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1-10 17:43:11
開篇：寫作不僅是一種記錄，更是一種創造，它讓我們能夠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將它們永久地定格在紙上。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12篇監外執行思想匯報，希望這些內容能成為您創作過程中的良師益友，陪伴您不斷探索和進步。
社區矯正工作要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依法治國方略為指導，促進本鎮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發展和完善為根本，解放思想，改革創新，努力探索社區矯正工作模式，運用社會力量，加大對緩刑、管制、剝奪政治權利、假釋及監外執行罪犯的監督管理和教育改造力度，為全鎮的改革發展提供穩定的社會環境，為創建平安鄉鎮和文明鄉鎮作出積極的貢獻。
工作原則：
1、堅持黨委統一領導的原則
2、堅持分工協作、形成合力的原則；
3、堅持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的原則；
4、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原則；
5、堅持改革創新原則；
6、堅持社區矯正與獄內矯治相結合原則。
二、社區矯正工作目的和意義
社區矯正工作的目的是通過社區組織進行社會化教育，使罪犯適應并順利回歸社會。增強公民的法律意識和社會責任感，預防犯罪，維護社會穩定，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
社區矯正是與監禁矯正相對的行刑方式，是根據我國現行法律規定，依據兩院兩部的規定，將判處管制、宣告緩刑、裁定假釋、剝奪政治權利并在社會服刑、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置于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裁定確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并促使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
三、社區矯正的適用范圍
根據我國現行法律的規定，社區矯正的適用范圍主要包括下列5種罪犯：
1．被判處管制的。
2．被宣告緩刑的。
3．被暫予監外執行的，具體包括：（1）有嚴重疾病需要保外就醫的；（2）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3）生活不能自理，適用暫予監外執行不致危害社會的。
4．被裁定假釋的。
5．被剝奪政治權利，并在社會上服刑的。在符合上述條件的情況下，對于罪行輕微、主觀惡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殘犯，以及罪行較輕的初犯、過失犯等，應當作為重點對象，適用上述非監禁措施，實施社區矯正。
四、社區矯正部門職能
1、鄉社區矯正工作領導小組負責對社區矯工作全面的指導。
2、綜治辦負責落實上級有關社區矯正工作的政策和工作部署，履行社區矯正工作的協調、考核等職能。
3、司法所具體負責社區矯正的日常管理工作，組織社會力量，會同公安機關，對社區矯正對象組織開展學習教育、公益勞動，思想匯報、考核獎懲、監督考察等。
4、派出所履行法律賦予的職能，與司法所密切配合，做好矯正對象的監督管理工作，依法處置違規、違法、違紀等情況的矯正對象。
5、結合本鄉共青團、婦聯等部門，充分發揮各自職能優勢，引導矯正對象積極向上，服從矯正，為矯正對象的工作、學習和生活創造條件、提供幫助。
五、工作步驟
（一）準備階段（10月6日——10月20日）
1、成立機構：（1）鄉建立社區矯正工作領導小組，由鄉黨委書記王翠青任組長，鄉分管綜治工作李玉明武裝部長和派出所教導員為副組長，鄉綜治辦、司法所、共青團、婦聯、駐鄉民警等職能部門為成員。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由李玉明兼任辦公室主任。（2）各駐村指導員、村主職干部、村治、調主任為相應的社區矯正工作的責任人。
2、落實人員、財物：鄉設立社區矯正辦公室和矯正宣告室、矯正談話室、矯正對象集體學習室、接待室和檔案室。按30：1的比例落實社區矯正專職工作人員，城北派出所確定一名聯絡員，各行政村設立矯正志愿者隊伍。完善辦公硬件和軟件（電腦、打印機、牌子、印章、檔案柜等各種辦公用品，制定完善各類職責制度流程，規范制度上墻）。
3、宣傳發動：通過各種新聞媒體，采取多種渠道向本鎮廣大村民宣傳社區矯正工作，發動和組織他們支持和參與矯正工作，并監督矯正對象的行為和表現。
4、調查摸底：對轄區內所有矯正對象進行排查摸底，掌握每個矯正對象的基本情況，做到村不漏戶，戶不漏人，并把摸底情況及時匯總市矯正辦。
（二）實施階段（10月21日——10月28日）
1、召開動員培訓會議；
2、做好矯正對象交接工作：綜治辦、司法所、派出所等部門召開聯席會議，核實矯正對象，協調交接事宜；由派出所負責做好矯正對象的一人一檔工作，及時查漏補缺，完善資料，做到檔案齊全，內容真實、完整，做好移交的準備工作；雙方根據前期的準備工作情況確定集中舉行矯正對象交接儀式。
3、針對犯罪類型、罪犯屬性、身體狀況、認罪態度等不同情況，分別建檔立卡、制定個案。實行分類管理、區別教育，提高改造成效。
4、對每個矯正對象建立和實行“5+1”措施，成立監管小組，由鎮矯正小組成員、轄區民警、駐村指導員、村治調員和矯正對象的近親屬組成的監管小組。
5、開展矯正對象集中公益勞動基地建設。
（三）規范運作階段（10月29日——11月30日）
1、制定完善各類日常管理制度（矯正對象報到、宣告、匯報、學習、勞動、請銷假、會客、遷居、考核獎懲等管理制度）
2、組織矯正工作人員（含社會志愿者）進行業務知識培訓；
3、解決走訪矯正對象過程中發現的就業、就學、生活、維權等
4、組織矯正對象日常報到、思想匯報、學習教育、心理矯正、公益勞動和請銷假、會客、遷居等監督（集中學習時間每月不少于1次，公益勞動每月不少于2個工作日，日常報到、思想匯報、上門走訪一般一個月一次，每月開展一次考核評議。這些活動可集中，也可以村為單位分片開展）。并把學習教育、勞動的態度、表現記入矯正對象的檔案，作為矯正對象獎懲的總體評定內容。
5、按照《浙江省社區矯正對象獎懲考核暫行辦法》，抓好獎懲考核和通報。
（四）總結完善階段（12月1日——12月10日）
1、總結工作中取得的經驗，分析存在的不足和問題，向上級社區矯正機構匯報，完善社區矯正工作制度，建立長效循環工作機制，鞏固提高社區矯正工作質量。
六、工作要求
（一）統一思想，加強領導。開展社區矯正，做好非禁監刑罰的執行工作，有利于家庭鄰里和睦、社會和諧和國家文明進步，對維護社會穩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全鎮各村支部和社會團體都要參加對這項工作的領導，在鎮黨委政府的統一領導下，積極參與、協調、配合做好社區矯正工作。
2009年以來，xxx司法所共接收社區矯正人員139人，解矯104人，目前在矯人員35人，其中緩刑32人，假釋1人，暫予監外2人。
根據長春市及榆樹市社區矯正工作的整體部署，我所以組織網絡、工作制度流程、教育管理等幾方面工作為抓手做好社區矯正工作，具體如下：
一、健全社區矯正工作組織和網絡。
我鎮進一步完善了一支由司法所工作人員具體負責，各村治保調解主任為具體監管幫教責任人的專業矯正隊伍。同時，在各村成立了由熱心社會公益事業的老黨員和其他志愿者組成的社區矯正志愿者隊伍，并及時調整和補充，為xxx鎮安保工作提供強有力的組織保障。
二、規范社區矯正工作制度和流程。
重點加強了請示報告制度，信息宣傳、統計制度和請銷假、談話制度，同時建立一套完整的管理體系。即矯正對象進入社區矯正環節后，我們都要進行調查和走訪，全面掌握其基本情況，制定《矯正個案》，逐人建立檔案;為每名矯正對象確定1名工作人員和1名志愿者組成幫教小組，負責全程監督、教育、管理;要求矯正對象每周進行口頭或電話匯報、每月進行書面匯報。尤其是在與矯正對象第一次見面時，當面向其宣讀《社區矯正宣告書》，由矯正對象簽訂《接受社區矯正保證書》，牢固樹立和強化其服刑意識。
三、做好社區矯正“三管一訪”專項工作。
按照“社區矯正工作實施辦法的若干規定”，我所結合社區矯正工作實際，落實“三管一訪”措施，即“日定位”“周聽聲、周見面”“月匯報”“重點節假日走訪排查”制度。筑牢弓棚鎮社區矯正城墻。
(一)“日定位”，堅決執行《關于加強和規范監外執行工作的意見》的有關規定，進一步完善目視跟控、GPS遙控措施，著力打造全天候、全方位、全過程的社區矯正監管安全工作“天羅地網”，確定和限制社區服刑人員的活動范圍。嚴格外出請銷假制度，對于節假日期間請假探親的人員，落實隨同人員進行監護，并進行電話抽查，真正做到橫向到邊、縱向到底、不漏一人、不留死角。
(二)“周聽聲、周見面”，對全部社區服刑人員切實實行“周聽聲”制度，對重點管控人員實行“周見面” 制度。重點管控人員包括服刑前三個月的所有服刑人員及在社區矯正期間被警告的服刑人員。“周聽聲”即服刑人員每周向我所社區矯正工作人員打電話匯報本周的行動軌跡及思想狀態，以此來增強管控人員的日常管理及服刑人員的矯正心態。“周見面”即對重點管控人員實行每周見面制度。司法所工作人員每周約見重點管控人員，面對面和重點管控人員談心談話，以此對重點管控人員進行矯正管理，以確保重點管控人員端正心態進行社區矯正。此外，我所嚴格落實矯正對象“周聽聲、周見面”制度，確保實時掌控，實時監管。通過采取一系列有效的監管幫教手段，切實消除和化解了社區矯正安全監管工作隱患。
(三)“月匯報”，我司法所高度重視心理矯正工作，全面落實矯正過程的心理危機干預和心理健康教育，轉化和弱化其消極思想和心理。每月，全部社區矯正人員每人上繳一份思想匯報，把一個月以來的思想轉變、學習收獲及參加社區勞動的感受、遵紀守法等情況做一個書面的匯報。社區矯正工作人員根據矯正人員的思想匯報對其進行適當的點評及表揚。讓矯正人員在心理上逐漸的接受正能量的傳播，發展到主動的去社會上發揮其本身的正能量。從而使服刑人員走出犯罪的陰影并積極改造。
（四）“重點節假日走訪排查”重點節假日前夕，如春節、端午節、中秋節和國慶及兩會期間，我鎮主管領導、司法所長和村干部一起上門走訪轄區的服刑人員，與他們進行了交流對話，送上節日慰問，并給生活困難的社區服刑人員送去了慰問品和慰問金，充分體現黨和政府對他們的關懷，增強了他們重新做人、融入社會的信心。
四、存在的困難和不足
我所社區矯正工作取得了較大進展，已初步形成理解、支持社區矯正工作的群眾基礎和社會氛圍，初步形成了管理制度，初步建立起一支社區矯正隊伍，為和諧弓棚作出了貢獻。同時，社區矯正工作還存在一些困難和不足：
1.對社區矯正工作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由于長期受重刑觀念的影響，過分依賴監禁刑，忽視非監禁刑，部分群眾對社區矯正的認識還很不夠，對矯正概念、內容、意義知之很少。所以，必須進一步提高認識，轉變觀念，充分認識開展社區矯正工作的重要性。
2.職能部門之間的配合、銜接工作需進一步加強。司法行政機關是具體組織實施部門，法院、檢察院、公安、民政等部門分工負責，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社區矯正工作。但實際操作中銜接、配合的不夠。在現行法律框架下，公安機關仍然是社區矯正的執法主體，只有協調好與公安機關的關系，我們的工作才能獲得有力的支撐。
一、東明縣院派駐檢察室開展社區矯正監督情況
人民檢察院對社區矯正開展法律監督，是憲法和法律的要求，是其法律監督權的應有之義。刑事訴訟法第224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對執行機關執行刑罰的活動是否合法進行監督。如果發現有違法的情況，應當通知執行機關糾正。”第258條規定：“對被判處管制、宣告緩刑、假釋或者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依法實行社區矯正，由社區矯正機構負責執行。”2010年，高檢院制定并下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和規范檢察機關延伸法律監督觸角促進檢力下沉工作的指導意見》，以及2012年山東省人民檢察院制定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和規范派駐基層檢察室建設的指導意見》，都把“監督并配合開展社區矯正”作為派駐檢察室的主要工作職責之一。
開展對社區矯正的檢察監督，東明縣院經歷了多年的實踐和探索。2007年9月，山東省菏澤市出臺了《社區矯正試點工作意見（菏辦發46號）》，指導全市社區矯正試點工作。2008年4月，東明縣院在開展監外執行罪犯又犯罪案件專項治理時，嘗試開展社區矯正檢察監督，但由于當時社區矯正發展水平低、執行機制不健全等問題，工作成效不甚理想。2010年，東明縣院協調法院、司法、公安等部門，對146名監外執行罪犯進行考察，及時發現糾正存在的問題，同時推動建立了聯席會議制度。2012年以后，隨著派駐檢察室建設的快速發展，東明縣院把加強派駐檢察室建設作為基層基礎建設的首要任務，先后建成派駐菜園集檢察室、派駐東明集檢察室、派駐劉樓檢察室、三春集檢察室及派駐陸圈檢察室等5處檢察室，并以這5處檢察室為依托，將社區矯正法律監督工作融入派駐檢察工作，把社區矯正監督職能向基層全面延伸。
一是健全組織機構。在派駐檢察室設立社區矯正辦公室，為轄區內的矯正對象建立檢察檔案，對矯正對象的交付執行、入矯宣告、監管措施是否完善，監管內容是否到位，幫教措施是否合適，變更監管措施是否合法，期限屆滿是否解除等情況進行全面監督。二是強化職能對接。根據《山東省檢察機關監所檢察部門與派駐基層檢察室業務對接指導意見》，研究制定了《監所檢察與派駐檢察室工作對接實施細則》，明確了派駐檢察室和監所檢察部門的工作職責關系，細化工作流程，建立常態化工作機制，對派駐檢察室社區矯正監督內容、監督方式、監督程序等內容，做出詳細規定。三是建立雙向通報制度。監所部門收到公安、法院、監獄等部門社區矯正人員法律文書后，要及時將法律文書向社區矯正人員戶籍所在地派駐檢察室通報；轄區司法所在接收社區矯正人員后要及時將接收情況向檢察室通報。四是注重同步監督。通過與社區矯正工作人員、社區矯正對象座談、發放征求意見表、巡回檢查本轄區司法所社區矯正管理軟件平臺等方式，有重點的詳查社區矯正對象公益勞動、集中教育、思想匯報等社區矯正單項工作，堅持將執行終止環節的檢察監督作為工作重點，監督和督促社區矯正日常工作的開展等，把監督關口向前和向后有效延伸，確保矯正工作取得良好成果。
二、存在問題分析
（一）法律定位不清晰。《刑訴法》及《社區矯正實施辦法》規定司法行政機關是社區矯正工作執行主體，公安機關是社區矯正工作中監管對象的處罰和強制主體，檢察機關是社區矯正執法的監督主體。法律雖然賦予了司法行政機關對社區矯正對象的監督管理權，卻未授予其對違反社區矯正相關規定時的強制性處罰措施權，只能依靠公安機關的協助和配合，難以真正有效地保證矯正措施落實到位。同時檢察機關在選擇監督對象時也無所適從，難以保證監督效果。如對于脫管的矯正對象，監督派出所，但派出所沒有監管責任，監督司法所，司法所因為沒有處罰權，糾正又存在困難，從而導致社區矯正檢察監督無從下手，影響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
（二）現行法規與社會現實脫節。《社區矯正實施辦法》第13條明確規定：“社區矯正人員未經批準不得離開所居住的市、縣（旗）”“如果確需離開的，最長時間不得超過一個月”。在司法實踐中，社區矯正對象的生活境況一般處于社會的較下層，特別是農村籍社區矯正對象，迫于生活壓力，很大一部分人需要外出打工，維持生計。而第13條的規定，讓他們通過外出打工掙錢養家的想法成為泡影。司法行政機關在監管這些外出務工的對象時就會處于管不管和怎么管的矛盾狀態。從調查中得知，對于農村籍社區矯正對象要求外出打工的，有的司法所是采用每月通電話的方式進行聯系。然而這部分人流動性較強，場所不固定，有的過一段時間就沒了音信，而另一部分人即使保證每月都能夠電話聯系，但也都是全憑矯正對象自己說了算，是真是假，難以考證，實際上等于是讓這部分人處于放任脫管的狀態。
（三）職能部門間互相配合主動性不夠。基層部門事多人少，各自為戰的情況比較普遍，協同配合欠缺。從現有的法律規定來看，公安機關是社區矯正的執法主體，司法行政機關是社區矯正的工作主體。因此，司法行政機關在從事這項工作時，如果沒有公安機關和其它部門的配合，就會顯得力不從心，工作中，時常會遇到這樣和那樣的尷尬境況。如公檢法司等部門之間在交付執行環節存在脫節，在收監執行上配合不力。
（四）組織保障不足。一是經費保障不足。除市縣一級業務指導經費由市縣財政統一撥付，保障較好外。鄉鎮司法所的教育管理經費主要依靠鄉鎮支持，大多數處于平時無經費狀態。二是人員配備不均衡。有的司法所人員配備較少，“1人所”仍然在一定范圍內存在。人員較多的司法所，“專職不專用”現象也比較突出。司法所工作人員除承擔人民調解、綜合治理、法律服務等日常工作外，還需參與拆遷、計生、檢查等活動，社區矯正工作無形之中被邊緣化。三是社區不夠成熟完善。由于城鎮化建設起步晚，農村主要以村居為單位進行管理，成熟社區少，缺少開展集中學習教育和公益勞動的場所。志愿者數量較少且素質參差不齊，不能滿足社區矯正工作的實際需要。
三、完善派駐檢察室社區矯正法律監督的對策建議
（一）明確法律定位。派駐檢察室參與社區矯正檢察監督工作，最高檢只在內部文件上做出了一個模糊、籠統的規定，應當把派駐檢察室參與社區矯正監督從法律的層面上予以明確，明確派駐檢察室社區矯正基層法律監督的地位、職能、監督程序等，解決目前派駐檢察室矯正監督“摸著石頭過河”的狀況。同時，建議對《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進行修正，把派駐檢察室的矯正監督職能正式納入明確的法律條文中，對派駐檢察室的社區矯正監督職能定位進行明確規定， 把派駐檢察室與監所檢察部門在社區矯正監督工作上的分工進行明確界定，讓派駐檢察室社區矯正監督有法可依，增強監督的可操作性和實踐性。
（二）健全組織保障。加強派駐檢察室人才隊伍建設。組織開展從交付、入矯到執行、解矯的全員全程崗位練兵活動，保障社區矯正工作科學規范開展。深入開展涵蓋法律、心理、社會等相關學科的教育培訓，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質社區矯正工作隊伍。加大對社區矯正工作的財政支持力度，將相關經費作為硬性指標列入各級財政預算，并根據發展規劃建立經費動態增長機制。根據社區矯正工作需要，積極配備車輛等設備，提供進行教育培訓和公益勞動的場所等。
20XX年上半年，我局司法工作以全國政法工作會議和上級司法行政工作會議精神為指導，緊緊圍繞區委、區政府的中心工作，在市司法局的指導協助下，深入推進“社會矛盾化解、社會管理創新、公正廉潔執法”三項重點工作，全面履行法制宣傳、法律服務、法律保障三大職能作用。著力在夯實基層基礎、推進依法治理和加強法制宣傳、人民調解、社區矯正、安置幫教、法律援助上下功夫，各項工作取得初步成效。現將各項工作的自查情況匯報如下：行政
一、法制宣傳工作
一是制定各類普法文件。
先后印發關于調整區普法講師團及下發《區普法講師團制度》的通知、關于開展全區“法制宣傳村村行暨第八個外出務工返鄉人員普法宣傳月”活動的通知、關于開展區普法講師團“送法下鄉”活動的通知、關于召開“六五”普法中期考核驗收動員會議的通知、關于開展“深化‘法律六進’推進依法治國”法制宣傳主題活動的實施意見的通知等文件和制度。
二是廣泛開展各類普法活動。
先后開展農民工返鄉現場法律咨詢會、3.15維權周、學習雷鋒好榜樣志愿者現場法律咨詢會、送法到鄭樓、送法制圖書到洋北小學等一系列法制宣傳會。
三是全面做好中期驗收工作。
今年是“六五”普法中期驗收之年，在年初就制定迎接驗收的工作計劃，并召開全區法制宣傳教育領導小組會議和“六五”普法中期驗收工作動員會，布置任務，做好臺賬資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制作“六五”普法宣傳材料，同時精心選取龍河的喬莊、幸福街道的幸福社區、區實驗小學、精科集團、工商分局等單位作為示范點，5月22日、6月6日區人大和市檢查組先后到我區檢查“六五”普法工作，我局從臺賬準備、示范點的選擇、匯報材料的準備等幾個方面進行積極準備，獲得了區人大和市檢查組的一致好評。
四是積極做好新聞信息工作。
3月底我局成立新聞信息寫作小組，并積極與市局、區委區政府新聞中心對接，了解寫作動態和寫作要求，同時聯系江南日報、法制報、法制網頻道，爭取更多采用我局新聞信息。
二、人民調解工作
一是深入社會矛盾糾紛排查預防。
依托劃分的排查網格，積極開展村居（社區）和基層單位每周、鄉鎮（街道）每半月、區每月的集中排查，加強重點地區矛盾糾紛的排查，及時上報排查發現的糾紛隱患，實現矛盾糾紛排查全覆蓋。同時要求各鄉鎮（街道）按照“有事報情況，無事報平安”的要求，實行矛盾糾紛信息直報、快報及“零報
告”制度。遇到重大矛盾糾紛要直接、迅速上報至區司法局。若無糾紛信息情況，實行矛盾糾紛信息“零報告”每天下午4:30前通過矛盾糾紛調處工作QQ群上報。
二是提高專職人民調解能力。
組織鄉鎮（街道）專職人民調解員及部分優秀村居調解員參加業務知識培訓，由司法局領導班子主講人民調解的相關業務知識、調解技能及相關案例，并邀請了區人民法院同志講解以《民法通則》、《侵權責任法》、《婚姻法》等為主的民事方面的法律、法規知識，增強人民調解員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是加強專業調解隊伍建設。
由區人民調解委員會、司法局、經信局、總工會聯合出臺了《關于在全區企業建立人民調解組織的實施意見》，()要求在職工人數300人以上的企業建立人民調解委員會。根據人員變動情況，年初調整了區級醫患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組成人員，進一步完善醫患糾紛調解工作。
上半年，全區排查和受理社會矛盾糾紛共991起，調處成功989起，成功率達99.8%。各類糾紛主要集中在勞資、拆遷、交通事故及婚姻家庭糾紛等方面。其中婚姻家庭糾紛共發生171件，占比17.3%；勞資糾紛共發生116件，占比11.7%；拆遷糾紛共發生107件，占比10.8%；交通事故糾紛共發生94件，占比9.5%。
三、社區矯正工作
一是密切協作，規范社區矯正銜接工作。
上半年以來，我們進一步加強了同法院、檢察院和公安機關的溝通，做好社區服刑人員的銜接工作。做好審前調查、假釋評估工作。通過審前調查、假釋評估把好社區矯正“入口關”，上半年以來，共為法院、公安、檢察院、監獄出具各類調查評估意見函133件，采信率達100%。
二是加強舉措，規范社區矯正執行工作。
今年以來，我們以“社區矯正規范化建設鞏固年”活動為抓手，進一步規范日常管理，認真做好監管，要求社區矯正專職工作者將電話匯報記錄、思想匯報收集、集體勞動和學習的組織及走訪等監管工作真刀實槍的落到實處，不搞形式主義，不走過場。同時實施平臺監管，監控到點。推進監控現代化，以定位管理系統為依托，實現移動管控網絡全覆蓋，對重點人員和外出務工人員進行全員定位管理，嚴格矯正對象外出請假審批制度和雙擔保制度，加強重點人員的嚴密監控，目前全區共有167人被定位監管。
三是強化培訓，提高矯正工作隊伍素質。
首先是對社區矯正專職工作者開展月培訓，以會代訓社區矯正業務知識，不定期組織業務考試，并將考核成績納入季度考核。其次是對社區矯正專職工作者績效考評。對專職考工作者的工作實績進行績效考核，一月一考核，實行
積分制，工作實績和薪酬直接掛鉤，工作干的好積分就會高，積分越高工資越高，獎優懲劣。
目前，我區在矯社區服刑人員470人，其中緩刑366人，假釋95人，督予監外執行8人，管制1人；上半年期滿解矯110人，因疾病死亡2人，無脫漏管，無重新犯罪。
四、法律服務工作
一是以創建省級優秀司法所為動力，提升司法所規范化建設水平。
為鞏固司法所軟、硬件建設，提高工作人員業務素質和工作能力，2月26日在羅圩鄉召開了全區規范化司法所現場會，會上介紹和觀看了羅圩鄉、陳集鎮司法所建設。
二是以構建和諧村居為契機，深入開展法律進村居活動。
建立“一村（居）一法律顧問”制度，截止5月底，鄉鎮（街道）、村（居）簽訂法律顧問合同率達100%；積極開展送法進社區、進家庭活動，全區共印發宣傳材料12000份，為做好法律服務宣傳，區局印發了法律服務便民聯系卡發給司法所，在社區、村（居）發放；圍繞區中心工作，積極組織律師、法律工作者參與城市更新和舊房改造，提供法律服務。
三是以年檢注冊工作為契機，推動全區法律服務所規范化建設再上臺階。
按年檢注冊工作要求，使全區15個法律服務所61名法律工作者順利通過年檢注冊；舉辦法律工作者培訓班，請區法院法官上法律知識講座，受到了與會參訓者的一致好評；同時按照省、市文件要求，在全區開展基層法律服務法治惠民活動，切實解決基層群眾最關心、最現實的法律問題，依法維護公民合法權益。
四是以“深化法治惠民活動”為抓手，以年檢注冊和集中教育整頓活動為契機，加強誠信教育，嚴格財務、業務。
今年以來，全區基層法律工作者共擔任法律顧問一家，訴訟事務434件，非訴訟事務513件，解答法律咨詢2088人次，辦理法律援助473件。
五、法律援助工作
一是法律援助進農村。
印制法律援助知識宣傳手冊，把法律援助知識宣傳到農村千家萬戶，家喻戶曉，并開展“三個一”活動，即：向農民贈送一本法律援助書籍、贈送一張法律援助程序卡和開展一次法律咨詢活動，讓廣大農民了解法律援助的性質、對象、條件和程序，重點圍繞征地拆遷、環境保護、婚姻家庭等領域解答群眾咨詢。
二是法律援助進社區。
在社區建立法律援助聯絡點，向社區的低保和特困戶發放法律援助聯系卡，為社區弱勢群體提供法律援助。將
社區內所有低保戶、特困戶、老年人、殘疾人等受援對象分類建立檔案，為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對象發放《法律援助便民服務卡》，打造社區的“快速通道”。
三是法律援助進企業。
深入農民工比較集中的工地、企業，通過發放《法律援助便民卡》、《農民工維權手冊》、《法律援助指南》等資料，張貼《勞動合同法》和法律援助宣傳掛圖，宣傳法律援助知識，引導他們通過法律途徑表達合理訴求和保護自身權益。
四是法律援助進學校。
積極與學校協作，建立“中小學法律援助工作站”，充分發揮“青少年維權崗”的職能作用，向學生及家長宣傳《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定期開展法制講座、法律咨詢等活動，提高學生的法律意識，促進青少年健康成長。
20XX年上半年，我中心共受理各類案件267件，其中刑事辯護51件，民事216件，全部錄入法律援助管理系統。接待解答法律咨詢600人次，代書5件。
六、隊伍建設
一是深化政治理論建設。
黨“十”精神、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時期指導司法行政工作、加強司法行政隊伍建設的根本指導思想。我局充分認識新時期加強司法行政隊伍建設的緊迫性和重要性。按照黨的“十“精神的要求，深入開展“發揚傳統、堅定信念、執法為民”主題實踐教育活動，全面提高司法行政隊伍的綜合素質，通過學習教育，我局全體工作人員能夠做到思想上始終保持清醒，政治上始終保持堅定，牢固樹立了政治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和服務意識。
二是強化隊伍能力建設。
上半年，我局以隊伍能力建設為核心，強化和提高組工干部的學習能力、判斷能力、創新能力、溝通能力和自控能力提升隊伍戰斗力，努力開創司法行政工作新局面。同時強化工作督辦檢查、績效考核等工作機制建設，定期或不定期地開展督查，促進工作執行和落實。
一、積極開展人民調解活動
今年，區提出開展“轉型升級提升年”、“社會矛盾化解年”、“基層基礎建設年”的活動，根據“社會矛盾化解年”活動要求，街道司法所在全街道范圍組織轄區個社區開展2次大型矛盾糾紛排查調解活動，對排查的矛盾糾紛要求每月上報，社區能夠調節的在社區調解，社區不能調節的由街道組織相關部門調解，街道司法所不能調解的上報區，申請上級司法部門協助調解。今年，街道把人民調解工作作為維護社會穩定的大事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治本環節來抓，積極發揮人民調解作用，充分化解人民矛盾，為轄區居民提供了安居樂業的生活環境。
2011年全年，街道共調解矛盾糾紛起，調解率，成功率。在調解中心調節的糾紛共有件，成功調解件，占全部糾紛的。
二、全面開展社區矯正工作
根據全國社區矯正試點工作計劃安排，今年區所有鄉街必須全面開展社區矯正個工作，由于我街道拆遷，社區矯正工作遲遲未能正式開展，為了做好社區矯正工作，街道司法所做了大量工作。
1、建立工作機構
按照開展社區矯正工作的要求，我們在交接前成立以街道主任為組長的街道社區矯正工作領導小組；交接后一周內組建了一支由社區綜治干部和婦女干部組成的社區矯正志愿者隊伍，在司法所人員和社區民警組織下開展工作。
2、建立了相關工作制度
按照有關法律和規章制度，加強對矯正對象的監督、管理、確保刑罰的有效實施，制定了《街道社區矯正工作實施細則》《街道社區矯正加（扣）分細則》《街道社區矯正月度考核評議方案》《街道“5+1”監管機制方案》等制度；
3、司法所逐一對矯正對象進行分析，制定矯治個案。通過定期談話、專家心理咨詢、社會幫教、公益勞動等多種形式加強對矯正對象的教育矯正工作。
4、完善社區矯正硬件設施
辦公用房緊張是街道的一大問題，在市司法局及開發區綜治辦的組織協調下，街道領導非常重視街道司法工作，司法所長積極與領導溝通解決辦公用房問題。班子成員會議商議解決社區矯正辦公用房問題，最終在領導的協調下，騰出了社區矯正辦公室、教育室、談話室以及資料檔案室，合計面積達到余平方，并配備了相應的辦公設備，為司法所工作提供了硬件保障。
5、建立了社區矯正對象檔案，一人一檔。檔案內容包括：判決書、裁定書、暫予監外執行通知書；矯正對象情況登記表；矯治方案；思想匯報、等有關材料。
自交接以來，街道共接收了名社區矯正對象，分布在街道下轄的各社區，其中：緩刑人，假釋人，剝奪政治權利1人。到目前為止，有v人正在接受矯正。犯罪類型分別為：危害公共安全罪人，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3人，侵害公民人身權利、民利罪3人，侵犯財產罪6人，危害社會管理秩序罪6人，貪污賄賂罪2人。到日前為止，名矯正對象未發生重新違法犯罪現象。
三、積極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做好普法工作
法制宣傳教育是街道司法所的重點工作，為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推進依法治理進程，建立健全了普法、學法制度，街道充分利用橫幅、法制講座、簡報、標語、社區櫥窗、黑板報以及市民學校等形式，加大了對普法工作的宣傳力度。按照“五五”普法工作計劃，積極落實各項工作。全年，共開展法律宣傳活動次，印發宣傳資料余份，制作法制宣傳橫幅條、標語宣傳條，社區黑板報期。
為努力提高居民法律意識，今年，我所積極開展各種形式的法制教育活動，在轄區各社區廣泛開展了《物權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條例》、《禁毒法》、反警示教育等法律宣傳活動。如舉辦法制圖片巡展、趣味普法活動、法律咨詢活動、組織觀看法制電影電視錄像、舉辦法制講座等，有效地提高了群眾學法、用法的興趣。通過以上活動的落實，使我所普法工作開展的既扎扎實實，又轟轟烈烈，取得了預期的效果。全年開展普法教育活動次，受教育人數。
四、做好刑釋解教人員安置幫教工作
相對于社區矯正對象，刑滿釋放人員安置幫教相對要寬松一些，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放松對刑滿釋放人員的安置幫教工作，歸正人員的管理同樣是司法所的主要工作之一。為提高對刑滿釋放人員的管理，我們采取分職業、分年齡、分社區的幫教方式，確保安置幫教工作真正落到實處。
目前，我街道共有刑滿釋放人員人，分布在轄區7個社區，各社區安置幫教工作領導小組在街道司法所的協調下，本著堅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有序的開展對刑釋解教人員的接茬教育和就業安置工作，有效的預防了歸正人員重新犯罪。
五、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1、個別社區調委會業務水平有待提高，未能起到的“第一道防線”作用。
2、社區矯正工作開展后，矯正對象逐漸增多，街道工作人員不夠。
一、社區矯正的價值
對于民眾來說，社區矯正是一個全新的理念，是一個源于英美法系國家的舶來概念。社區矯正是20世紀西方國家普遍盛行的，并被聯合國預防與控制犯罪組織予以肯定與倡導的，以社區為基礎的矯正罪犯的制度與。主要做法就是傾注全社會力量，將符合社區矯正條件，即所謂不需要監禁(指罪行比較輕微、不致危害社會)或不再需要繼續監禁(在獄中表現較好、已夠保釋條件、不致再危害社會)的罪犯置于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或裁定規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意識和行為惡習，并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它所采用的是開放型的、更注重改造效果的改造方式。這一改造方式，較之傳統刑罰執行模式，具有較大的社會優越性，社會價值明顯。
（一）以人為本價值取向明顯
以人為本，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主要價值目標，也是刑法追求的價值目標之一。以人為本在刑罰執行過程中的基本要求就是把任何一個人都作為人來看待。罪犯也是人，也有其人格的尊嚴，也追求其自身的自由和幸福。對于犯罪人的關懷不再是一種恩惠，而是法制國家一項義務性的社會任務，是和諧社會的一項基本要求。
1、社區矯正體現了一種寬容精神。寬容是刑罰人道化的重要標志，房龍認為，無論是人類思想史，還是刑罰史，都是為寬容而斗爭的。[1]對實施了反社會行為的罪犯，國家和社會并不拋棄他們，而是給予他們重返社會的希望和機會，并且為罪犯的矯正營造寬容的社會氛圍，使矯正對象在寬容中感受人性關愛。而和諧的社會關系正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寬容上。
2、社區矯正體現了人性關愛的理念。罪犯盡管危害了社會，被判罪服刑，但他也有與正常人一樣的需求和情感，社區矯正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罪犯的需求和情感。一是社區矯正滿足了罪犯渴望自由的需求。自由是公民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權利之一，也是其他方面的權利存在的基礎。在市場社會，個人的獨立與自由是市場交換的基礎，個人自由具有空前的價值。這一點對罪犯也適用。社區矯正是在社區環境中對罪犯進行監管和矯治，罪犯并不脫離正常的社會生活，與監禁矯正相比，具有較大的自由度。二是社區矯正滿足了罪犯的情感寄托。罪犯如果被判刑入獄，就無法過正常的家庭生活，導致家庭生活殘缺，婚姻關系名存實亡。而社區矯正使罪犯保持健全的家庭生活和穩定的婚姻關系，從而使其情感需求得到了滿足，促使罪犯更加珍惜家庭的溫馨，承擔起自己對家庭應負的責任。這反過來有利于維護罪犯的婚姻和家庭穩定，減少家庭矛盾，并能在生活上兼顧到家庭，提高他們對家庭的親和力，促使犯罪人安心服刑，從而加速罪犯的自我改造。
3、社區矯正以罪犯的復歸社會為終極目標。我國學者指出，行刑人道主義的最高層次是使罪犯的人格得到改造并健康，實現其作為人的價值。[2 ]以人格矯正為前提、罪犯復歸社會為目標的社區矯正制度，集中體現著行刑的人道價值。一是社區矯正的實施可以讓罪犯繼續保持與家庭和社會的聯系，有利于塑造罪犯的“公民人格”。犯罪學的表明，犯罪人的家庭和社會資源，是幫助犯罪人改過自新的重要支持系統，是任何其它力量都不能取代的改造力量。二是社區矯正可以避免監禁矯正所帶來的負面效應，避免“監獄化”人格的出現。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學者Sykes指出監禁刑會給受刑人帶來五大痛苦：自由之剝奪、物質與接受服務之剝奪、異性關系之剝奪、自主性之喪失和安全感之剝奪。[3 ]這些痛苦對服刑犯的人格和自我價值感構成巨大的威脅，極易造成自律力萎縮、意志力喪失等“監獄化”人格現象。過度地使用懲罰手段，還可能會使犯罪人放棄改過遷善的機會。因此，罪犯的監獄化是同罪犯的再社會化相抵觸與背棄的過程，對罪犯人格的塑造和重返社會目標的實現起著阻滯作用。而在社區矯正的罪犯不會受到監獄環境的感染，健全的家庭生活，穩定的就業，正常的休閑活動，加上適度的社會監督，可以較好地矯正罪犯的反社會人格，從而使罪犯順利地融入社會，實現再社會化的目標。
（二）效益價值突出
一是有利于為國家節約大量的財政資源。開展社區矯正，既有利于監獄集中人力、財力和物力矯正那些只有在監禁條件下才能改造好的犯罪分子，又可以有針對性地對那些不需要監禁的罪犯在社區中實施社會化，還可以防止嚴重犯罪分子與其他罪犯之間的交叉感染，提高對所有罪犯的教育改造質量，有利于合理地配置行刑資源，減少行刑的成本。我國是一個發展家，財政資源并不寬裕，用錢地方甚多，不應忽視行刑的經濟性，即在行刑中以最小的投入來獲得有效地預防和控制犯罪的最大社會效益，使刑罰執行成本最小化，而效益最大化。監禁刑的行刑成本要比非監禁刑的行刑成本高得多。根據2000年的一項統計資料顯示:中國監獄共超押罪犯24萬人，而關押改造一個罪犯的年費用也已達到7266元，這差不多相當于一個大學生一年的開銷。[4]，監獄擁擠問題非常嚴重，給監獄的管理、犯人的教育等都帶來巨大的困難，致使有限的監獄經費入不敷出，包袱越背越重，遠遠不能滿足監獄建設和發展的正常需要，迫使監獄偏離自身的性質而過度地追求創收。這種現狀既造成國家財政資源的不合理使用，也降低了服刑人員的教育改造質量。無疑，社區矯正將是有效緩解監獄壓力的重要途徑，是解決監獄人滿為患問題的最有效辦法。
二是有利于解決服刑人員的經濟困難。一般來說，監獄往往只注意安全和秩序，服刑人員在獄中學到的在社會上生存所需的勞動技能非常有限，而且在刑罰強制的條件下，服刑人員被迫接受教育的效果通常是十分消極的。他們長期在高墻內生活，與外部世界相隔離，對社會上發生的事情知之甚少，獨立動手能力乃至謀生能力較差，這對其本人日后的生活和整個家庭都可能產生長期的負面。由于實行社區矯正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對犯罪人人身自由的限制，使其盡可能多地接觸社會、了解社會，有利于他們早日融入社會。如果改造好了，則可以達到人性的復歸，學到有用的知識，培養勞動技能，打好生活基礎。通過社區矯正，可以使其在社會上從事正當的職業并獲得報酬，成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并且能為家庭提供經濟上的支持，解決家庭生活上的困難，增強家庭責任感和社會責任感。
二、現階段社區矯正中存在的問題
目前，我國社區矯正工作正處于試點摸索階段，從各地試點情況看，社區矯正在司法實踐中發揮了一定作用，取得了較好的成效。但是，由于人們對社區矯正認識上的偏差、相關法律滯后等因素，嚴重制約著社區矯正工作的開展。
（一）民眾對社區矯正難于認同
在絕大多數人的思想意識中，“罪犯”就意味著“坐牢”(監禁)，認為只有把犯罪人關在監獄里才是最安全和最使人放心的，擔心把犯罪人放在社會上不保險，容易造成管理失控或者犯罪人會因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改造而走上重新犯罪的道路;認為犯罪分子被判刑后卻仍然留在社會上就等于沒有受到刑罰處罰，或最起碼是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這種觀念，深入人心且深根蒂固，所以，在社區矯正的實施過程中，一些群眾表現出過度的憂慮、恐懼，盡量避免與服刑人員接觸，這給社區矯正工作帶來許多困難。
（二）適用的對象過少
我國長期以來都以執行監禁刑罰為主，非監禁刑罰為輔，對于非監禁刑罰的適用還處于非常薄弱的階段。目前適用社區矯正的情況包括三種刑罰和兩種刑罰執行措施。三種刑罰指管制、緩刑、剝奪權利，兩種刑罰執行措施指假釋和暫予監外執行。然而在實踐中，對于管制刑的適用率不高，而法律在管制、緩刑、假釋和監外執行等的適用對象和條件上規定得又過于抽象和苛刻，導致實踐中難以執行，適用的比率非常低。據統計，2000年全國各級法院被判處刑罰的罪犯總數為646431人，其中被判處管制的為7822人，占1.21%，判處緩刑的占15.85%。在刑罰執行過程中，罪犯予以假釋的適用率僅為1.63%，在2001年監外執行的罪犯占在押犯總數的比率僅為1.83%。[5]實踐中，社區矯正的適用對象非常少，這就使社區矯正制度流于形式，不能真正發揮其作用。在這種情況之下，充分發揮社會資源，促使罪犯早日回歸社會，降低重新犯罪率，以及探索行刑方式多樣化等一系列目標，都將難于達到。
（三）現行的法律規定滯后
在現行法律規定中，還存在許多不適應現實社會的發展，需要完善修改。如有關緩刑、假釋的法律規定過于嚴格。刑法第72條規定:“對于被判處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宣告緩刑。”可見法律對緩刑適用規定上，沒有對緩刑的適用主體和行為條件予以明確規定。這就造成了司法機關在適用緩刑時，沒有確切的依據，從而在司法實踐中較少適用緩刑的刑罰。另外，緩刑適用對象的范圍為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減少了緩刑的適用量，反映了刑罰執行制度上傾向于監禁刑罰，盡量減少適用非監禁刑罰的刑罰思想。立法及司法機關對于假釋的適用也同樣采用慎重的態度。如對于因殺人、爆炸、搶劫、、綁架等暴力性犯罪，以及被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將無法通過假釋這一法律途徑盡早回歸社會。此外，在適用假釋時，“確有悔改表現，不致危害社會”作為實質性條件，其實為軟性條件，缺乏考察、評定和檢驗的標準，造成實踐中不易操作。從而在決定假釋時，出于保障社會安全與穩定，防止意外事件發生的考慮，假釋決定機關將會采取盡量不適用假釋的做法，這樣就不用承擔失察等責任。
（四）社區矯正工作僅流于監控，矯正、教育及執行刑罰的嚴肅性不足
現行矯正制度包括了電話報到、思想匯報、談話教育、培訓、公益勞動、請銷假制度等，在上基本涵蓋了社區矯正的工作，但在具體實施中卻受到各種制約。由于場地、經費、人力資源嚴重缺乏，加之交叉感染的顧慮，
集中學習培訓工作基本上沒有展開，公益勞動的時間和效果也得不到有力保障，社區矯正的主要工作形式表現為報到、談話及走訪，由此，矯正只能做到基本的“控制”，而無法實現較高矯正水平的“教育”和“矯正”。
而且，社區矯正的本質是非監禁的刑罰執行活動，這是社區矯正工作的基礎。但在實踐中這種刑罰執行的性質常常被有意無意地淡化，存在著隨意性，偏離了法律的軌道。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現行法律法規的不健全，許多矯正規定尚以規定、細則、辦法的形式出現，沒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矯正部門在執行中存在束手束腳的現象。二是在矯正工作的對外宣傳中強調其人性化的一面較多，強調刑罰執行的嚴肅性的一面較少，使不了解社區矯正工作的受眾產生了片面的誤解。三是矯正工作開展前，緩刑、假釋罪犯在由公安機關監督執行時確實比較松散，在重新規范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不理解和阻礙。四是部分社區服刑人員本身具有抗拒改造的心理因素。多種原因造成了目前社區矯正工作權威性不足的問題，部分社區服刑人員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造成了不良影響，也成為目前社區矯正工作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
（五）社區矯正組織不健全，社區矯正層面單一，尚未形成全面完善的矯正
根據我國現行刑事法律的規定，對于管制、緩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等適用社區矯正的罪犯，在其刑罰執行時均由公安機關代為管理。但是，由于公安機關本身肩負著維持社會治安秩序和刑事案件偵查等重大任務，在警力已經不足的情況下，還要對社區矯正人員予以監管改造，就顯得力不從心。實踐中公安機關僅做到對文件和檔案材料上的把關和落實，對于社區矯正的教育轉化、心理矯正、監督管理等重要工作內容就處于落空狀態。而且，目前在試點過程中，社區矯正工作在吸納社會志愿者、組建專業心理矯治隊伍、社區力量幫教方面尚處于構思起步階段。這樣在工作中就極易因沒有統一的社區矯正機構和配套的社區矯正體制而出現互相推諉和責任不到位的情況。此外，社區矯正人員的素質普遍不高，專業矯正人員少，也直接影響了社區矯正制度作用的發揮。
三、完善社區矯正工作的對策
（一）擴大社區矯正的適用對象
擴大社區矯正適用對象，涉及到把什么樣的罪犯放到社區中執行刑罰的問題。從有利于社會穩定，增添社會和諧因素的角度考慮，筆者認為，社區矯正的適用對象及范圍至少應包括四類:一是未成年犯。對于犯罪的、必須處以刑罰的未成年人，應該優先考慮使用社區矯正刑，尤其是對于那些罪行較輕的未成年犯或未成年初犯、偶犯。二是輕罪犯。對于罪行較輕的、社會危害性不很大的罪犯，如防衛過當、避險過當等可以使用社區矯正刑。具體范圍可以考慮將原《刑法》所規定的判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輕罪，增加使用社區矯正刑的刑罰方式。三是過失犯。過失犯罪，由于不是故意實施的，其主觀惡性程度一般不會太大，將他們放在社會上服刑改造，一般不會再危害社會。使用社區矯正刑這一刑罰方式，更有利于他們的改過自新。四是老、弱、病、殘、孕犯。各國刑法一般都認為，刑事責任因其責任能力的減弱而有所減輕，應當或者可以從寬處罰;同時還認為，刑罰的目的在于預防犯罪，決非報復，而特殊預防重于一般預防，裁量刑罰首先應當考慮的是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犯罪人的再犯可能性，然后再適當考慮一般預防的需要。作為犯罪者中的“弱勢群體”，他們的人身危險性和再犯可能性較小，因而其承擔刑事責任的程度可有所降低。
（二）細化緩刑、假釋的適用條件
我國刑法規定的緩刑、假釋適用的實質性條件是:犯罪人有悔罪表現，不致再危害。該規定過于原則，彈性過大，未提供具體的評判標準，不利于緩刑、假釋的準確適用，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法官和監獄在緩刑和假釋適用上傾向于保守立場，從而了緩刑、假釋的適用率。為此，應對“悔罪表現”進一步細化，以便利司法操作。例如，投案自首，歸案后如實交代自己罪行，主動檢舉、揭發他人的犯罪事實，采取積極措施避免或減少犯罪造成的損失，積極退贓，積極對受害人進行民事賠償等，都可視為悔罪的具體表現。或者將假釋的實質性條件修改為：在服刑期間認罪悔罪、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改造，積極參加和勞動、一貫表現良好的，或者年老體弱、喪失作案能力的等等，從而為緩刑和假釋的適用提供一個可操作性的實質要件。另外，從促進犯罪人改過自新和建立犯罪人再社會化橋梁這一目標出發，我國刑事立法應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對執行一定刑期改造的罪犯可以考慮適用法定假釋，即對于在監獄執行了大部分時間的刑罰以后，由規定予以附重要任務的釋放。
為了保證緩刑、假釋的適用效果，還有必要建立我國的罪犯判決前的人格調查制度，即對犯罪人的犯罪背景、一貫表現、家庭背景等進行專門調查，以對其人身危險性和再犯可能性進行系統的評估，從而通過這種預測評估來確定是否能對犯罪人適用緩刑和假釋。緩刑、假釋等社區刑罰的適用效果，在很大程度受再犯預測水平的限制，而提高預測結果的準確性又有賴于建立的人格調查制度。當然，由于社區矯正是將罪犯放在開放的社區執行刑罰，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給社會治安會帶來一定的風險。因此，在擴大社區矯正適用對象的同時，必須審慎進行，切不可盲目適用，以避免出現社區矯正的濫用。
（三）增加一些禁止性或義務性的規定
為了避免社區矯正流于形式，防止重現管制刑遭遇“滅頂”的風險，對社區矯正應該注重通過一些禁止性或義務性的規定去落實對服刑人員的改造。如英國法律中，法官可以判令被告人進行無償的從40小時到240小時不等的社區工作即“社區服務”，或者要求服刑人員在宵禁期間不得進入某一特定的場所，或要求其在晚間或周末留在家中不得外出等等[6]。我國的社區矯正也可以考慮增加對服刑人員管束的某些禁止性規定，如在一定條件下禁止其出入特定場所或與特定人員來往，以減少犯罪誘發因素。同時可增設一些義務性規范，如向受害人道歉、賠償受害人因犯罪遭受的損失、參加職業教育或職業培訓、積極承擔家庭撫養費用等等。這樣，不僅使刑罰的力度加大，同時還可以強化社會正義感，贏得公眾對社區矯正工作的認同和支持。
（四）建立立體的社區矯正
罪犯的矯正離不開社區，開展社區矯正工作必須以社區力量為依托。的當務之急是建立起廣泛吸納社區人力、物力資源的立體社區矯正網絡。社區矯正網絡從結構上可以分為三級，第一級是社區矯正工作的執行主體，具體包括政法委統一領導，司法局組織實施，法院、檢察院、公安局、民政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監獄管理局等相關部門協作配合，司法所具體執行的一整套矯正執行機關，這些機構是開展社區矯正工作的主體。第二級是為矯正工作提供專業協助的機構和個人，包括為矯正對象提供職業培訓、心理咨詢和矯正等方面的專業協助。他們不是矯正機關的組成部分，但通過協議的方式與矯正機關形成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第三級是具有社會責任感自愿為社區矯正工作提供無償服務的社區志愿者。只有組建起這三級組織，才能形成一個強大而功能完善的社區矯正網絡。要在第一級組織高效運轉的前提下，充分發揮二、三級組織的作用。要特別注意培育村級組織，充分發揮社區居委會、居民小組在監控服刑人員行動上的便利作用，為司法所將工作重心從監控轉向教育和矯正提供條件。
通過組建矯正網絡，實現地區資源共享，實現政府主導下的矯正機關與專業機構、人員的合作關系，由專業機構提供服務，矯正機關按勞付酬，實現共生和雙贏的局面。
（五）改進矯正方式，豐富教育手段
改進現階段矯正手段單一、效果不顯著的現狀，做到四個結合。一是個別教育與分類集體教育相結合，既堅持針對服刑人員的個性心理特征開展個別教育，又針對同一犯罪類型服刑人員的共同犯罪心理特征開展多種形式的集體教育，如進行相關法律知識學習、社會實踐等，以節約資源和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二是專職教育與兼職教育相結合，矯正工作者作為執行主體，是專職矯正人員，對矯正全過程進行統籌規劃，制定矯正方案，確定階段矯正目標；兼職是指與矯正機關達成合作關系的專業機構、社區組織和社會志愿者階段性地參與矯正工作，在一些專業領域提供服務，在專業矯正隊伍沒有完全形成體系前，彌補其專業領域上的不足。三是思想道德教育與心理健康教育相結合，在堅持法規、文化、道德教育的同時，盡快建立起從接收到解矯前階段全面的心理輔導和診療機制，包括開展心理健康講座、定期進行心理測試、進行一對一的心理咨詢和矯正，開展各種形式的輔助等，盡快消除服刑人員的犯罪心理，矯正各種不健康的心理傾向，促使其在心理上回歸社會。四是課堂式教育與互動式教育相結合，在矯正工作者采取主動的談話教育、課堂教育之外，開展形式多樣的互動教育，使服刑人員參與進來，通過直觀的感受深化教育效果。如組織管制、緩刑犯參觀監獄、未成年人管教所，與監獄服刑人員座談，使其感受法律的威嚴，加強服刑意識、規范意識。開展社會公益活動，通過他人的肯定和認同增強服刑人員的社會責任感。
（六）暢通渠道，加強協作
加強溝通協作，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矯正機關對罪犯實施矯正的判決或裁定參與意見。以假釋為例，社區矯正組織通過調查罪犯服刑期間表現、走訪罪犯家庭和社區、與罪犯面談等方式，形成對該名罪犯是否適于社區矯正的意見，在監獄向法院提交假釋建議書的同時提交法院，法院在此基礎上最終作出假釋裁定。這樣，矯正組織在矯正前就對罪犯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隨著矯正工作的深入開展，矯正機關還可在對管制、緩刑類服刑人員判決前向法院提交意見。這樣的優點是：作為法院和監獄，只能根據罪犯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作出判決或裁定，而沒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對罪犯的成長背景、家庭環境、社區意見等進行調查走訪，而矯正機關可利用基層矯正網絡進行比較全面的調查了解，并得出其是否適合社區矯正的結論，為法院正確地判決和裁定提供重要的參考意見。保證適合的服刑人員進入社區，提高社區矯正質量。二是在矯正過程中各司法所與監獄建立協作關系。如針對目前各區縣普遍反映的剝權類服刑人員難以管理的，可在矯正責任人與罪犯原服刑監獄干警間建立直接聯系，矯正工作者可從監獄干警處直接獲取許多有針對性的行之有效的管理經驗，對于重點服刑人員的管理可起到較大的幫助作用。此外，提高矯正工作者工作水平，培養一個成熟的社區等都是開展社區矯正必不可少的條件。
（七）加強社區矯正的正面宣傳，打消人民群眾的顧慮對于人民群眾的不理解和不支持
要注重對社區矯正工作的正面宣傳，從思想觀念上，消除人民群眾對這一刑罰執行方式的顧慮。在宣傳時，可以向群眾講清楚社區矯正的對象是經過司法部門按照嚴格的標準予以篩選和鑒別，已經不具有社會危害性的罪犯，并且是在社區矯正組織的嚴密監控下執行刑罰的。如果服刑人員在社區矯正過程中，有違反社區矯正制度的行為，如危害小區居民的生活秩序、脫逃等情況，那么就要執行監禁矯正的刑罰措施。當然，在宣傳時，應當實事求是，不宜夸大宣傳，要切合實際，以人民群眾能夠接受的方式做好思想工作。
結束語
開展社區矯正，是民主與法制建設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是社會文明進步的一種方式，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社區矯正的本質就在于對犯罪人進行治理、修復，為犯罪人架起再社會化的橋梁。犯罪人教育改造質量的好壞，他們走向社會之后是否真正認罪服法以及是否重新犯罪，關系到社會及公眾的安全，進而影響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因此，我們應該正確認識社區矯正在矯正犯罪中的重要作用，大力推進矯正制度，不斷改革完善社區矯正制度，使社區矯正在產生強大的生命力。
注釋：
[1]劉保民，張慶斌，《監獄行刑人道化問題》，載《犯罪與改造研究》，2004，（2）：49-54。
[2]陳士涵，《人格改造論》（下卷）北京：學林出版社，2001。
[3]周國強，《國外社區矯正的基礎及其發展評估》，載于《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3）47-52。
[4]曹云飛，武玉紅，楊一寧，《試論我國的社區矯正》，載于《上海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15卷第3期。
內容提要: 面對監獄關押人數居高不下，剝奪自由刑的行刑成本日漸攀高的現實狀況，在提升刑罰效能的行刑目標推動下，緩刑、社區矯正等刑罰資源的利用及開發，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日益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與關注。本文提出將有期徒刑、緩刑、社區矯正三者正式組合起來作為一種刑罰樣式，一個特殊的刑罰組。以“有期徒刑若干年”為極大可能性來發揮實際威懾作用，這個刑罰組結構中內含的“社區矯正”形成一個單獨的教育改造受刑人的過程。
一、引言
緩刑作為一種刑罰應用方面的重要的制度設計，充分體現出人類社會的刑罰智慧：明明是罪有應罰，但是所科處的刑罰卻并不立即執行，而是適用緩刑，將應有刑罰的實現予以后延，給受刑人和用刑人以機會；或者以此表達用刑人的一種有意的、有條件的寬宥，或者以此表達對受刑人的一種期待。
然而，因為處于各種政治經濟歷史文化背景之下，以及在各種刑罰文化的不同理念之下，在不同的國家或地區，緩刑作為一種重要的刑事資源，卻一直并沒有得到同樣的重視和開發。
今天，在多數國家里，犯罪依舊是個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面對監獄關押人口總數居高不下，被廣泛使用的剝奪自由刑的行刑成本日漸攀高的現實狀況，在主張以人為本，切盼提升刑罰效能的行刑目標推動下，各種刑罰資源，包括緩刑、社區矯正等刑罰資源的利用及開發，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日益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與關注。在這樣新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努力開展對包括緩刑、社區矯正在內的諸多的刑事資源的研發，就是本課題立項的初衷。
在中國現行的刑罰制度中，緩刑其實有兩種樣式。一種是重刑緩刑，即“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在“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制度設計中，作為對刑罰體系中最嚴厲的刑罰——死刑——的緩刑，設立了二年的考驗期。法律規定，在考驗期期間，如果沒有故意犯罪，即可不再執行死刑。在實際運行中，幾乎沒有哪個服刑罪犯會主動“找死”，會在考驗期內再次故意犯罪，而被執行死刑。所以實際情況是，只要是確定是“死緩”，絕大多數就意味著“免死”。因此，一般對于應受死刑的罪犯來講，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其實是極大的寬宥。
從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制度的結構上來分析，這種緩刑制度設計，實際上是兩種刑罰類型的融合，即“本刑（死刑即生命刑）+考驗期（自由刑）”。一來，在現行刑罰制度中，這種緩刑的考驗期是以自由刑的樣式來完成的，并且交付監獄來“執行”（必須注意，這里的“執行”，并不是原有刑罰即“本刑”（死刑）的執行，而是死緩考驗期的執行）。二來，這種緩刑制度的最終結果，絕大多數是通過正式的減刑達到與較重的自由刑（例如無期徒刑或15～20年的有期徒刑等）相銜接，即通過正式程序轉化為長期自由刑。
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制度是刑罰制度中的一個充分體現著刑罰智慧的制度安排，這樣一種制度安排的內涵結構式具有以下的特點：
1.在結構上，并沒有取消并始終保持著原判的極刑（死刑執行）的最終可能性，這既是頑冥不化的受刑人的最大的威懾源，也是立意悔改的受刑人的最大的激勵源。
2.“緩期二年”中雖然表面并沒有說明，但是其中蘊含著或者說是捆綁著、套裝著一個與緩期相同時間的嚴厲自由刑，就是說，緩期的這二年，用刑人并非什么都不執行，而是要執行一個處遇相當嚴厲的自由刑。
3.死緩制度設計為現代刑罰體系提供了一個單獨的刑罰邏輯。實際上出現了一個“刑罰組”或“刑罰組合”。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其實是一個刑罰組，即以死刑為本刑，卻又偏偏先不執行，先要執行的是與本刑捆綁在一起的“緩期二年”，是一個處遇嚴厲的二年自由刑。本刑在一般情況下被虛化為一個震懾要素，一個極大可能性。與此同時，長期自由刑（無期徒刑或15年以上有期徒刑）成為另外一個極大可能性，從而給受刑人和用刑人一個抉擇的機會。特別是對于受刑人，一般都會以最大的努力來爭取第二個極大可能性，即轉化為長期自由刑的可能性，從而達成制度設計者的期待，產生應有的激勵作用。
緩刑體制在刑罰制度中關于死刑執行方案中的應用，極大地豐富和完善了死刑制度，這是緩刑資源在開發應用方面值得關注的案例之一。
二
刑罰體系中的緩刑的另一種樣式，是輕刑緩刑，其實這也是一種“刑罰組”。它的一般的表達形式和結構是：“判處有期徒刑×年，緩刑×年”。在刑罰逐漸趨輕趨緩的現代社會，這種刑罰樣式逐步受到越來越大的關注，其原因之一就是其中蘊含著較大的刑罰資源。
在這里，“有期徒刑若干年”雖然是本刑，但是一般也只是表現為一個極大可能性，作為這一刑罰組的實現來說，最重要的是捆綁在一起的“緩刑若干年”的實現問題。
在我國的刑罰制度中，“緩刑”并不是一個單獨的刑種或刑罰類型，因此它依然屬于“刑罰的具體運用”，屬于刑罰的實現樣式或執行樣式。對于用刑人來說，作為刑罰的具體運用，作為刑罰實現樣式，他也可以有多種選擇：(1)緩刑期間什么都不做，如果在緩刑期間內再犯新罪或者發現有漏罪，或者有“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國務院公安部門有關緩刑的監督管理規定，情節嚴重的”（《刑法》第七十七條）即要執行本刑；(2)緩刑期間內對受刑人監督考察，視其表現到期或者根據法律的有關規定，決定是否執行本刑。如果表現好，“沒有本法第七十七條規定的情形”，原判的本刑即不再執行，從而緩刑的過程就成為原判刑罰（本刑）的實際替代物（《刑法》第七十六條）。(3)為加強刑罰的效能，在緩刑期限中再套裝著一個嚴密的矯正過程，例如“社區矯正”，使緩刑的過程內存在一個實實在在的能夠發揮作用的教育改造受刑人的過程。
在這里特別值得關注的就是第(3)種選擇。因為這樣一來，緩刑就不僅僅是本刑在時間上的延緩執行，或者僅僅是刑罰實現上的時間緩沖，或者簡單地成為本刑的替代物，而是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制度設計的邏輯一樣，以另外一種矯正制度和本刑捆綁在一起，形成刑罰組合。如果立法規定社區矯正也是一種單獨的刑罰類型的話，那么這種緩刑（內部套裝著社區矯正的緩刑）也就和本刑一道，構成一個獨特的刑罰組。就是說，在這個刑罰組的結構當中，是以“有期徒刑若干年”為極大可能性，來發揮實際的威懾和激勵作用。而以“緩刑若干年”為框架，加上內含套裝的社區矯正，形成一個單獨的教育改造受刑人的過程，從而形成一個全新的刑罰邏輯。而這正是本課題所要關注和研究的重點領域。
三
剝奪自由刑的實現，即刑罰的執行，從最初的實現樣式——主要是通過嚴格的監禁監管完成對受刑人的人身自由的剝奪來看，當然首先就是要使用專門的機構來完成，這一使命就歷史地落到了一種現成的機構——監獄的頭上。由完全封閉的監獄監禁實現對受刑人人身自由的剝奪，由監禁的時間長短（刑期）作為衡量刑罰烈度的指標。但是由于刑罰理念的變化，剝奪自由刑的實現由單純的監禁監管以完成對人身自由的剝奪，逐漸轉變為要在剝奪人身自由的同時實現對受刑人的“矯正” （在我國被稱之為“改造罪犯”）。就刑罰實現的內容樣式來看，“監禁刑”轉變為“矯正刑”。但是這樣一來，陸續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譬如，對于主觀惡性比較小和行為危害比較輕的因而所判刑罰時間比較短的受刑人，嚴格封閉管理的機構（監獄、矯正機關等）是否真正有利于對其矯正（或改造）；是否應當放在更加寬松的、更加有利于其重返社會的環境氛圍中進行；是否應當有新的刑罰執行方式來應對和緩解居高不下的監獄受刑人數量壓力；等等。這些新的實際需求，都會直接導致產生新的刑罰執行的改革思路。
在機理上，使用一種專用的特定機構來實現刑罰，可以稱之為“機構執行”。那么這種機構既是刑罰執行的主體，又是刑罰實現的載體。機構執行的特點是專業性強、封閉性好、剝奪指向明確，可控性大等等。但是機構執行也有明顯的不足，例如執行成本較高并且有日漸升高的趨勢；如果被執行人人數急劇增加但是機構內空間和容量有限而且增加緩慢，就會導致關押條件大幅下降；被執行人之間容易出現惡習感染、恃強凌弱等管理問題；受長期關押囚禁副作用影響產生回歸社會障礙；等等。還有一些，譬如行刑經費的增長趕不上受刑人的增長、機構行刑的效益備受質疑以及機構創新發展的壓力等直接原因，都使得人們對“機構外執行”或者是“非機構執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自由刑實現樣式的改革及新樣式的探索，新的更加經濟、方便、適宜的懲罰方式的試驗等，都對自由刑的實現載體——監獄提出了挑戰。
這里的“機構”其實是指“專業機構”，實際上就是各種各樣的監獄和矯正機關。從現實的社會歷史條件出發，盡管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這樣的專業機構不但不能被取消，而且還有日益加強其效能的趨勢。但是，在現實社會的條件下，是否還要由這樣的機構擔負起全部的、不論刑期長短的所有自由刑的執行任務，就是一個值得思考和改革的問題了。
四
對于行刑專門機構（監獄）外的空間的利用，應當說早就引起了人們的關注。這對于特別在政法工作中講究“走群眾路線”的中國來說自然更不能例外。在中國的刑罰制度當中，就有“管制”刑罰類型的制度設計和司法實踐。嚴格地說，管制應當屬于“限制自由刑”，比起“剝奪自由刑”來說，其刑罰烈度要輕微得多，所以實現起來的條件要求也就自然寬松得多。在制度設計和執行的實際來看，是由公安機關來執行的。但是美中不足的是，由于公安機關任務繁重，所以常常是無人或無暇來實現“管制”，于是受刑人自然是樂得其所，但是用刑人不得不有所忌憚，從而導致運用上的闕如或稀少。當然，導致管制刑應用稀少還有其他的原因。例如，在刑事政策上，由于立案標準的存在和標準的不斷提高，事實上導致在犯罪處理上的“緊縮的犯罪圈”的現象存在，即一大批介于罪與非罪界限之附近的行為被立案標準推出犯罪之外，這也是中國的國情所決定的。但是這樣一來，一旦進入“圈內”被列為犯罪的，其惡行惡性就不會太輕，按照“罪刑相適應”的原則，其應得刑罰也就不會太輕。這恐怕也是為什么看起來一般被判刑的受刑人的刑罰都比較重的原因之一。由此一來，按照罪刑相適應的原則，能與管制刑相對應匹配的犯罪就不是很多，大概這也是管制刑適用很少的原因之一。
而在相當的另一些國家中由于實行著“擴張的犯罪圈”，一大批輕微犯罪行為被定為犯罪，進入圈內等待適用刑罰來處理。但是如果都將大批這樣的受刑人交付專門機構（監獄或矯正機構）來執行自由刑，既是不經濟的，其效果也未必是好的。所以，一些諸如強制社區服務，社區勞動、社區矯治等非監禁方式的刑罰樣式應運而生。由于在專門機構之外有無限的容納空間，也容納無限的想象力，因此在專門機構之外的刑罰實現樣式也可以有不斷的創新。但是為了表述起來方便，人們就把各種各樣在社區進行的刑罰實現或矯正方式，歸納起來統稱之為社區矯正。
但是，單純的社區矯正如果只是作為一種輕微的限制自由的處分存在，往往也會由于處分烈度的輕微或者是執行過程中的缺陷以及激勵作用的不足，在“緊縮的犯罪圈”的刑事政策大背景下，非常有可能形成和管制刑大致雷同的狀況。
五
由此看來，將緩刑與社區矯正結合起來，創新設計一種符合國情實際，符合寬嚴相濟的新的刑罰組合樣式，也許在“緊縮的犯罪圈”的刑事政策背景之下，將不失之為一種有益的選擇。
近年來，國家對于社區矯正予以高度的關注，不少地區進行了較大規模的試驗。在試驗中，假釋人員、暫予監外執行人員、管制刑受刑人員、緩刑人員等，凡是處在機構之外的被執行人員一般都被納入社區矯正的管轄范圍當中，據說都收到了比較好的效果，重新犯罪率大幅下降。
但是本課題并不是在這里簡單地肯定緩刑人員被納入社區矯正管轄范圍這種做法的意義效果等，而是要正式建立一種刑罰制度設計。這種設計的表述是：將有期徒刑、緩刑、社區矯正三者正式組合起來作為一種刑罰樣式，一個特殊的刑罰組，并且予以相對大面積地、大范圍地、大比例地使用。對于相當多的犯罪種類、犯罪人，有意識地采取“判處有期徒刑若干年，緩刑若干年，緩刑期間實行社區矯正”的新的刑罰處罰樣式。這種刑罰處罰樣式還可以簡單稱之為“緩刑框架下的社區矯正”。和傳統的剝奪自由刑，例如“無期徒刑”、“有期徒刑”相比不大一樣，“緩刑框架下的社區矯正”是一個刑罰組合，是一個具有特殊結構的刑罰組。與單純的社區矯正也不大一樣，關鍵在它的組合中，有“有期徒刑若干年”的參與。“有期徒刑若干年”在這里雖然還是“本刑”，其實表現為一種新的形態，即成為所謂的“可能刑”，而不是所謂的“必然刑”，從而使這一刑罰組合具有新的屬性。
六
在這個刑罰組中，有著獨特的刑罰邏輯和結構。
1.如果以“緩刑若干年”為基本邏輯起點，刑罰組的運行有兩個走向，或者說受刑人面臨著兩種極大可能性：(1)如果在緩刑期間表現不佳，符合有關要件，經過法定程序，就有隨時被送入監獄執行本刑罰組中的“有期徒刑若干年”的極大可能性，從而使可能的監禁成為必然。這樣一來無疑會使刑罰組具備了較大的震懾和激勵能量，增強了刑罰組的效能。(2)如果在緩刑期間表現良好，同樣符合有關要件，經過法定程序，那么就可以在緩刑期滿甚至可以在緩刑尚未期滿，就視為本刑罰組執行完畢，具備了不再執行刑罰組中的“有期徒刑若干年”的極大可能性，從而使這種“可能刑”消失。這樣一來，無疑會使本刑罰組具備更加強大的的激勵能量，大大增強本刑罰組的效能。
2.如此一來，“緩刑若干年”就成為本刑罰組的核心內容，或者說在時間上看處于核心區段。那么怎樣才能看出受刑人在緩刑期間內的表現良否呢？同時也不能單純地消極等待受刑人的立地成佛、自我完善，這就要在緩刑區段內安排實質性的主動的矯正活動，所以在緩刑期間套裝有社區矯正，進一步將緩刑期間由單純的觀察監督為主，轉變為教育改造為主，只是教育改造的方式方法不同，空間環境在社區，監督管理和教育改造更加開放和多樣化，與關押在專門設施機構中的教育改造有著很大的不同，教育形式上可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并且可以借助更加豐富廣闊的教育資源。
3.這里的緩刑和傳統意義上的緩刑其實是有區別的。在傳統的緩刑體制中，或者說在現行刑法的緩刑規定中，只是在緩刑和原判刑罰之間樹立了一道比較高的“門檻”，受刑人在緩刑期間，除非是再犯新罪或者被發現有漏罪，或者是“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國務院公安部門有關緩刑的監督管理規定，情節嚴重的”會被撤銷緩刑，執行原判刑罰（《刑法》第七十七條）之外，對于受刑人在緩刑期間是否能夠得到應有的教育矯正，并未予以必要的關注。而本文所主張和建議設計的緩刑，著重點是要成為一種教育改造的框架，一種重在緩刑過程的設計，而不是僅僅像現行的制度那樣只是設定一個門檻，只要你不越過這個門檻，只要服從法律法規、服從監督，“報告自己的活動情況”（參見《刑法》第七十五條）就夠了。這個設計重點強調的是，要把緩刑和一種矯正樣式有機地結合起來，成為一種獨特的、新型的、大不同于監獄或其他矯正機構內執行的教育改造過程，從而把緩刑過程更加實體化，加大緩刑的功效。
4.這里的社區矯正似乎和傳統意義上的社區矯正有一定意義上的不同。傳統的社區矯正多半是一種獨立的國家處分樣式，與監禁刑是并列存在的，其處分的烈度是處在監禁刑以下的，往往是針對比較輕微犯罪的處罰措施，和監禁刑并沒有直接銜接或套裝使用的關系。而這里的社區矯正是作為一種實質過程，內存套裝于緩刑框架之中，并和有關的監禁刑共同構成一個刑罰組。
七
一般說來，社區矯正大概有兩種形態，一種是獨立的國家處分樣式，由法院判決科處，主要匹配對應處理一些輕微犯罪行為；而另一種則是將“社區矯正”作為實現方式用來執行或完成其他的國家處分，例如將被假釋、緩刑、暫予監外執行的人，交付社區矯正執行監督教育等。
但是，如果將社區矯正作為一種過程措施，并且與監獄執行的監禁刑關聯起來考察，此時的社區矯正大概又可以分成另外兩種形態：一種形態是，如果服刑人由于在監獄內服刑期間改造表現良好，從而獲得獎勵而被假釋出獄，并且被交付執行社區矯正的話，以在監獄內服刑為基點，這時的社區矯正可以被稱之為“后置式”社區矯正。而另一種形態，則是在宣告一定期限的剝奪自由刑（有期徒刑）同時宣告一定期限的緩刑，并先將緩刑人交付執行社區矯正。同樣以監獄內服刑為基點，這時的社區矯正則可以稱之為“前置式”社區矯正。
在機理上，“前置式”社區矯正與“后置式”社區矯正有著很大的不同。先說“后置式”社區矯正，“后置式”社區矯正其實是對假釋執行方式的改進。假釋是對在監獄服刑的服刑人，由于改造表現良好而受到的獎勵，假釋人可以帶著剩余的刑期提前出獄。傳統的假釋執行方式一般是由公安機關負責監督執行，在國外有的也有專門的假釋執行機構負責假釋人的監督執行。但是這種“監督執行”的內容多半也只是一種“遠距離”監督、照管和約束，一般并沒有系統的矯正內容。現在如果將社區矯正套裝到假釋期間，使得假釋考驗期（剩余刑期）繼續充實著教育改造的內容，這無疑是對假釋考驗期內容的重大變革，加大了假釋的作用力度，使教育改造有了可靠的接續，提高了國家刑事措施的整體效能。對于重刑犯、長刑犯來說，先到監獄里服刑，以嚴格的處遇予以震懾和較強烈的刺激借以表達刑罰處分的嚴厲和嚴肅，嗣后視其改造表現逐步緩和處遇水平，直至以假釋的形式重返社會，交付社區矯正。這樣的刑罰執行邏輯和格局，應當是比較有益的。
但是對于輕刑犯、短刑犯來說，一下子先到監獄內服刑，并且由于刑期的限制，以及在刑期的后段還要留出一定的假釋考驗期，就不能在監獄內執行太多的時間，可是這樣一來，監獄的作用未必能夠發揮，監獄的副作用倒有可能隨時出現。“監獄不過如此、刑罰也就這樣”的不良服刑體驗心理反而會導致抗刑心理、抗改造心理的增強。同時，由于輕刑犯日益增多，先行監禁也會導致監獄人口的急劇膨脹，擠占監獄處遇資源從而減低監獄對所有受刑人的處遇水平，同時也大大增加了國家實現剝奪自由刑的行刑成本和總體經濟開支。所以，“后置式”社區矯正對于短期自由刑來說，既不經濟，效果也有限。
“前置式”社區矯正則有所不同，它是把社區矯正放到監獄內監禁服刑的前面，是把社區矯正置于緩刑的框架之內，與有期徒刑若干年（須到監獄內服刑）套裝在一起，構成一個刑罰組。但是如前所述，從機理上，這時的有期徒刑若干年（即需要到監獄內服行的監禁刑）只是一種極大可能性，只要服刑人表現良好，就不會去監獄內服刑。因此這時的“有期徒刑若干年”只是一種“可能刑”。不過，在實際中，有沒有這種“可能刑”效果可是大不一樣的，同時這種“可能刑”的可能性有多大，效果也是大不一樣的。沒有這種極大可能性的存在，沒有它在前面震懾和激勵著，“前置式”的社區矯正也不過是一種獨立的、威懾性和激勵性都較小的處分措施，其效能也要大打折扣。
八
在現行刑法的關于有期徒刑緩刑的制度設計中，緩刑考驗期的執行是“由公安機關考察，所在單位或者基層組織予以配合”（《刑法》第七十八條）。這種執行的制度設計內容實際上是寬泛的、不確定和松散的。
本課題所主張的制度設計改革，是沿用與死緩制度相近的刑罰邏輯。一如本文前面所述，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制度，是在原判刑罰死刑的緩刑二年考驗期內，套裝了一個處遇嚴厲的剝奪自由刑，構成一個獨特的刑罰組。從這個刑罰邏輯出發，我們主張在原判的有期徒刑若干年的緩刑考驗期內，套裝一個程序規范的、內容嚴謹充實的、確定單獨負責機關（不一定再是公安機關）的社區矯正。這里的社區矯正，是一種完整的教育改造處分制度，不是寬泛和松散的簡單考察，而是由專門機構和專業人員負責實施，有著規范程序和教育改造內容的過程。由此，也構成了一個新型的、內容獨特的刑罰組。
在當今時代，各個現代國家的監獄其實是小異而大同。但是，對“社區”的理解卻是大相徑庭的，由于經濟、歷史文化、政治制度、社會發達程度等諸多方面的巨大差異，因此所謂的“社區”其實也有著極其巨大的差異。不過這樣也好，這就為“社區矯正”的設計提供了極大的想象和發展空間。事實也是如此，現實中，不僅對社區矯正的概念有著各種各樣的理解，譬如說，“社區矯正”究竟是“由社區來實施的矯正”還是“在社區進行的矯正”？其實就有著天壤之別。前者的執行主體是社區，而后者的執行主體是國家指定或單獨設立的社區矯正執行機關。鑒于我國現實的社區發展程度，顯然，采取后者，即有專門的社區矯正機關負責的、在社區進行的社區矯正樣式是比較合適的。特別是關于本課題所設計的“刑罰組”的執行，似乎就更要求采取這樣的方式來實現。
九
隨著社會的發展，短期自由刑的適用量及適用范圍都在不斷擴大，這在發達國家中已經得到驗證（當然這和一個國家總體的刑事政策有關，即和是采取所謂“擴張的犯罪圈”還是“緊縮的犯罪圈”有關）。也許，對于只要是完成與社會的徹底隔離就行了的單純監禁刑來說，短期刑的刑期長短倒是無所謂的，刑罰實現的內容十分簡單。可是在現今社會的刑罰制度中，大家都認可在刑罰的執行過程中要加進去教育改造或者矯正的內容。不過這樣一來，短期刑的刑期問題就凸顯出來，因為對于教育改造或矯正來說，顯然時間越充足就越容易收到效果。而對于受刑人來說，當然是刑期越短越好，一眨眼就過去，矯正不矯正、改造不改造也好混過去。因此，在短期刑大量適用的時代，短刑犯的教育改造或者矯正的問題，就是令用刑人和監獄管理者普遍感到頭疼的難題。
如果像本課題所說，我們將社區矯正、緩刑和短期自由刑有機地組合起來，構成一個新型的“刑罰組”，將一個特定的、嚴謹的社區矯正套裝到緩刑中，使緩刑和短期自由刑有更加緊密的聯系和嚴格程序控制下的轉換，就有可能有利于解決短期自由刑的矯正困惑。譬如說，對有些犯罪，我們可以根據罪刑相適應的原則，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二年。在執行的階段，先以社區矯正的方式實現緩刑二年，如果受刑人表現良好，就不再執行原判的有期徒刑二年；如果受刑人表現惡劣拒不接受教育改造，經過嚴格程序，送到監獄執行原判的有期徒刑二年。這里與現行的緩刑制度相比，有兩點重大的不同：一是在緩刑期間要執行嚴謹的社區矯正，而不是單純的“緩期”；二是緩刑的撤銷“門檻”降低，適當增加了執行原判刑罰的幾率，當然要建立嚴格的評估和轉換程序，根據一般的心理和經驗，處在社區矯正狀態下的受刑人恐怕沒有多少人會愿意去監獄執行剝奪自由刑。這樣一來，這個刑罰組的內容就具備了較大的彈性和廣度，既可能只執行社區矯正二年，也可能連同原判刑罰一道執行四年的教育改造。甚至如果有更加復雜的制度的話，還可以在二至四年之間有更多的變數，從而大大增強短期自由刑的激勵能量和矯正的便利。
十
用緩刑的方式延緩有期徒刑的執行，又以社區矯正的方式完成緩刑的實現，并且將對受刑人的教育改造一以貫之，這不僅涉及刑罰制度的設計，也涉及新的刑罰理念和刑罰邏輯的建立，應當說是在新的社會歷史階段對刑罰制度的重要變革，值得認真對待和研究，并大膽地試驗。
即使是單純從經濟角度考察，“緩刑框架下的社區矯正”也有重要意義。由于在監獄內教育改造受刑人的行刑成本日漸攀高，并且居高不下，已經成為全世界的普遍現象。與此同時，社會的犯罪率絲毫不見減少，因此監獄內的關押監禁人口數量也是與日俱增。再加上人道主義和受刑人人權的要求，監獄在不增加資源的條件下是不能夠增收受刑人的，所以監獄的壓力和有關管理部門的壓力是可想而知。在這樣的背景下，減輕監獄的壓力，減少行刑成本乃至整個預防犯罪工作的經濟成本，方法之一，就是盡量減少監獄內關押的人口，從而減少國家在自由刑行刑方面的經濟負擔。根據有關的研究和計算，一個社區矯正人員每年所需的各項費用，只相當于監獄內受刑人的四分之一甚至還要低，而預防再犯罪的效果又經常是好于監獄監禁。如此這般質廉價優的事情，何樂而不為。這也是為什么社區矯正日益受到人們關注和期待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再從教育改造服刑人的角度來分析，緩刑框架下的社區矯正中的教育改造，相比較監獄監禁條件下的教育改造而言，也存在著較大的方便適宜之處。條件的寬松、教育資源的豐富、受教育人員的心理放松、方式方法的靈活多樣等等，都是監獄的教育改造所無法比擬的。在社區矯正人員保持正常的社會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基礎上，有關機關在組織學習座談、參觀訪問、讀書閱覽、思想匯報、典型報告、懇談疏導、心理治療等等，一系列多種多樣的教育改造活動樣式，足以使社區矯正的內容豐富多彩。再配以有針對性的、個性化的、主題鮮明的、符合實際的教育改造工作，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緩刑框架下社區矯正中的教育改造一定會更加生動有效。
結語
必須指出，本文在這里論及的社區矯正、緩刑及有期徒刑之間的關系，只是在進行研究和設計，并非是對現行法律制度的詮釋。在現行法律規定中，在緩刑中并沒有必須實行社區矯正的規定，而且有關社區矯正也尚在試點，并沒有足夠規格的立法規范。但是這也是一種天賜良機，可以為我們的各種改革、試驗和相關的制度設計，提供有利的時間和空間條件。
本課題所討論和設計的“緩刑（社區矯正）+有期徒刑”刑罰組，只是一種制度設計方案。概括起來，我們的基本構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將短期自由刑（一般不超過三年）、緩刑和社區矯正有機地組合起來，構成獨特的刑罰組合，形成一種新的剝奪自由刑及其實現樣式。在這個刑罰組中，短期自由刑往往或在大多數情況下，雖然只是一種“可能刑”，但是卻扮演著十分重要的威懾角色，從而加大這一刑罰組的整體懲罰力度，保證其能夠發揮國家處分的應有作用和意義。
（二）在這個組合中，以緩刑為基本區段，并以緩刑若干年為基本框架，在其中套裝程序嚴謹、教育改造內容充實的社區矯正，并以受刑人在社區矯正階段的表現為評估要件，通過立法和建立專門的評估機構與程序，決定少數不思悔改、表現惡劣的受刑人到監獄執行原判的短期自由刑，而大多數受刑人則可以在緩刑期滿后，不再執行原判自由刑。
（三）在這個組合中套裝的社區矯正，不同于傳統的相對比較松散的社區矯正，是由專門機構負責的只是在社區進行的、程序縝密的教育改造過程，受刑人在保持與正常人差不多的社會生活與家庭生活條件下，要接受經過精心設計的社區教育改造規劃的實施或監督實施。對受刑人在社區矯正期間的改造表現，要進行嚴格、客觀與公正的評估，并以此作為是否執行原判短期自由刑的主要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