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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治理的定義

時間:2023-07-31 17:26:32

開篇:寫作不僅是一種記錄,更是一種創造,它讓我們能夠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將它們永久地定格在紙上。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12篇社區治理的定義,希望這些內容能成為您創作過程中的良師益友,陪伴您不斷探索和進步。

社區治理的定義

第1篇

[關鍵詞]合作;地方政府;公民社區

[中圖分類號]D63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09)08-0048-02

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地方治理運動逐漸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展開。這是在世界各國受到經濟全球化沖擊,分權化改革、市場化推進的背景下,政府組織為有效回應社會環境的變化和面臨的危機、挑戰而選擇的一條新型發展道路。地方治理運動的發展促進了地方政府角色的轉變和職能的調整,也促進了公民社區的發展和日趨成熟,從而使得地方政府與社區之間在地方經濟與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關系越來越密切、越來越復雜。這是因為“治理本質上是地方性的,地方治理是最貼近社會和公民的生活、直接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務、與公民日常生活最密切相關的治理層次”。在這樣的背景下,怎樣處理好社區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發揮社區的天然優勢,實現社區公民的權利,搞好社區建設,是每個社區都面臨的問題。

一、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與轉變

對于地方政府的概念,一種觀點認為,地方政府是位于中央政府與中間政府(州、地區、省政府等)之下的最低一級的政府體系或是中間政府的分支機構,而另一種觀點則將其視為中央政府的分支機構或除中央政府以外的各級政府。這兩種觀點對地方政府的定義均定位在與中央政府相對應的、且位于其層級以下的政府或政府機構。在這里,為了更明確地界定和使用地方政府這一概念,有學者把地方政府定義為:一個國家出于政治、經濟、社會的管理需要而在某一地區設置的具有壟斷性地位的管理組織。這在一定意義上更具有概括性。

當今地方政府面臨著經濟全球化、社會可持續發展、公民對公共服務要求不斷提高的壓力。為了適應地方上內外環境變化的要求,化解來自各方的壓力,地方政府應圍繞著如何適應社會新環境下的角色和職能變化,服務于政治發展、經濟發展、文化發展、社會發展與自身創建服務型地方政府的需要,促進地方政府的創新,提高地方利用資源的能力,增強地方政府管理公共事務的效能,就成為不容回避的政府改革的使命與任務。同時,地方政府還必須致力于地方經濟發展、分權化政策的實施、地方公共服務水準提高、資源有效分配、公共問題解決、公民參與和政治穩定等目標的實現。

在地方,最大的社會變化就是公民社區的快速發展。公民社區的發展打破了以往地方政府進行地方治理的傳統,以往的治理模式已經不能適應時展的要求。因此,地方政府不得不重新審視它在地方治理中的角色。這種突出的變化把地方政府吸引到更加關注公民社區、更加關注社區內的公民上來。從而地方政府也由地方政府主導型的角色轉變為地方政府與公民社區共同治理型的角色,以適應公民社區建設與發展的根本要求。

二、公民社區的功能定位

社區這一概念有多種定義。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國學者羅吉斯和伯德格在《農村社會變遷》一書的定義,社區是一個群體,它由彼此聯系、具有共同利益或紐帶、具有共同地域的一群人組成,其成員之間的關系是建立在地域基礎之上的。這一定義強調共同的利益、地域、群體。從社區的諸多定義來看,基本上都是從社會學意義上、地域意義上或人口學意義上來界定社區的。這些定義只是賦予社區這一概念一種最基本的內涵,并未涉及到它的高層次的意義。社區的高層次的涵義應該是治理意義上的社區,因為社區不僅僅是人們的居住地、生產和生活的場所,而且它還要依靠良好的社區治理來提升人們生活的品質,更好地實現人們的公民權利,使社區處于有序的發展狀態。

公民社區功能應定位在:一是根據社區成員的實際需要而提供公共服務,這種公共服務應作為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的一種有益的補充;二是為了維護公民利益而作為公民利益的代表參與或監督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三是基于公共管理需要而對社區公民和公民組織進行的組織與管理;四是促進社區公民熱心參與社區治理與發展,進一步提高社區人們的生活質量和文明程度,擴大社區民主,維護社會政治穩定,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五是與地方政府處理好關系,積極與地方政府合作,為社區提供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營造良好的社區治理與發展的環境。

三、地方政府與公民社區間的合作關系

地方政府和公民社區之間合作是因為共同的公共利益與共同的公共責任所致,并且兩者的合作有著現實的契合點,那就是公共服務的提供。公共服務是以公民社區為中心的,地方政府為公民社區提供公共服務,公民社區為社區內的公民提供公共服務。這就要求地方政府與公民社區之間在公共服務的提供上,必須加強合作,這樣既可以全方位提供公共服務,又可以避免公共服務的重復提供;既可以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又可以降低公共服務提供的成本。

地方政府與公民社區之間的合作是非零和的,兩者之間應建立起互動與合作的關系以達到雙贏目標。地方政府與公民社區的這種互動與合作關系意味著,一方面,對于地方政府而言,要體現在對地方上全局性的社會事務和公益事業的組織管理上,體現在地方政策的制定上,體現在對社會組織管理上,體現在對公民社區的管理、協調和監督控制上;另一方面,對于公民社區而言,要體現在對社區內部的、具體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的組織管理上,體現在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上,體現在對社區內的公民和公民組織的關切上,體現在對地方政府處理公共事務的配合上。

謀求公民社區的良好發展是地方政府長期的目標,也是公民社區自身的根本要求。事實上,只有公民社區得到了有效的發展,才能促進地方政府治理目標的實現,同時,公民社區公共事務的開展也能夠彌補地方政府行政機制運行的內在缺陷。地方政府與公民社區之間的合作是實現雙贏、多贏的基本途徑,選擇合作模式正是對日益強大的社區公民和公民組織的回應,也是最具活力和效力的社會選擇與時代訴求的結果,更是開展地方治理運動的最佳促動形式。

四、地方政府與公民社區的合作要求

當今的社會發展日益復雜,全球化浪潮席卷所有國家,各國的分權化改革逐步地進行和完善,市場經濟已經成為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經濟發展的主流,這對地方政府與公民社區之間的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地方政府與公民社

區間的這種合作關系要求它們之間必須密切配合,共同努力。這種合作必須建立在民主與法治的基礎上,以圍繞公共服務的提供為基本切入點,以對社區公民負責任和社區公民權的實現為前提,以形成能夠產生雙向互動的、有效的合作機制為目標。

1 對地方政府的要求

首先,地方政府應以增強其自身的管理能力和強化管理責任為自身改革目標,以提供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為根本宗旨,以協調、解決涉及公民社區的特定公共問題作為基本工作內容,以協調、化解公民社區間的矛盾和沖突為解決問題的根本手段。同時也應關注社區公民的利益和需要,正如珍妮特?v?登哈特和羅伯特?B?登哈特夫婦所說,“地方政府應該鼓勵社區公民關注更大的社區,鼓勵公民致力于超越短期利益的事情并且愿意為自己鄰里和社區中所發生的事情承擔個人的責任。”

其次,地方政府對公民社區的管理,應打破以往的行政全能主義的傾向,體現公民社區的內在價值及其社會地位,為營造現代意義上的公民社區新型管理體制奠定堅實的基礎。地方政府應賦予公民社區一定的創新空間和適度的權力,但這絕不是說,地方政府對公民社區的建設與發展可以完全放手,而是要進一步在公民社區中發揮重要的作用,科學地推進公民社區的建設和發展,因為它不但是公民社區建設與發展不斷前進的推動者和維護者,而且還要承擔著相應的責任。

第三,把地方政府與公民社區有效地整合進地方治理結構中,地方政府應始終牢記在地方治理結構中的特殊地位。在依法、民主的基礎上與公民社區建立彼此協商和合作的關系。一方面,要明確地方政府對地方公共事務的社會與道德責任的約束,形成地方政府與公民社區間共同愿景;另一方面,還必須建立地方合作治理制度化的規則,其中包括在治理結構下的分權和利益分配機制,建立地方政府與公民社區之間的平等對話和沖突解決機制。而這一解決機制又可以通過促進公民社區良好發展來實現,因為“一個健康社區的存在本身就是消除沖突的一種工具”。

2 對公民社區的要求

第一,公民社區建立的基礎是關懷、信任和協作。公民社區是由社區內的公民和公民組織組成的,公民之間、公民組織之間及其相互之間應建立起一種和諧的關系,形成一種融洽的氣氛,使他們在社區中有家的感覺。現在,社區中流行的一句口號是“社區是我家,建設靠大家”,這也是公民社區精神的真實寫照。它需要通過一個強有力的有效溝通和沖突解決系統的結合。公民社區要增強他們之間的互動性,為他們進行交流和平等對話提供一個平臺。這不僅僅是公民社區建設和發展的本質,也是公民社區民主的本質。

第二,作為地方政府轄區內的一個組成部分,公民社區應制定科學、合理的社區規劃來推動社區的建設和發展。所謂的社區規劃是關于一定時期內社區發展的目標、社區發展的框架、社區發展的主要項目等的總體性計劃及其決策過程。在制定公民社區發展規劃時,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從社區的實際出發,切實做到與國家和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與社區自身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相適應,致力于公民社區的可持續發展。那么,對于公民社區規劃來說,就必須以公民為本位,更應以社區內的公民與公民組織的健康發展為前提。這樣做有助于提高公民社區發展的自主性與能動性,有助于優化社區結構及其功能,有助于協調社區內外關系和資源整合,有助于增強公民的社區歸屬感和社區認同感,有助于促進社區公民的參與數量和質量,有助于促使普通意義上的或傳統意義的社區向真正的公民社區的轉變。

第三,公民社區要為社區公民和公民組織參與各種社會事務、實現不同社會價值和公民權利提供便利的場所,要為社區公民的生活質量的提高、公民的社會化的實現以及公民的社會福利、社會保障與社會安全等提供可靠的社會支持。公民社區存在和發展的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讓社區居民逐漸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公民身份,使他們明白應該如何成為社區的一員,如何參與公共生活。他們參與的目的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參與,為了影響那些決定他們生活質量的決策而參與,為了公民社區的發展而參與。

參考文獻:

[1]孫柏英,當代地方治理――面向21世紀的挑戰[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2]劉亞平,當代中國地方政府問的競爭[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3]蔣滿元,區域可持續發展中的地方政府競爭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7。

[4]竇澤秀,社區行政――社區發展的公共行政學視點[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

第2篇

關鍵詞:健全社區矯正;制度優越性;創新社會治理模式

中圖分類號:D9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53(2014)02-0036-07

社區矯正是人類社會刑法理念與刑罰觀念發展的產物,同時,也是我國刑事法治對社會管理創新呼應的一項重要措施,是新時期中國刑事政策發展的一項重要表現,社區矯正在我國有著良好的發展勢頭。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要求“健全社區矯正制度”,這給今后社區矯正工作的開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健全”是指使事物完善,通常情況下,“健全”這一詞語是與“建立”連用的,即“建立健全”。建立健全是一個從無到有,從有到優的過程。當前,社區矯正工作在我國取得了不俗的成就,社區矯正范圍和人數擴大,有效緩解了監獄的難題,社區矯正的機關數量逐年增加,為矯正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組織基礎,社區矯正的再犯罪率控制得極低,取得了良好的矯正效果。但是不可否認,社區矯正仍存在著不可回避的問題。健全社區矯正制度十分必要。

一、社區矯正制度在我國有著良好的發展勢頭

“社區矯正”(Community Corrections,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s)是一個從英語翻譯過來的詞匯。在早期上海的文件中,曾稱“社區矯治”。“社區”是一個社會學上的概念,是指一定區域內的人們社會生活的共同體。社區矯正是一種新的對犯罪人的處遇方式,不同于監獄矯正,基于其場所――“社區”的開放特性,其主體、程序等方面具有不同于監獄矯正的開放特色。社區矯正作為一種矯正手段,有著其自身的特色。首先,社區矯正具有創新性。社區矯正的創新性主要表現在非監禁的性質,并不剝奪犯罪人的人身自由。刑法實踐表明,監禁刑存在著眾多的弊端,需要尋求替代手段,而社區矯正的非監禁性使得其成為監禁刑首要的替代手段;社區矯正的創新性還表現在社區矯正工作人員具有很大的自主決定權。作為一個新生事物,社區矯正工作人員面對的是一個個不同的犯罪人,他們的生活習慣、思維方式以及知識背景都有所不同,這就需要加強管理和關注發展并重。從這個層面來說,社區矯正需要積極的管理。社區矯正一般針對不同的行為人,實施不同的矯正計劃,每一個矯正計劃都反映出犯罪人的不同特點。其次,社區矯正具有綜合性。綜合性是指社區矯正手段的綜合性和多樣性。犯罪的多樣與復雜性決定了社區矯正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工作,需要人文關懷,只有從犯罪人個體人手,認真分析致罪心理,才能對癥下藥,成功矯治犯罪人。這就決定了社區矯正是一項綜合的,涉及心理學、社會學、行為學、法學等多個學科知識的綜合復雜工作。最后,社區矯正具有廣泛的社會參與性。社會參與性具有多重含義,一是指社區矯正人員對社區生活的密切參與,二是指社區矯正組織廣泛的吸收各種社會組織、民間團體以及志愿者參與到社區矯正活動中來。

2002年8月,上海率先在全國開展了社區矯正的試點工作,在徐匯、普陀、閘北三區取得了初步成效后,社區矯正模式在上海市全面推廣。后來,北京、天津、江蘇、山東、浙江等省市相繼進行了社區矯正試點,重心也逐漸北移,由上海轉到北京。當前,社區矯正工作在全國已經普遍展開,并且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一)適用區域與規模發展迅速

首先,社區矯正的區域逐漸擴大。在2003年7月10日兩院兩部《通知》前,只有上海市在3個區的3個街道有比較規范的試點。在2003年7月10日的兩院兩部《通知》中,要求在6個省市的部分地區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隨著試點工作的進行,區域不斷擴大。社區矯正工作的順利開展,除了立法基礎等外,還需要配套機構等硬件設施。隨著社區矯正工作的開展,矯正機構的數量也呈現增長趨勢。

其次,社區服刑人員的數量逐漸增加。截至今年1月底,社區矯正工作已在全國各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98%的地(市)、97%的縣(市、區)和96%的鄉鎮(街道)開展。各地累計接收社區矯正人員133.3萬人,累計解除矯正76萬人,在冊57.3萬人。其中,去年1月至今年1月凈增長17.2萬人,每月平均增長1.32萬人。社區矯正工作的開展、監管改造了一大批犯罪分子,取得了不錯的成效。社區矯正工作快速發展,有效地解決了監獄資金緊張,人員擁擠的現狀,避免了監獄改選產生的副作用。(見表1)

(二)社區矯正監管效果良好

為評估社區矯正在我國的運行效果,在實踐中早就已經進行了一些評估調查。2005年北京市司法局委托專業的調查機構――零點公司,對北京市20名各界人士進行訪談調查,對4個郊縣區的1025名居民以及18個縣區的107名社區矯正人員進行定量調查,結果顯示,他們對社區矯正這一做法持肯定態度。社區矯正的監管效果良好,從全國司法廳(局)長會議上了解的數據來看,成就是喜人的。從2003年7月至2013年1月底,累計接收社區服刑人員133.32萬人,在矯正期間僅有2296人再次犯罪,再犯罪率極低,僅為0.17%~0.20%。

(三)促進了刑事司法的合理分工

我國憲法規定了各刑事機關分工負責、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原則。偵查――公安機關;―一檢察機關;審判――人民法院;執行――司法行政機關。但在司法實踐中,卻存在著很大的混亂。公安機關既偵查,又執行;人民法院既審判,又執行;檢察機關既公訴,又監督;司法行政機關應當是刑罰執行者,但是,很多刑罰并不由其執行。《社區矯正實施辦法》第2條規定,司法行政機關負責指導管理、組織實施社區矯正工作。人民法院對符合社區矯正適用條件的被告人、罪犯依法作出判決、裁定或者決定。人民檢察院對社區矯正各執法環節依法實行法律監督。公安機關對違反治安管理規定和重新犯罪的社區服刑人員及時依法處理。社區矯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刑事司法活動中的權力配置與合理分工。具體來說,在刑事立法層面,社區矯正制度促進了刑事司法權力配置的合理化,在刑事司法實務中,社區矯正制度也促進了刑事執行權力向司法行政機關的集中。

(四)推動了刑罰制度的變革

首先,社區矯正制度的發展,推動了刑罰制度的變革。第一,社區矯正是一種與監禁刑相對應的非監禁刑,社區矯正制度的發展,促進了我國非監禁刑與監禁刑結構體系的完善與發展,二者可謂是并駕齊驅。第二,社區矯正工作的開展,還促進了刑罰適用上的重大發展。如審前調查制度,假釋適用的考慮事項以及假釋前調查制度等,都對我國刑罰適用制度的完善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其次,社區矯正制度的發展,也有效地推動了我國刑罰執行內容的豐富與完善。第一,社區矯正制度的發展,促進了刑罰執行觀念的轉變,即確立了“懲罰與幫助并重”的觀念,不再將目光著眼于懲罰,而是懲罰與幫助并重;第二,社區矯正制度的發展,豐富了刑罰執行制度的內容。在2009年兩院兩部《意見》中,將社區矯正的內容確定為教育矯正、監督管理和幫困扶助,其中,幫困扶助是值得我們特別關注的新發展。

二、健全社區矯正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一)深層原因――制度自身的優越性

1.人類刑罰發展歷史的必然要求

人類刑罰的歷史,是象征著刑罰本身逐漸凋零的歷史。《周禮?秋官?司寇》記載:“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日刑新國用清典,二日刑平國用中典,三日刑亂國用重典”。日本著名刑法學家牧野龍一將刑罰的進化理論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復仇、威嚇、博愛與科學四階段,社區矯正就是科學刑罰階段的一個重要體現。在當前的社會大背景下,重刑主義的觀念已經滯后,刑罰日漸輕緩化,開放性是當今世界刑罰發展的主旋律。社區矯正就是順應刑罰輕緩化、開放性趨勢的產物。

談到刑罰的發展趨勢,必然聯系到刑罰的本質與目的。關于刑罰的本質和目的,刑罰理論界一直存在爭議。但是,不可否認,“報應與預防的兩個基本思想,乃刑罰意義與目的的兩大支柱”。在這刑罰的兩大思想的選擇上,持報應刑論的學者更加看重于懲罰這一目的,忽視了預防的作用。加州大學犯罪學教授Elliot Currie在其《犯罪、正義與社會環境》一文中指出,刑罰的懲罰體系代替了使犯罪復歸社會的體系,但是卻遭遇空前的失敗,這很令人感到悲哀。寬容絕不是公共安全的敵人,我們要明確這一觀念,對于刑罰的作用,由重視懲罰逐漸轉移到重視預防上來。報應與預防,可以說是刑罰“鐘擺”的兩極,一極是報應,一極是預防,由于受外部環境的影響,不同時期的側重點有所不同。當前我國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結構也發生了變化,民眾的訴求不斷提升,人權觀念日益突出,社會管理業向著創新的方面變革。在此大背景下,刑罰的觀念也日益向和諧理性方向發展。這一切決定了在刑罰“鐘擺”兩極選擇上,我國應逐步向側重于預防這一極發展,順應刑罰的輕緩化趨勢,拋棄重刑的報應刑罰觀念。

2.體現了刑法的公法化到私法化的轉變

法理學上存在著公法與私法的區分。一直以來,我們都在強調刑法的公法性質。誠然,刑法的公法性質對于刑法的貫徹執行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但是,人們卻沒有意識到“刑法的公法性”所帶來的意識觀念上的不良及落后。所謂公法,深層含義上是強調國家與國民之間上位與下位的本質區別,這在理念上承認了國家與國民之間的對抗關系,承認國家對國民的“監管”,這與當前我們所提倡的平等理念、服務政府的說法存在著根源本質上的悖立。這種悖立的存在,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刑法的公法性質。筆者比較贊同刑法由公法化到私法化的轉變。這種轉變,從更深的層次分析,可以聯系到刑法契約化命題。所謂刑法契約化,實質上是國家與國民在形式領域形成的權利義務的協議,而刑法契約化大體也可以理解為刑法存在及其運作的主體間平等制約關系的發展進程,這是由我國著名學者儲槐植教授提出的一個命題。具體表現為國家與國民之間的關系以及立法與司法的關系,而罪刑法定原則內涵的演變就是刑法契約化的重要標志。而這背后的社會結構的重大調整,國家與國民之間關系不再是一種對抗關系,而是一種國家為國民服務的平等社會契約關系。刑事立法就是國家與國民在刑事領域內依法訂立的有關權利義務的關系。可見,儲老的刑法契約化理念的核心在于強調國家與國民之間的關系,即不再是一種對抗,而是更加強調國家的服務職能。高度復雜的社會,只有依靠真正的法治才可能實現其合理化,而法治本身的實現又是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為基礎條件的,所以說,“契約關系”是實現法治的社會化基礎。梅因在其古代法中也曾提出,“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到此處為止,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刑法契約化的觀念告誡我們,社會控制不盡意味著強力,它必須建立在理性基礎上,去追究人們所設想的正義目標。刑罰的公法化到私法化的轉變,是一個我們不斷加以研究不斷追求的過程,這其中,社區矯正的出現,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臺。社區矯正除了在保障公民人權、踐行刑法的謙抑性、實現個別化執行等方面的價值之外,其更深層次上是一種平等、理性理念的深度發展,這可以說是刑法根本理念上的重大進步。

3.刑事一體化的需要

刑事一體化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作為刑法運作的一體化,二是作為刑法研究方法的一體化。社區矯正是刑事一體化思想的展開,這里指的是作為刑法運作的刑事一體化。作為刑法運作的刑事一體化,是指刑法運作所力求達到的一種協調狀態,這種協調,既包括內部的協調,即刑法內部結構合理,也包括了外部的協調,即刑法運作機制順暢,內部協調與外部協調有機統一,方能發揮刑法的功能,實現良好的社會效益。當前我國作為刑法運作最后環節的刑事執行,處在一種消極的從屬狀態。“這是一種有缺陷的機制,刑法運行不僅要受犯罪情況的制約,而且要受刑罰執行情況的制約;后果制約行為,是行為科學的一個基本原則,刑法運行是一種行為,它應接受行刑效果的信息反饋,不受反饋制約的刑法運行是盲目的,刑法被犯罪牽著鼻子走,接受行刑反饋才可能擺脫被動局面。”刑罰的執行影響著刑法的效果,刑法的良好效果對運行提出了更深的要求。社區矯正有著良好實行矯正效果。刑事一體化理念與社區矯正有著廣泛的內在關聯。社區矯正是刑事一體化理念的展開,體現了刑事一體化的核心內涵,另一個方面,刑事一體化也要求對監禁刑進行改革,社區矯正工作的開展有效地貫徹了刑事一體化的理念。

4.刑罰執行經濟性的要求

刑罰執行的經濟性原則是指在刑罰執行過程中,力求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有效的預防和控制犯罪的最大社會利益,以不執行、減少執行以及不實際執行刑罰來達到執行刑罰的效果,尋求刑罰執行的多效益。簡單的說,所謂經濟性就是以最小的投資和付出,獲得最大的收益和回報。刑法的經濟性是刑法謙抑性原則題中之義,陳興良教授提出,“刑法的謙抑性必然要求刑法節儉”。物理學上存在能量守恒定律,這一定律放在社會經濟資源角度上看同樣適用。社會和經濟資源的總量在一定的時期內是有限的,“在有限的社會和經濟資源中,對預防和打擊犯罪的資源的增加,就會相應的減少教育和其他社會資源”。所以在刑罰的適用過程中,需要注意考慮成本。可以說,刑法,不僅可以適用定性分析,同時也可運用定量分析,筆者排斥不計成本和效益的刑法學,提倡在刑法學中更加注意經濟性的分析。縱觀社區矯正在美國的產生發展過程,經濟性也是其中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美國的社區矯正,誕生于20世紀60年代,在社區矯正產生之前,是轟轟烈烈的美國“嚴打”――“囚犯戰爭”。1965年,美國約翰遜政府發動了轟轟烈烈的囚犯戰爭(War On Crimes),盡管產生了一系列的正面效果,但是也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司法成本激增導致國家財政不堪重負,監獄爆滿導致監獄數量不足,監獄運行困難,監管難度增大,而且諷刺的是再犯罪率有增無減。政府為解決這一問題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其中重要的一項長期措施就是發展社區矯正。自此之后,社區矯正制度在美國得以發展完善。美“囚犯戰爭”的經驗教訓以及社區矯正的適用值得我們深思借鑒。社區矯正的適用,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減少監禁刑的執行,減輕監獄的負擔,同時減低監禁刑所帶來的不良后果。這種有利有益的措施,是值得廣泛發展的。

(二)社會根源――社會治理模式的轉變

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始終高度重視社會管理,為形成和發展適應我國國情的社會管理制度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實踐。隨著我國經濟大發展之下的社會結構改革和民眾各項意識的不斷增強,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社會管理體制創新”,2012年黨的十報告也再次強調社會管理體制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通過深化改革,實現從社會管理轉向社會治理的創新。“治理”作為執政治國的理念,在黨的重大文件中出現尚屬首次。“管理”到“治理”的轉變,不僅是一個概念的簡單轉換,而且是我國社會轉型期社會治理模式的重大轉換。“管”到“治”的社會治理模式的轉變,一方面體現為社會治理的主體的多樣化的趨勢,治理不僅僅局限于政府,也包括多元角色的互動。另一方面,社會治理模式下,政府由“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務政府轉變,原先由國家和政府承擔的責任正在越來越多地由各種社會組織、私人部門和公民自愿團體來承擔。

刑法的自然屬性決定了其與社會治理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在創新社會治理模式理念的影響下,刑事法治也應該有所呼應。體現在刑罰方面,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即應該進行多元化的治理,促進行刑社會化的開展。行刑社會化的理念由來已久,早在龍勃羅梭時期就已孕育。作為行刑社會化思想的奠基人的龍氏曾嚴肅批評古典學派過分崇尚監禁刑的觀念,提倡適用監禁刑的替代措施。現在行刑社會化業已成為當前世界行刑的發展趨勢。在1955年的聯合國防止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通過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上,就有“囚犯的待遇不應側重于把他們排斥于社會之外,而應注重他們繼續成為組成社會的成員”的規定。當前,美國在社區服刑的罪犯數量,早已經遠遠超過在監獄中的服刑人員數量。研究行刑社會化首先要對其下一個定義。刑法著名學者馬克昌先生、陳興良教授、謝望原教授以及臺灣地區的刑法學者,對行刑社會化都下過定義。筆者認為,所謂行刑社會化就是一種刑事執行活動。此種執行活動的特色就在于“社會化”。社會化既是一種目標,同時也是一種執行方式。具體來說,就是為了避免監禁刑所帶來的不良后果,實現犯罪人更好的再社會化,而對罪行相對較輕的犯罪人所實施的一種與社會同步的刑事執行活動。行刑社會化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其立論基礎主要體現在下面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政府和社會責任的分擔問題。基于刑法的契約理論,在刑事司法領域,政府與平民是一種平等交流和共同合作的關系。對犯罪分子的改造,既是公民的權利,又是公民的義務。隨著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與自身能力的擴大,公民要求行駛這項權利,而且由于政府自身的力量有限,矯正工作的開展要求公民承擔相應的責任。另一方面,體現在人權保障上,監獄亞文化的負面作用促使人們積極探索改良措施,以促進犯罪分子的再社會化,保證服刑人員的人權。社區矯正可以說是行刑社會化的一個重要方面,社區矯正作為一種非監禁矯正方式,對于促進我國行刑社會化有重要的作用。

(三)直接原因――制度自身規范性、科學性的不足

《社區矯正法》遲遲未出臺,導致社區矯正工作的規范性、科學性不足。十八屆三中全會“健全社區矯正制度”的規定,也呼吁社區矯正法的制度出臺。

當前,社區矯正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程序問題。只有構建制度化、規范化和法治化的社區矯正制度,才能使得社區矯正得到程序上的保障,社區矯正工作的存在與開展,才能彰顯出其價值和意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先后出臺了《試點通知》、《試行意見》、《實施辦法》,以期對社區矯正程序的構建進行有效的指導。同時,由于各地區實際情況多樣性特點,為了實現社區矯正的良好結果,各地區在社區矯正的具體實施工作中可根據刑事法及相關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并結合各地社區矯正工作的實際情況,制定社區矯正工作實施細則,對社區矯正程序進行明確規定。這些對促進社區矯正程序的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積極意義。但是,不可否認,當前,我國的社區矯正程序仍然存在著規范性欠缺、科學性不足的問題。

例如,在社區矯正的實踐中,由于交付執行環節存在法律規定不明確、不細致,部門間工作不銜接,法律文書送達不及時、不規范等問題,使得社區矯正執行脫管、漏管現象突出,加大了社區矯正工作的難度。在實踐中,有的地區人民法院、監獄、公安機關沒有采取規范的送達方式向執行地司法行政機關送達有關判決書等相關法律文書,而是由矯正人員自行攜帶前往;有的地區的人民法院、監獄、公安機關沒有將社區矯正的有關法律文書同時抄送執行地人民檢察院,致使監督滯后于交付執行和監管;有的監獄、看守所對于暫予監外執行的社區矯正人員,沒有按規定將罪犯押送至執行地,與執行地司法行政機關辦理交接手續。這些交付執行中存在的問題,使得漏管、脫管問題突出。為了解決交付執行環節的不規范問題,在社區矯正宣告、送達法律文書以及社區矯正人員報到等方面應當予以科學明確的規定。再如,社區矯正制度缺乏規范的減刑程序。刑罰之道,一張一弛。對遵守監管規定,認真接受教育改造的社區矯正人員給予減刑獎勵,這對于鼓勵社區矯正人員認真接受教育改造、保證社區矯正正常進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是,《實施辦法》對于社區矯正人員減刑程序和減刑標準的規定明顯缺失,僅以“社區矯正人員符合法定減刑條件的”作為減刑程序啟動的標準,社區矯正司法實踐中也鮮見相關的減刑程序的規定。為了提高社區矯正人員的矯正積極性,社區矯正應該設立減刑程序,就減刑條件、減刑程序予以規范。這些程序的科學規范問題亟需社區矯正法的出臺。

三、引申問題――社區矯正制度的定性

對事物性質的準確定位是理解適用的前提基礎。我國當前存在著對社區矯正定位不準的現狀。何為社區矯正?社區矯正是一種刑罰,還是一種刑罰的執行方式?或是一種刑罰的執行方式的執行方式?對社區矯正性質進行準確的認識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

2003年《關于開展社會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中對社區矯正下了定義,社區矯正是指與監禁矯正相對的行刑方式,是指將符合社區矯正的犯罪置于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判決、裁定或者決定確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并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2004年《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暫行辦法》同樣將社區矯正定義為“非監禁刑罰執行辦法”。我國現行的官方定義是將社區矯正認定為一種刑罰的執行方法,具體來說,是一種“非監禁刑”的刑罰執行活動。但是這與我國現行的立法存在悖立。現行《刑法》第38條第三款規定“對判處管制的犯罪分子,依法實行社區矯正”;第76條規定“對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內,依法實行社區矯正……”;第85條規定:“對假釋的犯罪分子,在假釋考驗期內,依法實行社區矯正……”新修訂的刑訴法對社區矯正也做了相關規定,“對被判處管制、宣告緩刑、假釋或者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依法實行社區矯正,由社區矯正機構負責執行”。

第3篇

[關鍵詞]農村社區;管理;治理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2.142

[中圖分類號]C912.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6)12-0-02

“社區”一詞最早由斐濟南?滕尼斯定義為:“由同質人口組成的、關系親密、守望相助、疾病相撫、富有人情味的社會團體”,這一定義用在我國的農村社區上同樣比較貼切。我國農村社區一直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變化發展著,當前很多地方也開始了對農村社區治理模式的探索,但總體而言,我國農村社區的建設仍推行管理模式,這一模式的種種問題制約了農村社區的建設和發展。

1 我國農村社區管理的現狀及其問題

199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正式將村民自治制度引入法律軌道,為農村社區治理奠定了制度基礎和群眾基礎。而當下農村社區的建設模式還不是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網絡治理模式,仍是一種缺乏參與、缺乏合作的管理模式,存在著諸多問題。

1.1 管理方式落后,民主制度落實不到位

目前,我國村民自治主要包括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這4個方面,村民自治制度主要是通過村委會及村民小組等形式來保障村民的參與權和推動農村事務的公開。然而在我國很多農村地區盡管采取了這一自治模式,實際上仍沿用了傳統的管理方式。很多地區村委會也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并未定期召開村民會議,一些村務活動常常是部分干部說了算,未做到及時公開,還缺乏相應的監督機制。這就無法保證村民的自治權,村民自主這一民主制度就沒有落實到位。

1.2 農村社區居民缺乏主體意識,參與積極性不高

在村民自治制度中,村民本應是農村社區建設的主體,但受主客觀因素的制約,大部分農民對農村社區建設缺乏參與積極性,“面對農村社區推行的政治民主建設,村民廣泛存在著村民政治冷漠現象”。從主觀因素來看,農民受自身知識水平、法制意識限制,缺乏民主觀念和參與熱情。從客觀因素來看,受我國幾千年來“官本位”思想的影響,農民形成一種“唯官是從”的習慣性思維。盡管當前賦予了農民自治的權利,但很多農民仍然認為作決策的應該是部分干部而不是自己,對于農村社區重要事務他們更愿意采取一種觀望的態度而不愿意“出頭”,甚至對于侵犯了自己利益的事情,也選擇忍氣吞聲。

1.3 農村社區資源利用率低,缺乏資金、人才、技術等支持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城鄉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拉大,農村大量勞動力流入城市,使農村社區缺乏規劃者、引領者和建設者,影響了農村社區的建設。而受傳統管理模式的影響,社區建設無法調動參與主體的積極性,導致了農村社區的資源閑置和流失,使我國農村豐富的資源和廣闊的市場難以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進一步制約了農村社區功能的發揮,不利于農村社區的建設。

2 農村社區由管理向治理變革的必然性

傳統的農村社區管理模式已經無法適應農村社區建設的要求,而治理理論卻為人們提供了一條改革思路,治理模式不同于管理模式,它要求各主體能夠分享公共權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務。這一理念同樣適應當前農村各方面的情況,有助于農村社區的建設。

2.1 農村經濟發展、農民收入提升為治理模式的推進奠定了經濟基礎

一方面,隨著農村經濟發展以及農民收入的提高,農村社區居民的需求已經不僅僅停留在物質層面上了,他們希望了解更多的國家政策、法律法規以及自己所享有的權利,逐漸形成了一定的參與意識,這為推動村民的自治開啟了一個良好的開端;另一方面,農村經濟的發展,吸引了一部分資金和人才的流入,同時也吸引了一些民間組織的進入,其中經濟性的民間組織呈現出較好的發展勢頭,反映了農村經濟的發展確實為實現多元共治奠定了基礎,開拓了廣闊的空間。

2.2 政府政策支持為治理模式的推進奠定了政治基礎

過去農村和農業為推動我國的城鎮化和工業化做出了突出的貢獻,隨著我國整體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以及國家對糧食安全的重視,國家開始扶持農業。2003年全面取消農業稅這一政策改變了傳統的建立在稅費收取基礎上的農村社區管理模式,扭轉了鄉鎮政府亂收費的狀況,緩和了干群矛盾,也推動了基層政府職能的轉變,這就為治理模式的推進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同時,隨著我國執政為民理念的不斷推進,農村發展道路的選擇也必然要作出新的調整,以人為本的目標要求基層政府轉變“大包大攬”的觀念,樹立服務意識,協同社區居民、企業和非政府部門共同致力于農村社區的建設。

2.3 農村社區建設的復雜性要求實現多元治理

過去農村社區是一個封閉而同質的鄉土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是一個“無法”的社會,是一個“禮治”的社會。然而,隨著社會的變革和發展,大量的農民選擇到城市務工,打破了封閉而同質的農村社區結構,增加了農村社區的流動性,使農村社區結構逐漸向開放性、異質性和流動性轉變,改變了傳統的禮治秩序。當前農村社區的建設就同時面臨著發展問題和秩序重建的問題,要實現農村社區的有序建設,就必須尋找一條新的治理途徑,只有這樣才能調動各參與主體的資源和積極性,更好地應對農村社區建設中不斷出現的問題。

3 實現農村治理轉型的對策

農村社區建設的迫切性和復雜性,要求從根本上改革之前的管理模式,推動農村社區的治理改革,調動多元主體的參與積極性。

3.1 優化基層政府職能,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

改革傳統的管理模式并不是忽視政府的作用,而是要更正之前越位、缺位以及錯位的現象,發揮好政府在整個治理系統中的主導作用。首先,應該建立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讓相關政策更加具體、更加貼近實際,使鄉村社區建設做到有法可依;其次,鄉鎮基層政府要依照法律法規來行使手中的權力,根據當地的特色對農村的建設進行科學的規劃,調動其他參與主體的積極性,共同致力于農村社區的建設;最后,基層政府還要轉變管理理念,樹立服務意識并努力提升基層干部的綜合素質。

3.2 提升農村社區居民的主體意識,調動村民參與社區建設的積極性

村民是農村社區建設的主體,農村民主治理的根本目標是村民自己依法管理村務,在地方政府的幫助下最終依靠村民自己達到善治。在村民自治條件成熟的地區,基層政府應該放手發動群眾,充分保障群眾的自治權。在一些自治條件不夠成熟的地區,在保障農民物質利益的基礎上,加大對國家政策、法律法規和村民權利的宣傳,增進村民對自治的了解,逐步推進自治制度。只有讓村民切實感受到參與治理的好處,才能帶調動他們的參與積極性,為社區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

3.3 完善基礎設施和服務體系,優化投資環境,吸引人財物的進入

農村社區的建設離不開人才、資金、技術以及物資的支持,然而當下在很多農村地區由于基礎設施條件差和服務體系配置不齊全,難以吸引人財物的進入。因此,圍繞農村社區需要不斷完善農村社區的基礎設施和服務體系就變得很有必要。只有這樣才能徹底改善農村的投資環境,吸引企業和民間組織加入農村社區的治理行列中,從而針對農村社區提供更多農民需要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提高社區建設效率,節約社區建設成本。

3.4 鼓勵農村社區中民間組織的發展,特別是農村社區社會工作的介入

第4篇

知乎復制不了的文字是因為有版權保護,所以知乎上的內容是一般不允許復制的。這無關瀏覽器的問題。

知乎是北京智者天下科技有限公司于2011年1月26日上線的一個網絡問答社區。知乎連接各行各業的用戶,為用戶提供社區服務,使用戶能圍繞著某一感興趣的話題進行相關的討論,同時可以關注興趣一致的人。

2018年12月14日,知乎宣布,公司整體架構分為前、中和后端。前端由社區內容事業部、會員事業部和商業廣告事業部組成;中端由社區業務平臺(包括產品、研發、工具化以及社區運營和治理)和技術中臺(包括平臺產品線、基礎算法團隊、移動工程、辦公效率團隊、技術平臺團隊、安全反作弊團隊、數據應用團隊以及項目管理團隊)構成;同時,成立產品委員會(負責定義知乎產品的整體架構和功能)和資源規劃管理委員會(負責公司整體的資源管理和分配);后端為戰略發展部和能力中心,包括財務、人力行政、法務、投資者關系、市場中心、公共事務部和戰略發展部。

(來源:文章屋網 )

第5篇

關鍵詞:江蘇省;社區報;社區報發展

中圖分類號:G21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4)03-0107-02

一、引 言

社區報紙是源于美國的一種小型地方報,它面向的是社區內小范圍、指向明確的讀者,充當“全面報道所在社區的一切”的角色[1]。與大報相比,社區報是“分眾媒介”,在中國傳統媒體碎片化的現狀下,社區報有良好的發展前景,并將成為我國大眾媒介的新生力量。社區報在中國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北京、上海等發達城市早在2000年左右就引入了社區報,但能堅持到現在的已所剩無幾,只有一些依托傳統傳媒集團的社區報仍在維系,而西部地區的社區報紙至今尚未啟動。但據互聯網不完全統計,目前江蘇省現有社區報十余家,正處于快速發展階段。因此研究分析江蘇省社區報發展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對我國社區報整體發展有著積極意義。本課題組對《新壩風采》、《鐘樓之聲》兩份江蘇省社區報發展現狀、存在問題進行了調研,并提出促進社區報健康發展的策略。

二、江蘇省社區報的辦報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調查顯示江蘇省社區居民對讀報紙有著積極的態度和良好的閱讀習慣,對社區事務關注度高,為社區報的創辦、發行提供了良好的市場和大量的受眾。但調查發現社區報在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諸多問題,主要表現為:

(一)辦報主體未能正確認識社區報紙的作用,辦報理念不清晰

社區報關注的是城市中的某個特定區域,服務核心是社區。報紙應通過對內容的篩選塑造社區個性,從而形成社區的主流價值觀。雖然《新壩風采》和《鐘樓之聲》是江蘇省創辦較早的兩個社區報紙,但它們都沒有正確認識到報紙在社區中的重要作用。課題組在調研中了解到,《新壩風采》的創辦是由于東臺市在創建文明城市,作為東臺市規模較大的社區之一,新壩社區借此提升社區的影響力,加大宣傳。而《鐘樓之聲》是在《泰州晚報》記者的提議和幫助下創立起來的。“不可代替、難以共享、時時貼近”應該是社區報紙在內容上的定位,社區受眾居住相對集中,對本社區及周邊發生的新聞與資訊的需求強烈。因此,在辦報理念上,社區報需要在較小的半徑內——即以社區為中心,輻射周邊享有共同的教育、休閑娛樂等資源的一個大區或幾個相鄰社區的“大社區”范圍,為社區讀者提供服務;在新聞報道內容上需要專注于為社區居民提供社區報道和與生活相關度較高的服務類信息。

(二)報紙版面簡單,信息量少

《新壩風采》自2011年9月出版第一期以來,報紙共設有一句話新聞、民生服務直通車、民生民聊、健康小常識等板塊,但出于信息量少及節約版面的考慮,每期報紙板塊設定不固定,平均為4~5個板塊,每期版面僅有一張8開打印紙大小,信息量較少。有時甚至主要內容為居委會工作人員的工作匯報,居委會成為報紙的主體,而社區居民成為了配角。由于考慮到印刷費用等問題,報紙全部為文字,沒有配圖、插圖等,全部為黑白打印,看起來較為簡單,缺乏美觀。相較《新壩風采》,《鐘樓之聲》的設計內容豐富,包括社區留言板、社區傳聲筒等互動板塊,為居民和居委會間的溝通聯系提供了良好的平臺,能夠發揮社區報紙應有的功能。為提高讀者的視覺沖擊力,報紙中幾乎每篇新聞報道都配有彩色插圖或照片。但也正是豐富多彩的內容、大量插入的彩色圖片使得每張報紙的印刷費用大幅提高,而經費的緊張又限制了其正常出版。由于社區報版面簡單、信息量少,最終導致社區報在社區內的影響力不大。

在美國,社區報記者和編輯的工作是深入到社區居民的生活中,他們每天出現在社區的各個角落,與人們熱心交談、進行細致的觀察,最終寫出屬于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而在我國目前由于報紙的影響力小,同時受到編制、工資等問題的制約,使社區報難以吸引專業的新聞從業人員加入,這成為社區報紙發展的一大瓶頸。據調研,《鐘樓之聲》和《新壩風采》在采編人員方面都面臨著同樣的困難,幾乎沒有專業的記者和編輯,而是由居委會工作人員擔當起這一重任。報紙都是由一個人承擔起來,并且辦報紙只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很難將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投放到報紙中,更不用說深入社區,了解社區發生的點點滴滴。

(四)資金來源單一,缺乏強有力的保障支持

由于影響力小、沒有正式發行的刊號等,使得社區報紙的資金來源非常有限,目前江蘇省社區報經費來源主要有社區居委會提供和廣告公司贊助兩種形式。如泰州市新壩社區的《新壩風采》,資金由社區居委會提供,由于資金有限嚴重限制了其發行量和出版頻次。相較于居委會出資的《新壩風采》,在一些規模較小的社區只能依靠廣告公司贊助。但是廣告公司由于利益關系,贊助缺乏約束性和連續性,會讓社區報的發行陷入困境。如《鐘樓之聲》在只發行一期小樣之后,難以支付每月出版一次的費用,最終停辦。另外社區內的變動、企業資金緊張、發展戰略的改變等一系列因素都會造成社區報紙因無法得到資金支持而舉步維艱。由此可見單一的資金來源成為制約社區報紙發展和擴大發行的瓶頸。

(五)創刊審核標準嚴格、難以獲得刊號

課題組調研的兩份社區報紙都沒有刊號,這就制約了它們大規模發行和刊登廣告、拉取贊助。根據江蘇省新聞出版總局工作人員介紹,社區報紙和普通報紙一樣,若公開發行需要依據國務院令第594號《出版管理條例》第十二條的內容申請刊號。若社區報不以盈利為目的,可參照江蘇省連續性內部資料出版物準印證核發標準,向當地新聞出版管理部門申請“內部資料準印證”編號。因審核標準嚴格、難以獲得刊號,使得社區報面臨沒有合法地位的尷尬境地。

三、江蘇省社區報發展對策及建議

(一)社區報提出“大社區”概念

在城市中,人們通常將一個住宅小區定義為社區,社區報中的“社區”也通常如此定義,江蘇社區報多模仿美國,以傳統小“社區”為范圍,正如新壩社區和鐘樓社區,兩份社區報皆以本住宅小區中的人群為受眾。然而一個社區人數有限,小區居民認同感較差,并且難以獲得足夠的新聞來源與廣告來源。由于中美兩國的巨大差異導致水土不服,與傳統社區報的區域范圍不同,社區報以在一定范圍內享有共同的教育、休閑娛樂等資源的一個大區或幾個相鄰社區為發行范圍,及以“大社區”為受眾范圍[2]。新壩社區位于東臺市市中心的繁華地段,周圍有幾個規模較大的社區與之共享同樣的基礎設施、商店公司與基礎醫療設施等,并且社區周圍有多家大型超市與商場,在走訪調查中大部分商家表示如果有覆蓋附近幾個社區的影響力較大的社區報紙,愿意在上面投放廣告。在問卷調查中,受訪者普遍對周邊社區的事務較為感興趣,普遍對廣告的接受程度都是非常高的。大社區概念的引入可以豐富社區報的內容,進一步擴大其社會影響力。

(二)提前進行媒介產品策劃,突出社區報自身特色

要創辦一個成功的報紙必須針對消費者有獨特的賣點。報紙產品策劃過程中,更要加強以下幾個步驟:第一,對本社區的人口、經濟、社會文化等宏觀環境進行分析。第二,對本地新聞市場競爭狀況進行分析。第三是準確定位。通過提前策劃分析,明確自身定位,突出自身特色。如受眾定位,即辦給誰看;功能定位,即確定媒介所擔負的職能和所要發揮的功能,這是立足于受眾需要和傳播目的對媒介產品的決策;市場定位,即競爭市場在那里;內容定位,要注意尋找讀者閱讀意愿中的未知點,并在借鑒中創新;風格定位,即媒介產品的整體結構、傳播內容、傳播方式和外在形象等綜合表現出來的格調和特點,要注意塑造與眾不同的媒介形象。

(三)加強與當地媒體合作,廣泛發動小區居民參與

由于目前社區報紙的辦報狀況難以吸引專業的媒體從業者,解決問題的一個折中的方法便是與當地有影響力的報紙合作。上海第一張經國家新聞總署批準的社區報《新民晚報社區版-閔行新聞》是一個比較成功的例子。新民晚報以牽手區域性報紙為突破口,有效整合資源,創造”母報”帶”子報“的發展模式,滲透目標細分市場。要辦好一份社區報紙,專業的記者與編輯固然重要,但是社區居民也是一支有力的生力軍。陳凱在《走進美國社區報》一書中,提到過“煎蛋新聞模式”,即專業記者對社區最關鍵的硬新聞是蛋黃部分,偏軟的社區話題讓居民提供,這是蛋白部分。只要正確啟發引導,就能讓居民加入社區報紙的制作中真正成為報紙的主人。

(四)充分發揮社區報在社區自治中的作用,擴大影響以吸引更多社會資金

在我國,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基層社會生活開始發生根本性轉變,傳統的政府主導的行政全能主義管理模式面臨著諸多挑戰,社區自治這種基層社會治理的新模式被提上日程。“善治”是基層社會治理的一種理想模式。善治的基本要求是“公開透明”。社區居民是社區真正的主人和政府政策治理的利益相關者。居委會的各項工作與政策都要透明公開,不僅讓社區居民了解,更要接受監督。社區報可以為社區居民與居委會的聯系建立橋梁,增強溝通交流。善治還強調“公眾的參與”,這種參與指的是政治參與、組織成員的組織參與以及社會生活的參與。善治離不開政府與公民之間的真誠和密切合作,公民積極的建設性參與和對公共部門權威的自覺認同是實現善治的前提和關鍵[3]。社區公民作為社區報的記者、編輯,更加關注本社區的事物,并有發表意見的平臺,才能參與社區自治,社區報紙為社區自治這種基層社會治理模式提供了新的平臺。目前在中國,傳統媒體碎片化的現狀為社區報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社區報這種區域性出版物正充滿活力,而且數量還在不斷增長。它將充分融入社區生活中,成為社區居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信息源。

參考文獻:

[1] 陳凱.關于中國社區報發展的思考[J].傳媒,2012(6).

第6篇

關鍵詞:社區治理;社區自治;居民參與;社區服務

中圖分類號:TU984文獻標識碼:A

社區治理內涵與我國社區發展的三個階段

內涵

社區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社區治理成效如何將直接關系著一個社會的穩定程度。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和法制建設的不斷完善,社區治理的實效性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作為城市治理的微觀體現,城市社會管理體制的創新首先應當從社區治理開始。

“治理”與“統治”相對而言,社會治理理論興起于上世紀90年代,是社會管理領域的一個重要理論,對我國的社區建設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借鑒意義。它的內涵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政府不是唯一的治理主體。治理是一個社會層面上所有行動者參與的結果。在這種模式下,政府以及各種社會機構或私人機構都不是獨自解決復雜、動態和多樣的社會問題。因為他們不可能各自擁有解決問題的所有資源。因此,只要在這個社會層面上得到公眾的認可,他們都有可能成為治理主體。第二,多元治理主體之間有一定的互動。治理理論認為社會問題的解決過程中,多元主體之間存在著界限的模糊性,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治理主體的參與結構往往具有多樣性,可以是一種契約性合作,也可以是政府讓渡部分管理權限給其他的社會組織,不再堅持政府職能的排他性和專屬性,而是更加強調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的互動與合作。第三,強調參與的主動性。按照治理理論進行社會管理時,強調參與者的自愿主動,而不是強制的被動行為。治理理論期望達到的最佳狀態是在整個治理系統內部形成一個自組織網絡,加強系統內部的主動性和自主性。第四,注重管理手段和方法的創新。強調社會問題的解決不再囿于傳統政府社會治理模式的束縛,主張采用新的管理方式和技術,以提高社會管理的績效。

單位體制、單位人作為中國的重要政治社會遺產,上世紀40年代開始萌芽,50年代逐漸形成,六七十年代得到進一步的強化鞏固,改革開放以后才開始弱化。在這個過程當中,社區中的街道職能慢慢的被強化,形成了多元化利益主體、動態化的資源配置結構。根據西方理論視野下的治理觀點和我國目前的城市治理實際,我們可以把社區治理定義為:以社區為基礎,政府與社會組織、社區居民共同管理社區公共事務的活動;在管理過程中,具體表現為不用的治理主體依托各自資源而進行的相互作用模式。

社區發展的三個階段

社區治理作為社區發展的一個目標,其治理模式也是隨著社區發展的不同階段而有所調整變化。目前看來,我國社區發展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可以概括為三種類型:行政型社區、合作型社區和自治型社區。

1.行政型社區。主要是政府主導,政府實際上處于社區治理的核心地位。雖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的有關規定,居委會是居民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和自我監督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但是實際操作當中,都是把居委會納入到政府管理體系當中,與街道辦一樣變成政府的派出機構。而居委會作為最底層的一級,直接聽命于其所在轄區的街道辦,平時辦公經費來源以及工作內容的決定都要根據街道辦的安排,因此,時常受到政府下派的各種行政事務的困擾,其最主要的功能,即自治功能難以得到充分的發揮。

在這種治理模式下,不僅僅是作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居委會功能發揮受到限制,社區居民和社會組織參與社區活動和建設的積極性無疑都會大打折扣。行政型社區是目前社會管理格局中最活躍的一種存在模式,它的形成受我國政治社會發展中人治思想的影響深厚。究其根源,單位制作為上世紀我國計劃經濟的重要特征,在當時環境下,對社會資源配置、滿足社會成員需求以及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產生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在當時的城市管理制度下,發揮了巨大的功能。然而,隨著改革開放以來,街道職能的不斷強化,人民權利意識的不斷覺醒和社會發展的需要,這種單位制的治理格局已不能適應當下的社會治理需求,其功能和地位必定不斷弱化,最終退出歷史舞臺。就當代中國社會整體轉型變遷的進程而言,“單位社會的終結實際上是中國改革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程中不可逆轉的必然趨勢。”

2.合作型社區。政府通過授權,把原來由政府承擔的部分社會管理職能權限轉交給社會組織來承擔。實際上是政府放權,通過找有資質的社會組織,利用其自身豐富的資源,達到更好的社會管理效果。

在這種治理模式下,對社區的資源投入仍然是以政府部門為主,政府的職能轉變和社會組織的職能加強同步進行。這種模式是在上世紀我國改革開放以后,單位制逐漸弱化的背景下逐漸形成的。這種“非單位制”型的社會格局改變了我國傳統的政府管理的微觀基礎,政府無法再通過對其直接控制的單位將社會成員納入到整個社會管理體系當中,所以政府需要整合社會資源,通過調動社會組織,借助社會組織的力量將自主但分散的社會成員重新組織起來,進行社區治理。對政府部門和社會組織來說,這其實是一種雙贏的過程。至此,我國的社區治理應當說取得了巨大的進展,然而,隨著社會的進一步發展,這種模式必然會遇到其發展瓶頸期,居委會,業委會,社會組織,和街道,政府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這種多元社區治理主體的博弈勢必會影響到社區治理的長期效果。

3.自治型社區。由社區自治組織和社會組織對社區的公共事務進行管理和決策,政府從法律上、制度上為這些組織提供的發展提供保障,并進行監督。根據目前學術界圍繞社區自治的各種觀點來看,主要有兩種取向,一是居民自治取向的自治,二是地方取向的自治。不論哪一種取向,對社區自治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政府與社區之間的簡單割裂,也不能理解為社區完全自組織的自我治理,而是與社區治理相關的各方利益相關者通過社區內的決策中心對社區的公共事務進行共同治理,盡管實現這種真正意義上的“社區自治”還有很長的路,但它是城市基層社會管理發展的最終歸宿。

二、社區治理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法律缺位

進行社區治理并最終實現社區自治離不開法律法規的支持和保障。然而,我國的《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雖然對居委會的地位、性質、任務、工作制度等作了規定,但是明顯過于原則化,實際操作性不強,像對社區的界定,社區自治的性質,管理運行方式等都處在無法可依的狀態,給居委會的工作內容帶來了很大的模糊性,也為各級政府把居委會當做一些行政事務的落實層和最終操作層留下了空間。另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作為居民自治依據的唯一一部法律,已經有20多年的時間,其內容已經不適應當前社區建設的新形勢,存在明顯的滯后性。比如,第六條規定,居民委員會根據居民居住狀況,按照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則,一般在一百戶至七百戶的范圍內設立。 而在許多大城市,像上海,武漢等地,一些住宅小區規模明顯擴大,這項規定明顯已不符合現實情況。這些問題都迫切需要從立法層面予以解決。

居民參與度不高

首先,居民對社區事務的參與熱情不高,從觀念層面上分析,舊有的“單位參與意識”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積極性,阻礙了社區居民社區自治參與意識的形成與塑造。其次,參與社區事務的廣度和深度不夠。由于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對社會生活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在目前還大量存在,社區居民某種程度上也習慣并認同了政府行為,被動接受安排的多,主動參與管理的少。即便參與到社區事務中,大部分情況下也是參與具體實施過程,民主決策等方面的參與則普遍不多。另外,社區志愿者和社會組織的發育不夠成熟,沒有形成全社會都來參與社區建設的氛圍和環境,影響了社區管理工作的深入展開。

公共配套不完善

目前一些城市社區功能主要體現在社區服務上,如在上海,主要是為老年人、殘疾人、少兒提供社會福利服務,為居民提供家務勞動、文體活動等便民利民服務,服務對象相對固定,服務內容比較單一。另外,從總體上看,發展社區服務,完善公共配套設施的主要困難是資金不足,缺乏資金保障的長效機制

職能異位

街道辦事處作為政府的派出機構,承擔著越來越多的政府工作職能,而這些街道承擔的行政事務,其中大部分又攤派給了下面的居委會來承擔。目前,居委會的成員組成中,年齡多在40歲以上,以中老年群體為主,每天疲于應付街道交派的各項任務,本應面向社區居民服務的居委會,在大多數時間卻為政府和社區其他職能部門做許多份外的或與社區居民聯系不大的工作,使得居委會的工作內容和服務對象都發生了異位,居委會服務基層群眾自治的功能難以發揮。

三、進一步完善社區治理的幾點建議

實現社區治理形態從政府主導到公民自治的變革,其實質就是實現國家權力向社會的回歸。盡管目前,實現完全的居民自治困境很多,但仍可以從理論層面進行一些可行性的探討。

加強法制建設,確保有法可依

修訂完善現有的相關法律法規,確保社區治理有法可依。隨著城市進程的加快,《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在實施過程中遇到了不少的新問題新情況,流動人口的遷移、人口老齡化、動拆遷的轉移安置等問題,使居委會在管理上力不從心。因此要通過立法或對現有法律的修訂,廓清居委會的職能,權限以及與各方面的關系,從而使政府更好地依法行政,社區依法自治,社區治理有法律的保障。

培育社區居民自治參與意識,完善參與機制

社區治理理論的核心是參與、自治、共享。通過社區居民的積極參與,實現共同的發展目標。居民能否有效參與社區事務,一方面取決于居民是否有成熟的社區理念;另一方面取決于是否有完善的參與機制。因此,一是開展全方位、多層次的社區活動,為不同背景的居民提供交流場所,塑造共同的社區價值。二是以人為本,堅持社區需求,用共同需求來調動居民的積極性。三是完善居民參與機制,通過法定程序制定相關規章,形成一套健全的參與機制,以保證居民參與的積極性和有效性。

完善相關配套措施,增強服務意識

在社區建設的同時,要完善社區服務功能,推進配套設施建設。一是通過搭建自治平臺,充分發揮社區居民的自治作用。發展志愿者隊伍,推動社區志愿服務的規范化和制度化,實現社區居民的自治服務與管理。二是優化社區軟環境,打造特色服務,開展特色活動。三是利用電商打造社區服務平臺,實現從對物的管理轉向對人的服務。目前中國服務業產值僅占GDP的30%,而挖掘社區服務的商業潛力,在我國亦大有可為。

對政府職能進行科學定位,拓展社區自治空間

合理界定政府管理與社區自治的邊界,進一步明確政府、街道和居委會的各自職責,政府職責有專門的部門來履行,不隨意向居委會攤派。確需居委會協助的行政事務,要有明確的經費和人員,以減輕社區工作負擔,創造必要的自治條件,使居委會真正的回歸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和自我監督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定位。

參考文獻:

第7篇

一、城市社區居民信息管理系統的需求分析 

城市社區居民信息系統建立的主要任務就是對社區內居民信息的采集、整理、匯總、使用和共享,使社區更加有效、科學的對轄區內居民開展服務和管理,真正實現查詢快捷、查找方便、真實性強、存儲量大等優點。從社區工作人員來講,可隨時查詢與轄區內居民有關的信息,真正提高了服務、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旨在應用現代化的信息計算機技術,解決當前城市社區居民信息管理過程中存在的不足和問題,使社區對轄區內居民管理科學化、規范化、便捷化和現代化。從社區居民來講,查詢和自身生活息息相關、密切聯系的信息也更為方便和自由,極大方便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學習[2]。 

二、城市社區居民信息管理系統的設計與應用 

網絡服務是服務導向架構(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 SOA)的主要實現技術,具有分布式、松散耦合、跨平臺性與高度整合性的優點,提供了在因特網環境下完成應用系統之間互相操作(interoperable)和整合的技術架構。通過SOA可以取用云端服務原有的功能組件加以編排與組合,讓彼此能相互溝通。開發者不必自行開發或擁有所有程序組件,視需要可以組合云端平臺上最合適的服務,又因為每個軟件或組件互相獨立,因此可以任意更換來組合系統,提高再使用率與創新性。現行社區居民信息管理系統功能除了制式的問題外,最重要的差異是網站功能本身為一種工具技術的使用導向,網站上純粹的工具使用者是很難主動去使用的,必定要通過一些情境的誘導設計才有機會達到預期的目的。對于社區居民信息管理系統的設計部分提出參與式成長的設計概念,亦即一種以階段成長為主軸加入社區成員生活情境的參與及可持續發展和經驗模式的概念[3]。一個社區居民信息管理系統多少帶有某種的使命或是能夠代表地方的特色,而想要在網站完成初期就達到了最終預期的結果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使用者的人數多寡與使用因素影響了網站的運作,因此勢必要倚靠漸進式的階段規劃,來作為一個網站發展而達到目標的主要架構。這樣的階段規劃設計,除了讓網站能夠有依循發展的方向外,其所代表的意義還包含了一種通過行動過程來發展策略的內涵。 

一個社區居民信息管理系統的使用者本來就是發展的決定性因素,除了原先的目標意圖外,配合使用者的需求做調整才是發展的重要依據,因此必須通過不斷的修正才能夠達到預期的目標,所以一個階段成長的規劃是必要的。經過服務規格定義后,通過服務實現決策確定服務實現策略,包含服務組件層及服務編排的實現,實現方式可于現有應用上進行服務封裝或是重新建構服務,采自行建置或外包等決策方案[4]。確定實現決策后進行服務與IT組件的分配及組件的分層對應,如業務流程的組件或人工服務的組件等,亦即將服務與業務對應并通過IT實現。將一個或多個服務組件層組合成可公開被發現或靜態系結(binding)、被執行或被編排到組合服務中,服務層提供業務范圍內組件、特定業務單元組件、及在某些情形下特定項目組件,并且以服務描述形式具體化服務接口,使用提供的接口功能在執行時提供服務實現,公開的服務接口可獨立存在或作為組合服務。隨著云端的成長以及標準、倫理和法令的逐漸建立,其中的公有云越來越完善,其運用越來越廣、越來越多,也越來越有秩序、越來越安全,所以公有云將成為云端運算主流。通過社區居民信息管理系統的架設,讓社區人有一個共同發言、聚會、討論的空間,重新將社區的情感找回來。 

結論 

總之,借助城市居民信息管理系統采集的信息,不斷拓寬社區樓院居民協商議事范圍,豐富協商議事形式,引導居民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保證樓院協商治理活動的有序運轉,實現樓院環境的整潔有序、文明和諧,提升居民的滿意度和幸福感,最終形成以樓院居民為主體、以多方力量為支撐、以協商議事為主線、以為民服務為方向的“自治+共治”樓院協商治理新模式。 

參考文獻: 

[1]白永梅. 淺論社區居民電子健康檔案管理系統保障機制的構建[J]. 山東檔案,2016,(06):172-174. 

[2]錢研. 基于社區應急管理的協同信息系統設計研究[J]. 白城師范學院學報,2016,(02):20-23. 

[3]李冬,柯秀文. 基于MVC模式城市社區居民信息管理系統的設計[J]. 安徽電子信息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5,(05):324-325. 

第8篇

(一)利益相關者理論 利益相關者理論與企業社會責任理論的結合,明確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對象和范圍,有利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根據利益相關者的分類(如將利益相關者分為關鍵利益相關者、重要利益相關者、一般利益相關者),很多企業認為只要對關鍵利益相關者履行社會責任,就相當于很好的履行了企業社會責任。這是導致某些企業注重員工福利、慈善責任卻忽視環境保護其他企業社會責任的原因之一。筆者認為,各利益相關者對企業而言是同等重要,對企業利益相關者的分析,關鍵在于利益相關者具體范圍的界定。關于利益相關者范圍的界定,目前還未得到統一的認識,大部分學者通過歸納法或者直接引用其他研究者界定的范圍。由于行業以及企業自身生產經營活動的特點,企業所涉及的利益相關者有所不同。本文認為對具體企業利益相關者的識別,應基于對具體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分析之上。根據波特的價值鏈理論,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分為基礎活動和輔助活動。

(二)價值鏈理論 價值鏈是由美國學者邁克爾·波特(1985)在《競爭優勢》一書中以傳統制造企業為例提出的,他認為企業的生產經營由各種各樣的活動構成,每項生產經營活動都是創造價值的經濟活動,企業所有的互不相同但又相互關聯的生產經營活動,便構成了創造價值的一個動態過程,這個動態過程就稱之為價值鏈。他將價值活動分為基本活動和輔助活動兩大類。基本活動包括內部后勤、生產操作、外部后勤、市場營銷、售后服務;輔助活動包括基礎設施、人力資源管理、技術研發、采購管理活動。從價值鏈的定義可以得出,價值鏈有三個重要的含義:(1)企業各項經營活動相互聯系的。(2)每項經營活動都能給企業帶來有形或者無形的價值。(3)不僅包括企業內部各鏈式活動,而且更強調企業外部活動,如與供應商和顧客之間的關系。價值鏈分析法主要運用于識別企業的價值活動、確定每個價值活動的成本及其在整個價值鏈中所占的比例、確定每個價值活動所創造的價值、尋找價值鏈各個環節的創新機會、培育和發展企業核心能力以提升企業競爭優勢。

(三)引入價值鏈理論的合理性 企業的本質是通過一系列經濟活動創造價值以實現股東財富最大化的目標。根據波特的價值鏈理論,企業一系列創造價值的活動可以分為基本活動和輔助活動,比競爭者更有效組合這些價值活動可以獲得持續的競爭優勢,以實現企業的目標。同時,企業正是通過這些價值活動和社會發生著聯系。如煤炭企業在生產操作這一價值活動中,與環境、社區發生著關系。這也要求企業在價值創造活動中承擔著企業的社會責任。如煤炭企業在煤炭的開采著過程中,要注意環境的保護和員工的安全。由于利益相關者的定義目前尚無統一的定義,但是經過分析各種定義,可以發現利益相關者定義的共性是強調利益相關者與企業的關聯性。關聯性主要體現在利益相關者與企業目標實現過程的相互影響,而企業目標實現的過程是通過企業價值鏈中一系列的活動創造價值的過程。企業價值鏈上各環節的活動所側重的點不同,所涉及的事物、以及所影響的對象是不同的。如煤炭企業在煤礦開采所影響的對象是環境、員工和企業所在的社區,在營銷活動所涉及的對象主要是消費者。因此,將價值鏈分析應用于企業社會責任利益相關者具體范圍的界定是合理的。

二、基于價值鏈理論的煤炭企業利益相關者識別

(一)靖遠煤電價值鏈分析 靖遠煤電擁有王家山礦一個生產礦,主要從事動力煤的生產和銷售。結合靖遠煤電產品的主要工藝流程(見圖1),借鑒波特價值鏈理論,對靖遠煤電的基礎活動和輔助活動進行分析。

(1)內部后勤:靖遠煤電內部后勤主要活動為原材料(支護鋼材、木材、火工品、運輸帶、鋼管)驗收、倉儲和各種材料入井以及設備和礦井的維護。

(2)煤炭的采掘生產:主要活動體現在生產產品的工藝上,主要包括巷道掘進、工作面回采、井下運輸、井下倉儲、井下通風、排水、電力供應、提升運輸、地面運輸、篩分、撿矸活動。

(3)外部后勤:主要活動為煤炭的外部運輸,煤炭的裝車與發運。

(4)市場營銷:靖遠煤電的銷售策略為“爭運力、提煤質、抓外銷、增地銷”,主要活動為外銷市場開拓、客戶溝通和維護、廣告的宣傳、銷售渠道的建立。

(5)基礎設施:靖遠煤電基礎設施主要體現在企業治理與組織結構、企業的內部控制管理體系、企業文化建設、開采計劃管理、煤質考核制度的質量管理、財務管理、安全管理等。企業的這些基礎設施一般是用來支持整個價值鏈的運行。

(6)技術開發活動:靖遠煤電技術開發活動主要集中于掘進技術科技攻關和技術革新、礦井技術改造和采掘接續及生產布局的優化、回采工藝模式的改進。而其他主要生產技術,如“臨界大傾角特厚煤層綜放工作面下段設計”、“綜放工作面液壓支架”、“綜放工作面刮板輸送機”、“綜放工作面液壓支架燕尾裝置”、“綜放工作面端尾支架側梁裝置”、“綜放工作面端尾支架錨固裝置”和“綜放工作面端頭支架放頂煤尾梁裝置”七項專利技術則依賴于母公司的研發能力。

(7)人力資源管理:主要體現為公司各層級職工的聘用或解聘、教育培訓、安全教育培訓、員工工資和獎金的分配辦法、公司的高管人員績效評價標準與激勵約束制度、員工社會保障、礦區生活條件的改善以及提供安全工作的條件。

(8)采購管理:主要為煤炭的采掘生產所需材料的采購、設備的租賃以及井下井巷建安工程等勞務的采購。

綜上所述,靖遠煤電的基本活動以主要產品的工藝流程為主線,基本活動分為內部后勤、煤炭的采掘生產、外部后勤、市場營銷;支持基本活動運行的輔助活動為基礎設施、人力資源管理、技術開發和采購管理。

(二)利益相關者具體范圍的界定 關于煤炭企業利益相關者具體范圍的界定的研究不多,大部分學者采用歸納法或者直接使用其他研究者界定的范圍。如孫春升(2012)采用歸納法得出煤炭企業利益相關者主要包括政府、所有者/股東、環境、社區、商業伙伴、員工、客戶等。李勇(2012)通過“卡羅爾四責任說”得出煤炭企業的利益相關者為包括股東、員工、社區、政府、債權人、消費者和環境。高峰等(2012)學者結合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和我國煤炭企業的特點對煤炭企業社會責任進行定義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煤炭企業對其利益相關方(包括政府、環境、社區、消費者、供應商、競爭者、股東、債權人、員工等)承擔與自身情況相適應的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以創造企業價值,實現煤炭企業與利益相關方的和諧、可持續發展”。并結合威勒和西蘭帕利益相關者的分類法,得出我國煤炭企業的主要利益相關者包括客戶、所有者/股東、員工、政府、商業伙伴、環境、社區。

利益相關者與企業的關聯性體現在與企業目標實現過程的相互影響,而企業目標的實現是通過一系列的價值活動,也即表明利益相關者與企業的關聯性表現為與企業價值活動的相互影響。結合靖遠煤電價值活動,運用矩陣法(見表1)以界定靖遠煤電利益相關者的具體范圍。

利益相關者的組成,本文運用文獻分析得出煤炭企業較高認同的利益相關者主要為股東、政府、自然環境、員工、債權人、管理者、消費者、分銷商、供應商、社區。由于靖遠煤電主要控股公司靖遠煤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擁有47.11%的控股權,并派遣六名董事,對公司的重大經濟決策和財務經營活動形成控制,并且雙方存在著不可避免的關聯方交易。因此,在本文將股東分為控股股東和小股東。

與價值活動相互影響的利益相關者具體范圍界定過程說明如下: (1)由于靖遠煤電的設備和原材料、生活用電、醫藥費大部分均為其控股公司靖遠煤業供應,所采購的物資及設備影響員工井下作業。因此,內部后勤活動所涉及的主要利益相關者為控股股東及員工。(2)煤炭的采掘生產主要涉及的是井下活動,具有風險性較高和環境破壞較大的特征,煤炭的生產過程所產生的副產品影響企業所在社區的環境以及所在社區人員的健康,在這一活動的過程中需要政府作為監管者身份以監督企業現安全生產、環境保護等。因此,煤炭的采掘生產所涉及的主要利益相關者政府、自然環境、員工、社區。(3)靖遠煤電部分產品作為控股股東供暖用煤炭,存在著關聯方的交易。關聯方交易價格的確定關系著小股東的利益、以及政府的稅收利益。同時,靖遠煤電與控股公司存在著主營業務的同業競爭。由此可得外部后勤及市場營銷價值活動主要涉及利益相關者為控股股東、小股東、政府、消費者。(4)基礎設施包括公司治理與組織結構,外部監督環境以及財務報告信息的可信賴性,主要涉及的利益相關者為控股股東、小股東、管理者、員工、政府。(5)開采技術的研發,有利于提高煤炭資源的回采率、員工的安全性以及降低對環境的破壞性。靖遠煤電技術開發活動主要集中于開采技術的研發,主要的研發技術還依賴于控股公司的研發能力。因此,涉及的主要利益相關者為控股股東、環境、員工。(6)人員的招聘、人員技術的培訓與鑒定則有利于提高當地人員的就業能力,有利于提高當地的就業率。因此,人力資源管理主要涉及的利益相關者為員工和企業當地所在的社區。(7)由于靖遠煤電主要原材料、設備、醫藥費、員工的培訓和勞務采購主要來源于控股公司或者同一控制下的企業,主要的金融負債、經營負債的債權人為控股公司,存在著關聯方交易。因此,采購管理主要涉及的利益相關者為控股股東、小股東、政府。

綜上所述,靖遠煤電利益相關者的具體范圍為:控股股東、小股東、政府、自然環境、員工、管理者、消費者以及社區。

三、結論

煤炭為我國的基礎能源,為國家經濟發展提供基本的能源保障。近幾年礦難事故的頻發,引起了學者們對煤炭企業社會責任的關注并在理論研究上取得了成果。但是關于煤炭企業利益相關者具體范圍的界定,基本上采用歸納法、調查問卷法或者直接引用其他學者的界定范圍。本文首次以價值鏈分析為研究工具,以靖遠煤電為例,采用矩陣法界定煤炭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明確了煤炭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對象,有利于煤炭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

第9篇

關鍵詞:瑞典學習圈 社區治理 制度變遷 多元治理

在高速發展的現代社會,各國都在尋求適合自身的治理模式,以應對不斷出現的社會現象和問題。在中國同樣如此,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原有的集中統一的治理模式已經無法應對新問題,我們必須探索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社區作為現代社會治理的新生力量,作為社會資本的重要來源,其在公民美德和社會價值方面有著法律和體制的約束力無法實現的作用。所以社區是公民社會重要的的培育基地。

對于社區治理的研究,中國相比于國外起步晚,也不如國外研究深入,所以我們可以學習國外的模式經驗,借鑒國外有價值的治理模式,進行制度移植。不管是美國的社會組織主導型的社區模式還是新加坡的政府主導型社區模式都是切合本國實際,社區治理制度移植并非市照搬外國模式,而是將先進的經驗引入中國后不斷“調試”,使之適合中國現階段在國情。

學習圈式社區能夠憑借其互動性和參與性為社會民主、多元治理奠定基礎。學習圈式社區能夠進一步培養公民美德,進而逐步推動公民社會的發展;同時又能為公共行政提供參考,是公共治理的補充和重要組成。制度分析框架下,本文通過分析制度的主體及社區治理制度供給與制度需求,探討社區治理制度變遷與制度均衡。

1.理論基礎――制度變遷與制度均衡

按照諾思的定義,制度均衡是指在給定條件下,現存制度安排的任何改變都不能給任何人或者團體帶來額外的收入。[1]制度均衡可以說是一種帕累托最優,而在現實社會中不同個人或群體在社區治理中的利益存在沖突,對于制度的需求和供給是不同的,因此不一定能達到帕累托最優。顯然現階段社區治理制度處于非均衡狀態,所以需要制度變遷。制度變遷是新制度產生、替代或改變舊制度的動態過程,是從一個制度的均衡想另一個制度均衡轉移的過程。基于制度主義理論分析,學習圈模式作為一種社區治理模式,其本質上是一種制度,所以本文對其進行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給的分析并探究學習圈模式在中國社區治理中的應用。

2.學習圈模式的制度分析

2.1瑞典“學習圈”模式

瑞典的學習圈產生于一百多年前,是一種“大眾成人教育”模式,如今已成為瑞典非正規教育的主干部分。1902年,奧斯卡?奧爾森創立了瑞典第一個學習圈,并撰寫了第一個學習圈的內容。學習圈采取鐵三角模式,即:訓練有素的領導者而不是主導者、催化性的材料而不是教本、主動積極的參與者而不是被動接受的受教者組成了學習圈的鐵三角。

2.1.1遵循平等、民主的原則。每位公民都有權利參與到學習圈中,并承擔相應的責任。 學習圈的成員享有、平等的發言權,每個人的觀點都應該被接納,每個人都是積極的參與者而不是被動的接受者。學習圈的領導者只能對學習圈進行主持,而不是主導。

2.1.2具有自發性和自愿參與性。公民因相同的興趣愛好或者相近的地域、教育背景而自發組成學習圈。人們也可以從報紙等媒體上獲得各種學習圈的信息,根據自己的需要自主選擇,每個人都能夠參與其中。

2.1.3具有高效性。學習圈的規模一般控制在5到10人,這確保了成員獲得均等的參與機會,更好地與其他成員進行互動與合作,分享彼此的觀點、收獲,共同承擔責任;還使成員們能夠深入地學習、探討。此外,學習圈是成員自主組成的,所以具有較高的學習積極性。

2.1.4成本性較低,資金來源范圍廣。學習圈的地點選取較為靈活,多選在成員的家中進行學習,其花費一般用在購買學習資料上,是一種低廉的學習形式。同時,學習圈受到政府、企業及各類社會組織的支持,有較廣泛的資金來源。

2.2學習圈模式下社區治理的主體分析

治理是“政府與民間,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的互動”。[2]社區治理則在一定區域內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互動下實現配置有效資源的一種重要方式。我國長期實行的單一制的社區管理模式已經無法適應社區管理向社區治理的轉變,更無法滿足現階段復雜多變的社區問題,以及居民多層次的物質文化需求。借鑒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論,社區治理的主體應多元化,公共服務的供給與生產應區分。本文將社區治理的主體歸納為公民、政府、市場和社會組織。

2.2.1公民

這里的公民主要是指社區居民,本著以人為本的宗旨,他們是社區最核心的主體,我們應對他們給予充分重視。社區是否能夠達到善治,關鍵在于社區居民是否能夠樹立起公民美德。我們可以將社區看做國家為了實現善治的一種手段和公民表達利益訴求的共同體。社區治理不僅是為了公民生存,不僅是為了提供交易便利的場所,不僅是提供治安保障,而是要實現美好的生活。學習圈是組織管理學習的一種形式,還是一種持續探索、質疑的精神和學習氣氛(奧斯卡?奧爾森)。學習圈參與者都是平等、自愿、自我負責的,在這種氛圍下,有利于公民民主意識、權責觀念的形成,進而有利于培育公民美德,最終實現公民社會。

2.2.2政府

政府在社區治理中,主要是社區公共服務的提供者,主要是通過行政管理機構,社區服務中心和學期工作站來提供公共服務。[3]根據新公共管理運動的理論,政府應該是“掌舵”而不是“劃槳”[4],政府應該向社區分權而不是集權。但是依據我國現階段實際,社區公共服務的生產和提供并未真正分離。在學習圈模式下,政府無法直接管理每個學習圈,這就要求政府轉變職能,提供財政支持,制定方針政策,簡政放權,由社區具體實踐。

2.2.3市場

在政府與市場差異功能的比較分析中,我們可以借鑒西方將市場機制引入社區治理,在市場準入規則的條件下,明確市場和政府承擔職能的界限,把市場激勵和服務機制以提高資源在社區中配置的效率。

2.2.4社會組織

社區治理與宏觀經濟運行相似,同樣存在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現象,而社會組織憑借其非營利性、民間性、互益性很好地彌補市場和政府在社區治理中無法實現的作用。社會組織能夠為學習圈提供必要的公共資源,能夠完善基層民主自治制度,能夠營造社區公益氛圍。正如瑞典的學習圈就是起源于社會組織和大眾運動,如工會、禁酒社團和農場主運動等,社會組織對學習圈的形成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5]在學習圈模式中,財政問題可能會影響其進一步發展,瑞典亦然,所以我們必須把社區基金會納入社區治理中。

2.3在中國應用學習圈模式的制度供給與需求分析

2.3.1制度需求分析

正如消費者對于商品的需求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社區治理主體對社區治理制度的需求也受到各種因素影響。這些因素的變化導致制度需求的變化,進而影響制度均衡。社區治理對于學習圈的需求,是因為學習圈能夠給公民提供便利,增加收益,這也就是學習圈發揮的作用和功能。學習圈模式可以說是一種帕累托改進,推動社區治理制度趨向制度均衡。分析制度需求就是要說明中國社區為什么要移植學習圈制度。

傳統社區制度是以政府主導,單位制為核心的社區管理制度,人情關系為紐帶的管理制度。社區傳統的管理模式雖然逐漸被打破,但是它的殘余勢力還在侵蝕現代社區治理制度的有效實施。社區迫切需要一種現代社區治理模式,它不僅依賴于制度,還依賴于人的能力和素質。

社會資本的需求。在現代社會中,社區人口流動性強,結構復雜,居民的社會背景差異較大,導致人與人之前的信任感大大降低。社區治理需要人與人之間形成信任感和公共精神,通過托克維爾的觀點可知,結社可以促使人們形成公共參與的習慣。[8]學習圈模式下能為人們結社減少機會成本,降低風險。通過學習圈系統性、程序化的構建方式,為學習互動提供穩定和秩序,減少人們學習互動所消耗的精力和財力,提高人們結社的效率。人們依據個人偏好,自愿組成學習圈,平等對話,主動參與,增強了互動與溝通能力,逐步建立與他人的信任感,方便在生產生活中的合作,最終為社區培育公共精神奠定社會基礎。

集體利益的需求。現代社區系統比以往更加多變,社區治理面臨更為復雜的利益關系。現代社區常常需要利益代言人,以一個利益共同體的形式表達集體利益訴求。參考學者的相關調查(閔學勤,2009)我們發現,居委會和業主委員會即使是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也無法真正代表集體利益。居委會機關化、行政化[9],被大量行政事務拖累無法扮演好利益代言人的角色,業主委員會缺乏動力機制,社區居民參與合作能力不足,導致其“形同虛設”[10]。瑞典前首相奧羅夫?帕爾梅(Olof Palme)把瑞典稱作為“一個學習圈的民主”。學習圈創建公民聚會的場所,通過平對對話,共同討論,互動參與,縮小社區中不同人群知識和信息的差距,加強社會民主文化,讓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感知民主的價值,從而激發民主的活力。充滿民主活力的社區中,公民擁有較高的參與能力,能夠為業主委員會運行創造動力,調解社區利益沖突,構建和諧社區。學習圈下,成員擁有平等的學習權利,是否能夠得到知識和技能的收益,取決于是否能對自己行為負責,這有利于培養公民的權責意識。學習圈下的公民能夠以文明的方式,在集體談判和集體行動中解決利益沖突,對自己負責,而不是有事就找“組織”,這就推動居委會職能轉變,使其為化解利益沖突提供機會。

教育稀缺的需求。中國教育資源有限,導致成人教育發展不足,成人教育的渠道少,教育成本高,師資力量薄弱。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們已經擁有了基本生存資料,教育資源的需求將會進一步增大,但社會供給不足。學習圈因其成本較低,學習范圍廣,教育門檻低,受眾面大,能夠滿足社區教育需求,整合、創造更多的教育資源,維護教育資源公平,形成開放性、激勵性、包容性、可持續性的社區教育體系。

政府失靈的需求。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領域并非萬能的,政府對公共物品的供給缺乏效率,對于長期的公共供給不足,官僚機制膨脹導致公共物品供給擴大趨勢,政府為糾正外部性采取的行動可能會形成新的外部性。[11]在社區治理中,政府也會面臨以上難題。社區治理在政府主導的模式下,成本高效率低,政府難以滿足人民對公共物品日益增長的需求。市場無法完全彌補政府在公共領域的失靈,社會組織也只能在社區治理的局部提供公共物品。經由社區的集體交換是達到基于經濟公正的實質自由的最好途徑[12]。學習圈能夠激發社區自身的生產力,實現社區自我服務、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彌補政府在社區治理中的不足。

2.3.2制度供給分析

制度供給是對制度需求的回應,即制度的生產。分析學習圈的制度供給也就是研究學習圈對制度需求回應的方式。即學習圈制度如何對社區治理產生效用。影響制度變遷的供給因素主要有:憲法秩序和規范準則,知識積累和社會科學知識的進步,當權者的利益,制度的設計與實施的成本[13]。

憲法秩序和規范準則。1982年,社區居民自治用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確立下來(82年《憲法》第111條)。這使學習圈能夠在法律的保障下得以確立,并以憲法精神發揮作用。規范受到社會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的強烈影響。學習圈只有與文化準則相和諧才能使制度遷移的成本大大降低。中國熟人社會中人情在社區治理中尤為突出,誠然隨著單位制社區的瓦解,熟人社會開始分化,但是熟人社會與人情文化在制度變遷中不可忽視的因素。學習圈能夠承接熟人社會中的人情,為傳統的人情關系提供互動的平臺,并且建立有共同偏好的新的人情關系。這種人情關系更加趨于非利益化,有助于夠打造和諧社區。

知識積累和社會科學知識的進步。學習圈可以采用遠程學習互動的方式,打破地理局限,為社區居民共同探討問題提供更多的渠道,拓寬基層民主的方式,使公民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到社區治理中來,同時能夠使政府多渠道把握民情。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進步一樣都會使制度供給曲線向右移。因為社會科學知識的進步降低了制度發展的成本。[11]學習圈能夠有效提供社會科學知識,比如瑞典的一些農民、工人,就是通過學習圈獲得了社會、經濟、管理等社會科學知識,后來成了議員和貿易聯盟、工會組織、政黨的領導。

制度的設計與實施的成本。按照菲尼的觀點,制度設計的成本主要取決于人力資源等要素的價格。就人力資源而言,若要保證新的制度安排的供給是非常高素質的尖端勞動力投入,這種制度的設計成本必然很高,反之,設計成本則較低。由業余愛好者擔任領導的學習圈相比于由專業老師組成的學校教育人力資源的投入是很小的,并且其收益更加有效,因為參加者共同為學習的結果而負責。

當權者的利益。我國是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政府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作為上層決策者對制度供給起重要作用。只有當制度變遷的方向與當權者的利益一致,上層決策者才有激勵供給新的制度。學習圈式的社區治理模式,是解決社會沖突中文明溫和的治理模式,是與當權者維護社會穩定的利益需求向一致的。應用學習圈模式治理中國社區響應學習型社會的號召,適應精神文明社會建設,順應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

3.結論與啟示

3.1結論

經過以上論證不難發現,學習圈模式能夠在社區治理中發揮重要的作用。本文認為可以通過制度移植的方式,將該模式引入中國,以完善我國的社區治理制度。

3.1.1逐步構建以公民自治為核心、以學習圈為依托的社區多元治理模式

在社區治理中,培育民主協商、平等對話、獨立互助的公民美德,調動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主動性創造性。合理發揮政府協調引導作用,大力發展社會組織力量,完善市場激勵機制的學習圈模式,全面整合政府、社會和公民三方面優質資源,實現科學高效的社區治理機制。

3.1.2進一步形成互助共享、互利共贏的合作治理網絡

通過學習圈模式,培育公民的合作互助能力,相互激勵,共同創造社會精神財富;逐步編制資源共享型、鄰里互助型、環境友好型的治理網絡。

3.1.3穩定性、包容性、開放性社區系統

新型社區治理模式能夠整合單位制崩離后的分散資源,維持社區秩序,維護社區穩定;能夠包容社會群體的差異性,協調社區發展;能不斷容納新的外部資源,內外統籌兼顧。

3.1.4通過社區學習圈由點及面建成學習型社會

結合寧波鎮海的案例,學習圈可以從局部試點到大范圍推廣,由點到線, 由線及面,從而實現“學習圈―學習型社區―學習型城區―學習型城市―學習型國家”的發展模式。

3.2啟示

3.2.1以社區治理需求為導向

社區問題具有多樣性、復雜性,組織學習圈時應根據社區自身特點,考慮不同社區的需求類型。組建學習圈時要依據原有規范、經濟水平、文化背景、風俗習慣等因素。

3.2.2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

社區治理以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社區治理應當借鑒學習圈通過影響人的行為進而影響整個社區的運作機制,踐行以人為本的理念。

3.2.3以民主平等、權責統一為關鍵

民主平等作為學習圈最大的特色,是公民自治的本質,社區治理的必要條件。平等協商為公民參與創造激勵機制。區分治理主體權責,各司其職,充分調動各方資源,實現社區治理的效益最大化。樹立公民權責意識,積極行使社區自治的權利,對社區負責,進而協調內部矛盾,構建和諧社區。

3.2.4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

要實現社區善治必須大力發展社區自身生產力,提高其可持續發展能力。學習圈模式能夠社區根據社會環境變化自動調試、自動整合。社區治理平衡供給關系,從而從不均衡走向均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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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篇

[關鍵詞]老齡化;社區居家養老;運行機制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6.123

[中圖分類號]D669.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7)06-0-02

1 社區居家養老服務及其運行機制

2010年,中國老年人(65歲以上)已經達到了1.13億人,占總人口的8%,按照聯合國的相關定義,一個國家或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7%時,便可稱之為老齡化社會。《民政部 財政部關于中央財政支持開展居家和社區養老服務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民函[2016]200號)提出,要重點支持試點地區居家和社區養老服務發展,通過政府扶持、社會力量運營、市齷運作,全面提升居家和社區養老綜合服務能力。

1.1 社區居家養老的內涵

社區居家養老,是指老年人在社區中享受養老服務,具體形式有社區家庭養老、社區機構養老、社區日間照料中心和社區老年人互助中心等。需要指出的是,社區居家養老與傳統的居家養老不同,它結合了社區中機構養老及老年人互助中心等形式,內涵更為豐富。

1.2 社區居家養老運行機制的構成要素

社區居家養老運行機制包括以下幾個組成部分:①社區居家養老供給機制;

②社區居家養老動員機制;③社區居家養老社會協同機制;④社區居家養老監管機制。

2 社區居家養老服務運行機制存在的問題

2.1 供給機制存在問題

政府在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供給中,存在角色定位的困境。作為主要“供給主體之一”的角色和“管理者”的角色,其在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供給的實踐中存在角色沖突。雖然經過簡政放權和“一站式”行政服務大廳的創新,各級政府致力于加大社會養老服務供給的努力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在對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供給其他多元主體的管理上,管理者的身份要求政府對其運營資格進行準入限制和審查,因此,在如何進行有效管理與如何加大養老服務社會供給之間存在困境。

2.2 動員機制存在問題

社區居家養老動員缺乏明確的制度規范。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運營資格獲取,需要消防、床位、員工數量等條件滿足行政許可標準,這決定了社區居家養老服務具有投入較大、回收較慢的特性。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動員機制主要依靠政府宣傳和民間慈善力量,但這種動員通常是偶然的,且效率較低。現行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動員機制,缺少專門的制度規范,動員機制沒有常態化。

2.3 社會協同機制存在問題

社區居家養老中多元主體之間的協同聯動水平不高,社會協同機制有待改進。各地區具體情況不同,政府“公辦”養老院在社區居家養老服務體系中占據絕大比重,近年來,各地政府在試點探索“公辦民營”及“政府購買養老服務”等形式,但無論是從規模還是實際受惠人群數量來看,都遠遠不夠。同時,其他多元主體之間,如企業和非營利組織,在社區居家養老服務協同供給的實踐中,聯動水平較低。

2.4 監管機制存在問題

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現行檢查評估機制更多的是一種形式,不具備發現問題和及時處理問題的效果。現行的檢查評估機制主要是,每年向主管部門提交年度運營報告,其他相關主管部門對硬件設施等進行檢查,輔以主管部門的抽查。但現有檢查評估機制流于形式,大量未能達到準入標準的民間“社區居家養老機構”,以“合法運營”或“透明運營”的形式存在。原因并非是政府主管部門不具備責任感或者作風,而是客觀存在的社會養老服務需求缺口以及監管之后的責任歸屬模糊,使政府主管部門難以處理,對部門社區居家養老設施采取“不出事就是好事”的策略。

3 完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運行機制的建議

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是政府和社會各界多元協同,構建社會養老服務體系的重要創新形式和組成部分。相關人員應改進現行機制的不足之處,努力完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運行機制。

3.1 強化政府“治理者”的角色

政府作為社會管理者,在社區居家養老服務這么一個深入影響社會各階層人員的領域,應該明確自身的“治理者”角色,以規范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保護廣大人民的養老權益、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為管理目標。近年來,老年人及其家屬與養老服務機構的權益糾紛日益增多,政府作為治理者,應當創造更良好的法律環境和社會氛圍,規范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發展和運營。不是追求以供給主體的身份更多地參與社區居家養服務供給,而是追求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健康、高速發展。

3.2 出臺特定的動員制度規范

任何一項政策的實施或者是任何一份事業的成功,都建立在人、財、物等資源高效整合的基礎上。同樣,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健康發展也離不開對資源的整合利用,因此,這就需要有一個高效和常規的動員機制。政府通過出臺特定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動員制度規范,對政府力量、社區力量、非營利組織力量和其他民間力量進行科學動員,最大程度實現動員的精準、高效、常態化。

3.3 建立多元主體的聯動機制

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中,政府與其他主體相對互動較多,其他主體之間聯動性則較差。建立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中多元主體的聯動機制,不僅僅是加快“公辦民營”和“政府購買養老服務”的試點及經驗推廣,還應當探索加強非營利組織與企業的聯動,如企業以投資入股等形式,負責非營利組織名下養老服務設施的運營,并以市場的力量促進其健康發展。同理,民間團體或個人慈善力量名下的社區養老服務設施,可以通過支付報酬的形式,聘用企業幫助其進行管理,實現成本和效益控制,從而得到健康發展。

3.4 落實檢查評估機制,完善配套措施

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出現,是完善社會養老體系的創新措施,是適應新時代的現實背景而產生的,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社會養老服務需求存在巨大缺口,客觀上造成了,大量不具備市場準入資格的“透明”社區居家養老服務設施存在,政府主管部門苦于沒有良好的處理辦法,大多是默認其存在于“灰色地帶”。另外,已獲取行政許可,具備運營資格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設施,也存在著因檢查評估流于形式,硬件設施投入逐年減少,養老服務質量下降,甚至帶來安全隱患等問題。建立社區居家養老服務的檢查評估機制,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完善“透明”社區居家養老服務設施,重點防抓安全隱患,并給予政策照顧,還可適度降低準入門檻,將其納入監管體系;對已具備運營資格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設施,應嚴格落實周期性考核和抽查評估,且進行相應的獎懲,并建立區域內的養老服務供給設施的評分評級系統。

4 結 語

適應新時代現實背景而產生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是完善社會養老體系的創新措施,對實現各階層人民享受更好的養老服務權益,具有重大現實意義。而要完善社區居家養老服務運行機制,應當在供給機制方面明確政府的治理者角色,在動員機制方面出臺明確具體的制度規范,在協同機制方面建立多元主體聯動機制,在監管機制方面落實檢查評估制度,并完善相關配套政策措施。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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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篇

目前學術界對社區銀行并沒有統一的定義。美國獨立社區銀行協會(ICBA)定義社區銀行是獨立的、由當地擁有并運營的機構,其資產從少于1000萬到數十億美元不等的機構。參照國外社區銀行功能并結合我國金融發展的實際情況,本文認為我國建立的社區銀行是指資產為5億元以下,按照市場化原則自主設立、運作并為當地居民或中小企業提供方便快捷、成本低、個性化金融服務的縣域銀行類金融機構。在當前的經濟金融形勢下,發展社區銀行的意義重大。

1、有利于改善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近年來,我國中小企業普遍遭遇融資“萎縮”。具體而言,中小企業由于抵押物相對不足、財務報表不完備,加之容易隱瞞甚至制造扭曲的信息,導致大銀行因不能了解其經營能力、經營狀況及貸款所投向的項目的情況,對其貸款更加謹慎。而社區銀行以服務社區為宗旨,與商業銀行相比,其資產規模較小,組織層級也相對簡單,信息反饋的期限較短,經營決策較靈活。此外,社區銀行的運作都在本地,對區域內客戶的情況更為熟悉,易與客戶建立長期穩定的業務關系。所以,根據信息優勢假說(informationadvantagehypothesis),社區銀行更易于解決貸款中的委托問題和了解客戶收入變動、支出狀況等有一定保密色彩的個人信息,這降低了由于信息不對稱造成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發生的可能性,因而,相比于大型商業銀行,社區銀行在服務中小企業中就有比較優勢。比如,作為“準社區銀行”的臺州市泰隆城市信用社,一直以民營中小企業及個體工商戶為主要服務對象,努力發揮在地緣、人緣、信息等方面的優勢,自1993年成立以來,“泰隆”累計發放貸款350余億元,其中90%以上投向當地的民營中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2004年末,在“泰隆”有貸款余額的客戶有3865戶,戶均貸款僅70.8萬元,其中50萬元以下的小額貸款戶有2745戶,貸款金額合計6.73億元,分別占貸款戶總數及各項貸款余額的89.06%和24.61%。

2、促進金融服務水平和協調社區發展。發展社區銀行可以刺激國有商業銀行加快市場化改革,增強競爭意識,提高服務水平與質量。同時,根據“共同監督”假說(peermonitoringhypothesis),在銀行與客戶信息不對稱情況下,由于社區銀行典型的區域性特征,為了區域內大家的共同利益,合作組織中的中小企業之間會實施自我監督,有利于中小企業建立良好的信用習慣,推動社會信用狀況的改善。另外,社區銀行強調對社區文化的融合,有助于實現社區發展的政府、市場及社會的自治互動,形成多方參與、共同管理的新局面。具體而言,社區居民和單位可以利用其在社區銀行中的股東或是社員權力,通過社區銀行的資金投放項目參與社區服務設施建設、服務項目開設、服務內容確立的集體決策,實現社區建設與管理中的群眾自治性作用(王欣欣,2005)。因此,通過社區銀行基于信用的產品設計以及對社區改善和發展活動的實踐參與,可以推動社區信用建設和協調社區發展。

3、有利于優化銀行體系結構,降低系統性風險。根據產業組織理論,CR4≤40%為低集中度,40%≤CR4≤60%為中集中度,60%≤CR4≤80%為較高集中度,CR4>80%為高集中度。從資產的市場集中度看,根據相關機構的數據可以算出,截至2004年,包含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CR15)的市場集中度為68.5%,其中,我國國有商業銀行資產總額達169321億元,市場集中度(CR4)為54.1%;而負債的CR15和CR4分別為68.4%和53.4%,也就是說,我國銀行業市場競爭不足,仍然處于寡頭壟斷狀態。毋庸置疑,這種銀行體系結構不利于中小企業融資和經濟健康發展。而社區銀行的適當發展將會有利于改善銀行體系結構,進而分散來自經濟與金融層面的沖擊(王欣欣,2005),從而分散由于銀行機構資金需求與供給的同質性所造成的系統性風險。換句話說,設立社區銀行可以分流過度集中于大、中型銀行機構的社會資金,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社區資金市場,進而規避系統性金融風險。

4、為居民提供投資渠道與增值服務。目前我國的資本市場尤其是股票市場的發展水平很低,加上有關的金融產品創新嚴重不足,造成我國居民的投資渠道比較有限,而居民手中的資金非常寬裕并且有較強尋求保值增值的欲望,迫切需要開拓創新投資渠道。從這一方面來看,社區銀行的發展有一定的必要性。因為社區銀行的市場定位與大銀行的“大城市、大企業”的戰略相反,除了主要為社區居民和社區小企業提供金融服務外,在網點布局上更加注意拾遺補缺,填補大銀行退出后的空白,多在農村和城鄉結合部發展。此外,社區銀行在審批中小企業和社區居民貸款時,很關注借款人的性格特征、家族的歷史和家庭的構成、日常的開銷特征等個性化的因素對還款能力的影響,從而為客戶提供全面的個性化服務,與此同時,社區銀行實行多元化經營,它必將會吸引各種有利的資本進入以不斷完善公司治理結構,不斷推行業務創新,提供特色化的金融服務,從而有利于為居民提供較好的投資渠道和資金增值服務。

5、可以有效地遏制民間非法金融的蔓延和發展。近年來我國民間融資有很大發展,對地方金融的影響越來越大。其原因除了一些地區市場化程度和利率市場化水平不高(以溫州為例,據中國人民銀行監測,在2004年10月放開貸款利率上限和提高法定利率水平后,溫州銀行業2005年一季度的貸款加權平均利率比2004年上半年提高0.7個百分點,高于法定貸款利率0.27個點的上調幅度),民間融資有較大盈利空間外,關鍵是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小銀行,很大一部分小企業的資金需求得不到滿足。培育和發展社區銀行,可將民間融資納入國家正規的金融渠道之內,為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提供一個比較現實的通道,提高民間金融的規范化、組織化和機構化,防止民間金融的邊緣化,逐步消除金融結構的二元化,降低潛藏的金融風險。

二、我國發展社區銀行的路徑探析

20世紀90年代,歐洲掀起了一場"社區銀行服務運動"(CampaignforCommunityBankingServices),主要有新設社區銀行、共享分支網絡(Sharedbranch)、利用分支機構和特許經營(Franchises)等渠道,而澳洲的社區銀行主要采取分支機構模式、模式及電子銀行模式。我國發展社區銀行必須從當前銀行業的改革和發展的實際情況出發,主要途徑有:

1、由民營企業資本組建新的社區銀行。新組建股份制社區銀行容易明晰產權,其公司治理結構相對比較完善,市場定位目標也比較明確,在應對市場環境變化方面也會比較靈活。要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組建社區銀行,同時也要十分關注退出機制的建設,真正實現“產權清晰、政企分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但是,民營銀行資本由于強烈趨利動機可能導致過度擴張,加大金融風險;股東控制社區銀行容易發生獲取關聯企業貸款等問題,應進一步完善相關法規以降低風險出現的可能性和危害性。與此同時,由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很不均衡,尤其是區域內的中小企業發展水平不盡相同,這就形成不同的發展社區銀行的條件,必須區別對待以提高效率,一般來講,應該先進行試點,然后再全面鋪開。例如可以考慮將浙江省的溫州、寧波、臺州和福建省的泉州等民營經濟發達的地區作為試點,然后擇機推廣。一般情況下,允許達到法規規定的各項條件(如資本金額、股東人數、產權制度與治理結構、高管人員任職資格、合規的章程等)的自然人或企業法人組建社區銀行(應宜遜,2005),考慮到《巴塞爾協議》的要求,資本金應在1000~5000萬元為宜。

2、將現有小型金融機構改造為社區銀行。以城市信用社為例,城市信用社在長期與中小企業接觸的過程中掌握了充分的客戶信息和決策經驗,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貸款風險,更好地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我們可以根據有關規定對其實施規范改造,鼓勵優秀民資入股,優化股權結構,改造成以所在社區的中小企業和居民為服務對象、按股份制原則進行經營管理的社區銀行。另外,農村信用社由于市場變化正亟需要轉型,可以通過適當的資本結構優化和機構整合,促進農信社重組,逐步改造為產權明晰、按市場化運作的社區銀行(翟建宏、高明華,2005)。關鍵在于經營機制的轉變、機構布局的調整和規模效益的實現。另外,由于各個信用社的發展情況不盡相同,應該區別對待,最好是先進行改造試點,不斷探索,總結經驗教訓,逐步推行改革,促進社區銀行的健康發展。浙江省在這方面有所探索,2005年1月,經寧波銀監局批準,浙江省第一家完成增資擴股、改制成為有限責任公司的城市信用社——象山縣綠葉城市信用社正式掛牌運營。綠葉信用社改造后的資本金從過去的526.9萬元增長到1.39億元,資本充足率遠遠超過法定標準;在新的股權結構中,法人單位17家,均為民營企業,自然人32個,過去參與投資的行政事業單位全部退出,單體投資者最高占有股權比例為10.79%。

3、在部分郵政基層機構基礎上進行改造,組建社區銀行。據郵政儲匯局統計,到2006年3月末,我國郵儲存款余額達到1.48萬億元,占居民存款總額的10%,在全國擁有3.6萬個網點,其中縣及縣以下農村網點占2/3以上,而且,郵政儲蓄65%的資金來源于農村,而幾乎90%以上的資金都通過轉存央行或者以協議存款的方式轉存城市商業銀行、股份制銀行等途徑,實現資金從農村大量向城市的逆向流動。這不僅有可能影響到農村金融發展,甚至有可能使得郵政匯兌業務畸形化,以服務于郵政儲蓄業務的利益沖動(鐘偉,2004)。隨著《郵政體制改革方案》的通過,組建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工作即將進入實施階段。因此,可以適當考慮基層郵政儲蓄機構的社區銀行化。具體思路如下:在民營經濟較為發達、信用環境較好的地區,由地方政府、金融監管部門及郵政部門進行協商,將個別條件較好的郵政縣支局作為試點,先由權威資產評估機構進行價值評估,然后,以公開、公平的方式對其資產進行招標出售,需要說明的是,管理部門必須對各招標單位或個人(一般為民營企業法人或獨立自然人)先進行考核、選擇,嚴格把關,“交接”之后,要進行適當引導、監控。

4、引導民間非正規金融發展成社區銀行。根據央行調查統計司的調查推算,目前我國民間融資規模為9500億元,占GDP的6.96%左右,在浙江等民營經濟發達地區,地下金融的間接融資規模大約相當于國有銀行系統的1/3。另外,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的調查測算,2005年末的民間借貸資金規模為450~500億元,作為一種自發的民間資金運作方式,溫州民間資本規模超過了3000億元,其原因主要是正規金融對中小企業的融資支持不足。另外,有證據表明,與現有銀行機構相比,一些地方從事資金交易的非正規金融的經營效率更高,并且對當地小企業創業貢獻更大。所以,通過正確引導使非正規金融走上正規化、合法化道路;通過組建社區銀行將民間閑散資金組織運營起來的意義將十分深遠。兩年前,溫州成為全國性的金融改革綜合試驗區,在農信社改革和利率浮動改革方面凸現了示范效應,如今,我們亦可考慮以其作為發展社區銀行的試點,具體操作方式為:先試點設立1家,由市政府明確一個主管部門,組織、鼓勵和引導市轄內具有一定規模的企業發起,采取股份制的形式,明晰權責,將民間資本納入金融體系。在這一過程中,監管部門要首先對“發起人”進行很好的選擇,一般選擇經營良好、實力雄厚、社會知名度高、信譽好的企業,股份應當較為分散以防止因一股獨大破壞“社區銀行”的運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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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鐘偉,中國民營銀行宜走社區銀行之路[J],上海金融,2004,(6)。

5.王欣欣,上海設立社區銀行的社會經濟效益分析[J],上海金融,2005,(9)。

6.晏露蓉等,中國社區銀行的市場需求和發展的可能性分析(J(,金融研究,2003,(10)。

7.人行西安分行課題組,我國社區銀行的培育與發展問題研究[J],西安金融,2005,(10)。

第12篇

關鍵詞:融資社區銀行發展路徑

近年來,我國銀行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從國際金融業發展、變革與創新的角度看,我國銀行體系仍然存在著不少問題。特別是,在2006年12月1日之后金融業對外資全面開放的形勢下,我國銀行業的競爭將空前激烈,如何迅速縮短我國銀行的差距、增強競爭力成為理論界與銀行界共同關注的焦點。在這種背景下,發展社區銀行的呼聲日益高漲,本文將就我國發展社區銀行路徑問題進行探討。

一、我國發展社區銀行的現實意義

目前學術界對社區銀行并沒有統一的定義。美國獨立社區銀行協會(ICBA)定義社區銀行是獨立的、由當地擁有并運營的機構,其資產從少于1000萬到數十億美元不等的機構。參照國外社區銀行功能并結合我國金融發展的實際情況,本文認為我國建立的社區銀行是指資產為5億元以下,按照市場化原則自主設立、運作并為當地居民或中小企業提供方便快捷、成本低、個性化金融服務的縣域銀行類金融機構。在當前的經濟金融形勢下,發展社區銀行的意義重大。

1、有利于改善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近年來,我國中小企業普遍遭遇融資“萎縮”。具體而言,中小企業由于抵押物相對不足、財務報表不完備,加之容易隱瞞甚至制造扭曲的信息,導致大銀行因不能了解其經營能力、經營狀況及貸款所投向的項目的情況,對其貸款更加謹慎。而社區銀行以服務社區為宗旨,與商業銀行相比,其資產規模較小,組織層級也相對簡單,信息反饋的期限較短,經營決策較靈活。此外,社區銀行的運作都在本地,對區域內客戶的情況更為熟悉,易與客戶建立長期穩定的業務關系。所以,根據信息優勢假說(informationadvantagehypothesis),社區銀行更易于解決貸款中的委托問題和了解客戶收入變動、支出狀況等有一定保密色彩的個人信息,這降低了由于信息不對稱造成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發生的可能性,因而,相比于大型商業銀行,社區銀行在服務中小企業中就有比較優勢。比如,作為“準社區銀行”的臺州市泰隆城市信用社,一直以民營中小企業及個體工商戶為主要服務對象,努力發揮在地緣、人緣、信息等方面的優勢,自1993年成立以來,“泰隆”累計發放貸款350余億元,其中90%以上投向當地的民營中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2004年末,在“泰隆”有貸款余額的客戶有3865戶,戶均貸款僅70.8萬元,其中50萬元以下的小額貸款戶有2745戶,貸款金額合計6.73億元,分別占貸款戶總數及各項貸款余額的89.06%和24.61%。

2、促進金融服務水平和協調社區發展。發展社區銀行可以刺激國有商業銀行加快市場化改革,增強競爭意識,提高服務水平與質量。同時,根據“共同監督”假說(peermonitoringhypothesis),在銀行與客戶信息不對稱情況下,由于社區銀行典型的區域性特征,為了區域內大家的共同利益,合作組織中的中小企業之間會實施自我監督,有利于中小企業建立良好的信用習慣,推動社會信用狀況的改善。另外,社區銀行強調對社區文化的融合,有助于實現社區發展的政府、市場及社會的自治互動,形成多方參與、共同管理的新局面。具體而言,社區居民和單位可以利用其在社區銀行中的股東或是社員權力,通過社區銀行的資金投放項目參與社區服務設施建設、服務項目開設、服務內容確立的集體決策,實現社區建設與管理中的群眾自治性作用(王欣欣,2005)。因此,通過社區銀行基于信用的產品設計以及對社區改善和發展活動的實踐參與,可以推動社區信用建設和協調社區發展。

3、有利于優化銀行體系結構,降低系統性風險。根據產業組織理論,CR4≤40%為低集中度,40%≤CR4≤60%為中集中度,60%≤CR4≤80%為較高集中度,CR4>80%為高集中度。從資產的市場集中度看,根據相關機構的數據可以算出,截至2004年,包含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CR15)的市場集中度為68.5%,其中,我國國有商業銀行資產總額達169321億元,市場集中度(CR4)為54.1%;而負債的CR15和CR4分別為68.4%和53.4%,也就是說,我國銀行業市場競爭不足,仍然處于寡頭壟斷狀態。毋庸置疑,這種銀行體系結構不利于中小企業融資和經濟健康發展。而社區銀行的適當發展將會有利于改善銀行體系結構,進而分散來自經濟與金融層面的沖擊(王欣欣,2005),從而分散由于銀行機構資金需求與供給的同質性所造成的系統性風險。換句話說,設立社區銀行可以分流過度集中于大、中型銀行機構的社會資金,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社區資金市場,進而規避系統性金融風險。

4、為居民提供投資渠道與增值服務。目前我國的資本市場尤其是股票市場的發展水平很低,加上有關的金融產品創新嚴重不足,造成我國居民的投資渠道比較有限,而居民手中的資金非常寬裕并且有較強尋求保值增值的欲望,迫切需要開拓創新投資渠道。從這一方面來看,社區銀行的發展有一定的必要性。因為社區銀行的市場定位與大銀行的“大城市、大企業”的戰略相反,除了主要為社區居民和社區小企業提供金融服務外,在網點布局上更加注意拾遺補缺,填補大銀行退出后的空白,多在農村和城鄉結合部發展。此外,社區銀行在審批中小企業和社區居民貸款時,很關注借款人的性格特征、家族的歷史和家庭的構成、日常的開銷特征等個性化的因素對還款能力的影響,從而為客戶提供全面的個性化服務,與此同時,社區銀行實行多元化經營,它必將會吸引各種有利的資本進入以不斷完善公司治理結構,不斷推行業務創新,提供特色化的金融服務,從而有利于為居民提供較好的投資渠道和資金增值服務。

5、可以有效地遏制民間非法金融的蔓延和發展。近年來我國民間融資有很大發展,對地方金融的影響越來越大。其原因除了一些地區市場化程度和利率市場化水平不高(以溫州為例,據中國人民銀行監測,在2004年10月放開貸款利率上限和提高法定利率水平后,溫州銀行業2005年一季度的貸款加權平均利率比2004年上半年提高0.7個百分點,高于法定貸款利率0.27個點的上調幅度),民間融資有較大盈利空間外,關鍵是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小銀行,很大一部分小企業的資金需求得不到滿足。培育和發展社區銀行,可將民間融資納入國家正規的金融渠道之內,為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提供一個比較現實的通道,提高民間金融的規范化、組織化和機構化,防止民間金融的邊緣化,逐步消除金融結構的二元化,降低潛藏的金融風險。

二、我國發展社區銀行的路徑探析

20世紀90年代,歐洲掀起了一場"社區銀行服務運動"(CampaignforCommunityBankingServices),主要有新設社區銀行、共享分支網絡(Sharedbranch)、利用分支機構和特許經營(Franchises)等渠道,而澳洲的社區銀行主要采取分支機構模式、模式及電子銀行模式。我國發展社區銀行必須從當前銀行業的改革和發展的實際情況出發,主要途徑有:

1、由民營企業資本組建新的社區銀行。新組建股份制社區銀行容易明晰產權,其公司治理結構相對比較完善,市場定位目標也比較明確,在應對市場環境變化方面也會比較靈活。要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組建社區銀行,同時也要十分關注退出機制的建設,真正實現“產權清晰、政企分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但是,民營銀行資本由于強烈趨利動機可能導致過度擴張,加大金融風險;股東控制社區銀行容易發生獲取關聯企業貸款等問題,應進一步完善相關法規以降低風險出現的可能性和危害性。與此同時,由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很不均衡,尤其是區域內的中小企業發展水平不盡相同,這就形成不同的發展社區銀行的條件,必須區別對待以提高效率,一般來講,應該先進行試點,然后再全面鋪開。例如可以考慮將浙江省的溫州、寧波、臺州和福建省的泉州等民營經濟發達的地區作為試點,然后擇機推廣。一般情況下,允許達到法規規定的各項條件(如資本金額、股東人數、產權制度與治理結構、高管人員任職資格、合規的章程等)的自然人或企業法人組建社區銀行(應宜遜,2005),考慮到《巴塞爾協議》的要求,資本金應在1000~5000萬元為宜。

2、將現有小型金融機構改造為社區銀行。以城市信用社為例,城市信用社在長期與中小企業接觸的過程中掌握了充分的客戶信息和決策經驗,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貸款風險,更好地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我們可以根據有關規定對其實施規范改造,鼓勵優秀民資入股,優化股權結構,改造成以所在社區的中小企業和居民為服務對象、按股份制原則進行經營管理的社區銀行。另外,農村信用社由于市場變化正亟需要轉型,可以通過適當的資本結構優化和機構整合,促進農信社重組,逐步改造為產權明晰、按市場化運作的社區銀行(翟建宏、高明華,2005)。關鍵在于經營機制的轉變、機構布局的調整和規模效益的實現。另外,由于各個信用社的發展情況不盡相同,應該區別對待,最好是先進行改造試點,不斷探索,總結經驗教訓,逐步推行改革,促進社區銀行的健康發展。浙江省在這方面有所探索,2005年1月,經寧波銀監局批準,浙江省第一家完成增資擴股、改制成為有限責任公司的城市信用社——象山縣綠葉城市信用社正式掛牌運營。綠葉信用社改造后的資本金從過去的526.9萬元增長到1.39億元,資本充足率遠遠超過法定標準;在新的股權結構中,法人單位17家,均為民營企業,自然人32個,過去參與投資的行政事業單位全部退出,單體投資者最高占有股權比例為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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