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4 15:34:41
開篇：寫作不僅是一種記錄，更是一種創(chuàng)造，它讓我們能夠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將它們永久地定格在紙上。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12篇英漢學術論文，希望這些內容能成為您創(chuàng)作過程中的良師益友，陪伴您不斷探索和進步。
關鍵詞：跨文化 元話語 農(nóng)科學術論文
一、引言
結論部分是對整個研究做出總結與評價，并在前文基礎上進行演繹推論，包括指出研究的重要性與局限、對未來的研究給出建議（Yang&Alison，2003）。因此，結論部分在學術寫作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這也就要求作者要慎重考慮語言的選擇問題，才能做到簡潔有力地收尾。
元話語的概念最早由美國學者Harris（1959）提出，此后，不同的學者對它有不同的定義。其中，Hyland和Tse（2004）認為，對元話語的理解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觀點強調元話語的組織篇章的功能；廣義的觀點是，元話語體現(xiàn)了作者在篇章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運用語言和修辭的方法，以及把話語組織和話語含義結合起來的方法。
在元話語的分類上，前人從詞語、標點、視覺等不同視角出發(fā)對其進行分類。Hyland將元話語分成兩大類十小類，兩大類分別是文本交際型元話語（interactive metadiscourse）和文本互動性元話語（interactional metadiscourse），前者發(fā)揮語篇銜接功能，后者則幫助作者建立起與讀者的良性互動關系。基于更細微的功能差別，文本交際型元話語又可分為：過渡標記（transitions）、框架標記（frame markers）、內指標記（endophoric markers）、證源標記（evidentials）和解釋標記（code glosses）；人際互動型元話語可分為：模糊限制語（hedges）、強調詞語（boosters）、態(tài)度標記（attitude markers）、自我提及（self mentions）和參與標記（engagement markers）。
近些年的研究顯示，元話語研究領域更加寬泛，研究內容日益深化，研究對象也愈加精細化（付曉麗、徐赳赳，2012），而跨文化的元話語研究便是其中的一大趨勢。從跨文化的視角來看，國際上具有代表性的元話語研究主要聚焦于英語論文的對比分析：Abdollahzadeh（2011）探討了英美作者和伊朗作者所寫的英語論文中的元話語使用差異，結果顯示，差異主要體現(xiàn)在互動元話語上；Perez-Llantala（2010）在研究中采集了三方語料，即1/3由北美作者撰寫的英語論文、1/3由西班牙學者寫的英語論文及1/3由西班牙學者撰寫的西班牙論文，綜合考量了跨文化和跨語言因素對元話語使用的影。國內跨文化視角下的元話語研究不及國外豐富。鞠玉梅（2013）對比分析了英漢學術論文，發(fā)現(xiàn)漢語論文元話語使用少于英語論文；徐江、鄭莉、張海明（2014）以中國大陸學者和英語本族語學者發(fā)表在國際權威期刊上的英語論文為語料，集中討論模糊限制語，研究顯示前者對模糊限制語的使用比例略高于后者。無論國外還是國內，跨語言視角下的研究都更為豐富（Peterlin，2008、2010；Abdi，2009；鞠玉梅，2013），相比之下，跨文化視角下的元話語研究還存在較大的研究空間。本研究從跨文化角度出發(fā)，研究英漢學者所撰寫的英語論文中元話語使用的異同，以期豐富這一視角下的元話語研究。
在研究領域上，國內外的元話語研究涉及的學科都較為廣泛。Hyland（2001）對機械工程、物理、哲學、社會學等八個學科學術語篇中的元話語進行了研究。M.Milagros del Saz Rubio將Hyland的元話語與Swales的CARS模型相結合，研究了農(nóng)科科研論文引言部分的元話語。國內學者對元話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科，如鞠玉梅（2013）所選取的語料來自于《外國語》等語言研究期刊，而近年來隨著傳媒的發(fā)展、元話語研究領域的拓寬，新聞中的元話語逐漸得到重視（穆從軍，2010；黃勤、熊瑤，2012）。可以看出，國外的元話語研究雖然涉及的學科較為廣泛，但針對農(nóng)科的研究并不多，國內的元話語研究在農(nóng)科方面幾乎是一片空白。本研究的語料來源為農(nóng)科科研論文，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學術論文元話語的學科領域。
從數(shù)據(jù)的容量來看，國內外元話語研究樣本數(shù)量小。例如Ting Li&Sue Wharton（2012）的研究選取了80篇中國學生所寫的英語文章，從跨語境、跨學科的視角出發(fā)研究了元話語的使用情況；周岐軍選取了60篇學術論文，對比了文理科學術摘要中元話語使用的異同。不同于小樣本的研究，本研究依托大數(shù)據(jù)，組建的語料庫由286篇學術論文組成，在一定意義上減少了偶然性結果出現(xiàn)的可能。在研究方法上，McEnery&Wilson（1996）曾指出傳統(tǒng)意義上以數(shù)據(jù)庫為基礎的定量研究過于依賴計算機而忽略了具體語境對研究結果的影響，因而，本研究將定量與定性的研究方法結合起來，既借用大數(shù)據(jù)的優(yōu)勢，又通過人工判斷減少誤差。
無論是從研究視角、學科還是研究方法上，國內外對元話語的研究都趨于成熟，朝著精細化的方向發(fā)展。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學者對學術語篇元話語的研究起步較晚，近年來雖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相較于國外，無論是跨學科還是跨文化視角，這一領域的研究都值得不斷拓寬、不斷深入。本研究從跨文化視角出發(fā)，探究英漢學者在動物科學、植物科學、水產(chǎn)科學和園藝林學這四個農(nóng)科學科的學術論文結論部分的元話語使用異同，并嘗試在教學層面為中國學者提出一定建議，幫助其提高英語學術論文寫作能力。
二、語料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華中農(nóng)業(yè)大學語料庫HZAU CQPweb為語料來源，選取動物科學、植物科學、水產(chǎn)科學、園藝林學四個子庫中的結論部分，組成農(nóng)科英語科研論文的結論部分。其中又分為兩個庫：專家?guī)旌蛯W習者庫。專家?guī)焓珍浻⒄Z母語者發(fā)表的期刊論文，共40835詞；學習者庫收錄中國農(nóng)科專業(yè)的碩士生、博士生撰寫的英語學術論文，共17418詞。
本研究根據(jù)Hyland（2005：218-224）給出的元話語列表分別對專家?guī)旌蛯W習者庫進行檢索，統(tǒng)計出十類元話語的使用頻次，在此基礎上進行對出現(xiàn)次數(shù)的統(tǒng)計，判斷英漢學者是否具有顯著性差異，并統(tǒng)計出十類元話語中高頻詞的使用情況，從跨文化角度解釋造成差異的原因。
三、數(shù)據(jù)結果與討論
（一）專家?guī)旌蛯W習者庫在英語學術論文結論部分文本交互型元話語的使用情況
2.黑體字代表差異顯著
3.“+”代表英語學者比中國學者使用得多，“-”代表英語學者比中國學者用得少
如表1所示，專家?guī)熘惺褂梦谋窘换バ驮捳Z的比重是32%，人際互動型的比重是68%，而學習者庫中使用文本交互型元話語的比重是39%，人際互動型的比重是61%。在文本交互型元話語中，英語學者比中國學者用得多且差異顯著（sig=0.000-），其差異主要是在于框架標記、過渡標記、內指標記和證源標記。
1.過渡標記
根據(jù)語料庫檢索結果，中國學者比英語國家的學者在論文結論部分使用了更多的過渡標記（sig=0.002-），差異顯著。過渡標記是表達句與句之間的各種連接關系，如添加、因果、比較、對照等，是一種基于語篇內部的元話語，幫助讀者理解觀點之間的連接。（鞠玉梅，2013）
在過渡標記的高頻詞中，英漢學者的前五類高頻詞基本一致，都是“and，also，but，however，further”，只是具體的排序有所差別。從各高頻詞的每萬詞的頻率來看，中國學者使用的頻率都更高。
2.框架標記
數(shù)據(jù)顯示，中國學者比英語學者在論文結論部分使用了更多的框架標記（sig=0.000-），差異極其顯著。這一結果和過渡標記的結果一致，這兩類元話語都屬于組織篇章結構的顯性銜接手段。在英語寫作教學中，教師長期以來對它們的強調可能造成中國英語學習者過度使用這類顯性的銜接手段，即過渡標記和框架標記，因而往往忽略了隱形的銜接手段，如使用同義詞、上下義詞、替代、重復等手段來組織語篇的結構。這一研究結果應當引起英語教學者和學習者的注意。
框架標記又分為四個小類：順序標記（first，finally，then）、階段標記（in conclusion，in summary，overall）、目的標記（focus，objective，purpose）和話題轉移（well，return to，with regard to）。具體的使用情況如表2，階段標記是造成差異顯著的主要原因，故而只分析階段標記的使用情況。從階段標記的高頻詞來看，中國學者傾向于并集中使用“In conclusion”（中：17.80>英：3.67）和“In summary”（中：8.61>英：1.71），這也表明了中國學者在學術論文寫作過程中還可以使用一些其他的階段標記，如“overall，in brief，all in all，to sum up”，增加用詞的豐富性。
3.內指標記
數(shù)據(jù)顯示，英語學者比中國學者使用更多的內指標記，且差異顯著（sig=0.048+）。內指標記用于標示語篇中的某個成分跟其他部分之間的一種相互照應的關系（鞠玉梅，2013）。具體來看，專家?guī)炫c學習者庫前4個高頻詞都是“Fig，F(xiàn)igure，table，above”，說明在用詞類型上，英漢學者比較相似。但是，專家?guī)熘械拿恳活惛哳l詞的每萬詞頻率均高于學習者庫中的數(shù)值，這表明在每類詞的數(shù)量上，中國學者使用較少。因此，在英語學術論文寫作中中國學者應適當增加內指標記的使用數(shù)量，提高用詞多樣性，但應避免過度使用。
4.證源標記
數(shù)據(jù)結果顯示，專家?guī)旌蛯W習者庫中證源標記的使用差異顯著（sig=0.019），英語學者使用更頻繁。證源標記是指標示其他淵源的觀點，即來自其他語篇的信息，主要功能在于引導讀者理解并且建立作者對信息的控制。在學術語篇中，主要是指來自同類其他文獻的資料，可用于支持作者的論證（鞠玉梅，2013）。由于在結論部分主要是闡明自己的發(fā)現(xiàn)與總結，所以在兩個庫中，證源標記使用均較少，專家?guī)熘谐霈F(xiàn)次數(shù)為53，學習者庫中為11。并且，在專家?guī)熘校^大部分證源標記以（姓名，日期）的形式出現(xiàn)，如“Videos from the detector were recorded at a speed of 17 frames/s as previously described（Bai et al.，2013）”，即在觀點或論點后標明出處。除此之外，“according to”“quote”和“said”數(shù)量極少。而在學習者庫中，“according to”出現(xiàn)10次，（姓名，日期）形式僅為1次。相較于英語學者，中國學者證源標記使用數(shù)量少可能會有以下兩個原因：第一，我們推測學習者在結論部分引用較少。第二，學習者有一定數(shù)量的引用，但由于z漏或者欠缺必要的學術論文規(guī)范的知識而沒有將應該標記出來的地方標出來。故建議中國學者在進行英文學術論文寫作時要注意論文格式與規(guī)范，避免一些不應出現(xiàn)的錯誤，提高英語學術論文寫作質量。
（二）專家?guī)旌蛯W習者庫在英語學術論文結論部分人際互動型元話語的使用情況
如表1所示，在人際互動型元話語這一大類中，英語學者比中國學者用得多且差異顯著（sig=0.002+），這一差異主要體現(xiàn)在模糊限制語和參與標記（兩者的sig值均小于0.05）上。中國學者對模糊限制語和參與標記的使用量不及英語學者。這說明中國學者在農(nóng)科科研論文寫作中對人際互動型元話語使用不夠恰當，缺乏與讀者互動的意識。
1.模糊限制語
根據(jù)語料庫搜索結果，英語學者比中國學者在論文結論部分用了更多的模糊限制語（sig=0.006+），差異顯著。在模糊限制語的使用數(shù)量上，本族語學者除論文結論部分使用的模糊限制語總體比例高于大陸學者外，其余各部分使用總體數(shù)量均低于中國大陸學者（徐江、鄭莉、張海明，2014）。科研論文中，結論部分發(fā)揮著重要作用，作者通常需在前文所述的研究數(shù)據(jù)的基礎上在此部分提出新的命題，而根據(jù)Hyland的觀點，模糊限制語可將一些具有爭議性的命題限制在一定范圍內，從而使論文作者為自己以及其他持不同觀點者保留余地。可以看出，中國學者在動物科學等農(nóng)科的論文寫作中未能充分利用模糊限制語降低話語肯定程度，保護自己的觀點。因而，為提高農(nóng)科科研影響力，中國學者需在論文中恰當使用更多的模糊限制語。
英語學者與中國學者在高頻詞的使用上的差別不大，都用到了“may”“could”“would”“might”，但有所差別的是各自的使用比例，如在學習者高頻詞列表中，“could”在每萬詞中的數(shù)量為2526.12，是專家列表中相應數(shù)據(jù)的兩倍多，這表明中國學者存在過度使用“could”的趨勢。雖然同為模糊限制語，且這前五位多為情態(tài)動詞，但這些詞實則在使用上有著細微差別。以“might”為例，Hyland和Milton（1997）就曾認為，用“might”表達可能性似乎太弱而無法表達說服意圖，從而使作者顯得“模棱兩可、缺乏自信或者幼稚可笑”。而根據(jù)上表，中國學者有過度使用“might”的傾向（861.18/每萬詞>759.15/每萬詞）。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中國學者在對模糊限制語尤其是情態(tài)動詞的使用上不夠精準。這可能是因為中學是我國學生集中學習情態(tài)動詞的主要階段，大學基本不再涉及，然而中學英語教學由于教材等原因往往只是有選擇性地對情態(tài)動詞的用法進行講解（程曉堂、裘晶，2007），加上情態(tài)動詞的使用較為復雜，中國學者在后期英語論文寫作中便容易誤用。
2.參與標記
總體而言，專家?guī)熘械拿咳f詞頻率高于學習者庫，且差異顯著（sig=0.000）。參與標記用于明顯地建立與讀者的關系，用于直接地與讀者交流，目的在于聚焦讀者的注意力或者將他們視作語篇的參與者，與讀者建立某種直接的關系（鞠玉梅，2013）。這說明在結論部分，英語學者更加注重讀者的參與，引導讀者去思考，將其看作整個研究的一部分，拉近與讀者之間的距離，以便其更能接受自己的觀點。從高頻詞（如“use，develop，increase”）來看，英漢學者都更傾向于使用動詞。
四、結語
本文探討了英漢學者在元話語上的差異，原因如下。教學過程中，對過渡標記，框架標記等極其顯性的連接手段的過分強調可能導致中國學者比以英語學者更頻繁使用這兩種元話語。在語篇內部的連接上，中國學者可能較為缺乏以此引導讀者閱讀的意識，以及正確引用他人研究成果的方式，因此造成對內指標記和框架標記的使用不足。對自身研究成果過于自信，缺乏嚴謹性會導致模糊限制語使用較少。對讀者的忽視會導致參與標記的使用不足。
因此，在平時的教學中，教師應當引導學生明確各元話語的作用，避免對某幾類元話語的過分強調而忽視其他元話語。中國學者也應盡量多閱讀規(guī)范的學術論文，學習規(guī)范的學術論文寫作模式。在學術研究態(tài)度上，要盡量嚴謹，避免絕對，學會為自身研究成果保留進一步探索的空間。此外，應充分考慮讀者，讓讀者參與其中，畢竟這關系到自己的研究能否為人所理解。
本文是華中農(nóng)業(yè)大學2016年大學生科技創(chuàng)新基金（SRF）項目[項目編號：2016313]。
參考文獻：
[1]Hyland，Ken.Metadiscourse[M].London&New York：Continuum，
2005.
[2]Hyland，K&J.Milton.Qualification and Certainty in L1
and L2 Students’Writings[J].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1997，（2）：183-205.
[3]Hyland，Ken and Polly Tse.Metadiscourse in Academic
Writing：A Reappraisa[J].Applied Linguistics，2004，（2）：156-177.
[4]McEnery，T.&Wilson，A.Corpus Linguistics[M].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6.
[5]Yang，R.&Allison，D.Research Articles in Applied
Linguistics：Moving from Results to Conclusions[J].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2003，（4）：365-385.
[6]鞠玉梅.英h學術論文語篇中的元話語研究――從亞里士多德修
辭學的角度[J].外語研究，2013，（3）.
[7]徐江，鄭莉，張海明.基于語料庫的中國大陸與本族語學者英語
科研論文模糊限制語比較研究――以國際期刊《納米科技》為例[J].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14，（2）.
致謝是論文或專著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者通過致謝對個人或機構的幫助表示感謝，由此為自己建立一個良好的學術和社會身份。口筆語中的致謝研究由來已久，如Hyland（2003，2004）提出回顧、感謝和宣稱三語步模式。馬蓉和王新國（2005）發(fā)現(xiàn)，許多中國學生對致謝部分的表達沒有把握，該部分寫作主要通過模仿他人論文來完成。趙明煒和姜亞軍（2010）分析了中國學生碩博論文中五種表達方式在各個語步中的分布情況及高頻詞匯等。李麗華和陳新仁（2010）從功能角度（包括致謝對象、感謝原因等）對學位論文英文致謝進行了研究。
但是現(xiàn)階段關于學位論文致謝部分的研究存在幾個問題：首先，少有研究分析中國碩博士學位論文英文致謝是否存在差異。由于碩士和博士專業(yè)水平存在較大差距，因此兩個群體在英文致謝中的異同點值得探討。其次，此前研究多數(shù)將句式進行簡單羅列或列舉出高頻單詞，而未把高頻句式與單詞有機結合起來，歸納出常用的表達方式，即詞塊。詞塊，又稱預制語塊，是指由單詞或其他成分組成的連續(xù)或非連續(xù)序列，不受語法分析的限制，整體存儲和使用（Wray，2002）。詞塊在寫作中的作用已得到證實，如戚焱（2005）指出詞塊有利于提高寫作的流利性、表達的地道性和生動性以及學生的篇章組織能力。因此，總結出學位論文致謝部分的常用詞塊不僅可以減輕學生寫作時的負擔，同時可以提高論文的寫作質量。
2.研究問題及方法
本研究選取60篇中國碩博論文中英文致謝部分，擬從詞塊類型（二詞、三詞、四詞詞塊）和功能（感謝主體、感謝行為、感謝對象、感謝內容和連接詞塊）兩個角度出發(fā)，通過對比分析中國碩博學位論文英文致謝中的詞塊，旨在回答以下問題：
1）中國碩士生和博士生在學位論文英文致謝部分中所使用的高頻詞塊數(shù)量及類型有無異同？原因為何？
2）中國碩士生和博士生在學位論文英文致謝部分中所使用的每一功能的高頻詞塊有何異同？原因為何？
為確保數(shù)據(jù)的可靠性，本研究采用機器與人工相結合的方法提取詞塊。語料中的高頻詞塊界定為二詞詞塊出現(xiàn)5次，三詞詞塊4次，四詞詞塊3次。
3.結果與討論
3.1碩博論文致謝部分詞塊類型對比分析
經(jīng)分析，碩士語料中的詞塊總數(shù)遠小于博士語料。前者為57，后者為95，前者比后者少了約40%。
從各類型詞塊數(shù)量上講，兩者也不盡相同。碩士語料中三種詞塊比例相當。而博士語料中三種詞塊使用數(shù)量相差相對較大。兩語料中，四詞詞塊均使用最多，且占總數(shù)比例相當，但數(shù)量上碩士語料比博士語料少了約46%。兩語料對比，三詞和二詞詞塊的比例相差較大。值得注意的是，碩士語料中較多使用三詞詞塊，而博士語料中二詞詞塊的數(shù)目相對較多。
兩語料在詞塊數(shù)量及類型上之所以出現(xiàn)較大差距，除篇幅原因外，還可能因為博士生在表達過程中更注重長短交替的語言變化，碩士生由于學習年限較低，在此方面的意識不夠強烈。
3.2碩博論文致謝部分詞塊功能對比分析
經(jīng)分析，碩士語料中感謝內容、感謝行為和感謝對象所占比例相差不大，而其他兩類功能詞塊數(shù)量較少。但博士語料中各功能詞塊所占比例差距很大。
從每一詞塊功能來看，碩士語料中的3個感謝主體均包含在博士語料的8個中。兩份語料中的感謝行為詞塊在各自詞塊總數(shù)中所占比例幾乎相同，而數(shù)目差距主要由修飾語造成。就感謝對象而言，碩士語料中數(shù)量偏高同樣是由修飾語及后置定語引起。感謝內容上的差異在兩份語料中最為明顯，其原因同樣是修飾語以及表達的多樣性。兩份語料中出現(xiàn)的連接詞塊都很少，這是因為論文致謝部分格式較為單一，學生基本按照每段感謝一個人或一類人的模式寫作。
4.結論與啟示
通過對比中國碩博論文英文致謝中的詞塊，本研究得出以下結論：
1）碩博論文英文致謝部分詞塊使用總量差距很大，碩士論文總數(shù)遠小于博士論文。這說明碩士階段的學生對致謝部分的表達方式仍待進一步學習和提高。
2）碩博論文英文致謝部分各功能詞塊使用水平參差不齊，引起差距的主要原因為修飾語的使用。此外，博士論文語言相對豐富，碩士生要在語言多樣性方面進一步加強。
本研究初步對比分析了碩博論文英文致謝部分的詞塊，發(fā)現(xiàn)碩博語料中存在的差距，對碩士論文英文致謝部分的寫作提出了相應建議。不可避免的是，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如所選語料樣本較小，語料體裁單一等。以后的研究可擴大語料范圍，進行更為詳細的探究，以幫助碩博學生更好地進行論文寫作。
參考文獻：
[1]李麗華，陳新仁.英漢學位論文致謝辭的語用對比研究[J].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J]，2010（2）：35-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