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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篇：寫作不僅是一種記錄，更是一種創造，它讓我們能夠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將它們永久地定格在紙上。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12篇左翼文學論文，希望這些內容能成為您創作過程中的良師益友，陪伴您不斷探索和進步。
【關鍵詞】“新左派”思潮；“新啟蒙”思潮；文學批評
中圖分類號：J617.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5）05-0291-02
一、“新左派”思潮概述
“新左派”思潮是以西方左翼社會主義為基礎思想理論，以平等與公平為價值核心的理論思潮，它認為中國在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所形成的貧富分化、社會失范等問題是資本主義矛盾的體現，“新左派”認為平均主義應是解決中國現有問題的基本選擇[1]。在上世紀末與“自由主義”的論戰中，“新左派”逐漸引起人們關注，但目前這一概念卻未得到普遍認可，卻已被普遍使用。“新左派”認為中國應該走一條“制度創新”的道路，應該從傳統社會主義中汲取經驗。汪暉是被公認的“新左派”的代表人物，除了汪輝，韓毓海、李陀、崔之元、陳燕谷、劉康以及美國人德里克皆被認為是“新左派”的代表人物。“新左派”認為中國八十年代以來的啟蒙主義思想對傳統以“平均主義”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的批判造成了社會專制，“新左派”認為啟蒙主義雖然將“人的自由和解放”作為目標，卻忽視了對社會平等問題的關注。“新左派”文學史觀指的是以“反現代的現代性”、“反現代的現代先鋒派”等新提法重新理解革命文學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的主導地位并對這種文學持高度肯定態度的一種文學史敘述觀念。[2]“新左派”文學史觀將20世紀中國左翼文化及左翼文學、包括50―70年代文學定義為“反現代的現代性”。“新左派”文學史觀借用了后現論、后殖民理論以及西方理論對革命文學進行了重新包裝，毫無疑問，這包裝是理想化了的，這使“新左派”文學史觀有了相對開闊的理論視野。“新左派”打開了文學研究的新局面，但也存在著必然的歷史局限性。
二、“新左派”思潮的意義
（一）對“新啟蒙”思潮的有力反省
眾所周知，“新啟蒙主義”思想是上世紀80年代的主流文學批評的中心思想，它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霸權話語”，壓抑著其他文學批評話語。“新左派”批判性地審視和質疑了80年代的“新啟蒙主義”，這使得80年代文學批評乃至整個中國啟蒙話語得到了較為深刻的反思，在“新左派”那里，“新啟蒙主義”存在的問題有：啟蒙話語中的知識者和大眾的關系問題，主流啟蒙話語和其他話語的關系問題，啟蒙話語和主流意識形態間的關系問題以及中國知識分子的民族文化身份問題等[3]。此外，“新左派”還關注中國文化和學術如何建構的問題，如何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問題。這些在80年代被遮蔽、未曾進入學術視野的諸多問題，在“新左派”的反思中被再一次問題化。
（二）對當下問題的高度重視
“新左派”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應占主導地位，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持改良態度，希望關注和改良弱勢群體狀況。“新左派”的如是主張是對中國當下現實問題的高度重視，“新左派”敏感地意識到了現代化進程中的問題、社會分配不公平問題、城鄉差別擴大問題、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問題，也正是看到現代化帶來的這一系列現實問題使得“新左派”對現代化意識形態進行了反省和批判，對弱勢群體的關懷和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批判使“新左派”成為“弱勢群體”的代言者。其對市場經濟批判、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對底層大眾的關懷，都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新左派”思潮從誕生之日起就遭到各方面的質疑和批評，但從人道角度去審視它，它能關注現實、彰顯人文精神，這應該是值得肯定的。
三、“新左派”思潮的局限性――對50―70年代歷史的過度肯定
80年代的“新啟蒙主義”直接借鑒了西方的現代化道路，而避開了“改革前的社會主義實踐”內容。“新左派”則重新回到“改革前的社會主義實踐”的那段歷史，重新看待和審視社會主義現代化實踐的意義。這無疑有其值得肯定的價值和意義，因為這是“”以來，人們第一次用非厭惡的態度看待50―70年代的歷史，用非厭惡的態度談論“左派思想”，而用相對中立的態度看待時代和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在對50―70年代這段歷史的態度評價上，“新左派”表現出了極為深刻的反思，但同時，也顯示了過度肯定的局限。
正如上文提及，“新左派”對當前社會現實中的不平等現象表示強烈不滿，認為中國的問題即是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中必然出現的問題，因而，一些“新左派”人物對晚期的社會主義理論加以肯定和贊揚，他們認為，晚期的社會主義理論中心是真正地“平等”，進而認為，的社會主義實踐不僅在當時意義非凡，也可以為后來的改革提供借鑒。這種對歷史的片面肯定存在的問題便是，由于政策決策失誤，人們在建國初和“”期間所遭受的災難被輕輕地抹掉了。鄭潤良在《“反現代的現代性”：新左派文學史觀萌發的語境及其問題》一文中，這樣表述和批評“新左派”對50―70年代文學過度肯定的問題：一些學者僅憑自己的主觀臆想來還原歷史文化和文學語境，而遠離了十七年文學和“”文學的具體文化語境，這種遠離的陌生感在給他們帶來“審美的新鮮和刺激”的同時，卻使他們在定位中國當代文學史時，采用了否定之否定的簡單的邏輯，他們試圖用一種公允的態度重新評價十七年文學和“”文學，但卻又一次陷入了虛無主義的泥潭。[4]這一批評可謂鞭辟入里，很好地呈現了“新左派”批評中存在的較為普遍的問題。
回顧“新左派”思想及文學批評，我們能感覺到“新左派”對歷史、對“”、對啟蒙的反思已不再單單是一種反思的態度，更多地表現出對“制度創新”資源的找尋，時期社會主義理論中的某些要素被他們重視，諸如所謂的“平等”、“獨立”及反抗殖民侵略，這些要素被他們發現并作為理論資源用于當下社會批評，但問題是他們在過分重視這些“平等獨立”要素的同時，卻忽略了彼時由專制主義導致的更大的社會問題，這種簡單的單向度的反思甚至倒退到了“新左派”自己一再批評的80年代“新啟蒙”思想的思維方式之中。“新左派”試圖用本國社會主義資源對抗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其中蘊含著極端化的民族主義傾向[5]。我們必須承認歷史的復雜性，對待歷史也應有科學的、辯證的、認真的反思態度，不可否認，“”歷史給有些人留下了傷痛記憶，所以在反思這段歷史的時就應更為警惕和小心。但對這一歷史的簡單肯定無疑會避重就輕，它不應是同情當下弱勢群體、批判現實所依據的反面例證。雖然“新左派”所持的對現實不妥協的批判立場值得肯定，但其對歷史反思的主觀性態度，不是科學的學術態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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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關鍵詞] 漢學家 中國現當代文學 翻譯出版 研究
[中圖分類號] G23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5853 （2017） 03-0114-05
Overseas Sinologists and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Foreign Countries
Cao Weng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Huaibei，235000）
[Abstract] Sinologists’ translation and studie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promote going-abroad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is paper stresses approaches， channels， perspectives， restrictive factor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inologists’ translation and studie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y sinologists is beneficial supplement.
[Key words] Sinologist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Study
1 引 言
中現當代文學海外翻譯與研究主要依靠世界各地的漢學家，比如，英國的卜立德、藍詩玲等，美國的葛浩文、白睿文、金介甫、沙博理、金婉婷、梅儀慈、夏濟安、夏志清、李歐梵、王德威、葉維廉等，法國的杜特萊、安妮、居里安等，德國的顧彬、馬漢茂等，捷克的高利克、普實克等，加拿大的杜邁克、梁麗芳等，瑞典的陳安娜、馬悅然等，澳大利亞的杜博妮、雷金慶等，荷蘭的佛克馬、柯雷等，俄羅斯的李福清、謝曼諾夫、費德林等，日本的吉田富夫、青野繁治，等等。本文僅從發生學的視角探討如下一些問題：他們翻譯與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采取了什么樣的手段？有什么重要渠道？相關影響因素有哪些？有怎樣的視角與維度？特點與意義是什么？
2 漢學家翻譯與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方式
漢學家群體中既有專門從事文學研究的，也有致力于其他方面研究的，后者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翻譯與研究也不容忽視。比如美國漢學家史景遷教授主要研究中國歷史，他的《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涉及蕭軍等中國現代作家，同樣是美國歷史學教授的柯文在《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也論及蕭軍；美國神學家陶普義，在《論老舍對中國基督教會和“三自”原則的貢獻》中，從神學的角度研究老舍，他還出版了專著《老舍，中國講故事大師》。這些海外非文學專業的漢學家大大擴展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學術空間，為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提供了不同的視角。
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海外翻譯遠非簡單的中文與外文之間的語碼轉換，它涉及目的語國家的意識形態、價值觀、文化傳統、文學觀念以及讀者的審美趣味、接受心理與思維習慣等傳統翻譯學之外各種復雜因素。因此，應該從文學社會學、文化翻譯、譯介學、傳播學和接受美學等多種視角加以考察。由此看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海外翻譯是傳統翻譯學很難解決的難題，其復雜性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這使得漢學家除了獨自翻譯與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外，還采取種種合作互動的方式，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漢學家與漢學家之間的合作。漢學家組織合作團隊來翻譯重要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比如，鈴木擇郎等日本漢學家集體翻譯《四世同堂》，在日本產生了巨大影響，刮起了一陣“老舍旋風”。 《四世同堂》之所以在日本成為暢銷書，是因為這部以為背景的小說，“觸動人們心靈的隱痛，加深了人們的懺悔”[1]。捷克漢學家普實克曾與他的波蘭學生斯烏普什基合作翻譯《老舍短篇小說集》。
第二，漢學家與中國學者或海外華人合作。早在1940年代，羅伯特與白英和袁嘉華及中國學者楊周翰等編譯《當代中國短篇小說選》，收錄魯迅、老舍、沈從文、楊振聲、張天翼、施蟄存、端木蕻良、卞之琳和姚雪垠的短篇小說[2]。中國著名文學翻譯家楊憲益成就卓著，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與他的英國夫人戴乃迭在翻譯中的合作。他們一起創辦外文版《中國文學》，向海外推出《熊貓叢書》，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做出了巨大貢獻。英國漢學家詹納爾翻譯《西游記》時，每完成一章，都由中國學者湯伯文核定。美國漢學家沙博理也是在湯伯文的配合下，才完成《水滸傳》的翻譯出版。美國漢學家羅穆士對《三國演義》的翻譯也得到中國學者任家楨的幫助。有“中國現代、當代文學之首席翻譯家”[3]之稱的葛浩文與他的中國妻子林麗君合作翻譯畢飛宇的小說《玉米》，使該作獲得2010年英仕曼亞洲文學獎。
第三，漢學家與中國作家合作。如以研究蕭紅著稱的葛浩文，對蕭軍也頗多關注，兩人多次互訪、通信。葛浩文還從蕭軍處獲得了一些原始文獻，在著述中多次談到蕭軍的創作。他翻譯了蕭軍的《八月的鄉村》，這是第一部被翻譯成英文的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王際真曾寫信向沈從文討教，以便更好地翻譯他的作品。 《四世同堂》的英譯本是老舍與浦愛德（Miss.Ida Pruitt）共同完成的。在翻譯過程中，老舍親自念給不懂中文的浦愛德聽[4]。杜博妮在翻譯阿城的小說時，征求了阿城本人的意見，甚至還到小說中描寫的西雙版納進行實地考察。德國漢學家顧彬與北島、歐陽江河、楊煉、西川、王家新、張棗等中國當代先鋒詩人過從甚密，他們的詩很多是由顧彬譯成德語，傳播到德語國家。除了與被翻譯的中國作家合作外，漢學家還請中國作家推薦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如1932年日本漢學家田增涉為編譯《世界幽默全集》的中國文學部分，請魯迅推薦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魯迅向他推薦了張天翼的《稀松的愛情故事》和《皮帶》。1933年，朝鮮的金湛然想編譯一部“世界文學”，請魯迅推薦張天翼的作品。1930年代，魯迅和茅盾與美國漢學家伊羅生共同編選中國現代小說集《草鞋角》推薦具體的選目。
第四，漢學家、中國作家與海外出版機構合作。如賽珍珠夫婦在美國創辦的公司出版了林語堂和老舍的很多作品，他們之間的合作為這兩位中國作家在英語世界聲名遠播發揮了重要作用。老舍與浦愛德合作翻譯的《四世同堂》英譯本以Yellow Storm之名1951年由美國哈科特和布雷斯公司出版。海外主流的出版機構通常會選擇合適的漢學家來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葛浩文是英語世界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最成功的翻譯家。他為英國企鵝出版集團翻譯的中國當代作家姜戎的《狼圖騰》，榮獲曼氏亞洲文學獎，成為歐美主流圖書市場的暢銷書，引起西方主流媒體關注。當前，在海外產生較大影響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基本上都是由海外出版機構策劃發行、由漢學家進行翻譯的。在英語世界，除葛浩文外，白睿文、杜博妮、藍詩玲等漢學家也積極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學[5]。一些在法國取得較大反響的中國作家大多與法國漢學家及出版機構有著長期、良好的合作關系。例如，池莉、余華與何碧玉以及南方書編出版社合作，莫言與尚德蘭、杜特萊以及瑟伊出版社合作，王蒙與傅玉霜以及中國藍出版社合作。
第五，漢學家與中國有關機構合作。蘇州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語言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國內著名大學經常邀請海外知名漢學家來中國講學或參加學術會議，探討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相關問題。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與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合作出版《今日中國文學》英譯叢書。近年來，中國作家協會實施“中國當代文學百部精品對外翻譯工程”，向海外漢學家提供資助。務院新聞辦、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啟動“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也面向海外漢學家。
3 漢學家推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介質和渠道
漢學家推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主要介質和渠道有外文網站、期刊、專集、圖書館、高校等公共空間。外文網站有港書網、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資源中心等。外文期刊有中國的《中國文學》《天下》，美國的《東西方評論》《亞洲》《今日中國文學》《現代中國文學與文化》《當代世界文學》《中國文學：散文、文章與評論》《哈佛亞洲學報》《東西方文學》和《20世紀中國》，日本的《北斗》《熱風》《中國文學》《魯迅研究》《中國文藝研究會會報》《野草》《未名》《飚風》和《貓頭鷹》，英國的《生活與文學》，法國的《歐羅巴》等。英文專輯有斯諾1936年編譯的《活的中國：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王際真1944年編譯的《當代中國小說選》，袁家驊、白英1946年合編的《當代中國小說選》，趙景深1946年編譯的《當代中國短篇小說選》，米爾頓、克里夫德1961年合編的《亞洲現代小說寶庫》，翟楚、翟文伯1965年合編的《中國文學寶庫：新散文文集，包括小說和戲劇》，夏志清1971年編選的《20世紀中國短篇小說選》，白之1972年編譯的《中國文學選集（第二卷）》，芒如1979年編譯的《革命的起源：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集》，杜博妮、羅賓遜1979年編譯的《遺腹子》，劉紹銘、夏志清、李歐梵1979年合編的《中國現代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1919―1949》，伊布雷1981年編譯的《中國文明與社會》，劉紹銘、葛浩文1995年合編的《哥倫比亞中國現代文學選集》，沙博理2002年編譯的《中國現代名家短篇小說選》以及王德威與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合作推出的《中國文學翻譯系列》等。海外圖書館有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圖書館、美國華盛頓大學圖書館、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新西蘭維多利亞大學圖書館、馬來西亞南方學院圖書館等。國外很多高校設立中國文學研究機構，如美國的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布朗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圣母大學等，日本和韓國也有些大學設有研究中國文學的專門機構。漢學家還經常邀請中國當代作家到國外去講學、朗誦，進行文學交流。充分利用教堂、城堡、會館和圖書館等藝術氛圍濃厚的公共空間，向國外傳播中國文學。
4 漢學家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制約性因素
漢學家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學有一個選題的問題，選擇什么樣的作品，左右漢學家選擇的因素是什么？漢學家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制約性因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文化接近性。文化接近性是J.斯特勞哈爾于1991年提出的一種理論，是指接受者傾向于接受與本地文化接近的傳播內容，外來媒體內容若要被本地受眾接受，就應該貼近或符合當地的文化。“文化接近性已經成為文化傳播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6]在歷史上很長時期，日本、韓國、朝鮮、越南等國家就是儒家文化圈成員，長期共享漢文化成果。中國與這些國家同文同種，文化交往源遠流長，文化根基相同，擁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因此，這些國家的漢學家對中國文學翻譯較多。近代以來，中國的東北與韓國有著相似的歷史命運，產生了相似的文學現象，韓國漢學家傾向于翻譯“東北作家群”的作品。陸文夫的《美食家》之所以被翻譯到法國并成為暢銷書，是因為法國有著十分深厚的美食文化傳統，法國人同中國人一樣崇尚美食文化。
二是政治。政治色彩濃厚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大特色，也是海外讀者看待中國當代文學的慣常視角。在二戰后“冷戰”思維影響下，西方與東方長期思想對立，文學的傳播和接受也必然存在著意識形態上的對抗性。這些無疑都形成漢學家翻譯中國當代文學鮮明的政治視角。漢學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翻譯與研究，要符合他所屬國家的政治需要。《狼圖騰》在海外出版時，出版商為了迎合某些西方讀者的政治口味，刻意強化意識形態色彩，著力渲染作者經歷與中國當代歷史里敏感“時間節點”之間的聯系。有這樣一種文學現象，凡是在中國大陸有爭議或被禁止出版的文學作品，都受到西方世界的追捧，比如，閻連科的《為人民服務》、衛慧的《上海寶貝》和李曉的《門規》等，誠如葛浩文所說：“美國人對諷刺的、批評政府的、唱反調的作品特別感興趣。”[7]另一方面，應該承認意識形態差異性的存在也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提供了另外一種方法和思路。
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是西方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標志性著作，作者自述其寫作動機竟然是“”。這部書以政治敵對的眼光來解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對像茅盾、郭沫若、丁玲、趙樹理這樣的解放區或左翼作家大加攻擊，充滿了政治的偏見。李歐梵、王德威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也充滿了政治視角。這種政治化的文學研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產生了文學補救的作用。錢鐘書、張愛玲、沈從文的被重新發現及其在文學史上應有地位的確立，正是夏志清的功勞。但同時這西方世界與中國政治對立在文學上的表現。
三是審美習慣。西方讀者偏愛某些中國作家作品，這與他們的審美習慣有關。他們喜歡蘇童的小說。在蘇童題材多樣的小說中，法國讀者青睞其女性小說和新歷史主義小說，如《紅粉》《米》《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等。而且，譯者考慮到法語讀者的審美習慣，對小說的敘述方式和結構都進行了改寫：將原著中沒有加引號的對話都加上引號；用感嘆號來代替對話結束處的句號；將一些長段改成短段。為了照顧英語讀者的審美習慣，葛浩文在翻譯《狼圖騰》時采用歸化的翻譯策略。他對原著進行了大量刪改，刪去了小說中的按語和議論部分，對小說進行了改寫，增強了小說的故事性，使譯本更接近英語小說的結構，便于西方讀者更好地理解小說。葛浩文深知西方讀者愛看連貫的故事，這種改寫式的翻譯，更符合西方讀者的審美習慣。
5 漢學家翻譯與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視角
因立場、觀點、學術背景和客觀現實等方面的不同，漢學家翻譯與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有著不同的視角和維度，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思想維度。海外漢學家把本體論、公共空間、主體性、民族國家等哲學思想引入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促使中國現當代文學海外研究向縱深掘進。如，普實克研究了魯迅小說的史詩性與抒情性，認為主體性與抒情性的結合是魯迅對中國現代小說的重要貢獻[8]。韓國漢學家李福熙從哲學層面探討蕭紅小說的悲劇意識，認為蕭紅的悲劇精神極具廣度和深度，已經遠遠超越封建禮教、社會不公、階級壓迫、紅塵之類的層次，表現為一種生命意識，這使她的小說跨越了人與動物、生與死的界限。夏志清、李歐梵、王德威都主張用“日常生活敘事”解構左翼敘事和五四敘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德威、胡志德對晚清文學現代性的省思，打通了晚清與五四，把中國現代文學向前延伸到晚清乃至晚明，正如王德威所言：“沒有晚清，何來‘五四’ ”[9]。漢學家對中國文學“現代性”的闡發，重新厘定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經典格局，革新了述史范式，形成了晚清敘事、新左派敘事和啟蒙主義敘事鼎足而立的三種文學史書寫路向。
二是美學維度。美國漢學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進行了獨具特色的美學判斷，顯示出獨特的審美取向和復雜流變。夏志清歷來主張發現優美的文學作品，擅長用新批評的方法挖掘作品的審美意蘊。他肯定沈從文在小說中對優美情境的表現，贊賞張愛玲小說中自然意象的美學價值，如月亮這一意象在她的作品中被賦予朦朧、傷感、寒冷、仁慈、同情、光明等多種含義。夏志清褒獎錢鐘書善用象征事物，能夠將審美剖析與道德批評有機結合起來。李歐梵在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早期，著力探求中國作家的浪漫質素。他的專著《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研究了受西方浪漫主義影響的中國現代作家，如蘇曼殊、林紓、徐志摩、郁達夫、郭沫若、蕭軍、蔣光慈等。后來，他的美學觀轉向了頹廢美學。在他看來，上海促使施蟄存這類作家生成“怪誕”體驗，頹廢美構成了上海現代小說的審美特質，“新感覺派”的劉吶鷗、穆時英和葉靈風的小說表現了都市中的浮紈頹廢，張愛玲把人生、歷史和藝術對立，其小說被視為“頹廢藝術”。王德威的美學視域則表現為抒情美學與怪誕美學的融合，他不僅著力挖掘小說中的怪誕美，還將怪誕美學的現代性與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結合起來。從夏志清、李歐梵到王德威，他們的小說美學觀自探求優美美學伊始，經數次轉變后回歸于追求抒情美學，與之相對應的審美批評也相應表現出從傳統到現代，然后又回歸傳統的發展軌跡。
三是傳記維度。如葛浩文在印第安納大學師從教授傳記文學的柳無忌，以《蕭紅評傳》為題撰寫博士論文。1976年，這篇論文在美國出版。這是海外第一部用英文出版的從傳記角度研究蕭紅的著作。此后，美國漢學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傳記研究成果豐碩，如胡志德的《錢鐘書》、金介甫的《沈從文傳記》、梅儀慈的《丁玲的小說》等。
四是跨文化維度。有的屬于性別文化研究。如劉劍梅的《革命與情愛》，從歷史和社會的角度探究革命與情愛之間的關系，認為這一經典主題是不斷變化著的，性別角色和權力關系在文學中得以再現。周蕾的《婦女與中國現代性》，從大眾文化、電影等多個視角，對女性主義、后殖民批評、心理分析、廣義左翼思潮兼容并蓄，考察了女性主體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構建。有的屬于地域文化研究。如李歐梵的《上海摩登》，從文化研究和現代性視角對“海派文學”和“上海文化”進行觀照。史美書的《現代的誘惑》研究了中國“半殖民主義”的文化政治，將京派與海派置于區域性和全球性的雙重視野之中，檢討出中國與西方現代主義的關聯。
6 漢學家翻譯與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特點
漢學家翻譯與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特點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選題對象的經典性。漢學家一般選擇中國現當代經典作家作品來進行翻譯與研究，如魯迅、茅盾、郭沫若、、蕭紅、郁達夫、沈從文、張愛玲、丁玲、趙樹理、老舍、王蒙、張潔、莫言、北島、蘇童、殘雪、余華等。二是研究視角的多樣性。除了前面講到的思想視角、美學視角、傳記視角和跨文化視角外，還有其他視角，如哲學視角、史學視角、文本視角等。三是研究的學理性和系統性。有的漢學家專門研究一個對象，如竹內好長期研究魯迅，葛浩文是蕭紅研究專家，梅儀慈以研究沈從文見長。有的漢學家對某一命題有深入研究，如王德威對晚清小說的闡發，劉劍梅對革命與情愛這一經典主題的創見，張英進對文學與電影關系的研究等。四是研究成果的代表性。漢學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出現了一批標志性的研究成果，在海內外產生了重要影響，如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高利克的《中西文學關系的里程碑》、普實克的《抒情與史詩》、李歐梵的《上海摩登》和《中國現代作家浪漫的一代》、王德威的《被壓抑的現代性》、劉禾的《跨語際實踐》、周蕾的《婦女與中國現代性》、奚密的《現代漢詩》等。這些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經典性著作深刻地影響了內地文學史的研究方法、觀念和視野，使重寫文學史成為一個重要課題。
7 結 語
漢學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翻譯與研究大大推動了中國文學在世界的傳播與接受，有利于中外文學交流和中國文學在世界影響力的增強，還使中國文學研究在內地遭遇挫折的情況下，在海外卻能繼續下去。此外，漢學家的中國文學研究能夠對國內的研究起到補救與糾偏的作用，可以為國內的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啟迪，與國內研究形成良好的互動，有力推動中國文學成為世界文學。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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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羅嶼. 葛浩文：美國人喜歡唱反調的作品[J].新世紀周刊，2008（10）：120-122
論文關鍵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文本細讀；丁玲
捧讀常彬的學術著作《中圍女性文學話語流變1898一l949》，為她嚴謹求實的治學態度，為她典麗舒緩的語言評述所深深敬佩。若不是在浩如煙海的作家作品中埋頭細讀，若不是在汗牛充棟的歷史文獻和研究資料巾思考求索，若不足洗盡鉛華的精心奮筆疾書，學術界是不會有如此厚重殷實的著作問世的。
一、運用女性文學批評，還原歷史真實
20世紀70、80年代，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傳入中國，肩負著中國文學學者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常彬的論題運用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進行以史為線，以論為主，融會中西的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研究，從宏觀把握和個案透析并重的角度探究20世紀前五十年中國女性話語的發生與發展、變化與特點、凸現與消隱的演變歷程，挖掘隱含十現象之下的社會歷史文化等多重成因，審視女性文學創作的價值和地位。“女性土義文學批評并不僅僅是另一種批評方法而是再現所有的批評都未曾顧及的另一半的歷史的真實’的嘗試。”…使我們了解到現代文學歷史真實的豐富與多樣性：從“歷史境遇巾的‘空白之頁’”到“浮出地表的燦爛星群”。高爾基說：“文學家的評論，應該像火星一樣放出光芒，燃起思想的熊熊炬火。”著者不止步于對文學發展狀況的客觀梳理，還運用社會學批評方法，從歷史社會狀況、政治經濟制度等方面去探究這一文學現象的緣由。“文學的確不是衽會進程的一種簡單的反映，而是全部歷史的精華節略和概要。”我們從中清楚地看到文學史另一半真實面目及其發展的來龍去脈。
二、經典文本的細讀富于創見性的評述
文學理論批評觀點的創新離不開塒作品精細閱讀。馬克思說過：“如果你想得到藝術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須使‘個有藝術修養的人。”常彬建立在文本鑒賞的基礎上結合敘事學——文本細讀，提出一些富于創新、獨到精辟的見解。書中涉及到近四十位女作家如點綴夜空的璀璨繁星，丁玲是著者最關注著墨最多的一顆星。
解讀丁玲作品，作者于細微處見精深，做出了較精辟的論述：“最能體現20世紀中國女性文學的自覺和成熟，女性意識的凸顯和嬗變，對男性中心的狙擊和解構，女性話語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和反抗，以及在強權政治千預下的最終消沉和消隱。”
如學界代表性的點：“足以放棄女性為特點、為犧牲的。從一個具有鮮明女性意識的作家變成一個左翼的冷靜客觀的現實主義者。”著者通過對丁玲《韋護》《一九零年春上海(之一)》《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二)》的細讀，指出：“這個見解只是表面看到丁玲創作對主流意識形態理性追求下的外在趨從，卻沒有深味其骨予里仍然沒有蛻盡的莎菲之氣的不自覺堅持。”泄漏了丁玲真實的情感傾向，個性化立場和真誠理性追求之間的裂隙和張力。著者把丁玲創作文本的豐富性稱為“意圖迷誤”。瑪麗形象的分析更有力論證了這一見解，提出耐人尋味的文本現象：離棄革命者而沉涮浮情的瑪麗形象描繪為耀日娉婷典雅高貴而未加以丑化而打入另冊，如剝竹筍般層層剝出，瑪麗形象的意義是承繼了“五四”以來叛逆女性追求思想解放、意志獨立、不依附不盲從的個性特點，表現了丁玲的一貫女性意識立場。“《我在霞村的時候》丁玲在演繹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理論時，又難以釋懷為革命做出‘身體奉獻’的女性身體在傳統道德面前無法得到革命庇護的現實問題，……并深表同情，深為憂慮，使這部小說呈現出女性文本的特性。”…“革命不能庇護為革命犧牲‘身體’和的貞貞，革命也不去庇護曾經與丈夫出生入死過的‘落后’婦女(《“三八節”有感》)，革命也無法挽救革命干部何華明老婆因為年老色衰，隨時可能被革命丈夫‘新桃換舊符’的命運(《夜》)。”對文本的精細閱讀是進行文學研究的前途和基礎，只有養成著者著眼于文本的細讀的習慣才能在學術界收獲到顆顆碩果。
三、生活的感悟與思想的睿智融于文學批評
“底層寫作”文學現象產生的背景
“底層寫作”的出現，首先與中國社會現實的變化密切相關。從上世紀90年代后半期開始，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兩極化傾向在不斷敲響警鐘，這種社會現實危機引起了關于民生問題的廣泛思考。1996年，《讀書》刊發了關于農村問題的文章，《南方周末》周刊也于1998年報道了包括艾滋村在內的農村貧困問題，此后還有若干后續報道。2002年春，陸學藝等人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出版，引起了很大震動。此后，孫立平在《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2003年出版)以及續編《失衡――斷裂社會的運作邏輯》(2004年出版)中指出我國上世紀90年代后半期以后差距擴大化和階層固定化的嚴重問題，引起社會更為廣泛的關注和討論。這種社會問題的根源是什么?向哪個方向解決這些問題?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和回答，為“底層寫作”的出現與發展提供了契機。2003年，黨和政府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宣傳口號，明確表現出救濟貧困階層的努力。跟著這種形勢，文學創作合流了“底層關懷”主張，以“三農”、“民生”問題為題材的作品日益增多并引起關注，很多權威性的文學雜志都有意識地開始刊登這種傾向的文學作品，其間一些著名小說家的多部作品都表現出鮮明的現實主義意識，其民間關懷的書寫策略迅速得到認同與響應，由“底層寫作”而生的“底層文學”的漸成潮流成為一種“歷史性”的必然。
其次，除了這種社會現實危機在文學作品中的直接投射，“底層寫作”現象的出現還有其更深層次的文學背景。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文學的發展尤其是小說的創作慢慢地遠離了大眾的視野，占據主流地位的“純文學”創作注重形式、技巧、敘述的探索與創新，注重表達個人抽象的情緒與感受，注重對西方現代主義及最新“潮流”的模仿與學習，而回避對社會現實的直接描繪。這一潮流下的文學作品中，“底層”或者完全缺失，或者是模糊的概念，或者完全淪為承擔某種象喻或者宣傳功能的符號。文學作品中被一廂情愿的作家符號化了的百姓與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這一個”之間的巨大差距是難以隱藏的，人們對“純文學”文學意義的反思由此產生。2001年，著名文藝評論家李陀發表《漫說“純文學”》一文，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純文學的追求志向進行反思，并提倡要高揚現實批判意識。“反思純文學”由此不斷深入，希望文學能夠在注重藝術性的同時，要重新回到表現并挖掘現實的起點上，建立起與現實世界的聯系，真正體恤百姓的喜怒哀樂，真正貼近時代情境下的民生疾苦，在中國社會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而“底層寫作”的興起可以說是為承擔這種功能的“應運而生”。從文學創作的實績來看，“底層文學”的這種“歷史性”的出現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底層寫作”的文學成就及意義
當前，由“底層寫作”所構建的“底層文學”作為一種具有多層意義的文學現象，已逐漸成為新世紀文學生態中一個最重要的群落，關于它在理論、批評與創作方面的討論也逐漸深入。“底層”概念因其籠統和象征性契合文學的人道主義關懷而在文學批評中被廣泛征用。
回顧一下這一文學敘事形式迅速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發現，“底層寫作”的成功可以說是得益于對“純文學”弊端的一種糾正。2004年，以曹征路的小說《那兒》為代表，涌現出了一批描寫“底層”人民生活的優秀作品，如陳應松的《馬嘶嶺血案》、《太平狗》，劉繼明的《放聲歌唱》、《我們夫婦之間》，胡學文的《命案高懸》、《行走在土里的魚》，羅偉章的《大嫂謠》、《我們的路》、《變臉》等。此外如“打工文學”、“打工詩歌”等寫作現象，專門對當前社會中“打工”群體的生活與命運進行全面的揭示與思考。這些創作使人們關注到了以往視而不見的社會群體，同時也以直面現實的批判勇氣，讓人們重新認識到了文學與現實社會的聯系，不再將文學當做孤芳自賞的“玩意兒”，這對文學的發展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從思想探索上看，底層文學注重對現實不公的反映，更注重對民主與平等的追求，力圖突破意識形態的限制，寫出真實的世界和真實的心理；以面向社會、面向當下的審視態度進行創作。如小說《那兒》，描寫的是一個有正義感的工會主席，力圖阻止企業改制中國有資產的流失而失敗，最后自殺身亡的故事。與其他反映國企改革的小說不同，“《那兒》不再只關注改革不可逆轉的滾滾車輪，而是關注車輪底下被人忽視的那一抹鮮紅。”“它不再延續‘新時期’以來‘改革文學’的主調，詮釋歷史的合理性，而是側身于改革中‘沉默的大多數’的情感和立場，描寫他們的被壓抑、被損害和顯然是力量懸殊的抗爭。”①它不僅揭示了重大的現實問題，還提出了“通向自由和富庶的道路應該如何走”的社會問題，以現實主義的冷峻筆法書寫了一曲時代悲歌。
從藝術性的追求上看，底層寫作立足于中國當下現實，摒棄“純文學”無病的流弊，同時遠離“商業化文學”的模式化與對大眾心理的簡單迎合，在敘事模式、表現方法的擴展上都進行了有意義的嘗試。這里僅以羅偉章的小說《變臉》為例，它書寫底層與苦難，但并沒有陷入到城鄉、貧富等簡單的二元對立之中，而試圖以一種更加復雜的視角來把握現實的豐富性。在作品中，陳太學是一個小包工頭，面對城市里更大的“頭兒”，他獻媚、送禮，而面對同樣從農村出來打工的兄弟，他卻克扣工資、拖賬賴賬，但作家并沒有對他做簡單的價值判斷，而是刻畫出了他生活的復雜性和內心的分裂，而這種“分裂”正是小包工頭在城鄉之間尷尬的寫照，也是時代的精神“癥候”。
當前“底層寫作”面臨的主要問題
以底層題材與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為特征的底層寫作雖然以對社會底層群體進行真實解讀為根本出發點，并以藝術的形式參與到思想界、中國現實的討論之中，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但這種寫作形式在主流化進程中也面臨嚴峻的問題，如，思想資源的匱乏、“精英意識”的限制、受眾對象的局限等，這些缺陷極大地制約了其發展進程。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當“底層寫作”已經成為“主流性寫作”之時，因不同敘述主體對這種創作內涵的“異化”，“底層寫作”有時被衍變成為“殘酷敘述”、“仇恨敘述”，以及追求政治正確的“功利敘述”，這種異化產生的嚴重后果是“令人對整個底層寫作的正當性產生懷疑”。②近時期，“底層”一詞帶給人們的多是悲涼與困擾，附庸苦難成為一些底層文學作品中的典型表現，苦難和正義甚至畫上了等號――文本內的主人公因為苦難而不被追究行為的合理性，有些作品甚至只停留在敘述或者宣泄的層面上。這種僅止于苦難的創作必然帶來大量的模式化的敘述方式，使其在藝術表現上捉襟見肘。還有一些人利用“底層”這個熱點，把文學創作變成了一個商品化的一個賣點。這一切無疑會使底層寫作偏離底層關懷的積極取向，使底層文學失去了應有的社會價值。
“底層寫作”前進的方向
由“底層寫作”所構建的“底層文學”的崛起，極大地扭轉了“先鋒文學”以來中國文學不關心現實、社會的情況，然而當前底層寫作中所出現的問題，令很多人對“底層文學”提出了質疑，有的說它是“題材決定論”、“主題先行論”，有的說它是搶占道德制高點，還有的從藝術的角度來否定，等等，不一而足。另一方面，有很多人包括贊同者，都認為底層只是“現實主義”的，因而也是落后的、低級的，等等。應該說其中一些問題在“底層文學”中確實是存在的，但我們不能因此就對底層寫作、“底層文學”進行全盤否定。這些批評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新思考的出發點，我們可借此對底層寫作進行一次清醒的審視，找到其前進的藝術方向。
首先，從創作思想上看，不能將“底層”僅僅視為一種題材。“底層寫作”是有意義的，南帆認為，“展示底層的存在狀況是文學的責任，也是文學由來已久的傳統”。在全球化與現代化的過程中，社會各階層的結構正在發生著急劇變化，底層是一個很大的群體，但是他們的聲音極其微弱，深刻地揭示底層的存在狀況，正是文學對社會盡責任的一種表現。對于文學本身，這也是豐富自身的一個重要方面。但這種展示必須具有文學意義上的深刻：文學不能缺乏良知，文學也不能缺乏思想。這是底層寫作在發展進程中必須堅守的。所以，如果在寫作中把“底層”僅僅視為一種題材，以其作為唯一的評判標準，認為只要寫了底層就是具備了“底層關懷”，在粗糙的敘述中失去對“人性之謎”的挖掘和深思，就有可能重新陷入“題材決定論”的舊式陷阱。
其次，從藝術追求上看，不能認為底層文學就只能是“現實主義”的。“底層敘事”應該具有革命性、開創性，應該更新銳，更有想象力，成為面對現實的一種藝術上的新創造。“當我們將‘底層寫作’視為對‘純文學’弊端的一種糾正的時候，并不是要將二者簡單地對立起來，而是將之作為對‘純文學’的一種發展或‘揚棄’。”③雖然二者在精神追求上有不同的路向，但“底層寫作”不能完全忽視“純文學”所進行的形式探索與藝術創新。因為探索與創新是一切優秀作品的內在應有之意，而不限于“純文學”。優秀的作品都是作家能以獨特的視角發現生活中的秘密，并以獨到的藝術方式表現出來，對文學作品的肯定，人們是從美學與歷史兩方面進行的。“底層文學”既然是一種文學，首先應遵循文學規律，深入體驗生活，拓展表現手法。因而，“底層寫作”在進行公正、平等和正義的思想追求時，絕不能降低在美學上的追求。
再次，從“文學如何底層”的層面上看，“底層寫作”要克服思想上的狹隘意識，使自己的思考為“底層”接受。現在，很多人關注的是“底層如何文學”的問題，這一點我們已在對底層寫作的思想與藝術的追求向度中進行了解答。就目前底層寫作中所出現的創作者與受眾對象局限性的狀況來看，“文學如何底層”的問題也同樣值得關注，它包含兩個層面，一是文學是否可以以底層為描寫對象，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二是文學是否可以以底層為服務對象，這個層面的問題仍然存在，即前文提到的“受眾對象受限”的問題：當前很多底層文學作品的預期讀者仍是知識分子、批評家或(海外)市場，并沒有真正通向底層，為底層所閱讀、欣賞、認同。因而，進行“底層寫作”的創作者們必須將自己的思想意識、理論資源與中國的現實結合起來，將真實的底層生活經驗以恰當的藝術形式表現出來，使“底層文學”能夠真正為底層民眾認可、接受，能對自身的處境和世界的本來面目有清醒的認識，從而改變自身。如此才能發揮“底層文學”應有的社會意義，也改變著“文學”的面貌。(本論文為河南工業大學校科研基金項目，項目編號：07XSK060階段性成果)
注 釋：
①李云雷：《評曹征路中篇》，《北大評刊》，2004年。
②邵燕君：《“底層”如何文學?》，“北京大學當代最新作品點評論壇”網站，2006年2月6日。
③李云雷：《如何揚棄“純文學”與“左翼文學”――底層寫作所面臨的問題》，《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6(10)。
關鍵詞：文字；文學流派；地位；變遷
中圖分類號：I04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949X(2008)-10-0070-02
文字，自人類有史以來，一直在人們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人們用它來傳播信息、記載歷史、表情達意等，自文學出現以來，文字又多了一項審美娛樂的功能。但傳統文化中，因為文字距離性、間接性、含混性等缺陷，人們普遍認為文字不能忠實地傳達言語的聲音，因而，文字的作用并沒有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精神生活需求的增加，文字的力量也越來越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在卷帙浩繁、若星辰的現當代文學作品中，文字以嶄新的面貌呈現，被異彩紛呈的各文學流派以不同形式展示，文字的功能被發揮至極。
一
最先讓文字的地位引起重視的流派當屬象征主義。象征主義是歐美現代主義文藝思潮中出現最早、影響最大的文藝流派，它最早流行于19世紀70-90年代的法國，而后期象征主義則波及整個歐洲，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文流。阿瑟?西蒙斯說：“沒有象征主義就不可能有文學”，由此象征主義的重要性可見一斑。象征主義以它的象征性、內心描寫、以丑為美和通感契合等特征對后世影響極大，而它在重視文字方面的貢獻卻未引起人們的重視。
象征主義對文字的重視，與其著重表達心靈內部的復雜和通感契合的原理是分不開的。區別于以往小說對現實生活及社會題材的廣泛關注，象征主義把目光轉向人物內心的感受，著重人物細微的感覺，而這些必須在作家的作品中表現出來。于是，作家們不得不借助象征、暗示、隱喻等修辭方法，并賦予文字以音樂性，憑借各種途徑來最大限度地給予暗示以激發讀者的想象和幻覺，從而理解作家所要表達的內心深處的世界及與宇宙間的契合。蘭波在他的著名詩篇《母音》（1871）中，給五個法語母音賦予了色彩：黑A，白E，紅I，綠U，藍O，并通過具體描繪，將字母與形狀、顏色、氣味、聲音、動態等聯系在一起，使得簡單的字母變成靈動的精靈，直接與人的感官交匯，給人以無盡的遐想及審美體驗的滿足。在《地獄一季》的《字的煉金術》中，他說，“我發明了母音的色彩……我把每個子音的形狀和運動安排定當，我以創造了一切官能都能感知的詩歌語音而自豪。當初這是一種實驗。”[1]（P105）蘭波對母音賦予色彩的嘗試，何嘗不是對文字表達能力的一種革新。那種所謂根據著作來“判斷天才”無異于“根據尸體畫像”[2]（P22）的觀點似乎過于偏激，因為只有“天才”的作家筆下，才能生出有靈魂的文字。
各派作家在創作方法上的不斷轉換是他們探索從迥異的文字表達方式上實現寫作目的的不懈努力。未來主義是繼象征主義后風行于意大利的文學流派，他們緊隨物質社會的高度發展，頌揚機器、技術、速度、暴力、競爭等，否定傳統文化，向往未來。未來主義對文學中語言文字的使用采取極端的方式進行實驗，在馬里內蒂的《未來主義文學技巧宣言》中，他宣稱“迫切要求解放語言，把它們從拉句式的牢籠中拯救出來！”[3]（P51）為此他制定了一系列的使用規則來約束文字的使用。他規定必須毀棄句法，將名詞以不固定的方式任意羅列；應當使用動詞的不定式，使之靈活地與名詞搭配；應當消滅形容詞和副詞；每一個名詞都應當是成雙重疊，也就是說一個名詞后面應當緊跟著另一個名詞而不須使用連接詞；還應當消滅標點符號，為了強調某些運動和標明它們的方向，將采用數學符號：＋－×÷＝＜＞以及音樂符號。[3]（P51-52）未來主義嘗試一種全新的規則去開發文字的潛力，盡管這一文學流派存在的時間短暫，卻給后世文學流派在文字表述方面以及大啟發。
二
意象派是興起于英美的頗具影響的文藝流派之一，他們高舉意象的旗幟，通過精練的語言表達詩人內心的感受。意象派在文字表達上的要求不盡相同，總體來說，他們提倡盡力使用凝練的詞語，運用日常口語，用音樂性短句替代冗長的反復節拍，講求明朗、清晰、凝練。寄此創作方法，意象派創作了一批膾炙人口而意象明確的詩句，如龐德著名的詩《在地鐵站》：人群中這些面孔幽靈一般顯現，濕漉漉的黑色枝條上的許多花瓣。短短兩行卻是意象主義不朽的豐碑。
表現主義者側重表達丑惡現實下人的悲哀、憂郁和異化。他們對社會的不滿和憤懣情緒，反映在文字上表現為一種冷漠和平靜的態度。他們極少使用描述性或修辭性語言，用以展示客觀世界的冷漠，而電報式語言和強烈的語氣則是他們憤怒干脆的表現。他們有時甚至破壞傳統語法的規則，任意使用新奇的語言、隨意的倒裝、省略定冠詞、重復詞語、扭曲句子結構等方式表達一種緊張而急促的節奏，突顯人物內心的不安情緒和涌動的狂躁。人類的災難感和孤獨感在表現主義者們筆下顯得異常冷峻嚴酷，而人在社會泅渡掙扎的畫面也隨文字激越流淌。
意識流小說打破傳統小說間接敘述描寫人物心理的手法轉向作者撤離小說，讓文字直接再現人物本真的復雜感情，讓讀者感受裸混亂人物的心理變化，體驗到人物內心最真實的意識流動過程。為最大限度展示人物內心活動，意識流作家在文字選擇和使用上頗具匠心，李維屏曾闡述意識流語體的特點與功能，以此證明意識流作家在文字方面的努力和卓越貢獻及對作品自身的意義。他根據三部經典意識流作品的語言特征，將現代意識流小說的語體變異歸納為詞匯變異、語法變異、語義變異、語域變異四種，充分表達人物復雜的內心世界，為后世作品在文字表述方面開拓了新路。
超現實主義與政治結合緊密，反對傳統及資本主義對人性的異化，崇尚夢幻和無意識，妄圖通過個人的精神解放來解放全人類。超現實主義通過心理學上的一種治療方法“下意識書寫”或“自動寫作”來支撐他們的藝術創作方法。他們視文字為神靈，崇尚不假思索的意識里流淌出的隨意語言，展示文字自身的強大組合力，給人以無法預料的意義。他們顛覆了以往一切以理性創作為基礎的文學活動規律，崇尚個人意識直接不假思索的表述，為文字的使用掀起一陣狂潮。一切固定的主題、形式、意義在這里土崩瓦解，甚至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也被沖垮。然而，自動寫作在創造非凡和驚訝的同時，也產生出大量不知所云的東西，本身不追求意義的東西也很難尋求到意義。
魔幻現實主義形成于第三世界的拉美地區，但同樣為世界文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魔幻現實主義基于魔幻二字但同樣是對現實的反映，表面看起來，這似乎是一種矛盾，但這正是拉美社會真實的反映。拉美長期落后封閉，傳統的印第安文化，人們的魔幻意識、神話傳說在拉美人眼里是客觀存在的真實。魔幻現實主義在創作方法上受超現實主義影響較大，但超現實主義強調脫離現實，而魔幻現實主義基于拉美人們生活的客觀現實。平鋪直敘的自然主義寫實手法無法表達光怪陸離的魔幻世界，魔幻現實主義作家筆下，生與死、真與幻、過去與未來雜糅，拉美復雜的社會生活、政治歷史、人民的磨難與痛苦在這種雜糅中以奇異的方式呈現，讓人們在離奇甚至難以置信的另類世界里感受更加真切直觀的冷酷社會現實。魔幻現實主義在表達人物內心世界時，隱去了傳統敘事藝術中敘述者的前置語，直接將心理描寫的文字呈現在上下文中，反映真實的語言環境，達到一種更接近現實的逼真效果。藝術家根據自己的原則，尋找適合的文字表達方式營造魔幻氣氛。
三
文字從隱匿于文章主旨、思想、情節的幕后跳出，成為展現作者意圖的直接武器。作為作者與讀者的唯一媒介，文字的力量無與倫比。而后結構主義者德理達更是從傳統語言學著手，顛覆了西方一直以來遵循的邏格斯中心主義，即言語中心主義。邏格斯主張“言語與存在絕對貼近，與存在的意義絕對貼近，與意義的理想性絕對貼近。”[5]（P190）亞里斯多德在《解釋篇》中認為“言語是心境的符號，文字是言語的符號”， [5]（P190）因此言語作為第一符號的創造者，它與心靈有著本質的直接貼近的關系。傳統的二元對立認知方式也認為在言語與文字的二元對立中，言語要優于文字。而德里達認為，言語并不是清澈透明地達于真理的，而被索緒爾所貶抑的文字的距離性、說話者不在場、易于曲解等特征也正是語言的特征，因為要說到顛倒是非、混淆視聽，言語并不遜于文字。德里達通過考察言語與文字在眾多文本中的體現，處心積慮為文字，其目的在于避免重建 “在場”形而上學等級結構、避免重新出現新的中心，通過提高文字的地位，對語言重新進行界說，使言語與文字各得其所，從而真正跳出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6]（P424-425）
當然，由于時代的發展，商業社會訊息變化飛速，文學逐漸走向邊緣。文學的這一邊緣性地位及文學研究的自我封閉性使得文學陷入空前的困境。[7](P281)鑒于信息社會的技術支持，都市社會的現代情緒和市場社會的商業原則等原因圖像風行，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讀圖時代”的來臨。[7](P284-285) “讀圖時代”的來臨給我們顯示了閱讀風尚的新走向。圖像的出現和風行使得它從以往的裝飾性地位一下子躋身到與文字平行，甚至超越文字的地位，考察當代圖像興起的原因，圖像所起的作用和圖像的內涵顯得尤為重要。[7]（P28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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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汪民安主編.文化研究關鍵詞[M].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7.
從早期的日本學習中國，到二十世紀初的中日文化逆交流，英語、漢語、日語構成了一個三角形結構。據此，主要探究這些翻譯自英語的日語外來詞對現代漢語的影響，同時提出漢語借詞新的定義法。經過研究發現，相比于直接來源英文的外來詞，這一類日語借詞同化現象更為明顯，對現代漢語具有極強的塑造性。在文化心態上，地理相近、文字相通且早經歐化的日本成為了絕佳的緩沖地帶，并進而成為歐洲現代文明大量而輕易地輸入中國的重要端口。
關鍵詞：
借詞；日語借詞；英語外來詞；語言歐化
中圖分類號：G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0.080
1 文章綜述
1.1 研究背景
語言的發展從來就不獨立存在于語言本身，語言的交流總是與一定時期的社會歷史、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相交融。借詞，作為文化交流強有力的證據，在一個民族語言形成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不同于大多數語言中的直接借詞，現代漢語在其發展過程中，大量引入了日語借詞，而這些日語借詞又是翻譯英語的結果。也就是說，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漢語通過日語引入了大量英語外來詞，從而努力實現語言的歐化、現代化。不容置否，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語言交流有其深刻的社會政治根源。本文將主要探究翻譯自英語的日語借詞對現代漢語的影響，以及這一過程的文化心態。
1.2 研究價值
前人已經對漢語外來詞做過一定的整理、分類、編纂的工作，對漢語外來詞的性質、規律、來源歷史和其同化情況做過卓有成效的研究和廣泛的討論，同樣在漢英借詞以及漢日借詞方面做過相當的研究。然而，從經由日語傳入的角度去分析漢英借詞的則仍屬少數，這一類借詞基本只在專門研究漢英借詞或漢日借詞的專著或文章中略有提及，也鮮有學者將這三點連成線。筆者認為，這一借詞過程應該是三角形結構：日語借助漢語翻譯英語中的概念，后來，當漢語尋求歐化時，就直接使用了日語中已完成的詞匯。而無論是日語借助漢語，還是漢語借助日語，從根本上講，這兩種語言都在通過翻譯英語來完成自身語言的歐化，從而為思想政治等方面的全面歐化奠定基礎。
2 借詞
2.1 借詞的定義研究及其新定義
2.1.1 中西方學者對詞匯借用的研究
詞匯借用，作為人類語言中廣泛存在的語言現象，理應有一套統一而普遍適用的分類模式和術語體系。然而，從既有文獻上看，中國語言學的相關研究，往往缺乏系統的術語。而在西方語言學中，已有的分類和術語盡管頗具系統系和連貫性，囿于其過分偏重印歐語言的事實，也無法做到普遍適用。
比如，早在1920年，Hermann Paul（1920：392f.）首次粗略的將借詞分為兩類，即“直接引入”（importation）和“術語替換”（substitution）；后來，Haugen（1950：214f.）進一步將這些借詞分為：loanwords（直接借詞），loanblends（替換借詞），loanshifts（轉換借詞）。然而，這都是以字母文字為基礎的定義，因為漢語既不能直接借用英語，也不能通過替換或字符轉換完成借用。因此，這并不完全適用于漢語中的借詞定義。
中國的學者，王力（2000：507-528），在他的《漢語史稿》中將借詞分為“借詞”和“譯詞”。以日語借詞為例，他認為音譯詞就是借詞，比如“gas”譯為“瓦斯”；意譯詞為譯詞，比如“economy”譯為“經濟”。然而，王力先生認為，只有音譯詞才屬于外來語，日語翻譯西歐詞語的漢字詞在漢語中不是外來詞，“日本創造了一些新詞來表達西洋傳到日本的那些新概念，我們只是利用日本現成的翻譯，省的另起爐灶罷了”。那么經由日語傳入的英語外來詞的地位就變得非常尷尬，因為他們明明來源于異域，在當時普遍使用的漢語中，又具有極高的異化性，卻因為使用了漢字就沒有可以歸入的類別。孫常敘（2006：304-311）在《漢語詞匯》將這一類詞歸入了“借詞”，比如，日語譯詞“主Q”（日語發音為shukan），引入漢語中成為“主觀”（漢語發音為zhuguan）。
雖然中外學者做出了卓越的研究，卻可以體現出大多數學者始終將定義規定在發音或是翻譯的問題上，我們需要一個更普遍的定義法。
2.1.2 漢語詞匯借用的特殊性及借詞新定義
不同于拉丁語系的字母拼寫形式，漢語中存在著特殊的借詞現象。正因如此，很多時候，意譯詞不被歸入外來詞的范疇。然而，有些意譯詞外來成分明顯，這類詞在現代漢語的日常使用以及形成過程中都有占據很重要的地位，因而有必要根據更多的因素綜合考慮并擴充統一所謂外來詞的概念，給它下加新的定義。筆者認為，凡是本語言中從前未有的概念，無論用哪種方式，造成新詞或借用舊詞以代譯其他語言之詞匯或某具體義項，均應視為外來詞。
2.2 借詞現象體現的社會變化和文化內涵
借詞現象是文化交流的集中體現，我們可以通過借詞的種類和借用方法來了解一定時期社會變化的核心和重點。翻譯自英語的日語外來詞，在漢語現代化的過程中扮演著塑造性的角色，從而又進一步對中國的現代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關于這一過程和影響，筆者將會在下一章詳細論述。
3 中日語言文化交流及日語借詞對現代漢語的影響
3.1 中日語言文化交流
3.1.1 日本引進漢語的開端
日語與漢語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可以說漢語是日語形成的基礎。日語分為假名和真名。假名是以漢字為基礎創造的表音文字，真名是源自中國的漢字或是模仿中國的漢字。
日本本土早在新石器時代就有人居住了，但在長達幾千年的歷史中，日本是只有語言而沒有文字的。正如平安初期學者齋部廣成在《古語拾遺》卷首所寫的：“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貴賤老少，口口相傳，前言往行，存而不忘”（宋茜，2013：7）。日本最先使用的是漢字（葉渭渠等，2004）。有學者指出，日本向中國借漢字作為語言始于公元5世紀左右（樸旭蘭，2015：137），也就是日本大量向中國派遣學者的時期。然而早在那之前，中國漢代前后，隨著中日的交往，日本人已經開始接觸漢字。據日本史書《古事記（こじき）》所載，晉武帝太康五年（即公元285年），百濟（今朝鮮）的儒學者阿直岐、王仁攜帶著中文的《論語》十卷和《千字文》一卷等儒家典籍東渡日本，講授儒家學說（宋茜，2013：7）。這是日語中漢字借形詞的開端，也是日本開始系統學習漢語的開端。
3.1.2 遣唐使
說起中日文化交往，沒有人會忽略遣唐使這一段歷史。作為日本向中國，尤其是發展最為鼎盛的唐朝學習的集中體現，遣唐使在日本古代政治、文化，尤其是日語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遣唐使的派遣是中日歷史交往有的一項“外交政策”（劉秋紅，2011：251），這項制度是結合日本國內的實際情況而產生的一項特殊制度。大約在公元五世紀，日本為富國強民，迫切需要與經濟文化發達的鄰邦，也就是中國學習。根據宋茜（2010：7）所說，當時中國的商人、漁民和僧侶等帶著先進的技術、文化與思想東渡日本，漢文、漢字也隨之不斷傳入日本。同時，日本也開始通過向東晉、南朝等朝代派遣使者朝貢等方式加強與中國的聯系。
這一時期是漢字、漢字詞大量進入日本的突出時期，中國的語言和文化被日本廣泛吸收并發展。這一時期的日語產生了大量的漢字借形詞，也就是用漢字的形態來表達本土的含義，這也為十九世紀末日本全面歐化時，大量使用漢字詞翻譯英語詞匯奠定了基礎。
3.2 漢語中翻譯自英語的日語外來詞研究
3.2.1 漢語中翻譯自英語的日語外來詞簡介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古老的東方大國紛紛隕落，人們對東方文明的崇拜逐漸被西方文明所取代。不同于在東方文明發展史中一路領先的中國，日本率先開始了改革。明治維新后，日本在學習歐洲近代文明時，大量翻譯了西方的科技、政治、經濟、哲學等方面的著作，日本社會政治、思想文化全面歐化，隨之而來的是國富民強，一片欣欣向榮。
日本的成功極大的刺激了中國，為求富強，中國知識分子大量留學日本，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文化。在此歷史背景下，中日文化開始了逆向交流，一大批日語詞匯通過大量的翻譯融入到現代漢語中，成為現代漢語的一部分。這些詞或是利用漢字創造新詞，或是使用舊詞而賦以新意。閆志章（2008：33）指出，這類詞涉及到各個領域，大大豐富了漢語的詞匯，增強了漢語的表現力。據《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一書統計，現代漢語中的外來詞共1270個，其中來自日語有459個，來自英語547個，法語78個。
3.2.2 漢語中翻譯自英語的日語外來詞分類
（1）按造詞法/譯詞法
日語在翻譯英語之時，采取了多種方法。通過整理《漢語外來語詞典》（岑麒祥，1990）中的日語外來詞，我們可以將這一類詞簡單地分為音譯詞、意譯詞、音譯結合和生造詞等，舉例如表1。
值得注意的是，上表舉例中，例如“左翼”、“組織”這樣的詞是日語直接借用了漢語的固有詞，但是卻用這個詞來表達與原來意思相近卻不完全一致的含義。比如，“左翼”本意為“左側部隊”，翻譯時用來表示“左派”；又比如，“組織”本意為“織布、構辭”，翻譯時用來表示“機體中構成器官的單位；機構”。
如前文所說，王力先生等學者認為，這些日語詞是直接借用了漢語的固有詞，所以這一類詞不該被當作外來詞。然而，經過上表的舉例和解釋，我們可以發現，當我們使用這些譯詞的時候，詞匯本身的古意在大多數情況下已經棄之不用，或是增加了完全陌生、來自于外語的含義。這就好比別人家的小孩穿了自家的衣服，或許相貌還有幾分相似，我們卻不能因此認為這個小孩是自家的。
（2）按詞源。
按照漢語中日語借詞的來源，我們可以將這些詞分為“漢源詞”和“日源詞”兩類。“漢源詞”指的是日語在翻譯英語過程中，從中國古代典籍中找漢字詞來表達相應的概念，或是用漢語的固有詞延伸出新的含義來表達英語中的概念（如上文提到的“左翼”“組織”等詞）。“日源詞”則是日語在翻譯英語的過程中，利用漢字組合生造出來的詞，屬于漢語中從未有過的文字組合。除去“榻榻米”、“料理”、“三味線”這類表達日本特有風俗的詞匯，有些漢語日源詞已經完全融入漢語，讓人難以分辨。以下舉例說明。
漢語漢源詞。明治時期的日本西學譯者大多具有較高的漢學素養。在翻譯西方學術用語時，借用了許多中國古典詞匯，形成了新的術語。比如，“文化”來自于《說苑》：文化內輯，武功外悠；“投機”來自于《唐書》：投機之會，間不容u；“文明”來自于《易經》：見龍在田，天下文明（閆志章，2008：33）；“階級”來自于《三國史》：高下有差，階級逾邈；“經濟”來自于《晉書》：思綜通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
漢語日源詞。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廣告”一詞。《漢語外來語詞典》對于該詞的解釋：一種宣傳方式，通過報紙、電視、無線電廣播等介紹產品或服務性事業等。意譯英語advertisement（陳雪，2010：17）。“廣告”可表達一個偏正短語，有廣而告之的含義。漢語在借用日語創造的這個詞時，完全采用了這個詞的所有含義，形成了一個漢語中從未有過的、新的詞匯，并以此來表達一個新的含義，因此是一個日源詞。類似的詞還有“肯定（affirmation）”，“蜜月（honeymoon）”，“對象（object）”，“實業（industry，business）”等（陳雪，2010：17-22）。
3.2.3 翻譯自英語的日語外來詞對現代漢語的影響
通過整理，我們不難發現，經由日語傳入的英語外來詞主要涉及到科學技術、思想文化、名詞術語等領域，更是遍及政治、經濟、娛樂等生活的方方面面。十九世紀末正是現代漢語形成之際，因此，這些日語借詞實際上塑造了現代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日本是中國西學東漸的門戶，經由日語傳入，是英語深刻影響漢語的重要途徑。這些詞匯在現代漢語尤其是學術范圍內的書面語中使用頻繁、廣泛，對漢語現代性的形成有著深刻的塑造性的影響。此外，很多人會知道“麥當勞”是翻譯自英語的“Mcdonald”一詞，卻很少有人知道“經濟”“社會”這樣的日語借詞也是外來詞。因此我們必須要指出的是，與直接傳入的英語外來詞相比，經由日語傳入的英語外來詞同化程度更高，更抽象，更接近語言的深層次，對現代漢語的影響更大。
4 借鑒日本歐化經驗的文化心態和啟示
緣起是中國開化晚于日本明治維新，而日本明治維新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維新派主張直接效仿日本而不是直接學習歐美。近代赴日考察的相關人員、留日學生和旅日文人是傳播的主力。康梁首發其端，而魯迅用功最著。
首先，日本在中英文化接觸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西學東漸之時，地理相近，文字相通卻早經歐化的日本，無論是在文化心態上，還是在地理優勢上，都足以成為絕佳的緩沖地帶，成為歐洲現代文明大量而輕易地輸入中國的重要端口。
其次，這揭示了隱含的日、漢、英三語之間的聯系。這一過程為漢語歐化的研究進而為中國近代化的研究提供更多的素材和啟示，同時揭示了漢語向日語借詞的過程實質上是轉而向英語借詞的過程。實際上，在這個三角形結構中，日語、漢語都依靠大量向英語借詞完成其現代化，在這個過程中，兩種語言又都借助了對方的力量才得以完成借詞的過程：日語依靠漢字的表意性，而漢語則轉而依靠日語已經完成的工作。在語言上，無論是日語借助漢字構造新詞來翻譯英語，還是漢語直接借用成型的日譯詞，實質上都是向英語借詞的過程；而文化上，中國向日本學習，實際上是要更快地、更方便地向西方學習。
最后，文化心態方面尤為重要，日本歐化而崛起的成功，擊碎了中國新知識分子最后的固執和衛道情節，給予中國新知識分子極大的希望，使他們認為，中國可以歐化，而且非歐化不可，中國歐化即可文明，這也大力促進了激進歐化的勢頭。日本成功歐化，還表現在它已經成功將歐洲模式移植到東方國家，使其成為一種適合東方文化土壤的日本模式，中國學習歐美最快最好的途徑，無外乎全面借鑒這種日本模式。正是這種文化心態，影響了一代知識分子，促使他們宣揚要以這種模式塑造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也證明了經由日語傳入漢語的英語外來詞對現代漢語的影響更大，更具有塑造性。
5 結語
借詞，在一個民族語言形成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現代漢語在其發展過程中，大量引入了日語借詞，而這些日語借詞又是翻譯英語的結果。也就是說，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漢語通過日語引入了大量英語外來詞，從而努力實現語言的歐化、現代化。這一類借詞在現代漢語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們應該正視其外來詞的地位并以此擴充外來詞的定義。
通過舉例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經由日語傳入的英語外來詞，因其使用了漢字詞作為翻譯手段，與直接傳入的英語外來詞相比，這類詞同化程度更高，更抽象，更接近語言的深層次，對現代漢語的影響更大，更具有塑造性。日本作為中國向西方學習的緩沖地帶，使歐化更加容易進行，也更加深入人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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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科學技術史 歷史科學 內史 外史
廣義的歷史是所有人的生活歷程。科學探索和技術創造活動是人類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技術和科學的產生，才使人類的生活和其它動物的生活產生了質的區別。技術的歷史反映著人類生存和發展狀況的變化軌跡；科學的歷史同人類精神、思想和世界觀的進步密切相關。因而，科學技術史是人類歷史的一個重要部分。自然科學史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興起較晚。但是，由于科學理性的巨大力量和科學技術發展對人類社會前進的深刻影響，科學技術史研究逐漸成為人類文化史、社會發展史別引人注目的內容。
1 科學技術史與歷史科學
科學技術史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科學，它描述的是科學和技術從生產到發展的史實，是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的歷史。它是歷史學領域中發展較晚、具有特殊性質的一個分支，是一門位于自然科學、技術科學與社會科學交叉接壤位置的邊緣學科。美國著名科學史家薩頓（G.SONTON.1884-1956）曾經指出，歷史學發展中最早的領域是政治史、軍事史，以后才是經濟史，最后才是文化史。在文化的歷史研究中，宗教史是最早出現的，然后是藝術史，出現最晚的則是對科學的歷史研究。出現這樣的研究順序是很正常的，這是因為系統的觀察、實驗與嚴密的邏輯體系相結合的近代科學產生于文藝復興運動之后的17世紀。在這之前，歷史的其他分支早已有人進行了認真地研究了。經過18世紀英國產業革命的技術機械化、19世紀歐美國家實現的技術科學化和科學理論化之后，從經濟在市場競爭和科學技術的帶動下獲得飛速發展的史實中，人們逐漸認識到科學、技術對社會發展的深刻影響。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過對資本主義和對科學技術歷史的考察，才明確提出：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最高意義上的革命力量。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一科學論斷，又經歷了為世紀社會實踐的檢驗，人們進一步認識到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的構成要素日益發揮了關鍵能動的作用。正是這種日漸深化的認識，科學技術的歷史研究在歷史學中的重要地位才逐漸被置于它應有的位置。
歷史學家之所以拒科學史于門外的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可以歸納為：
第一，研究對象不同。歷史學家首先注意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科學史則是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研究人類認識自然、適應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歷史。其實，歷史學研究的深人，要求歷史學家的視野從戰爭、政治和帝王將相的范圍內跳出去，向文學、藝術、宗教、經濟等領域延伸，把文化和思想的發展也包括進去。這種新的歷史觀就必然會促進歷史學的發展。當然，科學史的發展也是其中。科學史的發展不僅從內容上是對歷史學的重要補充，而且它將人們的歷史觀從人與人的關系擴展到人與自然、人類在自然界的地位和能動作用等更廣闊的領域。
第二，研究內容的差異。由于研究對象的不同，科學史家常需閱讀的是一些科學著作，這些科學著作則往往專業語言很強，對于多數只是在中學階段接觸過自然科學的歷史學家來說就很難看懂。這樣一代傳一代，造成一些歷史學家對科學史越來越生疏。
事實上，科學技術史，從它的內容來看，從事自然科學，技術研究的學者較熟悉；若從研究的對象和范疇來看，他更傾向于社會科學。但是無論是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的學者，還是社會科學的學者，研究科學技術史都有自己的某種局限，這正是科學技術史作為邊緣學科的一個特點。
2 科學技術史研究中的內史與外史
在科學史研究中，所謂內史（internal history），主要研究某一學科本身發展的過程，包括重要的事件、成就、儀器、方法、著作、人物等等，以及與此相關的年代問題。所謂外史（external history），則側重于研究該學科發展過程中與外部環境之間的相互影響和作用，以及該學科在歷史上的社會功能和文化性質；而這外部環境可以包括政治、經濟、軍事、風俗、地理、文化等許多方面。
內史外史問題，也不免要牽涉到上面所談到的三種科學史研究方法。其實傳統的編年史方法正是以前作純內史研究的不二法門，國內以往大量的科學史論著都證明了這一點（然而真正的深湛之作，卻也不能不適度引入思想史方法），而成功的外史研究則無論如何不能不借助于社會學的方法。
從內史到外史，并非研究對象的簡單擴展，而是思路和視角的重大轉換。就純粹的內史而言，是將科學史看成科學自身的歷史（至少就國內以往的情況看來基本是如此）；而外史研究要求將科學史看成整個人類文明史的一個組成部分。由于思路的拓展和視角的轉換，同一個對象被置于不同的背景之中，它所呈現出來的情狀和意義也就大不相同了。
我們可以簡單歸納外史研究的三重動因：
第一，科學史研究自身深入發展的需要。
第二，科學史研究者拓展新的研究領域的需要。
第三，將人類文明視為一個整體，著眼于溝通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
前兩種動因產生于科學史研究者群體之內，第三種動因則可能吸引人文學者加入到科學史研究的隊伍中來——事實上這種現象近年在國外已不時可見。
3 科學史的三種研究方法
科學史研究，與其它學術活動一樣，是一種智力活動，有它自己的“游戲規則”；按照學術規則運作，這就是科學史研究應有的方法，同時也就使科學史研究具有了意義。而比較有成效的方法，至少已經有3種。
第一種是實證主義的編年史方法。這種方法在古代史學中早已被使用，也是現代形態的科學史研究中仍在大量使用的方法，在目前國內科學史界則仍是最主要的方法。在中國，這種方法與當年乾嘉諸老的考據之法有一脈相承之處。編年史的方法主要是以年代為線索，對史事進行梳理考證，力圖勾畫出歷史的準確面貌。此法的優點，首先是無論在什么情況下都不可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它。其弊則在于有時難免流于瑣碎，或是將研究變成“成就年表”的編制而缺乏深刻的思想。
第二種是思想史學派的概念分析方法。這種方法在科學史研究中的使用，大體到20世紀初才出現。這種方法主張研究原始文獻——主要不是為了發現其中有多少成就，而是為了研究這些文獻的作者當時究竟是怎么想的，重視的是思想概念的發展和演化。體現這種方法的科學史著作，較著名的有1939年柯瓦雷（A.Koyre）的《伽利略研究》和1949年巴特菲爾德（H.Butterfield）的《近代科學的起源》等。巴特菲爾德反對將科學史研究變成編制“成就年表”的工作，認為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這部科學史的整個結構就是無生命的，它的整個形式也就受到了歪曲。事實已經證明，了解早期科學家們遭受的失敗和他們提出的錯誤的假說，考察在特定時期中看來是不可逾越的特殊的知識障礙。甚至研究雖已陷入盲谷，但總的來說對科學進步仍有影響的那些科學發展的過程，幾乎是更為有益的。
思想史學派的概念分析方法以及在這種方法指導下所產生的研究成果，在國內科學史界影響很小。至于國內近年亦有標舉為“科學思想史”的著作，則屬于另外一種路數——國內似乎通常將“科學思想史”理解為科學史下面的一個分支，而不是一種指導科學史研究的方法。
與上述兩種方法并列的，是20世紀的第三種方法，即社會學的方法。1931年，前蘇聯科學史家在第二屆國際科學史大會上發表了題為“牛頓《原理》的社會經濟根源”的論文，標志著特有的科學史研究方法的出現。這種方法此后得到一些左翼科學史家的追隨，1939年貝爾納（J.D.Bernal）的《科學的社會功能》是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而幾乎與此同時，默頓（R.K.Merton）的名著《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也問世了（1938年），成為科學社會學方面開創性的著作，這是以社會學方法研究科學史的更重要的派別。
以上三種方法，從本質上說未必有優劣高下之分，在使用時也很難截然分開。至于思想史和社會學這兩種方法相互之間的關系和作用，可以有如下的認識：
思想史和社會史方法作為科學發展的兩種解釋，有它們各自獨到的地方，但也都有不足之處。這些不足之處雖已被廣泛而且深入地討論過，但是一種新的對內史和外史的更高層次的綜合尚未出現，也許，以新的綜合取代它們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也許在理解科學的發展方面，它們都享有基礎地位，唯有兩者的互補才能構成一部完整的科學史。
總之，科學技術史是一個復雜的多面體，對它的描述常常可以有許多側面或采用多種方法。取向側重的不同，其描述就會有不同的面貌和內涵。假若幾個取向都能兼顧到，這當然很好，是較全面的。但是，在實際操作中，不僅是幾個取向難以兼顧，有時甚至連一個取向也難以做好。對于科學技術史研究起步較晚的中國，情況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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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已經過去了二十余年，長命的伽達默爾先生也已經仙逝，但這場被稱為“德法之爭”的曾在的爭論依然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義，依然有重演、回復的必要。
我們先把爭論過程和文本情況簡介如下：
伽達默爾首先在會上作了一個題為“文本與闡釋”的主題報告。該報告經會后增擴，長達31頁，譯成中文大約有3萬字了，我們現在差不多可以把它視為伽達默爾哲學解釋學的一個總結性文本（該文后來也被收入伽達默爾：《文集》第二卷，即《真理與方法》第二卷）。在次日的圓桌討論中，德里達向伽達默爾提出了三個問題，作為他對伽氏報告的反應；而伽達默爾也作了答復。之后，德里達在會上作“對簽名的闡釋（尼采／海德格爾）”的報告，不算短，印刷頁碼約有16頁，其中集中討論了兩個問題：尼采這個“名字”；“整體性”概念。
以上文本為伽達默爾－德里達這次爭論的全部材料。完整文本首先于1984年在慕尼黑出版德文本，題為《文本與解釋：德法之爭》。五年以后有英文版（紐約1989年）。我們依照德、英文版的辦法，把爭論文本輯為“巴黎對話”。
事后幾年里，伽達默爾對他與德里達的這次巴黎論戰一直念念不已，又相繼作了“致達梅爾的信”（1984年）、“解析與解構”（1985年）和“解釋學與邏各斯中心主義”（1986年）三篇文章，意在重梳他與德里達的異同，進一步回應來自德里達的對解釋學哲學的解構論挑戰。不過，在德里達方面，似乎沒有跡象表明他對此事件有進一步的反應。盡管這兩位思想家之間還有過第二次“交鋒”，即1988年2月由德國海德堡大學法語系組織的會議，但這次會議設定的主題是“海德格爾與政治”，應該比較熱鬧，而對于“解釋學與解構論”這個課題并未形成更深入的探討。
關于伽氏－德氏巴黎論戰，有多個國家的各路哲學家進行了評論（英文版收集了有關評論文章共計15篇）。主流的意見大抵是：這是一場“不可能的對話”。我們在此只能選譯兩篇文章，一是英文版《對話與解構》一書的編者米歇爾菲爾德（Diane P.Michelfelder）和帕爾默（Richard E.Palmer）為該書撰寫的“導論”，其中對“伽氏－德氏之爭”以及學界代表性觀點作了一番簡明扼要的介紹；二是德國波恩大學哲學教授約瑟夫?西蒙（Josef Simon）的“求理解的善良意志與強力意志——評一次‘不可能的爭論’”一文。它們與上述伽達默爾的三篇后續文章一起，構成本書第二部分，我們立題為“不可能的對話？”
作為戰后歐洲大陸哲學的兩大主流思潮，解釋學與解構論有著許多共性，特別是在對現代性危機的體認，對西方傳統形而上學的基礎主義、主體主義的批判上，兩者是有一致之處的。按照德國哲學家曼弗雷德?弗蘭克（Manfred Frank）的總結，解釋學與解構論之間有五個重要的“共同因素”：一是作為一種理論基礎的“語言學轉向”；二是“貫穿于現代思想的危機批判”；三是對一種“絕對精神”或無時間性的自我在場的拒絕以及一種對有限性的確認；四是兩者都回到尼采和海德格爾對“西方理性主義”的診斷及其終結這一論題上；五是兩者都強調審美現象的原初意義，特別是文學與文藝批評。
于是我們要問：既然有如此之多的共同點，為什么人們還能把伽達默爾－德里達的這次巴黎對話稱為“不可能的對話”？
實際上，如果把伽達默爾的理解要求徹底化，那就沒有什么不可能的對話。伽達默爾認為求理解的善良意志是自然的。人只要加入對話，為的就是理解和被理解。你德里達既然與我坐在一起了，而且也參與了討論，而且也向我提出了問題，回應了我的演講，當然就已經服從了求理解的善良意志。對話中理解的善意與被理解的愿望本身就構成了對話的前提和基礎。在兩人的辯論中，伽達默爾總是以“善良意志”勾引著德里達，偏偏這位德里達是一個“刺青”，不領伽達默爾的情，時刻保持著一個解構論者的警覺。伽達默爾的善良意志與德里達的解構警覺之間，構成巨大的張力。 轉貼于
看起來，伽達默爾的辯證法式的“狡猾”可能是有一點點討厭：喏，你只要和我坐在一起，哪怕是一聲不吭，跟我翻著白眼，也已經落入我的“善良意志”的同一性圈套中了！不過，正是這樣一種稀松平常的詰難觸著了德里達解構論的一大“軟肋”：主張非同一性和差異化的解構論如何反身面對自己，如何要求自己的主張？非同一性的訴求本身是不是一種要求理解和認同的同一性訴求？伽達默爾不無刻薄地指出：德里達對自己“不公”。
事情的關鍵在于同一性形而上學及其批判。因此兩人的討論勢必演變成一場哲學史的論辯。伽達默爾認為他與德里達都是以海德格爾思想為出發點的，并且把自己和德里達稱為“海德格爾原創思想的兩個完全獨立的發展者”。德里達大概也會同意這個說法。德里達在會上的專題報告顯然也是有備而來，題曰：“對簽名的闡釋（尼采／海德格爾）”。
戰后歐洲大陸哲學各路向可以說都帶上了海德格爾的“簽名”。海德格爾思想在法國知識界獲得了某種激進化的推進和發揚，而在其本土德國則似乎構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美國哲學家約翰?卡普托（John D.Caputo）認為，德里達的解構論構成“海德格爾主義”的“左翼”，而伽達默爾的哲學解釋學則成為“海德格爾主義”的“右翼”（參看《對話與解構》，第258頁以下）。這個意見雖然過于簡單化，也容易被簡單化，但基本上還是可以成立的。如果說伽達默爾強化了海德格爾思想的“向心”方面，那么，德里達則發展了海德格爾思想的“離心”方面。
伽達默爾自以為得了海德格爾的真傳，而且特別強調自己是以后期海德格爾思想為主要背景的。這話似乎不可全信。無論就思想高度還是就課題范圍來看，伽達默爾的哲學解釋學（對話解釋學、辯證解釋學）未能超越前期海德格爾的“此在解釋學”，充其量還是對后者的一種內在化拓展，也就是說，伽達默爾并未真正跟隨海德格爾實施思想的“轉向”。在此意義上，可以說伽達默爾“延續了海德格爾解釋學的中斷”（中文研究可參看張志揚：《門，一個不得其門而入者的記錄》，1992年，第118頁）。
德里達的一些基本思想和觀點或明或暗地承繼著海德格爾。他的基本詞語，諸如“解構”、“涂抹”、“蹤跡”、“分延”、“游戲”等，多半是從海德格爾那里發揮出來的。德里達的“解構”（deconstruction）一說就是對海德格爾的“解析”（Destruktion）思想的一個發展。海德格爾在前期哲學中提出了對傳統存在學（本體論）進行“現象學的解析”的任務，其目的卻是積極的，是要標明存在學傳統的各種積極的“可能性”，即“標明存在學傳統的限度”（《存在與時間》，第23頁）。盡管海德格爾后來也講“克服”和“經受”形而上學，但他講的“克服”（überwinden）或者“經受”（Verwinden）也不是純粹消極的、否定性的，而倒是一種“原始的居有”。
與海德格爾的“解析”、“克服”或“經受”相比較，德里達的“解構”似乎更為激進、更帶有“暴力”性質。在德里達那里，所謂“解構”首先是一種“策略”，意在顛覆傳統形而上學的等級制度，摧毀“在場的形而上學”和“邏各斯中心主義”。雖然德里達對海德格爾多有承繼，但他仍指責后者在形而上學批判上的不徹底性。在德里達看來，不僅前期海德格爾以“此在”為中心的“基礎存在學”奠基，而且在“關于人道主義的書信”等后期著作中海德格爾對人道主義或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都仍然是“一種對人的本質和尊嚴的重估或重獲”。海德格爾的存在之思，存在的真理之思，雖則名義上是對人道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劃界，但依然脫不了是一種“人之思”（德里達：《哲學的邊緣》，英文版，第128頁）。德里達還以“聲音中心主義”來攻擊海德格爾，認為后者的語言觀仍然是強調“說”（聲音）而貶抑“寫”的。尤其是，在德里達看來，海德格爾所思的“親密的區分”和“二重性”的“本有”（Ereignis）都還有成為一個形而上學的具有本源意義的“終極能指”的危險，而他自己的“分延”（difference）則是“非完滿的、非單一的，有結構的和區分化的差異之源。因此‘本源’這個名字就不再適合于它了”（《哲學的邊緣》，第11頁）。
德里達清楚地意識到，他的解構論與伽達默爾的解釋學的基本分歧也在于形而上學批判，而就形而上學批判來說，焦點恰恰在于尼采和海德格爾，更具體地講，在于海德格爾在戰亂中集十年之功形成的尼采闡釋。正因為這樣，德里達才把自己的報告題目設定為“對簽名的闡釋（尼采／海德格爾）”。該報告表面看來猶如空穴來風，與會議主題毫不相干，實則不然。溫柔敦厚的伽達默爾屢屢聲明，他對海德格爾的尼采闡釋持毫無保留的信服態度，與之相反，德里達則認為這種闡釋是大成問題的。德里達的思路可謂清清楚楚，直擊兩點：“名字”（專名）與“整體性”。
德里達認為，雖然海德格爾試圖擺脫人們對尼采的心理學－傳記式的誤讀，但他堅持尼采哲學的系統性，為尼采加上了一個人名的統一性，努力把“尼采這個名字或者‘誰是尼采？’的問題還原為西方形而上學的統一性，其實就是還原為在這種形而上學的極頂上的一種邊界境況的惟一性”。德里達這個責難尖銳有力。這個尼采，這個惟一的尼采“專名”，被海德格爾樹立在整個西方形而上學史的完成（終結）點上，成為“最后一個形而上學家”。而在德里達看來，尼采實在要比海德格爾更具解構性，更不形而上學。德里達問：“難道尼采不是除基爾凱郭爾之外少數幾位把自己的名字多重化，并且玩弄簽名、身份和面具的大思想家中的一員嗎？難道他不是那個多次、并且以多名來命名自己的人嗎？”（參看《文本與闡釋》，德文版，第68－72頁）。非形而上學的尼采不是單數的“尼采”（Nietzsche），而是復數的“尼采們”（Nietzsches）。
進一步，德里達關于“整體性”問題的討論觸及到了海德格爾的尼采闡釋、乃至于海德格爾在《尼采》書中闡發出來的整個形而上學觀的核心。海德格爾認為，“本質”（Essentia）與“實存”（Existentia）是形而上學的兩個基本問題，“本質”回答的是存在者整體的“什么”問題，“實存”回答的是存在者整體的“如何”（實存方式）問題。而“強力意志”和“相同者的永恒輪回”就是尼采提供出來的關于“本質”和“實存”的形而上學規定。德里達分析了海德格爾引用過的兩段尼采原文，表明尼采的“相同者的永恒輪回”并不像海德格爾所主張的那樣，是關于“存在者整體”之實存方式的規定。由此，德里達得出結論：海德格爾“把尼采搞成一個形而上學家，哪怕是最后一個形而上學家，也許就過于匆忙了”（《文本與闡釋》，德文版，第7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