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1-29 15:51:24
開篇：寫作不僅是一種記錄，更是一種創造，它讓我們能夠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將它們永久地定格在紙上。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12篇五方雜處，希望這些內容能成為您創作過程中的良師益友，陪伴您不斷探索和進步。
每天下班的路上，我都會聽電臺的相聲廣播。一段段相聲妙語連珠幽默詼諧，即使堵車也沒那么難受，似乎路程也沒那么長了。有時聽得上癮，到家了都不舍得上樓。哪怕是聽過多少遍的老段子，也得等到包袱抖出來才算完。這就是相聲的魅力。
不過，在下班路上聽相聲唯獨有一點最難熬，那就是相聲段子里經常離不開各種美食，而且總是描述得繪聲繪色。饑腸轆轆的時候聽到這些，實在是讓人煎熬。相聲里的美食太多了，就說最傳統的《報菜名》，里面的滿漢全席咱是沒吃過，也不眼饞。可大餅卷醬肉聽著實在饞人。還有《吃元宵》，江米元宵桂花果餡，一文錢買十個，吃完了再喝幾碗甜絲絲黏糊糊的元宵湯。每次聽到這個，都恨不得立即煮碗元宵吃。還有相聲里講吃烤鴨，除了用薄餅卷著吃，鴨皮蘸白糖，還有一種吃法是用現烤出來的熱燒餅夾著吃。這吃法確實新鮮，正如相聲里調侃的那樣――“聽相聲長知識吶！”
那么，相聲與美食，為什么會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呢？我想，這是因為相聲與美食一樣，都是來源于民間的、集合了群眾智慧的、歷史悠久的傳統文化。既然是傳統文化，就會有無數的交集，融合在一起。
相聲是天津老百姓聽不膩離不開的。在這座九河下梢、五方雜處的城市里，相聲不僅是一種文化，更是一種習俗，甚至是一種習慣。在天津衛聽相聲，絕對不是曲高和寡的清高藝術，而是融入平常百姓生活的。在茶館里喝茶水，嗑瓜子兒，冬天吃青蘿卜，夏天吃西瓜，聽完之后哈哈一樂，所有的煩惱都煙消云散了。回家的道上，想起剛才相聲里提到的包餃子，突然饞這口兒了，于是買上一斤羊肉一棵白菜，回家包餃子去嘍。這就是最普通不過的、愛聽相聲的天津老百姓的生活。
愛相聲的天津人，沒人不知道“二伯”的。在天津話里，這個“伯”字不念bó，而念bāi。“二伯”其人，就是一個親切的鄰家叔叔形象，熱情、幽默、碎嘴子，還透著那么一股子機靈、善良和熱愛生活。“二伯”，主業天津電臺相聲廣播主持人，尊姓張名宸，資深吃貨。他的拿手好戲就是在廣播里用相聲段子里的美食饞人，回家之后做好吃的拍照發到微博上饞人。以后，他又有了饞人的新途徑，就是“二伯談吃”這個欄目。一期欄目，三道美食，希望您看得開心，吃得解饞――那位說了，我看是看見了，怎么吃啊？別著急，二伯不是把做法都告訴您了么？趕緊回家，買點肉和杏鮑菇，做一碗香噴噴熱乎乎的“二伯炸醬面”吧！
雖然，在現存史料范圍之內，欲求了解此次民族遷徙之概況，其道亦非無由。其道惟何?曰，由于僑州、郡、縣之紀載是。良以是時于百姓之南渡者，有因其舊貫，僑置州、郡、縣之制。此種僑州、郡、縣詳載于沈約《宋書·州郡志》，蕭子顯《南齊書·州郡志》，及唐人所修之《晉書·地理志》中。吾人但須整齊而排比之，考其僑寄之所在地及年代等等，則當時遷徙之跡，不難知其大半也。茲編所述，即為依據是種
紀載，并佐以列傳中材料，研究所得者。惟地理參差，于晉江左及南北朝為尤甚，沈約生方其時，猶有“巧歷不算”《州郡志》序之嘆，何況千數百年后之今人?故疏漏闕略諒所不免，但求能無大疵耳。
本西晉十九州，后分為二十一州。東晉初立，但在荊、揚、交、廣、江、湘六州，徐州一半，豫州唯得譙城；司、兗、豫、冀、幽、并、平、雍、涼、秦、青及徐之淮北盡沒北族，梁、益、寧則為巴氐李氏所據。東晉治下之地接受移民，北族治下之地輸出移民；李氏則頗能與民休息，其民甚少外移，后又為晉所并，遂亦轉而接受移民。見于晉、宋、齊《志》者，北方諸州并有輸出移民，獨平州無①；接受移民只限于江域諸州，寧、交、廣三州無②。蓋以平州僻阻遼域，所遭兵革之禍較淺，即須播徙，亦多近遷朝鮮，罕有遠走江南者；寧、交、廣，處荊、揚、江、湘、梁、益之南，北人之南渡者，極少有能越荊、揚諸州而至于此諸州者也。茲先以現行省制劃分接受移民區域，分別論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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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志》云：自夷狄亂華，司、冀、雍、涼、青、并、兗、豫、幽、平諸州一時淪沒，遺民南渡，并僑置牧司。但遍查諸志，皆無以平州移民所創立之僑郡縣。《宋志》蓋概括言之，非是實指也。
② 此據僑州、郡、縣之紀載而立言。實際其時中原流民之棲止地，自不限于僑州、郡、縣之所在。林谞《閩中記》：永嘉之亂，中原仕族林、黃、陳、鄭四姓，先入閩。客家初次南徙，據近入研究，亦在此時。則中原人有遠徙福建、廣東者。惟本篇所述，專從大處著想，故未遑及此。
江
蘇
江蘇省所接受之移民，較之其他各省為特多，以帝都所在故也。見諸《宋志》者，計有僑郡二十三，僑縣七十五①。其中來自北方諸省者，以山東占極大多數(十五僑郡、三十九僑縣)，河北次之(一僑郡、五僑縣)，河南、山西、陜西又次之(河南一郡、二縣，山西三縣，陜西一郡、一縣)，獨甘肅無。而本省及安徽省境內淮南、北之人，又多有僑在江南、北者(本省三郡、二十一縣，安徽二郡、三縣)。至僑民麕集之地，則江南以今之江寧、鎮江、武進一帶為最，江北以今之江都、淮陰諸縣地為最。
茲據《宋志》，表蘇省境內之僑州、郡、縣如下．并以東晉、宋初及南齊之制之異于是者，列入備考焉。以次各省仿此。表中凡地名不標，見于備考中之僑地標以“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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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志》于晉、宋、齊三志中為最精，且《晉志》紀僑州、郡、縣略而不盡，南齊時則已多并省，故茲篇論列，每舉《宋志》以為表率。
② 本地僑地在今某省某縣，悉據《大清一統志》。凡僑縣之無確地可考者，即以其所隸郡之僑地為僑地。例如，承僑在何地不可考，以蘭陵郡僑在武進，亦作武進。
《宋志》：“南徐州備有徐、兗、幽、冀、青、并、揚七州郡邑”(南徐州今鎮江武進一帶)，實查則又有司州之廣平郡，后省為縣，豫州之南魯郡，領魯縣，并隸南徐州。五方雜處，無遠勿至，蓋以此州為最。
安
徽
關鍵字：武漢 老房子 歷史 意義價值 保護措施
中圖分類號： TU241.5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 武漢老房子的相關背景
曾經有人說“一座城市沒有歷史，就如同一個人沒有靈魂。老房子承載著城市的歷史，是不可再生的珍貴資源。”武漢在建國以來便成為了軍事政治要地，這段歷史賦予了武漢一個無可替代的靈魂，這座文化古城在經歷了百年風霜后，沉淀下了許多珍貴的歷史回憶。
多少歲月在這百年歷史的時光中消逝，而那一座座帶有歷史痕跡的建筑在這歷史的長河里又鑒證了多少或沉重或欣喜的過去。武漢素有“萬國建筑博物館”的美譽，自1861年漢口開埠以后，英，法，德，日等國相繼在漢口開辟租界，建立領事館，設立銀行、工廠、教會等，隨著西方建筑的興起武漢建筑也發生了巨大轉變。原本由原始的木構架為主體支撐的建筑逐漸轉變為融合了各國文化元素的歐式建筑，是歐洲傳統文化與武漢特性的完美結合，這些百年建筑彰顯著武漢輝煌的過去。
2武漢老房子里份的特色
2.1武漢老房子里份建筑的形式和風格特色
里份型住宅主要采用中國傳統建筑中的對稱格局，按其結構形式大體分為普通里份住宅、中檔里份住宅和高檔的里份建筑三種類型。
為了在夏天緩解武漢這一火爐城市的炎熱環境，里份建筑在設計上不僅設計良好的通風，設置遮陰設備，并且將窗戶設計為內外兩層，內層為玻璃窗，外層為木制百葉窗。當陽光照射住宅時，關上外層百葉窗，既遮蔭，又保證室內通風。
里份建筑的局部裝飾尤為細致，木制門窗做工精細并結合傳統的建筑設計風格。窗戶隔柵上多有精美的雕刻，既美觀又實用。傳統的木制裝修為里份民居增添了幾分古樸和典雅。二十世紀30年代之后，新式建筑對裝飾的講究延伸到了大門、窗戶以及山墻，且裝飾更加融入了歐式風格。在總體布置上，更多地考慮朝向、通風、采光等要求。通過這些歐式風格與武漢特色的完美融合，我們可以追溯過去的光景，它們是城市的光輝歷史與滄桑歲月最寶貴的見證者，這些匯聚了歐洲元素和本土風格的建筑，成為了街道上一道道亮麗的風景線。
2.2武漢老房子里份建筑的歷史文化魅力
國家勘察設計大師崔愷曾說：“建筑之于我是一種審美，一種文化，一種交流。”此話用于優秀的里份建筑同樣恰如其分。穿梭于里份民居之中，就如同走進一段仍在延續的歷史之中并與歷史進行了一場穿越時空的對話。通過對話，我們可以領悟建筑師獨具匠心的建筑構思和對建筑、對美的理解，可以重溫對歷史的回憶，我們可以從中感悟深層的文化內涵。里份一直被稱做“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標本”，那精巧嚴謹的建筑結構，曲徑通幽的寧靜生活，以及漢派文化的濃郁厚重，無不令人神往。
里份中鄰里關系非常密切，大家長年生活在那里，互幫互助，娛樂休閑，形成了融洽不可分的大家庭。里份的入口處都設有牌樓，牌樓標示著里份的名稱，證明了這段歷史的真實性。西方學者眼中武漢“五方雜處”的風貌就此形成于里份——“雜處”并不單體現在建筑上，也體現在里份里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上。 里份不僅是物質遺產，也是飽含情緒的精神產品，其中蘊藏了深厚的文化意韻。
3武漢老房子的現狀問題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城市人口也在不斷膨脹，住房問題越來越嚴重。在這樣一個日新月異的時代，那些老房子的處境岌岌可危。近年來，武漢市的舊城改造如火如荼，老城區大多被高樓大廈所取代。處于繁華地段的老里份也不可避免地成為被拆除的對象。在發展武漢這個中心大城的同時，人們卻忽視了那些賦予武漢獨特的文化內涵和人文精神的歷史產物。一些承載著歷史滄桑和延續著老武漢文化的老街區、老房子被推倒了，一些很有歷史文化韻味的老建筑被鏟平了，這無疑是對武漢歷史文化的踐踏和摧殘。有些建筑依舊風貌依舊，得到很好的修葺和保護。可是有些建筑卻常年無人問津，有的因為常年失修變得殘破不已，有的甚至被限令。
結語
對老房子保護措施要以恢復老街區的活力為宗旨。其中的改造設計與維護工作都是非常復雜而漫長的，不是某個單方揮揮手能夠完成的任務。它需要有政府參與、居民義務、專家職責，以及來自社會各方的資金及技術等方面的投入共同協作完成。老街區對于武漢這個歷史文化名城的意義是及其重大的，它讓大武漢充滿了重重的歷史與文化氣息，我們真的希望通過我們共同的努力，有朝一日，她能重顯風光讓現代的武漢變得更有魅力!
老房子的保護它所形成的城市肌理、空間環境、生活形態、文化傳統等，應該能夠通過梳理、保護和再生，找到它在現代城市發展中可持續性的土壤。老房子的生存抉擇并非是單向度的只是為自身尋求生存空間，而是與現代城市建設更健康、更和諧的人居環境的目標之間有著良性互動。
老房子不是城市發展的負擔，而是獨一無二的、不可再生的寶貴資源。采取怎樣的策略，以協調和引導各方利益、規范法制、建立科學有效的政策執行過程，使老街區能在新的城市文脈環境中煥發獨特的光彩，使它們與新的城市元素編織、交疊成多元復合的新的城市文脈，這是我們應該緊迫地思考和實踐的。
參考文獻
[1]. 武漢城市規劃局.武漢市城市規劃志[M].武漢:武漢出版社, 1999.
現在吃的用的講品牌，老年間也一樣，丁少爺的大號就是天津糖堆兒小吃行最響亮、最叫絕的名牌。丁少爺是誰?堂堂大少爺怎么又賣開糖堆兒了?這還得從頭說給您聽。
北門外富戶“大關丁”
天津自明朝永樂年設衛，聚合而眾，五方雜處。據丁氏家譜中的《天津大關丁氏支譜》中記載，丁家祖居浙江紹興。隨燕王掃北而至天津，堪稱地道的老老天津衛了。丁家人喜好文墨，經常接觸官家，一來二去有人就在天津鈔關謀得了收稅的差事。
鈔關又叫常關、大關，在北門外南運河畔。老天津是萬商云集的大都市，水陸便捷，舟車熙攘，貨物進出無數。鈔關就是收稅的肥地方。在這里辦事的除了丁家，還有胡家、馬家、劉家等，俗稱“大關戶”。鈔關設有稅房和銀房兩個機構，稅房收上來的銀兩。大宗的由銀房化制成元寶上繳國庫，剩下的零碎銀子自然進了大關戶的腰包。丁家就是這樣的殷實門戶，豐衣足食，養尊處優。由于大關戶持有皇上特發的“龍票”，所以幾代世襲，天津人久而久之就稱之為“大關丁家”了。清朝末年。丁家少爺丁伯鈺繼承了這份差使。
丁伯鈺的天津之最
丁伯鈺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自幼就是錦衣玉食的公子哥，接手鈔關那年才16歲。收稅的事自不必說。單說兩件丁伯鈺在天津最牛、最露臉的故事。
那時候外國人剛剛發明了自行車，進口到中國的寥寥無幾，價錢不菲。丁少爺有用不完的銀子，就喜歡上了如此鳳毛麟角的鮮兒，買!他舍下豪華的八抬大轎，騎上自行車在城里城外兜風，沒有人不驚羨叫絕的。丁伯鈺成為天津城第一個騎自行車的人。春風得意的丁少爺也沒忘了老街舊鄰們。天津城廂當時沒有路燈，丁伯鈺每天晚上散差回家雖然是坐轎子，但是深一腳淺一腳很不方便。這哪成。于是丁伯鈺自己掏錢買來上好的進口煤油，在他往來的路上安裝煤油燈照明，同時方便百姓。李鴻章很快知道了此事。欣喜之余特別奏請朝廷。為丁伯鈺賞戴花翎。丁少爺在街道裝設路燈的善舉一時間佳話如云。
大少爺自立賣糖堆兒
從小就愛對吃食刨根問底有研究的丁少爺也愛吃糖堆兒，串胡同賣的、擺攤賣的，他吃遍了多半拉天津城都覺得不順口。據丁氏族人丁幼齡回憶，一次偶然的機會，老北京九龍齋的一位姓王的老爺子蘸的糖葫蘆讓丁伯鈺叫了絕，到了幾天不吃就夜不能寐的程度。丁伯鈺一打聽才知道，原來王老爺子曾在御膳房當過差。點心糖果小吃無一不精，蘸出來的糖堆兒當然有名堂了。于是。丁伯鈺花大價錢把老爺子請到天津，請進丁家客廳，讓老爺子表演蘸糖堆兒的手藝。從選果到最后吃到嘴里咂滋味，所有的一切細節。丁少爺看得一絲不茍，牢記在心，而且自己還嘗試著蘸上幾串，圖個樂子。
話說天有不測風云，1900年庚子戰亂，天津鈔關被裁撤。丁家被抄，好端端的日子一下子全毀了。幾乎窮困潦倒的丁伯鈺依舊保持著耿直的脾氣秉性，不愿意受人接濟，再難也要自食其力，無奈的昔日大少爺想到了蘸糖堆兒的手藝。
雖然丁伯鈺是在蜜罐里長大的，但他做事認真。操持這混飯吃的糖堆兒小買賣也有板有眼，他琢磨著要蘸、要賣就得地道、實在，因為衛嘴子們吃過見過，大少爺的身份不能讓街坊四鄰笑話。
糖堆兒絕活講究多
丁伯鈺的糖堆兒怎么個叫絕法?先說紅果。丁伯鈺將天津薊縣的北果、河北涿縣的東果、山東濟南的南果等一一嘗個遍，哪的果子好用哪的。不怕貴。他親自過手挑選果子，傷皮的、有蟲的、個小的一概不要。為了給紅果剔核，他還專門做了一把刀子。
丁伯鈺蘸糖堆兒講究用冰花糖，而且是從老字號買來的進口糖，熬糖的時候還要加入糖稀。熬糖火候最關鍵，先旺火后文火，熬的過程中他聚精會神，不許家里人多說話，以免分散精力走神熬過火。這就是一絕，只有這樣蘸出來的糖堆兒才有口感、不粘牙。丁伯鈺的糖堆兒掉在地上不沾土，放在羊皮襖上不沾毛。如此絕活不是一般賣糖堆兒的能做到的。
丁伯鈺所售的夾餡(什錦)糖堆兒也很有特色。煮豆餡用紅白小豆，不摻雜豆。餡中一比一加紅糖，加玫瑰醬、桂花醬等，不惜成本。紅果填上餡后，還要在豆餡上擺上核桃仁、瓜條、京糕，擺成蝴蝶形、花形燈，煞是好看。丁伯鈺在什錦糖堆的最后一個紅果后還加上一個金橘餅，以豐富口感。另外，丁伯鈺做的薰 棗糖堆兒、海棠果糖堆兒、琥珀核桃仁糖等其他品種也相當贏人。
過大年期間，天津人向往紅紅火火的日子，更講究吃糖堆兒，尤其講究給姑奶奶送糖堆兒。這日子。丁伯鈺也格外有興致，蘸些“老虎頭”糖堆兒應時景。所謂“老虎頭”是把蘋果切開，在切面上抹豆餡，再配以瓜條、京糕、核桃仁等小料擺成老虎臉的樣子，虎眼是用葡萄點綴的，活靈活現。
買賣不大少爺譜兒
別小看丁伯鈺賣糖堆兒，大少爺的架子不倒。定量制作，求精，不接受訂貨。丁伯鈺只在晚間挎提盒走街串賣，后來還雇人提挑子，他在一旁拿著撣子，瀟灑自得。他常去的地方是針市街、估衣街、大胡同一帶，售完為止。因為是優中選精的真材實料。所以糖堆兒的價格也比一般的要高，愛買不買，從不掉價，這多少也有些大少爺的派兒。
筆者采訪一位近百歲老天津衛得知，老人年少的時候在估衣街學買賣，他在那時候的晚間經常見到丁伯鈺賣糖堆兒，丁伯鈺大高個。長方臉，面色紅潤，留著漂亮的仁丹胡，穿著始終很講究，干凈颯利，走起路來也矯健，真有一副闊少爺的樣子。丁伯鈺每天晚上8點前后一準從估衣街西口進來。到了商號門口，把提盒往臺階上一放，只吆喝一聲“堆兒――”就得。買賣不強求，如果沒人應，丁伯鈺接著走下一家，不愁賣。
【論文關鍵詞】廟會 神社 社會意義 經濟意義
【論文摘 要】在傳統中國，民間信仰始終與民眾的日常生活緊密結合在一起。這些活動對社會民生又有怎樣的影響等問題似乎還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本文即打算以清末民初的蘇州地區部分廟會和神社分析，闡述它的積極意義。
一、廟會神社的組織者多為巫婆神道
民間信仰從本質上而言是體現了民眾的一種心理需求，一個神靈越能滿足人們的心理需求，自然也就越能得到人們的崇奉。那么，神靈如何取得人們的信任呢？這就必然涉及到巫婆神道（這里的道，不定指道士，泛稱作法事的人）的群體作用。
在清末民初的時代，蘇州地區有著許多巫婆神道。在很多情況下，他們不僅是神靈的創造者，更是不斷強化著人們對神靈的心理認同。早在明初曾任蘇州知府的著名文人高啟便有《里巫行》一詩，描寫本地民眾信巫之風：“里人有病不飲藥，神君一來疫鬼卻，走迎老巫夜降神，白羊赤鯉縱橫陳，兒女殷勤案前拜，家貧無肴神勿怪，老巫擊鼓舞且歌，紙錢索索陰風多，巫言汝壽當止此，神念汝虔賒汝死，送神上馬巫出門，家人登屋啼招魂。”
巫婆神道之作法，其程序一般是去他們指定的某一廟宇，安放筵席、排列神碼之后，開始請神、接神、唱書等程序，最后以送神結尾。
再如，《清詩鐸》里有清代吳江人袁棠的一首詩，詩里他為我們生動地描繪了地方廟會期間一個女巫的形象及其作法的過程： 男和女，雜沓來。焚香各就座，老巫語瑣瑣。言未絕，倏僵蹶，面死灰，口流沫，陰風颯然來，燈火翳欲滅。鬼聲隱隱人聲寂，滿堂兀立森毛發，有婦長跪哀老巫，狂夫無知望憫恤，儂愿享神連夜宰豬羊。月米香金不敢缺。
老巫一笑回陽春，我且不愛錢，神豈貪華筵，止因善男子善女人，借此神前結善緣，慈悲安忍相棄捐。
廟會神社之風至清代為最盛，如張紫琳在《紅蘭逸乘》中介紹嘉道年間的情形時說道： 吳俗敬鬼神而尚巫覡，故廟宇無不崇煥。
蘇州城有城隍正神，一年有三出，為清明、中元、及燒衣節。舊規至虎丘祭孤魂，府縣官必來成禮。開始僅有府城隍出，后各縣城隍也出。未幾，各鄉土地盡出。
清顧祿《清嘉錄》有記載，說農歷六月二十四日“為二郎神生日，患瘍者拜禱于葑門內之廟，祀之必以白雄雞。”
有讀明人錢希言《獪園》第十二“祀”《二郎廟》一則，記述蘇州葑門內二郎廟的風俗：“傳六月二十四日是神誕生之辰。先一夕，便往祝厘，行者晝夜不絕，尤多。明日即醵錢為荷蕩之游矣。吳城輕薄少年，相挈伴侶，宣言同往二郎廟里結親。一進廟門，便闌入珠翠叢中，雙拜雙起，日以為常，神亦不以為異。”也有祖師可拜，真是開了眼界了。
昆山、太倉地區有東岳會、楊老爺、方老爺等廟會，并有男女自愿服務此事。家有紅白喜事，亦有請講“宣卷”的習俗。
二、廟會神社對民生的積極意義
民間賽會活動的舉行，不僅僅關乎信仰，其實在另一面更關乎一些人的生計。如此類活動中的轎役、樂工等，他們實際上正是通過賽會活動來謀求其生計。
如常熟的“周孝子出會”，由女乞丐扮裝忤逆媳婦，梳牡丹頭，穿桃紅布高底鞋，插旗背梆，男乞丐出力抬轎喝道。
蘇州東山，每年農歷六月廿四有“出猛將”廟會。來自新潦、潦里等村的數萬民眾，分別從陸路及水路進行了“出猛將”等祈福的民俗文化活動，有打船拳、蕩荷船、舞龍、扭秧歌。最后，集中于龍頭山葑山寺進香，并舉辦廟會活動。這些“出猛將”活動，一般都有地方富裕大戶出錢，由各行工匠打制活動需要之器物，以收取工錢。而廟會活動的差役，也可從中獲利。這也許既是他們為求自身福祉，或更是一種謀生的手段，是與其低下的社會經濟地位是相適應的。
清代蘇州人袁學瀾便認為，民間賽會雖然“繁費無度，作為無益，固非敦本崇模之道。”“顧吳俗華靡，而貧民謀食獨易。彼其揮霍縱恣，凡執纖悉之業，待以舉炊，而終身無凍餒者比比也。此亦貧富相資之一端，為政者殆不可執迂遠之見，以反古而戾俗也”。
顧公燮也說：“蘇郡五方雜處，如寺院、戲館、游船、蟋蟀、鵪鶉等局，皆窮人大養濟院，一旦令其改業，則必至失業，且流為游棍，為乞丐，為盜賊，害無底止也。”事實證明了他們的看法是正確的，如乾隆年間，蘇撫陳宏謀曾禁婦女入寺燒香，但在實行不久之后，卻因“三春游屐寥寥，輿夫、舟子、肩挑之輩無以謀生”而導致“物議嘩然，由是弛禁”。
農歷六月廿四既是二郎神的生日，又是蘇州人的民俗節日——“觀荷節”。蘇州人愛花，對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更是情有獨鐘。農歷六月正是荷花盛開的季節。是日上午，城東鄉人必于二郎廟中賣螢燈（細篾為架再糊白綿紙或用牛角薄片相膠內貯螢蟲）、荷花、泥嬰，游人甚伙。可見，扎燈匠、捏泥人等手工業者都能從中獲得生計。
再如，蘇州虎丘山塘每年三次的城隍出會。每屆出會，山塘一帶觀者如云。并由此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如山塘街上茶樓酒肆林立，而山塘街的舟船業的發展，尤其引人注意。據說每當諸神賽會之前，畫船歌舫便已“不可復得，蓋一月前多已預訂，雖倍許其價，亦不能致至，此外小舟亦皆以受雇辭”。
再又如，昆山勝浦宣卷執業者。“宣卷”起源于唐代僧侶們的“俗講”。它是采用民間說唱的方式，讓聽的人為故事里的人物而悲、而喜、而愛、而恨。在蘇州的農村廟會和農家的紅白喜事、壽誕、新居的落成、嬰兒剃頭活動當中，一般都喜歡請宣卷人來熱鬧一下，以求祈福禳災。宣卷執業者之多，解決了農村剩余勞力的生計。其實也可以講，廟會神社的活動穩定了社會。
廟會神社的興旺還帶動了其他的商業活動，如蘇州城里的紙馬香燭鋪、錫箔手工業（據統計，剛解放時僅我市區仍有錫箔業者近千人）的發展、鄉村的喜樂班，甚至也影響到了民族樂器制造業的發展。
總之，清末民初的廟會、神社活動，在客觀上解決了許多人的生計、就業問題，也有利于穩定社會統治，其積極的社會意義是非常明顯的。
參考文獻:
[1] 袁學瀾：《吳郡歲華紀麗》[ M ] 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
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
清代農業生產,就糧食產量而言,雖較宋明時期有明顯增加,但就小農經濟傳統經營方式而言,并沒有根本改變,而清代所面臨的社會問題則比宋明時期更加嚴峻,其中最主要的問題就是人口大增給糧食供應帶來的壓力。清代統治者雖然采取了一些解決辦法,收到一定效果,但付出的代價卻是巨大的。長江流域,作為清代重要財富之區,在農業生產發展的同時,生態環境被破壞的程度十分嚴重,在中國農業發展史上,具有典型性。本文欲在分析長江流域農業開發問題的基礎上,試對清代農業開發與環境保護問題,做一點探討。
清初,由于長期戰亂影響,土地大量荒蕪,人口稀少。長江流域,經濟遭破壞程度很深。就人口與耕地來說,順治十八年,長江流域四川、云南、貴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諸省,官方能統計到的僅九百零二萬丁口(如按每丁折五口計算,約四千余萬口)[1],耕地也只有二百七十余萬頃[2]。在農業生產水平不高的社會里,農業生產的發展,主要依賴于勞動力投入的多少與可耕地面積的大小。耕地和勞動力太少,嚴重制約著長江流域經濟的發展。從順治元年起,清政府就頒布了一系列鼓勵和發展生產的政策,其中較有成效者,便是招撫流亡和鼓勵墾荒。清政府要求地方官務必廣招流亡,墾荒拓地,并宣稱對無資墾荒的貧民予以資助[3];且頒布了地方官勸墾考成法,將地方官的招墾成績作為其遷降考核標準。在這些政策的促進下,通過廣大勞動人民的辛勤勞動,清代農村經濟逐步得到恢復。據統計,從順治初到康熙末,全國主要省區(不包括邊疆地區)共墾荒地四十三萬八千余頃,其中屬長江流域的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七省,墾荒約二十七萬二千余頃,占全國總額的62.3%。由于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長期于戰爭,農村經濟破壞嚴重,直到三藩之亂平定后,長江流域經濟才轉入全面恢復發展軌道。安徽合肥縣,從順治初即開始逐步墾復拋荒田地,至康熙三十二年,才將“原額荒田俱經墾足”;四川地區,康熙三十一年以前,幾乎沒有墾荒地畝上報。據郭松義先生依據實錄統計,康熙年間四川共墾荒地十萬七千三百五十余頃,皆為康熙三十一年以后陸續墾復清理升科的。從康熙三十一年至雍正二年,長江流域九省區耕地增加了近百萬頃;同期,人丁增加了約五十五萬丁[4]。人口增長,耕地增加,為增加農業勞動力投入和擴大糧食種植面積提供了保證,促進了清前期經濟的繁榮。但是,人口增加,耕地擴大,不是經濟發展的唯一前提。人口與耕地是否可能同步增長?如果人口與耕地比例失調,會帶來怎樣的社會問題?雖然順康雍時期,清政府無男婦統計,只有人丁統計,但我們仍可推算這段時期人丁與耕地增長狀況。我們發現,到康熙中后期,人丁增長的速度已現出大于耕地增長速度的端倪。在康熙四十九年,玄燁已感到人口壓力。他曾說:歷年來,外無兵革師旅餉饋之煩,內無工役興作之費,但百姓生活卻“未盡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戶口日蕃;地不加增,產不加益。食用不給,理有必然”[5]。但他并沒有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長。五十一年頒布了“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諭令;雍正時又實行“攤丁入畝”。這些政策雖在削弱農民、工匠等封建人身依附關系,減輕人民負擔方面有進步作用,但它刺激人口增長的消極作用亦不可忽視。安徽《無為州志》即稱:該州“自續生之賦罷,丁有定數,征乃可攤;均攤之例行,丁有定稅,審亦可息。民咸樂生,戶口所以日蕃”[6]。雍正帝自己也曾講到:“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殷繁。土地所出僅可贍給,倘遇荒欠,民食維艱。將來戶口日增,何以為業?”那么,該如何來解決人多地少的矛盾呢?在雍正帝看來,最好的辦法就是墾荒。雍正五年,“準云南、貴州二省廣行開墾。凡地方招募開墾及官生捐墾者,按戶數多寡議敘”;同時,再定各地人民前往四川墾荒之例,準其入籍、考試。雍正年間,長江流域九省共墾荒約數百萬畝。清代農業,到乾隆中葉以后,已呈下降趨勢,人民生活越來越艱難。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口增長太快。如:乾隆十八年,長江流域九省人口約九千四、五百萬口,到乾隆三十年前后,該地區人口已突破一億;到乾隆五十一至五十六年,人口達到一億五千六百余萬口;嘉慶十七年達到二億,道光二十至三十年間,人口更猛增至二億四千余萬口。百年之間,人口增加2.5倍以上,同期,該地區耕地則只增加了大約三十分之一[7]。如此懸殊的增長比例,使得長江流域人均耕地占有量從乾隆十八年的3.6畝,下降到道光三十年左右的1.5畝按照當時生產力水平而論,南方地區五口之家,至少需要五、六畝耕地,并“佐以雜作”方可免除兇歲之饑。前述長江流域人均耕地占有量,即便是道光末期,似乎也基本合符這一標準。但這只是就平均數而言,沒有考慮各地人口密度不同,以及地主官僚對土地兼并等情況。清初,承戰亂之后,人口稀少,不少農民成為擁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清中葉以后,自耕農大批失去土地,他們或為佃戶,或為庸工,有的只好流落他鄉,生活日益艱難。乾隆中葉時,江南佃戶辛苦一年,“盡所有以供富民之租,猶不能足”,生活十分清苦。乾隆初,湖廣地區已是“田之歸于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8]。土地兼并,加劇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人多地少,農村生活困難,一部分無地或少地的農民便流入市鎮。富余農業勞動力部分流入市鎮,從事工商業經營并不就是壞事,從市鎮經濟方面看,大批農業剩余勞動力投入工商業經營,可以促進以工商業為主的市鎮經濟的發展,從而推動社會進步。如湖南巴陵縣(今岳陽縣),乾隆年間“十分其民工商居其四;十分其農而佃種居其六;十分其力而傭力居其五”。四川嘉陵江沿岸,乾隆末以傭力為生,充當工夫水手者不下數萬人。湖北漢口鎮,地處東西交通要沖,南北交匯樞紐,來此開棧設鋪,以庸力為生者頗多。據民國《湖北通志》載:前夕,該鎮“居奇貿化之賈,比廛而居,輸轉搬運者,肩相摩踵”。晏斯盛《清設商社疏》中亦稱:“楚北漢口一鎮,……(乾隆十年時)戶口二十余萬。五方雜處,百藝俱全,人類不一。日消米谷不下數千〔石〕”[9]。江蘇吳江縣盛澤鎮,因“地產綢綾,商販云集,五方雜處,民戶繁多”,乾隆初不得不將吳江縣遷至此鎮,專司安全管理等事務。一部分農民流入城市,促進市鎮經濟的發展,這是合符歷史發展趨勢的。但在自給自足的封建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里,解決人口大量增加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卻是有限的。在耕地不足,生活日益困難的壓力面前,更多的窮民則涌入山區。他們在那里開荒種地,采礦伐木,摘茶種煙。雍正初,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已有大批窮民涌向山區,他們在那里搭棚居住,以種麻、種靛、開礦煉鐵、造紙、種煙等維持生計,被稱為棚民。川、楚、陜三省交界之地,處于長江中上游,重山峻嶺,地形險要,有所謂南山、巴山老林等地,歷來是貧苦農民反抗封建統治者的據點。清初曾下令禁止百姓入此山區。乾隆年間,人口猛增,大批失去耕地的窮民,紛紛“襁負而至,佃山結屋,墾土開荒”。平利、洵陽、白河、紫陽、石泉、漢陽六縣,“俱是荒山僻壤,土著無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至嘉慶初,川楚兩省“窮民就食前來”者頗多;河南、江西、安徽等省“貧民亦多攜帶家室,來此認地開荒,絡繹不絕”,致使當地戶口“驟增至十數余萬”[10]。據《東華續錄》(卷九六)載,乾隆四十七年九月,陜甘總督李侍堯奏稱:“陜省興安州地形險要,戶口較前增至數十倍”,其中大部分是由外地遷來的。盡管清政府一再禁令百姓進入山區,但“各省生齒日盛,浸有人滿之虞,無業窮民勢難禁其入山”。為獲得更多而又廉價的土地,以滿足人們生計需要,內地平原,則出現了毀塘、填溝、截河、圍陂的拓地潮流,有的甚至墾種江海沙灘地。長江中游地區地勢平坦,湖泊眾多,明代以來,人們便大規模圍湖造田,清代則更甚于明。僅乾隆初的十一年間,湖廣地區就圍墾洞庭湖達十萬零七千余畝。湖南龍陽一縣,乾隆初即先后圍墾“濱湖積水荒地”共五萬三千七百七十五畝。乾隆五年,清政府頒布準許人們開墾零星邊角地政策之后,湖廣地區遂有“傍湖居民,招徠四方認墾之人,復以湖濱各處筑堤墾田,號曰‘民圍’。數十年來,民圍之多,視官圍不止加倍。約計公私報冊堤塍,不下九萬余丈,積八十萬步,當千里稍贏。往時受水之區,多為今日筑圍之所”[11]。乾隆十年,湖南巡撫楊錫紱在《清嚴池塘改田之禁疏》中云:由于政府采取休養生息政策,“乃自滋生日繁,荒土盡辟。愚民昧于遠計,往往廢水利而圖田工。不獨大江太湖之濱,及數里數頃之湖蕩,日漸筑墾,盡失舊跡,即自己輸糧管業數畝之塘,亦培田。一清之澗,亦裁流種稻”。乾隆十四年,曾下令“官地民業,凡有關水道之蓄泄者,一概不許報墾。倘有自恃己業,私將塘池波澤改墾為田,有礙他處民田者,察出重懲”。無奈人口太多,人們需要更多的耕地來養活自己,因此這道命令未能阻止人們向江湖要地。乾隆十七年,湖南龍陽縣又續墾湖田二萬三千九十畝有奇。乾隆二十九年,江西巡撫明德上報該省墾得“官山、田地、洲塘共一千二百九十四頃五十九畝有奇”。安徽合肥縣,“高田為多,最須防旱,地既不近大江,全賴陂塘以資蓄泄”,然而嘉慶時卻有清明塘、小官塘、大豐塘等近十處塘陂被改造成田。清人汪士鐸曾這樣講道:“人多之害,山頂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開深菁,猶不足養。天地之力窮矣!”。這雖然有些悲觀,卻也道出了清代社會問題的嚴重性。
人與自然爭地,帶來的必然后果,就是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如川、楚、陜邊界地區,乾隆中葉以前,這里山高水秀,古木參天,遮天蔽日,一片原始森林。自從大批窮民涌入該地區后,他們大規模地砍伐森林,刀耕火種,原始森林大面積被毀。嚴如《三省山內風土雜識》載:涌入這里的窮民,開墾新地,必先伐木,“數十人通力合作,樹巔縛長,下繾千鈞巨石,就根斧據并施。樹既放倒,本干聽其霉壞,砍旁干作薪,葉枝曬干,縱火焚之成灰”,借作施肥。由寶雞經草涼驛、黃牛堡,過鳳縣、古陳倉、留壩廳至褒城縣一帶五百里山路中,乾隆初仍“古木叢篁,遮蔽天日”,然至乾隆末嘉慶初,“為川楚棚民開墾,路雖崎嶇而樹木已稀,惟柴關一處,尚有古木數千章”。長江流域山區的森林,就這樣一片一片地被砍伐,變成了耕地或童山!有學者認為:“人類生態系統實際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社會__經濟__自然復合生態系統。”如按此見解,則要求人類必須保持與社會、經濟、自然的有機統一,即保持這個復合生態系統的內部平衡,如果平衡一旦破壞,人類就必然逃脫不了社會與自然所降臨的災難。清代中后期人口過快地增長,本身就已破壞了這一平衡。作為清統治者,本應從發展生產的角度,一方面控制人口增長,另一方面提高農業生產水平。但是,他們沒有也不可能去這樣做,結果造成人們濫墾濫伐,進而破壞生態環境,使已不平衡的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災難便不可避免。森林被毀,土松易失,大量泥沙被雨水沖入江中,造成水土流失,增大災害程度。漢水即是有名的“跑沙”河,“當夏秋漲發,(江)中有跑沙突起洪濤之中,出沒無常,舟人步步留心。……如不能避,則沙壅船頭,頃刻之間,人舟均無蹤矣”。江西九江等地,乾隆時期亦聚集了大量棚民,開荒種地,種植薯、麥、菽、粟、高粱等雜糧,至使“林殘石出。……因而土壤松浮,山多赤露。每逢一雨,沙土兼流。甚則沖塌奔騰,懸崖立潰,溪港淤滯,則溢上高田。濁流入江,而沙洲暴長”[12]。四川巫山縣,僅縣城所依之陽臺山,歷年墾辟,至使水土嚴重流失,“每因驟雨遂至,水石并行,填街塞巷,有時城門不可啟閉”。嚴重的水土流失,不僅使長江逐步變成“黃河”,而且沙石隨水而下,在中下游地區淤積成洲,墊高河床,從而增加了中下游地區洪災的破壞程度。清人阮元指出:長江每年“夏秋間,挾泥載沙渾流而下,幾與黃河無異”;王柏心亦稱:“夫江自岷蜀西塞,吞名山數十,所納山谷溪澗不可勝數。重崖沓嶂,風雨之所摧裂、耕氓之所墾治,沙石雜下,挾漲以行五千里,自彝陵始趨平地”,“十數年來,江心驟高,沙壅為洲,枝分岐出,不可勝數”。同治《枝江縣志》(卷三)“堤防”亦載:“上游秦蜀各處墾山民人日眾,土石掘松,山水沖御,淄挾沙行”,淤于江河之中,在枝江、石首、監利等地形成眾多的洲灘。長江中下游地區,地勢相對平坦,地形比較低濕,沿江湖各州縣,幾乎無縣不設堤塍護城捍田,圩田大量存在。安徽無為州,四境之內“圩居強半焉”,僅靠奧龍河及西門附郭圩田即達二千余頃。長江中游之湖廣地區則更多。湖南龍陽縣,至少有濱湖圍田七萬六千八百八十五畝;湖北監利縣,咸豐九年清丈時,有圩田共四百九十一處,其中“上田三千八百七十一頃三十七畝”有奇。同治時,“南堤之內,有田數千頃,俱作堤塍御水”[13]。這些圩田,一方面需要江水灌田,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洪水潰堤造成破壞。圍湖墾田,使湖面縮小,湖泊的抗洪能力減弱;濫伐森林,造成嚴重水土流失,泥沙俱下,淤于江湖之中,使河床抬高,江面變窄,水流增激。加上大面積森林被毀,氣候環境日益惡劣,雨晴不常,暴雨成災,從而給長江中下游人民生產、生活帶來巨大災難。自宋至清,長江流域出現過四次特大洪災,清代就占三次,其時間分別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咸豐十年(1860);同治九年(1870)。每次洪災都給沿江人民帶來巨大災難。以乾隆五十三年洪水為例,湖北被淹三十六縣,鄂西長陽一帶“平地水深八、九尺至丈余不等”;江陵因萬城堤潰,城垣倒塌無數,水深一丈七、八尺,城廂內外淹死者達一千七百多人,房屋倒塌四萬多間57;武昌“學官水深兩丈,二月不退”;“漢川”舟輯入市,民漂溺無數。據《湖北省自然災害歷史資料》、《湖北省近五百年氣候歷史資料》統計,清代江漢平原出現水災203個年次,旱災98個年次。其中危害較大者,水災117個年次,旱災17個年次。除有一年水旱并存外(康熙五十三年),清代268年間,江漢平原有133年遭災,平均兩年一次。在這些災害中,水患所占比重明顯高于旱災,占87%,平均2.2年一次。又據雍正《湖廣通志》、民國《湖北通志》、《清實錄》、《清史稿》等記載,僅武昌、公安、石首、房縣、谷城、崇陽、沔陽、荊州、竹溪、枝江、宜城、巴東、通山、黃岡、潛江、麻城、建德、天門、羅田、漢川、京山、鐘祥、監利、均州、黃州、松滋等沿長江漢水及其支流沿岸二十七個府、州、縣城的粗略統計,順治至光緒年間,大水入城、城垣被淹或崩壞者,約有五十九次(未入城之大水在外),其中順治一次、康熙六次、雍正七次,乾隆七次,光緒一次。可見,江漢沿岸,水災愈來愈多,對農村經濟的破壞也愈來愈大。生態環境破壞,自然災害增加,給長江流域農業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巨大困難,制約了該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首先,它破壞了當地正常的農業生產秩序。據《楚北江漢宣防備覽》記載:長江、漢水自“乾隆、嘉慶間,連年潰堤,比歲不登,民困斯極”。湖北天門縣,同光時期,“頻年水患,不漬則潰,不潰則漬,顆粒無收”。漢川縣,濱湖渚垸“苦沖決,兼苦漬澇”。監利縣,“人民托命于一堤”,但由于“江身日高,不能溶水”,堤塍常潰。同治時縣令徐兆英曾說:“予考監利之害,莫江水為烈矣。竭民財力起堤以御之,十歲中,少者決二、三,多者決至四、五,甚者頻年決。悲夫!何斯民之不幸也?今江身日高,不能容水,……堤萬萬不支也。……嗟呼!可不懼哉?可不慮哉?”堤潰頻仍,水患連年,農業生產受到極大破壞。為了筑堤,幾乎耗盡人民血汗。監利縣“版筑之費皆派諸田畝,決與筑相循,征與修無已,民力有盡,江患無窮”。大量人力物力被投放到江防筑堤上去了,哪里還顧得上提高農業生產水平呢?更不要說抵御水患所帶來的災害。其次,水患造成人民大量流亡,既影響農業經濟的發展,又造成新的社會問題。道光以前,江漢平原因水旱而逃亡的現象比較少見,雍正時曾有一例。此后,動輒外逃,“幾成習慣”。道光十四年,沔陽州饑民“什佰成群”,逃往順天府密云、三河等縣;道光十五年,沔陽、漢川等洲縣“逃亡甚眾”[14]。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一至初十日,湖北大雨,漢江漲水一丈七尺余,“以致鐘祥、潛江、天門、沔陽、漢川等縣晚禾被淹浸”,“被水民人,紛紛逃亡他省”,江夏等州縣逃亡在外者達一萬五千余戶”。光緒八年,監利、沔陽“流民在外者,不下數十萬人”。大量勞動力離開土地,反過來必然影響農業生產的發展。第三,每次災害之后,地方必然向清政府請賑告蠲,從而增加政府負擔,加重社會矛盾。據清實錄統計,江漢平原清代蠲恤共計一百一十二次,所及縣份達一千二百七十四縣次,總數在千萬兩以上。由于清初對四川經濟的大力開發,使川省成為長江流域重要的糧食產區,江漢及江南地區,凡遇水旱災害,大多自四川采辦或調撥糧食賑濟。雍正七年,江浙水災,遂遣員赴川采辦糧食。乾隆七年,撥川谷二十萬石分運江南、湖北備賑;乾隆十八年,撥川谷十八萬石于江南備賑;乾隆四十三年,湖北、江南并旱,四川碾米二、三十萬石赴江南;乾隆五十年,為濟湖北、江南旱災,四川又一次碾米三十萬石以待楚販。伴隨災害頻繁的是糧價不斷上漲。雍正年間,湖廣地區糧價尚維持在七錢至一兩一石之間,乾隆十六年則漲到一兩四、五錢至二兩一石。盡管此后川糧大量調運該地區,但該地區糧價仍大體維持在一兩二、三錢至二兩一石之間。糧價上漲,老百姓生活便發生困難,一遇水旱,生活更加困難,于是清政府不得不大量提供錢糧予以賑濟。湖廣地區本為財富之區,清政府依之頗重,蠲賑增多,影響國家財政收入。為了平衡物價,賑濟災民,清政府在各省府州縣設有常平倉,并規定了各府州縣不同級別的貯糧數量,一般大縣一萬石,中縣八千石,小縣六千石。由于水旱時發,長江流域各府州縣倉貯糧食常常不能飽和。乾隆三十五年,湖廣總督吳達善、湖北巡撫梁國治曾奏稱:“湖北省額設常平倉谷一百二十余萬石,近來糶賑兼施,缺額谷五十余萬石”。[15]此外,長江下游地區在清代受到中上游地區濫墾造成的自然災害襲擊也十分嚴重,使這一地區經濟的發展亦遭受重大影響。圩田居其強半的安徽無為州,從明嘉靖、萬歷時起,便逐步長成數洲,清初沙洲迅速增大,至康熙八年止,先后在江邊筑了五道長堤以護州城。康熙六十年以后,“江之南岸,洲灘日長,以致江水北掃日甚。至雍正八年,所修筑之堤,旋被江水沖激崩裂”[16]。該縣人民不得不常常勒腰筑堤,農村經濟受到極大影響。
長江流域,作為清代財富之區,以不足全國一半的耕地,卻要養活超過全國半數的人口,其經濟壓力之大是可以想象的。清政府為緩解人口太多給經濟帶來的壓力,走的是鼓勵小農開荒拓地的老路子,結果導致和放縱了人們對土地的濫墾,造成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增加了自然災害發生的頻率和破壞程度,這不但沒有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反而成了農村經濟進步的障礙。事實證明,這條路子是走不通的。在改革開放的今天,長江流域應當日益發揮其重要作用。但要注意的問題是:如何科學地合理開發長江流域的土地、水利、森林等資源,把保護長江流域生態環境與開發放到同等重要地位來考慮,制訂出綜合開發與綜合治理并舉的戰略,長江流域經濟才有可能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準備對清代前期的市鎮結構和經濟特征，市鎮與集、市、墟、場、店；與省、府、州、縣城的異同，以及市鎮概念等問題進行探討。
一 市鎮的結構和經濟特征
清代前期的一些市鎮具備完整城墻。山西省第一大市鎮，介休縣的張蘭鎮，“城堞完整，商賈叢集，山右第一富庶之區。”〔1〕 “鎮向有城，不知建自何時？”“鎮城周五里”。 〔2〕陜西寧羌州大安鎮，“舊有城”，“周二百四十七丈，立東西二門，覆以天棚，樹以櫓樓，為一州巨鎮。〔3〕安康縣磚坪鎮“城建于嘉慶十九年，去舊地西南二里許，城周四百五十丈，高一丈八尺。”〔4〕山西長治縣北董、蘇店、南董、西火四鎮有堡城，其他鎮無堡城。〔5〕河南宜陽縣韓城鎮，“西通山陜，南達吳楚，客商往來不絕，有集兩關分日。”〔6〕這里的關不是稅關，當是一種關口，估計鎮周圍可能有城墻。貴州黃平州重安江鎮也有城垣。〔7〕廣東饒平縣黃岡鎮、大城所都有城墻。〔8〕當然，也不是所有的市鎮都有城墻，陜西蒲城縣“興市、考同、晉城、高陽四鎮，皆有堡垣。荊姚、車渡、常樂、漢底皆大鎮，無堡城，若市集。”〔9〕市鎮周城的建筑，似乎因地區不同而各異，浙江湖州府烏程縣南潯鎮，元末建筑城墻，明初拆除，“建東、西、南、北四柵，有吊橋，有城隍，仍然是一派城郭之勢。自東棚至西柵三里，南柵至北棚七里，周長近二十里。”〔10〕據有人研究，用四棚替代城墻，在江南市鎮中，是比較普遍的現象。“江南市鎮大多有四柵：東柵、南柵、西柵、北柵，方志中說某鎮東西若干里，南北若干里，就是指從東柵至西柵若干里，從南柵至北柵若干里，也就是各該市鎮作為一個行政區域的直轄范圍。”〔11〕
市鎮所屬外圍方圓，一般都有許多村莊，輻射面積有大有小。河南嵩縣孫店在伏牛山區，“袤延八百余里”， 〔12〕“山境人稀，遠近百余里咸集孫店”， 〔13〕宜陽縣韓城鎮，“附近村莊稠密，兼之西自陜州硤石驛，東至汝州，經由道路綿長三百五十余里，中間并無縣治。”〔14〕廣西柳州府羅城縣通道鎮，“地廣人稀，叢林疊嶂，鳥道羊腸”，是少數民族居住區，該鎮轄三個墟市，〔15〕估計外圍面積也有百余里。以上這些省區不僅交通不發達，而且經濟比較落后，所以市鎮所轄外圍面積就大。市鎮分布也稀。江南市鎮方圓大致有數上里，所轄村莊也比較多。〔16〕佛山鎮“周遭三十四里，中分二上四區，區可一里有半，其廣不及縣之一隅。”〔17〕江南、嶺南地區，除了交通因素之外，還由于地區經濟卜分發達，商業繁盛，所以布鎮密度比較高。有人研究江西市鎮的情況指出，平原地區的市鎮規模較大，山區的市鎮規模較小，平原與山區的市鎮密度一樣。〔18〕這說明地形、地貌可能對市鎮密度沒有多大影響。
市鎮內有坊、巷、街市。漢口鎮“分居仁、由義、循禮、大智四坊。當江、漢二水之中，七省要道，五方雜處，山額公嗣至艾家咀長十五里”。漢陽縣蔡店鎮“為襄漢要道，縱橫二街”，是“南、北兩鄉一大都會”。 〔19〕湖北樊城鎮“在郡北門外，隔漢江，宋、元有城廢。分駐同知一員。其街市分七：”即西河、華嚴寺、上中正、晏公廟、中正、下中正、豐樂街。〔20〕安徽桐城縣樅陽鎮，“寬街并列，為三大街，居中河街，在南后街，在北次上有大街，后街，無河街，下半只有大街，中問街。北大巷二，曰：城隍廟，曰：童家巷。”〔21〕江南烏青鎮有巷四上七條：南翔鎮大街小弄共四十一條；較小的“璜涇鎮，東、西二里，南、北一里；方泰鎮，東、西一里，南、北一里。”〔22〕
市鎮所聚集的人口，一般都比較多。漢口鎮“戶口二上余萬”， 〔23〕“陸居則蜂房蟻垤，舟居則魚鱗【？】陣，小門曲蒼相聚輒十余家：，〔24〕人們居住之密集可以想見。張蘭鎮“地當沖要，商賈輻輳，五方雜處，百貨云集，煙火萬家，素稱富庶，為晉省第一大鎮。與湖北之漢口無異”。也有千余戶的，太谷縣范村鎮“居民共有三千余戶”。 〔25〕湖南黔陽縣安江鎮，“煙火近千家，櫛比鱗次”。〔26〕也有百余戶的，煎述的嵩山縣孫店，有居民六百余戶。當然還有不滿百家的市鎮，洵陽縣六個市鎮，俱不湖百家。〔27〕江南市鎮的人口一般都比較多，在千戶至萬戶左右。〔28〕
在市鎮中，“賈客列肆鎮中，轂擊肩摩，負販而喧嘩者，嚴如城郭。”〔29〕商鋪的數量也是可觀的。“漢鎮人煙數十里，賈戶數千家。”〔30〕佛山鎮的行鋪有三上多種。〔31〕朱仙鎮的行鋪有三十二類。〔32〕周家口行鋪有二十余類。〔33〕灤州榛子鎮，“東、西門三重，市肆民居環列四、五里。”〔34〕一般來說，常駐商鋪的多少也可以反映市鎮商業的繁榮程度。
除了商鋪之外，市鎮中還有為商賈服務的貨棧、倉儲、旅店、茶館、灑肆、較運設施、稅收機構，及其他公共設施。湖南永順縣王村市，“上通川黔，下達辰常諸處，為永郡通衙水陸碼頭。凡進城貨物必于此處雇夫背運。”設有巡檢、外委，對岸有干總，“鍵有倉廒貯谷，并建有公館一所”。 〔35〕貴州黃平州重安場，有重安江“通小舟，上至平越，下至截洞，換舟以達于楚。”這里設有驛站、公館、倉廒，建有炮臺。〔36〕江南璜涇鎮嘉慶時有酒肆四、五十家，茶肆倍之：新塍鎮有茶館八十家；王店鎮有茶館六十五家。〔37〕盛湖鎮由鎮人建立中丞書院，“規模宏廠，費千余金”。 〔38〕河南武陟縣木欒店，在黃河邊，有主簿駐鎮。道光三年將覃懷書院移此，改名安昌書院。〔39〕象漢口那樣的大鎮，設施就更齊全備了，“行戶數千家，質庫十所，大小船千萬艘。”〔40〕商人會館數十處。“馬王廟左右有騾馬店，以駐陸路往來富商資客也。”〔41〕應該說，只要商賈往來輻輳的地方，為商人服務的各種設施都是齊備的，無論在城市，還是在市鎮都是如此。
市鎮市場上的商品種類也是多種多樣。“十府一州商賈所需于外部之物，無不取給于漢鎮。而外部包需于湖北者，如：山、陜需武昌之茶，蘇、湖仰荊、襄之米，桐油、墨煙下資江浙，杉木、煙葉遠行北直，亦皆于此取給焉。”〔42〕商品種類多達230多種。〔43〕道光年間，佛山鎮市場上的商品達260余種。〔44〕一般來說，商業型大鎮的商品種類都是很多的。湖南沅州府芷江縣龍溪口市，“臨水架樓而列肆者為新街，又躡坎而上俗呼為老街，市中以販豆為最，凡稷麥以及煙草、笠、屨、紙、簟之屬，產自貴州境之馬鞍山、平崖場諸處者，由玉屏朱家場肩貨于此。估客以舴艋載運，或收小販；或買諸囤戶，交易日哄焉。他如牛、馬、羊、豕之畜，月以三、八日趁墟，亦分市于朱家場者。至于江、浙、閩、粵之貨，繒彩什器畢集之中，蓋西來廛闬之盛區也。”〔45〕這里雖然只有兩條街，但鄉村農民、城市居民所需商品也是應有盡有，具有地方商品特色，陜西府谷縣麻地溝，乾隆二年設巡檢，〔46〕是漢蒙民族的交易市場，“每月逢十日集場，其貨則梭布、草緞等物，不以軍器。蒙古至者則絨毛皮、牛、羊、兔、鹽、木植等物。”〔47〕這里主要是民族商品。山區的市鎮，以竹、木、柴、炭、茶、筍等山貨為主要商品，如：浙江湖州西部施渚、三橋埠、上柏等市鎮。〔48〕而手工業型市鎮則以手工業產品，及其原料為主，雜有其他商品。四川開縣溫湯鎮，亦稱溫湯井，是生產井鹽的市鎮，“井鑿山下，就山坡高下葺屋而居。商民聚處約干家，熬鹽、運煤者數千人。人煙稠密，市集喧闐。將至井所，石級連層，直至坡底。渡河往西，又上石磴百余級，兩山下皆小街，出街口仍渡河至東岸，沿江而行。山邊俱產煤之處，名煤垅。山腰開煤洞、煤槽，取煤用四輪小車，推載坡下，以小舟裝運灶所。坡村店數處，為運煤者歇足之所。”〔49〕該鎮的商品主要是鹽、煤，和其他日用品。直隸河間府景州龍華鎮，也是生產布的市鎮。“景州之布稱龍華，龍華鎮所出也，潔白細好，比于吳中。”〔50〕這里的商品則主要是布匹。陜西大荔縣羌白鎮，“聚各色生皮，熟成，四方商【？賈】多來售者”，“為皮貨所萃，每歲春夏之交，萬賈云集。”〔51〕是生、熟皮的商品市場。如果是商業、手工業混合型市鎮，不僅有該鎮生產的手工業產品，而且還有四方運銷來的其他商品，如前述的佛山鎮即如此。小市鎮的商品有限，“亦不過布、帛、菽、粟而已”。 〔52〕 “市鎮貿易，花市、農器、粟米、酒脯。”〔53〕也不是所有的市鎮都整日列肆貿易，不分集期。前述的麻地溝是十天一集。開平鎮、榛子鎮都是十天二大集、二小集。而中、小市或十天五集；或十天三集不等。〔54〕
在上述市鎮的城墻、四柵，外圍方圓的面積，鎮中坊、巷、街市的結構，市場規模，商業設施，商品種類等方面，盡管有多少、大小的不同，但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出：市鎮脫離了集、場、墟的范疇，有一種趨于城市的傾向。
二 市鎮與集、場、墟的比較
市鎮與集、場、墟的不同，還是比較明顯的，人們能夠根據相異之處區別二者，特別是大市鎮。這些不同點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首先，集、場、墟都沒有城墻，或四柵，街市規模比較小。“墟市大小不等，五方聚集，每逢集期，沿集一、二十里，村民摩肩交易”。 〔55〕萍鄉縣湘東市“臨水通舟，東、西有街二里余”；江西市“南、北街二里”；桐木市，“依山，街長里余”；耀村市“市小街一，南、北三百步”；小視市“小街一，南、北二百余步”；桐田市則只半里。〔56〕這些集、場、墟與擁有城墻、四柵，幾十條街巷的市鎮，是無法比擬的。
其次，有的集場也有店鋪，但數量明顯比市鎮少。貴州思南府屬墟市共三十五處，其中有四百戶鋪民的一處，十四處沒有鋪民，其他各處均在幾十戶至百余家左右。安化縣共有墟市二十七處，無鋪民的七處，四百家鋪民的有二處，其他墟市鋪民從幾十戶至百余戶。印江縣墟市二十處，只有四處有鋪民幾十戶，其他均無鋪戶。婺川縣墟市二十五處，只有一處有鋪民八十余戶，其他都無鋪民。所有這些墟市，集期都是十天二日。〔57〕由于地方志記載簡單，不知有關四百戶鋪民的墟市的詳細情況，所以不能進一步分析，但大多數墟市的鋪戶是不多的，有些還沒有商鋪。
第三，集場的設施比市鎮簡單。“集場約半里許，各賃坐地，陳貨于在右，一切食用所需具各要皆村莊中出也。自辰至未，肩摩轂擊，喧填道途，日斜則人影散，亂捆載而歸矣。”〔58〕有的“鄉場苫草為廬”； 〔59〕或“逢市，聽民架木覆茅”。 〔60〕湖南沅州府麻陽縣石羊市，”凡兵餉、商貨溯西溪而上者，至此雇夫，陸運貯卸，最為繁夥，故店市相望。”〔61〕潮州府海陽縣龍湖墟，設有“龍湖書院”。 〔62〕設有書院的墟市是很少的，一般集、場、墟商業設施較少，公共設施就更少了。
第四，參與集場交易的人員，與商賈輻輳的市鎮大不一樣。集場“屆期凡近境者，披星帶月，絡繹畢至”。 〔63〕”村民摩肩交易”。 〔64〕所謂“人多別滿，人少則虛。萬【州】市虛時良多”。 〔65〕除了附近村民之外，也有方圓幾十里地以外的人。福建詔安縣官陂墟“多饒平、平和人，貨物輳集。”〔66〕湖南黔陽縣新路市，“為通寶慶便道，故設市于此。貨物日以繁富，貿遷者多就焉。開夜市燈火貿易，三更始罷。至日中之賣買反少，與別市大不同。蓋鄉民自龍潭來，朝民夕至，次日即返。故賣買于夜，乃米碼頭也。”〔67〕山西保德州“近邊鄙，富商大賈絕跡不到。然麻縷棉絮之類，日用所必需，東溝立集，農民喜其便。”〔68〕“墟集是以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互通有無為主的貿易形式，盡管有流動商販參與，乃至有少量座商的店鋪，它仍然應當屬于墟集。市鎮則是以商賈為媒介，以商賈貿易為主的場所，盡管市鎮還包含有‘日中為市’或‘及辰而散’的墟集，它還是應當屬于市鎮。”〔69〕市鎮是四方商賈湊集之地，但也有本地居民。而集、場、墟則多為本地，或附近幾十里的村民，外地的富商大賈一般很少到那里。因此，市鎮輻射的面積很大，而集、場、墟則只覆蓋周圍幾個村莊而已。一個州縣中只有少數幾個市鎮，而集、場、墟往往有幾十處，這說明市鎮的分布密度大，而集、場、墟的分布密度小。
第五，市鎮中的商品多，種類齊全，而集場中的商品“不過菽、粟、布縷、雞、豚、蔬菜，隨時貿易，以謀朝夕耳。視都會輻輳之區，百貨萃焉者，相去奚啻霄壤。”〔70〕“場市無雜物，無牙行，斗粟匹布，山氓自相易而已。”〔71〕也有的集場是一種商品的生產、集散地。“河間業席帽者織葦，為之聚市。商家林，其織作尤密致，精好者價頗高，過客多買焉。”〔72〕貴州安平縣鋪隴場出磁碗，“居民以此為業”；大弄場出蒲席，周圍村寨“數百戶往往種蒲于田”。 〔73〕還有的集、場、墟是山貨、副產品的集散地。廣東海陽縣意溪墟“竹木交易之所”。 〔74〕這類墟市的商品都不能稱種類齊全。
第六，市鎮中有眾多商鋪，商民整日交易，無時間、集期的限制。而集場一般都有一定的集期，一定的時間。陜西略陽縣碾子壩、南壩、菜子壩“日日易市”，其他二十余處都是十天三日集。〔75〕云南麗江府白沙市，“在村中，……人煙湊集，以鹽、酒、蔬、米交易相通。每日申、酉方集，至晚燈火照耀，市聲喧*[原字為兀右加豚的右半部] 。”〔76〕山西太平縣的集場都是十天五日集。”〔77〕四川威遠縣、茂州的集場都是十天三日集。〔78〕當然也有的市鎮有集期，與集、場、墟一樣。四川忠州的拔山寺場為市鎮，集期三、六、九日。該州共四十一個集場，其中有二個場“每日趕集，無特期。”其他場均為十天三日集。〔79〕這里的市鎮與集場差不多，可能實際上也是如此。
以上從結構、規模、商鋪、各種設施、參與交易的人員和集期等方面，對市鎮與集、場、墟進行了比較。不過，市鎮是在集、場、墟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此，市鎮與集、場、墟也有許多相同之處。特別是那些小市鎮，或正在發展中的集、場、墟，二者基本上沒有什么區別。河南涉縣原來有五鎮三集，嘉慶時又增加了三集，但五鎮中，有二鎮沒有集市，也就是說已經剩下三處市鎮了。這三處市鎮與集市一樣，“凡集鎮皆分日市，本處人貿易日用之物。”〔80〕新安是個小縣，共有五處市鎮，“鎮小、則物缺，物缺則行稀”，只有“花布、糧食、牲畜、田產諸行”。 〔81〕這些小市鎮的商品種類、參與交易的人員和集期，都與集、場、墟差不多。“粵東會市之大者，皆隸南海，思次毗列，百貨駢輳，商賈不以期集。若鄉堡墟大市小，服食器用之物求之墟乃備。墟所坐肆之租歸于眾，則訟不興。”〔82〕佛岡廳“石角墟，百工之庶物集焉。鋪戶百數，常市外復期以一、六之日。”〔83〕這些墟市商品百貨齊全，有常駐商鋪，與市鎮商品經濟不無兩樣。江西萍鄉縣蘆溪鎮“溪通舟楫，為水陸沖衢，居貨殖者二、三百家。”上栗市“依山，南、北有街一里余”，“居貨殖者百余家”，巡檢司徒此，也相當于市鎮。宣風鎮“臨水東西街三里”，“居貨殖者二、三百家。”而湘東市“臨水通舟，東、西有街二里余，居貨殖者約三百家，通湖廣醴陵。”〔84〕以上三市鎮與湘東市街市、商鋪并無多大區別，難怪地方志的編篡者，常常是市鎮集墟場混稱，實際上可能也是難以劃分的。
三 市鎮與城市的比較
城市與市鎮有很大不同，城市街巷多，市廛繁盛，商民稠密，各種設施齊備，整體規模都比較大。山西臨縣城賢良坊“近設市集，多館鋪、旅舍”；厚德坊“略有館鋪”；忠孝坊“南北館鋪鱗次，商賈居多。”〔85〕直隸蔚縣城內鼓樓南街，有米市、豬羊市；南街有草市；鼓樓后有炭市；菜市在牌樓。〔86〕湖北長陽縣城北門街有米市；南門十字街有柴炭市；東西街都有雜貨市；縣前街及江邊有魚市；城西關外有油市；仁厚街有萊市。〔87〕四川漢州城正東街有草市、線子市；正西街有布市；粹潼街有蔗市；衣衿街有花木市、豬市；正南街有葫豆市、糠市、雞市、柴市、煤炭市；正北街有青果市、布市、菜子市；駐防街有炭市；小北街有苕市；廣驛街有豆子市、瓜子市、成衣市；麥子市街有雜糧市；城隍廟街有米市。〔88〕四川巴縣城亦是重慶府城，“萬家煙聚，坊廂廛市，傍壑凌巖，吳、楚、閩、粵、滇、黔、秦、豫之貿遷來者，九門舟集如蟻，陸則受廛，水則結舫，計城關大小街巷二百四十余道，酒樓、茶舍與市闥鋪房鱗次，繡錯攘攘者，肩摩踵接”。 〔89〕省城的商業市場繁多，商品齊全，來自各地的商賈眾多。陜西省城咸寧城內有糧食市、布市、大小菜市糯米市、面市、騾馬市、羊市、豬市、雞鴨鵝市、木頭市、方板市、磁器市、鞭子市、竹笆市、草市；東郭有糧食市、果子市；南郭有菁果市。商鋪有梭布店、云布店、紅店、紙店、壺瓶店、綢緞店、南京攤、書店、金店、椒鹽攤；在東關有鹽店、藥材店、棉花店、糖果店、生姜店、過客店。〔90〕云南省城昆明“凡大商賈多江西、湖廣客，其領當帖設質庫者，山右人居其大半。”〔91〕象江南蘇州這樣的大城市，不僅商業、手工業者人數眾多，“系五方雜處之地，惟閭門南濠一帶，客商輻輳，大半福建人，民幾及萬有余人。”“又有染坊，踹布工匠，俱系江寧、太平、寧國人民，在蘇俱無家室，總計約有二萬余人。”〔92〕而且還是重要的金融中心。那里“百貨聚集之區，銀錢交易全籍商賈流通。向來山東、山西、河南、陜西等處每年來蘇辦貨，約可到銀數百萬兩。……自上年秋冬至今，各省商賈具系匯票往來，并無現錢運到。”〔93〕當然，也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是如此。一些經濟落后的地區，其縣城的經濟也不甚發展，街市少且有開放定期。陜西漢南地區，南鄭縣城也是府城，城內市場只有府治西、縣東、丁字街三處。〔94〕褒城縣城內無市，全縣只有六處集市；西鄉縣城有十字街、東街、西街、南街、西關五處市場，輪流開集；寧羌州城有太元觀、北十字街；略陽縣城市場在縣治前、縣治北，半月輪轉。〔95〕
其次，城市是地方政府所在地，有行政機構建置；有官員、紳士居住；有營兵駐扎，是地方的政治、軍事中心區，因此其經濟興衰往往與政治聯系在一起。“在直隸的中小城市中，仍具有濃厚的政治或軍事特色，缺乏穩定的經濟基礎，因而其集市的興衰變遷往往受政治情況的更動所左右。”“康熙以前正定為直隸巡撫駐苑之地，城內貿易繁盛，逐日有集。自康熙初巡撫移至保定，集市之盛，迥異當年矣。清苑縣城雖因巡撫遷至于此，集市貿易大為興旺，但其經濟意義遠未超過其政治意義。”〔96〕這也是市鎮與城市的本質區別。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市鎮規模、人口、經濟狀況都不如城市。萍鄉縣蘆溪鎮在康熙時與集市差不多，到道光時期，“水東流入秀江，舟行始此。商旅輻輳如縣市。”〔97〕陜西隴州縣頭鎮，“舊吳山縣治，為商賈聚集之地，繁盛不減州城。”〔98〕興安府平利縣白士關，“為川楚通衢耍路，商賈往來絡繹，居民數倍于縣城。”〔99〕直隸束鹿縣辛集鎮，“綿亙五、六里，貨廣人稠，坐賈行商往來如織，雖居偏壤不減通都。”〔100〕座落在漢水上的曼川關，原是陜西山陽縣的名鎮，后劃歸湖北鄖西縣。這里是“水旱馬【？碼】頭，鋪戶三百余家”。 〔101〕 “市集盛于縣城，民居多似一、二十年中新創者。土人云：‘吳楚貨物，從漢水輪輸商洛者皆由此，故列市 日益多云。’”〔102〕湖南石門縣津市“為商賈舟楫所會，市 長數里、約萬余戶。”而石門縣城“止上下一街，商賈罕集。”〔103〕另據有人研究：江南“市鎮的經濟發展水平已經超過了縣城，——這可以說是長江三免洲經濟區的普遍情況。”〔104〕四大名鎮漢口，無論從市場規模、商業人口、商品品種、數量，還是方圓輻射面積，都遠遠超過湖北省城。〔105〕佛山鎮不僅與廣州省城同是嶺南的中心市場，而且經濟繁榮超過了廣州。〔106〕朱仙鎮相當于河南省城升封的港口，開封的商品多從該鎮運入，四方商賈也從此轉運，其商業繁榮超過了開封，甲于全省。以上事實說明，清代前期全國最大市鎮的商品經濟，尤其是商業經濟，已經都超過了所在省城，一些市鎮的商業經濟超過了所在府、州、縣城。可見，市鎮商品經濟在清代前期確實有了長足的發展，是此前任何一個朝代都無法比擬的。以往的研究者對此也都作了充分的肯定。
在市鎮經濟史的研究中，一些學者認為：城市的繁華與工商業發展關系不大，其政治意義大于經濟意義，消費意義大于生產意義；其存在不適應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而市鎮是憑借經濟實力形成的，商品經濟的產物，因此，其與封建政治、封建經濟相抗衡，走著一條與封建城市發展不同的道路。
如果從形成原因來說，市鎮與城市不同，“城市是由于政權的力量，政治上的原因，由上而下形成的，消費對象主要為貴族階級；市鎮則主要由于經濟的原囚，即鄉村與商品經濟聯系的擴大，由下而上形成的。”〔107〕是無可非議的，城市 經濟會受到政治的影響，這也是市鎮與城市的不同。然而，這種形成原囚的區別，并不能決定市鎮與城市在性質上的相異，因為，作為古代封建城市，到了清化前期，其經濟也有不同程度的發展變化。
清代前期的城市道濟，也原來的基礎上已經有了很大發展。主要表現在城市經濟向城外的關廂發展，一些城市的商業街市就在關廂。廣東程鄉縣“上市在縣城外之西商，中分四路，名為十字街，廬閭相接，商貿萃居，縣市之最也。下市在縣城外之東南程江驛，左右街列鋪店貿易最盛” 〔108〕山西曲沃縣布市、棉花市、絨線市、菜市、果市、雜貨市、棗市、靛市，俱在古南關廂；油市、柴市、米糧市，俱在古東關廂。〔109〕陜西三原縣城南關“東西通衢，市廛店舍，自南門以外，西抵縣城，相連百余家。”〔110〕湖北安陸縣南城外河街，“北倚濠水，商倚風皇【？凰】臺，自東至西，凡三里為商賈貿易之所。”〔111〕四川漢州北門外順城街、舊名漢陽街，有菜市、花生市；金坪街有線子市。西門外桂花街有線子市。〔112〕由于交通的發達，城市關廂也是兩路的咽喉地帶，安徽六安州“東門外關廂約二里許，省郡交會，行旅往來，貸物流通。兩門外關廂約二里許，英【山】、霍【山】二縣通衢。西門外關廂約三里許，通西山諸鄉鎮大路。北門外關廂約二里許，陸通濠【毫州】梁【開封】，上達京師、山、陜各省，水通正陽關，西抵朱仙鎮，東抵淮安。凡豫省客貨由水路溯淠而至龍津渡，即于北關登陸，赴孔城南人于江。兩淮引鹽亦由洪澤湖溯泗人淠至龍津。而桐城、舒城諸邑皆于此運銷焉。豫章、東粵客貨，由孔城登陸而至北關，即于龍津渡過載順流以往正陽，故北關尤為要途。此四關者俱有街巷柵欄，作城池外衛。”〔113〕這種情況并非少數，因為當時的驛路由京師直通各省城，各省城又有驛路，或驛路支線達各府城，從谷府城也有鋪路、或驛路支線到各州、縣城，而且還有數不清的商路、小路，都可以把各地的商賈帶到城市。盡管初建這些城市的時候，也許不在交通線上，但到了清代，城市所在地或是水路，或是陸路，已經可以四通八達了。清代前期也有少量城市遷移、移動的原因也許有多種多樣，但這類新建城市，一股都在交通要道上。陜西留壩廳新建廳城的商業街市在城外關廂，與棧道相通，交通方便。“城之內太平山居其半，文，武官廨居其半，兵房又居其半，卒鮮隙地以處民，故商、旅皆居南城外焉。”〔114〕城市關廂地帶，是城鄉的結合部，這一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對城市周圍 農村的經濟有很大影響。因為，到這里來交易的除了外地的商賈之外，還有當地的農民，所以城市與市鎮同樣，與農村有縱深聯系。因此，城市不僅具有政治意義，而且也具有經濟意義。
從城市關廂商業街市出售的商品看，也不盡是日用消費品，有大量的生產資料，如：前述曲沃縣城關有棉花、絨線、靛、雜貨等商品。河南開封省城西關有牛馬市。〔115〕在城內市場上，也有生產資料出售。陜西省城咸寧跌水河西有騾馬市；開元寺東有木頭市、方板市；跌水河有草市。〔116〕咸陽縣“城內系水陸馬【？碼】頭，商賈云集，氣象頗形富庶。其實各鋪皆系浮居客商，貨物皆從各縣馱載至此。由水路運往晉、豫。至糧食、木板，亦由西路車運而來，用舟載至下路，到此納稅給票方準放行。”〔117〕牲畜、木材、草料都是重要的生產資料。這些生產資料，有的從外地運至；有的是城內生產，但購買生產資料的則是城市和農村的手工業生產者；或者是商販、外地商人購買轉運。一些城市中還有絲織業、棉紡織業、制煙業等手工業生產。可見，城市并不只具有消費意義，而且也具有生產意義，從而與周圍農村地區建立了一種廣泛的經濟聯系。也正是這種城市經濟，適應了當時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保證了供給與需求的平衡，為再生產提供了必要條件。與此同時，城市還起到聚集腹地商品，擴散外地商品，轉輸到四面八方的作用；并為往來商賈提供服務。
由于清代前期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也有眾多的流動人口，商賈、運輸業者就是其中之一，此外，還有一些社會閑散人員。這類人口在城市與在市鎮一樣是流動的。云南麗江府城西“關外大研里，湫隘囂塵，環市列肆，日中為市，名曰：‘坐街’。午聚酉散，無日不集，四鄉男婦偕來。商賈之販中旬者，必止于此，以便雇腳轉運。”〔118〕“云南省城南關外，新城鋪、三市街、教場壩等處地方，雖系附郭，但路達三迤，綿亙十有余里，商賈輻輳，煙戶稠密，錯處五方。且銅局鹽倉，以及江、廣等省客民會館咸聚于此，販夫腳戶，暮至早行者，難以數計，奸匪最易溷跡其中，向以附近省城，并未設立專員駐扎”，請將云南府通判移駐南關。〔119〕云南省城關廂的經濟，在清代前期得到較快的發展，經濟、社會秩序也隨之混亂，所以政府設通判進行管理，這與市鎮并元二致。
總之，市鎮商品經濟與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只有快慢之別，并無性質不同，城市與市鎮一樣，都是全國商品流通網絡上的結點。通過商品流通的網絡城市和市鎮與周圍農村建立廣泛的經濟聯系，使城市與市鎮不僅具有消費意義，也具有生產意義。它們同處于封建社會中，既不干擾封建經濟秩序，也不對抗封建政治統治，統統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在地方政府的管理之中，隨同歷史車輪的大方向，走著一條相同的發展道路。
注釋：
〔1〕祁韻士：《萬里行程記》，道光。
〔2〕劉爾聰：修張蘭城記》康熙五十六年，見嘉慶《介休縣志》卷十二，藝文。
〔3〕道光《寧羌州志》卷一，幅員道路。
〔4〕嘉慶《安康縣志》卷十，建置考下。
〔5〕乾隆《長治縣志》卷四，疆城，市集。
〔6〕康熙、乾隆《宣陽縣志》卷之二，逮置，鄉鎮。
〔7〕道光《黃平州志》卷之二，建置志，城池。
〔8〕康熙《饒平縣志》卷之二，公署。
〔9〕乾隆《蒲城縣志》卷四，建置，城池。
〔10〕乾隆《烏程縣志》卷十一，鄉鎮。
〔11〕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111～112頁。
〔12〕《清高宗實錄》卷一二二，乾隆五年七月乙卯。
〔13〕乾隆《嵩縣志》卷十二，市鎮。
〔14〕乾隆三十年八月二十八日河南巡撫阿思哈奏，見《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25輯，第832頁。
〔15〕道光《羅城縣志》卷之一，山川，墟市：卷之四，藝文。
〔16〕參閱樊樹志前引書；第112頁。
〔17〕乾隆《佛山忠義鄉志》卷一，鄉城志。
〔18〕蕭放：《試論明清時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鎮發展的特點》，載《九江師專學報》1990年，第2期。
〔19〕乾隆《漢陽縣志》卷之六，城池，附街衢鎮市。
〔20〕乾隆《襄陽府志》卷之十一，里社，市鎮關梁附。
〔21〕道光《桐城續修縣志）卷之一，輿地志，鄉鎮附集場。
〔22〕參閱樊樹志前引書，第107～109頁。
〔23〕晏斯盛：（請設商社疏），乾隆十年，見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卷四十，戶政十五，倉儲下。
〔24〕嘉慶《漢陽縣志》卷之七，城池，坊市集鎮。
〔25〕乾隆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山西巡撫明德奏：四十三年三月初六日山西巡撫覺羅巴延三奏，見《宮中乾隆朝奏折》第15、42輯，第714、293頁。
〔26〕乾隆《黔陽縣志》卷之九，鄉都，市鎮。
〔27〕乾隆《洵陽縣志》卷之四，建置，市鎮。
〔28〕參閱樊樹志前引書，第103頁。
〔29〕丁永琪：《縣北舞渡移兵駐防記》，見乾隆《舞陽縣志》卷十，藝文記。
〔30〕范鍇：《漢口叢談》卷二，道光。
〔31〕龍延槐：《初與邱滋畬書》，見《敬學軒文集》始二，轉自《明清佛山碑刻文獻經濟資料》廣東人民出版社I987年，第341頁。
〔32〕乾隆三十二年《重修關帝廟碑記》、同年《本廟全圖碑記》，碑存朱仙鎮。
〔33〕道光十八年《重修關帝廟歲積厘金記》，碑存河南周口市。
〔34〕嘉慶（灤州志》卷之二，建置志，集市。
〔35〕乾隆《水順縣志》卷一，地輿志，市村。
〔36〕道光《黃平州志》卷之二，建置志，城池。
〔37〕參閱樊樹志前引書，第279頁。
〔38〕乾降（盛湖志》卷下，建置。
〔39〕道光《武陟縣志》卷上五，建置志。
〔40〕嘉慶《漢陽縣志》卷之七，城池，坊市集鎮。
〔41〕范鍇：《漢口叢談》卷二，道光。
〔42〕章學誠：《湖北通志檢存 稿》乾隆末年，見《章氏貴書》卷二十四，食貨考。
〔43〕參閱石瑩：《清代前期漢口的商品市場》，載《武漢大學學報》1989午，第2期。
〔44〕參閱羅一星：《清代前期嶺南二元中心市場說》，載《廣東社會科學》1987年，第4期。
〔45〕乾隆《沅州府志》卷七，鄉都，市鎮。
〔46〕《清高宗實錄）卷五七，乾隆二年十一月癸未。
〔47〕乾隆《府谷縣志》卷之一，市集。
〔48〕參閱陳學文：《明清時期杭嘉湖市鎮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300～301頁。
〔49〕陳明申：《夔行紀程》，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七帙：乾隆《開縣志》場市、關隘。
〔50〕乾隆《河問府志》卷之四，輿地志，物產。
〔51〕乾降《大荔縣志》卷三，建置，鎮堡；道光《大荔縣志》卷六，土地志，物產。
〔52〕乾隆《氏葛縣志》卷之二，建置，鎮集。
〔53〕道光《留壩廳志》卷四，土地志，風俗。
〔54〕康熙《隴州志》卷之三，田賦志，市集：乾隆《高平縣志》卷之四，市集。
〔55〕道光《思南府續志》卷之一，地理門，疆域。
〔56〕康熙、道光《萍鄉縣志》卷之二，市鎮：卷三，建置，里市。
〔57〕道光《思南府續志》卷之一，地理門，疆域。
〔58〕乾隆《寶坻縣志》鄉閭卷之六，市集。
〔59〕嘉慶《正安州志》卷之二，風俗。
〔60〕乾隆《湖州府志》卷十四，坡市。
〔61〕乾隆《沅州府志》卷八，鄉都，市鎮。
〔62〕乾隆《湖州府志》卷上四，墟市。
〔63〕乾隆《寶坻縣志》鄉閭卷之六，市集。
〔64〕道光《思南府續志》卷之一，地理門，疆域。
〔65〕道光《萬州志》卷三，輿地略，形勢。
〔66〕康熙《詔安縣志》卷之四，建置志，市集。
〔67〕乾隆《黔陽縣志》卷之九，鄉都，市鎮。
〔68〕乾隆《保德州志》卷一，市集。
〔69〕方行：《清代前期農村市場的發展》，載《歷史研究》1987年，第6期。
〔70〕乾隆《鎮安縣志》卷二，輿地志下，墟市。
〔71〕道光《寧陜廳志》卷之二，建置志，場市。
〔72〕乾隆《河間府新志》卷之四，輿地志，物產。
〔73〕道光《安平縣志》卷四，食貨志，土產場市附。
〔74〕乾隆《潮州府志》卷十四，城市。
〔75〕道光《略陽縣志》卷之一，輿地部，市集。
〔76〕乾隆《麗江府志略》卷上，建置略，市肆。
〔77〕道光《太平縣志》卷三，坊里志，市集。
〔78〕乾隆《威遠縣志）卷二，建置志，鄉鎮集場附；道光《茂州志》卷二，建置導，場市。
〔79〕道光《忠州直隸州志）卷之二，輿地志，街市坊表。
〔80〕嘉慶《涉縣志》卷二，建置類，市鎮
〔81〕乾隆《新安縣志》卷之六，風土。
〔82〕道光《南海縣志》卷十三，建置略五，墟市。
〔83〕道光《佛岡廳志》卷二，建置志，墟市。
〔84〕康熙《萍鄉縣志》卷之二，市鎮。
〔85〕康熙《臨縣志》卷二，建置志，坊市。
〔86〕乾隆《蔚縣志》卷之八，城池，村堡。
〔87〕道光《長陽縣志》卷之二，建置志，場市。
〔88〕嘉慶《漢州志》卷八，城池。
〔89〕乾隆《巴縣志》卷之二，建置，坊廂。
〔90〕康熙《咸寧縣志》卷之二，建置，市鎮。
〔91〕道光《昆明縣志》卷之二，物產志。
〔92〕雍正六年四月初五日蘇州織造李鳳奏，見《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1輯，第163頁。
〔93〕陶澍：《陶云汀先生奏疏》卷二十二，道光八年。
〔94〕乾隆《南鄭縣志》卷之三，建置。
〔95〕嘉慶《漢南續修郡志》卷七，市集。
〔96〕張崗：《清代直隸商品經濟分析》，載《河北師范學院學報》1985年，第3期。
〔97〕道光《萍鄉縣志》卷三，建置，里市。
〔98〕乾隆《隴州續志》卷二，建置志，市鎮。
〔99〕嚴如煜：《三省邊防備覽》卷十四，藝文下。
〔100〕乾隆《束鹿縣志》卷二，地理志，市集。
〔101〕嘉慶《山陽縣志》卷二，疆域下，市鎮。
〔102〕王昶：《商洛行程記》乾隆五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六帙。
〔103〕乾隆《直隸澧州志林》卷之二，輿地志，市鎮。
〔104〕樊樹志前引書，第121頁。
〔105〕參閱石瑩前引文。
〔106〕參閱羅一星前引文。
〔107〕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鎮結構及歷史價值初探》，載《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
〔108〕康熙《程鄉縣志》卷之一，輿地志，市廛。
〔109〕乾隆《新修曲沃縣志》卷之七，城池，附市肆村鎮。
〔110〕乾隆《三原縣志》卷之二，城池。
〔111〕道光《安陸縣志》卷四，城池，衢巷。
〔112〕嘉慶《漢州志》卷八，城池。
〔113〕雍正《六安州志》卷之五，城池。
〔114〕道光《留壩廳志》卷一，廳城圖。
〔115〕乾隆《祥符縣志》卷六，建置，市集。
〔116〕康熙《咸寧縣志》卷之二，建置，市鎮。
〔117〕盧坤：《秦疆治略》，咸陽縣。
〔118〕乾窿《麗江府志略》卷上，建置略，市肆。
關鍵詞：二維碼；應用；首創；藝術作品；意義生成
中圖分類號：TP3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4）07-0111-02
一、二維碼的由來
（一）二維碼是什么
二維碼技術誕生于20世紀40年代，但是真正得到實際的應用和發展還是在近20年間。而國外對二維碼技術的研究卻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而且在二維碼符號表示的技術研究方面，國外已經研制出多種碼制。什么是二維碼？二維碼其實就是一種用某一種特定的規則或不規則的一種或幾種幾何圖形按一定的規律性在平面并且是二維方向上分布的一個黑白相間的圖形，現在還發展出彩色的二維碼，是年輕人所喜愛的個性二維碼。二維碼整個是一個方塊形，大多數人看不懂它的構造和它的分布規律，但就是這樣的一個小方塊，卻能夠把文字、圖像、音頻、視頻等“編碼”成一個圖像，當用特定軟件又稱“掃一掃”來拍攝或是掃描這些圖像時，二維碼包含的信息就顯示出來。總而言之，二維碼就是通過一個黑白相間的條形碼將各種形式的信息例如文字、圖片、音頻、視頻等儲存起來，方便受眾隨時隨地查看。所以在新媒體日益發展的情況下，二維碼的興起也是必然的。
（二）二維碼的應用
我國最早在2006年推出了二維碼的應用，但當時的智能手機還未普及，所以二維碼的應用并沒有推廣開來。二維碼必須在智能手機上使用，尤其是“微信”誕生以來，其中的“掃一掃”功能更是推進了各種二維碼的產生，從飲食到旅游，從旅游到美容，越來越多的商家通過“掃一掃”二維碼獲得優惠吸引受眾。二維碼可以承載文字、圖片、音樂、視頻等各種信息，充分地把復雜的內容通過一個小小的條紋碼實現，既閱讀方便，又節約紙張。現如今，二維碼的應用徹底的普及開來。
通常我們所看到的以及大多數軟件生成的二維碼都是黑色的，但事實上彩色的二維碼生成技術也并不復雜，并且備受年輕人的喜愛，已有一些網站開始提供彩色二維碼在線免費生成服務了。基于二維碼的糾錯功能，即使二維碼部分被覆蓋或丟失，掃描設備依然能夠識別出其記錄的完整信息，當前已有不少“個性二維碼”的生成工具，把一些個性圖案與二維碼進行合成，得到個性化并能被掃描設備識別的二維碼，這種“個性二維碼”也開始流行起來[1]。
現在無論是買票、購物、吃飯都可以使用二維碼，買票可以通過掃描二維碼訂票，購物也可以通過掃描二維碼付款，例如支付寶付款現在就可以使用二維碼掃描，這樣既方便又安全。吃飯時掃描二維碼也屢見不鮮，就連去小面館吃碗面都可以掃描二維碼加入會員參與面店打折活動，使得日常生活中的吃飯也變得有趣起來。甚至是名片介紹、婚禮請柬、墓碑上都使用了二維碼，有了二維碼再也不用擔心一張簡單的名片無法詳細的介紹自己了，婚禮請柬上的二維碼使用使得參加婚禮的人不用擔心到不了場而錯過這場婚禮，可以通過二維碼觀看婚禮的各個重點環節；既能省時省力，又能方便快捷的知曉各樣的信息。
二、二維碼“走”近《走街穿巷憶舊事》
二維碼在紙媒中的應用最早見于報紙和雜志，在報紙中應用可以讓平面新聞瞬間活起來，增加讀者的閱讀興趣。“隨著國內智能手機和 3G 網絡普及，2011 年底開始，報紙二維碼重振江湖。華西都市報、成都商報、錢江晚報、每日商報、南京晨報等國內許多報紙又開始嘗試借用二維碼，打造全媒體報紙。溫州報紙也“高調”加入了報紙二維碼的試水隊伍。如 2012 年 3 月，溫州都市報在封面版隆重推出“若想潮一把，不妨玩玩二維碼”；2012 年 5 月，溫州商報號召讀者“拿起手機，玩轉報紙”，等等。[2]”
二維碼在紙媒的應用中很廣泛，但是在圖書行業甚至是傳統的藝術作品上使用確很少見到，此次92歲的賀有直老先生緊跟時代潮流，將自己的連環畫作品與二維碼結合起來，創造了藝術作品使用二維碼的先河。在2013年8月14日至20日在上海舉辦的“2013上海書展暨‘書香中國上海周’上吸引了大量的讀者，而老先生的作品《走街穿巷憶舊事》也成為此次書展的亮點。這是藝術家的傳統藝術作品首次與現代科技相結合，被不少人評價為圖書史上的海派首創。
《走街穿巷憶舊事》主要是以54幅連環畫構成的一部回憶上海描述百年上海市井生態的傳統藝術作品。賀有直老先生通過一幅幅連環畫向大家講述老上海的故事，所以這本書也可以稱為“賀有直畫說老上海”，但光通過圖畫描述總覺得少了些什么，于是，老先生緊跟潮流，將其的連環畫和時下流行的二維碼結合起來，人們通過掃描書中的二維碼，便可以跟隨賀老先生走街串巷欣賞上海的大街小巷，并聽著賀老先生講各種生動有趣的故事。在書展上，人們只要用手機掃一掃書上的二維碼，便可以做到“讀、視、聽”相結合，讓人一掃僅僅只能讀書的乏味，更能聽書、看“活起來”的書。
在畫面中，賀友直先生以獨有的“賀氏白描”重游往事，回味人生，54 幅洋洋大觀的《走街穿巷憶舊事》，以小見大而氣象萬千，尺幅雖小而矩度雍容。當年的上海老城廂，可謂“十里洋場”，“街衢弄巷、縱橫交錯”，“五方雜處、客土雜居”，老先生將一切盡收眼底，又將一切放諸筆端。傳統閱讀方式之外，又得益于最新的數字交互技術，讀者掃一掃書上的二維碼通過手機便可以看到賀友直老先生的自說自畫。影像中，賀老先生繪聲繪色講述起老上海的點點滴滴，配合旁逸斜出的各種相關歷史圖文資料，全方位地帶領觀眾走街穿巷憶舊事，在尋蹤追跡中鉤沉畫面背后的典故和軼聞舊事，將上海各地昨天與今天的風情變化展現給大眾[3]。
我們不難想象，在一幅幅簡單的平面漫畫中，我們可以聽到音樂，聽到各種各樣的講解，看到視頻，這樣的視覺和聽覺的享受在以前的漫畫里我們無從獲得。而今通過二維碼，我們將一幅幅的漫畫拓展成了一部部短小精悍帶有解說和文化歷史意義的動畫，這樣既保留了漫畫的價值，也讓讀者更好的拓展了閱讀量和知識儲備量。
三、二維碼在傳統藝術作品中的意義生成
（一）信息量延伸拓展幅度大
二維碼具有儲存信息量大、體積小的特點，所以運用到紙媒中，可以通過最小的體積最大的限度將紙媒的信息量無限延伸拓展出去。運用到圖書中更是可以提高圖書的性價比，而運用到傳統的藝術作品中，不僅可以讓受眾了解到藝術作品的內容，更可以通過音頻、視頻影像來了解創作背景、內涵深意、作者思想等與藝術作品相關的信息，既可以加深讀者的印象提起讀者的閱讀興趣，又可以方便讀者欣賞藝術作品理解作者更深層的作品內涵含義，一舉兩得。
（二）傳播范圍廣，不受距離限制
二維碼制作成本低，方便制作。并且使用的時候只要有網絡就可以使用，任何人都可以通過二維碼了解信息。在這個新媒體普及信息化的時代里，科學技術讓傳統藝術作品更具活力也更具影響力。所以二維碼運用在傳統藝術作品中，任何人在何時何地都可以通過網絡來掃描二維碼知曉作品內容，增加了作品的傳播范圍，并且不受距離的限制，所以賀有直的這部連環畫伴隨著老上海的影像可以通過小小的二維碼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三）傳播速度快，自主性強
3G網絡的普及與4G網絡的誕生更是為二維碼的發展創造了更大的空間。只要有網絡和智能手機便可以使用二維碼，輕輕地掃一掃就可以知曉各種內容信息，所以作品的內容傳播速度非常快，瞬間可以傳遍世界，甚至可以在同一時刻不同地點進行傳播。在獲取信息內容時是受眾自主選擇掃一掃，自主性強，所以受眾一旦選擇掃一掃便說明他愿意接受該傳播信息，即避免了強制傳播、受眾被迫接受等以往傳播手段帶來的負面效應又增加了受眾的參與度和興趣。
（四）易于版權保護和保存流傳
二維碼的抗損性和保密性程度也比較高，所以運用在傳統的藝術作品里，既可以保護作者的版權，擁有自己獨有的二維碼，也容易打擊盜版的出現，人們可以通過掃描書中的二維碼來驗證真偽，進入二維碼中的出版社網站，不僅可以查看真偽，也可以了解出版社其他書目的信息，這樣增加了信息量也方便讀者購買其他書目。藝術家們可以放心大膽的進行藝術創作，也不用擔心作品能否保存下去。二維碼體積小、方便制作等特點都易于保存藝術作品的價值，讓藝術作品更好的發展與傳播。
四、總 結
2013年1月15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在京第3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國網民規模達到5.64億，手機網民數量為4.2億。此外，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也繼續提升，由69.3%上升至74.5%，手機作為第一大上網終端的地位更加穩固[4]。從這組數據中可以看出，未來的手機上網越來越普及，也就是說二維碼的市場前景將無限廣闊。此次《走街穿巷憶舊事》與二維碼的首次成功運用不僅給圖書行業帶來了新的希望，未來的圖書市場應該著重將二維碼用于書中；也將一件藝術作品成功的推向世界，給新老藝術家們也建立起了一個新媒體傳播藝術作品的平臺。總而言之，科技在發展，網絡在發展，時代在進步，二維碼將會越來越普及，也越來越便捷。
參考文獻：
邢平立，白惠艷.二維碼概述及應用[J].網印工業，2013（8）.
呂云方.二維碼是紙媒轉型的有效途徑嗎[J].青年記者，2013（25）.
關鍵詞 《申報》服飾 傳播
中圖分類號G219 文獻標識碼A
素有“十里洋場，衣冠世界”之稱的上海，早在光緒末年，“奇裝異服”已開始出現，“上海繁華甲于全國，一衣一服，莫不矜奇斗巧，日出心裁。其間由樸素而趨于奢侈，固足證世風之日下，然亦有由繁瑣而趨于簡便者，亦足見文化之日進也。”到了宣統年間(1909-1911)已開始領導著中國服裝的新潮流了。在蕓蕓沿海城市中。它脫穎而出，變成最時髦的大都會。“而上海裝飾已稍稍露頭角，且以上海扼全國之中心，并交通上之便利，其裝飾頗足以風靡全國，雖北之京津，西之川漢，南至閩粵，傍及蘇杭，亦莫不以為最及時之標準。”如今非常流行的“時髦”一詞亦是在晚清上海叫起的。最早見于1897年《申報》，到民國年間愈叫愈響，初時只應用于服裝新潮流上，后來，“時髦二字之名詞，出自上海，不僅指服裝而言，舉凡事物莫不有時髦”，但凡標新立異、變換花樣的事物和生活方式，上海人便都喚之為時髦了。
近代上海人之所以會執著于時髦，樂正著《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1860-1910年)》有所分析，“上海是一個五方雜處、中西并存的城市，社會開放，人員流動，生活節奏也較內地快，容易產生一種多元化的消費動感，這是其一；上海人打破了尊卑等級消費觀念，受傳統模式束縛較小，人們可以任意選擇自己的消費式樣，這是其二；上海商業發達，商人們以制造時髦款式、迎合時髦心理為推銷之術，不斷鼓動人們加入新的消費潮流，這是其三；上海人心靈手巧，制作精細，一件平常的東西經他們加工改造，就成為一件時新而精美的物品，這是其四。”而正是這些原因，也造就了上海作為中國乃至遠東服飾的時尚之都。
作為上海本埠最早創辦發型的華文報紙，《申報》自創刊歷經清、民國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終刊，歷經八十多年的風雨，是近代中國發行時間最長的報紙，始終對上海的華人社會深具影響。在近代中國的傳媒領域，具有其他報刊不可取代的地位。《申報》發行量大、影響范圍廣、流通時間長，具有普遍性；《申報》幾乎從未發生過中斷現象，具有歷史的連續性，被稱為“近現代史的百科全書”。《申報》接近真實地記錄了中國，特別是上海近一個世紀的歷史。《申報》“一部近代上海報刊史，等于是近代中國報刊史的縮影。”。《申報》所特的這些特點，使其作為研究近現代女性服飾傳播有著其他媒體無法比擬的優勢。
所以，本文選取中國時尚之都上海，選擇近代報紙這一媒介，從藝術傳播學的角度審視中國女性服飾藝術與現代報紙傳媒之間的關系，上海重要的新聞媒體《申報》是最佳取樣。在本文中，我們截取《申報》1911-1935年對女性服飾的記載作為一個樣本，來剖析一下《申報》作為媒體對女性傳播的作用和意義。
《申報》中女性服飾訊息的形態主要有：服飾新聞、服飾廣告和服飾評論是服飾訊息的常見載體。其中服飾新聞和廣告是對服飾發展的客觀記錄，而服飾評論則反映了傳媒與風尚的互動。
一、服飾新聞
“報紙是信息的媒介，新聞是報紙的支柱。讀者對報紙的需要，主要是對新聞的需要，抓住新聞就等于抓住讀者。”
《申報》刊載了有關女性服飾的很多新聞，特別是在民國初，女性走向社會，開始關注自身服飾的社會性而又無所適從時，在1912-1913年間，《參議院討論服制問題》、《會議女服式紀要》、《國貨維持會第二十五次宣講記》相繼刊出，詳細記錄了會議有關女性服飾的規定，包括款式和色彩，對于女性服飾的發展起了一定的指導作用。
二、服飾廣告
廣告，是以語言文字、圖像和其他途徑向大眾進行傳達資訊的一種傳播方式。其目的是把欲出賣的商品信息傳播出去，以便引起需求者的注意，激發消費者的購買欲望，實現商品出售的商業動機。當時的上海，傾銷外國產品的洋行林立，黃浦江吳淞口的貨船往來如梭，繁華的“南北二市”銷售洋貨土產的店鋪不斷出現，金融、保險業隨之興旺。在這里潛藏了很多廣告客戶和讀者群體。《申報》刊登廣告，一方面。滿足了商業信息的需求，進而擴大了讀者群體；另一方面，廣告的收入為《申報》的壯大發展籌集了相當的資金。
有關女性服飾的廣告在《申報》中時有刊載，而且多數伴有圖片說明，1912年8月4日的《申報》有這樣一則廣告：“趨時婦女競新妝，荷葉邊兮滾滿裳。梳得時新元寶髻，夜間權作枕何方。”這是一則有關元寶髻的廣告，帶有勸誡的意味；1915年2月3日的《申報》中刊載了有關東洋髻的廣告，帶有贊賞之意。關于女性服飾亦有廣告刊出：“廣告時裝的影響：廣告畫里的服裝與真人所著的服裝出現于同一版畫報上，互相映襯，互相模仿。”(《申報圖畫周刊》，1935年3月14日)這則旗袍廣告形象地道出了服飾的快速傳播途徑。
三、服飾評論
報紙的評論文章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時效性。以報紙為載體，現代服飾批評開始迅猛崛起，對服飾藝術的繁榮無疑會起到促進作用。《申報》有關服飾評論的內容較多，特別是社評，1926年12月16日和18日出版的《申報衣服號》和《申報修飾號》專刊，是兩份較為系統、全面的服飾研究方面專門論著匯集。《申報衣服號》中包括有《中華絲織物之進步》、《將來歐美服裝之推測》、《美麗衣服的發源地各國的巴黎，中國的上海》、《制西裝之選擇》、《婦女御用圍巾之要旨》、《冬令的皮貨》、《服裝與國貨》、《改良中國男子服裝談》、《改進我們服裝應有的條件》、《服裝的調和》等文論；《申報修飾號》中包括有《時裝展覽會之鳥瞰》、《指甲美》、《女子剪發》、《修飾概論》、《點櫻小識》等文論，兩份專刊都配有若干幅精美插圖。
此外，對于一份有著廣大受眾群體的本埠報紙，對于服飾的發展和變革，《申報》的各類評論文章都始終關注，譬如對于之后的中國本土服裝的走向就是一個相當嚴肅的話題。
上海《申報》在1911年11月19日率先討論未來國民應該穿著什么，發表《服飾芻議》，除道出服裝將造成身份混亂――是否抱殘守缺，“應復漢式，束發于頂，臥領長袍”，抑或“斷其發，短其衣，則變蠻夷矣”，更強調如果國家處理不當，服裝將會造成政治社會經濟混亂。也道出易服的困惑：“自古帝王易姓受命，必改朔易服，所以示革新之象也。今者大漢光復，發辮之物。在所必去，衣服之制，亦宜定式。國人深于習慣，本其舊見，每謂吾儕漢民，應復漢式，束發于頂，臥領長袍，是其固制。若斷其發，短其衣，則變夷矣。”
當然，更多的評論還是針對女性服飾和女性服飾所展示的社會學根源。譬如：同年8月11日上海《申報》又指出：“效女學生妝飾，意在博歡新人物，而女學生效妝飾，胡為者。”“從前衣服暗分等級，非真貴家豪族，鮮有通身裘帛者。今上海龜奴鴇子無不以裘帛為常服，而一般學生更非舶來品不御。做上海人安得不窮。曹聚仁甚至認為婦女解放已淪陷于享樂主義，“所謂婦女運動。提倡了差不多一二十年，其結果資本主義的一切光明幸福全未得到，資本主義的一應黑暗災禍，都已來臨。上海小市民中，所謂學校皇后，所謂交際明星，所謂摩登女郎，所謂美麗花瓶，徹頭徹尾都是一種享樂主義者。”
除了社論，有關服飾本身的藝術評論也有很多，有涉及服飾款式的“時下女子新裝，領高四五寸，用荷葉邊鑲成喇叭口式，袖短僅及半臂，亦用荷葉邊鑲成喇叭口式，其他衫之周圍，裙之底下皆用荷葉邊鑲成喇叭口式，吾不解女子身上何用如許喇叭口之多也”；有涉及鞋子的：“迨天足會起。六寸膚圓，不須迫抹，婦女皆用皮鞋，履聲橐橐”。過去布鞋走路悄無聲息，“昔日女子多柔順之氣，今日女子多英爽之氣，昔日女子謹守閨中羞不見客，今日女子靴聲橐橐馬路中疾行如飛”。似乎這鞋子的響聲也在象征著婦女地位的轉變；有涉及發式的：“又見烏云黑髻，忽又變成元寶形狀，凸出小腦后，何其不雅觀”，時人機之：“或者夜間睡時可以不用枕頭，將此元寶權作枕頭，倒也便利。”這些評論，對當時女性服飾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影響。
關鍵詞：山地；區域特征；貴州小說
一
新世紀以來，無論省內外，從人類學、民俗學、旅游文化等層面挖掘貴州文化資源的研究日漸趨熱，相比之下貴州文學的研究似乎一直沒有突破，甚至有沉落寂寞的狀態。原因自然是復雜的，比如從大背景來說，在大眾文化消費的時代、讀圖的時代，文學整體相對邊緣化。不過對貴州文學研究而言，更有其自身的瓶頸。以20世紀文學的中心文體小說為例，一直以來我們的研究都是以全國文學主流話語為重要參照，我們一直欣喜地去發掘偏遠之地的貴州小說如何在積極回應中心的呼喚。到上個世紀末，這一模式的研究有一批可觀的收獲。貴州新文學大系的小說卷、何光渝先生的力作《20世紀貴州小說史》等都將貴州小說發展及成就放在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空間里進行敘述，特別是后面這部專著，“作者在論述20世紀貴州各個時期的小說時，并非孤立地就事論事，而是把它放在全國小說發展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并與同時期省外小說家的作品進行橫向比較。”[1]此后的小說研究在這種模式下已難超越這部專著的成績。這是新時期以來貴州小說研究相對沉寂的一個重要原因。
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相反促進了地方文化研究的興起，對多元的地方文化的關注，應該說也能給貴州小說研究帶來一些新思路。貴州小說有沒有值得去發掘和總結的獨特現象，有沒有自我的個性特點，帶著這樣的問題重新審視貴州小說的發展史是頗有意思的一件事。
蹇先艾堪稱貴州小說第一人，也是貴州鄉土小說的先驅。然而探究貴州之于蹇先艾的意義，絕不同于湘西之于沈從文、川北之于沙汀、山西農村之于趙樹理那樣深刻和飽滿。14歲，蹇先艾就被父親送到北京讀書，得以進入到新文學的中心地。從童年的人生體驗是很難看到蹇先艾與貴州的深度聯系的。被魯迅選入《新文學大系》的《水葬》被評價為“最能代表他的貴州鄉土題材特色”[2]的作品，然而這部作品鄉土的內容并不厚實，對水葬這一習俗的關注度也不如王魯彥對浙東民俗的細致，這篇作品之受重視，不過是因為作品表現了當時代表中國的鄉土的落后、閉塞和人性的冷酷。正好符合了五四在現代文明和西方文明立場下對中國鄉村（傳統）文明的反思與批判，這部作品無論創作者還是接受者都并沒有把“貴州”作為一個獨有的元素。無論從主題取向上還是從語言風格上《水葬》明顯的可以看出《阿Q正傳》的影子。五四之后，中國文學隨著社會變革潮流主流話語幾經轉向，在階級斗爭、民族矛盾的背景下，小說的批判風向，而中國小說也走向繁復和發展，而有意思的是貴州小說卻出現了長時期的空白。抗戰時期，蹇先艾返黔，文化重心向西南方向轉移，貴州的文學創作活動與文學出版物出現從未有過的活躍，但是此期無論是貴州作家的創作還是以貴州為題材的創作，也未見新的起色。相反蹇先艾在抗戰時期的作品，“中心話語”成為全部述說的內容，所謂的“貴州”符號只非常表層的停留在對方言的零星運用上。沙汀的返鄉讓他尋找到了屬于自己的創作題材，有了《在其香居茶館》這樣充滿地域風情的作品的出現，何以蹇先艾真正回歸到這塊土地之后卻喪失了對這塊土地的述說呢？
建國后，1950年代貴州涌現了一批本地作家和作品，這是貴州小說第一次顯示出自己的規模，一方面可以說是抗戰時期的文化活動的積淀，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建國后與國家意識形態相扣合的農村小說成為小說的主脈之一，農村和社會改造給貴州帶來了很多變化，為作家們提供了可以回應的文學材料。如較有代表性的石果的《風波》《鐵馬鄉躍進曲》。此后貴州小說幾乎是以一種更加自覺地服從地姿態追求“中心”話語。1980年代初，貴州小說迎來了再次輝煌。1980年代初，何士光的兩部小說《鄉場上》《種包谷的老人》相繼獲得全國短篇小說獎，這是貴州文壇又一次在全國舞臺的綻放。貴州是新時期的的先行者，作家很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巨大的歷史變革。人們便都在這樣的背景下解讀其中人物的意義——“展現農村更多的新人物”[3]。但隨后在思想解放的大洪流裹挾下，全國文學迅速恢復元氣，貴州文學很快又鴉雀無聲了。
從中國20世紀小說的文化批判氣質、城鄉對立格局、政治文化的書寫等方面審視，貴州體驗提供給作家的寫作資源顯得似乎并不豐厚。其實從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等多重角度來看，貴州都是一塊資源寶貴豐富的地方，故有“民族文化千島”之美譽，但是，“我們發現，貴州作家對本土文化的認知和挖掘，遠不如人類學家們來得深入和地道。”“他們幾乎都是從鄉土文學民間敘事中走出來的，遺憾的是這種民間敘事幾乎都不是本土化的敘事”。[4]原因何在？
二
何光渝先生在《20世紀貴州小說史·導言》中呼吁“就20世紀的貴州文學特別是小說而言，除地貌、氣候等自然因素外，貴州建省以來近600年歷史，因這歷史而形成的人文環境、特別是文化生態環境，不僅影響了貴州人民的性格、氣質、審美趣味和藝術思維方式，而且也深刻的影響著貴州作家作品特別是小說的人生內容、藝術風格和表現手法”[5]。這是期待貴州文學研究能有一個更開闊的歷史文化視野，但是我認為貴州文化及文學的特點的地域根性依然是在自然地理條件上。一個區域概念，不外乎指涉這樣幾個因素：政治、經濟、文化、自然。而其中自然地理的因素是最根本的。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正如列寧曾經指出：“地理環境的特性決定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生產力的發展又決定著經濟關系的以及隨在經濟關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會關系的發展……在看來，地理環境是通過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的生產力的基礎上所產生的生產關系來影響人的，而生產力的發展的首要條件就是這種地理環境的特性……”[6]。對于文化而言，自然地理的意義就更加重大了“自然生境與文化有著密切的互為影響的關系，自然生境對人的影響尤其大，這些影響會滲透到人的精神和性格中，從而構成不同區域的人在性格上的異同，這些異同就展現了不同的豐富多樣的文化模式。”[7]雖然丹納的環境決定論被后人不斷修正，但作為地域文學或文化的研究，他的思想仍然具有啟示意義。“貴州”是一個行政區域概念，我們的研究自然要關注到貴州建省600年來政治文化的因素，但也要明白，由于地理位置偏遠和阻隔，歷史上貴州政治一直處于相對封閉的狀態。貴州幾百年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特點更倚賴于貴州作為一個地理區位的特點。
貴州最突出的地理特征就是“山地”。貴州地處中國西南，是云貴高原的組成部分，地形上處于從青藏高原向江南丘陵、平原過渡的地帶，在貴州境內，山地面積占據了87%，丘陵占據10%，剩下的平地僅占3%。貴州是全國唯一沒有平原支撐的省份。像這樣一個幾乎完全由山地和丘陵組成的地理觀景在國內絕無僅有，在世界范圍內也只有瑞士與之相似。云貴高原的另一組成部分云南也沒有貴州如此密集的山地。明朝正德年間，王陽明貶謫貴州，途徑黃平，驚嘆“天下之山，萃于云貴，連亙萬里，際天無極”，當年一句“蒼山如海，殘陽如血”也是對婁山關的真實感受。大山的阻隔把貴州掩藏在歷史的褶皺里，與中原一帶的較大的溝通在元、明、清三代才逐漸實現。大山的封閉使貴州長期處于政治經濟發展的落后，也產生安足凝滯的民族性格。
有學者這樣描述巴蜀之地：“‘闊大’與‘封閉’也是一組有趣的矛盾，封閉帶來了它的保守，造成了它與中原地區的某些差異，但腹地的闊大和千里沃野又賦予它勃勃的生機”[8]。這千里腹地成就了巴蜀之地的盆地文明與天賦氣質。相比之下，貴州地理空間的特點應該是“封閉”與“破碎”。貴州在群山圍困之中，腹地則由于喀斯特發育過程造成地形破碎，地貌復雜，呈現出“立體多樣，縱橫分割”的特點，“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也十里不同俗，這些立體排列的狹促而復雜多樣的山地生態環境形成了“大雜居，小聚居”或“又雜居又聚居”等復雜的碎片似的民族聚落結構，與中原的交流困難，長期以來處于自在的發展狀態，在內部，彼此間有交融卻同樣由于地勢的阻隔而保持民族文化、聚落文化相對的獨立性。碎片似的的空間布局，形成了貴州文化雜的特點，因雜而無法更進一步整合成既有內部凝聚力又有輻射度的文化體系，因雜而現個性模糊，因個性模糊而帶來文化自信心的不足。貴州既有文化孤島，又有五方雜處的包容之地，前者是由于地理的先天屏障，后者的包容里則顯示了自身文化的柔弱性，所以包容多于創造，追尋他者多于自我的創新。在這種地域文化心態下，我們自然理解了為什么貴州小說對自身文化資源利用不足的問題。這里為貴州文學的創新力度的不足找到隱約的依據可以說，貴州小說環環相扣的地域特征起始于貴州獨特的山地自然生境。
首先，貴州作家的區域布局是非常不平衡的，很多作家出身于遵義。這塊黔北土地以喀斯特丘陵和盆地為主體，是貴州境內最為平坦、經濟文化發展程度較高的地方，是由黔入川的咽喉，也是貴州接受中原儒家文化以及巴蜀文化最深厚的地方。這些相對的開放的丘陵壩子，有著主動向外獲取的積極性，向往遠方、追逐“中心”的文化姿態，遠遠強過對本土的關注和理解。
翻閱貴州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還能發現，他們對自身民族文化歷史民俗的關注是較表層的。作家對自身民族身份的認同不是非常強烈或者說自覺。當下創作用力最深的作家王華的經歷很有代表性。“雖說我是仡佬族，但在很小的時候，我并沒有感覺到自己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區別。后來，人家聽說我是仡佬族作家，總是問我有關仡佬族的問題，我卻答不上來，總覺得很不好意思。從那時起，我開始有了追溯民族根的欲望。”[9]這才有了她的帶有仡佬族符號的《儺賜》。這種身份追認在貴州作家身上比較突出的，這同樣是貴州喀斯特自然生境在貴州小說創作中打下的印記由于身份認同的距離感，貴州鄉土小說最常見的是外來者敘述視角，由外來者撥開大山的迷霧，審視山間人的生存現狀。開創這種敘述的便是蹇先艾。
《鹽巴客》和《貴州道上》是蹇先艾兩部重要的“歸鄉”模式的敘述，正是多年以后的歸鄉使蹇先艾發現一個實體的貴州，這種發現里有以往的研究者已經多次書寫過的對貴州兵匪成災的社會現狀的揭示，還有不容忽視的對貴州地理環境與人的生存及性格的關系的新奇發現。這兩部作品的第一重發現就是貴州險峻的地勢。“多年不回貴州，這次還鄉才知道川黔道上的形勢的險惡，真夠得上崎嶇鳥道，懸崖絕壁。”[10]正是在這難于蜀道的黔道上，才有了鹽巴客、轎夫的粗糲與。到1980年代，在尋根小說紛紛問世之時，貴州小說依然在延續這樣的敘述。如陳學書的《山國女子》《遠山》及以葉辛的《蹉跎歲月》為代表的知青小說。這些外視點的敘述都是從自然空間的發現開始的。
由地理空間而及人使貴州小說有了與20世紀中國小說文化批評性格中略有不同的述說。反思批判封閉保守的民族惰性是自魯迅以降中國小說的主流話題，但魯迅們的反思核心指向歷史文化。于貴州而言，儒家形成的歷史惰性不如大山的包圍造成的壓抑更為觸目。對于貴州的地理環境與人物精神氣質的關系，清人陳法有過精當的描述：“黔處天末，崇山復嶺，鳥道羊腸，舟車不通，地狹民貧，無論仕宦者視為畏途，即生長于黔而仕宦于外者，習見中土之廣大繁富，亦多不愿歸鄉里。吾以為黔人有五病，而居黔有八便。何謂五病？曰陋、曰隘、曰傲、曰暗、曰呆。”[11]而貴州小說對此作了更為豐富的詮釋。類似的描寫隨時可見，如蹇先艾《山城的風波》：“全縣是一座圓湖似的小城，被四圍筆鋒似的的高山環抱著，儼然是被所謂大時代遺棄下的古老鎮市。因為重巒天塹的恩惠，造成一種風氣的閉塞，人們的眼光渺小得喂雛雞的黃米。大多數的人是老死也沒有跨出過這古城的長垣”[12]。苗族作家伍略的《麻栗溝》小說的背景是深陷在黔西北大山中的一個小小的村莊。“沿溝而上，兩岸偏坡，滿眼是巴茅和蕨草，灌木叢叢，間或也有一些青岡，更多的則是那麻栗樹。越進溝里，越顯得荒僻、冷落……”[13]這是作家追問人性晦暗的起點，作家展示了山溝中的令人戰栗的貧窮而來的蠻荒與孱弱。
何士光的《種包谷的老人》是一部值得重新品味的小說。青山屏障下的壩子，依然是偏遠寂靜，但作家并不峻急，而以少有的悠緩述說人與自然的那份和諧寧靜，述說種包谷老人那份久遠的日子。《種包谷的老人》花費了大量筆墨描寫的卻是一個孤寂的老人和一片孤寂的包谷林的故事，人與自然的既和諧又對峙的復雜關系，這部作品頗有些《邊城》筆法。但這種書寫在貴州這塊土地上難成氣候。
險峻的群山、堅硬的巖石、隱藏在大山深處的礦區、山間的犄角旮旯地構成了貴州言說的主體空間，傳遞出與江南的溫潤、塞外的蒼涼完全不同的粗糲、滯重感，并成為作家感知世界、理解人物、發掘主題的起點，從山地文化出發重新審視貴州小說創作特點，挖掘貴州小說獨特的文學話語，是可以拓展貴州小說研究新的話語空間的。同時我們也期待這樣的研究能給貴州小說創作帶來更多當代自信。
地域、文化、經濟發展都相對邊緣化的貴州，在追隨時代共時性話語中，其文學資源是相對匱乏的。貴州文學要真正有所發展，必須要尋找到屬于自己的文學話語，體現自身文化個性的創作。就這點而眼，貴州文學資源不是說匱乏，而應該是相當豐富。1980年代《中國青年報》記者羅強烈曾撰文展望：“貴州高原從文學的角度看，那里有眾多的民族，美麗的山川河流，詩歌如海，傳說如山，撳動幾代歷史沉淀的時代變化……這些，都決定了貴州的生活和文學是迷人的。有如地理條件類似的美國南部，只要出現了自己的‘福克納’，便會在高原上開出文學的奇葩。這一點，許多人和我都是堅信的。”[14]
（作者單位：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
注釋：
[1]顧樸光：《一部厚積薄發的力作——評何光渝》,《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5年5期。
[2]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7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3]顧敏：《展現農村更多的新人物》，《人民文學》1983,03期。
[4]《堅守與創新——貴州小說創作研討會散記》，《貴州日報》2010年8月11日。
[5]何光渝：《20世紀貴州小說史·序》，2頁，貴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6]列寧：《列寧選集》第38卷459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7]游建西：《近代貴州苗族社會的文化變遷》1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8]李怡：《現代四川文學的巴蜀文化闡釋》7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9]周靜：《固守在故土與鄉情里》，《貴州日報》09年1月16日
[10][12]蹇先艾：《貴州道上》《山城的風波》，《蹇先艾文集一·小說卷》，134頁，175頁，貴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
[11]陳法：《黔論》，轉引自錢理群、戴明賢、封孝倫主編《貴州讀本》493頁，貴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3]伍略：《麻栗溝》，《民族文學》1982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