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1-31 15:44:47
開篇：寫作不僅是一種記錄，更是一種創造，它讓我們能夠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將它們永久地定格在紙上。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12篇大學生職業選擇論文，希望這些內容能成為您創作過程中的良師益友，陪伴您不斷探索和進步。
論文摘要：采用測量法對373名大學生的合作競爭傾向與社會適應、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表明：（1）除了職業選擇適應性和生活自理適應性之外，高競爭者在其他維度上的得分都顯著低于高合作者，而高合作者在學學習適應性和環境總體認同上的得分顯著高于高合爭者。（2）高合爭者在自我評價、職業信息、問題解決及總分上的得分都顯著的高于高競爭者和低合爭者，而在目標選定維度上的得分顯著高于低合爭者。
1問題提出
當今的社會要求個體既要有積極的競爭精神，又要有良好的合作態度。作為個體差異的合作與競爭素質對于青少年的成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自從新精神分析學家霍妮對過度性競爭進行研究以來，合作與競爭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得到了較為充分的研究。Kelley和Stahelski(1970)認為合作與競爭是同一維度中的兩極，它們是相互對立的。現實中存在著合作者和競爭者兩種穩定的個體差異，他們具有不一樣的世界觀，而且對于別人的合作競爭傾向也有不同的態度。后來有研究者對此進行了擴展，認為個體存在從利他主義到競爭取向的動機連續體，由此區分出四種類型的個體:競爭、個人主義、合作、利他主義。以往的研究表明，合作與競爭可以看作是個體穩定的人格傾向。受經濟學領域關于合作與競爭可以并存而且能夠實現雙贏的啟發，謝曉非等從人格的研究角度出發，認為合作與競爭是獨立的二維結構，它們相互交叉之后可以區分出四種不同的人格傾向，即高合爭者、高合作者、高競爭者、低合爭者。他們編制量表進行測量并驗證了理論假設，對四種類型的行為特征進行了分析。
合作競爭傾向與其它心理特征的相關關系是研究的另一個重點。在理論上，合作與競爭傾向和個體的社會適應及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存在著緊密的聯系。長期以來，心理學家從不同的角度對社會適應的概念、結構、形成機制、影響因素及評價工具等方面都進行了深人的研究。在影響青少年社會適應因素方面，大致可以分為外在的環境因素和內在的個體因素。其中的個體因素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智力因素;二是人格因素;三是前兩者整合起來的自我應對策略。皮亞杰的認知論認為，個體的適應過程是同化與順應的動態平衡過程，兩者的相互配合就形成個體對環境的適應。當今社會上的各個領域都存在著激烈的競爭，同時，要完成復雜的任務，僅僅依靠個人的努力是無法實現的，需要有良好的合作團隊。為了達到與環境的同化與順應，個體需要具有既合作又競爭的特質傾向。至于這些特質傾向與社會適應的各維度具有怎樣的關系，正是本研究的目的之一。
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對大學生的職業決策具有重要的影響。有助于理解和解釋學生的職業選擇等職業行為問題，有利于提高學生職業行為的有效性。Taylor和Betz把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定義為個體對自己能夠完成與職業決策相關任務所需能力的信心程度。認為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包括五個方面:自我評價能力、獲得職業信息能力、目標篩選能力、職業規劃能力以及職業決策中的問題解決能力。有研究發現，具有合作與競爭傾向雙重品質的員工中，管理者比一般員工多，私營企業比國有企業多。雖然個體差異對自我效能的影響已有大量的研究，但關于合作與競爭差異對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的相關研究還沒有發現。鑒于以往的研究大多把合作與競爭分開進行各自的相關分析，割裂了它們之間的關系。本研究使用謝曉非等人編制的量表，對合作與競爭傾向的四種人格特征在社會適應和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方面表現出的不同特點進行探討。
2研究方法
2.1被試
采用方便取樣的方法，在廣東省選取三所大學共400名本科大學生作為被試，得到有效問卷373份，各年級學生數相當，其中女生237人，男生136人。
2.2研究工具
2.2.1合作與競爭人格傾向量表
采用謝曉非、余媛媛等編制的《個體合作與競爭人格傾向量表》。該量表包括合作、競爭2個分量表，其中合作分量表共有13個項目，包括包容性、互惠性、合群意愿三個維度;競爭分量表共有10個項目，包括過度競爭、自我成長、超越他人三個維度。該量表共有23個項目，均按照從“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采用5點評分。該量表把合作與競爭看成是兩個垂直的維度，這兩個維度相交分出四個象限，代表四種不同的合作競爭類型。以被試得分的上下27%為界限，將高低27%合作傾向與競爭傾向的被試分為高合爭者(高度合作傾向且高度競爭傾向)、高合作者、高競爭者與低合爭者(低合作傾向與低競爭傾向)這四類人群。合作與競爭分量表信度分別為0.85,0.71，同時該量表通過驗證性因素分析表明具有良好的構想效度。
2.2.2社會適應性量表
采用盧謝峰等編訂的“社會適應性量表”閻，量表的分半信度系數值為0.88;內部一致性良好，均在0.58-0.78之間，而量表的a系數為0.89;分量表與總量表同質性較好，量表的預測效度值為0.74。總量表由學習適應性、人際適應性、角色適應性、職業選擇適應性、生活自理適應性、環境總體認同和身心癥狀表現七個維度組成。量表除了七個維度60個題目外，還加有6個社會期望性題目。
2.2.3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量表
本量表由趙馮香對Betz和Taylor編制的“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量表一簡式”(CDMSE-SF}進行修訂而成，將量表命名為“職業決策量表”，包括五個維度:自我評價、職業信息、目標選擇、未來規劃和問題解決。正式量表有25個項目，每個維度5小題。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940。
3結果分析
3.1合作競爭傾向與社會適應之間的關系
3.1.1合作競爭傾向與社會適應之間的相關分析
對合作競爭傾向各維度與社會適應各維度的皮爾遜相關表明，過度競爭維度與社會適應的各維度都存在著非常顯著的負相關，超越他人與生活自理適應性和身心癥狀表現也存在顯著的負相關。同時，包容性和自我成長與社會適應的各維度存在極其顯著的正相關，而互惠性只與人際適應性存在顯著相關。
3.1.2不同合作與競爭傾向類型的大學生社會適應的比較
以社會適應的總分及其七個維度為因變量，以不同的合作競爭類型為自變量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發現，除了職業選擇適應性之外，其它的維度及總分上不同合作競爭類型的差異都達到了顯著性水平。經過事后多重比較(Scheffe)發現，除了職業選擇適應性和生活自理適應性之外，高競爭者在其它維度上的得分都顯著低于高合作者，而高合作者在學習適應性和環境總體認同上的得分顯著高于高合爭者，其它維度并不存在顯著差異。
3.2合作競爭傾向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之間的關系
3.2.1合作競爭傾向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之間的相關分析
對合作競爭傾向各維度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各維度的皮爾遜相關分析表明，包容性、合作意愿和自我成長維度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各維度之間都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互惠性只與自我評價維度存在顯著的正相關，而過度競爭與自我評價、目標選定及問題解決存在顯著的負相關。
3.2.2不同合作與競爭傾向類型的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比較
以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總分及其五個維度為因變量，以四種不同的合作競爭類型為自變量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發現，不同合作競爭類型在職業決策效能各維度及總分上的主效應都達到了顯著性水平。各維度經過事后多重比較(Scheffe)發現，高合爭者在自我評價、職業信息、問題解決及總分上的得分都顯著地高于高競爭者和低合爭者，而在目標選定維度上的得分顯著高于低合爭者，其它類型上的事后分析沒有發現顯著性差異。
4討論
4.1關于合作競爭傾向與個體社會適應的關系
一般認為，良好的社會適應是指個體不斷地學習或修正各種社會行為和生活方式，掌握社會生活的技能，遵守社會規范，能與社會環境保持一種平衡的和諧關系。它是通過個體與社會環境相互作用的行為活動而實現的。本研究的數據分析表明，包容性和自我成長這兩個因素與社會適應的各個維度都存在極顯著的相關。包容性是指個體在與他人的共同活動中，能夠考慮到他人的想法和意見，顧及到他人的利益和需要。而競爭中的自我成長主要指個體重在發揮自己的潛力，提高自身的能力水平，努力讓自己做到最好。現實社會正是需要這種具有包容心又希望通過自身努力取得成功的人。特質心理學強調個體的基本特質對社會適應的作用，當個體的某些特質與現實社會的期待和要求相一致時，這種平衡狀態就會促進個體的社會適應。相應地，本研究中競爭維度中的過度競爭與社會適應各維度存在著極顯著的負相關也說明這個問題。新精神分析學家霍妮就認為社會適應中的過度性競爭是一種病態人格—神經癥。過度的競爭或病態的競爭是指個體為了提升自我價值而不擇手段和代價去爭取勝利，這種人具有控制、攻擊、冒險和貶損他人的傾向，同時取得勝利已經成為這種人無可選擇的需要。過度的競爭心理與正常的競爭具有三個方面的不同:過度的競爭者不斷將他自己與他人進行對比和衡量，即使是在無須如此的情況下也是這樣。二是過度競爭者需要的不只是要取得比別人更大的成就，或者比他人更大的成功，而是要獨領或者鶴立雞群。三是過度競爭者對其他人有一種強烈的敵視態度，因為一個竟爭者的勝利就是另一個競爭者的失敗日。顯然，過度的競爭者是我們不提倡的，這種不擇手段和代價去爭取勝利可能在短期內會達到他想得到的目的，但在長期的社會適應中對自己和社會都不會帶來好處。
社會不僅需要積極的競爭者，同時也需要良好的合作者，競爭與合作是人類存在和發展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質。從本研究的結果看，高合作者在社會適應的總分及各個維度上的平均得分都是最高的。除了職業選擇適應性和生活自理適應性之外，高合作者在其它維度上的得分都顯著高于高競爭者，同時高合作者在學習適應性和環境總體認同上的得分也顯著高于高合爭者。無論是學習適應、人際適應，還是角色適應及環境認同，我們的社會還是比較認同善于合作的人的。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大學生的生活和學習環境畢竟與更廣泛的現實社會有所差別。他人所參與的競爭活動沒有社會上的激烈和殘酷，相反，他們面對更多的是如何與同學和老師相處、如何適應大學生的一些角色轉換，如何安排學習之外的時間等。具有高合作傾向的學生在這樣的環境中應該具有更好的適應性。
4.2關于合作競爭傾向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關系
本研究表明，合作傾向中的包容性和合作意愿及競爭傾向中的自我成長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各維度都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我們知道，自我效能并不是指一個人的真實能力，而是對自己行為能力的自我評價或信心。它主要受到自我成敗經驗、他人替代性經驗、社會勸導、情緒狀態等方面的影響。合作意愿是指在與他人合作過程中，個體能夠享受共同活動所帶來的愉悅感。當個體意識到別人的付出是成功的必要條件時，他會為了達成目標而與他人共同努力。無論是互惠性、合作意愿還是自我成長，這些特性都會得到社會的認可，促進個體與環境的和諧，也會增強對未來職業的信心。Ryckman等人經過研究認為個體的競爭性存在兩個相互獨立的維度，即過度性競爭和個人發展性竟爭。具有個人發展性竟爭這種良好競爭傾向的個體在完成目標任務時，并不過分夫汪結果的輸贏，!角是更關注任務本身的樂趣。他們更關注的是自我發現、自我提高以及任務本身的完成而不是與別人進行比較，他們向往的是個體成長而不是通過貶損別人來提升自己:對于這樣的個體，其他人并不成為他們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相反的是能夠給自己提供學習和友現自我的機會。雖然個人發展性競爭的個體也渴望成功和勝利，但他們并不以犧牲他人為代價;顯而易見，個人發展性競爭正是本研究所認為的白我成長兌爭維度它是我們社會所提倡的，一個人不但要敢干競爭，還要善于競爭。這樣的人格傾向就會提升其自我效能感。與此相對應的是過度競爭，它與自我評價、目標設定和問題解決存在顯著的負相關前面已經論述，過度競爭是我們社會所不提倡的，它會降低個體的自我評價，給個體帶來更大的壓力。
從合作競爭傾向的類型上看，除了未來規劃維度之外，高合爭者在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總分及其它維度上的得分顯著高一于低合爭者。從現實需要出發，具有合作與競爭傾向雙重特質的個體應該是社會所期望的。這樣的人既能顧及他少、與團體的利益，并從中體驗到合作而帶來的愉悅感，又能發揮自身的潛力，力圖超越他人而表現得更加優秀。同時我們也發現，高合爭者在自我評價、職業信息、問題解決及總體上的得分也顯著高于高競爭者，而且高合作者在總分上也顯著高于低合爭者、由此是否說明在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關系上，合作因索比競爭因素具有更大的相關性呢。這有待于今后的進一步研究。實際上，與職業決策效能相關的因素是非常多的，主要包括個體因素、家庭因素和學校因素。其中個體因素中已進行研究的因素有情緒特征、一般能力、社會地位、種族認同以及相關的人口學變量。人格特征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關系中，本研究只從合作與競爭的維度進行探討，期待更多的研究者對這方面的關系進行更深人的探討。
5結論
(l)過度競爭與社會適應的各維度都存在著非常顯著的負相關，超越他人與生活自理適應性和身心癥狀表現也存在顯著的負相關。而包容性和自我成長與社會適應的各維度存在極其顯著的正相關，互惠性只與人際適應性存在顯著相關。
(2)除了職業選擇適應性和生活自理適應性之外，高競爭者在其它維度上的得分都顯著低于高合作者，而高合作者在學習適應性和環境總體認同上的得分顯著高于高合爭者。
論文摘要:自我效能是指人們對自己實現特定領域行為目標所需能力的信心或信念，不同領域的自我效能是不同的。在求職過程中，職業決策是一個關鍵的環節，而對職業決策起決定作用的是個體的自我效能。本文將對國內有關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研究進行簡要介紹。
職業決策自我效能(careerdecision-makingself一efficacy)的研究大致從20世紀80年代在美國興起，2000年以后開始進人我國研究者的視野。已有的研究表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理論有很強的科學性、可操作性和應用前景，可以依據它來理解和解釋學生的職業選擇等職業行為問題，可以把它作為職業咨詢的工具，可以用來了解學生的職業自信心狀況，可以作為職前培訓和學生職業行為問題的有效干預手段，從而提高學生職業行為的有效性。因此，應喚起高校職業指導者及其他有關人士的關注。本文將對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研究的起源及國內研究進展加以回顧，展望其發展趨勢，以期對國內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研究提供有益啟示。
一、概念界定
自我效能(Perceivedself一efficacyorsenseofself一efficacy)是社會認知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它最先由Bandura,A.于1977年提出，是指人們對自己實現特定領域行為目標所需能力的信心或信念。自我效能總是和特定的領域相聯系，職業自我效能便是自我效能在職業領域的具體體現，即個體對自己能否勝任和職業有關的任務或活動所具有的信念。職業自我效能是一個總稱概念，具體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與職業內容有關的自我效能，即個體對自身完成某一職業所規定的有關內容(如該職業所需教育，某種具體職業任務等)能力的信念;另一方面是有關職業行為過程的自我效能，即個體對自身完成有關職業行為過程(如職業決策、職業找尋等)，實現行為目標能力的信念氣職業決策自我效能(careerdecision-mak-ingself-efficacy)就屬于后者，它是指決策者在進行職業決策過程中對自己完成各項任務所必需的能力的自我評估或信心。而職業決策(careerdecision一mak-ing)，一種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來自喬普森(Jepson,D.)，他認為職業決策是一個復雜的認知過程，通過此過程，決策者組織有關自我和職業環境的信息，仔細考慮各種可供選擇職業的前景，做出職業行為的公開承諾(publiccommitment)。
二、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研究的起源
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研究起源于職業決策理論。決策理論最初起源于經濟學領域，后應用于職業心理學領域，繼而發展出了現在的職業決策理論。該理論的研究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內容:決策過程的研究、決策模式的研究以及影響決策因素的研究。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即屬于影響因素研究中的一個核心領域。有關影響因素的研究，Yun一ChengWei和O’Neil曾提出:職業決策過程受五大因素影響，分別是家庭因素，包括早期童年經歷、父母親的角色模型;社會因素，包括受教育的經歷、同輩人的影響、大眾媒體;社會經濟因素，包括害怕失敗、缺乏自信、缺乏決斷能力、角色沖突;個人因素，包括自我期待、能力、興趣、態度、成就動機;環境因素，包括機會、最小阻力的選擇、地理位置、科技的變化等。經過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在眾多影響因素中，個體的自我效能感對最終做出成功的職業決策期重要作用。
從20世紀80年代起，Hackett和Betz開始運用Bandura的自我效能理論來研究職業領域中的問題。1983年，Taylo:和Betz正式提出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概念，并指出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包括五個部分:了解自己的能力、職業興趣、與職業有關的需要和價值以及自我概念等的自我評價能力;獲得職業信息的能力;將個人的屬性與工作特點進行匹配的目標篩選能力;做出職業決策后，對決策實施的職業規劃能力;解決或應付在職業決策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或障礙的能力等。隨后，他們編制了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量表(careerdeci-sion一makingself一efficacyscale，簡稱CDMSE)，主要用于測量個人需要成功作出職業決策時的信念程度。指導他們研究的一個重要假設就是，影響職業決策的因素不僅包括職業決策技能的發展，而且還包括對具體的職業決策能力的信心，后者更為重要。他們的研究證實了理論假設，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阻礙了個體職業探索行為和職業決策技能的發展，使得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者無法做出有效的職業決策。1994年，他們對量表進行了修訂。1996年，他們又編訂了“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量表—簡式”(CDMSE-SF)。目前該量表已成為我國研究職業決策自我效能使用最為廣泛的測量工具之一。
三、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研究進展
目前國內關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方面的介紹性研究和應用性研究還很鮮見。筆者以“職業自我效能”為關鍵詞在“中國期刊網”、“中國碩博士學位”進行搜索，并對搜索到的文章進行整理分析，得到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主題緊密相關的論文共有十篇，現簡要介紹如下:
2001年，廈門大學的彭永新和華中師大的龍立榮參照Betz和Taylor“職業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依據對學生進行的訪談資料和學生開放式問卷調查結果，編制出“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量表”。該研究是抽取武漢地區14所大學30個專業1000名畢業年級的大學生作為研究樣本，進行正式施測。統計分析結果表明:該量表的項目特別良好;具有較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均具有較強的辨別效度;作為整體判斷使用較好。但是由于該測驗的修訂范圍還不夠大，還需要再擴大樣本，以獲得常模數據，這是今后尚需解決的問題。
在此基礎上，彭永新和龍立榮又進行了高中生專業決策自我效能量表的初步編制。方法仍然是參照CDMSE量表，依據對高中生的訪談資料和開放式問卷調查結果，抽取湖北省8所中學高三年級的750名同學作為研究樣本，進行正式施測。研究結論證實，該量表可以作為高中生選定大學專業出現困難時的診斷工具試用。但該測驗編制仍存在相同的問題，即修訂范圍不夠大，需要擴大樣本。
2003年，浙江大學的李莉、馬劍虹。進行了畢業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及其歸因研究。該研究采用彭永新、龍立榮修訂的CDMSE量表，考察了當前畢業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性別和學歷差異，并進一步探討了職業決策自我效能與畢業生自我評估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整體上看畢業生職業決策中問題解決部分的自我效能比較低。但是，文章并沒有運用歸因理論深人探討畢業生的職業決策自我效能。
2006年，華東師范大學的徐愛華。對職業決策自我效能與大學生職業選擇行為的關系展開研究。該研究從成就動機的角度，考察了大學生目標定向、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對其職業選擇行為的影響。論文探討了大學生群體中目標定向以及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表現特點，目標定向、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和職業選擇范圍的關系。該研究的結果提醒我們，高校職業指導應喚起對目標定向和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理論的關注。
2007年，吉林大學的吳韜。進行了高校臨近畢業學生擇業焦慮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關系研究。該研究通過對高校臨近畢業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對高校臨近畢業學生的人口統計學變量、擇業焦慮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關系進行研究，并進一步考察了人口學變量和擇業焦慮各維度對高校臨近畢業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預測作用。但該研究只從擇業焦慮及人口統計學變量方面探討了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影響因素，所以整體預測能力不強，而且只得出了擇業焦慮和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負相關關系，討論不夠深人，缺乏因果關系模型的支持。
此外，華中師范大學的郭敏。也進行了女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社會支持及其相關研究。該研究擬從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這一視角探討女大學生擇業問題，把社會支持作為一種外部影響因素來分析其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關系。她借鑒以往國內外相關研究，編制了《大學生社會支持問卷》，對女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社會支持及其相關進行了實證研究。
除此以外，團體輔導、團體訓練、團體咨詢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關系研究也初露鋒芒。河北師范大學的李斌。在他的碩士論文中研究了職業生涯團體心理輔導對女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影響。該論文在需求評估的基礎上進行實驗研究，目的在于探索提高女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途徑，協助女大學生克服職業發展上的心理障礙，為大學生的職業指導提供一套可行的實施方案。隨后，王金良。在其論文中探討了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團體訓練對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影響。他采用文獻分析等研究方法，從分析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較低的現狀出發，從實證的角度系統探討了團體訓練對于提高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可行性與有效性，為我國高校就業指導提供理論和實踐上的依據。此外，上海師大的曹麗麗進行了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團體咨詢研究。該文也以提高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為目的設計了一套團體咨詢干預方案。結果表明，該方案具有良好效果。
四、研究趨勢
從國內關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研究進展來看，現在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關注該領域。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問卷調查法和文獻梳理法，研究對象主要是大學生群體。由于經驗的缺乏和研究手段的局限，上述的諸種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盡管如此，雙業決策自我效能的研究價值卻是毋庸置疑的。如何在國外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國情，更好地開展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研究，將是我們面臨重要課題。
在今后的研究中，要積極關注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群體如女生、人文學科學生、農村生源學生和缺乏實踐經驗學生的職業輔導。抽樣涉及面也可以更廣些，研究對·象不一定只局限于學生群體，可以擴展到其他人群。比如，下崗再就業的工人等。這樣，不同群體之間可以進行比較，更能說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影響作用。另外，以CDMSE為依據，可以編制更多符合我們需要的相關量表，并建立全國常模和地區常模。
論文摘要：目的：對Gati Krausz和Osipow編制的“職業決策困難問卷”項目與結構進行修改；方法：抽取武漢10所大學近10個專業的330名本科畢業生為研究樣本，進行正式施測；結果： = 1 \* GB3 ①問卷具有良好的項目特征； = 2 \* GB3 ②各分量表及總量表的α系數在0.68到0.84； = 3 \* GB3 ③對職業選擇有、無把握群體的測驗分數存在顯著差異。結論：該問卷的測量指標符合心理測量學要求，但是還需要結合我國的實際進行修訂。
職業決策困難(career decision making difficulty)是職業心理學和職業輔導領域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它是指個人在職業選擇(進人階段或職業改變)過程中，面臨最后決策時，不知道要從事什么職業或從幾個職業中挑選一個時發生的困難。
標準化決策理論(normative decision making)認為，決策者能夠加工所有相關信息，并能夠做出完全理性的選擇。Gati，Krausz和Osipow依據該理論，發展出一個理想的職業決策者模型，即最好的決策就是最有助個人目標實現的那個決策:一個理想的職業決策者能夠意識到做決策的需要，并且有愿意，同時還具備做出正確決策的能力:任何阻礙理想決策狀態達到的因素，都被當作是有決策困難:困難以兩種可能的方式影響個體的決策:一是阻礙個體作決策;二是使個體更少的做出理想的決策。
Gati等認為職業決策困難貫穿于個體在做職業選擇的整個過程中，并依據導致困難的原因對職業決策困難分類:缺乏準備，缺乏信息和不一致的信息。Gati等還結合對大量的職業輔導工作者與來訪者的訪談和調查，編制出職業決策困難問卷(career decision making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CDDQ)。本研究試圖修改CDDQ，檢驗其在中國文化背景下的適用性。
1方法和程序
1.1確定預測問卷
CDDQ原采用9點記分，根據心理測量理論和研究結果，量表的測量信度隨點數增加而提高，辨別力也隨之加強，但點數超過5點，反而無助于量表信效度的提高。因此修改問卷采用5點記分(從1表示“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
CDDQ原有3個維度:①缺乏準備;②缺乏信息;③不一致的信息。“缺乏準備”又可分為:缺乏動機;猶豫不決;不合理的信念;缺乏決策過程的知識。“缺乏信息”主要涉及:職業自我;職業信息;獲取信息的方式。“不一致的信息”包括:不可靠的信息;內部沖突;外部沖突。每一小類又包含2至8個不等的具體困難，構成44個項目。
1.2預測
選取武漢4所高校的275名學生進行預測。預測階段，詳細記錄學生對項目的反應。同時，還對大學生做深人訪談，為進一步修改項目提供依據。
1.3確定正式測試的問卷
1.3.1題總相關分析計算項目分數與分量表總分的相關系數，刪除項目分數與分量表總分的相關系數小于0.3的項目.共9個項目.其中包括“缺乏動機”和“不合理信念”兩個小類的項目。
1.3.2項目通俗性水平分析將被試在“非常不符合，比較不符合”兩個選項上反應的頻數相加作為低分組，“比較符合，非常符合”兩個選項上反應的頻數相加為高分組，以此作為通俗性水平分析的在指標，刪除低分組中低于10%，高分組中高于90%的項目，共4個項目，如:“不了解職業決策的步驟”。
1.3.3項目鑒別力分析將高分組減去低分組，以此作為鑒別力指數。刪除鑒別力指數小于0.2的項目，共4個，如:“不愿妥協，想堅持自己的決定”。
1.3.4訪談結果的分析依據訪談結果修改其中不適合我國大學生以及意義不明確的項目，將語義較接近的10個項目合并為5個，例如涉及到“培訓”，“職業”與“職業特征”的項目。
經過以上步驟，最終形成7類職業決策困難，22個項目的問卷。
1.4正式施測樣本
正式施測選取武漢地區4所高校330名大學畢業生作為研究樣本:總共發放330份問卷，收回302份，有效問卷272份。其中男生130人，占47.8%，女生142人，占51.6%;文科161人，占58.5%，理科111人，占40.4%;職業選擇完全沒有把握15人，占5.5%，有一點把握59人，占21.5%，有一些把握98人，占35.6%，比較有把握83人，占30.2%，完全有把握12人，占4.4%
2結果
2.1量表描述性統計及信度
CDDQ各分量表的描述統計及信度結果見表1。從數據分布來看，各分量表的均分適中，具有一定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2.2結構效度
本研究采用Sattath和Tversky于1977年提出的ADDTREE聚類方法對量表進行結構效度分析。Gati等在驗證職業決策困難的結構時，也是采用ADDTREE聚類方法二這種聚類的方法不同于SPSS，SAS等統計軟件提供的聚類分析需要確定使用的各種方法因此結果更為準確[t6’1圖1為量表聚類分析結果：
2.3辨別效度
本研究中要求被試對自己職業選擇把握的程度做一個評估，分為五個的等級(從1表示“完全沒有把握”至5表示“完全有把握”)。以平均分為標準將被試分為“有把握組”和“無把握組”，進行差異檢驗對職業選擇有把握和無把握的被試在“缺乏決策過程知識”、“職業自我”、“職業信息”、“內部沖突”的得分以及問卷的總分上，差異顯著。見表3
3討論
3.1問卷修改中職業決策困難類型的問題
經過預測后，最終問卷保留了7類職業決策困難，刪除的3類困難分別為“不合理的信念”、“缺乏動機”和“獲取信息方式”。
整體看來，在擇業中當前的大學生比以往大學生的觀念要務實，并沒有突出的不合理想法因此，原版的CDDQ中“不合理的信念”這一類的職業決策困難可以不包含進去。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問卷中的不合理信念未必就是我國大學生在擇業中真正的想法，比如:“只要有興趣，就一定能成功”，“工作一定要在大城市”而不合理的信念對職業決策過程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還需要進一步考察同樣也是由于就業壓力以及我國整個社會經濟環境，大學生畢業后普遍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即使部分畢業生選擇考研也是為了日后能找到更滿意的工作。因此，“缺乏動機”這類職業決策困難在我國大學生中并不突出“獲取信息方式”這一類的困難中的兩個項目在項目分析時都被刪除:這也許是我國大學生大多職業自我效能感較高，對于認識職業的方式也不重視所造成的。
這三類職業決策困難反映出中西方文化的差異，但它們對于職業決策影響都是舉足輕重，不容忽視的。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突出這方面的中國特色，真正反映我國當前大學生的職業決策困難。
3.2結構效度問題
作者簡介：李 軍（1982-），男，四川廣元人，碩士，重慶郵電大學學生就業指導服務中心副主任，主要從事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大學生就業指導和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摘 要：近年來，我國已有學者逐漸開始關注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為了讓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對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進展有一個全面了解，文章采用內容分析法，依據研究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教育與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與實踐的成果，特別是綜合分析了2001年至2010年發表的有關該論題的相關文獻，在此基礎上提出我國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思想政治教育的走勢和趨向。研究分析表明：該命題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理論基礎與理論體系研究尚需深入，研究的領域還需要進一步拓展。
關鍵詞：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思想政治教育；文獻綜述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268（2012）05-0068-05
當前，高校已日益重視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教育。職業生涯規劃不僅可以幫助大學生突破障礙，開發潛能，自我實現，更是大學生將個人發展同為國家和人民建功立業結合起來的重要紐帶。然而現實生活中，一些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意識單薄，目標模糊，職業準備不夠，職業規劃能力差，職業價值取向存在偏差；同時，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也還存在不少薄弱環節。本文擬在國內高等教育理論界已有研究成果基礎之上，綜合分析我國現階段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與實踐研究情況，并提出這一研究的走勢和趨向。
一、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現狀
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從事學生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及理論工作者們一直重視對這一問題的研究。
（一）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理論成果簡介
目前專門研究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專著尚屬空白。不少學者對這一課題作過零星的探索，如學校部等編著的《大學生職業生涯設計》中涉及到就業與職業理想等[1]；曲振國等編著的《大學生就業指導與職業生涯規劃》中談到大學生與社會適應等問題，對職業觀念、現代職業精神進行了專章論述[2]；劉建新、費毓芳主編的《大學生生涯輔導》中也提道：“高校就業指導要與思想教育相結合，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職業觀、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形成良好的職業道德；要培養學生創業和敬業精神，引導學生自覺把個人職業生涯規劃同國家社會的需求結合起來。”[3]這些論述對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具有重要的啟示與指導意義。
從已公開的學位論文來看，相關碩士學位論文目前只有3篇，分別是：北京交通大學楊德才副教授指導的趙敏的碩士學位論文《論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2007），武漢科技大學張繼才教授指導的萬杭的碩士學位論文《論思想政治教育與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的有效結合》（2009），河南大學施昌海教授指導的李士營的碩士論文《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體系建設研究》（2009）。
期刊論文方面，筆者以“職業生涯規劃”與“思想政治教育”為關鍵詞，在CNKI上對2001年1月至2010年10月間全部文獻進行精確搜索，共得到相關文獻47篇。從時間上看，相關呈逐年上升趨勢：2003年之前，相關論文幾乎沒有，2003-2008年共有十余篇，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教育在此階段已逐漸得到重視，但職業生涯規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尚未引起教育界和學術界足夠關注；而在2009、2010年，相關文獻突增，超過之前期刊論文數量總和，由此可見，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重視并參與這個課題的研究。
（二）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與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關系的探討狀況
關于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與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兩者關系的探討是一大主題。綜合文獻來看，主要有兩類觀點。
1.兩者之間相互融合，存在內在契合之處
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有：李士營在碩士論文《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體系建設研究》中提出，職業生涯規劃與思想政治教育兩者之間，“育人目標同向、育人功效同效、育人內容同質”[4]13-14；任鳳彩在《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教育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結合的價值與實現》中提出，兩者之間的內在契合之處表現在“教育對象的針對性和教育內容的互通性”[5]。陳春一、高培軍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與職業生涯規劃的關聯性》中認為，兩者關聯性表現在“教育目標上的一致性、教育內容上的交錯性和教育作用上的互補性”[6]。屈善孝在《以職業生涯規劃為切入點深化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認為，兩者在“對象的一致性、過程的實踐性、內容的互通性和作用的互補性”四個方面具有契合點[7]。閆禮芝在《以職業生涯規劃為載體推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認為，兩者的關聯性表現在“教育目標的一致性、教育內容的一體化和教育導向的社會性”[8]。這些文獻實質上都論述了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與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結合的基礎。
還有學者論述到了兩者之間結合的必要性和意義。如萬杭碩士學位論文《論思想政治教育與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的有效結合》提到，兩者之間結合之所以必要，在于“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有助于更新思想政治教育觀念和方式；思想政治教育體系有助于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指導的有效實施”[9]8-9。關于兩者結合的意義，萬杭認為，“有助于大學生共性與個性的協調發展；有助于社會人才資源的合理配置”[9]11-12。任鳳彩認為，兩者結合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貫徹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的需要，是彰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時代性的需要，是實現大學生職業理想和促進大學生全面發展的需要”[5]。屈善孝認為，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機結合，“對深化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念、內容、目標、實效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7]。
關于兩者結合的原則，萬杭認為，要“遵循以人為本、以社會需求為導向，堅持教育的系統化和個性化三個原則”[9]19-20；關于兩者結合的對策或途徑，萬杭提出，要“更新教育主體觀念，調動教育客體積極性，更新教育介體，挖掘社會資源，擴展教育環體”[9]20-25。任鳳彩提出，“以職業生涯規劃教育為依托，發揮好理想、信念教育的統領作用，開展多種形式社會實踐活動，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師資隊伍建設”[5]。
2.兩者之間互為載體，相輔相成，互相促進
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萬杭《論思想政治教育與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的有效結合》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與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在內容上是相互交叉、相互滲透和相互補充的。兩者都是研究如何幫助大學生實現自身的全面發展和服務于社會的全面發展，因此在實踐中可以互為載體”[9]15。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對于職業生涯規劃有促進作用。如趙敏的碩士學位論文《論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認為，“思想政治教育對于改變大學生的就業觀念，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價值觀，增強大學生對社會的責任感、事業心和奉獻精神，提高學生綜合素質具有重要作用”[10]13。陳春一、高培軍認為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可以“使得學生較好認識自我、較好導向正確的目標、較好開發潛力、較好改善師生關系”[6]。閆禮芝在《以職業生涯規劃為載體推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提到，在對學生進行職業發展教育的同時，開展思想教育、誠信教育、行為規范教育等相關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使思想教育的導向作用、協調作用、激勵作用得到更加充分的發揮”[8]。另一方面，職業生涯規劃對于思想政治教育有促進作用。黃炳輝在《學生職業生涯設計與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在關系》中認為，“職業生涯設計使高校思想教育的目標明晰化，要求高校思想教育的內容具體化，需要高校思想教育的方法多元化”[11]。無獨有偶，張志萍等在《職業生涯規劃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創新》一文中也主要“從教育目標、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改進方式等方面闡述職業生涯規劃，創新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12]。
綜上所述，通過對兩者關系的研究，當前學術界已經把職業生涯規劃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視野，凸顯了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這已經超越了過去單純把職業生涯規劃作為技術性的工具范疇；同時，也進一步豐富了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載體、途徑和手段，使得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更富有實效，更具有時代性，更能被廣大青年學生接受。
（三）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思想政治教育現狀的探討狀況
從既有的文獻中看，不少學者也對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現狀有所研究和論述。如趙敏在《論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提道：“大學生自身在選擇職業、規劃人生的過程中，存在價值取向偏頗、自我認識不清、生涯目標模糊、職業素質欠佳的問題”[10]13。李士營在《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體系建設研究》中提到，大學生自身在選擇職業、規劃人生的過程中存在問題主要有：職業生涯規劃理念淡薄、目標模糊；職業準備不充分，實踐能力缺乏；高校缺乏完整的職業生涯輔導工作體系；缺乏專業和針對性的測評工具；缺乏專業化、職業化、長期穩定的工作隊伍[4]20-22。屈善孝在《以職業生涯規劃為切入點深化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提到，大學生主體意識增強，需求日趨多樣，價值觀念更加多樣化，更加關注自身的成長、成才和未來發展；同時，大學生也普遍存在職業生涯規劃意識不夠，職業能力不強，目標定位模糊等問題[7]。任鳳彩在《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教育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結合的價值與實現》中提到，大學生群體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團隊合作意識不強、艱苦奮斗意志淡薄、敬業奉獻精神缺乏、誠信缺乏以及社會責任感淡薄等不良現象，這種現象表明，目前我國部分大學生的職業能力與社會發展需求之間存在一定差距，職業精神、職業理念亟待完善和提高[5]。田必琴在《淺議職業生涯教育與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中提道：“我國傳統高等教育體系及其思想政治教育中缺乏職業生涯規劃和輔導的內容，思想政治教育長期在理想的云端漂浮，教育效果備受質疑。”[13]
對于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思想政治教育現狀的實證研究，主要文獻有三篇：閆禮芝在《高職院校學生職業生涯規劃與思想政治素養現狀調查與分析》和《生涯規劃與大學生理想信念教育現狀研究》中，通過實證調查、SPSS統計分析與研究，在一定范圍內，對部分學生自入校即開始實施生涯教育、生涯規劃制定、指導督促實施的過程進行跟蹤，并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以對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進行正確引導。吳惠、王雷華在《新社會階層思想行為影響大學生職業選擇的實證探析》中，也經過數據分析，論述了“新社會階層的思想行為影響大學生職業選擇的整體認識、職業規劃、職業選擇期望和職業選擇地域”[14]。
從上面論述所見，歷經十年萌芽和發展，現代意義上的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教育工作已經有一定進展，學者們對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教育現狀也進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當前針對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現實研究既缺乏專門論述，也缺乏個案研究，實證研究也較少；同時，因為研究者對于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以及大學生就業等情況不甚了解，對大學生的認識還不夠深刻，對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現狀的研究也需要進一步深入。
（四）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思想政治教育現狀的對策探討狀況
當前，理論界對于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思想政治教育現狀所提出的對策思考也有一些研究。較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趙敏學位論文《論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提到的系統對策主要包括：“一是認為應該將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從畢業階段前移，貫穿于整個大學階段，針對新生階段、專業學習階段和畢業階段的不同特點進行有針對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二是拓寬職業生涯規劃的工作體系，解決職業生涯規劃中的深度思想問題，努力構建新的更為科學、合理、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體系，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體系、教學體系和服務體系；三是系統整合，動員全校教職員工結合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參與到思想政治教育中來。”[10]iii寧曼榮在《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的思想政治功能及其運用初探》中認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積極發揮職業生涯規劃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加強職業生涯規劃教育工作，解決學生實際問題，促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不斷發展，一是認識層面上加大宣傳形成共識，二是制度層面上要建立有效的教育機制，三是方法層面要加強師生之間、家校之間的溝通與合作，四是實踐層面要參加有益的職業訓練。”[15]吳惠、王雷華認為，要正確引導新社會階層思想行為對大學生職業選擇的影響，要做到：“深化對新社會階層思想行為的認識；關注易受新社會階層思想行為影響的學生群體；重視媒體對新社會階層思想行為的宣傳作用；發揮新社會階層校友的示范作用。”[14]
也有學者從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的全程化、全員化角度提出加強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如李士營在《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體系建設研究》中對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教育總目標及實施方案進行了闡釋；將大學生四年劃分為新生階段、專業學習階段、畢業階段，詳細論述了每個階段職業生涯規劃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和實施方案。對于全員化研究，李士營提出：“要加強學校黨委、行政部門對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思想政治教育的領導；要建立新型的職業生涯服務機構；要充分挖掘專任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滲透作用；要強化輔導員在職業生涯規劃中的指導者和引路人作用。”[4]39-45
以上關于加強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思想政治教育對策的研究，不少學者都能各抒己見，既有宏觀上的總體研究，也有微觀視角的具體展開，較好地豐富了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論與實踐。但這些研究仍然不夠，在對策探討的創新及深入方面，勢頭不足，還不能適應當前大學生的多元需求；同時，不少學者提出的對策較為宏觀籠統，實際可操作的研究相對缺乏。
二、當前研究存在的不足
學術界針對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所展開的這些研究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的研究領域有了進一步拓展，也深化了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的理論研究及規律把握。但從總體上看，目前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仍然較為薄弱。
（一）基礎理論研究薄弱
目前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仍處于初期探索階段，所出理論成果參差不齊，有些基本問題還需進一步理清。對于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內涵和外延、實施主體、教育策略、教育環境、教育內容、教學手段以及教育效果等方面的研究還較為缺乏，不夠系統。如“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應有別于“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其獨立性，但其內涵和外延至今尚無明確界定，導致“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教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等概念的混用，對它們各自的特點、功能論述等也較為籠統。
（二）研究視野較為狹窄
當前，對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相關論述，主要是從教育學角度出發，圍繞教育要素而展開，存在視角單一、人云亦云等問題。實際上，對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還需要借鑒人才學、倫理學等學科理論來充實。比如，用人單位需要什么樣素質的大學畢業生，高校應該怎樣培養學生的職業道德等問題，有待進一步深入。
（三）研究方法比較單一
目前，研究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還是運用文獻分析法，更多地停留在一般的描述性、定性的分析研究，定量的實證研究較少。從檢索文獻來看，僅有閆禮芝的《高職院校學生職業生涯規劃與思想政治素養現狀調查與分析》、《生涯規劃與大學生理想信念教育現狀研究》以及吳惠、王雷華的《新社會階層思想行為影響大學生職業選擇的實證探析》等三篇期刊論文運用了問卷調查研究的方法。
三、研究展望
通過以上分析，關于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任重而道遠。
（一）理論基礎與理論體系研究尚需深入
關于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兩方面的研究成果，已較為豐富。但在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領域中，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還十分有限。我們應該把職業生涯規劃教育放在人才資源開發理論體系中去思考，開發個體潛能，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為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撐。基于對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思想政治教育理論基礎的系統研究，學術界應進一步加強在歷史考察、過程及規律探討、環境優化、隊伍建設等方面的研究。
（二）拓寬該論題的研究領域
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仍然存在大量未經觸及和深入的領域，有待進一步挖掘和探索。例如，可以針對不同學生群體（如醫學類、師范類、公安類）加強職業生涯規劃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也可以針對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載體等進行系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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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大學生的職業價值觀是影響大學生就業的一個重要因素，許多大學生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就是因為沒有樹立正確的職業價值觀。因此，有必要以關注大學生的職業價值觀為邏輯起點，以探尋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的影響因素為切入點，以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職業價值觀為手段，來分析解決大學生的就業問題。
隨著大學生就業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化和大學生就業市場競爭的日趨激烈，大學生就業難已經成為一個社會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導致大學生就業難的因素是多維度的，但我們不可否認，大學生的職業價值觀在其中起著十分微妙的作用，許多大學生就業難就是因為其職業價值觀出現了問題。因此，我們很有必要以關注大學生的職業價值觀為邏輯起點，以探尋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的影響因素為切入點，以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職業價值觀為手段，來幫助大學生解決就業問題。
一、樹立正確的職業價值觀是解決大學生就業悖論的邏輯起點
職業價值觀是人們依據自身和社會的需要對待職業、職業行為和工作結果的穩定而具有概括性和動力作用的一套信念系統，是和人們的個性心理傾向性、自身經驗、經歷、家庭背景、人們對職業的認知結構等都發生聯系的價值取向過程，是影響職業選擇的重要因素之一。它既表現在人們的擇業觀上，也表現在人們在具體工作中的工作態度上。國外職業價值觀研究始于20世紀20～30年代，而我國對職業價值觀的研究卻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在發達國家，青少年很早就接受了職業價值觀教育，從學生時代起，他們就開始有目的地規劃自己的未來生涯。而在我國，由于教育體制等多方面的原因，職業價值觀教育一直未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許多大學生在校時從未接受過職業價值觀教育，甚至也未作過個人的職業生涯規劃。自1999年以來，大學生就業形勢越來越嚴峻，2003年全國大學本科畢業生約52萬人待業；2004年約69萬人待業；2005年約79萬人待業；2006年約90萬人待業，大學生就業難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回避的社會問題。與此同時，有些職位、有些行業，甚至有些地區卻出現了招不到人才的現象，“就業難與招聘難”的矛盾日益凸現，已構成了大學生就業的兩難悖論。據調查，接近一半的大學生自我認識不清，不知道自己適合做什么，對自己的未來感到迷茫是造成這一現象的重要原因。因此，進行科學合理的職業價值觀教育，引導大學生樹立正確的職業價值觀，幫助大學生認清未來工作的發展方向便成為解決大學生就業難的邏輯性前提。
二、探尋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的影響因素，找準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的切入點
任何一個復雜的問題都是由一個甚至幾個關節點組成。能否找出關節點便成為解決這一復雜問題的關鍵。大學生就業問題也不例外。它是由主觀、客觀等一系列因素構成的復雜體系。透過各種紛繁復雜的因素我們不難發現，大學生職業價值觀已經成為大學生就業問題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職業價值觀是人在社會化過程中逐步形成的，是一個復雜的多維度的心理因素，是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就其外部因素而言，主要受家庭、學校、社會的影響；就其內部因素而言，主要受個人的需要、興趣、能力、愛好、性格、氣質的影響。
(一)潛移默化的家庭因素
大學生在接受大學教育或者說是社會化教育之前，首先要接受的就是家庭教育。這就使得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的形成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家庭因素的影響。父母作為孩子的第一任教師，其價值取向、教育方式和言談舉止都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孩子的價值取向，影響著他們對職業的評價和選擇。這突出地表現在來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學生對職業認知和擇業標準存在著顯著的差異，一般而言來自干部和工人家庭的大學生比來自農民家庭的大學生更重視經濟報酬、變動性、聲望、工作環境；來自農民家庭的大學生更注重利他主義、監督關系等。此外，中國自古就具有濃厚的家庭觀念。許多畢業生認為擇業應該尊重父母的意愿，以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所以，很多畢業生在擇業時包括地域的選擇、職業的類型很大程度上都取決于父母的態度。
(二)專業化的大學教育
專業化的大學教育是影響大學生職業價值觀形成的直接因素。與中學教育不同，大學教育不再是基礎性教育，而是為培養學生職業素養和職業能力的專業化教育。大學生在入學時就按專業門類由專職教師進行有計劃、有目的的專業性教育。如果說入學前大學生對所學專業的認識是朦朧的甚至是幼稚的，那么畢業時他們的認識是較為深入全面的。此時的大學生不僅掌握了基本的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而且能夠宏觀地把握所學專業的研究現狀和發展趨勢并在此基礎上展開職業設想、形成職業認知、進行職業選擇和職業評價。
(三)變遷的社會環境
社會環境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人類生產力的向前發展而不斷發展變化的。社會環境的變遷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引起了社會職業數量、結構、層次的變化，進而改變了人們舊有的職業價值觀念。大學生作為一個極其活躍而敏感的群體，其職業價值觀的形成更易受社會環境變遷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人們普遍地關注物質利益和自我價值的實現，這些觀念對在校大學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致使他們在職業選擇上更多地考慮經濟因素，考慮是否有利于個人的發展等等。
(四)獨具特色的個人因素
通過調查發現，一些大學生所在的家庭背景、所受的大學教育和所處的社會環境是相似的，但他們的職業價值觀卻不盡相同，這就是因為職業價值觀的形成除受上述因素影響外，還與人的個體因素有關，包括人的興趣、愛好、能力、性格、氣質等，其中興趣和愛好是大學生形成職業價值觀的前提性因素，大學生選擇什么專業，從事什么職業往往是從興趣、愛好出發的；能力是大學生形成職業價值觀的基本因素，任何一種職業都需要所從事的人員具備一定的能力，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的做好這項工作，并形成正確的職業認知和評價；氣質、性格是大學生形成職業價值觀的穩定劑，具有不同氣質、性格的人對不同職業有不同的適應性，同時不同職業對人的氣質、性格的要求也不同。而且人的氣質、性格是不易改變的，這就使得大學生對某種職業的看法、評價具有一定的穩定性。
三、引導大學生樹立正確的職業價值觀，幫助大學生解決就業問題
影響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的因素是多維度的，因而教育和引導是一項系統的工程，需要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整合教育環境，形成引導大學生樹立正確職業價值觀的合力，幫助大學生從思想和現實中解決就業問題。
(一)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引導大學生樹立正確的職業理想
職業理想是指大學生在一定的世界觀、人生觀的指導下，對自己將來選擇職業做出的想象和設計，是大學生面對紛繁復雜的社會職業而為自己設定的理想的奮斗目標。什么才是正確的職業理想呢?馬克思認為“我們在選擇職業時所應遵循的主要指針，是人類的幸福和我們自身的完善。不能認為這兩種利益會彼此敵對，互相斗爭，一方必須消滅另一方；人類的天性生成是這樣：人們只有為了同時代人的完善，為了他們的幸福而工作，他自己才能達到完善。”這就是說社會需要既為人們選擇職業提供了的動力和源泉，又為個人自我價值的實現提供了廣闊的社會舞臺。因此，大學生要強化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以社會需求作為職業選擇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把個人的自我價值和社會需求有機地統一起來，在為社會國家的工作中充分地實現自我價值。
(二)正確地評估自己，找準求職坐標
一個人無論從事什么工作都要親身去實踐。因此，正確的評估自己便成為職業選擇的重要前提。大學生在進行自我評價時往往會陷入兩個誤區，一個是好高騖遠，另一個則是妄自菲薄。好高騖遠是因為大學生一直被認為是時代的驕子，但隨著教育事業的迅速發展，我國大學教育已經由精英化發展到大眾化，大學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已經不再帶有天之驕子的光環，只是社會中的普通一員。妄自菲薄則是因為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社會競爭日益激烈，一些大學生在社會競爭中往往感覺不如人意，漸漸地產生了悲觀失落的情緒。這兩種錯誤的自我評價對大學生擇業都有著極大的消極影響。大學生在擇業前，應該綜合考慮自己的職業興趣、專業特長、實際能力、性格氣質特點、家庭情況等，做出正確的自我評價，為找到理想的工作標定準確的坐標。
(三)加強職業生涯規劃。提高大學生自身素質
職業生涯規劃，是指組織或者個人把個人發展與組織發展相結合，對決定個人職業生涯的個人因素、組織因素和社會因素等進行分析，制定有關個人一生中在事業發展上的戰略設想與計劃安排。幫助大學生進行職業生涯規劃是大學生擇業觀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它有助于大學生全面地了解將來所要從事的職業，增強職業針對性和目的性，在學習過程中有目的的構建與職業目標相一致的能力結構、知識結構和素質結構，全面提高自身素質，為將來早上工作崗位打下堅實的基礎。
一、大學生“先就業，后擇業”觀念產生的背景
1.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發生轉變。我國高等學校自擴招以來，每年大學生以20%以上速度增加，2006年應屆大學畢業生達413萬，比上年增加22%，2007年將達到495萬人，比2006年凈增82萬人，按平均就業率70%計算，將有148.5萬應屆大學生當期不能實現就業。據發改委資料顯示，2006年我國新增就業崗位1100萬個，而勞動力供給達到1400萬人，今后幾年內，中國城鎮每年需要就業的人口。都將超過2400萬人，而新增的就業崗位加上自然減員也只有1100萬個，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300萬個。從學歷層次上看，專科生就業難度更大，社會對學歷要求日趨提高，專業普通和低知名度大學的畢業生就業難度增大，用人需求越來越向重點大學、研究生集中，使人才消費水平增高，人才資源沒能得到有效配置。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已從供方市場轉向需方市場，大學畢業生已經不再是“皇帝的女兒不愁嫁”了。
2.大學畢業生就業制度發生轉變。隨著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到大眾化教育的轉變，大學生就業制度也實現了計劃分配到自主擇業的轉變，以市場為導向、政府調控、學校推薦、畢業生與用人單位雙向選擇的就業制度已經逐漸形成，人力資源的配置也由市場這支無形的手來發揮基礎配置作用。一方面為畢業生個人發展提供了自由寬松的外部環境，另一方面也對畢業生如何正確、有效、滿意地選擇職業提出了新的挑戰。
3.大學畢業生就業觀念發生轉變。在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知識經濟時代，社會分工和職業分化越來越細、越來越快，新的職業層出不窮，舊的職業不斷消失，職業流動性加快，加上剛畢業的大學生對社會、對職業缺乏深入的了解，大學畢業生在職業選擇中可變性更大了，在尋找職業錨的職業初期穩定性更差。每個大學畢業生很難在一個職業、一個崗位、一個地方堅守終生。因此大學畢業生不得不轉變就業觀念，改變過去那種從一而終的擇業觀念。
二、高校大學生對“先就業，后擇業”的誤讀及產生的后果
1.高校大學生對“先就業，后擇業”的認識誤區。高校一味強調“先就業，后擇業”，忽視對大學生進行職業生涯規劃教育。在此教育背景下，大學畢業生選擇職業時缺乏目的性，缺乏自我分析，缺乏對社會環境的分析，缺乏對職業及崗位的認識，忽視了對職業的適應問題。高校為了追求就業率，學生害怕不能就業，最后形成的是盲目的 “先就業，后擇業”，饑不擇食，隨意就業，造成大學生人才資源配置效率低下。
2.盲目的“先就業，后擇業”的后果。剛畢業的大學生的高流動率，讓用人單位感覺到招聘大學生是“為別人做嫁衣”，大學生與用人單位之間缺乏長期、有效的溝通，缺乏相互信任。大學生高流動率使大學生與用人單位都采取短期行為，學生不愿意做出長期努力，只把初次就業當成跳板；用人單位不愿意對新來的大學生進行有效的培養，也不放手讓新來的大學生工作，一心想招聘有工作經驗的大學生，這樣就進入了一個惡性循環，一方面大學生的初次就業難度更大，另一方面大學生的跳槽率更高。
三、基于職業生涯規劃下的“先就業，后擇業”
1.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對“先就業，后擇業”的意義
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是指進入大學校門的大學生通過了解、分析自我，即自己的個性傾向（興趣、愛好、動機、理想、世界觀等）、個性心理特征（氣質、性格、能力和專業素養等），對自己過去、現在、未來和社會環境、職業環境做一次認真、客觀地分析評估，為自己描述一個科學合理的職業藍圖，并為此制定一個切實可行的行動計劃，為實現自己的職業理想而充實知識、訓練技能、磨練自己的意志的過程。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對大學生就業、擇業以及以后的職業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一、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可以減少擇業的盲目性。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能及早地幫助大學生樹立職業奮斗目標，在選擇職業時目的性強，避免到處投放簡歷、“病急亂投醫”、盲目地撞“運氣”、走彎路，從而做到“直奔主題”。
第二、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有利于了解自我，準確定位。大學生在做職業規劃時必須深入地了解自己的興趣、氣質特征、職業價值觀、能力、優勢、劣勢等等，從而有利于發現和挖掘自己的潛能，在職業中準確定位，避免在職業選擇時出現高不成低不就、眼高手低、自滿、自卑以致長時間不能找到合適的職業。
第三、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有利于就業初期的職業適應與穩定，有利于職業發展。通過職業生涯規劃，大學生完成了自我分析、環境分析和正確選擇，在就業后對組織、職業的認可度較高，能較強地適應所選擇的職業環境，這必將使大學生在較長時間內有穩定的職業，組織也愿意培養大學畢業生，這樣使大學生與組織之間建立相對長期合作的關系，互為依存，從而有利于大學生的職業發展，避免因職業流動太快，錯過發展機會，浪費人生寶貴的時間和精力。
第四、職業生涯規劃有利于提高大學生職業選擇時的競爭能力。由于大學生在進行職業生涯規劃時，對所選職業應該具備的知識、能力，包括對目標組織、職業環境的了解，并進行了充分的準備，有針對性地學習和培訓，參加各種相關的社會實踐，充分發揮自己的長處，努力克服自己的弱點，這樣就會使大學生在應聘時備受招聘單位的親睞，在職業選擇時增強了競爭力。
2.大學生如何做好職業生涯規劃，實現“先就業，后擇業”
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是一個連續的、動態的過程，它貫穿于整個大學生活，并且不同階段都有它的特點和具體的內容。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在一年級進行。首先是幫助大學生樹立職業生涯規劃的意識，參加職業生涯規劃的教育及活動，充分地了解自我、認識自我；其次是讓大學生了解學校、了解專業、適應大學生的學習和生活環境；再次是初步確立職業目標并制定相應的實施措施。具體地說就是，參加學校的社團組織，融入大學生生活，鍛煉自己與人溝通的能力，培養良好的學習生活習慣，利用業余時間開展大量的課外閱讀，拓寬自己的知識面，學好基礎課程，體驗親情、友情、愛情，加強情商修煉，學會如何做人、如何學習、如何與人相處、如何做事。
第二階段在二年級進行。首先是更深入地了解所學專業，通過專業基礎的學習，了解這個專業到底以后會從事那些工作；其次了解所學專業與自己職業發展的關系，認清職業發展應該具備什么樣的專業知識和相關知識，應該具備什么樣的專業能力，以便為下一步學習做好準備；再次是根據大學二年以來的實踐，更進一步地了解自我、了解環境，對職業規劃進行修正，對實施措施進行調整。即繼續拓展在職業規劃方面的知識，認真掌握扎實的專業基礎知識及相關的知識，優化知識結構，通過網絡、報刊等現代學習工具對專業知識進行拓寬加深，學會研究問題。參加社會調查、認識社會、了解職業，參加三下鄉、志愿服務等活動，使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更加成熟。到與專業有關的組織去參觀學習、適度參與兼職工作，參加諸如創業、理財、人文方面的培訓。
第三階段在三年級進行。首先要考慮自己的職業選擇，選擇幾個自己比較感興趣的職業進行比較分析，最后進行細化，看自己最適應于那種職業；其次要深入了解所選職業和相應的崗位需要具備什么樣的知識和能力，如何為之做準備，利用假期到自己所想要選擇的職業崗位或目標組織進行實習，親身體驗工作環境和組織文化，找出自己知識和能力方面的差距；再次就是注意培養自己的職業適應能力，通過實習和兼職了解社會、適應不同的職業環境，學會與不同的人打交道，提高自己溝通能力，為以后融入職業環境做好準備；最后就是要決定是考研或是參加工作，這必須在大三時做出決定。
第四階段在四年級進行。首先進一步確認什么樣的工作對自己來說是現實可行的，通過各種渠道了解職業信息，向職業規劃師、就業指導老師和其他專家請教；其次是參加求職招聘培訓，了解求職應聘技巧、相關的法律及當年的就業政策；再次是做好畢業論文，做好求職應聘書，到目標組織去實習；最后就是參加各種現場招聘和網絡招聘，做好面試及簽約的準備。
四、結論
論文摘要：本文以Crites的職業成熟度理論為基礎，檢驗了高校非畢業班不同年級大學生的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結果表明非畢業大學生中未確定職業發展方向的占多數，其中有半數以上對未來充滿信心，但這種信心有一定的盲目性。不同年級學生的職業生涯自我決策效能沒有顯著差異。“還未確定職業發展方向，因此感到迷茫”的學生在職業生涯自我決策效能的各個方面上都明顯低于其他決策現狀的學生。
近年來，大學生的就業問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并且關注的目光已從單純的就業率擴展到學生的整個職業生涯發展。為了滿足學生的需要，進行面向全體學生的生涯發展輔導已成為就業工作中的一項新的重要任務。了解學生的職業心理發展水平則是有的放矢地開展這項工作的基礎。
在學生職業輔導這一領域內，Crites提出的職業成熟度理論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項。職業成熟度包含職業選擇和職業適應兩大方面，對于在校學生來說，其職業成熟度的衡量標準以職業選擇為主。如果一個學生能根據自己的心理特點、專業能力和就業形勢等進行科學的決策，作出職業選擇，并采取客觀可行的措施，最終獲得職業，那么其職業成熟度就高，反之則低。
CriteS(1978)模擬智力的層次模型，構建了一個多層次、多維度的職業發展模型。該模型的頂端是職業發展的總體程度，類似于一般智力(generality)因素，第二個層次由四個主要的因素群構成，兩個描述職業選擇的內容，另兩個描述職業選擇的過程。過程的兩個變量為職業選擇能力和職業選擇態度。其中能力測量主要是用來測量與個人獲得職業信息、進行職業規劃并作出明智的受教育和職業決定的職業決策等相關的能力。具體包括五個成分:(l)自我評價能力，(2)獲得職業信息的能力，(3)目標篩選能力，(4)職業規劃能力(指在作出職業決策后，對決策的實施能力)，(5)問題解決的能力(指解決或應付在職業決策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或障礙的能力)。
之后，美國心理學家Betz和Taylor(1981)借鑒Crites理論模型中職業選擇能力部分的結構，編制了《職業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是指決策者在進行職業決策過程中對自己成功完成各項任務所必需能力的自我評估或信心。他們的研究表明，對于自己的職業決策能力缺乏信心可以導致職業決策困難。因而，這一領域的具體研究結果
直接關系到職業生涯輔導標淮及內容的制定，進而影響到職業輔導活動效果的科學評價。
本研究在借鑒國外理論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國情開展學生職業決策方面的研究，旨在了解一至三年級大學生的職業決策自我效能以及職業目標決策現狀的異同，并希望調查結論能夠為今后高校學生職業發展輔導工作的開展提供參考依據。
一、研究方法
1.問卷材料
第一部分是對學生目前的職業決策狀況的調查。分為四個選項:“A.已經確定了職業發展方向，并感到滿意”、“B.已經確定了職業發展方向，但感到不滿意”、“C.還未確定職業發展方向，但對此充滿信心”、“D.還未確定職業發展方向，因此感到迷茫”。第二部分是一份《職業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由Betz和Taylor于1983年編制，1994年修訂。彭永新和龍立榮于2001年對該量表進行了翻譯和修訂。問卷由五個維度組成，共50題。五個維度的內在一致性效度在0.6774一0.8098之間，重測信度在0.511一0.601之間，表明該量表有良好的信度。此外，該量表具有良好的辨別效度。
2.被試與施測
本次調查共抽取了復旦大學31個專業(其中16個理科專業，15個文科專業)665名一至三年級本科生。被試者中一年級本科生共91人，占被訪總人數的14.1%;二年級本科生233人，占被訪總人數的36.2%;三年級本科生320人，占被訪總人數的49.7%。所有被訪者中男生為282名，女生為362人。問卷按專業進行集體施測，實測過程嚴格按照心理測驗的程序進行。發放問卷665份，實際回收651份，其中無效問卷7份，共得有效問卷644份。
3.數據處理
測試結果用SPSSll.5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
二、結果分析
1.總體決策狀況
調查發現，創4名被調查學生中A類學生占14.6%，B類占5.5%，C類占44.1%，D類占35.8%。不同年級間存在一些差異(詳見表1)。
2.職業生涯自我決策效能結果
《職業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采用五級記分方式，l一完全沒有信心、2一有一點信心、3一一般、4一比較有信心、5一完全有信心。五個維度的平均得分位于3.597~3.819之間，接近于“比較有信心”(見表2)。
3.各年級在職業生涯自我決策效能五個維度上得分的差異
統計檢驗發現，三個年級的學生在自我評價、收集信息、選擇目標、制定規劃、問題解決五個維度上的得分均不存在顯著差異，表明職業生涯決策效能無年級差異。
4.職業決策現狀同職業生涯自我決策效能的關系
統計顯示，不同決策狀況的大學生在自我評價、收集信息、選擇目標、制定規劃和問題解決這五個維度上的得分有顯著差異。性別對選擇目標、制定規劃有顯著影響，男生優于女生(見表3)。
5.不同職業決策狀況的學生在職業生涯自我決策效能五個維度上的差異比較
研究采用Schoffe法對所有四類學生進行了所有可能的配對比較。AB列表示選A和選B的被試職業生涯自我決策效能五個維度上的差異比較，以此類推，結果見表4。
三、討論分析
1.職業生涯決策現狀整體情況
在所有參加調查的學生中，選擇C項(還未確定職業發展方向，但對此充滿信心)的學生占總人數的44.1%，為各項之最。其次為D項(還未確定職業發展方向，因此感到迷茫)，占35.8%。非畢業生中未確定職業發展方向的學生比率高達近80%。另有14.6%的非畢業生已確定職業發展方向，并對自己所確定的方法感到滿意，還有5.5%的學生對所確定的方向感到不滿意。
在非畢業生中，未確定職業發展方向的占多數，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低年級學生為主的非畢業生專業課學習相對較少，而基礎課較多，且實踐、實習的機會也主要集中在三年級下半學期，這些因素導致了他們缺乏為自己的生涯發展作出決策的信息和能力;另一方面則是我國大學教育中的通病，即一些專業設置與社會需求脫節，學校學習與社會實踐脫節，重知識輕能力。
在未確定職業發展方向的非畢業生中有半數以上對今后的發展充滿信心。這些信心是基于對社會形勢的充分把握，對自身能力的深刻了解，還是進人大學所帶來的無名的優越感，有待進一步討論。
2.各年級職業生涯決策現狀分析
總體來說，選A項的人數比率隨著年級的上升遞增;選B項的人數最少;選C項的人數最多，但從一年級到三年級，選C項的人數依次遞減;與此同時，選D項的人數不斷上升(超過了同年級選C項的人數比率)。
一年級和二年級之間的差異不大，而三年級之后則發生了較為明顯的變化。可見，隨著學生們對本專業的學習內容、發展方向等更為清晰，對自身能力、特點的進一步了解以及與社會接觸日益增多，部分學生開始關注自身生涯發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自己職業決策的能力。但其中確定職業發展方向的總人數比率過低。選A項的人數比例更是不容樂觀。近幾年，四年級上半學期，學生就開始進入求職的實戰階段，因而求職前的諸多準備，如了解自我、了解行業以及能力和素質的提高，須在低年級時開始準備。
選擇C項的人數在一年級時占絕對優勢，之后大幅遞減。從數據可見，其中只有一部分擠人了已確定職業發展方向的隊伍，但也有為數不少的學生陷人入了“還未確定職業發展方向，因此感到迷茫”的泥潭中。此選項比例逐年增多，到了三年級甚至超過了選擇C項的人數。
可見，其中有不少學生沒有為自己的職業生涯進行規劃，不知道自己能擔任何種職務，適合走怎樣的職業發展道路。也有部分大三同學積極地為自己的將來準備和忙碌，但他們缺乏充分的自我認識、職場了解，沒有科學決策、解決問題的能力技巧，必然會出現迷惘的心態。隨著離開學校的日子漸漸逼近，現實與理想、興趣與專業間的種種矛盾也日益凸現，而社會環境有要求個體盡快作出決定，因此除了迷惘之外，焦慮程度也會上升。
綜觀三個年級的數據，不難看出，大一時的信心存在一定的泡沫，盲目的信心并不能換來理想的結果。因而，盡早為自己的生涯發展作好打算有助于解決就業時所要面臨的種種問題。
3.職業生涯決策自我效能
職業生涯決策自我效能五個維度的平均得分在3.597一3.819之間，表明學生在自我評價、收集信息、選擇目標、制定規劃和問題解決方面都有一定的信心。
方差檢驗揭示一至三年級的學生在五個維度上的得分沒有顯著差異，表明學生的生涯決策自我效能并沒有隨著年齡的增加、學識的豐富而相應提高。這給了我們兩方面的啟示:第一，生涯決策能力是一種特殊能力，課堂的學習和傳統教育沒有提供這方面的培養;第二，多數在校學生不能自主、自發的提升這一能力。因而，對學生進行生涯輔導，提高他們的生涯決策能力以及職業素養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而且，目前職業輔導的工作重心已開始從高年級同學擴一展到全校學生。這一研究結果更是進一步證實了對非畢業生進行此項工作的必要性和正確性。從低年級開始有效地引導學生思考和規劃自己的人生，提高各方面的能力，將使得他們在高年級時更從容地走上適合自己的職業發展道路。
結合整體的職業生涯決策現狀來看，不同決策現狀的學生在職業生涯自我決策效能的五個維度土的得分均有顯著差異。主要表現在，“還未確定職業發展方向，因此感到迷茫”的學生在各個維度上的自我效能都明顯低于其它決策現狀的學生，僅在問題解決這一維度_L同選擇“已經確定了職業發展方向，但感到不滿意”的學生之間沒有顯著差異。這一數據顯示他們在職業生涯決策上的迷惘和困難與缺乏相應的能力和信心有關。所以，在進行生涯輔導時.應該特別關注這批學生。
四、結論
1.非畢業大學生中，未確定職業發展方向的占多數，但其中有半數以上對未來充滿信心。
2.低年級學生對職業發展前景的信心有一定的盲目性。
3.學生對于職業生涯決策五個方面的能力，都有一定的信心。
4.不同年級學生的職業生涯自我決策效能沒有顯著差異。
關鍵詞： 自我效能感 職業自我效能感 形成與發展 測量 展望
1.概念界定
1.1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是社會認知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最先由Bandura于1977年提出。自我效能感（Perceived Self-efficacy）指個體對自己是否具備完成某種特定行為能力的判斷，是自信心在某種任務中的具體表現（Bandura，1986）。
班都拉認為自我效能感直接影響個體執行活動時動力心理過程的功能發揮，以各種方式影響著行為。第一，它影響著個體做出的行為決策及行動的過程。人們傾向于從事那些他們認為自己能勝任的活動，避免做那些自己沒有信心的事情。第二，它決定動機過程。會影響人們做一件事時的努力和堅持程度，以及面臨困難時表現出的韌性。第三，它通過影響目標設定和歸因活動影響思維過程。第四，它影響個體的情緒反應。低自我效能的人會認為事情比實際上更難辦，這種感受會造成焦慮、抑郁，在解決問題時會思路受限。高自我效能則有助于在困難的任務前保持心情平靜[1]。由于這些作用，自我效能感成為個體最終完成任務和目標的有力決定者和預測者。
1.2職業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作為個體能動性的重要認知機制，有助于理解個體在職業選擇和職業發展中的復雜性。總是和特定領域相聯系，職業自我效能感（Career Self-efficacy）便是自我效能感在職業領域的具體體現，即個體對自己能否勝任和職業有關的任務或活動具有的信念[2]。
一般來講，職業自我效能感主要包括兩類研究內容：一是與職業選擇內容有關的自我效能，即個體對自身完成某一具體職業規定的有關內容（如在某種具體事業領域內獲得成功，該職業所需教育等）能力的信念。另一方面是有關職業選擇過程的自我效能，即個體對自身完成職業選擇很重要的行為過程（如考察不同職業領域、職業決策、職業找尋、兼顧事業和家庭的自我效能感等）的信念。
2.職業自我效能感的形成與發展
職業自我效能感形成與發展的主要來源有：（1）成敗經驗，即對自己過去表現的解釋，是對個體最有影響力的來源。過去職業上的成功表現會讓個體對未來完成類似任務具有強烈的效能感，相應地，職業活動的重復失敗則會降低職業效能感，特別是失敗發生在事情的初期，而且沒有將失敗歸因于缺乏努力或者外部環境時。（2）替代性經驗，即在觀察別人執行任務時個體獲得的經驗。通過觀察別人的成敗，個體獲得必要信息對自己的能力進行判斷。看到與自己能力相似的人的職業活動表現對個體的效能感影響很大，特別是在個體缺乏職業活動經驗時，別人在某項職業活動中的成功能夠提高個體的職業自我效能感;相反，與自己有相似能力的人在職業活動中失敗則會降低職業自我效能感。（3）言語說服，即勸服個體掌握職業技能并完成任務。父母、老師、權威偶像、他人的鼓勵會促使個體付出更多努力完成職業任務，并有利于提高自我效能感;但如果勸說個體提高對遠遠高于個體的實際能力的職業活動的信念時，則可能導致活動失敗，進而損害職業自我效能感。（4）生理及情緒反應，即個體對自己當時生理狀態方面的評價。如果個體習慣從事某種職業活動時體驗到負面的生理喚醒，如失敗感、無法勝任感等，則會降低職業自我效能感。輕松愉快、適度緊張的狀態有助于自我效能感提高，而高生理喚醒水平往往會降低行為表現，從而降低個人的職業自我效能感[3]。
3.職業自我效能感的測量
針對職業自我效能感包括的兩類主要內容，其測量主要從這兩個方面入手，第一是與職業內容有關的自我效能感的測量。從一般職業到各種具體職業，再到與職業相關的各種具體任務（如人際交往、計算機使用、寫作、應對突發事件等），并由此設計出“職業自我效能量表”（Betz，Hackett，1981）、“特定任務職業自我效能感量表”（Osipow&Temple，1996）、“庫德任務自我效能量表”（Lucas，等1997）、“技能信心量表”（Betzetal.，1996）、“教師效能感量表”（Gibson，C.，Dembo，M.H.，1986）“保險推銷員（職業）自我效能感量表”（凌文輇，張鼎昆，方俐洛，2001）等測量工具。第二是與職業行為過程有關的自我效能感測量研究。如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的測量（“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量表”）（BetZ，N.E.etal.，1996）、職業“職業尋找自我效能量表”（CSES）（Solberg，etal，1994）。
4.與相關因素的研究
4.1性別及性別角色
Mathie等（1993）研究表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存在性別差異。郭晗薇（2009）考察了大學生性別及性別角色與職業自我效能感的關系，研究發現，不同性別及性別角色的大學生職業自我效能感存在顯著差異。具體表現為男女大學生的職業自我效能感并無顯著差異，只是在傳統女性職業上女生得分顯著高于男生得分。雙性化類型的職業自我效能感顯著高于其他3種類型，即男性化、女性化和無分化，而這3種類型之間并無顯著差異[4]。鄧永超（2011）的研究結果表明，農業高校大學生職業自我效能感存在性別差異，男生的職業自我效能感高于女生，為積極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女大學生的職業自我效能感提供理論依據[5]。Choi，BoYoung等（2012）研究則發現，性別、種族與職業決策效能感沒有顯著相關，而與自尊、職業認同、同伴支持和職業預期等顯著相關[6]。
4.2歸因
歸因與自我效能感之間存在互為因果的關系。高自我效能者傾向于將失敗歸因于自己的努力不足等內部可控因素，從而不會損害自我效能;而低自我效能者則習慣于將低績效歸因于能力不足等內部不可控因素，因而常會損害自我效能感。目前，關于歸因與職業自我效能感的研究還比較少。朱韓兵、丁顥（2011）研究發現，大學生歸因風格與職業自我效能感之間呈顯著相關，總體歸因風格和積極事件歸因風格與職業自我效能有一定的相關，并達到顯著水平，消極事件歸因風格與職業自我效能感和問題解決分量表之間有顯著負相關。歸因風格訓練的實驗研究發現，歸因風格的積極改變引起了職業自我效能感提高，包括自我評價、選擇目標和問題解決方面自信心的提升[7]。李翠玉（2012）研究發現女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和歸因風格的積極穩定性、積極控制性、消極控制性維度呈顯著負相關，和消極穩定性和消極普遍性維度呈顯著正相關。
4.3職業倦怠
一些研究者開始把自我效能理論應用到職業倦怠研究之中。教師的自我效能感指教師相信自己有能力影響學生表現的程度。Chwalisz，Altmaier和Russell（1992）研究發現自我效能感低的教師，職業倦怠程度比起自我效能感高的同事更嚴重。Brouwers和Tomic（2000）認為，在班級管理中，中學教師一定要利用自我效能感以預防或治療職業倦怠。
4.4情緒智力
畢云飛（2008）的研究顯示，職業自我效能與焦慮水平呈顯著負相關，職業自我效能感越高焦慮水平則越低[8]。梁富程（2014）對大學生的研究表明，情緒智力與職業自我效能感之間呈顯著正相關，情緒智力對職業自我效能感的回歸分析結果表明，情緒智力可以正向預測職業自我效能感，職業自我效能感在自變量情緒智力和因變量職業策困難之間起著部分中介的作用[9]。
4.5時間管理傾向
紀凌開，劉華山，鄧曉紅（2012）對大學生的研究發現，重點大學的學生在擇業效能感和時間管理傾向的所有指標上均顯著高于非重點大學學生;擇業效能感的問題解決得分，男生顯著高于女生，時間管理傾向的時間監控得分，男生也顯著高于女生;時間管理傾向各指標與擇業效能感各指標存在顯著相關性，結論為時間管理傾向是擇業效能感良好的預測變量[10]。
4.6人格
RobertO.Hartman，NancyE.Betz（2007）研究得出，大五人格對職業自我效能感的影響有兩種效應：一般效應（或非具體效應），具體領域效應（或內容相關效應）。一般效應表現在盡責性和外傾性都與很大范圍的自我效能感正相關，而神經質幾乎與所有種類的職業自我效能感呈顯著負相關。內容相關效應表現在，開放性與創新和智力方面的職業自我效能感呈顯著相關[11]。劉曉燕研究發現，擇業效能感與人格因素相關顯著，與內外傾、神經質兩個因素顯著相關，男生擇業時比女生更易受人格因素影響。
5.研究展望
目前，研究對象范圍進一步拓寬，涉及大學生、高職院校學生、高校教師、其他行業，如IT企業員工、農民工、護理人員等都得到了有價值的發現。但是在研究內容上，首先，需要對職業效能感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的概念進行清晰界定;其次，可以拓寬職業自我效能感與更多相關因素的研究，如成就動機等，以期得到更多領域更有價值的結論。另外，研究方法上，大多采用問卷調查方法對職業效能感及其他因素進行測量，進而發現它們之間的關系，干預研究比較少，今后可以將研究理論更多應用于干預實踐中，以期建立一套有效的職業自我效能感干預模式，使研究理論真正服務于實際職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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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各職能部門通過各種方式來提高學生的職業生涯規劃能力，但具體成效如何難以驗證。而職業成熟度指數可以作為高校學生未正式參加工作之前對自身職業規劃的程度指標，作為高校職業生涯指導職能部門，通過調查學生職業成熟度，來了解學生職業規劃意識的特點和規律，可以更有針對性地開展職業生涯輔導工作。
一.研究對象和方法
研究對象：長江大學文理學院全日制本科學生，共放問卷2500份，有效問卷2007份，問卷有效率為80.28％。
研究工具：量表采用西南大學鄭海燕的碩士論文《大學生職業成熟度的結構及其展特點》中編制的職業成熟度問卷，該問卷共40道題。包含了職業成熟度的兩個維度即職業決策知識和職業決策態度，各20道題。其中職業決策知識又包含五個維度：職業自我知識、職業世界知識、專業知識、職業規劃的策略性知識、職業活動中人際交往的策略性知識；職業決策態度則包含主動性、客觀性、獨立性、靈活性、自信心五個維度。各因子的同質信度在0.75以上，各因子與總問卷的相關在0.317-0.803之間，分問卷與總問卷之間的相關度較高，均在0.8以上，問卷具有較好的結構效度和較好的內容效度。
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是以問卷調查為主要的研究方法，采用集體施測的方法，調查結果的統計分析采用SPSS11.5的統計軟件，采用T檢驗和方差檢驗分析數據，統計分析的結果以P
二.研究結果
(一)從大一到大四學生的職業成熟差異
對大一到大四年級的學生的問卷信息進行統計分析，P
1.大一學生與大三學生在職業成熟度上的差異
通過對大一學生與大三學生在職業成熟度以及各維度上進行差異比較，p
2.大二學生與大三學生的職業成熟度的差異比較
通過對大二學生與大三學生在職業成熟度以及各維度上進行差異比較，p
(二)大一學生之間職業成熟度的差異
我院在探索職業生涯教育的過程中，開設了一門特色課程即大學生展指導，將課程安排在大學一年級開設，根據師資配備的情況，其中部分年級在第一學期開設，另一部分在第二學期開設。目前已有三屆學生開設了此課程，問卷調查之時正是第一學期末，大一部分學生開設了此課程，而有一部分學生還未開設。
上過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的大一學生的職業成熟度，與沒有上過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的大一學生的職業成熟度之間差異顯著。而且，上過此課的學生的職業成熟度高于沒有上過的學生的職業成熟度。
三.分析
(一)大三學生的職業成熟度較其他年級偏低
大一、大二學生的職業成熟度均明顯高于大三學生，這可能是與大三學生在此學業階段的心理特點以及對職業生涯指導課程內容的遺忘有關，從大一大二主修專業課程，到大三階段學生對所學的知識的評價和價值估測，與社會就業的需求和意向存在差距和差異，導致大三學生此時普遍對未來的就業感到迷茫，也對自己曾經的設想能否實現產生了懷疑，同時，由于即將面臨就業的緊迫感，產生的焦慮情緒也使此時的學生的職業成熟度不夠清晰而略微偏低，求職目標以及自己的就業方向范圍縮小，但同時感覺得到自己能力與完成目標之間的差距，導致了自己的自信心不足以及校級的情緒反應，同時由于此階段沒有受到職業生涯指導課程的指導，對以前的教育知識淡忘比較多，所以對自己的職業成熟度缺少了解和深化。
(二)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課程對職業成熟度的影響很顯著
從數據可見，上過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課程的學生的職業成熟度高于沒有上過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課程的學生，它們之間存在的差異說明了指導性課程有助于學生職業成熟度的提高，在現在這個大部分高校仍然注重文化課的學習的大學課堂中，就業壓力日趨嚴峻已經成了學生必須思考的問題，具有良好的職業成熟度便于學生更好地規劃大學時光，更好地為日后的就業做好思想和實力上的準備。
四.建議
對大三學生要加強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課程的再學習，通過學校開設的展指導課程的教育，幫助大三學生對就業深入了解，并降低迷茫和無助感。
增強大三學生的自信心，要教育大三學生樹立正確的就業觀，對自己進行自信暗示和提醒，并且鼓勵從小事件中的成功里學會建立自信。
增強大三學生就業的目的性及行動性，針對他們自己設定的目標和理想，鼓勵他們要在實際生活中創造實施的條件和行為。
開擴大三學生的眼界，陶冶自己的情操，為日后的工作做準備。
網絡媒體有左右高校輿論導向之趨勢
1998年5月，聯合國新聞委員會年會正式提出“第四媒體”的概念，從而將網絡與媒體聯系起來。從廣義上說，“第四媒體”通常指因特網；從狹義上說，是指基于因特網這個傳輸平臺傳播新聞和信息的網站。①網絡媒體傳播在狹義上指網絡新聞及信息傳播。
在網絡媒體出現之前，左右高校輿論導向的媒體主要以校報、宣傳欄、大學文件以及經過教育工作者選擇的報刊為主，遵循著一種由點到面的單向的線性傳播方式，由傳播者主導的有組織、大規模的定向活動。把關人在反映和引導大學生輿論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網絡媒體的出現，完全顛覆了傳統信息媒體的“權威”概念。②它從根本上改變了傳播者與受傳者之間的關系，傳播者和受傳者處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其角色可以互換，互為傳播的主體，共同享有根據自己需要選擇信息的自由和發表意見以及觀點的權利。大學生處于這種多元化的網絡平臺中，存在著強烈的成為“傳播者”及自由參與的愿望。在進入論壇之前，大家一律平等，然后各人憑借言論及文章，逐漸樹立自己在論壇中的地位。這種參與所取得的成就感一方面對涉世不深的大學生具有極大的誘惑力，使他們沉溺于網絡難以自拔；另一方面，也改變了大學生面對老師及高校管理者被動及受傳者的地位，他們接受了網絡媒體的眾多“聲音”和多元的觀點，就可能以一種審視者的眼光來“判斷”老師及高校管理者，這就造成了“當今大學生不好管、不好教”的尷尬局面。
網絡媒體影響著大學生的價值取向
校園文化可分為物質文化、行為文化、觀念文化、制度文化等等，校園環境設施屬于物質文化；處理人際關系、學術流派關系、校內外關系、傳統與創新關系、習慣與風氣等屬于行為文化；對于歷史與現實的不斷思索，觀念的隨時更新，是大學觀念文化的重要內容；校規校紀是校園制度文化的體現。③悠久的校園文化濃縮、積淀成為大學精神。中國高等教育的百年歷史使許多高等院校在長期的辦學和發展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大學精神。然而，網絡媒體的出現，正一步步啃噬著這種傳統的“嚴謹、踏實”的學風和校風，并且改變著大學生的價值觀念。
1.網絡媒體影響了高校的教育功能，改變了大學的師生關系以及大學生的學習方式。以往大學生的學業完全要依賴老師才能完成，其關系是建立在一種信任、和諧的基礎上。今天的網絡媒體不僅提供了遠程教育功能，而且還發揮著“解惑”的作用，學生的任何問題都可以通過網絡搜索或直接提問來獲得解答。這樣，不可避免地淡化了老師的作用及親密的師生關系。
2.網絡媒體在改變著傳統“嚴謹、踏實”的學風。網絡媒體集納相關信息的海量性使得大學生難以沉下心來認真學習或做一些研究工作。很多大學生在學業上基本上都依靠“下載”來完成。不僅學術論文、畢業論文依靠網絡下載，甚至連入黨申請書、思想匯報等等都是網絡文章的再現。有些學生踏踏實實地自己寫就論文，結果反倒不如同學通過網絡拼湊的文章獲得好評。因此，網絡媒體在高校助長了一種浮躁的學風。
3.網絡媒體改變了大學生的價值觀及職業選擇觀念。網絡的巨大力量促使很多商業炒作的發生，許多人通過投機取巧的方式，利用網絡市場收獲名利。種種的網絡事件影響了社會的價值觀，也在影響著許多大學生的價值觀及未來的職業選擇。因為網絡事件的渲染，一些大學生可能注重表面化的東西，更注重對名利的追求。大多不愿選擇基礎研究工作，傾向于低付出、高回報的理想化的工作，以致在擇業時或挫折不斷，或頻頻跳槽。
淡化網絡媒體對大學生影響的對策
1.強化嚴謹求實的大學精神，加強傳統文化教育。在信息技術飛速發達的今天，高等院校仍然需要嚴謹求實的精神和傳統文化的教育。嚴謹求實的精神大多蘊含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之中，因此應在高校開設傳統文化課程及系列講座，傳統文化課程宜結合現代生活，要富有創意及趣味性。中央電視臺的《百家講壇》欄目就是一個代表，觀眾可在最短的時間內以最輕松的方式接受眾多傳統文化的精髓，高校的傳統文化教育應以此為鑒。
2.加強網絡建設與管理。首先，要在高校營造一種格調健康、自律向上的網絡文化或氛圍，自覺抵制一些商業網站為追求商業利益而的非法、反傳統文化的不良信息。其次，對校園網絡進行分時分級管理。將互聯網與校園網分開管理，互聯網集中在圖書館等公開場合使用，學生宿舍以格調健康的校園網為主，鏈接一些綠色的相關網站。對學生上網進行分時管理，控制學生的上網時間，并定期檢查個人防火墻等過濾軟件的安裝情況。第三，輔導員應對學生的上網情況進行了解或調查，時常提醒、督促學生，營造積極健康的網上學習方式。
參考文獻：①錢偉剛.《第四媒體的定義和特征》.“中國新聞傳播學評論”網站
②孫宜山.《網絡傳播中輿論引導的特點分析與實踐》.《青年記者》.2007-2
〔論文摘要〕文章從分析大學生職業決策基本思路、常遇困惑和原因及現有的生涯規劃理論三個方面入手，提出了大學生職業決策應該遵循的準則。
決策是人們為了實現一定的目標而進行方案制訂、方案選擇、準備方案實施的過程，是一個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它是建立在決策者自身和周邊環境分析基礎上，為決策者或組織未來的行動確定目標，并對實現目標的若干可行性方案進行比較和選擇，最終確定一個最為優化合理的方案的分析決斷過程。
大學生就業難，難在選擇，也難在決策。大學生就業決策的過程是在他們分析自身職業興趣和評估自身職業能力的基礎上，結合社會(組織)近期需要和長遠發展等方面，做出合適的職業方向的選擇，這是一個理性和非理性的過程。用什么準則和哪種方式決策是每一名決策者在決策分析中必須考慮的問題，也是每一名負責就業的高校教師必須能熟練分析和運用的問題。為此，本文從研究職業決策相關理論著手，結合目前大學畢業生和社會實際需求的一些特點，就大學生在職業決策過程中應遵循的準則進行了一些思考。
一、大學生職業決策的基本思路
成功的職業決策包含兩個過程:一是定義你的目標，二是選擇目標。大學生的職業決策簡單地說，也應該是在對自身條件和客觀條件正確分析的基礎上，定義目標，選擇目標，其基本思路如圖所示；
在如圖的三個問題中，我們可以發現，“我想要什么”和“我能夠做什么”主要由個人的價值觀和人格特征決定，這跟個人的生活積累、氣質類型等有密切的關系，由學生成長環境和遺傳因素決定。“我可以做什么”主要由環境需求、個人的社會支持系統和個人對自我的認可度等方面的因素決定。應該說，職業決策的過程是一個循環的、動態發展的過程，興趣取向、能力取向和機會取向三者的發展呈現相互促進的正相關關系。
職業決策的最終目標，對個體而言，要達到四吻合，即性格和職業的吻合、興趣和職業的吻合、能力和職業的吻合、氣質和職業的吻合;對社會和家庭而言，要能為社會和家庭所用，能對社會和家庭的發展起到良好的促進作用。因此，完美的職業決策能使所選擇的職業帶來愉悅的內心體驗，能達到工作成效、社會成效和個人幸福感、家庭幸福感的完美統一。
二、大學生職業決策中常遇到的困惑及原因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發現，有幾類學生往往無法做出選擇或做出正確選擇:第一類學生似乎有很好的知識儲備，對自己的各種選擇也很了解，但常常會做出錯誤的職業決定，他們總是不斷地嘗試“糾正”錯誤，而不懂如何減少錯誤，究其原因，大多沒有職業規劃的意識和知識，也沒有對自我的能力、興趣取向進行系統、準確的評估;第二類學生，他們做了大量的測驗去了解自己的興趣、價值觀和技能，但依然不能做出決策，不能對各種信息進行加工從而做出選擇或正確的選擇，究其原因，大多沒有良好的社會支持系統，參與社會實踐活動少，對職業缺乏了解;第三類學生對自己的能力取向、興趣取向都知之甚少，他們盲目地相信周邊權威人物的決定，往往無法做出正確選擇，究其原因，大多沒有把信息收集好、整理好或者沒有收集到有用的信息，無法進行評估;第四類學生對自我和職業都比較了解，但受“要有好的工作得有好的關系網”“好工作就是待遇好、舒適的工作”“就業市場我沒有選擇他人的權利，只能被他人選擇”等錯誤觀念的影響，而在職業決策過程中消極退縮，究其原因主要是社會經驗不足、視野不夠開闊、自信心不足等原因導致其沒有形成正確的職業價值觀。
可見，大量的職業信息、有效的自我評估、正確的價值觀、強大的社會支持系統等方面的因素是一個科學職業決策的基礎。由于大學畢業生的個人價值觀、人生觀已經基本形成，且各大高校也越來越重視學生的職業意識的培養、引導和職業能力的培養工作，因此，在這四類學生中，社會實踐經歷問題、社會支持系統等問題已成為目前高校畢業生職業決策最為突出的問題。
三、大學生職業決策過程中應遵循的準則
基于以上分析，結合對現有的生涯理論，得出大學生職業決策過程中應遵循的一些準則:
1.加強“人境互動”，掌握有用信息。信息是認知的基礎，根據職業決策的認知信息加工理論，在職業決策的認知信息加工金字塔結構里，自我知識和職業知識共同構成職業決策的基礎。決策時，信息的來源很廣，從大方面講，主要來源于外界環境和個體的知識經驗。外界環境和個體知識經驗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環境中隱藏了許多信息，被個體吸收成為個體知識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個體的知識經驗又時常影響個體怎樣搜索信息、搜索怎樣的信息，這些都不完全能被個體知覺到。
可見，信息是通過人和環境之間動態的交互作用而獲得的，職業決策必須以信息和認知為基礎。大學生沒有經過社會的洗禮，生活環境和個體知識結構比較單一，生活經驗缺乏，沒有對自我和社會形成有效認知，在缺乏信息的支撐和合理利用的情況下，很多學生在職業決策時想當然的多，科學決策的少，職業決策也成了困擾學生的最大問題。如果大學生能盡可能多地增加社會閱歷，給自我各種平臺，豐富自我的社會經驗、職業經驗，就能改變自我搜索信息的方式和內容，就能盡可能多地搜索到有用信息，就能盡可能多地了解自我、了解職業、了解社會，就能為明確自我興趣取向、能力取向和社會取向打下良好基礎，才有可能順利地找到和個人特點相匹配的職業。
2.做好信息整理，準確評估自我。根據SWOT分析法，有效決策的基礎是準確評估自己，找出外部的機會和威脅，并擇己所長。準確評估就要求高校畢業生能看到自己的長處和短處，并根據自己的長處選擇適合個人性格特點和氣質特點、自己的能力能夠勝任的職業和工作。當然，這也要求高校畢業生能樹立正確的工作理念，提高自身的技能，養成良好的工作習慣，摒棄不良的習慣和錯誤的工作理念，放棄那些畢業生非常討厭的或不擅長的、技能要求很高的職業。
要能準確找出自己的長處和短處，就要做好信息的區分、梳理和判斷工作，這對大多數大學畢業生來說，有較大的難度。可以將信息分類梳理，通過老師、朋友、親人的幫助，能首先準確區分有用信息和假信息，在這一基礎上，做好個體興趣取向、能力取向和機會取向信息的分類梳理工作。機會取向是大學生目前最重視的問題，如果能先做好興趣取向和能力取向信息的梳理與分層工作，將有效縮小職業信息的收集范圍，確定職業信息的收集重點。同時，通過有針對性地進行職業訪談、咨詢有豐富就業工作經驗的教師和對該領域有研究的咨詢機構等方式，能有效幫助大學生進行職業信息進一步整理、收集、分層工作。
3.調整情緒，重視個人現實。由于就業壓力大、就業市場供需矛盾的加劇、畢業生掌握的職業信息不多等原因，高校畢業生在職業選擇過程中往往更多地考慮個人現實，而非共同現實。最常見的畢業生擇業現象有兩種:一種是大學生在職業決策過程中，由于缺乏自信，往往忽略個人的知覺，認為家長或其他的權威人士有較強判斷能力，應該值得信任。另一種是由于就業壓力加大，大學生往往容易焦慮、迷惑、抑郁，受這些負面情緒的影響，大學生也往往很難自己進行科學的職業決策，從而讓權威人士和親密人士代為決策。
畢生職業理論認為個體能夠加工信息并在流動的過程中做出決策。這說明個體應該接受自己、自己的感覺、信念，并以一種降低壓力和增加動機的方式來對待決策，而不是害怕改變。共同現實往往考慮社會因素的比較多，而忽略個體人格和心理過程的特點，這些和畢生職業理論體現個體的重要性和主動性是相違背的。根據“共同現實”做出的決定也許社會認可度很高，但是當事人不一定會滿意。這往往容易導致職業倦怠、頻繁跳槽、職業人內心沖突劇烈、職業上升空間狹窄等問題。
4.重視社會支撐，選擇對家庭和國家的發展有利的職業。由于大學生原有的社會角色比較單一，需承擔的家庭、社會責任較少，對社會運作規律、運作成本、運作方式方法都不是很了解;同時，大學生對認知事物的方式、方法掌握得還不夠嫻熟。這些原因都會導致大學生在職業選擇過程中，對將來要承擔的家庭責任不加考慮或考慮甚少，對職業發展放在國家發展甚至世界發展這個大環境中去考慮的甚少，而過多地考慮現有職業的福利、待遇、社會地位等因素，這將嚴重影響大學生對職業環境和職業發展前景的評估二
論文摘要:隨著我國社會的發展和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教育階段，大學生的就業問題越來越成為社會的焦點問題，這也對高校的就業指導工作提出了嚴峻挑戰。本文分析了就業指導工作的現狀，探討了適合于高校就業指導工作的新路徑。
1.大學生就業指導工作的現狀分析
1.1高校的就業指導工作不能完全適應“自主擇業”的要求。
我國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由政府的教育、計劃和人事部門管理，畢業生獲得就業信息和落實工作的主渠道是招聘會，隨著畢業生數量的增加，這一工作模式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和壓力，高校的就業指導工作的社會化、市場化的程度不夠，特別是各管理部門缺乏溝通使就業信息難以發揮作用，不能滿足畢業生更高的了解就業市場的需求。就業指導工作的實際效用不夠大。從就業指導開展的時間角度看，我國處于基本上以畢業班學生為對象的“第四年指導”狀態，據姚欲群調查，52.19%的高校是大四才進行就業指導，只有17.6%的高校從大一就開始對學生進行就業指導.如下表所示。
1.2高校就業指導的針對性不強。
第一，我國已大學畢業未就業的部分大學生，寧愿等待，也只選擇在發達地區、高薪部門就業，不愿到欠發達地區工作。大學生就業選擇中的這種現象勢必導致西部地區、低薪部門招收應屆大學畢業生困難，在勞動力市場上出現崗位空缺與失業并存的現象。第二，理工科院校中，女生本身就不占多數，但“女性就業難”表現得卻非常明顯。用人單位愿意招收男生在招聘過程中出現一定的“統計性歧視”也是不爭的事實。第三，不能充分了解用人單位對畢業生的要求。調查表明，用人單位最看重大學生的素質中前5個指標分別是:①專業知識與技藝;②敬業精神;③學習意愿強、可塑性高;④溝通協調能力;⑤基本的解決問題能力。
2.大學生就業指導工作的創新路徑
2.1塑造就業工作環境。
深圳大學張雅琴概括了當前高校畢業生就業市場的基本特征以及塑造的方法:①就業市場管理:政府從制定計劃到提供服務;②就業市場運作:高校從分配管理到提供就業指導;③個體就業方式:從被動分配到自主選擇、自主流動、自主創業;④就業成功率:學生的綜合素質及能力狀況成為就業成功的根本保證。宋繼勛認為在大學生就業工作環境方面，政府應該做到:加大對人才市場的宏觀調控力度;加強就業制度及其他配套制度的改革;完善人才市場，提供就業信息;開設新的就業崗位。
2.2建立就業工作新機制。
教育部學生司司長林蔥青指出:大眾化的高等教育己不僅僅是量的變化，高等教育本身也發生了一系列結構性的變化，既要培養一大批拔尖的創新人才，也要造就數以萬計的專門人才，還要承擔培養大量高素質勞動者的任務。高等學校的學科專業結構和人才培養模式應當與市場和社會的要求相適應，但我國畢業生就業過程中出現的結構性矛盾，尤為突出的是專業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畢業生就業。
2.3加強就業政策輔導。
學校通過就業指導課，使畢業生了解當年相關的就業政策和規定，依法就業，在關鍵的時候抓住稍縱即逝的機會，提高求職命中率，少走彎路，避免不必要的損失，使畢業生根據社會的需要并結合個人的實際，在就業過程中有的放矢地選擇職業，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聯系單位，并主動避開部分省、地的“政策壁壘”，順利實現自己的理想。
2.4將生涯輔導的思想貫穿于高等教育的全過程。
職業選擇是一種過程，不是某一時刻的決定，職業發展如同人的身體和心理發展一樣，可以分為幾個連續的發展階段，每個階段都有一定的特征和發展任務，如果前一階段的職業和發展任務不能很好地完成，就會影響后一階段的職業發展任務，導致職業選擇時發生障礙。因此大學生生涯輔導的對象不應只是畢業生，而是所有大學生。大學的生涯輔導應是一個長期的、系統的工作，要對各年級的大學生的生涯發展進行系統的規劃。
2.5實現生涯輔導工作的專業化。
我國的就業指導工作起步較晚，人們在認識上還不夠清楚，也缺乏經驗。在已經建立的輔導機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政事不分、政事合一的現象，從事輔導工作的現有專家和專業人員工作中往往以思想政治教育代替生涯輔導，或者將求職擇業的技巧等同于生涯輔導。要使生涯輔導向專業化方向發展，必須與行政工作相分離，形成輔導人員的職業化，進而實現專家化，只有實現生涯輔導的專業化，生涯輔導才能科學、規范地發展。健全的組織機構和專業的人員配置是全面開展和提高生涯輔導工作水平的重要保證。在學校應廣泛建立專門的輔導機構，組建一支熱愛本職工作、綜合素質高的生涯輔導隊伍，開設生涯發展課程，建立學生生涯輔導資料系統，實施心理測評，開展個別和團體心理咨詢等各種形式的生涯輔導活動，在實踐中不斷提高我國的生涯輔導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