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2-03 06:42:26
開篇：寫作不僅是一種記錄，更是一種創(chuàng)造，它讓我們能夠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將它們永久地定格在紙上。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12篇傳統(tǒng)哲學論文，希望這些內容能成為您創(chuàng)作過程中的良師益友，陪伴您不斷探索和進步。
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倫理學是德性倫理學。從亞里士多德的德性倫理學和孔盂的倫理思想來看，德性是一切美好品質的概括，它包括狀態(tài)、性情和習慣等。在西方傳統(tǒng)里，它分為勇敢、慷慨、謙遜、節(jié)制、大方、大度、溫和、公正等條目;在中國傳統(tǒng)里，它則分為恭、寬、信、敏、惠、忠、孝、禮、智、義等條目。
一、孔子的德性倫理思想——仁愛、忠恕、修己
儒家德性論的基礎是人性論。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主張性善論。孟子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閉儒家德性論的一個重要思想基礎是“天人合德”。認為人類社會倫理道德本原在天，是天的本質屬性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表現(xiàn)。因而。第一，作為人類社會基本秩序和行為規(guī)范的道德綱常。是天經(jīng)地義的。第二。人類的社會生活和一切行為都是以天為最根本的法則的。第三。人類社會道德效法天的自然之道，體現(xiàn)天的“生生之德”，因而維持社會最和諧、最穩(wěn)定的秩序。總之.儒家德性思想植根于中國傳統(tǒng)的自然經(jīng)濟模式之中.又全面滲透于中國傳統(tǒng)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對中國的歷史發(fā)展產(chǎn)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孔子是儒家德性理論的創(chuàng)始人。他的德性思想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提出了德性的總括——“仁”
“仁”是孔子德性思想的核心內容。孔子對“仁”的用法極其靈活.每次針對不同的學生的不同問題從不同的方面對“仁”做出解答，賦予其不同的意義。“仁”的根本含義即“愛人”。“樊遲問仁。子日：‘愛人’。”“仁”是以對人的真誠之愛為基礎。愛人的基礎是真誠的情感的培養(yǎng).孔子深刻地批判一切假仁假義的行為。“巧言令色。鮮矣仁”用。“剛、毅、木、訥近仁”。“仁”是人心的自然流露。非“直”無以為“仁”。“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歟。”血緣之愛.生而具有，情深意切，這種深刻的愛護之情才是為仁的根本。但這還不是仁愛本身，仁愛并不僅僅局限在血緣家庭之中.必須擴充出去。“泛愛眾而親仁”以至于達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甚至進展到“民胞物與”.把整個世界都當作是其自己的生命內在構成。“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君子成人之美”。仁的根本目標是“立人，達人”。“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這樣，仁愛之心，就不再是軟弱的情感.它有著深刻的正義感.有著寬宏的力量。
其二.概括了德性的內在規(guī)定——“忠恕”
子日：“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日：“唯。”子出，門人問日：“何謂也?”曾子日：“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㈣(《論語·里仁》)“忠”是盡其在我.對人要盡自己的一切能力.孔子提倡“與人忠”舊，反對“為人謀而不忠”;恕是推己及人，人己統(tǒng)一，孔子說：“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是為人處世，實現(xiàn)“仁”的美德。“忠恕”的具體內容就是五德：子張問仁于孔子。孔子日：“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日：“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孔子認為，能做到這五個方面：莊重，寬厚，誠實，勤敏，慈惠，就是有了仁德。
其三.指出了德性的層次——圣德、仁德、凡人之德
在孔子看來，德性是有層次的：子貢日：“如有博施與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日：“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自己要站得住，同時也要使別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礙通.同時也要使別人事事行得通。能夠就眼下的事實選擇例子一步一步的去做，可以說是實踐仁德的方法了。
德性的第二個層次是仁德，這是君子所具有的德性君子應具有寬恕的德性：“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舊君子應具有中庸之德。君子應群而不黨。“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如此等等，做到這些才算是個君子。圣人之德是德性理想，君子之德是現(xiàn)實德性。
德性還有第三個層次是凡人之德.那就是一般人可以具備的德性。孔子雖深受弟子愛戴，但孔子認為自己是一個凡人。還不具備君子的德性。他說：“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從這也說明，一般人不做君子.也應該具有一定的德性
二、盂子的德性倫理思想——仁、義、禮、智四位一體
在儒家思想史上.孟子第一次以“仁義禮智”四德并提。他從人之深層細微的心理情感活動尋求仁愛之心的內在根據(jù).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他提出仁宅義路、居仁由義，從內在與外在、基礎和行為的統(tǒng)一確立了“仁義”道德的根本內核和道德人生的基本取向
孟子從孔子那豐富龐雜的概念群中將仁、義、禮、智提取出來，重新規(guī)定，稱之為四德，以此作為倫理哲學概念內核。標識道德之善。孟子從人性善的角度探討四德的根源.認為四德是人的本性，“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噬就是說，“仁義禮智”四德是人內心所固有的.它發(fā)端于人之善。他從心理學的角度探討四德的基礎，認為四德來自人們的四種心理狀態(tài)：“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他從人自然內在地具備“四心”的意義上認為.人之為人在于人之有仁義禮智四德：“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舊他又言：“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他是以仁義禮智道德作為人的本質規(guī)定之所在。他從相互補充、相互制約的角度探討四德之l'n-J的聯(lián)系：“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jié)文斯二者是也。”仁義札智四德是他的倫理哲學中最重要的四個范疇.以四德為骨架而建立起來的邏輯結構就是他的倫理學的整個體系。
孟子認為.仁和義作為德性.其表現(xiàn)形態(tài)和層次是不一樣的。仁是人的心，義是人的路。仁是內在的，深層次的，義是外在的，淺層次的。他說：“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求知。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強調我們要深刻認識仁義禮智四德在人生中的地位和作用。“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閉。“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當人的生命和幸福與道德理想、原則發(fā)生沖突時：應該毫不猶豫地犧牲個人的幸福和生命去捍衛(wèi)仁義道德。所渭“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嗍此即“以身殉道”。這是孟子倫理思想中光彩奪目的一頁。也是孟子精神最具感染力的地方。
此外，孟子還提出了存心養(yǎng)性、反身內省的德性修養(yǎng)論。“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yǎng)其性，所以事天也。”_捌由于修養(yǎng)之道在于從“心”內求，因此，在道德實踐上，孟子主張“反求諸己”。他說：“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發(fā);罰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
三、朱熹的德性倫理思想——居敬、窮理、省察
朱熹的德性倫理思想是建立在“理”的基礎之上的.他提倡德性的目的就是為了建立一個和諧與美好的社會秩序。
朱熹首先對“理”作了三方面的規(guī)定：一是物之“所以然之故”或物之“所以為是物者”，是物之規(guī)律;二是物之“所當然之則”，是人應當遵循的行為規(guī)范：三是物之必然即“自不容已”者.“非人之所能為也”。朱熹認為，“所以然之故”和“所當然之則”，都是“非人之所能為也”的必然。他說：“天道流行。造化發(fā)育。凡有聲色象貌而盈于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其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于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pt他認為德性的目的就是維護社會的穩(wěn)定.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達到一種和諧的境地。他把“理”看作是至高無上的德性。他說：“未有天地之前.先有此理”.理是先于天地、先于人類麗存在，這種超時空、超感覺的“理”是字宙的主宰。一切倫理道德準則都是由它派生出來的。“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為天，地得之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問者.又各得之而為性。其張之為三綱，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明。他說：“理是個極好至善底道理，……是天地萬物至好底表德。”嘲“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名之日仁、義、禮、智。”這就是說，“理”不僅是諸種事物的根源，是根本的理，同時又是最高的道德準則，其中最主要的德性原則是仁、義、禮、智。要達到“理”的德性境界.必須做到“居敬窮理”。“居敬”就是做事專心致志。謹慎小心，不受的干擾，不喪失心中的“天理”;“窮理”就是“格物致知”，即接觸事物，研究掌握其道理。他認為將君、臣、父、兄、弟、夫、婦、事師長、交朋友等不同的角色。規(guī)范在仁、忠、慈、孝、友、恭、和、柔、禮、信等方面，這種規(guī)范是先天的，符合“天理”的。每一個角色都應當嚴格遵守。“未有君臣，先有君臣之理。”只有恪守這種一一對應的倫理規(guī)范.整個社會就能順應天理.因而也就能達到一種和諧。社會就得以健康穩(wěn)定的發(fā)展。
朱熹主張重德輕欲，認為人欲是罪惡的，而天理才是崇高的。“夫人只是這個人。道只是這個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卻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為一也。”這就是說，堯、舜、禹三代帝王心術是天理流行，社會上所有的現(xiàn)象都是至善的、光明的：而三代以后的帝王，心術都是人欲之私.社會的一切現(xiàn)象也都是混亂、黑暗的。而治世的目標就是鏟除三代后的人欲、恢復三代的天理。他強調天理并不是要消滅人欲，而是要使人欲服從天理，人正當?shù)挠桥c天理相符合的.只有不正當?shù)挠排c天理相違背，這時只要統(tǒng)治者注重自身的道德修養(yǎng).只要把握好一種尺度.就能達到一種和諧的境地.這樣.世界就將處于一種美好的境界。
在治國德性上他提倡“仁者愛人”。他認為，求仁是人的道德修養(yǎng)的目的.只有戰(zhàn)勝了人欲，恢復了天理，便叫做仁。“仁是眾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于求仁也”閱。他認為只有實行德治，統(tǒng)治者才能使天下歸心，才能以靜制動。也才能“以寡而服眾”。
朱熹還特別重視道德修養(yǎng)。認為“私欲凈盡，天理流行”是道德修養(yǎng)的最高境界.達到這種境界的人是圣人。人們應當以圣人作為修養(yǎng)的模范、標準。他認為加強道德修養(yǎng)應該積極促使青年實踐、立志、堅毅、用敬、求知、踐實。他說：“學者大要立志。”對于立志.朱熹認為“為學須先立得個大腔當了。卻旋去里面修治壁落教綿密。”聞“凡人須以圣賢為己任”聞。立志是朱熹求知進學的出發(fā)點.因為志既立則學問可次第著力。“識得道理原頭.便是地盤。”嗍不然.則無從下手。道德修養(yǎng)貫穿于人的始終。而學校之道德教育對于一個人道德品質的形成和完善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朱熹將學校劃分為“小學”和“大學”兩個階段。小學道德教育的主要內容就是將“忠”、“孝”、“悌”、“信”等一般的道德倫理規(guī)范“必使其講而習之于幼稚之時”。大學階段就要在此基礎之上“明其理”，即按照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步驟.使其“明明德”，最后達到“止于至善”的目的。
同時.朱熹在道德修養(yǎng)方面繼承了孔盂的觀點.認為修養(yǎng)要著力于三個方面。即“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己所不欲，勿施與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朱熹認為我們能夠盡自己的心。盡自己的力.來實現(xiàn)道德上的至善.這就是忠。他說：“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我們能夠推已及人，在積極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在消極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就叫做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他解釋說：“施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于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于人”。忠恕相互聯(lián)系，“‘施諸己而不愿，亦勿施諸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日：‘無忠，做恕不出來’。”人們真正做到了“忠恕”就到達了“仁”的道德境界，“合忠恕，正是仁”悶。信者誠也。所謂誠，朱熹認為“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假修為者也。誠之者.人之道，是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為之者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之道也。”
關鍵詞：英國；新制博士；博士生教育；啟示
近年來，英國博士生教育發(fā)展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新的博士生教育項目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受美國博士生教育的影響，為應對知識經(jīng)濟、市場競爭等提出的新挑戰(zhàn)，彌補傳統(tǒng)哲學博士職業(yè)技能培訓的缺失，英國博士生教育在傳統(tǒng)哲學博士的基礎上，先后衍生了專業(yè)博士（Professional Doctorate）、課程博士（Taught Doctorate）、論著哲學博士（PhD by Published Work）、實踐博士（Practice-Based Doctorate）、新制博士（New Route PhD）等類型，培養(yǎng)目標從單一的以學術為業(yè)走向職業(yè)分化。本文以英國頗具特色且不斷發(fā)展壯大的新制博士生教育為研究對象，介紹其產(chǎn)生背景、培養(yǎng)目標、開設學校和專業(yè)，并從入學標準、課程設置和導師指導三方面分析其人才培養(yǎng)特點，以為我國博士生教育的發(fā)展和改革提供啟示。
一、新制博士生教育的產(chǎn)生
20世紀90年代，英國傳統(tǒng)哲學博士生教育受到多方面的挑戰(zhàn)：一是哲學博士學位的實用性受到了質疑，雇主們認為博士畢業(yè)生并未具備長期職業(yè)生涯發(fā)展所需的技能；二是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英國大學面臨的財政困難及隨之發(fā)生的大學教職崗位的縮減，導致博士畢業(yè)生獲得學術職業(yè)的機會減少；三是哲學博士的畢業(yè)率常令人不滿意，導致人們對哲學博士學位的培養(yǎng)模式和目的進行重新思考；四是針對新興學科，尤其是專業(yè)領域，傳統(tǒng)哲學博士并不適用；五是非全日制學習的需求日益增加，要求博士生教育的培養(yǎng)模式更加靈活。1993年，英國政府在《實現(xiàn)我們的潛力：科學、工程和技術戰(zhàn)略》（Realising our Potential： A Strategy for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白皮書中指出，博士生教育在公共財政經(jīng)費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應使對其的財政投入物有所值，不僅能滿足納稅人的利益，也能滿足博士生個人的發(fā)展需求。[1]
2000年，英格蘭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HEFCE）總結了美國博士生教育的特點：一是豐富學生的學科知識，而不是局限于博士論文的狹窄領域；二是使學生具備重要的通用技能；三是開展團隊合作；四是定期開展正式評價；五是注重研究能力的培養(yǎng)；六是開展研究項目，進而在此基礎上完成學位論文。這與英國哲學博士聚焦于培養(yǎng)單純的學術職業(yè)所需要的學術研究能力形成強烈的對比。因此，英格蘭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開始思考英國博士生教育的未來，建議重新定義博士生教育的學習課程、增加明確的培養(yǎng)內容、拓寬博士生的技能和知識領域。[2]
2001年，在英國政府、英格蘭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和英國文化協(xié)會（British Council）的全力支持下，英國10所著名研究型大學發(fā)起了新制博士生教育項目。新制博士生教育符合英國高等教育質量保障局（Quality Assurance Agency，QAA）制定的博士生教育標準和原則。
新制博士與傳統(tǒng)哲學博士屬于同等學位，是一種教育選擇。新制博士生教育不是對傳統(tǒng)哲學博士生教育的取代，而是對傳統(tǒng)哲學博士生教育和專業(yè)博士生教育的繼承與揚棄，兼取兩者之長、避其所短。它保留了傳統(tǒng)哲學博士生教育注重學術研究能力和專業(yè)博士生教育強調職業(yè)技能培養(yǎng)的特點，通過增加通用技能和教學方法的培訓，克服了傳統(tǒng)哲學博士生教育因缺少職業(yè)技能培養(yǎng)和專業(yè)博士生教育因技能培訓過度專門化帶來的博士生就業(yè)的單一指向性，新制博士能勝任大學教學、企業(yè)管理、政府和公共服務等工作（如圖1）。
二、新制博士生教育的培養(yǎng)目標與開設專業(yè)
新制博士生教育是英國博士生教育應對市場化和國際化的產(chǎn)物，由英國頂尖研究型大學開設，涵蓋4大學科120多個不同專業(yè)，為博士畢業(yè)生提供了多元化的就業(yè)和職業(yè)發(fā)展選擇。
（一）培養(yǎng)目標
新制博士生教育以培養(yǎng)大學、企業(yè)、政府和公共服務機構等領域從事管理和應用性研究的創(chuàng)新人才為目標。它不僅適合致力于追求學術生涯的學生，而且適合意欲進入企業(yè)或工業(yè)領域發(fā)展的學生。新制博士生教育畢業(yè)生是獨立的研究者，具備相應的個人能力和可遷移技能：精深的專業(yè)知識，寬厚的學科知識，教學技能，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和交流的技能，信息技術應用能力，表達能力，媒體的相關能力，商業(yè)方法和經(jīng)營能力，知識產(chǎn)權意識和能力，技術轉移能力，創(chuàng)建衍生公司、高科技公司的能力等。[3]
（二）開設學校
就學生的研究經(jīng)歷、授予學校的聲譽和學位的價值來說，新制博士生教育是英國提供優(yōu)質教育的里程碑。新制博士生教育由英國頂尖研究型大學開設。2003年，開設學校擴展至34所頂尖研究型大學（見表1）。
（三）開設學科與專業(yè)
英國頂尖研究型大學的新制博士生教育開設學科包括藝術、人文、語言，經(jīng)濟、社會科學，醫(yī)學，以及工程、科學和技術四大類，涉及120多個專業(yè)。其中，工程、科學和技術學科及其下設專業(yè)開設的新制博士教育項目最多，其次是經(jīng)濟、社會科學和藝術、人文、語言學科及其下設專業(yè)（見表2）。
三、新制博士生教育的培養(yǎng)特點
新制博士生教育是英國的一項國家計劃，旨在使博士生具備大學、企業(yè)、政府和公共服務機構的領導者所應具備的各種能力和素養(yǎng)。為此，新制博士生教育提供了高質量的學習課程、實踐學習和高級研究經(jīng)歷，在豐富學生的學科知識和提升其專業(yè)技能的同時，通過開展跨學科學習擴展學生在新的研究方向上的專業(yè)特長。具體來說，在入學標準、學制與課程設置、導師指導等人才培養(yǎng)過程方面，新制博士生教育具有以下特點。
（一）入學標準與傳統(tǒng)哲學博士相同
新制博士生教育為學生提供了一條獲得博士學位的“快速通道”，被授予榮譽學士學位的本科生即可攻讀新制博士生教育項目；對于取得碩士學位的學生來說，新制博士生教育將拓展和進一步發(fā)展他們的專業(yè)和可遷移的通用技能。
新制博士生與英國傳統(tǒng)哲學博士生的入學條件相同，主要包括學術水平和英語語言水平兩個方面。與哲學博士生教育一樣，所有學科和專業(yè)的新制博士生教育項目都面向英國和世界各地的學生開放，但目前，主要面向國際學生，為國際學生提供獲得博士學位的新路徑[4]，使其具備研究能力、其他技能和廣闊的學科知識。
（二）課程學習、專業(yè)技能培養(yǎng)和論文研究貫穿整個博士生教育階段
新制博士生教育是英國為應對迅速擴展的全球人才市場對博士畢業(yè)生知識和技能提出的新要求而產(chǎn)生的，以美國頂尖大學博士生教育為參考標準，學制為4年，將所學專業(yè)的正式課程學習、廣泛領域的研究和專業(yè)技能培養(yǎng)與具體的論文研究相結合。通常，課程學習占40%，專業(yè)技能培養(yǎng)與撰寫畢業(yè)論文占60%[5]。學士學位獲得者即可攻讀新制博士生教育項目，課程為相關專業(yè)的碩士課程；如果不撰寫博士論文，學生可完成要求較低的碩士論文，只取得碩士學位。
課程學習主要安排在第一年，其余三年的教學時間所占的比重逐年遞減；專業(yè)技能培養(yǎng)包括專門技能和可遷移的通用能力兩個方面，主要安排在第一年和第二年，但第三年和第四年也有所涉及；論文研究則貫穿新制博士生教育的全過程（見圖2）。可以發(fā)現(xiàn)，新制博士生教育的前期強調課程學習，隨著年級的增長，學生用于研究的時間逐漸增加，到第四年時，學生的絕大部分時間用于開展研究并撰寫學位論文[6]。新制博士生教育的培養(yǎng)模式類似于北美的博士生教育模式，但又不同于北美模式。它將課程學習貫穿于整個博士生階段，而不像北美模式那樣將課程學習全部安排在博士生教育的早期階段。[7]
如在布魯內爾大學，新制博士的學術研究要求與傳統(tǒng)哲學博士一樣，科研訓練貫穿博士生教育全過程。課程內容包括通用技能和特定學科的專業(yè)技能培養(yǎng)兩部分，共計120學分，課程學習主要在前3年開展，以為學生開展學術研究提供知識和能力基礎（見表3）。所有新制博士生都必須選修培養(yǎng)通用技能的五大課程模塊，專業(yè)技能培養(yǎng)的課程模塊則呈現(xiàn)出學科差異。
（三）個別指導與合作指導相結合的導師指導模式
新制博士生教育兼取了傳統(tǒng)哲學博士生教育“學徒制”個別指導和專業(yè)博士生教育合作指導的特點，在合作指導的基礎上保留了哲學博士“導師制”親密的師生指導關系，將一對一的學術指導與小組指導、講課和導師輔導相結合。在整個博士生培養(yǎng)期間，學校為新制博士候選人設立導師指導小組，為學生的研究項目提供建議，監(jiān)督學生的學習進程和成績，定期提供建設性的反饋意見。博士學位論文答辯采用傳統(tǒng)的由內部和外部專家組成答辯小組的形式，學生進行口頭答辯方予通過。
在德比大學（University of Derby）的新制博士生教育項目中，學校為每位新制博士生配備兩位導師，一位為責任導師（Director of Studies），另一位為第二導師（Second Supervisor），兩位導師都在學生開展論文研究工作的過程中給予學術指導。兩位導師定期單獨或一起約見并指導學生，責任導師是博士候選人學術研究的首要責任人，負責監(jiān)督學生課程學習和研究工作的進展，為學生提供積極的學術和生活幫助；第二導師通常負責對學生的學術研究提供補充性指導和幫助。[8]
在布魯內爾大學，每位新制博士生配有兩位學術導師（Academic Supervisor）和一位項目教練（Programme Coach），學術導師對學生的學術研究負主要責任，支持和監(jiān)督學生學術研究工作的開展，項目教練與學術導師協(xié)商后，在整個博士生教育階段為新制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和通用技能培養(yǎng)提供支持。具體來說，學術導師的職責是就研究的性質和預期目標、研究項目的計劃、文獻和資料來源、課程學習、必要的方法論、范式問題等對學生進行指導；通過定期的導師指導和研討會與學生經(jīng)常聯(lián)系和開展討論；當學生有需要時，能及時約見或安排其他導師約見學生，提供建議和幫助；對學生的論文研究給予詳細的建議，使學生能在規(guī)定的時間內遞交學位論文；在合理的時間內對學生的論文研究提出建設性評論；根據(jù)學校規(guī)定，定期召開導師會議，組織學生在討論會或導師會議上匯報學習和研究情況；通過年度匯報，發(fā)現(xiàn)學生論文的問題與不足；為學生提供指導，使其順利通過論文答辯；對學生其他方面的發(fā)展提供建議與支持。項目教練的職責是鼓勵學生在整個博士生教育階段審查和反思自己的進步與個人發(fā)展；對學生提出的所有問題給予幫助，在研究過程中對學生的個人能力發(fā)展提供專業(yè)指導和幫助；幫助學生確定學習需求和探索解決方案；幫助學生理解新制博士生教育的獨特之處，鼓勵學生與學術導師開展建設性的合作，確定開展某一研究所需要的學習要求。[9]
四、思考與啟示
課題名稱： 儒家孝道與現(xiàn)代家庭養(yǎng)老
學生姓名：
系 別： 政治與法律
專 業(yè)： 思想政治教育
指導教師：
一、綜述國內外對本課題的研究動態(tài)，說明選題的依據(jù)和意義：
研究動態(tài)：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養(yǎng)老問題成為一個日益突出的社會問題，各國學者開始對這個古老的研究領域給予新的重視，尋求各種解決方法，以面對老齡化社會的挑戰(zhàn)。目前國內外的研究主要有二個方向，一是以美國，英國等發(fā)達國家多數(shù)學者選擇的希望通過發(fā)展社會養(yǎng)老即建立高福利的社會保障體系來解決老齡人口的養(yǎng)老問題，一是希望健全現(xiàn)有的家庭養(yǎng)老體系，輔助以社會養(yǎng)老體系，中國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這，主要希望發(fā)揚中國傳統(tǒng)的尊老、敬老的思想來促進家庭養(yǎng)老的健康、和諧發(fā)展，這方面較為突出的論文有有蕭振禹主編的《養(yǎng)老，你指望誰——中國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困惑》等，張懷承主編的《中國的家庭與倫理》等。他們提倡目前中國應繼續(xù)以家庭養(yǎng)老作為主要的發(fā)展方向、通過對儒家傳統(tǒng)的孝道思想的繼承和發(fā)揚來達到家庭養(yǎng)老的健康發(fā)展。
選題的依據(jù)
孝道思想是儒家及儒家思想核心之一，也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這種孝道思想的影響，中華民族才形成了尊老愛幼，孝敬老人，贍養(yǎng)老人的傳統(tǒng)美德。據(jù)有關資料統(tǒng)計，2000年底，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已達1.3億，占總人口的11%，根據(jù)科學預測，到2025年底老年人口將達2.8億，約占總人口的20%。顯然，我國正以驚人的速度進入老齡化社會。而且，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與發(fā)達國家不同，是在經(jīng)濟相對落后的情況下進入的，時間短，速度快，指望在短期內用社會保障和敬老院來實現(xiàn)老有所養(yǎng)，老有所樂，老有所醫(yī)。老有所終不太現(xiàn)實。家庭養(yǎng)老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仍是我國養(yǎng)老的主要途徑。在這種背景下，探討儒家的孝道思想尤其是其中的敬老原則與現(xiàn)代家庭養(yǎng)老的關系，對于現(xiàn)代社會的進步發(fā)展，解決老齡化社會中的一系列問題，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深刻的現(xiàn)實意義。
選題的意義
a 從理論上看，豐富和深化了儒家“孝道”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們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建立健康的養(yǎng)老體系
b 從實踐上看，對于加強家庭道德建設，推進家庭文明以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發(fā)展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二、研究的基本內容，擬解決的主要問題：
基本內容
儒家“孝道”思想與現(xiàn)代家庭養(yǎng)老
1儒家“孝道”的基本內容
2儒家“孝道”原則的糟粕和精華
3現(xiàn)代中國的家庭養(yǎng)老
4儒家孝道的現(xiàn)代轉承
擬解決的主要問題
1、重點：在現(xiàn)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對儒家“孝道”的轉承
2、難點：理論分析，實證分析儒家“孝道”的糟粕和精華
三、研究的步驟、方法、措施及進度安排：
步驟：
1、收集資料
2、歸納整理資料
3、編寫寫作提綱
4、寫作論文
5、修改文章
6、完善定稿
方法：
1、文獻研究法;
2、歷史分析法;
3、演繹歸納法;
4、分析綜合法。
措施：
1、充分收集資料
2、對資料進行閱讀，分析和綜合
3、制定寫作計劃表
4、主動多與指導老師交流
進度安排：
1、2005年12月20日前確定選題
2、2006年1月16日前提交開題報告
3、2006年4月10日前提交論文初稿交指導老師審閱后進行修改。
4、2006年5月20日前交定稿
四、主要參考文獻：
[1] 李宗桂：《中國文化概論》，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2] 劉澤華：《中國傳統(tǒng)政治思想反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7年版
[3] 劉翔：《中國傳統(tǒng)價值觀詮釋學》，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6年版
[4] 劉再復、林崗：《傳統(tǒng)與中國人》，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5] 辜鴻銘著，黃興濤、宋小慶譯：《中國人的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
[6] 杜漢生：《中國精神》，長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7] 蕭振禹主編：《養(yǎng)老，你指望誰——中國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困惑》，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
[8] 武寅、石竣主編：《家庭倫理與人格教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9] 呂平主編：《孝經(jīng)》，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6年版
[10]《中國人口報》，1999年2月5日1版
[11] 張懷承主編：《中國的家庭與倫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
[12] 高成鳶主編：《中國的尊老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 雜志：《中國哲學史》、《哲學研究》、《中國傳統(tǒng)文化》、人大復印資料《中國哲學》等有關中國哲學、儒學網(wǎng)站
五、指導教師意見：
簽名：
六、教研室意見：
簽名：
注：此表由學生本人填寫，一式三份，一份留系里存檔，指導教師和學生本人各保存一份。
今天小編為大家介紹的是研究生畢業(yè)論文后記范本，希望能滿足各位的閱讀需求，看完后有所收獲。更多精彩內容歡迎查閱查字典。
論文寫畢，感慨良多。三年研究生生活即將結束，回首過往，2007年9月踏入哲學院倫理學殿堂，一個書生的書海獨行，品老師們思想的盛宴，曾經(jīng)是那樣的快樂。其實，在我的內心深處，有著一個倫理學夢，真正想學一點倫理學，不過，感覺自己的心是浮躁的。倫理學，這是一門智慧的學科，三年研究生時光，自己或許還是滯留在“水面”，并沒有沉入“水底”，但想來還是欣慰，學習過程中，我也向業(yè)師楊清榮教授聊過這個問題，楊老師告訴我，要想真正學進去，學深入，必須靜下心來研讀，必須有一種坐得住冷板凳的精神，必須有一種耐得住寂寞的心境。按照楊老師的說法，三年的研究生學習中，我感覺自己做得還不夠。
這篇論文從選題到最終成文，得到了業(yè)師楊清榮教授的精心指導。從選題來說，還是得到了楊老師的肯定的，因為在此之前，哲學院倫理學專業(yè)的師兄師姐們未曾涉足這個論題。但楊老師告訴我，研討王陽明致良知的倫理思想，相關的文章很多，要想寫出新意就有難度，如果沒有寫出新意，文章就會變得平實。我還是寫了這個論題，是自己的想法，寫出來供人參考這本身也就是一種價值吧。說到業(yè)師楊清榮教授，他是一個真性情的人，他課堂上的講授，給我最深的印象是嚴謹并具有邏輯，指導我的畢業(yè)論文，他修改到文章的字詞與標點符號，他的嚴謹與邏輯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楊老師主要講授倫理學基本理論與方法、中國傳統(tǒng)倫理思想，立身嚴謹，立教嚴謹，有儒者之風。學生們可以感受得到，楊老師對自己從事的學問、對傳統(tǒng)文化的精義與價值由衷的熱愛。他對學生的開導可謂是盡心的，對楊老師的關愛、教誨，學生會銘記于心。
感謝專業(yè)老師劉可風教授、胡真圣副教授、陳燕副教授。課堂上，劉可風教授的幽默和智慧、胡真圣老師的視野與和藹，陳燕老師的認真和執(zhí)著，給了我很大益處。對他們三年來對我學習上的幫助和教導，我深表謝意。感謝已經(jīng)到學院工作的倪瑞華老師，她的環(huán)境倫理學課堂上，主張學生要有問題意識，善于發(fā)現(xiàn)問題并尋求解決的方法，給了我啟發(fā)。感謝已經(jīng)去上海任教的葛四友老師，我上過他的課，在課堂上，他講授如何做研究寫論文，他教授的“證成”理論，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也特別感謝龔天平教授，在我撰寫論文期間，龔天平老師送給我鄧名瑛老師寫的書，《尋找生命之真——明代心學的本體追求》。拿到書的那一刻，我打開扉頁，上面寫道：“龔天平2000.9.25湖南長沙”，我猜想，或許是龔老師在讀博士時看的一本書。簡單的字跡，刻畫著一個青年學者的學術情懷。
感謝論文開題報告時給我建議的王文貴老師，雖然三年的研究生學習過程中，沒有在課堂上得到王老師的教誨，但王老師就我的論文如何寫得更加好，給了許多建議。感謝論文評委張春香老師，雖然也未在課堂上得到張老師的親授，但在論文答辯時得到張老師的指導和建議，我想說，謝謝您，張春香老師。
最后，感謝我的同學楊建軍、張寧、姚云、高明才、周鵬、湯美嵐、吳昊、張婷婷、李吉艷，三年的同窗生活，我們真誠以對，和睦相處，楊建軍的擔當、張寧的睿智、姚云的善良、高明才的言談、周鵬的熱情、湯美嵐的活躍、吳昊的爽快、張婷婷的質樸、李吉艷的思想，這一切的一切都感染著我。此地煙花，他年風雨，這段情誼，愿我們且行且惜。
關鍵詞：游牧文化；烏桓；鮮卑；研究索引
中圖分類號：K28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5）08-0273-03
一、論著類（含博士、碩士畢業(yè)論文）
成永娜，《烏桓民族關系探析》，煙臺大學碩士生論文，2009年。
郭鵬，《十六國時期慕容燕集團文化述論》，西北師大碩士畢業(yè)論文，2009年。
閔海霞，《匈奴發(fā)展史研究》，蘭州大學博士生論文，2010年。
吳松巖，《早期鮮卑墓葬研究》，吉林大學博士生論文，2010年。
蔣東明，《慕容鮮卑興衰原因探析》，內蒙古大學碩士生論文，2012年。
李莎，《論烏桓、鮮卑的南遷及其對漢匈關系的影響》，渤海大學碩士生論文，2012年。
陶麗根，《拓跋鮮卑早期史地綜考》，內蒙古大學碩士生論文，2013年。
郝燕妮，《慕容鮮卑對“中國”認同問題研究》，吉林大學碩士生論文，2013年。
劉洋，《東漢王朝東北地區(qū)治理政策研究――以東漢王朝與鮮卑的關系為重心》，廣西師范大學碩士生論文，2013年。
梁云，《拓跋鮮卑早期歷史若干問題研究》，內蒙古大學博士生論文，2013年。
周劉備，《唐代詩人眼中的漢代邊疆問題》，華中師范大學碩士生論文，2014年。
李洪波，《兩漢時期的馬政與邊疆安全》，東北師范大學碩士生論文，2014年。
李煥清，《古代北方少數(shù)民族名號與崇山習俗考論》，東北師范大學博士生論文，2014年。
李路《漢代東北邊疆民族文化與漢文化交流研究》，東北師范大學博士生論文2014年6月
張婷婷，《鮮卑族民間美術造型》，哈爾濱師范大學碩士生論文，2014年。
高建國，《鮮卑族裔府州折氏研究》，內蒙古大學博士生論文，2014年。
二、論文類
理論研究綜述
傅新民，《融合、消亡、新生――北魏拓跋鮮卑文化改革沉思》，《網(wǎng)絡財富》2009年01期。
閆祥云、馬成軍，《拓跋鮮卑史學自覺與北朝史學編纂》，《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2009年02期。
姚勝，《甘英出使大秦原因考》，《塔里木大學學報》2009年03期。
李煥清、王彥輝，《匈奴“甌脫”考辯》，《史學理論研究》2009年04期。
王平、陳文，《簡述東漢前期對北匈奴的政策》，《白城師范學院學報》2009年04期。
薛海波，《試論漢魏之際東北各民族的政治發(fā)展形態(tài)――以部落酋豪為中心》，《東北史地》2009年08期。
閔海霞、崔明德，《試析南匈奴未能實現(xiàn)統(tǒng)一的原因》，《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10期。
李治亭，《論邊疆問題與歷代王朝的盛衰》，《東北史地》2009年11期。
陳得芝，《秦漢時期的北疆》，《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2009年12期。
焦應達，《古代北方民族法律起源探析》，《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05期。
程尼娜，《漢代東北亞封貢體制初探》，《學習與探索》2010年05期。
梁云，《內蒙古地區(qū)鮮卑歷史的研究意義》，《呼倫貝爾學院學報》2010年06期。
秦樹才、梁初陽，《〈后漢書〉中國民族史史料概說》，《西南古籍研究》2011年06期。
楊春奮，《中國古代北方少數(shù)民族男子發(fā)式微探》，《雞西大學學報》2011年07期。
梁云，《早期拓跋鮮卑研究回顧》，《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01期。
王冉，《論早期鮮卑和東胡的淵源》，《劍南文學（經(jīng)典教苑）》2012年02期。
付開鏡，《魏晉南北朝鮮卑民族性觀念的儒家化》，《史林》2012年06期。
周麗莎，《魏晉時期鮮卑之崛起及其被打壓》，《呼倫貝爾學院學報》2012年12期。
尹波濤，《略論馬長壽先生的北魏史研究――以〈烏桓與鮮卑〉為中心》，《西北民族論叢》2013年08期。
李曉標，《區(qū)域旅游開發(fā)中的文脈分析研究――以拓跋鮮卑民族文化園為例》，《現(xiàn)代營銷（學苑版）》2013年10期。
李昆、李建鳳，《知網(wǎng)所見鮮卑族族源研究綜述》，《青春歲月》2014年01期。
高然，《民族歷程與慕容改姓》，《西華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14年07期。
戴光宇，《試論鮮卑語、契丹語和滿語的關系》，《滿語研究》2014年12期。
趙紅梅，《漢代邊疆民族管理機構比較研究――以度遼將軍、護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將為中心》，《黑龍江社會科學》2014年09期。
起源與發(fā)展史
李海葉，《北魏時期的慕容與鮮卑》，《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03期。
黃河，《3-4世紀昌黎鮮卑胡姓群體初探》，《東北史地》2010年01期。
趙學政，《詩歌（詞）中的北疆游牧史考――以匈奴、鮮卑為例》，《前沿》2010年01期。
殷憲，《拓跋代與平城》，《學習與探索》2010年03期。
李書吉，《拓跋魏代北史實拾遺》，《學習與探索》2010年05期。
曹永年，《關于拓跋鮮卑的發(fā)祥地問題――與李志敏先生商榷》，《中國史研究》2010年08期。
潘玲，《西漢時期烏桓歷史辨析》，《史學集刊》2011年01期。
劉軍，《論鮮卑拓跋氏族群結構的演變》，《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1年01期。
趙紅梅，《慕容鮮卑早期歷史談論――關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對華夏文化的認同問題》，《學習與探索》2011年05期。
梁云，《拓跋鮮卑西遷大澤、匈奴故地原因探析》，《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1年07期。
楊軍，《烏桓山與鮮卑山新考》，《歐亞學刊（國際版）》2011年10期。
倪瑞安，《拓跋南遷匈奴故地研究述評》，《東北史地》2012年01期。
穆臣，《慕容鮮卑民族共同體形成考論》，《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07期。
溫玉成，《論拓跋部源自索離》，《新疆師范大學（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11期。
丁柏峰，《簡論吐谷渾西遷之后與慕容鮮卑的歷史分野》，《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01期。
崔向東，《論慕容在慕容鮮卑崛起中的作用》，《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13年02期。
王鵬，《鮮卑人覬覦中原慕容世家的“皇帝夢”》，《國家人文歷史》2013年02期。
劉宗銘，《簡述鮮卑族的起源及發(fā)展演變史》，《學理論》2013年03期。
王天蛟，《嫩江流域是鮮卑入主中原的必由之路》，《理論觀察》2013年04期。
魏俊杰，《論鮮卑段部的源流和興衰》，《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06期。
高然，《慕容鮮卑早期歷史考論》，《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08期。
文化、社會生活與習俗
高恒天、趙金國，《秦漢時代鮮卑族的道德生活及影響》，《陜西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02期。
徐海晶，《從北朝上層女子看鮮卑族的貞潔觀》，《白城師范學院學報》2010年04期。
孫險峰，《北魏鮮卑人的宇宙觀――從鮮卑人的祭天禮制看宇宙觀的變遷》，《自然辯證法研究》2010年11期。
莊鴻雁，《鮮卑薩滿文化三論》，《學術交流》2012年09期。
王永平，《北魏后期遷洛鮮卑皇族集團之雅化――以其學術文化積累的提升為中心》，《河北學刊》2012年11期。
陳鵬，《拓跋鮮卑七分國人時間異說形成考》，《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2012年12期。
呂凈植，《鮮卑非瑞獸辨》，《北方文物》2013年02期。
艾蔭范，《尾音節(jié)為“隗”的古鮮卑人名音讀和意涵初判》，《北方文物》2013年04期。
王春紅，《北魏鮮卑八姓之嵇、奚辨》，《許昌學院學報》2014年04期。
趙和平，《于闐尉遲氏源出鮮卑考――中古尉遲氏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14年06期。
肖永明，《青海魏晉十六國墓葬的鮮卑文化因素》，《青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05期。
曾順崗、張宏斌，《鮮卑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儒士命運――對北魏崔浩被誅的深層解讀》，《天府新論》2014年05期。
孫楠，《鮮卑族口傳文學的史料價值》，《通化師范學院學報》2014年09期。
陸剛，《東漢鮮卑立體造型藝術發(fā)展脈絡研究》，《雕塑》2014年09期。
宋丙玲，《從文本和考古材料探析早期鮮卑服飾反映的漢人意象》，《中國美術研究》2014年09期。
陸剛，《鮮卑立體造型藝術作品構成形式解析》，《美術教育研究》2014年10期。
政治、制度與軍事
薛宗正，《關于慕容氏集成制度的探討》，《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03期。
李俊方、魏舶，《漢晉護烏桓校尉職官性質演變探析》，《北方文物》2009年11期。
李大龍，《簡論曹魏王朝的鮮卑政策――以王雄刺殺軻比能為中心》，《黑龍江民族叢刊》2010年10期。
李瑾明，《游牧社會領導者的作用考――以鮮卑君主的地位為中心》，《宋史研究論叢》2010年12期。
金洪培，《淝水之戰(zhàn)與慕容垂復燕》，《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04期。
林永強，《漢朝針對降附烏桓的軍政管理措施考論》，《黑龍江民族叢刊》2012年04期。
曹晉，《克里孟古城：檀石槐鮮卑軍事大聯(lián)盟的指揮中心》，《集寧師范學院學報》2012年06期。
毋有江，《拓跋鮮卑政治發(fā)展的地理空間》，《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2012年12期。
趙紅梅，《鮮卑朝貢制度構建的歷史軌跡――1―4世紀鮮卑朝貢中原王朝特征述略》，《學習與探索》2014年04期。
程尼娜，《漢魏晉時期東部鮮卑朝貢制度研究》，《學習與探索》2014年04期。
民族交往與融合
王華權，《漢語親屬稱謂前綴“阿”成因再探――兼說鮮卑等北方少數(shù)民族語對中古漢語的影響》，《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04期。
崔明德、成永娜，《烏桓調整與周邊民族關系的原因及其影響》，《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07期。
周惠泉，《宇文虛中新探》，《文學評論》2009年09期。
孫玉景，《古代渾河地區(qū)民族族系嬗變及其文化特征》，《民族論壇》2010年03期。
汪錫鵬，《由太和五銖到北周三品――從錢幣上看北朝鮮卑統(tǒng)治者的漢化進程》，《中國城市金融》2010年03期。
羊瑜，《從六鎮(zhèn)鮮卑看拓跋鮮卑的漢化過程》，《浙江工商職業(yè)技術學院學報》2010年06期。
趙秀文、金鋒、包福存，《鮮卑族漢化與諾曼底貴族盎格魯化比較》，《牡丹江大學學報》2010年08期。
莊金秋，《略論段部鮮卑與兩晉的關系》，《東北史地》2010年09期。
束霞平，《芻議鮮卑族服飾對南北朝戎服的影響》，《絲綢》2010年10期。
沈波，《對鮮卑族種屬的多角度探析》，《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11期。
金洪培，《叛服不常――略論慕容鮮卑與西晉的關系》，《黑龍江民族叢刊》2010年12期。
高然，《鮮卑豆盧氏世系補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0年12期。
趙紅梅，《烏桓朝貢東漢王朝探微》，《社會科學輯刊》2011年11期。
胡玉春，《鐵弗匈奴與拓跋鮮卑關系考略》，《黑龍江史志》2012年01期。
王荔，《慕容鮮卑漢化過程淺析》，《劍南文學（經(jīng)典教苑）》2012年03期。
李春梅，《匈奴與烏桓的關系考述》，《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2年03期。
李莎，《論兩漢時期烏桓、鮮卑南遷的原因及對漢匈奴關系的影響》，《咸陽師范學院學報》2012年05期。
管芙蓉，《鮮卑族入主中原的意義》，《山西大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06期。
潘慧，《淺析拓跋鮮卑和中原文化的融合與沖突》，《絲綢之路》2012年08期。
趙紅梅，《政治中心的移徙與民族文化的交融――慕容鮮卑傳統(tǒng)教育淵源解析》，《學習與探索》2013年02期。
孫泓，《慕容鮮卑遷入朝鮮半島及其影響》，《朝鮮、韓國歷史研究》2013年03期。
鄭亮，《試論東漢與鮮卑的和戰(zhàn)關系》，《劍南文學（經(jīng)典教苑）》2013年09期。
劉彥坤，《淺析鮮卑文化在南北朝時期對民族大融合推動作用》，《商》2014年04期。
孫顥，《高句麗與慕容鮮卑關系解讀――以陶器為視角》，《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06期。
崔向東，《烏桓、鮮卑南遷西進與北方民族關系演變》，《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4年07期。
楊懿，《華裔理殊：永嘉之亂前的慕容鮮卑及其改革動因》，《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07期。
苗霖霖，《黨項鮮卑關系再探討》，《黑龍江民族叢刊》2014年08期。
考古研究
吳松巖，《早期鮮卑考古學主要發(fā)現(xiàn)與研究述評》，《東北史地》2009年01期。
韋正，《鮮卑墓葬研究》，《考古學報》2009年07期。
倪瑞安，《拓跋―北魏墓葬研究的學科背景與核心問題》，《內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01期。
吉平、劉海文、馬婧，《內蒙古南寶力皋吐鮮卑墓地發(fā)掘簡報》，《華夏考古》2010年06期。
陳孔壇，《“北周三品”錢幣是鮮卑宇文部漢化的物證》，《東方收藏》2010年11期。
李懷順，《河西魏晉墓壁畫少數(shù)民族形象初探》，《華夏考古》2010年12期。
潘玲，《東漢至魏晉早期鮮卑墓葬的特征與演變分析―以性別和年齡差異為例》，《草原文物》2012年03期。
范恩實，《論西岔溝古墓群的族屬――兼及烏桓、鮮卑考古文化的探索問題》，《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12年04期。
吳葒、王策毛、瑞林，《河西墓葬中的鮮卑因素》，《考古與文物》2012年04期。
潘玲，《長城地帶早期鮮卑遺存文化因素來源分析》，《邊疆考古研究》2012年08期。
吳松巖，《拓跋鮮卑一種特殊的合葬類型―二次疊葬墓》，《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2年09期。
謝洪波，《北朝鎮(zhèn)墓獸造型與鮮卑族漢化的關系解析》，《貴州民族研究》2013年04期。
林林、馮雷、郭松雪，《慕容鮮卑早期落腳點“棘城之北”考》，《草原文物》2013年09期。
范兆飛，《北魏鮮卑喪葬習俗考論》，《學術月刊》2013年09期。
張景明，《鮮卑金銀器與草原絲綢之路》，《邊疆考古研究》2013年12期。
總體結構特征
從總體結構而言，王國維的接受具有明顯的單一性，而朱光潛則幾乎一開始就表現(xiàn)出折衷綜合的傾向。所謂單一性是指王國維對叔本華、康德及其他西方哲學家的接受中，沒有刻意融合不同的理論以形成自己的綜合性體系。而所謂綜合性，是指朱光潛在接受過程中有不完全自覺地融合各家美學觀念于一體的傾向。王國維的時代，西方哲學和美學的引介正處于初始階段，接受的方式比較簡單，一般都只是以西方某一家為介紹或評述對象，報紙雜志上頻繁出現(xiàn)的標題是“某某的學說”如《盧騷之學說》、《盧騷之政治學說》之類，即使是這樣簡單的標題下介紹的內容也往往是道聽途說，極不準確。王國維在對康德、叔本華、尼采等人的理解和研究上遠遠超出同時代人，但在接受方式上，仍然停留在單一性接受的水平，從他的各篇論文標題上即可看出，如《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書叔本華遺傳書后》、《汗德之哲學說》、《尼采氏之教育觀》等等。在進一步的具體運用中，他一般也只取叔本華一家之說，如《紅樓夢評論》、境界說，單純性特征非常明確。《叔本華和尼采》雖涉及叔、尼兩家，但他是在進行比較研究，并無意綜合兩家形成自己的理論，只有《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在形式論上，略有貫穿幾家，自樹一幟的傾向，但這幾家具有明顯的內在一致性，所以并沒有顯出融合的傾向。事實上，王國維的美學思想主要來自叔本華，至于康德、尼采、席勒等，他所選擇的基本上是與叔本華一致的觀念。接受的單純性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時代性的局限，但就接受過程而言，也自有其優(yōu)勢，那就是更容易準確地把握接受對象，不致因為要融化各種觀念而產(chǎn)生牽強比附的缺失，而這種缺失是綜合性接受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
過程特征的差異
王國維接受叔本華美學和朱光潛接受克羅齊美學從內在邏輯來看，其接受過程頗為不同，這種不同很大程度取決于他們的性格、心智和學術追求。
王國維接受叔本華是帶著激情的，他初讀叔本華哲學的片斷文字，即為其傾倒，及直接讀到叔本華主要著作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叔本華的天才論和悲觀主義氣質引起他強烈的共鳴，其認識論尤使他心折，而“搜源去欲，傾海量仁”的同情倫理學，使他甚至想“奉以終身”。3這就簡直有點宗教的虔誠了。王國維最初接受叔本華哲學是全面的，甚至包括其教育學、遺傳學，他雖也注意卻并未注重其美學，即使文學評論如《紅樓夢評論》，主要的理論框架并非叔本華的美學，而是其倫理學，其悲觀主義的人生觀，美學是次要因素，當王國維在對叔本華進一步研究時，他覺察到叔氏本體論和倫理學的內在矛盾，這時他渴望能夠在哲學上有所創(chuàng)造，因為他自視極高，不愿只停留在對別人的研究上。可是，對西方哲學史的了解既激起他的雄心，又淹沒了他的信心，想在哲學上獨創(chuàng)一格談何容易，而人生的痛苦與其他感情需要發(fā)泄，他于是致力于詞創(chuàng)作，甚至還想搞曲創(chuàng)作。但要作詩人，他又自覺理性太強，美學既能充分運用其理性，而又直接與文學發(fā)生關系，于是他對叔本華的接受由面到點，叔本華哲學的矛盾得以消解，而尤可注意者，王國維以詞話的方式和捉摸不定的境界概念來表述叔本華美學的核心觀念——理念，使有可能針對叔氏美學提出的尖銳批評都找不到落腳點，境界也就和美本身一樣即迷人而又難以確切把握，恐怕正是這樣才如此符合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顯出長久的魅力。這樣王國維從全面接受叔氏哲學到集中接受其美學，最后把叔氏美學化入傳統(tǒng)背景和審美經(jīng)驗，在接受上獲得了極大的成功——至少在已完成的文學批評史或美學史上是如此。
朱光潛接受克羅齊先以美學為主，實際上很大程度并非朱光潛與克羅齊有什么深刻的契合，而是因為克羅齊美學當時風靡歐洲，朱光潛多少有些被動地卷了進去。克羅齊美學與其哲學關系密切，他把精神當作一個整體，美學只是對精神活動的一種形式的研究，把握其哲學對理解其美學相當重要，所以當朱光潛發(fā)現(xiàn)自己沒能準確領會其美學時就轉向整個哲學，甚至克羅齊哲學的淵源，使接受達到一個新層次，最后又由對哲學的理解和批評轉向集中批判其美學，這樣走過了與王國維接受叔本華完全不同的歷程，朱光潛最初接受克羅齊時也非常佩服，但從來沒有達到充滿激情的程度，所以他既不象王國維那樣能馬上深入接受對象，也不象他那樣，激情一退，就轉向另外的方向。朱光潛的接受過程是韌性的持久過程，這對于他最后在整理西方美學史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是必不可少的。學者各人稟賦不同，尋求最適于自己的學問方式對于最大限度地發(fā)揮自己的才能以取得成就至關重要。不過就接受克羅齊和其他西方美學家而言，朱光潛一直存在著純粹學術以外的動機，也就承受著不利于學術的壓力，這成為他取得更大成就的障礙。
接受中的轉化
王國維和朱光潛的接受方式有一個相似的特征，那就是縮小了叔本華和克羅齊美學的范圍，并把抽象性轉化為具體性。中國傳統(tǒng)文化習慣于以具體的例證表達抽象的觀念。就傳統(tǒng)文論而言，除了《文心雕龍》以外，其他幾乎都是在對文學作品的具體鑒賞中表達文學觀念，詩話詞話這樣的體例就體現(xiàn)了中國文論的典型的文體方式；這是西方所沒有的。即使是《文心雕龍》，也多在對文學史和文學作品的論述中顯示作者的觀念，極少有人抽象地去探尋美的意義和本質，更不會把對美的探索當成哲學探討。叔本華和克羅齊美學都是在最廣義的范圍中探討美的本質的。叔本華的美在理念論是對于整個世界的認識，他的美學一直探討的不只是文藝形式，而是對一切認識主體和認識對象的哲學把握，文藝只是其中一個部分，而且理念這一概念并非為了美學而提出來的，而是為他的本體論提出來，構成意志本體和現(xiàn)象之間的中介，來解釋本體意志的單一性與現(xiàn)象世界的雜多性之間的矛盾。盡管這種解釋并不成功，4但足以說明他的理念論所覆蓋范圍之廣泛，而美學即對理念的研究也就幾乎無所不包了。克羅齊的美學是對直覺的研究，直覺是認識的最基本方式，不限于對文藝作品的論述——不過克羅齊的藝術也和直覺等同，遠遠超出一般藝術的范圍——這樣，使他的美學實質上相當于一種哲學認識論，而且他確實是把美學當作對認識而不是對美的研究，尤其不是對普通意義上的文藝之美的研究。王國維除了對叔本華的純粹介紹外，他所接受的叔本華美學思想一般體現(xiàn)在具體的文學批評中，極少抽象地談論美，即使《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帶有抽象性，他也是著眼于文藝，古雅之美的提出則完全在于對中國傳統(tǒng)文學藝術審美特征的總結，因此可以說他對叔氏美學的接受過程是一個具體化和集中化過程。朱光潛對美的抽象探討相對多一些，但他曾提出一個著名論點，那就是美學應該以研究文藝為主。事實上，除了對克羅齊的直接介紹和批評，即使在對美進行理論論述的時，也不斷地以文學和藝術為例證，并不象克羅齊那樣作哲學認識論探討。不過有段例外的時期，那是五十年代的美學論爭時期，美學作為哲學在爭論，他自己后來為此而看輕當時的論爭。總的來說，他的美學也落在文學藝術作品上，明顯地縮減了克羅齊美學所指的范圍。而朱光潛試圖以經(jīng)驗心理學來闡釋克羅齊的思辯性美學，也可以看作接受中的具體化過程的另一種表現(xiàn)。
傳統(tǒng)的影響
中國近現(xiàn)代學術史研究，一個越來越引起注意的論題是現(xiàn)代學者在接受西方文化的過程中，對待傳統(tǒng)的態(tài)度，以及對學術傳統(tǒng)的具體繼承和突破。現(xiàn)代學者的成就一方面體現(xiàn)在以西方學術方式和具體觀念對文化材料進行整理和闡釋，另一方面也體現(xiàn)在自身對整個文化傳統(tǒng)的深厚素養(yǎng)。我們曾涉及王國維和朱光潛與傳統(tǒng)的關系，這里再從他們接受叔本華和克羅齊的方式上探討這一問題。
王國維和朱光潛在對待傳統(tǒng)價值觀的態(tài)度上，即使在最親近西方文化的時候，批評也是相當溫和的。他們在接觸西方文化前，都打下了較深厚的舊學功底，尤其倫理價值觀，他們在傳統(tǒng)的薰陶中幾已定型。盡管王國維在一些文章中曾發(fā)泄過“天才的憤懣”，顯示出對環(huán)境的強烈不滿，甚至在崇信叔本華時期還以西方價值標準對國民及傳統(tǒng)審美趣味進行了貶斥，但他從來沒有對作為理想的儒家價值觀這一文化核心進行過批評。朱光潛除了五十年代以后出于壓力批評過傳統(tǒng)價值觀——相對于同時代的其他人而言，仍非常溫和——以外，一直很少表現(xiàn)出對傳統(tǒng)的批評態(tài)度。但是在剛接觸西方學術的時候，他們都對傳統(tǒng)學術方式給予了相當?shù)偷脑u估。而且試圖以西方學術改造傳統(tǒng)。王國維《哲學辨惑》中認為西方學術優(yōu)于中國傳統(tǒng)：“余非謂西洋哲學之必勝于中國，然吾國古書大率繁散而無紀，殘缺而不完，雖有真理，不易尋繹，以視西洋哲學之系統(tǒng)燦然，步伐嚴整者，其形式上孰優(yōu)孰劣，因不可掩也。……且欲通中國哲學，又非西洋之哲學不易明也。……異日昌大吾國固有之哲學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學之人，無疑也。”5共2頁: 1
論文出處(作者): 他自己在對西方哲學史尤其是對康德、叔本華進行較系統(tǒng)的研究后，確實致力于以西方學術的眼光來整理評價中國哲學史，最著名的是他以性、理、命這三個哲學范疇為線索研究哲學史的《論性》、《釋理》、《原命》三文，他以叔本華、康德的哲學對幾個概念進行闡釋，再對中國哲學史上各家見解進行評價。從幾年前發(fā)掘的一些佚文看，王國維還用系統(tǒng)方法對從先秦諸子(老子、孔子開始)一直到清代的戴震、阮元的哲學進行了研究，這些論文大都概念清楚，條理分明，與傳統(tǒng)哲學大為不同。在接受叔本華時期，他還從學術心態(tài)和治學方式方面對傳統(tǒng)進行了否定。《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1905)認為中國“哲學美術不發(fā)達”，主要是因為傳統(tǒng)文化過于注重實用，而不重視純粹的真和美的研究，他在論及孔子這樣的哲學家，杜甫這樣的詩人都想當政治家，而國人的觀念也不允許獨立的哲學家和詩人存在后說：“夫然，故我國無純粹之哲學，其最完備者，唯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耳。至于周秦兩宋間形而上學，不過欲固道德哲學之根柢，其對形而上學非有固有之興味也。……于哲學則如彼，于美術則如此，豈獨世人不具眼之罪哉，抑亦哲學家美術家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與獨立之價值，而葸然以聽命于眾故也。”6
王國維從思維方式上對傳統(tǒng)學術的批評無疑幾乎達到了全盤否定的程度，他認為中國學術尚未進入自覺階段：“而在中國則惠施，公孫龍等所謂名家者流，徒騁詭辯耳，其于辨(按：當為辯)論思想之法則，固彼等之所不論，而亦其所不欲論者也。故我中國有辯論而無名學，有文學而無文法，足以見抽象與分類二者，皆我國人之所不長，而我國學術尚未達自覺(Selfconscious)之地位也。”7
我們在這里探討王國維與傳統(tǒng)的關系對接受叔本華的影響，卻論及他在接受叔本華后對傳統(tǒng)的評價，似乎有些離題了，實則不然，這種評價雖然形成于接觸叔本華以后，卻又反過來對接受方式產(chǎn)生影響，因為接受是一個過程，不是一個時間斷面。這種影響既表明也使他對西方的接受不是停留在觀念的層面上，而是著力于學術方式的接受，其中包括叔本華的論證方式和抽象分析的方式。盡管王國維疏離叔本華以后的史學、小學研究，很大程度得益于乾嘉學派的具體成果和治學方式，也得益于西方漢學家如伯希和、沙畹、斯坦因的研究成果，但如果注意他論證問題的思路和總體把握對象的能力，確非“乾嘉諸老所能范圍”，而“有得于西歐學術精湛綿密之助。”8因此可以說對傳統(tǒng)學術的深刻批判助成了對西方的深刻接受，最后成就了國故研究的功業(yè)。
如果說王國維的時代，接受叔本華多少要克服一些阻力，那么朱光潛的時代要想不接受西方文化，那得承受更大的沖擊力——這種沖擊力是引起的。事實上，王國維主動地投入西方學術和叔本華哲學的懷抱，而朱光潛是相當被動地接受了的洗禮的。他曾自述對待“”的認識問題。“那時我是處在怎樣一個局面呢？我是舊式教育培養(yǎng)起來的，腦里被舊教育所灌輸?shù)哪切┕潭ㄓ^念全是的攻擊目標。……你想我心服不心服？尤其是文言文要改成白話文一點于我更有切膚之痛。當時許多遺老遺少都和我處在同樣的境遇。他們咒罵過，我也跟著咒罵過。《新青年》發(fā)表的吳敬齋(按：當為王敬軒)的那封信雖不是我寫的，卻大致能表現(xiàn)當時我的感想和情緒。但是我那時正開始研究西方學問。一點淺薄的科學訓練使我看出是必需的，經(jīng)過一番劇烈的內心沖突，我終于受了它的洗禮。”9 王國維對叔本華的接受進入懷疑階段后，主要還在從事西方哲學、教育學和心理學的研究和翻譯，但從美學觀念上看，古雅說顯露出向傳統(tǒng)趣味靠近的趨勢。盡管我們已論述了境界說與叔本華美學的關系，但表現(xiàn)方式的改變確也顯示著接受中的變形與創(chuàng)造，既意味著與叔氏的疏遠，也意味著與傳統(tǒng)的親近。《宋元戲曲考》本身是接受叔本華的結果，因為叔本華看重敘事文學，王國維自承受其影響，而對悲劇的高度評價也要歸根于叔氏美學，但《宋元戲曲考》中對文學傳統(tǒng)的評價與深受叔氏影響的時候相比已發(fā)生極大改變。1906年的《文學小言》中說：“上之所論，皆就抒情的文學言之(《離騷》詩詞皆是也)，至敘事的文學(謂敘事詩、詩史、戲曲等，非謂散文也)，則我國尚在幼稚之時代，……以東方古文學之國，而最高之文學無一足以與西歐匹者，此則后此文學家之責矣。”10而《宋元戲曲考》中卻截然不同：“(元曲)其最有悲劇之性質者，則如關漢卿之《竇娥冤》，紀君祥《趙氏孤兒》。劇中雖有惡人交構其間，而其蹈湯赴火者，仍出于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也。”11對戲曲價值評價的陡轉反映了文化心態(tài)的急變，后來更進一步，對西方文化在總體上予以了否定評價。其擬上退位的宣統(tǒng)帝《論政學疏》草稿云：“原西學之所以風靡一世者，以其國家之富強也。然自歐戰(zhàn)以后，歐洲諸強國情見勢絀，道德墮落，本業(yè)衰微，貨幣低降，物價騰涌，工資之爭斗日烈，危險之思想日多。……臣嘗求其故，蓋有二焉：西人以權利為天賦，以富強為國是，以競爭為當然，以進取為能事，是故挾其奇技巧以肆其豪強兼并，更無知止知足之心，浸成不奪不厭之勢。于是，國與國相爭，上與下相爭。貧與富相爭，凡昔之所以致富強者，今適為其自斃之具，此皆由貪之一字誤之。此西說之害于心術者一也。……臣觀西人處事皆欲以科學之法馭之。夫科學之所能馭者，空間也，時間也，物質也，人類與動植物之軀體也。然其結構愈復雜，則科學之律令愈不確實，至于人心之靈，及人類所構成之社會國家，則有民族之特性，數(shù)千年之歷史與其周圍之一切境遇，萬不能以科學之法治之。而西人往往見其一而忘其他，故其道方而不能圓，往而不知反。此西說之弊根于方法者二也。”12
王國維對西學的最后評價既有其獨到的深刻之處，也顯示其根源于文化的偏頗，說明他于西方文化之精神了解并不透徹，更不用說徹底接受，也正說明王國維受傳統(tǒng)浸潤極深，他對傳統(tǒng)的疏遠只是出于青年時期的激情，而生活在痛苦的環(huán)境與時代，可望而不可及的傳統(tǒng)總給人以幻美——人們難以悟透這種虛妄，即使是王國維這樣相當深刻地理解了叔本華的人——不，或許最終王國維已經(jīng)真正悟透了？只是悟透之后，仍然對這個世界無能為力？
注釋：
1．蔣紅等編《中國現(xiàn)代美學論著譯著提要》，復旦大學出版社，1987.10版。 3．《王國維哲學美學論文輯佚》，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12版，172頁。
4．參看韋勒克《近代文學批評史》(2)，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10版，378頁。 6．《王國維遺書•靜庵文集•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102頁。
7．《靜庵文集•論近年之學術界》，98頁。
8．《王國維遺書•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三》
9．《朱光潛全集》，第3卷，444頁。 11．《王國維遺書•宋元戲曲考》，73－74頁。
12．《海寧王忠愨公遺書》，羅振玉《王忠愨公別傳》4頁。
關鍵詞：屈原 《天問》 回顧 成果
《天問》是屈原的代表性作品，自古號稱難懂。自漢迄今，諸多專家學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其文意漸漸能為人所了解。新世紀以來，學者們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深入探索，取得了不凡的成果，筆者就此進行了總結、梳理，希望能對此一問題的研究有所啟示和推動。
一、新世紀《天問》研究的回顧
新世紀以來，《天問》研究成果豐碩，大致可以分為考證類、內容綜合分析類、相關影響比較類、綜述類四大類。
（一）考證類
該類是新世紀以來《天問》研究中最主要的一類，其中又可以分為兩小類：一是對《天問》中單字或詞語乃至語句的考釋疏通。代表性的論文主要有：單周堯的《“后帝不若”解詁》（中國語文，2001.4），翟振業(yè)的《“肆”字解讀》（楚雄師范學院學報，2002.1），張燕嬰、張玉聲的《（天問）“石林”“虬龍”章句新說》（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4），董晨的《（天問）“順欲成功”意義之辨析》（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2.6）；另一類是考釋《天問》中某個歷史或者神話人物，或某歷史或者神話事件。代表性的論文有李永明、黃靈庚的《簡帛釋證》（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1），謝晨星的《從（楚辭？天問）看夏民族父權制戰(zhàn)勝母權制》（中國城市經(jīng)濟，2012.2）等。
（二）內容綜合分析類
對《天問》內容所進行的綜合分析，可以分為如下五個小類：一是對《天問》內容本身進行的研究，代表性的論文有：高炳生的《屈原的科學思想價值一一并試解“李約瑟難題”》（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063），有李川的《由屈子職司看“多奇怪之事”》（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2），周晶晶的《（天問）在那個昆侖神話新釋》（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2）。二是對《天問》的思想進行研究，代表性的論文有劉桂榮的《：詠史性的哲理抒情詩》（運城學院學報，2010_3），徐文武的《對“構成思想”的反思》（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_3）。三是對《天問》藝術特色進行研究，代表性的論文有殷光熹的《試論的藝術特色》（云夢學刊，2003.1），陳怡良的《的文學特質及其修辭藝術（上）》（云夢學刊，2009.2）、《的文學特質及其修辭藝術（下）》（云夢學刊，20093）。四是對《天問》創(chuàng)作主題形式地點進行研究，代表性的論文有趙逵夫的《天問的作時、主題與創(chuàng)作動機》（西北師大學報，2000.1），姚小鷗的《（天問）意旨、文體與詩學精神探源》（文藝研究，2004_3），崔楠的《（天問）題旨闡微》（長春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3）。五是以《天問》為載體探究其作者屈原的研究，代表性的論文有殷光熹的《從看屈原的歷史觀》（職大學報，2002.35L見楚雄師范學院學報，2003，1），王磊平、李蓮花的《心靈的宣泄――透過（天問）解讀屈原》（長春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2），陳全新的《從（天問）看屈原的懷疑精神》（青海社會科學，2008，2），石柱君的《從（天問）看屈原歷史觀》（大眾文藝（理論），2009，9）等。
（三）相關影響比較類
首先，對《天問》相關影響的研究，代表性的論文有左漢林的《屈原對后世文學的影響》（河北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學報，2002_3），董雪靜的《由看楚辭對漢賦的影響》（社會科學論壇，2003_3）馬慶洲的《論對的影響》（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3），史建橋的《屈原（天問）對歌詩結構模式地借鑒與超越》（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3）等。
其次，《天問》相關比較的研究，代表性的論文有胡遠鵬的《與》（福建師范大學福清分校學報，2008.3），董常保、熊剛的《對與所述三代史的異同比較》（成都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2）湯漳平的《與上博簡之比較》（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12）等。
（四）綜述類
《天問》研究或研究史的研究，代表性的論文有周建忠的《要籍解題》（南通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1），毛慶的《研究四百年綜論》（文藝研究，2004.3），楊成虎的《（天問）的研究與英文翻譯》（云夢學刊，2005.5），王長紅的《宋代研究管窺》（商丘師范學院學報，2009.4）等。
二、成績取得的原因
綜觀新世紀的《天問》研究，確實在各個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績，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能夠采用其他學科的材料及方法對《天問》進行研究。如鮮于煌的《試論屈原對三峽土家族“盤歌”的影響》，禹經(jīng)安的《與溆浦壁畫和盤歌》，碧蓮的《屈原與神廟壁畫》，紀曉建的《之“陽離”與楚人太陽崇拜》，劉石林的《楚地喪葬儀典中的“對花”與》，都能結合民俗學、人類學、圖像學，對《天問》的某個側面進行綜合研究。
翻閱時下的一些報刊，“異化”一詞的使用頻率頗高。然而仔細閱讀這些文章卻發(fā)現(xiàn)，作者們大都是望文生義，用錯了“異化”的概念。
“異化”（德文“die Entfremdung”，英文“Alienation”）一詞源于拉丁文“Alienatio”和“Alienare”，有脫離、轉讓、出賣、受異己力量的支配等意思。異化作為哲學概念，其含義是指主體在發(fā)展的過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動而產(chǎn)生出自己的對立面，然后這個對立面又作為一種外在的、異己的力量轉過來反對（控制）主體本身。在《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根據(jù)黑格爾的異化理論，提出了異化勞動理論，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下資本和勞動的對立。后來，馬克思在其成熟時期的著作中進一步揭示了異化是人的物質生產(chǎn)與精神生產(chǎn)及其產(chǎn)品變成異己力量，反過來統(tǒng)治人的一種社會現(xiàn)象。隨著在中國的傳播，異化這個概念在我國有近百年正確使用的歷史，主要在學術界。
商務印書館《現(xiàn)代漢語詞典》（第五版），對“異化”有三種解釋：一是指相似或相同的事物逐漸變得不相似或不相同；二是哲學上異化的概念；三是在語音學上指連發(fā)幾個相似或相同的音，其中一個變得和其他的音不相似或不相同。第一種和第三種的使用很少見，第二種的使用主要在哲學的意義上，現(xiàn)在已經(jīng)作為一種常見的對社會現(xiàn)象的分析，較為普及了。而我國傳媒上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異化一詞的概念，多數(shù)既不是應用哲學原理，也沒有按照詞典中的解釋使用，而是把異化簡單地當作某種事物本身的“異常變化”或“變質”。
例如，《新京報》2012年3月16日A2版的評論文章《消費者“被消費”異化了3?15》，講的是一些維權網(wǎng)站兜售消費者的投訴信息，使得3?15變成了某些人謀利的工具；《東方早報》2011年9月6日A23版的評論文章《康菲公司的“中國式異化”》，說的是在母國行為良好的外國公司，到了中國卻變得行為不端；《新民晚報》2012年2月6日A14版文章《誰把傳統(tǒng)節(jié)日異化成了“吃奢侈”》，說的是傳統(tǒng)節(jié)日習俗的“變異”。《新聞實踐》2010年第11期雜志封面的文題《記者人脈――思維的異化及影響》、《中國教育報》2012年2月12日第2版的文章《校園安保異化成了“圈養(yǎng)教育”》、《北京晨報》2011年9月16日A4版的評論文章《“少兒不宜”異化》等等，說的都是某種概念、行為或現(xiàn)象發(fā)生了變化，或“異常變化”或“變質”。
按照漢語的寫作和縮寫規(guī)范，不能簡單地將“異常變化”縮寫成“異化”來使用，在語法和習慣上都說不通。況且，很多作者在使用這一詞語的時候，不是因為錯誤地縮寫，而是望文生義，提筆就使用這個以前連《現(xiàn)代漢語詞典》中都沒有的詞匯。
詞匯是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而豐富的，特別是近幾年，網(wǎng)絡文學和社會化媒體的迅速發(fā)展使得很多詞有了新的含義，也創(chuàng)造出了不少新詞。《現(xiàn)代漢語詞典》作為漢語規(guī)范的工具書，其每一次的修訂，增收新詞和舊詞新義是重點之一。大眾傳媒使用新詞或對原詞的理解增添新義，都要遵循現(xiàn)代漢語詞匯知識的要領，不能望文生義，制造不符合詞匯組合規(guī)范的詞匯，或隨意對已有的詞匯平添與原詞義相去甚遠的內涵。大眾傳媒每時每刻面向公眾，詞匯的正確使用與否，對社會將產(chǎn)生很大的影響。傳媒亂用詞匯，會造成公眾對詞匯的認知混亂，因而傳媒使用詞匯要謹慎，要遵循語言文字規(guī)范，不能想當然地生造出某個詞的“新義”而攪亂視聽。
除了亂用異化概念外，我國傳媒對其他一些詞匯的亂用也很多，例如“博弈”這個古老的中國概念，自從20世紀50年代福布斯?納什的理論在中國借用了博弈這個詞以后，博弈特指一種矛盾形態(tài)（囚徒困境），而我國現(xiàn)在傳媒上博弈一詞滿天飛，等同于矛盾、斗爭，好像換一個詞匯就有新的內涵，其實完全沒新義，反而把博弈的當代科學內涵給攪亂了。傳播學界也有人在詞語上跟風，寫出驚人的“傳播即博弈”的論文。如果學術研究是這樣通過玩弄詞句完成的，學術就完結了。
“異化”、“博弈”等概念被傳媒濫用，反映了我國新聞傳播業(yè)務的職業(yè)規(guī)范機制尚沒有形成。國外媒體的寫作文體、用詞等都有一套不斷修訂的守則，如《紐約時報風格與用語手冊》、《美聯(lián)社風格指導》、《華盛頓郵報風格手冊》等。這些根據(jù)多年經(jīng)驗積累而形成的守則，使得記者和編輯在工作中避免了很多失誤，甚至新聞訴訟。我國新聞傳媒界目前沒有這方面的專門規(guī)范，只有面向整個文化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出版物漢字使用管理規(guī)定》，相當宏觀，難以落實在具體的新聞傳播業(yè)務上。借鑒國外同行的相關業(yè)務規(guī)范，是我國傳媒在文字使用規(guī)范方面應該邁出的第一步。
（陳力丹：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fā)展研究中心教授，本刊學術顧問；姜日鑫：中國人民大學本科生）
關鍵詞：易經(jīng)，八卦園林
中華思想文化的源泉是《易》。作為儒家六經(jīng)之一的《易經(jīng)》，有很長的形成和發(fā)展過程。相傳伏羲氏將其歸納總結，對蓍草反覆排列，而畫為八卦，這是原始的易。后經(jīng)周文王的悉心鉆研，將其規(guī)范化、條理化，演繹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有了卦辭、爻辭，人稱《周易》。它以簡單的圖像和數(shù)字，以陰和陽的對立變化，來闡述紛紜繁復的社會現(xiàn)象，顯示成千上萬直至無窮的數(shù)字，具有以少示多，以簡示繁，充滿變化的特點。到春秋后期，孔子對《周易》進行解釋和論說，完成十翼，即《易傳》。這樣，《周易》就發(fā)展成為一部內容博大精深的闡述宇宙變化的哲學著作。
一．八卦的形成
八卦是我國古代的一套有象征意義的符號。用“一”代表陽，用“--”代表陰，用三個這樣的符號，組成八種形式，叫做八卦。每一卦形代表一定的事物。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坎代表水，離代表火，震代表雷，艮(gèn)代表山，巽(xùn)代表風，兌代表沼澤。八卦互相搭配又得到六十四卦，用來象征各種自然現(xiàn)象和人事現(xiàn)象。在《易經(jīng)》里有詳細的論述。八卦相傳是伏羲所造，后來用于占卜。坊間亦用漢字“三求平未，斗非半米”來記八卦符號。
所謂卦，其實是古代勞動人民通過測量太陽位置，從而知季節(jié)、記錄勞作規(guī)律的手段。卦字的右邊“卜”字，是象形，表示在地上豎桿子，右邊那一點是太陽的影子。“卦”字左邊的“圭”字是尺子，用來測量影子的長度位置。論文寫作，八卦園林。通過長期測量，勞動人民掌握了春耕秋收的各種季節(jié)規(guī)律。所謂八卦，應該是在地之八方測量結果的記錄。論文寫作，八卦園林。所以，八卦是源于中國古代對基本的宇宙生成、相應日月的地球自轉（陰陽）關系的理解，是農(nóng)業(yè)社會和人生哲學互相結合的觀念體現(xiàn)。
《易傳》記錄：“易有太極（宇宙），是生兩儀（天地）。兩儀生四象（四季天象，長日照的夏季為太陽，短日照的冬季為太陰，春為少陽，秋為少陰），四象生八卦。”，而八卦再分“三爻”，自然是指二十四節(jié)氣。八卦符號通常與太極圖搭配出現(xiàn)，代表中國傳統(tǒng)信仰（儒、道）的終極真理----道。
二．八卦的發(fā)展
傳說在遠古時代，黃河出現(xiàn)了背上畫有圖形的龍馬，洛水出現(xiàn)了背上有文字的靈龜，圣人伏羲因此畫出了“先天八卦”。殷商末年，周文王被囚禁在羑（yǒu）里【古地名，在今河南省湯陰縣北】，又根據(jù)伏羲的“先天八卦”演繹出了“后天八卦”，也就是“文王八卦”，并進一步推演出了六十四卦，并作卦辭和爻辭。《易傳》是春秋時期的孔子所作。所以《易經(jīng)》又有“人更三圣，世歷三古”的說法。意思是說：《易經(jīng)》的成書，經(jīng)歷了上古、中古、下古三個時代，由伏羲、文王、孔子三個圣人完成。
三．《易經(jīng)》的內容
《易經(jīng)》是我國一部最古老而深邃的經(jīng)典，是華夏五千年智慧與文化的結晶，被譽為“群經(jīng)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是帝王之學，政治家、軍事家、商家的必修之術。論文寫作，八卦園林。如果從本質上來講，《易經(jīng)》是一本關于“卜筮”之書。“卜筮”就是對未來事態(tài)的發(fā)展進行預測，而《易經(jīng)》便是總結這些預測的規(guī)律理論的書。
上日下月為易。論文寫作，八卦園林。“易之為字，從月從日陰矣。”、“易者，日月也。”、“日月為易，剛柔相當。” 易歷來有一名含三義的說法：一是簡易，即“易”雖包羅萬象，但有一個最簡化的公式或“模式”，一切事物和現(xiàn)象都可以裝進這個“模式”里，都可以用這個“模式”來說明。論文寫作，八卦園林。即“大道至簡是也”；二是變易，即“易”是講變化之道的，也就是講“辨證法”的；三是不易，即“易”雖講變化，但這變化之“道”卻是永恒不變的，也就是可以“以不變應萬變”。
“經(jīng)”字的本義是指織布的縱線，跟“緯”相對。沒有“經(jīng)”正，也就沒有“緯”成，所以“經(jīng)”是主要的。人體氣血通路的主干也就稱為“經(jīng)”，如：“經(jīng)脈”、“經(jīng)絡”等；同理，也正因為“經(jīng)”的重要，所以記載一定階級最高思想道德標準的書籍、傳統(tǒng)的具有權威性的著作、或宣揚宗教教義的書籍，就稱為“經(jīng)典”、“經(jīng)書”等。
《易經(jīng)》包括《經(jīng)》和《傳》兩大部分：一是《經(jīng)》分為《上經(jīng)》和《下經(jīng)》。《上經(jīng)》三十卦，《下經(jīng)》三十四卦，一共六十四卦；二是《傳》一共七種十篇，分別是：《彖（tuàn）》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辭》、上下篇、《說掛》、《雜掛》和《序掛》（古人把這十篇“傳”叫做“十翼”，意思是說“傳”是附屬于“經(jīng)”的羽翼，即用來解說“經(jīng)”的內容的）。
《易經(jīng)》的最高理想，就是實現(xiàn)“天人合一”的境界。用《易經(jīng)》的話來說，就是“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自然界提供了人類生存所需要的一切，人在獲得自然界所提供的一切生存條件的同時，更要“裁成”、“輔相”自然界完成其生命意義，從而達到人之生命目的。《易經(jīng)》的這種“天人合一”的宇宙思維模式，充分注重了從整體的角度去認識世界和把握世界，把人與自然看做是一個互相感應的有機整體。它是《易經(jīng)》哲學思想體系中最重要的一個概念，也是我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
四．八卦與園林
《園冶》（明）計成著，是中國第一本園林藝術理論的專著。該書首先闡述了作者造園的觀點，次而詳細地記述了如何相地、立基、屋宇、裝折、門窗、墻垣、鋪地、掇山、選石、借景等10篇。論文寫作，八卦園林。《園冶》共三卷，其精髓可歸納為“雖由人作，宛自天開”，“巧于因借，精在體宜”兩名話，這兩名話的精神貫穿于全書。
《長物志》（明）文震亨著，共12卷，它更多地注重于對園林的玩賞，與《園冶》更多地注重于園林的技術性問題正可互為補充。1995年蘇州古典園林申報世界文化遺產(chǎn)時向聯(lián)合國遞交的文本就將這本著作列為蘇州古代造園理論專著。蘇州園林申報成功，《長物志》的名聲也就大振了。巧合的是文震亨喜愛的或者說擅長的藝術中有兩類現(xiàn)已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體遺產(chǎn)和非物質遺產(chǎn)，即蘇州園林，古琴藝術。
《園冶》與《長物志》兩本偉大的專著在造園思想和原則上是一致的，均突出強調了“因、借、體、宜”原則的重要性；強調造園不是單純地摹仿自然，再現(xiàn)原物，而是要求創(chuàng)作者真實地反映自然，又高于自然，盡可能做到使遠近、高低、大小互相制約，達到有機的統(tǒng)一，體現(xiàn)大地的多姿。它有的似山林，有的似水鄉(xiāng)，有的庭院深深，有的野味橫溢，各具特色。如蘇州拙政園，經(jīng)過造園家的巧妙布置，這一帶原來的一片洼地便形成了池水迂回環(huán)抱，似斷似續(xù)，崖壑花木屋宇相互掩映、清澈幽曲的園林景色，真可謂“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佳作。這與八卦形成過程中，伏羲用的三個對中國人影響很大的方法，即仰視（這是人類獨有的權力）、俯視（宇宙所有的東西在你身上統(tǒng)統(tǒng)能找到）、廣角（看得很周到、想得很周密）是不謀而合的。
總之，《易經(jīng)》對建筑學的影響主要和“風水”學說緊密相關，古代的城建布局、建筑設置等都要以《易經(jīng)》理論為指導，四合院就是陰陽平衡、和諧觀念建筑的典型。傳統(tǒng)建筑中的“九梁十八柱”等都是從《易經(jīng)》中獲得靈感，故宮角樓就是這種風格的典型。
參考文獻
1.[明]計成.園冶
2.[明]文震亨.長物志
3.游泳.園林史(第二版).北京:中國農(nóng)業(yè)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
關鍵詞：太極拳 哲理 養(yǎng)生
中圖分類號：G8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643（2013）10―0015―03
前言
太極拳作為中國傳統(tǒng)拳種之一，其自身包含著豐富的理論基礎和哲學思維，以其博大的文化承載能力和修身養(yǎng)性之功能以逐漸被更多人所關注和接受，長期以來人們對于武術的了解多側重于對其技擊層面的探求之上，這從某種程度上其實是對武術的一種限制。隨著現(xiàn)代人思想和文化意識的覺醒，加之人們對武術的了解，幾乎沒有人否認武術所具有的健身、養(yǎng)生、技擊的特性。太極拳，作為現(xiàn)代中華武術向外傳播的一張名片其所具有的藝術屬性是不可否認的，人們對于太極拳文化的認同性已經(jīng)遠遠大于太極其形本身。當然，每個時代都有各自的社會需求，作為主體的人在其物質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之后其更多注重的是一種心理的滿足和寧靜。太極拳所包含的人生哲理和智慧，所涵養(yǎng)的道德期許正是現(xiàn)代人欠缺和追求的。從中國哲學層面談太極拳的養(yǎng)生思想，體驗人生智慧追求人之本我或許也正是太極拳其價值所在。在其形的習練中，浙悟人生，使心靈由凈化而漸進深化。在嘈雜煩亂的現(xiàn)實世界中找尋心理的歸宿，真正使身體和心理有所寄托，這才能達到真正的養(yǎng)身，以及促進健康的目的。
1 太極拳中所包含的中國哲學思維
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沃土上衍生出的中國武術在其發(fā)展過程中以哲理命名的拳種不在少數(shù)，但能以哲理詳細論述且在拳法習練中貫穿其哲學蘊含的卻少之又少，太極拳作為中國武術的代名詞和向外傳播的名片，皆以《周易》理論貫穿于拳勢之中，以其易理闡釋拳理，要求練拳象其形、取其義、用其理。太極作為中國古代非常重要的一個哲學范疇，其包含著古代人們對于宇宙、自然的一個模糊認識。《易?系辭上》有：“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里所論之“太極”是派生萬物的本原。太極本指原始的混沌之氣。而其混沌之氣處在不斷的運行變化之中，運動本是太極的本質屙性，從某個角度而言太極就潛藏著運動的潛能，動靜互存，不離不棄，而正是太極的不斷運行才有動靜、陰陽。又因太極是無形無外之體，因此其運動也并不是人們平時所見物移。
“太極”一詞和武術直接發(fā)生關聯(lián)始自清代王宗岳的《太極拳論》：“太極者，無極而生，動靜之機，陰陽之母。動之則分，靜之則合。無過不及，隨屈就伸。人剛我柔謂之走，我順人背謂之粘。動急則急，動緩則隨。雖變化萬端，而理一貫”。這是關于太極拳理論最早的著作。太極是心，是心本論者對于太極觀念的充分發(fā)揮。從另一方面而言，太極拳更多是心性的鍛煉過程，不僅要求形態(tài)得到充分鍛煉更要求排除雜念。太極拳的每個動作都是身體各部位陰陽互變的運動，可以說太極拳運動即是一套陰陽變化之象，將太極陰陽變化之理貫穿于拳勢之中使身體部位，似有形之線牽拉，一動皆動，不撇不停，步隨身換、手與身應，內外相合整體運動。太極拳強調拳架動作需遵循陰陽變化之規(guī)律，才可保持一種動態(tài)的平衡狀態(tài)。練太極拳做到這種平衡，在內可表現(xiàn)為氣血順暢，在外可表現(xiàn)為動作協(xié)調，舒展。
2 太極拳對養(yǎng)生思想的啟示
2.1 中國傳統(tǒng)的養(yǎng)生觀念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會產(chǎn)生出不同的思維方式和文化特點，當一定的思維方式經(jīng)過原始選擇（這里有復雜的原因并具有極大的偶然性），正式形成并且普遍接受之后，它就具有相對穩(wěn)定性，成為一種不變的思維結構模式、程式和思維定勢，或形成所謂思維慣性。在中國傳統(tǒng)的思維觀念中，對于養(yǎng)生的觀念是極為重視的，從道教的煉丹術追求長生，到中國中醫(yī)中所倡導的延年益壽之法都在說明中國早期人們模糊的養(yǎng)生觀念，在現(xiàn)代社會，隨著人們醫(yī)療、衛(wèi)生、物質生活的充裕，養(yǎng)生再次成為人們關心的話題，各種養(yǎng)生館、足療、食療等等傳統(tǒng)的養(yǎng)生方式大量的出現(xiàn)，各種健身館、瑜伽等身體鍛煉場所也應運而生，足見人們對于身體健康的重視程度，隨著科技的進步醫(yī)療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的壽命也在不斷的延長，現(xiàn)代社會各種壓力，人們認為通過體育運動、健身等手段大量的出汗，一方面減緩壓力，一方面可以起到健身的功效，當然，這種健身的方式是社會中大多說人所采用的，也是短期內見效比較明顯的一種方式，通過身體鍛煉來起到提高身體健康的目的是非常好的一種選擇，但是，要真正起到養(yǎng)生的功效，健身是一個方面而更加重要的一點就是健心，使自己的心胸開闊，什么事情放的下想的開，也是我們傳統(tǒng)文化中的“費心勞形，雁過無痕”之意，其意思大致相同，就是使自己的心得到最大化的放松，真正的養(yǎng)生就是使健身和健心完美的結合，并不僅僅就是傳統(tǒng)觀念中對于身體的鍛煉。
2.2 太極拳中的養(yǎng)生觀念
使中國哲學現(xiàn)實化、清晰化、直觀化的太極拳使人們在現(xiàn)實生活找尋到了一種回歸田園的詩意，我相信人們對于太極拳的習練開始只是為了一個簡單的目的即養(yǎng)生，現(xiàn)代社會的發(fā)展人們在生活條件逐漸豐裕的同時更加注重自身的健康，而太極拳在現(xiàn)代社會作為一種健身養(yǎng)生的手段似乎成為了一種時尚，太極拳動作連綿不斷，柔和緩慢對于場地的低要求也或許是現(xiàn)代人所鐘愛的一個原因。中國傳統(tǒng)養(yǎng)生思想中有一種說法即，大動不如小動，小動不如微動。而這種說法或許更適合于陜節(jié)奏生活的現(xiàn)代人，人們在快節(jié)奏、高壓力的環(huán)境下有時也應該讓自己心情得到最大化的放松，所謂養(yǎng)生，身動是一個方面而更重要的一點或是一種觀念，一種思想和去掉世間名利的心境。太極拳習練者從最初簡單目的的形的訓練，到最后慢慢開始對于太極拳其思想的體驗是一個過程，即從經(jīng)驗的世界開始慢慢深化到對人生哲理的思考之上。但，所有關于形的訓練都是為了最后的超越，這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即是對人的潛力的挖掘過程，從這個過程中人們漸漸會發(fā)現(xiàn)，養(yǎng)生是一種理念、一種境界。這種觀念是一種看透一切、回歸本我、返璞歸真的狀態(tài)。中國的哲學大師或是對于人生有深刻體悟的人，其心境是安逸的、淡泊的、寧靜的。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看透一切回歸本我的狀態(tài)。這里所言的回歸本我，即回到人生本來之狀態(tài)，無欲無求的思想境界。現(xiàn)代社會的發(fā)展，人們似乎一直活在一種焦慮之中，生活的壓力、工作的壓力、學習的壓力，各種各樣的煩惱困擾著人的思想。人們需要讓自己的思想得到一種片刻的寧靜與休憩，用一種更具哲學化的方式去生活。
太極拳作為一種哲學思維的表達或許更加適合現(xiàn)代人們去習練，太極拳強調習練者，身動而心靜，這種狀態(tài)正是養(yǎng)生的最高境界。慢慢的靜下心來，讓自己的身體得到最充分的放松，拋開一切世俗雜念和煩惱。在意念的驅動下徐徐而動，甚至可以微閉雙眼，讓自己在充分的無我之境中自然而然的開始習練，感覺自己是在大自然的環(huán)境之中，回歸大自然的一個生命體，與自然輕輕的對話，交流。在這個過程中，一切的煩惱似乎已經(jīng)淡去，耳中所聽到的是自己的呼吸聲，是風聲是和大自然交流的聲音。真正達到了一種“恬淡虛無”、“寧靜自如”的境界，無拘無束，無牽扯勉強，從而感受到大自然無為的狀態(tài)體悟到人生的本來面貌。讓太極成為一種生活，融于生活。這就是一種最高級也最有效的養(yǎng)生和生活方式。所有技術性的練習都只是向更高層次邁進的一個過程而不是目的。太極拳所要達到的最終目的或是養(yǎng)生最佳之方式，或許正是一種心態(tài)。對人生有一種寄托，用太極的智慧解釋人生哲學的困惑，這應該是現(xiàn)代人所更加需要的一種性情。
3 從哲學層面談太極拳的養(yǎng)生思想
由混沌走向文明是社會發(fā)展的必然階段，易學之太極本就是指宇宙的混沌狀態(tài)之描述，太極拳之道就是順應宇宙自然的規(guī)律。使身體運動與宇宙大道的運動相聯(lián)系。在當今而言，太極拳似乎成為了武術的代名詞，某種角度而言太極拳的影響已經(jīng)遠遠超越了武術界。甚至，人們對于太極哲理的研究思考就是從太極拳而產(chǎn)生的。在中國傳統(tǒng)武術的思想體系中，“太極”一詞似乎具有更為深層的哲學意味。周敦頤《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太極與無極，并非是毫不相干的兩物。無極是對于太極狀態(tài)的描述，無極，就是太極得以充分彰顯的境界狀態(tài)。換言之，可以說無極就是太極之初始狀態(tài)。太極拳的站樁被稱為無極樁，其本意就是使身體恢復無極狀態(tài)，無極樁的上樁口訣為“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樁的狀態(tài)為，無我無他，無天無地。”由此我們所謂的無極即是恢復自然狀態(tài)，松下來，摒除雜念。太極拳的運動技法要求中就明確地指出，凝神靜心、排除雜念、回歸自然，練拳心貴靜、意守中，是意念的自然狀態(tài)。若意不能守中，在形則有貪欠偏倚之弊，在用則有呆滯不活之病。太極拳這種技法要求即是無極狀態(tài)的最好體現(xiàn)，由靜而動，由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即是此種道理。天地之道與拳術之道是相通的，也是一致的。從終極意義而言，天地之道就是太極拳之道。太極拳的理想運動就是以宇宙萬物的運行為其終極依據(jù)或原始動力的。通過對于太極拳哲學價值的分析和了解，對于動作的不斷練習，使人們不僅在身體層面，在心理層面也步步由凈化向深化發(fā)展，這也是一種養(yǎng)生的合理體現(xiàn)。
4 結語
太極拳作為中華武術向外傳播的一張名片，其本身蘊含著豐富的哲學價值，人們對于太極拳的習練不僅僅是因其動作的緩慢柔和，適合大多數(shù)人的身體特點，更在于其對人生哲學的思考上，通過太極拳的習練，對于人生智慧能有一個全新的認識和思考。太極之美貴在與自然的和諧，追求天人合一。太極拳的習練并不是簡單形的練習而是超越自然的心理訓練過程。練拳貴在練心，超越自我使心靈由凈化而漸趨深化是太極拳所要向人們昭示的一個道理。太極拳不僅具有用意、運氣、活動肢體等傳統(tǒng)導引術的優(yōu)點，還有其“動中求靜”的運動方式，通過此種方式和太極拳中所包含的哲學價值使人們不僅對于中國傳統(tǒng)哲學有所了解，更能從中生發(fā)自我對于人生的思考，達到養(yǎng)心、養(yǎng)生提高身體健康水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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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喬鳳杰.由松而靜，道法自然――漫說邱丕相教授的《悠悠太極養(yǎng)性情》[J].山東體育學院學報，2007（2）.
彭國元君最近出了一本新書，匯集他在省廣電多個部門工作這些年來的“論”類作品代表作，包括學術論文、隨筆、閱評文章和媒體評論，共計130多篇，名為《行走的思想》。此著乃是國元君20多年的思想苦旅和“文化樂旅”。
《行走的思想》最突出的特點是“文章合為時而著”。全書130多篇文章，均為關注媒體的現(xiàn)實之作。《閱評篇》中的62篇文章，多為一事一議，一文一題。所議所評，視野開闊，宏微并舉，是湖南媒體當時的重大事務或普遍現(xiàn)象，有的是出色的成就，有的屬于新問題；對成就予以肯定，對問題提出警示。由于這些文章接地氣，抓典型，重思考，見理性，準、快、新、活，皆產(chǎn)生了良好的作用。如首篇《應加大對湘西地區(qū)開發(fā)的宣傳力度》，先評述省內幾大主要媒體對省委省政府湘西地區(qū)開發(fā)工作會議的報道現(xiàn)狀，然后提出3條建議，其中第二條建議省委宣傳部聯(lián)合有關部門開展一次“走進大湘西”的集中采訪活動，為后來全省媒體開展的“走進大湘西”等系列采訪報道活動起到了助推作用。從2013年11月5日起，湖南衛(wèi)視《新聞聯(lián)播》推出系列特別報道《縣委大院》，在社會上引起熱烈反響。該節(jié)目播出了6期的時候，11月11日，作者即撰寫了《這樣的“縣委大院”值得夸》一文予以肯定和推介。《立體宣傳兩型社會建設》、《經(jīng)濟報道的視角創(chuàng)新》等文，則點評了媒體業(yè)務的技術技巧創(chuàng)新問題。書中的《隨筆篇》等，與《閱評篇》一脈相承，一以貫之。總之，全書的許多篇快速呼應媒體，既從媒體實踐中來，又到媒體實踐中去，合宜，管用。
今天看來，《行走的思想》見解成于當時而許多觀點至今有用，因而兼具著述和史料價值。作者既密切關注媒體現(xiàn)實和實踐，更注重闡發(fā)傳媒理論和思想，追求立言，并企望自己的觀點能夠“穿越”歷史，留存來者，而不是一時應景之作。《論文篇》的前幾篇，分別論述新聞批評、新聞真實、媒體誠信、輿論引導、媒體踐行群眾路線等問題，論述的都是傳媒領域需要不斷探討的基本理論問題，也是可以常論常新的重大問題，所論皆務出陳言，創(chuàng)為新說，堪稱力作。如《新聞批評的哲學思考》，成文于1999年。文章先論述新聞批評的哲學依據(jù)，講了兩條原理；再闡述新聞批評的哲學把握，從四個方面展開。文章追朔論題的哲學本源和固有內涵，堅持理論研究緊扣當前實際，條分縷析，自圓其說，終成一家之言，所論各點至今存而不廢。全書一百多篇文章，時間跨度達20年以上，從早先的“三貼近”、反“三俗”、去“四害（有償新聞、虛假報道、低俗之風、不良廣告）”、新聞界“三項學習教育”活動，到新近的媒體“走轉改”、傳播正能量、傳媒領域反“”，都有涉及，可謂“踏石留印”。從中，讀者得以歷歷在目地窺見湖南及國內媒體的一段歷史行程，見著其間的各個關鍵節(jié)點和精彩瞬間，了解一批有意義有味道的傳媒精品和業(yè)內掌故。因而，本書對于媒體人特別是年輕的媒體新人和即將入行的大學畢業(yè)生，乃是一本很有益的讀物。
《行走的思想》給人的一個重要啟示是，媒體實踐是大有學問的，傳媒實務需要科學有用的理論。國元君的新著再一次雄辯地證明這一點。做媒體，無論是平面媒體還是廣播電視媒體，傳統(tǒng)媒體還是新媒體，無論什么樣的傳媒業(yè)務，策劃還是實操，做新聞節(jié)目還是做綜藝節(jié)目，無論媒體老總還是一線創(chuàng)制人員，其間都有學問，有理論，思想的東西才是定海神針，腦力波長甚為要緊，高出一籌和快人一步從來是媒體致勝的圭臬。懂理論才能有作為，有思想才會出佳作。
網(wǎng)絡上最近有關高校的熱點問題之一，是討論大學生要不要寫畢業(yè)論文的問題，寫畢業(yè)論文對大學生來說，似乎是天經(jīng)地義的事情，為什么會成為一個問題呢？因為許多學生越來越不會寫論文了，所以畢業(yè)論文太“水”，或者學生干脆用別人論文來拼貼，或雇用“”發(fā)表。
不要說對社會的責任，對自己也越來越淡薄了，這是大學生個人的過錯，還是我們高校的過錯呢？無論高校教育整體情形如何，總有一些極具挑戰(zhàn)常人想象力的個案使我們若有所思，譬如北大學生畢業(yè)后賣豬肉，更有清華哲學系學生畢業(yè)后入寺為尼，將自己的論文甚至對人生的終極探索寫在寺廟里。
智宏法師現(xiàn)在是普陀山佛學院教師，1995年出家，出家前她是清華大學哲學系的學生，因為“在哲學中沒有找到需要的答案”，她選擇了宗教，進入了佛門。其實，佛教與中國的道教一樣，最初都是哲學范疇上的一種世界觀或人生觀，極度輕視物質財富，而將人的精神境界看成高于一切的價值。也就是說，無論是佛教還是道教，最初都是沒有神靈崇拜的，只是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因為信眾的極度崇拜，而形成了神靈體系。一些人將建廟侍神看成了目的，而將人的超度與拯救忽略了。“和尚”的本義是師傅或導師的意思，就是能夠通過精神引導，使人們認識到生命的本質意義，忘卻生活中的苦難，通過頓悟與修行，使自己靈魂升入涅槃，獲得永遠的幸福。
和尚引導人們放棄俗世浮華，獲得生命輪回中的超度，菩薩則是救苦救難，普度眾生，譬如觀音菩薩就是信眾們心目中的救苦救難的象征，而地藏菩薩則發(fā)誓要在地獄里拯救每一個受苦受難者，然后自我拯救。可惜的是，宗教的東傳過程，既是神化過程，也是世俗化的過程，更多的人并不是通過頓悟放棄身外之物，追求生命本真的意義，而是通過燒香膜拜來獲得神靈的幫助，以獲得切身的利益，觀音因此也就成了送子觀音與送財觀音。現(xiàn)在許多寺廟香火鼎盛后面，充斥著迷信與交易，甚至將寺廟做成了利益集團，香客們在這里似乎是購買精神安慰產(chǎn)品。
清華大學畢業(yè)生進人寺廟有著重大的意義，一方面她的哲學追問精神使她不可能趨勢附俗，另一方面她更能本真地對待自己面對的一切。我們看到智宏從2001年至今，已經(jīng)收養(yǎng)了26名棄兒，其中的20多名棄兒已經(jīng)在國內的一些佛學院就讀或畢業(yè)。為了孩子的讀書、生活、治病，智宏法師修建寺院大殿的事一直拖延，“如果看到孩子的苦難，卻視而不見，念佛又有什么意義？”是啊，宗教無法論證天國的榮華，但可以直面人間的苦難偉大的宗教體現(xiàn)的是人本主義精神，而非神本主義迷信。
這位清華女生成為比丘尼，并致力于救濟孤兒，最使人想到臺灣慈濟功德會的創(chuàng)辦人證嚴法師。證嚴法師年輕時即入佛門，看到當時許多窮苦人因貧病而遭受苦難，發(fā)誓要為窮人建醫(yī)院學校，一樸素的想法形成后來慈濟功德會“人間佛教”的人文理念。40多年以來，證嚴法師籌集了逾百億元新臺幣的善款，在慈濟功德會的幫助下全球各地蒙恩受惠的貧民、病人、災民不計其數(shù)。如今的慈濟功德會，已經(jīng)發(fā)展成為一個龐大的國際性慈善救濟組織，其范圍涉及慈善、醫(yī)療、教育、人文、環(huán)保、社區(qū)志工、骨髓捐贈、國際賑災，用慈濟的術語來說，就是“四大志業(yè)法印”。慈濟功德會也成功“登陸”，成為第一個在大陸合法營運的臺灣宗教性質的慈善組織。
是什么原因使證嚴法師由傳統(tǒng)佛教轉入人間佛教呢？
原來，在證嚴法師年輕的時候，遇見二位來臺灣的西方修女，在交流過程中，修女對證嚴說，佛教追求的是個人頓悟與超脫，缺少人間關懷;基督教興辦慈善機構，譬如育嬰園，收養(yǎng)被遺棄的孤兒，辦基督教學校甚至醫(yī)院，為什么佛教不能致力于這樣的關懷呢？一語驚醒夢中人，證嚴由此走向了人間關懷之路。
2005年秋天，我有幸拜訪了位于臺灣花蓮的慈濟功德會總部，發(fā)現(xiàn)那里寺廟氣氛并不濃，卻像一家博物館，里面沒有燒香拜佛，也沒有偶像供奉，而是通過清雅的環(huán)境來展示慈濟功德會的人文理念，大量的圖片無聲地述說著他們在全世界范圍內的所作所為，參觀完展示，我最大的感受是，這里沒有神的形象，但卻通過人的力量，創(chuàng)造了神跡，而且其慈善不是隨機性的，而是有組織有方式的團隊機構來完成。還有就是沒有煙霧繚繞，也沒香客喧嘩，也就是沒有對環(huán)境造成污染，沒有一些寺廟里無處不在的捐款箱，但他們卻有上千萬的義工在全世界各地為慈濟事業(yè)而奉獻著。當他們將善款或捐贈轉達到受贈對象手中時，他們都在真誠地感謝對方，因為是對方使自己感受到了愛與關懷，付出愛使每一個都受到一份內心的感動。人們發(fā)現(xiàn)慈善也是內心的一份情感需要。
現(xiàn)在，大陸的少林寺正在圖謀向臺灣“擴張”，要在臺灣建立少林分寺。臺灣的慈濟基金登上大陸，靠的是普世關懷，是通過基金對災難的救助與貧弱的扶持，我不知道少林寺除了功夫，還有沒有其他人文關懷的內涵可以在臺灣獲得民眾的廣泛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