價值不斷形成和增殖的過程。
生態旅游產品的生產作為改變自然物質的過程，是以人與自然關系為基礎的自然生產過程；作為價值形成與增殖的過程，是以人與人關系為基礎的一定社會經濟形式的生產過程。所以，生態旅游產品的生產過程是自然生態過程和社會經濟過程交織在一起的生態經濟過程。
3 生態旅游經濟關系二重性的協調統一
變形的生態旅游經濟關系代表了生態旅游經濟不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經濟關系，在對失調的生態旅游經濟關系繼續修正的基礎上，變革傳統經濟學的發展觀，以生態經濟學和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的理論為平臺，可以還原生態旅游經濟關系的理想狀態，即人與自然和諧、生態與經濟協調、自然生態關系與社會經濟關系統一的理想狀態。為代表的生態旅游經濟利益主體構成社會經濟系統，他們與自然生態系統的自然生態關系以及自身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交織在一起，形成生態經濟關系。
可以清晰地看到，生態旅游提供者、社區、政府和旅游者等利益主體他們既存在于自然生態系統中，又生活于社會經濟系統中；他們既與自然生態發生著開發、利用、保護、投入、儲存等關系，又在社會經濟系統中彼此之間發生著合作、競爭、參與、分享、互補等關系；他們既是社會經濟關系的主體，也是自然生態關系的主體；交錯的社會經濟關系和自然生態關系形成了生態旅游經濟關系，割裂其中任何一種關系，生態旅游經濟關系鏈條都有可能斷裂失衡，甚至威脅到生態旅游經濟系統的正常運行。因此，和諧統一的生態旅游經濟關系是消除生態危機的途徑，是生態旅游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只有充分的認識生態旅游經濟關系的二重性，并將其有機結合起來，才能在協調的生態旅游經濟關系基礎上重新構建生態旅游經濟的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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