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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篇：寫作不僅是一種記錄，更是一種創造，它讓我們能夠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將它們永久地定格在紙上。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12篇智慧監管市場，希望這些內容能成為您創作過程中的良師益友，陪伴您不斷探索和進步。
關鍵詞：智慧城市 運營模式 挑戰
中圖分類號：F299.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3973（2013）005-082-02
1 運營模式對智慧城市建設的意義
智慧城市建設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具體工程建設完成后的運營又是一件長期復雜的工作。不同的智慧信息化項目需要應當根據其獨有特性選擇不同的建設和運營模式。因此對智慧城市產業鏈及建設運營模式的分析及選擇就顯得尤為重要。
2 智慧城市建設運營模式的影響因素分析
智慧城市建設運營模式影響因素如下：
（1）基礎數據資源的共建共享的相關整合因素。
目前我國對信息資源的歸屬、采集、開發等等相關的管理規則并不清晰，導致了不少政府部門和行業數據產權部門化和區域化。并且在法規規范方面缺乏硬性規定，極大的制約了政府信息服務效能、協同管理水平和應急響應能力，成為阻礙信息化發展的瓶頸。
（2）運營數據資源的有效開發的市場機制因素。
政府占有60%以上的社會資源，并且分散于各個部委辦局，數據信息資源市場開放和使用效率不足，普遍存在信息利用率不高，缺乏競爭、激勵和考核機制，缺乏對公眾使用信息資源的服務意識和信息資源的協調管理，造成國家數據資源開發產業化比較低。
（3）政務數據資源的共享運營的政策保障因素。
各個政府部門對信息資源的分割和壟斷使巨大的政府信息資源共享需求與實際共享情況形成鮮明反差，關于政府數據安全，數據所有權，數據使用權，數據保存等方面缺乏相關規定的社會需求與供給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從行業和區域角度都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相應法規標準。
（4）多維信息安全的需求保障的相關保障因素。
傳統的靜態安全措施無法適應動態變化的、多維互聯的智慧系統應用環境。智慧城市建設涉及城市范圍內各行各業的數據資源，加上物聯網、云計算、移動互聯網等所對應的安全機制沒有完善，保障數據安全成為首要任務。
（5）面向智慧城市運營的統籌規劃因素。
科學加強智慧城市的頂層設計和統籌規劃，最大限度的實現跨門、行業、領域的信息集成和利用，兼顧目前信息資源現有配置與管理狀況，對分散異構的信息資源系統實現合理整合，并在新的信息交換與共享平臺上開發新應用，實現信息資源的最大增值，使智慧城市的產業經濟、城市管理、資源環境等方面進行智慧管理。
（6）面向智慧城市運營的組織保障因素。
智慧城市運營是一項涉及多行業、多部門綜合性、基礎性工作，需要建設，梳理、規范建設、運營、行政各項流程，以更加科學和精細的方式來提升政府的行政服務效能和管理模式，增強智慧城市的綜合競爭力和品牌影響力，保障智慧城市的運營。
3 智慧城市建設運營模式現狀分析
3.1 政府運營
智慧城市完全由政府進行投資建設和推動，涉及到公共安全、市政服務等領域相關平臺和系統建設完成后所有權歸政府所有，具體的工程建設以及運營工作可由政府直接負責也可外由社會資源承建和代維。針對政府各部門基礎信息化建設、專用的信息化建設項目，一般可以由部門信息化預算資金建設；針對信息互通共享項目的建設，建成后的系統和數據需要對外開發和共享的，可利用政府信息化專項資金進行集中投資建設，避免重復建設。
3.2 市場運作
智慧城市的建設可以由政府和社會資源共同參與，社會資源通過自己建設或者與政府共同建設并運營維護。此種模式發揮了市場化的效率和服務優勢，并可利用社會資源的資金加快智慧城市建設，以滿足用戶需求，并緩解政府沉重的財政壓力。市場運作模式主要是針對有一定增值信息化需求，面向社會的，未來有一定盈利模式，且涉及政府部門較少、易于監管的智慧城市項目。
在市場運作模式下，可以按照以下四種方式進行開展：
（1）政府主導、吸引社會資金參與，公司化運作。
此種模式下，智慧城市的建設雖然對社會進行開放，吸引社會資源的參與，但還是應當由政府為主導來進行項目的推動。具體可由政府進行部分投資，政府為主成立信息化投資公司，投資公司由國資委進行控股，同時注意要吸引社會相關的信息化企業參股到投資公司中。投資公司成立后按照公司化進行獨立運作，進行智慧城市的建設與運營，但是政府的信息化主管部門還需要對投資公司進行監管。
另外投資公司還可根據不同的信息化需求和行業領域投資成立專業的信息化投資子公司，如交通信息化投資公司、市民卡投資公司等。此種模式適合前期投資大，雖然后期有一定的盈利性，但主要還是公共服務為主，且涉及到行政部門較多的城市工程。
這種模式不僅可以有效的吸引社會優質資源，同時還有利于將相關信息化產業做大做強，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
（2）政府提供引導資金和政策支持，與社會資源進行合作，共同建設和運營。
在該模式下，鼓勵企業與政府進行合作，參與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從公共事業的需求出發，利用社會資源的產業化優勢，通過政府與企業雙方合作，共同開發、投資建設，并維護運營公共事業的合作模式。
（3）政府牽頭，社會資源出資建設，到期移交政府。
這種模式，政府提供政策和資源的支持，主要由社會資源來出資建設，政府主管部門進行監管。根據社會資源是否參與運營，又可分為兩種模式：BOT模式和BT模式。1）BOT模式，即“建設-經營-轉讓”模式。作為委托方的政府會將智慧城市的建設特許權授予作為承包商的企業，由企業在特許期內負責工程的設計、融資、建設和運營，并回收成本、償還債務、賺取利潤，待特許期結束后再將工程的所有權移交給政府指定部門經營和管理，整個過程中的風險由政府和私人機構分擔。2）BT模式，即“建設-移交”模式。政府利用非政府資金進行屬于政府的智慧城市的建設，吸引社會資本參與，在項目建設和移交后，政府按協議贖回相關設備和設施，政府向投資方支付項目總投資加上合理回報的過程，也是一種“交鑰匙工程”。
（4）政府與多方社會資源共同參與，以示范工程帶動產業發展。
這種模式主要針對創新型產業工程，政府與生產企業、物聯網、互聯網、通信等信息產業企業和科研院所緊密合作，建設智慧應用的示范區。政府給予政策傾斜以及引導資金、研究經費上的扶持，由參與企業出資建設運營，拓展融資渠道。以示范效應推進該工程的推廣，提升智慧城市建設規模和層次。
4 智慧城市建設主體參與者和面臨挑戰
在智慧城市的經營和服務過程中，有幾個主體要素，分別是政府，智慧城市的經營者和服務提供者，云計算基礎設施服務提供者以及云計算應用服務提供者。確保智慧城市的良性運營發展，必須把握智慧城市的經濟發展需求、社會服務需求、行政服務需求，云計算基礎設施服務提供商以及云計算應用服務提供商，能夠提供大數據樹立服務和可視化分析，集合社會廠商相關資源、建設相關服務標準、行業標準、數據標準，共同推動集中化、集約化、規模化、創新性的智慧城市運營生態環境。
4.1 主體建設者分析
政府是智慧城市的牽頭組織者，必須對智慧城市整體設計、建設、運營以及服務進行全程監管，優化和綜合各種應用，集合各種資源，形成城市的整體發展合力。
（1）智慧城市的設計者和建設者。
智慧城市需要頂層設計、統籌規劃，建設城市信息和資源數據中心，構建融合的基礎網絡，通過分層、分內容建設，達到平臺能力及應用的可成長、可擴充，創造面向未來的智慧城市系統框架。
（2）智慧城市的經營者和服務提供者。
隨著城市信息化應用的建設和發展，需要圍繞建設創新應用，開放運營，資源整合共享資源，高效服務的智慧城市，政府在推動智慧城市的建設過程中，需要借助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和創新信息資源整合共享機制，負責統籌實施，頂層規劃，運營保障，服務保障，服務拓展等工作。
同時打造能力開放平臺，吸引多方資源參與，整合產業鏈的協同發展。通過打造智慧城市核心平臺，為城市搭建城市級別的數據倉庫，循環運營整個體系，推動整個產業鏈的協同發展。
（3）云計算基礎設施服務提供者。
通過云計算基礎設施建設，通過規模化建設，實現集約化投資和設施資源的共享，完善的運營與服務保障制度以及流程，建設安全的信息保障和監管。
（4）云計算應用服務提供者。
提供創新性、開放性以及共享性的云計算應用服務和行業應用服務。
4.2 面臨的挑戰分析
4.2.1 協同方面的挑戰
（1）加強各種政策之間的協同和銜接，形成政策體系。
（2）加強不同行業之間的互聯互通的規范和標準形成資源的共享機制性。
（3）加強不同部門之間數據共享和協同管理的能力，增強業務協同能力。
4.2.2 技術人才方面的挑戰
智慧城市行業近期處于快速增長階段。一個最重要的保障就是人才的引進和培養。要堅持引進與培養并重，注重高技能創新型人才培養，加強高層次人才再教育，以即將推進的各示范項目為載體，培育一批高水平的人才隊伍。
4.2.3 安全模式挑戰
加強人、專業技術、設備和生產環境的安全管理，進一步規范和健全相應的安全制度。提高信息安全意識，理順管理體制，強化保密意識、增強保密安全防護能力，完善保密安全監督檢查機制。
4.2.4 資源整合挑戰
城市的各種信息服務資源、民生經濟資源等同樣都屬于城市的基本資源。政府需要解構和整合各種資源基礎核心的數據和信息，逐步建立完善城市資源數據庫。
（1）政府必須逐步建設、運營城市公共服務平臺，對各領域業務信息加以整合，建設統一有序的信息資源體系，支持信息資源的數據共享和服務聚合。
（2）涉及維穩安全、市政服務等非盈利性、非商業化的應用系統及其子平臺由政府自建自營，而其余各項服務與應用應由政府引導，社會資源為主建設和運營。
（3）所有智慧城市的服務與應用必須與政府建設運營的城市公共服務平臺和城市信息資源數據庫對接。
（4）只有遵循政府對智慧城市建設的總體要求，在政府許可下參與智慧城市建設的社會單元，其業務系統和才能夠與城市管理與服務平臺及城市資源數據庫進行對接。
參考文獻：
[1] 單志廣.智慧城市與大數據運營[J].財經界，2012（06）.
“智慧旅游”的概念，2010年由江蘇省鎮江市率先提出，后逐漸擴大到各旅游發達城市。經過近四年的發展，“智慧旅游”依舊停留在概念層面，一直沒有真正惠及廣大游客。國家旅游局第一次將“智慧旅游”確定為全年的主題，經過四年的積淀，“智慧”能否為旅游插上騰飛的翅膀，成為旅游業新的增長點7不少業內人士認為，智慧旅游，方便、快捷、舒適必將開始成為旅游發展的方向，各項旅游信息的整合、APP客戶端的開發，在旅游變得更加智能化的同時，也逐漸回歸本身簡單輕松的方式。
各地打造智慧主題
近日，國家旅游局將北京等18個城市確定為“國家智慧旅游試點城市”。其中江蘇有7市榜上有名，分別為南京、蘇州、無錫、常州、南通、揚州、鎮江。江蘇也成為國家智慧旅游試點城市最多的省份。2014年是“美好江蘇歡樂游”三年市場推廣計劃的最后一年，江蘇省旅游局將以拓展國內中遠程市場和境外客源市場為重點，推出一批經典旅游景區，研發一批精品旅游線路；努力培育南京、蘇州等國際旅游名城，同時重點支持徐州建成區域旅游中心城市；積極策劃具有國際影響力和江蘇文化特色的旅游節事活動。
作為國家首批智慧旅游試點城市之一，揚州智慧旅游建設已初見成效，今年還將繼續推進智慧旅游建設，著力打造“安全、便捷、高效、舒適”的旅游環境，建設“宜游城市”。為了給游客提供更加智能化的旅游導覽服務，揚州將建設數字3D景區，實現在線游覽。目前已基本完成瘦西湖、個園和東關街3D模型建設。其次是建設旅游數字信息庫，進一步完善揚州旅游信息咨詢導覽體系，有效提升旅游體驗。
隨著“散客時代”的到來，能否提供符合游客需求的人性化、個性化服務，成為旅游者選擇旅游目的地的首要參考。
2014年安徽全面啟動智慧旅游建設，編制出臺智慧旅游總體規劃和智慧旅游項目扶持計劃。啟動安徽旅游門戶網升級、安徽旅游信息基礎數據庫、智慧旅游云中心和智慧旅游平臺等工程建設，重點推進黃山、合肥、蕪湖、阜陽4市的智慧旅游建設，推出一批智慧旅游典型。顯然，隨著信息科技化手段深入旅游行業，2014年“智慧旅游”將真正為來安徽旅游的游客帶來便利。
山東省旅游局黨組書記、局長于沖近期在2014中國城市旅游發展戰略研討會上發言時表示，山東旅游目的地的發展方向就是“智慧旅游”。主要措施，一是打造景區流量的監測系統、全省住宿登記系統、目的地數字服務系統、旅游的營銷系統等，這些即時數據對研究旅游發展、旅游動態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二是和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合作，特別是和谷歌的合作，使山東的青島、濟南、泰安、濟寧、煙臺、威海這些外向度比較高的城市，在海外的點擊量和知名度大幅地提高，在營銷和管理上都起到了一些重要的作用，三是與大型的OTA合作，通過他們的數據，來了解游客感興趣的產品。
在第三屆中國旅游產業發展年會的“中國旅游風云榜”中大連智慧旅游公共服務平臺榮膺“2013中國旅游公共服務創新TOP10”第一名。大連模式創新引領，開創中國智慧旅游美好未來。
大連市旅游局局長易軍表示，2008年至今，大連市旅游局全力打造智慧旅游公共服務平臺，服務于游客的旅游信息化應用，由政府主導轉向政府引導，完善頂層設計，不斷以互聯網思維，跨界融合創新發展，全面推進智慧旅游建設。大連在國內率先建成首家和目前唯一的電子行程單監管監控系統等，實現行政監管、公共服務和電子交易系統等高品質的旅游公共服務，實現旅游資源及社會資源的共享與有效利用的系統化和集約化變革。2013年國慶假期就有近20萬游客通過“大連智慧旅游”系統咨詢、訂票、訂房等。
在線旅游機遇無窮
國家旅游局局長邵琪偉指出，圍繞“2014中國智慧旅游年”主題，加快推動旅游在線服務、網絡營銷、網上預訂、網上支付等智慧旅游服務。運用市場化機制，推動建立全國統一的在線旅游服務平臺和景區門票預訂系統。制定智慧旅游景區標準，以5A級景區為重點，推進智慧旅游景區試點，繼續推進智慧旅游企業、智慧旅游城市建設。成立智慧旅游促進會和專家委員會，加強對智慧旅游的推動和指導。
隨著旅游在線服務、網絡營銷、網上預訂、網上支付等業務的迅速展開，我國旅游業將加快與信息技術融合發展，從傳統服務業向現代服務業加快轉變。
去哪兒網是國內著名的在線旅游服務平臺之一，2013年上市之后，更是受到了各方的關注。去哪兒網的企業理念就是“聰明你的旅行”，其中暗合了智慧旅游的概念。對于智慧旅游，去哪兒網無線事業部總經理諶振宇如是說。
在環保融入智慧城市建設的過程中，智慧環保也開始嶄露頭角，并有望在智慧城市建設中發揮先導作用。專家認為，其中智慧水務、環衛云、環境監測等產業正在迎來巨大商機。
點評：隨著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新技術不斷融入傳統行業的各個環節，環保企業正在積極搶抓這一時代新機遇，促進企業的智慧化轉型。我國正在大力推進智慧城市建設，這將為環保產業開啟巨大市場空間。來自前瞻產業研究院的《2016-2021年中國智慧城市建設行業發展趨勢與投資決策支持報告》顯示，“十三五”期間，我國推進了三個批次、共計277個智慧城市試點工作，并取得了較好效果。“十三五”期間，智慧城市建設市場規模可快速上漲至4萬億元。中信建投認為，環境監測智能化、運營模式靈活綜合的實現，是完成智慧環保構架中的感知層與傳輸層。智慧環保最終目的是水、土、氣、輻射、噪音等各領域做到陸海統籌、天地一體，整合統一到全國生態環境監測網絡，進一步建立健全環境監測數據信息共享，構建大數據平臺，積極培育環境監測市場，最終實現智慧環保運營。隨著國家對污染物排放標準和環境質量要求的提升、環保執法監管的加強，海陸空一體化監測網的建設、第三方運營的引入，環境監測行業具有廣闊的市場需求空間。相關上市公司有：聚光科技、盈峰環境、先河環保、雪迪龍、天瑞儀器、聚光科技、蒙草生態、中原環保等。
【重大事項】
森源電氣：簽署3.1億元EPC總承包合同
森源電氣公告，公司與河南龍成集團有限公司于7月24日簽署了《河南龍成集團有限公司、河南森源電氣股份有限公司EPC總承包合同》，EPC總承包暫定總價為3.1億元，占公司2016年度經審計營業收入的10.54%，將對公司2017年度及未來的經營業績有積極影響。
金龍汽車：收到1.29億國家新能源汽車推廣補貼款
金龍汽車晚間公告，公司控股子公司廈門金龍聯合汽車工業有限公司和廈門金龍旅行車有限公司分別收到廈門市財政局轉支付的2016年新能源汽車第一批推廣補貼款6542萬元、6330萬元。上述款項系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2016年所售且累計行駛里程達到3萬公里的新能源汽車對應的推廣補貼。上述1.29億推廣補貼款項將直接沖減已銷售新能源客車形成的應收賬款，對公司現金流產生積極影響。
獨樹一幟的建設理念和模式
作為《“智慧唐山”建設總體規劃》的主要起草者和智慧唐山建設的主要推動者，李技對于智慧城市有著獨到而深刻的理解。從2009年到2012年，他和他的團隊成功將唐山暨曹妃甸國家級兩化融合試驗區打造成全國兩化融合試驗區中的一面旗幟。近年來，唐山的信息化推進工作更是風生水起，生機盎然。據悉，目前《智慧唐山建設總體規劃（2012-2020）》已經通過專家評審，并得到市政府的正式批準；智慧唐山建設首批50個項目即將面向社會公布實施；相關項目管理辦法、資金管理辦法都在加緊制定和完善之中；智慧唐山工程技術中心、唐山市智慧產業孵基地、智慧產業聯盟建設和戰略合作伙伴的對接洽談也在緊鑼密鼓地籌劃運作之中。“政府主導、企業主體、市場化運作；統一規劃、統一標準、統一建設、統一管理；營造環境、激活市場、聚合資源、創新推進”等一些嶄新的理念和運作構想正在這里一步一步探索和實施，應該說，唐山的智慧城市建設正在按照自己特有的模式和路徑扎實地向前推進，并在起步伊始就得到了眾多業內專家和知名IT服務商的認可和關注。
事實上，為了能夠更好的理解智慧城市，最近幾年，李技和團隊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廣泛調研、收集分析各個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設思路，與國內外知名服務商保持密切聯系和溝通，從而比較系統地掌握了目前國內外智慧城市建設的理念、現狀和主要趨勢，也逐步形成了他們對智慧城市建設的獨特理解和把握。
避免“五大誤區”
在李技看來，目前我國一些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設存在五大誤區：
一是對智慧城市的概念理解不夠完善。國內一些城市在推進智慧城市建設中，缺乏對概念的整體理解和把握，表現為智慧城市建設規劃建設與區域和城市經濟社會發展需求銜接不緊，針對性不強，或者干脆是兩張皮，讓人感覺是在為了智慧而智慧，為了信息化而信息化。
二是缺乏頂層設計的規劃和建設理念。目前我國很多城市在推進智慧城市建設時，都是從信息化手段在某個行業的簡單應用做起，例如智慧旅游、智慧交通等。這種從行業和底層應用做起的模式，有一個非常大的弊端，就是從一開始大家就都是在豎“煙囪”，產生一個個彼此割裂的信息孤島。雖然起初某個行業可能做的很好，但未來隨著行業的增加，勢必會面臨整合的難題。因此，李技認為，在先進技術服務模式比較成熟的情況下，推動智慧城市的建設可以考慮發揮后發優勢，從頂層設計和公共平臺體系搭建做起。因為現有的由底層應用入手的建設方式，雖然短時間內見效快，但從長期發展來看，存在重復建設、資源浪費和整合難度越來越大，成本越來越高等問題。”
三是智慧城市建設運營主體定位模糊。這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和問題。智慧城市建設運營的主體一般可分為五個層面：最上面一層是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他們屬于智慧城市建設的引導者、推動者、監管者和環境的營造者；第二層是總集成商，他們的職能是依據政府提出的規劃和需求，設計建設方案，整合相關廠商的技術和產品資源，搭建頂層框架體系，并負責智慧城市主體運營；第三層是網絡提供商，包括電信運營商、廣電運營商等，他們的角色是提供網絡和功能平臺；第四層是面向各行業的提供特色解決服務方案的ISV；第五層是各企業以及個人用戶。這五類主體成分構成了智慧城市建設、運營、應用的完整體系，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相互不可替代。但從目前的情況看，我國存在第二層也就是總集成商嚴重缺乏的現實情況，于是，各地往往由政府或者電信運營商代替總集成商的較色進行建設和運營，有的地方甚至在用ISV作為總集成商使用。這樣做的結果，混淆了各主體的職能定位和技術特長，也注定是不可持續發展的。
四是智慧城市建設資金投入的誤區。很多人認為智慧城市建設對于政府而言，是一件高投入、花大錢的事情，但事實上，政府更大的作用在于制定規劃、引導和撬動市場、制定政策、完善標準、營造環境。除在和建設運營初期投入一些必要的引導啟動資金以及在個別公共服務領域可能存在一些購買服務的資金投入外，其余都應按照政府引導、企業主體、市場化運作的原則去推進實施，政府根本沒必要去投入大量的資金。
五是智慧城市建設管理體制不理順。智慧城市建設是一項跨行業、跨部門、跨單位的系統工程，究竟該由哪個部門去發起和推進？地方主管部門的作用又該如何發揮？在這方面不僅全國各地的情況差異很大，即使在國家層面上也亟待進一步明確和理順。在李技看來，從未來發展的角度，應該逐步建立由各級政府直接領導、政府信息化管理部門統籌推進，相關部門分工協作的體制機制。
六大支撐體系
除了這五個誤區之外，李技也對如何構建一個完整的智慧城市建設運營的支撐體系進行了歸納和思考。他認為智慧城市的建設和運營，至少需要建立和完善六大體系。
一是規劃設計體系。包括智慧城市建設總體建設規劃（宏觀），智慧城市建設行動方案（中觀），智慧城市建設方案（微觀）等三大系列。二是建設管理體系。包括智慧城市建設的規劃管理、項目管理、資金管理中，如何進行各環節的分工和各單位的協同體質機制建設等。三是技術標準體系。著眼于智慧城市各個系統之間的功能協同和資源整合，從建設初期，就應對整體框架和各大功能平臺的建設技術標準進行統一規范，建立相應的技術標準體系。四是項目建設體系。要根據頂層設計方案，結合實際的功能需求，提前謀劃設計出自上而下的項目建設體系，梳理好各部分的邏輯關系，分出輕重緩急，科學統籌地分批、分步加以推進。五是評測評估體系。六是社會服務體系。
“這六個體系共同構成了整個智慧城市建設的推動體系，想要靠單獨一兩個體系來支撐智慧城市建設和運營，是行不通的。”李技分析說。
在潛心思考研究智慧城市理論和體系的同時，李技結合自己的理解設計了唐山智慧城市建設總體結構圖。在李技所展示的結構圖中，記者看到，他不僅對智慧城市中的各個參與方的職責、功能進行了明確的劃分，而且在其中也為各參與主體設計描繪出了清晰的商業運營模式。在這一結構中，政府更多的起到的是引導和監管作用，而將更多的機會和空間留給了企業和服務商。也正因如此，這張結構圖一經公布，就引起了眾多知名IT服務商的關注，紛紛表示希望能參與到唐山市智慧城市的建設和運營之中。
智慧城市建設目標和功能定位
對于目前國內一些城市一窩蜂似的智慧城市建設熱潮，李技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在進行智慧城市建設之前，一定要搞清楚為什么做智慧城市，這一點十分重要。而唐山市智慧城市建設的目標和原則可以用六個字來簡單概括，那就是“強政、興業、惠民”。
李技解釋說，所謂“強政”，就是要通過智慧政務系統的搭建和應用，讓政府的部門行政服務效率更高，更加公開透明，對百姓的服務更加便捷、細致和周到。所謂“興業”指的是通過智慧城市建設，一方面拉動以信息服務業為核心的智慧產業蓬勃發展，帶動唐山市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經濟發展方式改變。另一方面，借助信息化手段實施全產業鏈要素的整合服務，最大程度地降低現有優勢產業的生產要素供應成本，提升利潤空間，增強傳統優勢產業的核心競爭力。通過智慧唐山的建設，不但要謀求促進唐山產業結構的優化，更要追求產業核心競爭力的提升。而"惠民"則是通過智慧唐山建設，讓唐山市的老百姓更快、更多地享受信息技術帶來的方便與快捷，得到更多的實惠和好處。
以興業為例，李技為記者算了兩筆賬。一是通過智慧唐山各種系統公共服務平臺的搭建，保守計算，在未來兩到三年內有望聚合超過1000個信息化服務項目，按平均每年每項實現1000萬的營業收入計算，可以實現100億元的業務收入，加上對其他相關產業的拉動，至少可帶動全市信息產業主營業收入翻兩番。二是根據對兩化融合示范企業的追蹤統計，通過推進信息技術應用，大多企業都實現了15%-20%以上的業務增長。唐山市目前的工業增加值是4000多億元，也就是說，通過智慧產業體系的構建，如果按每家企業平均帶動增長10%計算，唐山就有望新增加400億元以上的GDP。
關鍵詞：智慧物流平臺；國際貿易；跨境電商；物聯網；模式構建
我國參與國際貿易的中小型企業由于公司規模和資金實力限制，普遍采用將業務外包給物流公司的模式，以節約構建自身物流系統所需的昂貴開發費用，進而降低企業的經營成本。根據國外知名物流管理機構調查研究表明：一家企業的物流所需支付成本約占其銷售利潤的8%-15%，物流投資約為其企業總資產的15%-30%。由此可知，隨著國內日益加劇的市場競爭，企業需不斷尋找新的競爭方式來保證其競爭力，競爭的著力點也由外部產品價格和產品服務的競爭轉變為企業對其內部生產成本的控制，特別是企業的物流供應鏈的經營成本的控制，外包物流業務成為企業獲得競爭力的利器。目前將非核心業務的物流運輸業務外包給專業物流運輸服務商的企業越來越多，并讓物流服務商提供給其最佳的物流運輸供應鏈，使其可以專心發展核心業務，提高其產品競爭力，優化高價值產品生產模式，保證生產效率、生產質量和產品創新力，從而讓公司的經營管理達到規范化、標準化、專業化、最優化。由于貿易全球一體化的不斷發展，貿易體系的各個方面也不斷在升級更新，以云計算、大數據等高新技術為技術支撐的智慧物流平臺將會在外貿過程中大有可為。
智慧物流能夠在我國對外貿易進行應用的理論及現實基礎
（一）理論基礎從理論層面來說，智慧物流的運用能夠解決我國對外貿易過程中存在的外貿成本高、信息化程度低以及信息溝通障礙等問題。與傳統物流相比，智慧物流把人工智能、云計算、物聯網等高新技術進行整合，達到物物交互和人物交互的目標，使物流整體價值鏈上的生產、包裝、運輸、倉儲等各個環節有機統一起來，實現整體貿易過程的自動化、智能化、便利化，優化了我國對外貿易模式，達到了降成本增效率的目標。智慧物流的基礎構架可以分為決策層、基礎層、傳輸層、感知層與分析層。在這之中，感知層是此系統的起始環節，也是貿易活動基礎信息數據的輸入端，一般采用條碼、傳感器、視頻識別、無線射頻識別（RFID）等前沿的信息技術采集基礎數據，對貿易過程中各環節的實時動態數據進行監測，這是貿易過程中信息交互的關鍵所在；分析層是采用大數據與云計算等信息技術對采集到的數據進行篩選、處理、分析、存儲等環節，為決策層提供數據支撐，也是貿易實現智能化的前提條件；決策層依據分析層分析出的數據信息，對過程中的智能作業進行管理與控制，實現資源的最優化配置，讓我國外貿能夠更高效、便利，同時縮減對外貿易成本。
（二）現實基礎從現實層次而言，能夠解決我國外貿過程中存在的信息化程度低、通關成本高、流程復雜等問題，國內學者也提出了相關對策，不過監管體制不適應變化和信息孤島等問題還需要做進一步探究，從智慧物流的應用基礎理論來說，其能夠解決上述的諸多問題。從我國把物流產業當作重點核心產業來進行發展的趨勢來說，智慧物流產業發展的政策支撐在逐步改善，激勵智慧物流運用于貿易過程中。比如，2017年國務院辦公廳頒布《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提出加大智慧物流發展力度，引入國外前沿技術和自我技術創新來進行發展，提升我國物流設備水平，加速我國外貿過程趨向于電子化、自動化、智能化發展。近幾年，國內跨境電商不斷發展，多數表現為多、小、雜等特點，其業務管理也較為混雜，消費者需求也發生了轉變，其對于個性化和專業化需求增高，這對傳統物流運輸服務來說是一個極大挑戰。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等高新信息技術在逐步完善成熟，會把其運用于外貿過程中的諸多環節，包括運輸、倉儲、通關等。比如，運用大數據進行技術分析，收集商流、物流、資金流等相關數據進行分析和處理，對外貿過程中的需求作出預測和設備維修預警等。智慧物流應用于我國外貿過程中的模式構建以往對外貿易模式是將進出口公司當作貿易主體，借助貨代公司攬貨、運輸、貯藏及報關，經過海關部門檢驗核查，再經過物流企業運輸達到產品跨國傳遞的目的，完成產品的跨國貿易。在中國境內，以智慧物流平臺為基礎的對外貿易模式則是把以往對外貿易各個環節的參與方相互鏈接，構建核心管理平臺，并通過該平臺達到各參與主體間的信息傳遞、信息共享和單據傳遞，提升各參與主體間的信息傳輸效率；在境外，借助境外艙單管理信息平臺、單證管理平臺與物流服務中心與境外不同國家貿易參與方進行信息交換、信息傳輸與單據傳遞。如圖1所示，在我國進出口整個貿易過程中，智慧物流都有著較深層面的應用，普遍是對對外貿易過程中直接的核心生產業務和間接支持的相關業務進行的深化應用。從外貿核心業務角度來看，智慧物流核心管理平臺對國內貿易主體與國外單證管理平臺進行連接可完成單證交換，對國內貨代企業與國外連接可完成訂艙協同與艙單傳遞，將海關部門與其他貿易參與方連接可完成通關協同，將國內物流公司與國外物流服務中心平臺進行連接可實現物流產品的實時定位。從外貿業務支持角度來看，智慧物流平臺可收集國內外的最新貿易政策，達到對外貿易過程中實時調控和快速決策的目的；管理企業必須科學化、合理化、規范化運作，保證貿易的健康進行，依托于外貿過程中物流數據匯總成為大數據庫源，對外貿發展趨勢展開分析預測，實時調控貿易數量和方向等。借助構建智慧物流平臺能夠達到外貿流程的一體化發展，從內部成本控制端剪除重復勞動，同時及時共享信息資源，使人力資源和物力資源實現最優化配置，提升信息傳輸及利用效率，使資源實現最大程度利用。智慧物流平臺主要包含四大內部核心模塊，依次是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前沿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數據分析模塊，對大量數據進行儲存的云計算模塊，保證數據安全性存在的數據隔離模塊，以物聯網技術為基礎的信息收集和傳遞的通信模塊，不同模塊之間明確分工又相互協作，進行數據和信息傳遞，構成了整體的物流核心管理平臺。
智慧物流下的外貿主要業務
（一）全程化電子單證交換由于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不同國家的分工已經日益精細化，以原料采購商、產品制造商、產品零售商共同組建的閉環供應鏈在全球化進程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產品隨著閉環供應鏈流通過程中涉及到的信息流、商流、資金流和物流的傳輸速度通常會受到數據信息標準化的限制，所以對外貿易過程中實現全程化電子單證精準化交換會降低外貿交易成本。智慧物流平臺能夠實現國內各貿易參與方的單據交換，并且可完成與境外貿易參與方的單證傳遞與轉換，如圖2所示。以產品出口為例，外貿交易的起始點是國內企業與國外企業之間的報價申請和簽單，國內企業把產品訂單、報價單及產品發票等單據信息借助智慧物流平臺轉化為國際普遍采用的格式，再通過國外單證管理平臺轉化為國外企業所需要的單據格式，從而完成單據的轉換和傳遞。確認訂單后，進出口企業便將所需貨物備齊并尋找貨代公司，與其交換訂單、發票等單據信息，簽署報關委托書，貨代公司也需與船運公司進行訂單、發票、訂艙委托書等信息的交換和簽署，再由貨代公司向海關部門申報通關，提交通關所需的一切信息，包括報關單、合同、發票、報關委托書等，船運公司需提交裝箱單和訂艙委托書等，由海關核實后方可允許通關，再由智慧物流平臺將信息轉化為國際常用格式傳遞給交易地區海關部門和單證管理平臺，從而達到全流程單據交換的目的。在產品出口前，進出口企業、船運公司、海關、貨代公司是一個國內的單據交換閉環，四大參與方都擁有智慧物流平臺接入口，各參與方既有不同角色分工又實現了信息共享，海關是權威的政府部門，享有對企業單據信息的審查資格，進出口企業能夠隨時跟蹤自身產品相關的實時動態，貨代公司能夠查找所產品的各種相關信息，船運公司可以查看運輸產品的相關進程以及單據信息。智慧物流平臺能夠達到國內外單據交換一體化運作，提升了單據使用率，打造了安全、高效、便利的貿易環境。
（二）全程化訂艙協同在國內主要沿海城市都會設有區域性訂艙系統，不過跨區域間船艙預定卻沒有實現業務協同。依托于智慧物流平臺預定船艙則能夠突破區域間隔壁壘，達到全程化訂艙協同（如圖3所示）。船運公司是接入智慧物流平臺人力物力資源的供給方，依托于感應器、RFID標簽等物聯網高新技術來實現船運公司人力物力資源的整合匯總，再將船只開拔、倉儲裝卸、人員使用等信息作為實時動態進行數據信息流的傳遞。進出口企業與貨代公司接入智慧物流平臺是作為訂艙主體的角色，確定了訂艙需求時就會使進出口企業完成產品預備，并將產品的基本信息借助物聯網平臺進行傳遞，再經由智慧物流平臺轉化為標準格式傳輸給船運公司，船運公司確認無誤后再借助智慧物流平臺依據自身實際情況實現供需兩端的最優化配置，并將信息輸出給其他相關主體，完成整體的訂艙流程。依托于智慧物流平臺設計的訂艙協同能夠實現訂艙環節各參與主體信息的共享，達到資源最大化利用以及訂艙流程全程可視化。
（三）全程化通關協同產品跨境運輸可以說是對外貿易的主要特征，其中決定產品是否可以越境的基礎就是通關流程，不同區域間的相關政策也有差異，借助智慧物流平臺能夠達到跨區域全程化通關協同（如圖4所示），可提升進出口企業通關流程的效率。產品運輸進入碼頭后，便會收到海關部門的監管，海關部門借助智慧物流平臺初步對產品進行檢驗，同時接收進出口企業或者貨代公司提交的報關申請，進出口公司和貨代公司通過智慧物流平臺將出口合同、外匯核銷單、裝箱單、報關委托書、發票等報關信息提交，海關部門對這些信息進行線上核實，智慧物流平臺也會實時將核實結果及時反饋給企業和貨代公司，通過線上核實后將審核結果傳遞給線下檢驗人員進行相應的現場檢測和鑒定，鑒定結果也會實時上傳到智慧物流平臺，全部審核都通過之后，便可辦理產品征稅手續，同時將商品裝船并準備出口運輸，智慧物流平臺會在此時將通關數據轉化為國際常用格式傳輸給接收地區的海關部門。在整體通關流程中，進出口企業、海關部門、貨代公司協作運行，實現通關閉環，如果哪項環節出現異常，智慧物流平臺會將信息及時反饋給相應主體，采取相關措施，保證通關流程的順利進行，另外線上信息傳輸與線下現場操作能夠同步進行，可以減少信息滯后所引起的額外損失，實現不同貿易主體間的全程化通關協同。
（四）全程化物流追蹤由于全球貿易一體化發展日益加深，其信息化趨勢愈加明顯，對外貿易的透明化、可視化便成了突破外貿壁壘的關鍵所在，通過智慧物流平臺能夠達到外貿過程中全程化追蹤物流的目的，不但能夠時刻提示產品動態，還可以提升信息傳遞效率與準確率，降低獲取信息的運營成本。對外貿易運輸過程起始是由進出口公司備貨，讓產品嵌入RFID標簽，借助無線網絡信號實施連接，將產品的基本信息轉換為可用于分析的標準化數據，運輸公司在運輸工具上裝載射頻識別裝置與定位系統，借助物聯網感知裝置實時定位運輸工具，同時將射頻識別裝置與產品數據信息進行對接，做到產品準確定位。運輸工具和產品的動態信息傳遞到智慧物流平臺上，然后反映到對外貿易的各個相關主體，產品經過通關口之后，其會上傳在境外的運輸數據到境外相關物流服務中心平臺，借助智慧物流平臺和境外物流服務中心建立聯系，能夠實現對產品境外運輸信息的準確跟蹤。智慧物流平臺中的全程化物流追蹤是將人力，運輸工具、倉儲的狀態信息當作輸入端，借助大數據信息分析技術將產品最優化運輸路線、最佳倉儲位置、最優化裝卸方式進行輸出。全程化物流追蹤能夠達到對產品物流信息的全面管控，容錯率得到極大提升，若是某一環節發生異常還能夠及時糾正。
智慧物流下的對外貿易業務支持
（一）國內外國際貿易政策支撐世界各國與國家不同區域之間頒布的貿易政策通常會有較大差異，有時這些差異會成為國際貿易中的交易壁壘，也會出現國內不同地區間的貿易不協調，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外貿交易的效率。智慧物流平臺經過收集各個國家與各國不同區域之間的關于貿易方面的政策，分析差異，構建貿易政策數據庫，再依據各個地區頒布的最新貿易政策進行相關調整，經大數據等信息技術對數據庫內容進行相應分析，對不同區域間標準化政策進行解析，再由平臺與海關部門進行對接，更新最新的外貿交易政策，并督促海關檢驗執行；與進出口公司進行對接，更新產品生產、進出口政策，及時調整企業生產供應鏈；與貨代公司進行對接，對出口政策進行實時更新，做到相應的進出口單據的智能轉換；與船運公司進行對接，及時更新運輸政策、調控運輸路線和運輸方式。智慧物流平臺對外貿交易的支持，能夠保證各個外貿主體獲得一致性信息，減小各環節溝通時的成本損耗，提升外貿流程的運作效率。
（二）對外貿易主體的規范化我國對外貿易迅速發展，已經趨近于成熟，但對其相關主體的監管方面依舊有不少盲區，很多中小型企業常常在規則邊緣游走，借助智慧物流平臺能夠梳理貿易流程，健全其準入機制，全面規范對外貿易流程和實施對貿易主體的全方位監管。第一，應完善線上準入體制，進出口公司、船運企業、貨代企業想要成為對外貿易主體必須提供相應的證明。第二，海關部門應具備全方位監管的權利，借助智慧物流平臺對各個貿易主體進行實時智能化監控，如果某一環節發生異常或者某一外貿主體發生信用危機，海關便可對其實施相應措施，封鎖其貿易流程，終止貿易主體相關交易活動。智慧物流平臺對于外貿交易的規范化，實現了政府對貿易流程的全方位監管，對不可控風險管控有了極大提升，還促進了對外貿易主體正規化參與對外貿易流程的發展。
（三）對外貿易趨勢的智能預測人工智能、大數據與云計算等信息技術是構建智慧物流平臺的前期基礎，智慧物流平臺的實質就是信息和數據的生產、交換、傳輸、分析、處理和預測。從進出口企業角度來說，智慧物流平臺能夠收集和整理企業訂單時間，數量與商家信息，準確預測在以后各季度的大概生產數量，建立歷史數據模型，分析未來行業市場走向，促進國家市場的開辟和發展；從貨代公司角度來說，智慧物流平臺能夠整合進出口公司與運輸公司間的業務往來，估算其業務未來的增長空間；從船運公司角度來說，智慧物流平臺能夠收集運輸、倉儲、裝卸的全部數據信息，準確估算未來的消費者需求和補給量；從海關角度來說，智慧物流平臺對于歷史上外貿過程數據分析和處理，估算出未來外貿發展趨勢，為海關人力資源管理和港口建設提供依據。對外貿市場進行智能化預測需建立在各貿易主體相互協作的基礎上，進行提前的需求和供給規劃，實現各主體資源的最優化配置。
智慧型商機是開發新市場的鑰匙
IBM是全球500強的大企業。它自身的智慧成長是什么樣？錢大群解釋說：“10年前的IBM有兩個商業模式：一是服務企業，二是生產優質消費性產品，包括個人電腦。那時我們就開始認識到，做海量的電腦制造，不是IBM追求的商業模式，盡管那是很好的業務。因此10年前就把這塊業務剝離而賣給了中國聯想公司。同時，我們認為，與客戶端接觸的智慧的終端將會來臨，所以我們希望為業務成長提供高附加值，以實現產業和企業成功轉型。”
為了抓住產業轉型和大數據信息時代的歷史性機遇，公司總結出IT（信息技術）發展的“15年規律”，即每15年IT技術的積累會引發一場變革，比如1980年是個人電腦，1995年是互聯網，到2010年前后又面臨互聯化和智能化的技術革命。IBM公司意識到了這個趨勢的來臨，同時又看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全世界都在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IBM看到了科技革命將帶來的機遇。
近三年多來，IBM制定了“智慧地球”戰略，細分為包括水、交通、醫療、社會治安、安全、教育六大系統的智慧城市，以及智慧的電力、能源、商務、鐵路等領域，進行了數千個與“智慧地球”相關的項目實踐。IBM的智慧相關業務已遍布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50多個國家，并開發了1200多個智慧的解決方案。
在此過程中，IBM自身成功獲得了智慧的成長。據錢大群總裁介紹，2011年，IBM營收達1069億美元，同比增長7%；凈利潤159億美元，同比增長7%，其中90%的利潤來自軟件和服務，而不是來自硬件。產業變革決定了企業發展的道路，即如何創造新價值，如何降低營運成本，如何預估風險。
大數據信息時代向企業提出挑戰
IBM技術創新全球副總裁B?麥約遜博士在論壇會議上說：“現在是信息數據的新時代，我們稱之為大數據時代。”的確，現在是數據爆發的時代。今天我們所擁有的信息，近90%是在過去兩年中生成的。據國際信息技術協會統計，全球數據信息未來幾年將呈現驚人增長，預計到2020年數據總量將增長44倍。數據來自人類，現在有20億人上網；數據也來自智能終端，移動設備和物聯網爆發性成長，數據呈現空前規模和速度增長。
數據除了量的變化外，質也在發生變化。首先，很多數據都變成實時數據，比如交通狀況的實時信息，這些數據必須馬上發揮效用，否則就沒用了。其次，現在是數據流源源不斷，必須實時處理、實時運算、實時反饋。最后，數據變得越來越不規則、越來越不確定，甚至有很多廢數據、錯誤數據，這些數據怎么綜合處理，對企業來說是巨大的挑戰。
錢大群總裁說，要支持大數據的分析、預估和優化，就要有新的模式：以過程為中心的計算系統，需要轉向以信息為中心、具有自我學習能力的認知運行模式。但基于計算模式的轉換，企業需要完成和面臨三大轉變和挑戰：決策模式由以經驗直覺和職位高低為依據，升級到以數據分析和預估為依據；思維模式由線性思維升級到系統性思維，由此執行風格產生重大改變；作業模式由強調獨立工作能力升級到鼓勵開放協作，這種協作不僅在企業內部進行，而且延伸到企業外部。
未來，信息數據將成為最重要的自然資源之一。企業使用大數據的能力和水平，使企業間的競爭能力產生根本差異，并最終決定誰是贏家或輸家。顯然，這是企業面臨的極大挑戰。
大數據信息爆炸導致傳統市場轉型
IBM公司總結“15年規律”、制定 “智慧地球戰略”，給我們民營企業發展信息技術提供了許多有益啟示：如果我們能把大數據中的智慧發掘出來，那么數據就將成為企業創造價值的源泉，由此給企業帶來諸多成長機會。
首先，為企業創造新價值。在大數據的發掘過程中，企業可以發現新的增長機會。曾經與IBM合作的武漢鋼鐵公司年產鋼鐵約4000萬噸。調研結果顯示，通過分析洞察和優化其整個業務線，每噸鋼能產生32美元的附加效益，這樣一年就能產生超過10億美元的效益。顯然，如果采用IBM的預估和洞察數據的方式，武鋼就可大幅提升其在產業轉型升級中的競爭力。
其次，為企業提升運營效率。上海有家汽車配件銷售商，有3400個倉庫，管理著40萬個不同的汽車零件。它分析35類不同的數據，定期對汽車上下游零件單位做需求預估和配貨優化，使得它在3400個不同倉庫都可以在10小時之內為客戶補充所需要的配件。
再次，為企業降低風險。比如，金融危機后，美國國會通過了一個有240多條新規定的金融監管法案，對美國的金融機構進行更嚴格的監管。這么大量的監管規則，對金融機構的風險控制提出了很高要求。如果依靠人用一條條規則去檢驗業務、資產狀況很難做到有效管理，必須采用先進的數據分析和系統管理整個風險過程。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公共機構運用IBM的數據分析和洞察技術發掘醫療保險欺詐的效果非常明顯，合作的第一年就從病歷數據中發現了大量騙保行為，追回了3700萬美元。
另外，在社會管理和城鎮建設等方面發掘的價值和綜合效益也非常突出。比如，江蘇鎮江市運用IBM智能運行中心解決方案來提升公共交通的效率。公交車和公交車站配備智能設備，將交通流量數據傳輸到智能運行中心，IBM的分析軟件再利用這些信息監控管理全市80多條公交線路，公眾可隨時獲得公交時刻信息和延誤預報。
凡此種種，企業和社會公共機構都可以從大數據的有效利用中，獲取新的商業機會或社會綜合效益。
智慧型成長是現代企業發展的方向
2012年IBM論壇提出的許多觀念和構想，給所有企業的發展提出了智慧成長的路徑，比如，以大數據為基礎，進行業務分析、預估與洞察的能力，將幫助企業、政府積極面對復雜環境所帶來的諸多挑戰，包括業務分析洞察、智慧云計算、智慧城市、智慧商務、移動互聯等在內的新技術，為企業、政府解決大數據的挑戰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辦法，將成為其智慧成長的新動力。
業務分析技術，就是智慧分析。智慧分析不僅包含軟件、硬件基礎設施的改變，而且包含技術解決方案，是一整條服務線。IBM為此成立了專業服務團隊，針對各行各業的需求專門定制化，以支持管理者跨越快速與精準決策需求的挑戰，幫助客戶應對大數據的挑戰，搶占市場先機。比如優化上海電力公司的電網信息，IBM通過其設備故障、網絡狀況進行物聯網數據分析，挖掘出故障模式，這樣就能提前預報設備故障，提前維修，使設備的可靠率達到99.9%，平均電力故障的時間減少5.24小時，由此給其每年增收達6100萬美元。
關鍵詞：養老服務；行為人模型；智慧養老；合作機制
中圖分類號：D63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7）05-0013-07
引言
自20世紀末以來，我國老齡人口快速增長，至2015年底，全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多達2.2億人，占總人口的16.1%，[1]明顯超出老齡化國際通行標準，由此，養老服務成為全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隨著養老服務需求量激增，老年人對養老服務的質量、供給效率和個性化需求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傳統家庭養老、社區居家養老和機構養老模式顯得力不從心，養老模式亟待創新。在“互聯網+公共服務”的背景下，智慧城市的建設使多主體參與的智慧養老新模式成為可能。智慧養老是利用互網、物聯感知技術、移動通訊、云計算等現代信息技術將老年人與家庭、社區、養老機構、醫療康復機構與政府管理部門聯系起來，而構成的有機的多元養老服務網絡。在新模式下，老年人和養老服務供給主體間形成廣泛的信息集成、互動與共享，各類供給主體通過數據分析對老年人進行需求預測，從而精確調度社會資源，完成優化匹配的養老供需對接，為老年人提供快速、便捷、精準的養老服務。
目前，學界對智慧養老模式進行了諸多研究：首先，在概念界定方面，強調信息技術介入養老服務過程和多元主體合作供給，認為智慧養老圍繞老年人的各項生活服務，通過現代技術實現與老年人及多元主體的智能交互，從而調動各種養老資源，協調各類養老相關方的行動，全面提升養老服務的效率和老年人的生活質量。[2]其次，在養老服務供給主體方面，從老年人有效照護、居家養老服務鏈等角度闡釋了由政府、社區、老年人、社會組織和行業企業等構成的養老服務網絡。[3]再次，在養老服務供給機制方面，認為養老服務供給機制包括行政計劃機制、市場機制、社會或志愿機制。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信息技術成為解決養老服務困境的重要手段。但現有研究多集中于探討智慧養老實現的技術路徑，對智慧養老服務的多元供給主體及合作機制缺乏深度研究。事實上，技術只是為多元主體合作網絡的實現提供了有效手段，然而技術與管理模式互動的核心在于管理的主體，即多元主體間高效持續的合作行動才是能真正實現智慧養老服務的解決方案。因此，本文基于行為人模式，著重關注智慧養老多主體間的合作行動模式。通過剖析各主體的利益追求，闡釋各主體間的博弈與互惠關系，以期探尋智慧養老模式下促成多元主體高效合作的機制條件，從而提升多元主體的合作水平，提高科技介入養老服務過程的成效，促進智慧養老新模式的推廣和發展。
一、智慧養老服務集體合作的行為人模型及其構建環境
1.智慧養老集體合作的行為人模型。行為人模型是基于行為人對周邊環境的感知能力及其相互影響拓撲結構（網絡）的假設的信息處理算法，通過分析說明集體合作中行為人的類型及其相互影響，演化出宏觀層次模式的微觀層次機制。[4]157根據智慧養老服務中各主體的決策和互動過程，本文構建出智慧養老多元合作的行為人模型（如圖1所示）。
智慧養老多元合作行為人模型中，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社區居委會和老年人是主要的行為主體，他們在互動博弈中演化出集體合作供給養老服務的局面。這種集體合作的演化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對合作的解釋，要考慮行為人所在的宏觀社會環境和個體環境。[4]157-200政策法律環境、市場行業環境、文化意識環境和信息技術環境構成養老服務的社會環境，智慧養老服務主體的存在及互動過程依賴于社會環境，社會環境的優化反過來促進各主體增進互動，個人互動環境的具體特征也對集體合作的結果有重要影響，[5]因而各個主體的策略選擇既是對宏觀環境的把握，也是對自身偏好、動機和資源稟賦等個體行為環境的遵從。在與其他主體和環境的互動中，各個主體從彼此身上、環境反饋、經驗知識的累積中逐步形成完整的行動策略，在實踐中演變出合作與競爭并存的博弈格局。人是社會性動物，特定環境下的基本規范影響人們對互惠的態度，[6]69在自利或其他復雜目的驅動下逐漸形成的社會規范是合作網絡的劑，通過對集體環境中各主體的特定類型行為給予內部評價或矯正，[7]促使各主體持續調整行動策略，弱化分歧，增進共識，在增加合作收益的同時，將合作約束在法律和普適的社會情理范圍內，促成各主體間持續高效的合作行動。
2.智慧養老服務集體合作的社會環境。一是政策法律環境。政等法律環境對行為主體的選擇有深遠影響。目前，我國已相繼頒布《關于開展國家智能養老物聯網應用示范工程的通知》（民辦函〔2014〕222號）《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國發〔2015〕40號）等政策，明確提出“促進智慧健康養老產業發展”的目標任務，并將智慧養老服務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國家層面的政策出臺和對相關法律的完善體現了政府對智慧養老模式的認可和支持，也為企業和社會組織的投資、社區服務的發展及老年人的選擇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政策保障。二是市場行業環境。市場行業環境通過影響智慧養老服務與智能產品的生產和銷售過程進而影響參與主體的積極性。目前，養老服務市場雖然提供有智能終端產品和智能化養老服務，但有效供給不足，表現為在產品價格定位與老年人收入層次錯位，高比例的高價位產品市場使老年人不得不服從預算約束減少購買。智慧養老作為新興產業，其市場秩序是否成熟，也影響其他投資主體的進入時間和投入水平。三是文化意識環境。文化意識環境對老年人養老方式的選擇和其他主體的參與過程有深刻的影響。智慧養老是以開放的社會關系為基礎的多主體供給模式，需要老年人轉變以子女照護為主要形式的傳統家庭養老觀念。同時智慧養老模式的突出特點是老年人社會支持關系的突然擴展和感觸式智能設備的嵌入，這一定程度上給老年人造成隱私的公開和“強外界依賴”的心理暗示，進而影響老年人的行為選擇。四是信息技術環境。與智慧養老密切相關的各種硬件環境和應用平臺環境直接影響該模式的推廣進程。目前，老年人風險識別、感應技術、信息平臺建設已有相當的積累，智能家居技術應用也日漸成熟，新興智能科技與電視、電話等現有終端設備的交互程度、與專業養老服務的深度對接程度，與社區、老年人、專業服務機構的參與度密切相關，進而影響合作模型中的行為選擇。
二、智慧養老模式中自主行為人的合作條件
廣義人類行為理論將人類視為在已知環境的約束和條件下盡力做好的適應性生物，[6]99-188但人類行為不僅是對環境的順應，還與人類自身及相互關系有關。近年來的行為學實驗表明，人類事實上是條件合作者，人們根據對其他合作方在不同條件下合作水平的預期來確定自己的合作和投入水平，并且這種條件合作行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穩定性。[8]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在研究中發現，社會困境中的合作，還取決于個體微觀環境的具體特征，例如偏好、動機等，并且人們不可能擁有決策問題的完整信息，也無法評估所有可能的選擇，通常是根據已知的部分信息進行決策。[4]200總之，人們總是在個體特性和有限理性的約束下努力發現與自身、其他合作者以及社會環境相平衡的行動策略，并試圖以合作的方式實現較優收益。在智慧養老模式中，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社區居委會是智慧養老服務的供給者，老年人是養老服務的需求者和享有者，盡管主體角色不同，但都是通過互動尋求更優的合作伙伴和條件，以最大限度實現組織或群體目標。因此，本文認為，包括老年人在內的所有行為人都是基于有限理性的條件合作者，并且，行為人的偏好、動機、資源稟賦不同，期望的合作條件也不同（如表1所示），這些差異影響著各自的決策。
1.政府。政府是社會公共權力的象征和載體，代表和實現社會公共利益是其最顯著的組織特征。但是由多個理性個體和集體構成的政府，內部存在復雜的個人利益和部門利益，自利的價值取向常常與公共價值追求并存，復雜的組織偏好致使政府決策并不總是有利于公益，公共服務的過度供給和供給不足常常并存。當然，這種復雜偏好的存在并不阻礙政府參與智慧養老服務，政府期望通過推動養老服務在供給結構、技術路徑上的深刻變革，更好地履行政府職能，滿足老年人需求，維護社會安定。讓渡養老服務的生產過程和部分管理職能，變政府主導的單一供給為多元主體合作供給，變勞動密集型的傳統養老模式為技術密集型的智慧養老模式，不僅為轉變政府職能、建立有限責任政府提供現實可行的途徑，還為整合社會資源，智能化回應老年人的需求奠定了基礎，因此，政府不僅是智慧養老服務的供給者，往往還是這一新模式的發起者。政府掌握核心養老資源，能夠迅速發起智慧養老服務項目，獲得普遍的社會信任；能夠有效宣傳智慧養老模式，對新模式的推廣實施發揮引導和支持作用。但是，政府在準確把握老年人需求、智能技術應用、靈活供給等方面存在明顯不足，政府資源的投入需要其他社會主體的承接與配合。目前，智能科技產品和服務市場初步形成，社會組織迅速發展，老年人消費能力明顯提升，這些使政府能夠利用社會力量，取長補短，成為智慧養老模式的積極推動者。
2.企業。企業是以營利為目的理性經濟人，企業要獲得長遠發展，社會價值是其不可忽視的戰略選擇。因此，很多企業追求多樣性策略，在追逐經濟利益的同時也關注社會價值的提升。目前，市場上涌現出的很多科技和服務企業專注于智慧養老產品研發和服務供給，這些企業在新興領域追求經濟利潤的同時也為化解養老難題貢獻了社會力量。當然，這種多樣性策略仍然改變不了企業參與的基本動機，即占領老年消費市場，開拓新的贏利點。目前老年人逐漸成為具有一定消費能力的社會群體，智慧養老具有巨大的市場潛力，成為企業投資的熱點方向。軟件開發商、制造類企業憑借技術優勢，為智慧養老服務平臺的建設、智能終端產品的研發提供技術支持，房地產、保險等金融企業提供資金支持，服務類企業則利用服務優勢，為老年人提供高質量、個性化的養老服務。并且，企業能根據市場變化及時調整策略，確保養老服務供需有效對接。然而，智慧養老服務的初始研發和資金投入量大，回報周期長，具有投資風險，且地區性政策尚不明朗，老年人接受力也存在較大差異，企業投資智慧養老服務要承擔相當的市場風險。因此，企業能否持續投入，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政策、老年人的接受能力、行業秩序等多方面因素影響。
3.社會組織。社會組織作為公共服務供給的主體之一，在柔性配置資源，促進政社互動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我國社會組織大都籌資能力有限，多通過低價有償服務或與政府合作的方式維持日常運作。在智慧養老模式中，社會組織通常作為政府項目的承接方供給養老服務，這種參與方式不僅順應其服務社會的組織偏好，更是其獲得政府資源和社會發展空間的關鍵途徑，因而成為社會組織參與養老服務供給的重要動機。社會組織在智慧養老服務供給中具有政府和企業沒有的優勢。智慧養老服務要求壓縮服務供需間的時空距離，為老年人提供高效、便捷的養老服務，而社會組織普遍植根于社區，貼近老年群體，能第一時間開展服務，滿足老年人需求。同時，社會組織在社區和老年人生活中嵌入較深，在提供日常照料、精神娛樂服務方面具有天然優勢，能夠彌補政府和企業的缺陷。此外，志愿組織的加入，有助于弘揚公益和互助的社會精神，為依托“硬技術”的智慧養老模式增添了幾分溫暖。當然解決公共事務問題不能僅局限在政府與市場之間做單項或雙項選擇題。[9]在完善的扶持政策、良好的社會環境、積極的宣傳引導下，社會組織應努力與其他主體實現互惠合作，平等參與智慧養老。
4.社區居委會。社區是大多數居家老人除家庭外接觸最多、最熟悉的社環境，社區居委會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基層組織，在居委會的領導下，社區提供的公共服務已深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隨著智慧養老模式的推廣，居委會渴望在新模式中嘗試承擔更多的服務職能，進一步發揮資源優勢以提高自我管理和服務的水平。社區居委會成員大都源于社區，擁有較高的社區聲望，能夠從老年人的角度宣傳智慧養老模式和國家政策，提高老年人對新模式的接受度。同時，智慧養老服務云平臺的基層管理落在社區層面，通常由居委會負責，這使居委會成為智慧養老合作網絡中的“聯絡者”，成為各主體間互通的橋梁。此外，居委會是基層自治組織，能夠代表老年人反映服務中的問題，協調服務中的沖突。但是，目前我國社區居委會普遍正式成員數量少，且年齡偏大，很多社區工作者不熟悉互聯網操作，對智慧養老服務知之甚少，再加上社區工作經費不足，使社區居委會難以完全發揮其在智慧養老服務中的優勢。增加對社區居委會的人、財、物投入，才能有效激發社區活力，發揮社區在智慧養老服務體系中的價值。
5.老年人。在智慧養老模式中，老年人不僅是服務的接受者，還是重要的參與者，但是，老年人無法完全掌握智慧養老服務過程的全部信息，只能根據可獲得的部分信息來選擇養老服務的方式和服務主體，因而也是有限理性人。老年人希望通過這種新型養老模式為自己提供更及時有效的養老服務，使老年生活更有保障。智慧養老服務過程的特點是“一元需求+云平臺+多元供給”，這種模式將老年人作為與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社區居委會平等的主體納入合作網絡而不是僅作為服務過程的終結點，是對老年人的尊重。同時，老年人服務質量評價可以為供給主體改進服務流程提供方向與思路。當然，老年人由于生理和心理特點，在智慧養老服務體系中仍處于弱勢，一是能力弱勢，老年人在使用智能終端、服務監督評價及支付方面往往能力不足；二是信息弱勢，老年人對養老服務各供給主體的信息、服務標準、價格水平的了解度不夠，在整個體系中處于信息劣勢；三是信任慣性，老年人大都經歷計劃經濟時代，對政府和家庭有更多的信任，對企業和社會組織往往持懷疑態度，這種信任慣性不利于多元供給主體平等參與市場競爭。因此，增加老年人對智慧養老服務的接受度，需要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的共同努力，政府和社會應擴大宣傳，增加支付補貼，企業應提高老年產品的適老性，逐步降低價格，各主體提高養老服務的質量和效率，才能使老年人真正接受智慧養老并成為多元合作治理中的一元。
三、智慧養老模式中行為人的博弈與互惠
在智慧養老合作網絡中，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社區居委會和老年人既彼此獨立又相互關聯，既有利益共同點，又有矛盾與沖突，各主體間形成復雜的博弈與互惠關系（如圖2所示）。
1.政府與企業的博弈與互惠。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企業是私人利益的代表，二者具有明顯的異質性，這種異質性在合作博弈中體現為各種利益沖突。實施智慧養老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務供給職能，回應公共訴求的體現，企業投資智慧養老服務，是在精確的成本―收益分析之后做出的決策。價值目標的差異導致政府和企業考慮問題的層次和視野不同，政府關注智慧養老服務的供給公平和社會效益，企業希望投資開創新的消費市場，獲得更多利潤，因此政府頒布的政策通常著眼長遠，希望通過較少的成本投入，依靠市場活力發展智慧養老服務，而企業則關注眼前的稅收政策和利好信息以降低初始投資成本。此外，個別地方政府在與企業合作中自我意識過強，忽視市場規律，忽略企業利益，阻礙了政府與企業的長期合作。當然，政府和企業之間既有利益博弈，也有互惠合作。近年來，政府出臺一系列政策，鼓勵企業進入智慧養老領域，推動養老服務多元合作格局的形成，企業的加入帶來豐富的智能終端產品和先進的平臺服務技術，同時資金和人力資源也會快速流入，加速傳統養老模式的轉型升級。而企業則在政府的引導和支持下進入養老市場，獲得新的利潤增長空間，同時，參與養老服務的供給，有利于樹立負責任的企業形象，促進企業的長遠發展。
2.政府與社會組織的博弈與互惠。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是將社會組織納入智慧養老合作網絡的重要方式，但是，很多地方政府對社會組織存在認知偏差，從根本上并不信任社會組織，甚至為完成上級政府購買的任務，只選擇那些與政府有行政隸屬關系的社會組織，以致對平等的合作機會的爭取成為民間組織和政府博弈的一個方面。在讓渡養老服務的生產過程后，政府多通過社會組織提供的服務結果報告判斷服務效果，部分社會組織利用政府監管空隙，在承接養老服務項目后不按照合同要求提供服務，謊報服務效果來賺取政府補貼和經費支持，致使老年人需求得不到滿足。在政府與社會組織的博弈中，雙方力量對比懸殊，加上很多社會組織依賴政府補貼和資助，博弈的一個結果可能是政府與社會組織合謀，基層政府把與社會組織的合作視為政治任務，社會組織把與政府的合作當作維持生存和贏利的主要手段，最終以犧牲老年人利益為代價獲得各自利益。當然政府和社會組織之間也有互惠關系，政府通過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可以有效彌補政府在老年人需求中的信息劣勢，更好地完成公共服務供給目標，而社會組織價值的發揮，為政府激勵第三部門發展、培育公民精神提供了良好的契機。社會組織則通過與政府合作，能夠利用政府聲譽擴大社會基礎，增進與老年人之間的互信，能更好地發揮自身優勢，實現社會價值。
3.老年人與企業和社會組織的博弈與互惠。企業和社會組織都是智慧養老服務的供給方，除社會組織提供的部分志愿服務外，企業和社會組織通過有償服務維持生存，老年人不僅要為服務付費，還需要購買智能終端設備，老年人對于低價位的期望與服務和產品的高成本是老年人與服務供給方的一個利益矛盾。智慧養老服務的實現需要老年人能熟練使用智能設備需求信息、自主選擇服務主體并合理評價服務質量，盡管企業在智能產品設計中注重老年人的生活習慣和生理特征，但是老年人普遍生理機能下降，學習能力降低，導致產品使用困難，老年人的接受能力和養老服務智慧化在實踐中也存在矛盾。并且，智慧養老服務過程中的信息安全也是老年人普遍關注的問題。此外，老年人往往對社會組織持不信任態度，這種不信任阻礙社會組織發揮其提供靈活性、個性化服務的組織優勢。老年人與企業和社會組織的關系可以看作是需求與供給的互動，老年人通過智能終端傳遞服務滿意度，表達意見和建議，這些信息通過服務平臺直接傳達至企業和社會組織，他們根據老年人的評價和意見及時改進服務，提高市場競爭力。對老年人來說，智能化、靈活性的養老服務供給無疑更高效便捷，使老年人的生活更有保障。同時，這種信息化的養老模式更加尊重老年人的感受和意見，賦予老年人更多的自主選擇權，使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有尊嚴。
4.老年人與社區居委會的博弈與互惠。在智慧養老合作網絡中，老年人與社區居委會的聯系最為密切。老年人希望在社^不僅能得到起居照料和醫護保健服務，還能參與豐富的社區娛樂活動、享受社區帶來的精神慰藉。但是，社區居委會受資源和能力限制，往往只能提供基本生活幫助和醫護服務，無法滿足老年人多樣化的服務需求，而且服務質量也時常低于老年人預期，使老年人對社區居委會產生不滿。隨著智慧養老模式的開展，養老服務的提供主體增多，但很多老年人仍習慣依賴社區服務，在可以自主選擇服務主體的項目時仍傾向于選擇社區來提供。然而，社區居委會和工作人員除了提供基本養老服務外，還要負責收集、錄入、更新和維護老年電子檔案中的基本信息，在老年人需求后參與服務主體的初級篩選，協助醫療、安保部門開展應急服務等事項，社區職責的增加和老年人對社區服務的依賴之間的矛盾在實踐中有所體現。當然，智慧養老賦予社區居委會更多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機會，社區居委會能夠充分利用其信息優勢和老年人的信任，在提供服務的同時參與平臺管理和信息維護，而老年人則可以通過社區了解智慧養老的服務流程和具體標準，也可以通過社區與其他主體取得聯系，為智慧養老的推廣奠定了社會基礎。
5.智慧養老主體合作中的g接互惠。智慧養老模式不僅將政府作為養老服務的供給主體之一，還為政府實施宏觀管理提供了決策依據。政府管理人員通過云平臺獲取智慧養老模式實施的基本情況，根據的服務需求數量、類型，掌握老年人的真實需求，根據服務評價了解服務供給的質量和效率，從而及時發現問題，調整政策。在智慧養老實踐中，地方政府通過發放消費券或消費補貼的方式促進智能終端設備的推廣和使用，不僅降低老年人使用智能設備的成本，而且賦予老年人極大的自主性，在促進智慧養老模式推廣的同時，提高了老年群體對政府的信任和擁護。企業與社會組織在提供智慧養老服務的同時能增進互動，增加資源流通，有助于形成新的伙伴關系，企業借助社會組織深入消費群體，挖掘市場需求的同時樹立社會形象，社會組織通過與企業的合作獲得資金、技術指導等發展資源。此外，智慧養老服務的開展直接推動企業、社會組織與社區建立聯系，社區在未來可以依托這種聯系獲得企業和社會組織更多的投入與支持，有助于促進社區的發展。
四、優化智慧養老模式合作機制的建議
基于對智慧養老模式中自主行為人的合作環境、主體類型及博弈互動過程的分析，本文認為，可以從優化集體合作的決策環境、優化合作互動的空間結構、優化集體合作的社會規范三個方面優化改進智慧養老模式的合作機制。
1.優化集體合作的決策環境。第一，營造系統完善的政策法律環境。地方政府應領會國家戰略部署，加強與上級政府的溝通，通過實地調研掌握本地區智慧養老服務的開展情況，制定符合地區實際的政策法規，同時，加緊出臺與智慧養老實踐密切相關的配套政策，形成統一銜接的制度體系。例如建立公開平等的行業準入制度、客觀公正的等級評價等制度，提高養老服務的規范性和統一性。此外，還應頒布專門性法律法規，劃定各主體的權利與職責，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權益，使智慧養老服務有法可依。第二，營造供求平衡、健康有序的市場行業環境。建立智能終端設備價格調節機制，培育有層次的終端產品品牌體系，通過服務等級評價機制形成星級服務企業體系，同時，加強新型養老模式的宣傳，通過開展新模式試點，增加新聞媒體的聚焦報道，逐步培育老年人的消費信心。此外，建立宏觀調控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調控機制，在市場經濟較發達、智慧養老模式發展較好的地區，政府應有步驟地減少直接干預，釋放市場活力，在市場經濟較薄弱、智慧養老模式試點推廣地區，政府在主導發展的同時要培育市場協調力量，如協助成立智慧養老行業協會開展自主管理。第三，形成開放包容、助老敬老的社會氛圍。增加宣傳社會關系擴展帶來的養老服務效益，減少老年人對脫離家庭成員陪護的擔憂。同時，智能科技的功能設計中增加老年人與家庭成員的互動渠道，尊重老年人的私人生活，弱化被“監視”的感覺。此外，社會要增加對老年人生財富和智慧的認可，鼓勵老年人為智慧養老服務的改進做出貢獻。第四，營造平衡發展、互動開放的信息技術環境。鼓勵企業開展科技創新互動，中西部地區要積極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平臺，降低智慧養老服務的實施成本。同時，智能產品和服務平臺要實現與專業養老服務供給方的有效銜接，借助專業養老服務機構準確判斷老年人的潛在需求。此外，加強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鼓勵老年家庭聯網入戶，使老年人享受高度智能化的養老服務。
2.改進合作互動的空間結構。智慧養老模式中的自主行為人要在博弈互動中不斷調試行動策略，優化合作互動的空間結構，使智慧養老合作網絡既能適應宏觀環境，又能滿足各主體的利益訴求。
政府首先要尊重主體和利益多元的合作格局，把自身當作和企業、社會組織等服務主體平等的參與者，尊重其他主體的合理利益，信任服務外包中的合作伙伴。其次，完善聽證、聯席會議等民主制度，政策制定中要充分聽取其他供給主體和老年人的利益訴求，使政策更得民心，更有實效。再次，提高合同管理能力，選拔專業人才參與合同制定，在合同落實中要加強政府監管，既要關注陳述性報告，也要切實聽取老年人的反饋。
企業作為智慧養老技術創新的前沿陣地，首先，在市場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加速實現規模化生產，通過行業內部合作、技術創新等方式降低成本，使智能產品的價位更符合市場需求。其次，增加市場調研，深入研究老年人的消費習慣和反饋意見，不斷更新智能終端設備，使其更符合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征。再次，企業從業人員要自覺遵守職業道德，不竊取、不傳播老年人的個人信息。
社會組織要改變現有的博弈局面，首先要拓寬籌資渠道，努力吸收社會資本，減少對政府扶持的依賴。其次，注重引進專業養老服務人才、工具和管理制度，提高自身的業務能力和水平，成為政府可信任的合作伙伴。再次，社會組織要努力融入社區，增加與老年人的溝通互動，樹立“鄰家助手”的組織形象，增加老年人對社會組織的信任。
社區居委會首先要積極申請政府和社會的經費支持，引進專業人員從事養老服務與平臺的操作與管理，增加社區服務的活動經費，為老年人提供娛樂和文化服務。其次，積極組織社區內部老年人開展互助養老，培育老年人自我服務的社區氛圍。再次，充分利用自身在合作網絡中的地位優勢，增加與其他主體的互動，提高社區服務能力同時為社區發展創造更多的機會。
老年人要轉變轉變思想觀念，堅持活到老學到老，努力學習智能終端設備的佩戴、充電和簡單維護，以及獲取和評價智慧養老服務。同時，老年人對現有服務主體要持有包容心態，積極提供改進意見，幫助服務供給主體優化服務過程，提高服務水平。
3.加強集體合作的社會規范。互動中逐漸形成的社會規范能夠有效約束各主體的行為，督促各主體遵守自己制定或外部權力機構施加的規則，使合作網絡更加穩固。第一，建立成本補償機制。為彌補智慧養老服務初期市場風險對社會投資的影響，應建立合理的成本補償機制以有效減少風險損失，增加投資安全感。首先，實施企業投資成本補償，對投資智慧養老領域的科技、金融、服務和制造企業給予成本補償，例如，規定投資后未達成規模效應時，給予企業信貸貼息或政府購買作為補償。其次，實施社區養老資源補償，根據社區老年人口數量增加社區經費，允許社區聘用專業人才從事信息平臺管理，緩解社區居委會資源不足與職能增加的矛盾。再次，實施老年人支付補償，通過發放消費券讓老年人以較低成本自主選擇購買智能終端產品，或由政府出資免費培訓智能產品使用技能，提高老年人對智慧養老服務的接受度。第二，建立利益共享機制。平等互惠的利益共享機制有助于維持智慧養老合作局面的長期穩定。首先，樹立平等共贏的合作理念，智慧養老模式的所有參與主體都有平等的收益權，制定利益分享規則時要兼顧各個主體，尤其是社會組織和老年人等談判能力較弱的群體。其次，協商制定合理的利益分享規則，這種利益分享規則可以包括基本利益分享和額外激勵，以保證收益所得能夠合理地用于支付服務主體的成本和再投資。再次，設計有效的激勵政策，激發參與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例如，政府設置專門獎項用于獎勵對智慧養老服務有突出貢獻的組織和個人，對企業研發的創新智能產品，在申請專利、商標注冊等方面給予政策便利等。第三，建立懲罰機制。智慧養老模式的運行，不僅需要防范性規范來激勵合作，而且需要懲罰性規范來矯正背叛。首先，建立“市場競爭+政府監管+委員會監督”的監管體系，市場競爭是指養老服務供給主體通過市場競爭實現優勝劣汰；政府監管是指政府作為最終責任人，應加強對合作方的監管，對服務不達標的合作方要及時終止合同；委員會監督是指建立智慧養老服務合作委員會監督日常活動，當某一主體背叛合作規范時，委員會內其他權益受損的主體可以實施聯合懲罰。其次，建立懲罰公示制度和退出機制，例如，設置智慧養老服務黑名單，將服務質量差或侵權違規的組織納入黑名單予以公示，這些企業或組織將自動退出智慧養老服務體系。再次，加大司法規范約束，對政府行為的監管往往是合作網絡的薄弱環節，而政府通常對自身的違規行為又難以主動實施懲罰，因此，要通過司法規范政府行為，防止政府不作為或亂作為。第四，建立技術約束機制。首先，增加智能技術應用的道德約束，加強對企業技術研發人員和智慧養老云平臺操作人員的職業道德培訓，樹立信息安全與智慧服務同等重要的理念。同時，將信息安全納入智慧養老服務云平臺系統管理體系，定期備份數據，確保系統安全性。其次，增添技術約束的行業法規，在智慧養老行業法規中明確智能技術使用的程序、范圍和用途，依法處置違法竊取、惡意公開、倒賣信息、擾亂平臺工作秩序的人員。再次，開放智能技術應用市場，智能產品的應用要充分尊重市場規律和老年人的自主選擇，通過市場競爭凈化服務環境。總之，智慧養老模式的實施既要依靠技術創新，也要依靠制度機制的約束，確保智能技術用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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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傳感器實時監控、數據跟蹤分析統計、即時發送預警信息……防范電氣火災用上了物聯網技術，“智慧用電”最近在衢州市成為了一個大“熱點”。2013年以來，衢州市逐步推廣應用“智慧用電”，經過幾年的探索實踐，取得了顯著成效。截至目前，衢州市共有200多家企業安裝使用了智慧式用電安全隱患監管服務系統，使得電氣火災事故發生率大幅下降，逐步得到了企業的認可和主動應用。
危則思變 試點推進
近年來，依托山林眾多的傳統優勢，衢州市竹木加工、造紙等行業發展迅猛，但“低、小、散”現狀突出，安全隱患較多與排查治理能力不足的矛盾十分明顯。通過近幾年的安全生產綜合整治，一些普遍性、集中性的難題逐漸呈現但未根本解決，特別是企業電氣火災事故多發成為全市性“頑疾”。
“我們發現70%以上的企業，特別是紙制品企業和竹木加工企業，電氣火災隱患普遍存在，但動態監測和事故防控能力十分薄弱。”衢州市安監局局長黃孔森說，“借力智慧安監實現隱患動態排查、預警預報和事故防控，是當前安全監管人少、面廣、量大等現實困境下的唯一出路。”而杭州家和物聯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家和物聯”）研發的智慧式用電安全隱患監管服務系統（以下簡稱“智慧用電系統”）正好契合這一需求。
智慧用電系統可對電氣引發火災的主要因素（線纜溫度、電流和剩余電流）進行實時在線監測和統計分析，通過物聯網技術實時發現電氣線路和用電設備存在的安全隱患，針對電氣線路相關參數的數據分析，判斷故障發生原因，及時向企業管理人員發送預警信息，指導企業開展隱患治理，消除潛在的電氣火災安全隱患。“智慧用電系統就是電流世界的‘醫生’，能對電氣線路進行在線‘體檢’，全面分析病源，開出診斷報告，及時提醒治療。”家和物聯董事長方正平介紹。
如何把“電老虎”關進“智慧”的籠子里，早在2013年，衢州市政府主要領導就充分肯定了智慧用電在事故防范中發揮的作用，并要求衢州市安監局牽頭抓好推進。同時，結合智慧安監項目建設，專門成立了以分管副市長為組長的智慧用電建設領導小組，統籌推進。衢州市安監局積極采取實地考察、座談交流、征求意見等方式，了解系統性能，摸清底數，根據各地行業企業特點，制定下發了《關于開展安裝使用智慧用電安全隱患排查管理系統試點工作的通知》，與開發公司合作，深入開展試點。
“推廣使用智慧用電系統，是引導企業樹立安全意識，落實主體責任，推進企業安全生產技防、物防建設，強化硬件基礎，建立健全隱患排查治理體系和提升企業本質安全水平的有力抓手。”衢江區安監局局長朱國明說。2014年，衢江區選擇在網吧、菜市場、企業等場所開展了試點工作，取得了較好成效。據一家企業負責人反映，安裝當天，就接到系統報警線路溫度過高，經現場排查發現了一處電線接頭處接觸不良，絕緣層都已經發黑，企業主立即關閉總閘，安排專職人員及時排除了安全隱患。“安裝上這個系統，用電安全方面有什么情況，在電腦上、手機上都能看到，我們心里就有底了，晚上也睡得踏實了。”衢州市三叁泡塑包裝材料有限公司安全員張海波說。
同時，在“木門之都”――江山市，智慧用電系統正在竹木加工行業試點推進。2014年3月，江山市作為智慧式用電安全管理體系建設的試點單位，在賀村鎮召開專題會議，部署在江山市各竹木加工企業集聚地推廣該系統。家和物聯針對當地企業的需求，對產品功能進行調整優化，增強相應的服務，并將改進后的14套系統，免費提供給江山市騰龍木業有限公司等7家企業試用。經過3個多月的試點運行，7家企業反映良好，其中有3家發現了電氣隱患后，在專業人員的協作下及時消除，避免了事故發生。
多措并舉 做深做實
溫嶺“1?14”大東鞋業重大火災事故發生后，更加印證了火災隱患技術防控的必要性。衢州市市長杜世源、分管副市長湯飛帆強調，要建立隱患滾動排查機制，依靠科技力量強化安全支撐，并多次在現場調研中對“智慧用電”項目給予高度肯定。
2014年11月，為做大做強“安全產業”，衢州市安監局結合現有的“智慧安監”項目，主動對接家和物聯公司，在衢州建立后臺呼叫中心，并大力引導推進，帶動各行業全面推廣應用。衢江區在取得較好試點效果的基礎上，以區安委辦名義下發了《關于在全區企業推廣使用智慧式電氣火災安全隱患排查監管系統的通知》，全力加強宣傳引導，推廣企業使用;江山市安監局聯合江山市消防大隊印發了《關于在全市企業推廣使用“智慧式用電安全管理系統”的通知》;開化縣下發了《關于在全縣危化企業使用“智慧式用電安全管理系統”試點工作的通知》。2015年6月，衢州市安委辦下發了《關于推廣利用信息化手段防范火災事故工作的通知》，決定在全市各行業領域和企業推廣使用智慧式電氣火災安全隱患排查監管系統。
同時，安監部門對家和物聯的產品改進和后續服務提出意見建議，引導企業由“賣產品”轉變為“做服務”，持續增強“智慧用電”的生命力。2015年4月，衢州市安監局組織江山市安監局與家和物聯多次商談，決定在賀村和清湖兩個竹木行業重點鎮開展用電托管服務試點，進一步強化該系統的后續服務。家和物聯加大了研發投入，擴大系統終端適用范圍，使系統同時能廣泛適用于危化企業等其他重點行業領域，協助企業做好事故預警預防、加強過程管理，從源頭上防控安全事故發生。
在政府積極引導的同時，系統應用的實效也得到了企業的認可。2015年6月18日，系統發現浙江億洋工具制造有限公司鍛造車間2號動力柜發生剩余電流報警，終端設備自動發送短信報警信息至企業電力人員、車間主任、安全員的手機，經過現場排查發現2號動力柜零線斷裂導致地線帶電達1 230 mA，并立即采取措施排除隱患。“原來都是靠肉眼和傳統工具巡檢，一些隱患難以及時發現，現在心里感覺更踏實了。” 浙江億洋工具制造公司動力部負責人袁惠君對此感慨萬千，“裝個系統每天花費幾塊錢，仔細算算非常值，企業安全保障比以前大幅提高，抓安全就是抓效益。”
【關鍵詞】智慧城市 基礎設施 PPP模式
一、智慧城市基礎設施的基本內容
智慧城市基礎設施，指的是在城市范圍內建設隨時、隨地、無所不在的信息基礎設施，包含光網城市、無線城市、三網融合、智能電網、物聯網等，使城市信息基礎設施滿足公眾“即需即供”的需求，像使用水、電一樣方便。具體包括光網城市、無線城市、三網融合、智能電網和物聯網。
二、浙江省智慧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我省堅持優先發展新一代信息網絡，智慧城市基礎設施取得了長足的進展。積極推進“寬帶浙江”建設，開展創建“寬帶中國”示范城市工作，TD-LTE規模商用領先全國，杭州、寧波、溫州、金華、嘉興5個城市獲批國家TDD和FDD混合試驗網試點城市，全省累計建設3G基站8.4萬個、4G基站約7萬個，在全國率先推出統一品牌i-ZHEJIANG免費上網服務客戶端，開放AP 10萬個。根據《2014年浙江省互聯網發展報告》，截至2014年12月，我省網民規模達到3458萬人，其中手機網民的規模達到3070.7萬人，互聯網普及率為62.9%，高出全國平均水平15.0%。截止2015年8月，全省（固定）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達1301萬戶，移動互聯網用戶數達5377萬戶，（固定）互聯網寬帶普及率達23.6戶/百人。
我省智慧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在不斷取得良好成績的同時，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一是投資主體分散。智慧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主體既有各級政府，還有三大電信運營商、廣電、電力公司、相關企業等，投資主體分散，難以形成合力。二是對多元投融資的激勵不足。政府在智慧城市基礎設施的前期建設過程中，往往以財政性資金投入為主，向民間資本的開放不夠，難以對民間資本形成有效的吸引和拉動，財政資金的乘數效應發揮不夠。三是運營管理效率低下。表現在智慧城市基礎設施的融合共享程度不夠，部門往往各建一套專有設施，難以形成高效的運行和管理模式。
三、構建浙江省智慧城市基礎設施建設PPP模式的若干建議
PPP模式，是英文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的縮寫，可譯為公私合作伙伴模式。本文所指的PPP模式，借鑒了財政部科研所賈康研究員和孫潔研究員的定義，認為，PPP模式是指政府公共部門與民營部門在合作過程中，讓非公共部門所掌握的資源參與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從而實現政府公共部門的職能并同時也為民營部門帶來利益的一種合作和管理模式。通過這種合作和管理，可以在不排除、并適當滿足私人部門的投資營利目標的同時，為社會更有效率地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使有限的資源發揮更大的作用。
構建我省智慧城市基礎設施的PPP模式，可以從智慧城市基礎設施的三種不同類型出發，打造政府公共部門與民營部門合作的三條途徑。
（一）已有智慧城市基礎設施的PPP模式
政府可以通過出售、租賃、運營和維護合同承包、轉讓―經營―轉讓等形式與民營企業合作，由政府向民營企業發放特許經營權證，讓民營企業進來參與智慧城市基礎設施的經營和管理。民營企業可以直接向使用者收費，也可以通過政府向使用者收費。
1.民營企業通過購買或租賃的形式獲得智慧城市基礎設施的使用權。在這種形式下，民營企業可以在政府的特許經營權下，自己向用戶收費。如可對民間資本進一步開放網絡托管業務，電信企業將自有網絡、或設備委托民營企業進行第三方管理和維護服務，以促進專業化分工，提升服務水平。同時，支持民間資本在互聯網領域投資，進一步對民間資本開放互聯網數據中心（IDC）和接入服務（ISP）業務，引導民間資本參與IDC和ISP業務的經營活動。
2.民營企業對政府擁有的智慧城市基礎設施進行經營和維護。在這種形式下，由政府向民營企業支付一定的費用。如可在各部門信息資源整合的基礎上，成立統一的政務信息資源管理中心，引進民營企業合作伙伴，對各部門電子政務基礎設施進行統一運行和維護管理，并由政務資源信息資源管理中心支付相應的費用給運維企業，以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
（二）智慧城市基礎設施擴建和改造的PPP模式
對于需要維修或需要擴建或改造的智慧城市基礎設施，政府可以通過租賃-建設-經營（LBO）、購買-建設-經營（BBO）、建設（Wraparound Addition）等形式與民營企業開展合作。
在智慧城市基礎設施的改擴建過程中，由政府向民營企業發放特許經營權證，民營企業負責對原有基礎設施進行升級改造，并對升級改造后的基礎設施進行經營管理。在特許權下，經營者向用戶收費，并向政府交納一定的特許費，這不但可以加快提升智慧城市基礎設施的功能和升級改造的速度，同時也為政府新建基礎設施籌集到了一定的資金。
作為配套措施，政府需要放寬對改擴建項目的準入門檻。民營企業在申請智慧城市基礎設施改擴建項目的設計、施工、監理、集成等過程中，需要簡化審批條件和流程，凡具有相應資質的民營企業，均可平等地參與到項目招標中來。
（三）新建智慧城市基礎設施的PPP模式
新建智慧城市基礎設施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已有的基礎設施已不可再用，需重新建設；二是根據業務和承載的需求，需要新建。對于新建的智慧城市基礎設施，政府可以采用建設-轉讓-經營（BTO）、建設-經營-轉讓（BOT）、建設-擁有-經營（BOO）等形式與民營企業合作。
1.建設-轉讓-經營（BTO）。即由民營企業對智慧城市基礎設施進行建設，完工后轉交給政府部門，再由民營部門進行經營管理。這種形式有利于提高基礎設施建設的效率和質量，也利于提高經營管理的效率。在智慧城市基礎設施經營管理期間，所有權屬于政府，民營企業則以租賃的形式獲得經營權，同時也可以把建設時所使用的資金作為租金，從而獲得優先租賃權。
2.建設-經營-轉讓（BOT）。即由民營企業對智慧城市基礎設施進行建設，建成后由民營企業進行經營管理，按照特許經營的合約時間，經營到期后轉交給政府。在經營管理期間，基礎設施的所有權歸屬政府，民營企業無需向政府交納使用費，但在經營到期后，需無償交還政府。在交還政府之前，民營企業必須保證智慧城市基礎設施的完整性和正常功能。
3.建設-擁有-經營（BOO）。即由民營企業建設智慧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完成后，民營企業獲得其所有權和永久經營權。這里的永久經營權是個相對概念，指的是在特許權下的“永久性”經營。
新建智慧城市基礎設施公私合作模式的一個典型應用是鼓勵民間資本參與基站機房、通信塔等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和運營維護，即根據專業化分工經營，將基站機房、通信塔等基礎設施外包給第三方民營企業，并加強基礎設施的共建共享。
四、合理設計智慧城市基礎設施公私合作模式的保障機制
為確保智慧城市基礎設施公司合作模式能有效、高效地開展，還需要合理設計相關的保障機制。
（一）建立和完善監管體系
完善的監管體系有利于協調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規范政府與企業的行為。在智慧城市基礎設施公私合作模式的過程中， 需要建立和完善監管體系，加強政府職能，避免政府監管缺位，杜絕操作過程中各種違規甚至違法現象的出現。同時，也要規范政府透明運作，降低進入門檻，簡化進入流程，避免在市場層面干預過多，為民營企業創造良好的投資建設環境。
（二）設計合理的風險分擔機制
智慧城市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金額大， 工期長， 不確定因素多， 相應的風險也大， 由公共部門或私人部門任何一方單獨承擔， 都不利于項目的成功實施。因此，設計合理的風險分擔機制，讓建設和運維風險在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間進行合理分擔，是十分有必要的。設計風險分擔機制的一般原則是： 每一風險應該由最能控制該風險發生的一方承擔。具體要求是：風險應與承擔能力相適應、與控制力相稱、與投資者參與程度相協調、與收益相對應、與造成的損失相對稱、與對項目經濟性影響相適應。
（三）慎重選擇合作伙伴
在選擇民營企業作為合作伙伴的過程中，需要在市場充分開放的基礎上，引入公開透明、開放競爭和平等互利的競爭機制，選出真正有能力的投資人作為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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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智慧城市 存在問題 政府職能定位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7. 13. 093
[中圖分類號] D630；F29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 - 0194（2017）13- 0215- 02
0 引 言
近年來，隨著我國城市化的發展，城市人口不斷攀升。環境污染、交通擁堵等問題涌現。與此同時，物聯網、云計算以及大數據等技術日漸成熟。在此基礎上的智慧城市建設有利于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以及政府治理模式的創新。
1 我國智慧城市的發展現狀
1.1 我國智慧城市的提出
2010年10月，國務院頒布了《國務院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型產業的決定》，國家開始將信息產業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來發展。其后，《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智慧城市技術白皮書》相繼頒布。“十三五”劃中，國家明確指出了未來的智慧城市以及人民智能生活的發展方向。
1.2 智慧城市的概念
智慧城市是指運用先進的信息技術構建一個能夠更加透徹感應和度量我們生活的世界的系統，通過對城市的空間結構和管理模式的創新來推進城市經濟發展模式、治理方式的改進以及對社會基礎秩序和人民生活方式的革新，最終達到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目前，我國各個城市都將信息基礎建設置于重要位置，無線通信網絡以及寬帶覆蓋率等都有明顯的提升。交通管理、商業發展等城市基礎設施的智能化程度在不斷加深。我國目前已經擁有了250多個關于物聯網的試點項目，建立了北京、上海等多個創新示范城市。在此基礎上，我國已經初步建成了基礎的物聯網產業鏈。
2 我國智慧城市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智慧城市的發展依然存在以下六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智慧城市的發展模式趨同，我國建設智慧城市的構思藍圖基本遵從了IBM所提供的架構設計，導致多個智慧城市建設的模式一致。二是目前智慧城市的基礎技術供應有待完善，技術創新能力有待提高。三是產業信息化發展的程度不夠，基礎薄弱。主要是人才缺失及產業鏈斷環。四是城市發展規劃理念不清、布局不當。五是資金到位困難。六是缺少保障個人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規。
3 推進智慧城市建設中的職能定位
基于以上六個問題，我國政府要推進智慧城市的發展需要充分發揮和完善其在經濟建設以及民生建設方面的職能。
3.1 政府要充分發揮其在經濟建設方面的職能
政府在經濟建設方面主要起著宏觀調控和微觀監管的作用。要充分發揮政府在資源配置以及市場監管方面的作用需要做到以下兩點：
一是要明確管理的需要，制定科學合理的城市發展規劃。市政府要明確建設目標，針對本市特有的資源和環境做出符合本市發展特色的規劃，避免由于城市模式趨同造成競爭優勢縮減。
二是要通過產業政策、財稅政策以及金融政策的不斷完善為智慧城市的發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在產業政策方面首先要培育以信息產業為主的新興產業的成長，同時要促進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的不斷融合，實現生態化發展的產業結構。其次要推動產業連的系統發展，鼓勵企業從事下游產業，完善信息產業鏈的發展，增加第三產業在三大產業中的比重。最后是要將高等學校的科學研究同信息化企業的實踐發展相結合，推動產學研一體化發展。在財稅政策方面主要是要通過降稅免稅以及政策傾斜的方式吸引社會資金注入高新技術產業領域。在金融政策方面，政府要不斷完善融資體系上的制度安排。首先要通過發展風險投資以及私募基金的方式構建起系統的創業資金鏈，不斷吸收民間資本以補足資金鏈短缺的問題，解決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存在的資金落實困難的問題。其次要建立多層次的信用擔保體系，包括政策性信用擔保、商業擔保以及互助擔保等。
3.2 政府要充分發揮其在民生建設方面的職能
政府在推進民生建設方面主要是保障公共物品以及公共服務的數量以及質量。要提高政府的供給能力要做到以下幾點：
一是要完善法律規范的建設。首先，要制定統一的標準，從全球智慧城市的建設現狀來看仍然處于初級階段，沒有一個完整范本。為了規避在建設過程中出現的市場風險以及信息安全風險，從宏觀層面建立一個統一的發展標準是必要的。其次，不斷促進信息化法制建設，為企業機密、個人隱私以及知識產權提供一個良好的法制環境，為智慧城市的發展提供法制保障。
二是要優化公共服務平臺功能建設。要借鑒發達國家的ICT廠商的先進經驗搭建科學合理的公共服務平臺。通過推進互聯網+政府服務的建設整合城市信息數據網絡，調動城市內的優勢資源，實現城市信息的網絡化、系統化，從而方便企業獲取重要信息以及促進市民生活的智能化。
三是要推進智慧交通、智慧醫療、智慧社區的建設。在智慧交通方面要完善綜合交通服務系統以及車輛智能管理系統、電子收費系統的發展，提高城市交通治理能力的提高以及避免交通擁堵的頻繁出現。在智慧醫療方面，要通過電子處方的推廣形成市民電子健康檔案管理的統一平臺，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等問題。在智慧社區方面，通過推進電子政務、電視政務以及移動政務的發展為市民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務。
四是要營造一個有活力的創新文化氛圍。政府要秉持“人性化”的城市建設理念，引進具有分析處理數據能力的專業技術人才，為智慧城市的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人力資源。同時要鼓勵公眾積極參與和應用最新技術研發產品，為智慧城市的建設提供一個良好的創新文化環境。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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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建設可以起到兩個作用，一是幫助我們解決我們過去一直試圖解決的機制當中的一些結構性的矛盾問題。二是幫助中國站到特殊層面的開端。如果智慧城市建設做好了，可以引領全球新浪潮。
建設智慧城市，對金融體系提出了新的要求，過去的金融體系對于支持制造業的發展有利，并不意味著以發展創新為核心的智慧城市建設同樣有效，所以金融改革變得至關重要。
經濟困局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導致了全球性的經濟衰退，最近經濟開始復蘇，可看到兩個很明顯的后果，第一個是全球經濟復蘇的步伐非常緩慢，我們看到美國似乎是走出來了，日本有所復蘇，但是非常不穩定，歐洲的經濟形勢非常不好。中國的情況好像還不錯，但是今年年初以來我們出口的表現一直不是非常令人滿意，雖然按照平均盈利來算，有5%-6%的增長速度，和2008年之前保持20%和30%的增長速度相比還是有相當的距離，所以我們受到了一些周期性的因素影響。
很多人認為，即使是經濟復蘇以后，全球經濟增長水平可能也會不如國際金融危機之前的經濟增長，無論是外部因素影響，還是周期性的因素影響，對我們的經濟增長造成的壓力都非常明顯。但是我個人覺得結構性的因素更重要，結構性的因素主要是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經濟增長的模式有問題，我們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對資源的消耗非常大，還造成環境污染等，這些問題都表明現在的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怎樣讓增長變得可持續？我們要更多地提高效率，提高生產率，這是結構性的問題。
二是跟發展階段有關系，經濟發展30多年，現在進入一個非常特殊的階段。經濟學家把它稱之為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說在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人均GDP大概是200美元，成本非常低，只要生產出來產品就可以賣得出去，就有競爭力，所以很多年以來我們一直是靠低成本、靠大量的資本和勞動的投入推動經濟增長，在很短的時間內中國就變成了全球的制造業中心。現在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們的人均GDP已經變成了7000美元，即使我們按照民工的工資來看，跟十年前相比也已經增長了4倍，這樣的成本上升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實實在在的難題，就是過去靠低成本支撐的企業，過去有競爭力的產業現在都在快速地失去或者喪失競爭力，能不能繼續走下去，取決于老的產業很快消亡了，新的有競爭力的產業能不能生長起來，這就是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把剛才這兩個方面的因素做一個比較，我認為中國經濟現在遇到的困難更多是結構性因素導致的，政府要采取措施穩增長，但更多的是需要保持長期可持續增長，其核心還是要通過改革，推動產業結構的調整，讓整個經濟升級。在這一點上，建設智慧城市非常有價值。
智慧機會
智慧城市是用互聯網和大數據的一些工具來改造城市，改造我們的經濟和生活。如果能做下去，它對經濟的刺激，對經濟結構的改變將會非常明顯。隨著智慧城市的開展，首先服務業會大幅度地增長，這和我們現在想做的經濟結構的調整非常一致。其次，消費比重會不斷地上升，消費比重上升也是經濟結構調整的一個很重要方面。最后，我們將應用很多新的技術，包括互聯網的技術，可推動產業升級。過去做的都是低附加值的制造業，也許以后做的將是越來越多的高附加值的制造業，也許會推出高附加值的服務業。所以建設智慧城市，對于部分解決結構性的困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智慧城市的建設在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啟迪。雖然互聯網和大數據都不是起源于中國，但是我們看到互聯網和大數據對中國經濟的沖擊遠遠超過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
首先是電商，網上銷售大家都很清楚，我原來不是很了解，現在比較了解，如果大家有機會到北大去參觀，會發現在南門一溜都是快遞公司等著取東西。總而言之，互聯網上的銷售已經變得非常活躍，到今天為止，我們的網購大概占到社會零售總額的8%左右，現在還在以40%左右的速度上升，也就是說互聯網對零售的沖擊遠遠超過以前的預想。
互聯網對金融的沖擊，更是一個非常大的話題。為什么這些互聯網的技術本來不是在中國形成的，但是在中國卻找到非常好的土壤？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以互聯網金融為例，一個方面是中國人多，人多就會為創新提供非常好的土壤，任何產品如果規模足夠大，它就有足夠的空間來試驗，來創新。我們有百度，有微信，有微博，所有的這些公司，在它的終端上都聯接了幾億個客戶，形成了非常大的市場潛力。互聯網工具的一個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邊際成本幾乎為零，增加一個客戶和增加一百個客戶對邊際成本影響不是非常大，這是和實體銀行非常大的區別，所以我們最大的優勢就是人口規模比較大，可以提供各種試驗創新的機會。
推進城鎮化給了我們大步向前的機會。經濟學有一個產品周期理論，任何一個產品，制造業也好，服務業也好，都有最初的研發、試驗生產、成熟衰退這樣的幾個階段。過去，發達國家都是走在前列，發達國家處在產品周期的后端，比如電視機、電冰箱、汽車現在我們都能生產，但是這些產品都是其他國家生產了很多年以后我們才能生產。
一方面因為我們學到了他們的技術，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有成本優勢。在智慧城市建設的一些領域，中國有可能一步邁到這個產品周期的前端，當然這只是一種可能性，但也是一個非常令人振奮的機會。
釋放與改革
智慧城市建設，涉及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政府在其中發揮什么作用？政府、市場和企業之間是什么樣的定位？
政府要在智慧城市建設當中發揮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不應該像過去那樣成為一個建設的主體，政府應該更多地發揮規劃、引導作用。具體來做的應該是企業。當然，要建設高效的智慧城市，離不開政府的有效規劃協調，實際工作交給市場和企業來做。智慧城市建設的核心是創新的過程。不是簡單的制造業產品的生產。創新是一個需要大量試錯的過程，一般來說真正創新很少是由政府規劃出來的。凡是創新很發達的地方，一般都是自發的，它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有一大批企業、一大批個人都在做各種嘗試。它的最大的困難就是，一開始不知道誰會成功，但是如果有大量的人在試驗，必定有人會成功，或者說成功的概率非常高。這也就是讓市場來參與這個活動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智慧城市建設會不會造成新一輪的地方財政或地方投資的擴張，釀成新的財政風險？我們現在修改新的預算法財稅改革，這方面的可能性應該已經大大地降低，但這使得我們警惕的一個問題，就是政府要發揮作用，但是政府不能替代企業或者替代市場來建設智慧城市。
如果讓企業來做，需有一個什么樣的金融體系？金融改革到現在已經持續了三十幾年。在金融改革剛剛開始的時候，中國的金融體系其實就是一家銀行，當時叫中國人民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同時發揮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的職能。現在36年過去了，中國有一個非常龐大的金融體系，有一行三會的監管機構，有政策性銀行，有商業銀行，有股份制銀行，有城市商業銀行，有農村商業銀行，有合作的銀行，還有民營銀行，有保險公司，有證券公司等。從體系和規模來說，我們的金融業已經非常發達。金融體系有幾個重要的特征：第一是以銀行為主。第二金融市場運作當中政府的干預非常多。第三就是我們的很多金融活動都是由政府擔保的。政府的擔保短時期內可保持金融穩定，很多金融風險也因此最后都轉化成政府的債務負擔。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三個方面的金融改革，一是放開準入，第二是放開市場，第三是改善監管。但是現代的金融體系里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金融體系以銀行為主以及中小企業受歧視，顯然這兩點都是非常不利于創新，當然最后也會遏制智慧城市的建設。
【關鍵詞】大數據；智慧政務
經過十多年“十二金工程”的建設，我國電子政務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電子政務系統涉及金融、國家穩定和社會和諧以及國家民生等各個方面。但是現存的電子政務系統中存在著大量的“信息孤島”，絕大部分信息系統不能和外界實現數據共享，部分數據甚至還存在著一些矛盾。現有的電子政務系統只能實現政府辦公過程的信息化，并不能實現通過數據分析來利用數據做決策、實現預警等智慧政務的功能。現如今應通過進一步建設和完善電子政務系統，大力推進多部門的數據共享，利用大數據建立具有一定智慧功能的政務系統，從而實現“用數據說話、用數據決策、用數據管理、用數據創新”。
1 進一步建設和完善電子政務系統
經過多年電子政務網站的建設，我國電子政務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電子政務實現了從無到有，從個別部門到基本覆蓋政府工作的各個方面。但是在過去的建設過程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如“信息孤島”的出現、資源共享程度不高、數據信息采集不規范等問題。這些問題對電子政務系統的進一步發展形成了瓶頸，阻礙了電子政務系統向智能化方向的發展，不能形成數據集聚的效應。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運用大數據加強對市場主體服務和監管的若干意見》，要進一步建設和完善電子政務系統的發展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1.1 進一步完善電子政務系統的建設
要將已經建設完成的電子政務網絡資源進行整合，實現數據在不同部門之間的共享，從而為各級政府和部門提供更好的服務。對一些如人口信息、信用等與宏觀經濟密切相關網絡平臺的建設，應由國家層面出面，建立統一的信息平臺，而各級政府部門將相關數據遷移到平臺上，從而避免重復建設而浪費資源，也能夠更權威的樹立平臺的權威性。對新建設和未結項的信息平臺應增加數據共享的要求。
1.2 規范信息的數據采集活動
各級政府和部門應有專人負責數據的采集活動，從而將責任明確到人。要建立相應的規章制度，依法進行采集，并妥善的進行保存和更新。對采集的數據要進行相應的分類，明確數據是否是數據、能在哪些政府部門進行共享、能否對公眾進行開放。
1.3 開發電子政務數據應用平臺
在數據共享的基礎之上，政府部門可以向社會采購或者聯合開發一些大數據應用平臺和技術服務。應從有利于提高政府服務效率、降低服務成本的角度出發，著重利用好政府現有的數據，在轉變政府職能、加強社會監督和降低行政監管成本等方面優先考慮。
2 大力推進數據共享機制的形成
政府部門和公共部門掌握了社會80%的數據資源，要實現“互聯網+”戰略，實現政府的網格化管理和服務，就必須充分利用好現有的數據資源，實現政府多部門之間的數據共享。在今年國務院頒發的《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中已經明確要在2017年底，形成跨部門數據共享的格局；到2018年，原來的“12金”信息系統要有統一的平臺，進行信息共享和數據交換。同時要實現大眾創新、萬眾創業的新局面，政府也應漸進式的將數據進行開放，以提供創新創業成功的數據基礎。
2.1 數據共享是轉變政府職能的要求
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加強政府為社會民眾提供公開服務的職能。通過電子政務網站將一些政府掌握的非數據進行開放，能為民眾提供更好的基礎性、社會性以及經濟性的公開服務。社會民眾通過這些開放的數據，能夠更好的了解經濟的發展情況。通過一體化的電子政務網站，能夠簡化一些手續辦理的流程，提高注冊登記和行政審批等事務的效率，從而提高政府的服務社會的效率。
2.2 數據共享是社會監督的基礎
通過電子政務網站的數據、行政許可和處罰等信息，社會民眾能夠通過這些信息更好的進行相應的監督，從而提高行政管理的透明度和政府的公信力。國家還可以建立統一的信用網站，將企業的信用登記上網，通過信用數據對社會的共享，從而促進社會信用程度的提高。
2.3 數據共享是創新創業成功的基礎
基于大數據分析的“互聯網+”的創業模式已經成為一種新的創業模式。通過大數據的分析，可以預測市場的需求、人群的流動、人們對市場的評價等，從而實現精準營銷。而要實現這些功能必須基于大量數據的共享才可能實現。政府部門掌握著大量的數據資源，通過政府部分共享相關數據資源，可以避免社會創業人員對相關數據進行二次采集，從而節約了社會的總成本。
3 利用大數據建立有一定智慧功能的政務系統
通過數據的共享以及新的數據采集，建立相應的大數據分析平臺，基于該平臺可以實現政府部門為社會民眾的智慧服務功能，同時為政府部門提供智慧預警和智慧決策，從而形成帶有一定智慧功能的電子政務系統。
3.1 政府能準確把脈市場，提高監管和服務的效率
通過大數據技術的運用，政府能夠分析不同行業、地區和企業的需求，根據企業的經營狀況、銷售情況和物流情況等，準確的把脈市場的需求，從而更好的引導企業的經營活動，更高效的為企業提供服務。而政府也能夠在運用大數據的時候實現對市場的監管。
3.2 提高政府的信息服務水平
通過大數據平臺將經濟信息進行分類統計，并將統計的數據作為政府部門信息的基礎數據庫。由于數據來源于經濟社會的統計，所有無論是通過PC端還是手機端這類信息，均能較好的滿足企業的需求。同時各級政府和部門均應該將涉及到信用的數據信息經過審核后，添加到全國統一的信用信息平臺。從而為社會民眾提供具有權威性的信用查詢服務。
3.3 建立經濟運行和社會風險的預警功能
通過大數據的統計算工作，可以獲得各個產業的發展現狀、市場的供需現狀、技術發展狀況等信息，而利用這些宏觀數據可以實現對經濟運行的風險性進行預警。利用大數據還可以對社會輿論風險進行預警，通過爬蟲程序在各大論壇和相關網頁上的查找，可以實現對一些敏感性詞匯進行統計，對一些社會輿論反應激烈的事件，政府部門在事件爆發前就能預知，從而可以提前處理，維持社會的穩定性。
3.4 能更科學的制定相關政策和法規
通過各級政府和部門將數據進行共享，對數據形成集聚效應。再使用大數據分析工具對一些宏觀數據進行分析，建立一些經濟模型，從而對經濟社會的發展形成預判，這樣有利于政府部門科學的制定相關的政策和法規，從而更好的為社會提供服務。
4 結論
“互聯網+”已經成為了我國的國家戰略，而要通過該戰略的執行，實現社會和企業生產方式的轉變就需要充分運用大數據。通過各級政府和部門漸進式的將一些非數據進行共享，并通過大數據平臺來打造智慧型的電子政務系統，從而進一步提高政府的執政效率，提高政府的服務能力。
【參考文獻】
[1]國務院關于印發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的通知[R].國發〔2015〕50 號.2015 -8-31.
[2]國務院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R].國發〔2015〕40號.2015-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