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6-25 11:36:21
開篇：寫作不僅是一種記錄，更是一種創造，它讓我們能夠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將它們永久地定格在紙上。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12篇特別市民，希望這些內容能成為您創作過程中的良師益友，陪伴您不斷探索和進步。
2005年的北京“兩會”有特別的意義：2005年是十五計劃的最后一年，又是十的編制年；2008年奧運工作的全面啟動；落實北京2020年城市總體規劃修編計劃等等。因此，2005年北京“兩會”倍受矚目。北京市的各類媒體對這一重要政治活動也給予了高度的關注。那么，2005年北京“兩會”報道有哪些值得關注的特點呢？下面就讓我們通過點擊關鍵詞的方式來解析2005年北京“兩會”報道的主要特點。
一、關鍵詞之一――特別關注
用“特別關注”來概括北京媒體對北京“兩會”報道的重視可能再合適不過了。對2005年北京“兩會”，各類媒體（包括政府網站和媒體網站）都給予特別關注。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北京晨報、北京青年報、新京報、京華時報、北京人民廣播電臺、北京電視臺以及首都之窗、千龍網等媒體都對“兩會”報道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拿出重要版面和黃金時段進行這一戰役性報道，精兵強將，精心準備，精心策劃。因此，用“特別關注”來形容媒體對北京“兩會”的重視并不為過。媒體對2005年“兩會”特別關注的原因，一是因為2005年北京“兩會”具有繼往開來的意義；二是北京市民對今年的北京“兩會”予以空前關注，這一點從首都之窗、千龍網等網民來信可以看出。如“首都之窗‘兩會’網民來信”中在“京城百姓關注熱點問題”一欄里僅“交通”一項，截止1月27日10時，就有23368位網民查看過。“住房”一項有3120位網民查看過。據報道，截止1月26日早上9點，網民對北京市政協全會的點擊率已經超過了1200萬次。會議期間，市民參與程度空前，突破市政協網站首次開通時點擊率13000次的記錄。再看1月17日晚，北京電視臺“北京熱線”欄目播出一期“代表面對面”節目。節目中劉黎等四位代表公布了自己的聯系電話。第二天劉黎代表剛走進辦公室，電話就此起彼伏，應接不暇。那一天她接了幾十個電話，許多人抱怨電話打不進來，劉黎估計一天中打電話的市民不會少于100人。由此可見京城居民對2005年北京“兩會”關注的廣度和熱度之高。除此之外，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全國性傳媒也給予很大關注。
二、關鍵詞之二――民生
關注“民生”問題成為2005年北京“兩會”媒體報道的顯著特點。這里以新京報1月27日的A04-A15版特別報道――2005北京“兩會”來說明。新京報的特別報道關注的主要內容如下：
特別報道（一）：政協提案關注交通擁堵；
特別報道（二）：北京城中心人口和產業將東移；
特別報道（三）：專職代表在北京不可行；
特別報道（四）：北京擬取消外來人口暫住證；
特別報道（五）：新“綠卡”抬高門檻引爭議；
特別報道（六）：關注低保政策；
特別報道（七）：回龍觀交通調查；
特別報道（八）：回龍觀交通改造；
特別報道（九）：春節和采暖季用氣有保障；
特別報道（十）:琉璃廠文化區規劃、標租房騰退；
這些問題大都是當前的熱點問題，老百姓關注，媒體自然不會忽視。根據“首都之窗‘兩會’網民來信”情況統計分析報告（二），截至2005年1月25日晚20時，“首都之窗‘兩會’網民來信”欄目共計收到有效網民來信410封，網民點擊查看達到28901人次。從網民的來信和點擊查看次數來看，最受關注的是交通問題，其次是外來人口和住房問題。分析報告表明，新京報的這組特別報道十分準確地抓住了市民關注的熱點問題。“首都之窗‘兩會’網民來信”欄目將市民關心的事情分為14類，除以上三類外，其它類別受市民關注的關注度排名依次為：社會保障、教育、城市規劃、醫療、環境、政府工作、農村、公共安全、其它、民主法治和奧運。此外，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北京晨報等媒體也都圍繞老百姓關心的熱點問題來報道，北京青年報專門開設“北京‘兩會’?民生”版。
可見，關注民生，“以人為本”的報道思想在媒體中正逐步得到落實。
三、關鍵詞之三――合作
媒體間加強合作，是2005年北京“兩會”報道的一個重要特點。這種合作已從傳統媒體之間，進一步延伸到新老媒體之間。合作是資源的共享和整合，合作可以使媒體拓展功夫的空間，從而達到互利共贏的效果。以下是幾個例子：
新京報與新浪網合作，推出2005北京“兩會”專題，并開通市民互動郵箱和熱線電話，為讀者和“兩會”搭起一座溝通的橋梁，并刊登部分市民來電及其來電調查。
首都之窗與北廣傳媒移動電視合作共建“網民來信”欄目，市民可以撥打熱線96102或發送短信參與“兩會”。
北京市政協通過與首都之窗、市政協網站等北京五大網站聯動，建立信息傳播和溝通的網絡群。
信息是無限的，而媒體的資源是有限的，媒體利用有限的資源獲得無限信息只有依靠合作、資源共享。只有合作，尤其是異質媒體的合作，才能突破媒體自身的技術壁壘，獲得在自身技術框架內無法獲得的資源和競爭優勢。2005年北京“兩會”報道表明，加強與其他媒體的合作，尤其是與新媒體的合作已經成為多數媒體的一種共識和趨勢。
四、關鍵詞之四――溝通
信息的單向傳播，是信息的傳播者和接收者之間一道難以填充的鴻溝。這一點歷來為受眾所詬病。如今傳媒業的發展和新技術新媒體的出現為改變這種局面提供了可能性。這一點，在2005年北京“兩會”報道中得到了體現，也就是新老媒體普遍開始重視“溝通”問題，為受眾和代表委員以及政府建立交流溝通的平臺和渠道，從而也為自己的報道開辟了新的渠道，引來活水。下面是首都之窗網站“2005年‘兩會’專題”展現的網友與委員交流溝通的一個場景：
[主題]:感覺采暖費用太高
[作者：嘉賓訪談網友
發表于：2005-01-25]
現在我們每建筑平米要交30塊錢，感覺費用太高，我們不像城鎮居民有采暖補貼，我們農民沒有錢，感覺有點負擔不起。
委員回復：
張三力委員回復：
這是一個普遍問題，我們取暖問題在調價過程中，缺乏一種尊重居民的過程。缺少這樣一個過程。實際上取暖費調到30元一平方米，原則上沒有什么錯誤，但是具體到每一戶每一家的話問題還不少，老百姓收入不一樣，把取暖費調到這么高……
首都之窗網利用自己政府網站的優勢，開設“最新網民來信”和“最新代表、委員回復”，在代表委員和普通市民之間搭建溝通的平臺。
北京電視臺“首都經濟報道”欄目專門開設“兩會互動”版塊――“王娟走兩會”。依托欄目現有短信號碼在觀眾中的影響力，開通“兩會短信互動平臺”，向市民征集意見、建議和選題線索，其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線索做成報道播出，其他的由上會記者轉交給相關的代表委員。如首都經濟報道1月26日播出的報道《收費管理 細節待規范》中，短信和熱線成為構成節目的主要要素，成為市民與政協委員安仰東溝通的橋梁和紐帶。
北京晚報請人大代表值守“兩會熱線”，就教育等熱點問題與市民進行交流和探討。該報“兩會熱線”開通第二日，一小時內接到1258次撥打，“兩會熱線”的熱度可見一斑。
溝通讓委員、代表們能與市民更親密地接觸，更廣泛真切地了解到民意，從而使其更好地代表民意、反映民意，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權利參政議政，履行自己的職責。溝通也讓媒體接近了受眾，獲得了新的資源。
五、關鍵詞之五――網絡
2005年北京“兩會”進一步顯示了互聯網作為新技術新媒體的象征的天然優勢，使人們不得不思考――如何認識網絡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如何利用網絡來了解民意，從而更有效地施政？
據CNNIC的數據，到去年12月底，中國網民的數量已達到9400萬。估計目前已經達到1億左右。數據和趨勢說明，網民不再是特殊的一群，而是普通的社會成員，不再是小眾，而是大眾。從某種意義上講，網民就是公眾。網民對北京市政協會議的點擊率過千萬，就是一個明證。
網絡媒體大都有互動設置，如論壇、留言版以及即時聊天等功能，這使網民對新聞傳播的參與度空前提高，空前提高了普通民眾的話語權。有學者將互聯網技術稱為“民主”的技術。這意味著，在網絡時代，普通民眾可以得到更多的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他們可以在網上暢所欲言，發表自己的意見和看法，由此施展自己的影響力。普通市民的影響力通過網絡在2005年北京“兩會”得到鮮明的體現，普通市民的話語權也通過網絡得到了傳播和空前重視，當然傳統媒體也功不可沒。
為更好的了解民意，北京市政府運用網絡開展多種形式的溝通、互動活動，以促進提案更加透明、更加貼近市民。比如，去年年末開始，嘗試的通過網站點評提案活動，在今年“兩會”前，首次大規模向市民征集提案線索。
新渠道的建立和拓展，使北京市政府更加貼近市民，從而受到好評。這說明，政府越來越注意利用新技術和新媒體提供的空間和平臺來施政。同時，也表明新媒體在政府施政以及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渠道”作用得到重視和彰顯。
一、當前新市民子女較多的學校閱讀教學現狀
閱讀教學一直以來都是語文教學的一大難點，和古文、作文教學并稱初中語文教學三難。新市民子女與本地生源的閱讀基礎存在很大的差別，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學生閱讀積累較少。相對于本地城鎮生源的學生而言，新市民子女往往經歷了多個學校的輾轉求學，平時在家庭中也缺乏充足的閱讀資源，導致閱讀積累明顯不足。
2.學生閱讀習慣欠缺。閱讀既是看書的過程，也是感悟的過程。筆者經過調查發現，許多新市民子女在閱讀習慣方面相對欠缺，在讀的時候沒有養成一邊讀書、一邊批注做筆記的良好習慣，往往是一讀而過、一讀了之。
3.學生閱讀空間受限。現行語文教學課程中并沒有開設專門的閱讀課程，加上這些學生平時也沒有養成堅持讀書的良好習慣，導致學習活動中沒有能夠積極拓展空間進行有效閱讀。
4.學生閱讀資源匱乏。除了學校圖書館借閱書籍之外，很多新市民子女學生很難有更多的途徑獲得一些優秀的刊物，無論是購買書籍的數量，還是訂閱書刊的書目都相對都不足，沒有能夠為學生的閱讀積累提供有力的支撐。
二、采取有力有效措施，促進閱讀教學成效提升
在初中語文教學中提高學生閱讀能力，必須綜合著力采取扎實有效的措施進行推進。
1.開展閱讀重要性的教育，讓學生增強閱讀興趣。閱讀活動要想有效深入開展，必須要充分提高學生的思想認識。筆者向學生介紹了許多名家名著，帶領學生感悟不同文體帶來的神奇享受。無論是從優美的散文中悟人生，還是從犀利的雜文中剖析各種社會現象，讓學生在學習中感受到閱讀的趣味性、重要性。學生這一頭重視起來還不夠，我還通過家長會、倡議書、電話溝通等方式與家長聯系，讓家長們特別是那些新市民家長認識到閱讀對于學生來說是必要的，是要給予支持的。
2.強化課堂閱讀教學改革，讓學生學得輕松快樂。課堂是閱讀教學的主要陣地，如何全面有效的提高閱讀成效，必須要抓住課堂這一載體，對閱讀教學進行充分的改革。在課堂教學環節需要改進教學流程，由單純的老師問學生答逐漸引導學生自己提問題，將教學的重點難點融入其中，引導學生對課文進行分析。無論是對課文主要內容的分析，課文蘊含情感的發掘，課文人物的形象刻畫，還是文章的技巧手法提煉，老師在課堂教學中要讓學生更多的參與到學習互動之中。另外，老師還要對學生學習成果交流總結環節進行改進。學生分小組對課文內容的思考結束之后，老師可以讓學生派出代表進行問題的回答，其他學生共同分析研究，一起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將教師講解為主的閱讀教學，轉變為教師引導、學生學習為主的模式，不僅有效活躍了課堂氛圍，而且會讓學生參與積極性更高，有效提高了學習興趣，降低了學生畏難的情緒。學生通過深入的分析，對課文內容把握、技巧分析都會更加扎實。在課堂上掌握的這些方法老師可以引導學生用到課外閱讀中。我平時要求學生閱讀課外讀物時也要在筆記本上進行自問自答的練習，然后定時抽查學生的筆記，對于那些有進步的，特別是新市民子女中進步較明顯的給予獎勵。
3.組織多讀多思專項活動，讓學生迅速積累底蘊。許多新市民子女語文學習基礎薄弱，閱讀量更是少的可憐。對此，我覺得可以開展一些讀寫活動，特別是要向這一群體進行傾斜。筆者結合教學要求開展了多讀多思活動，首先要求學生特別是新市民子女加大閱讀量，通過大量的閱讀來彌補過去一段時期留下的缺陷。新市民子女閱讀書籍的匱乏可以通過班級圖書角，學生交換書籍等方式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決，而且市圖書館免費開放后，他們在這方面的需求應該是能得到滿足的。經過廣泛的閱讀，許多學生在文學積累方面有了顯著的增強，有些新市民子女發出由衷的感慨，現在一年閱讀的書比過去五年的閱讀量還要多。在閱讀活動中，筆者還會進行積累方面的指導，要求學生將閱讀的成果積累下來。每一位學生都準備讀寫筆記，平時將優美的語段摘記下來，將好的方法經驗技巧提煉出來，讓學生在閱讀中積累詞匯，掌握寫作的一些基本方法技巧，這使他們對文章結構的把握更加精準，有效提高了學生文學厚積薄發的程度。多讀多思的活動讓學生閱讀量顯著增強，閱讀的技巧經驗也有效實現了內化吸收，通過這樣的專項訓練，學生文學底蘊會得到明顯增強，成為突破閱讀學習困境的有力措施。
4.拓展課外閱讀活動空間，讓學生興趣得到滿足。對于新市民子女較多的學校而言，除了兼顧大部分學生之外，還要對這一特殊群體的課外閱讀空間進行充分的拓展。從常規的角度，教師可以通過設置課外閱讀小組、課外專題研究小組等形式，利用課堂上一些剩余時間組織大家一起進行閱讀、探討、積累。另一方面，老師還可以針對班級一些新市民子女的特殊情況進行個性化的要求，例如以居住地劃定一定的半徑范圍，組織學生在課后特別是假期進行集體閱讀。筆者所教的兩個班級就進行了這樣的嘗試，老師或組內學生推薦一本好書，然后在約定的時間內大家一起閱讀，談體會、談心得，談文章的寫作手法結構等等，通過這種假期自由組合、集體閱讀的方式，提高學生的閱讀綜合能力。無論是采取興趣小組活動的方式，還是針對特定群體的課后自主閱讀，只有拓展了學生的閱讀空間，才能讓他們語文素養得到快速的提高。
小小自行車。折射文明自覺
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是公共交通和文明交通的組成部分，是城市公交系統的輔助和補充，對于緩解交通壓力、節能減排、保護環境等具有重要意義。從2010年開始，張家港市先后投入近3000萬元，大力實施公共自行車服務惠民實事工程，項目一期規劃建成77個網點，自行車及鎖柱2000套；項目二期規模為75個服務網點，2000套鎖柱、1200輛自行車，目前全部并網投入運行。152個服務網點分布在市區主干道路、公交站點、商業區、園林景區、廣場、居民小區附近，都可以“通還通借”。如今，只要你步行1公里，都會看到一排排時尚靚麗、擺放整齊的城市公共自行車，這為市民的出行提供了方便，更成為市民綠色出行的又一個新選擇，有效解決了公交站點與市民出行目的地“最后一公里”問題。
在提供公共自行車服務中，張家港市創新引入了“誠信積分”概念，即每一位本地市民包括外來務工人員都只需提供身份證明，就能辦理一張“誠信卡”(磁卡)，無需提交任何押金，甚至連辦卡工本費都不必繳納。市民辦理“誠信卡”后，可免費獲得100分的“誠信積分”，每次刷卡使用自行車在兩小時內歸還的，將可增加一分；超過兩小時歸還的，會相應扣減積分，歸還時間越晚，扣分越多；誠信積分歸零后，將不能再使用公共自行車。
我國最早實行公共自行車的城市是杭州，其后又有不少城市也在公共自行車方面作了積極的嘗試和探索。這些城市大多實行的是信用保證金的方式，在辦理租車卡時交一定數量的保證金，以后使用時按時間計費。而把“誠信卡”作為公共自行車的使用憑證，“誠信積分”作為市民使用公共自行車的信用記錄，市民憑借個人的誠信獲得政府提供的免費公共服務，這在全國所有城市中是一次創新嘗試。張家港市作為首個實現“全國文明城市”三連冠的縣級市，一方面，隨著城鄉一體文明建設的扎實推進，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養不斷提升，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中對市民的文明素質特別是個人誠信有著高度的信任；另一方面，隨著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的蓬勃開展，市民作為公共服務的受益方，也有足夠的文明自覺來維護好城市文明形象。因此。在張家港。一輛輛公共自行車不僅僅承載著政府與市民之間的優質公共服務，還體現著政府與市民包括外來務工人員之間高度的信任。
小小自行車，共享文明成果
在連續三屆“全國文明城市”創建中，張家港市始終堅持“共建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的創建理念，把創建文明城市作為為民辦好事、做實事的重要過程，每年都安排數千萬元文明創建專項經費用于民生實事工程，切實做到“創建過程讓群眾參與、創建實效讓群眾檢驗”，形成了文明城市共建共享的生動局面。公共自行車就是在文明城市創建中的一個生動事例。
張家港市公共自行車服務工程是采取政府與企業合作的方式進行，具體模式概括為“設備租賃、服務外包、市場運作、政府監管”，通過政府支付服務費購買企業服務的方式，以達到為市民辦實事、辦好事的目的。公共自行車所有鎖柱、車輛、后臺全部設備屬企業所有，企業負責日常的調度管理服務工作，政府對每年度項目的運行情況進行監管，并按年度運行情況支付租賃服務費。這樣避免了政府大量采購研發軟、硬件設備，安排大量人員進行日常維護、調度、管理工作，通過成本核算，采用市場化模式可以節省大量資金。
同時，公共自行車服務在功能設計上盡量體現實用、便捷，突出以人為本。譬如，每輛自行車的輪胎都是輕巧的實心胎，這樣就避免了我們日常生活經常遇到輪胎氣壓不足的尷尬。
可以說，從項目一期工程開始，市民對公共自行車就高度認可，每天辦“誠信卡”的市民絡繹不絕。張家港城管局作為業務主管單位，為了讓市民盡快拿到“誠信卡”，增加了社區居委會發卡渠道，原來社區只辦理登記不發卡，現在社區既登記又發卡，使市民的辦卡渠道更加通暢。如今，在城市中，越來越容易看到市民或騎著公共自行車在上班的路上，或騎著公共自行車在休閑健身。
小小自行車。彰顯文明品牌
張家港市公共自行車系統24小時運行、無人值守，這考驗著廣大市民的道德素養與文明誠信。張家港市民確實也以實際行動交出了一份滿意的答卷：公共自行車系統運行以來，沒有一輛公共自行車被盜，沒有一位市民不歸還自行車，就連誠信積分扣分較多的市民都很少。同時公共自行車項目運行以來，涌現的好人好事也不斷，市民會主動提醒家人和朋友公共自行車的借用停放情況，遺失在公共自行車上的東西常可以通過后臺系統查詢找到失主等等。
截止到目前，可使用公共自行車的磁卡數量達到10萬余張，根據最新一周的數據統計，二期項目投入運營后，平均每月公共自行車使用量達到40萬輛，次，每天平均借車次數已達到近1.35萬次，按每次2公里計算，每年可以減少排放二氧化碳18.9噸，氮氧化物0.81噸。
談到公共自行車項目，張家港市城管局停車管理處王曉東作為項目實施組成員深有感觸：“公共自行車項目難就難在服務網點的設置，每個網點在建設前，我們至少去過10次，需要不斷地與布點位置附近的單位、門店老板以及房東等進行協商。目前來看，這些網點的設計還是比較合理的，基本上滿足了老百姓的需求。特別感謝那些協助我們做好工作的單位和門店老板等等，沒有他們的支持，我們的工作根本沒法進行。”
面對張家港公共自行車推進和建設的高速度，項目承建單位上海永久自行車公司董事長陳閃感慨道：“整個項目從開始實施到真正建成，張家港市政府投入的精力和重視程度非常高，建設速度也非常快，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內就完成了一期近80個網點的勘測、建設和安裝，這可以說是創造了一個奇跡。”
其實，從2005年開始，張家港市就制定實施《市民素質提升工程行動計劃》，開展了“文明禮儀百家講壇”、“誠信論壇”、“新市民文明綠卡”等活動，“崇德向善、誠實守信”的“張家港好人文化”在全社會得到傳播、認可和弘揚，極大豐富了文明城市品牌內涵，有近百人獲得江蘇省道德模范等各級各類榮譽，“張聞明”等文明品牌傳遍大江南北，“好人文化”深深扎根在“文明張家港”。
關鍵詞：成人教育；農民市民化；城市化
收稿日期：2007―12―25
作者簡介：顧德學（1967―），男，漢族，江蘇省睢寧人，蘇州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教育管理研究。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很多城市周邊農民的土地被征用，越來越多的農民從土地中被剝離出來，農民的市民化被視為解決失地之后農民面臨的各種問題的有效途徑之一，也是農民再社會化的必然選擇。但是，人們在談到農民市民化問題時，更多的是關注戶籍制度的改革、拆遷補償以及社會保障的配套等問題，而忽視了其中非常重要的教育問題，特別是成人教育問題。
一、我國農民市民化的背景及其內涵
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的是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體制，這種分割體制使大中城市郊外的農村與城市，缺乏城鄉一體化的有機的空間聯系，①，最終使得農民與市民在各方面顯示出很大的區隔性。
然而，自20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我國的城市化發展進入到一個快速發展時期，統計顯示，全國的城市化率已從1993年的28%提高到2004年的42%以上，農村失地人口約4300萬，且近幾年城市化水平以年均近2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與此同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提供的數據亦表明，1987年到2001年，中國非農建設占用耕地3394. 6萬畝，其中70%以上是征地。近幾年，我國各地城市化的速度和規模擴大的趨勢依然非常強勁。實際上，每個人都能感受到城市化的進程：幾乎所有的城市都在大興土木，城市不斷地向外擴張。根據《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預測，從2000年到2030年的30年間，我國占用的耕地將超過5450萬畝，失地或部分失地的農民將超過7800萬。失地農民的規模將會隨著城市化的提速進一步擴大。在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快速推進過程中，主要是先對城鄉結合部的農用地進行征用，以滿足大規模非農建設的需要。由此，因城郊土地被征用而失地的農民，成為當前失地農民中最主要的一個群體。②過去那種城鄉二元分割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越來越多的城郊農村變成了城市的一部分，而生活在這些土地上的農民也隨之轉變為市民，農民市民化的問題隨之產生，各地也紛紛把失地農民的市民化問題作為城市化發展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來對待。為了推動農民的市民化，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打破過去的戶籍制度，實現“農民”向“非農”的身份轉變，建立了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在就業方面的指導等等，總體上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盡管如此，各地在農民市民化這一問題上依然面臨不小的困境，其中的困境之一就是這些農民難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之中。導致這種困境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們對市民化的內涵理解過于簡單，往往把農民向市民的轉變僅僅理解為農民、城市農民工等在身份上獲得作為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會權利的過程，如居留權、選舉權、受教育權、勞動與社會保障權等。在我國，最明顯的標志就是獲得所在地的城市戶口及其相應的社會權利。這些可以被認為是與國家、政府相關聯的技術層面上的農民市民化過程。③其實，市民化的涵義還有另外重要的內容，那就是農民在現代化過程中，借助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動，使現有的傳統農民在身份、地位、價值觀、社會權利以及生產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的轉化，以實現城市文明的社會變遷過程。這些可以被認為是與國家、政府相對應的社會文化層面上的農民市民化過程。④也就是說，市民化內涵本身包含著技術層面和文化層面兩個同等重要的內容，而過去很多地方政府在推進農民市民化過程中更加強調的是技術層面的涵義，基于這種市民化涵義的理解而進行的市民化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農民雖然獲得了與城市市民同樣的身份地位和各種權利，但依然找不到城市的歸屬感，在城市的生活中難以擺脫來自社會、文化和心理等方面的被排斥感。因此，各地在農民市民化過程中加強技術層面建設的同時，也必須同時注重文化層面的建設。
二、農民在市民化過程中的再社會化與成人教育
對于那些走向市民化的農民來說，如何真正在文化層面上實現城市化是其融入城市的基本條件之一，而要具備這種條件，就我國目前來說，最為現實的途徑就是對農民進行再社會化。所謂再社會化是指個體舍棄過去接受的一套社會規范和價值標準，重新學習社會所要求的社會規范與行為方式的過程。可以看出，在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市民化的實質就是農民的再社會化，它是農民改變原來的農村生活方式以適應城市生活方式的過程，改變原有的價值觀念和思維習慣，與城市市民交往并學習、使用城市主流語言，逐步實現文化層面的市民化的過程。再社會化的方式有很多，可以通過家庭、學校、社區、社會組織等機構來實現，而其中最為重要的方式是教育。
對于市民化過程中的農民來說，他們大多數是成年人，接受為了更好適應城市生活的教育是一種在原有教育背景基礎上的繼續教育。因此，對那些農民來說，成人教育是最為合適的再社會化形式。與其他教育形式相比較，成人教育在我國農民再社會化過程中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優點：
一是在教育形式方面具有特有的靈活性特點。教育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正式的社會教育，指各級各類學校對學生的教育以及法院、監獄對犯罪人員的教養改造等；另一類是非正規的社會教育形式，社會的風俗習慣、群體亞文化、家庭的教育影響等。對我國市民化過程中的農民來說，一方面由于他們長期生活的環境具有較為濃厚的傳統農業社會的價值色彩，所熟悉的風俗習慣和文化體系與現代城市價值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因此，完全通過非正規的社會教育形式顯然難以到達文化層面的社會化目標。另一方面，對于市民化過程中的農民來說，他們大多缺乏良好的正規教育的背景，重新接受某種形式的較為正規的教育具有內在的要求，但是完全回到過去全日制的中小學教育形式顯然不切實際。因此，在目前最為適合對農民進行再社會化的教育形式是成人教育。成人教育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它的教育對象是成人，鑒于成人在年齡、職業、文化基礎、學歷條件、所處地區和系統的種種差別，除在目標、規格和規定上大致有一個統一要求外，更多地強調其教育途徑方式上的靈活性、多樣性，以適應不同成人學員的不同要求和不同情況。在辦學種類上可采用正規成人教育（成人初等教育、成人中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和非正規成人教育（各種政治、文化、技術、業務培訓班、崗位培訓班）；在辦學方式上可采用全脫產、半脫產或業余培訓等；在教學組織形式上可采用面授式、函授式、衛星電視式、網絡學習式、自學考試式等等。這種教育方式的靈活多樣性，更能適合市民化過程中農民受教育水平、時間、能力素質結構等方面的差異特點，因材施教，增強培訓效果。
二是在教育內容上更貼近農民的需求。對于市民化過程中的農民來說，他們在融入到新的城市生活過程中由于不同的家庭以及文化等背景，在面臨的具體問題方面總是不同的。有的更多的是一種心理問題，有的則是由于價值文化沖突所帶來的不適應性，而有的則是生活方式和行為習慣等方面帶來的問題。因此，對待不同的群體必須采取有針對性的教育模式。而成人教育正符合這個特點，正如美國著名的成人教育家梅里安所說：“成人教育各種教學項目無不體現出它們的實用性、功利性和職業性。”⑤成人教育是對各類成人的再教育，是為用而教，教育內容的針對性、實用性較強。成人教育可以根據市民化過程中農民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分別進行心理咨詢和輔導、城市價值和精神的講授以及新的生活方式和習慣的宣講。
三是成人教育更加有利于利用社會資源。農民的市民化是我國城市化過程中一項重要的社會事業，需要得到社會各個方面的關注與支持，而成人教育為社會各界共同參與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渠道。成人教育既有自己的獨立體系，又被包含在整個社會大系統之中。它不僅是教育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社會經濟工作和社會群眾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成人教育在利用社會資源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這種優勢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社會化的師資資源。與普通教育對師資的要求不同，成人教育更強調實用性，教師可以針對具體的教育內容而來自各個方面，包括普通高校、社區學院或職業技術學院、貿易與商業學校、其他學校、中小學校、各級政府機構、勞工組織與專業協會、社會私立機構、私人教師等等。二是資金籌集的社會化。資金是教育發展的基本和必要條件，資金籌集方式的社會化，表現為多渠道地集資。在很多國家成人教育的發展過程中，除了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承擔了較大比例的經費外，很多企業、產業部門及雇主也在成人教育經費方面承擔了很大的責任。同時，民間團體和個人也積極投資成人教育，從而保證了成人教育資金的來源，有力地保障了成人教育的發展。
正是由于具有以上幾個方面的優勢，成人教育必然能夠在農民市民化的過程中扮演著積極的和重要的角色，從而推動我國城市化進一步順利的進行。
三、發揮成人教育在農民市民化過程中的功能
目前，由于對農民市民化的理解比較狹隘，各地在對待農民市民化的問題上只是簡單地停留在戶口變更以及保障體系的建立等技術層面上，而忽略了教育的功能，特別是成人教育在其中的重要功能，這也是目前很多地方農民市民化面臨諸多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鑒于此，我們有必要把成人教育作為農民市民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的問題來對待。
首先，各地政府應該把成人教育納入到農民市民化的政府工作中。各地方政府，特別是城市地方政府應該充分意識到農民市民化問題是一個系統的工程，不僅僅只涉及到農民戶口以及農民失地之后的生計這些簡單的內容，還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離開了教育，特別是成人教育，是難以使農民真正實現市民化的。為此，地方政府應該積極制定相應的政策法規，推動成人教育更好地得到落實和推行，通過各種政策鼓勵農民積極參與到成人教育的行列之中來。政府應該對農民市民化過程中的成人教育工作進行統籌規劃，協調各相關部門之間的關系，整合所轄區內的學校、企業和社區等各方面的教育資源，以提高教育培訓的效益和質量。政府確保在成人教育方面的資金投入，扶持市民化過程中農民的教育培訓工作。加大對參與成人教育的農民的補貼，特別是針對自己無力承擔教育費用、又沒有就業單位的農民，這一做法更顯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對那些舉辦成人教育的機構和組織，以某種形式進行適當的資金上的扶助。此外，政府也可以牽頭建立針對農民的成人教育培訓基地，有計劃地對農民進行各種形式的教育培訓活動。
其次，在教育內容上，基于農民在市民化過程中的需求，有針對性的組織成人教育活動。對于市民化過程中的農民來說，成人教育應該偏重于以下幾個方面內容的教育：一是應該增強城市價值理念的教育。成人教育應幫助被征地農民了解城市的特點和功能，了解城市活動的基本規律，了解工業化、社會化生產所帶來的行業區別和職業分工，了解他們生活的城市，認知生活的環境空間和風貌。成人教育應幫助被征地農民了解城市活動的規則，包括法律法規的規定和約定俗成的習慣，了解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關系及其角色的多樣性。被征地農民必須樹立起規則意識，樹立遵紀守法、依法辦事的法制觀點等。二是公共意識的教育。城市是人口高度聚集的地方,人們活動的公共空間遠遠多于農村。成人教育應幫助被征地農民增強公共意識，使他們自覺地克服自我為中心的盲目的自主性。幫助農民克服舉止行為、言論談吐中原有的一些不文明習俗，改變不適應城市的習俗，使他們掌握適應城市人際交往的禮儀等等。三是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成人教育要針對農民的文化心理結構的特點提供更寬泛的服務領域，培養被征地農民對城市的歸屬感和責任感，引導他們積極主動的介入城市社會，主動地吸納城市的文明，防止他們在身份和生活空間之外的更深層面的心理上的邊緣化。⑥
再次，在教育形式上，政府應加強與企業、學校及社區的合作，探索適合本地實際的成人教育模式。成人教育只有加強與政府、企業、學校及社區的分工與合作，才能達到良好的效果。政府在農民市民化的成人教育過程中的主要職責是制訂相關的法律法規，統籌規劃和協調，積極籌集培訓資金，增加經費投入，采取相應的獎懲措施，加強監督。企業作為對新生代農民工實施教育培訓的陣地，要端正思想，勇于承擔主體責任，采取自行舉辦、聯合辦學或委托專業學校等形式，組織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對進入本單位的農民進行必要的成人教育。成人學校、職業技術學校和普通高校積極利用其師資和設施等資源優勢，結合農民的不同需求，開展靈活多樣的成人教育。社區是連接新生代農民工與社會的橋梁與紐帶，是社會的“具體而微”，也是市民化過程中農民教育培訓的重要載體和基地。要充分發揮其整合功能，通過開展社區活動、舉辦培訓學校等形式，對農民工進行各種有效的教育。
除此之外，地方政府還應進一步加強對農民進行有關成人教育的宣傳，利用組織上的優勢，動員更多市民化過程中的農民加入到成人教育的行列中來。
注釋：
①林拓．農民市民化：制度創新與社會空間形態的轉變［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4，（5）67～73．
②趙爽．論失業失地農民市民化的制度障礙與途徑［J］．中州學刊，2007，（3）121～124．
③陳映芳．征地農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調查［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3）88～95．
④文軍．農民市民化：從農民到市民的角色轉型［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3）55～61．
近年來，我區持續實施“藍天、碧水、綠色、清靜”四大環保工程，城區環境質量明顯改善，20__年，全區共完成10個生活小區，30個污染源，15個公建單位及11條區管道路的污水收集系統的改造；完成了11條主河農灌河道清淤整治任務，共清污河道7335米，內河水質逐步變清；20__年日空氣污染指數（API）大于100的共72天，小于100的293天；區域環境噪聲比去年下降0.2dB。
1、市民對目前環境質量狀況滿意度評價。調查顯示，3/4的被調查者對我區目前的環境質量狀況感到滿意或基本滿意，滿意率達到76.72，但也有18.3的市民對環境質量現狀表示不滿意，還有4.99的人表示很不滿意。
2、市民對生態區建設的了解情況。通過不斷加大環境綜合治理力度，組織開展生態區建設宣傳周、創建生態街道、創建“綠色社區”、環保知識家庭競賽等主題活動，使生態區建設逐漸深入民心。從調查結果看，有64.32的市民對我區正在開展的生態區建設活動表示了解或基本了解，20.54的市民表示聽說過，但具體情況不太了解，有15.15的市民表示不了解。
3、市民對政府在環境保護方面的評價。在“政府對環境保護的重視程度”和“當前環保宣傳力度”兩個問題上，市民的滿意率分別為76.76和65.47，市民普遍對政府在環境保護領域取得的成績表示肯定，但也有7.16的市民提出當前政府在環保宣傳工作方面脫離實際，存在嚴重的形式主義。
二、市民對我區環境污染狀況的評價
1、大氣污染——老百姓最頭疼的問題。在被問及“目前我區污染較重的問題有哪些？（按污染程度依次選擇）”時，53.74的市民認為大氣污染是各類污染源中的“第一殺手”，次選比例也達到15.63。其中機動車尾氣和工業廢氣污染最為嚴重，分別占大氣污染的48.71和30.3，道路揚塵、飯店油煙等也是市民反映較多的問題，仙林社區一些居民對無證攤販的煤煙污染表示強烈不滿，要求環保、城管等部門進一步加強監管力度。
2、工業廢水和白色污染——影響城市環境兩大公害。市民反映的其他污染較重的問題依次是水污染、固體廢棄物污染、噪聲污染，首選比例分別為18.5、17.84、9.91，少數市民還特別提到了琉璃幕墻的光污染問題。調查顯示，市民認為最嚴重的水污染是工業廢水，比重高達54.3，其次是河道源頭污染，占32.17，家庭排放污水及其他占13.52。在固體廢棄物污染中，有47.58的市民認為最嚴重的是塑料包裝、容器的泛濫，28.02的市民認為是生活垃圾不能得到及時處理，還有22.38的市民認為是廢舊電池、電瓶未能有效回收。
3、噪聲污染——市民關注的焦點。由于環保、行政執法等部門采取夜間噪聲監測，控制施工建筑噪音，加大降噪材料投入等有效措
施，市民在此次調查中普遍反映“這兩年耳根清靜了許多”，所以有53.47的市民將噪音放在各類污染中的最后一位，但其受關注程度卻
大大超出預期想象。（見下圖）
三、市民的環境保護意識
保護環境需要政府的決策行動，更多的是需要全民的參與。此次調查發現，我區開展的打造“綠色城區”活動，擴大了環保聲勢，宣傳了環保知識，市民環保意識得到明顯增強。
有49.8的市民在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兩者間支持生態環境保護優先，37.89的市民認為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同等重要，關鍵是協調可持續的發展，還有8.79的市民則認為要以經濟建設為先。
有59.67的市民表示愿意參加義務環境監督管理和相關的聯席會、聽證會，希望通過這些形式維護老百姓的合法權益，顯示了很強的社會參與意識，其中高學歷人群參與熱情尤為強烈。有27.03的市民表示無所謂，還有13.31的市民不愿意參加。
有67.16的市民明確表示若提供機會則愿意植樹，綠化意識普遍較好。但由于現實中真正的機會不多，市民希望有關部門包括相關社會團體能夠多提供機會，以調動公眾的綠化積極性。
有45.36的市民在餐館就餐時會使用餐館的消毒餐具，同時讓我們驚喜的是有32.7的市民愿意就餐時自己攜帶餐具，有21.94的市民選擇使用一次性木筷。一些小餐館由于顧客量小，從成本考慮而放棄使用多次消毒餐具，加上堅決拒絕一次性木筷的顧客并不多，造成了“店家購買，顧客使用”的惡性循環。
有67.86的市民完全支持對出租車、公交車進行“油改氣手術”，希望大力發展綠色交通。有8.88的市民持不支持態度，認為只要維持現狀即可，一則因為“油改氣手術”費用太高，二則如果配套改革跟不上，比如加氣站不足，很容易造成交通癱瘓。
四、市民的期望及意見建議
本次調查 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同時也收集到許多有關生態區建設以及環境保護方面的建議、意見，這些意見建議飽含了廣大市民對我區的深切熱愛之情，也表達出對“綠色城市、居住天堂”的追求與向往。
1、最希望居住的社區是花園式社區。調查顯示，40.54的市民最希望其所居住的社區創建成花園式社區。35.76的市民最希望其所居住的社區創建成安靜社區，其中以朝暉街道塘南、華聯社區，長慶街道吳牙社區以及天水街道環北新村社區呼聲最為強烈。16.84的市民最希望其所居住的社區創建成油煙達標社區，其中武林街道的中北、仙林社區支持率最高。6.86的市民最希望其所居住的社區創建成無違章建筑社區，潮鳴街道東河社區和朝暉街道虹園社區的居民對此反映相對較多。
2、最感興趣的活動是社區綠地保護行動。在被問及“您認為我區的環保工作還需要在哪些方面繼續努力？”時，市民對“城市綠化”、“污染防治”、“環保投入”、“嚴格執法”等選項的點擊率都比較高，分別占53.31、50.62、49.38、46.07。在眾多環保宣傳教育活動中，有46.28的市民選擇了與人居環境密切相關社區綠地保護行動，45.87的市民鐘愛于生態考察，42.56的市民希望參觀污水、垃圾的處理過程，41.74的市民則對垃圾分類回收活動很感興趣。
3、調查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意見、建議。
（1）長慶街道吳牙社區居民提出，①住宅小區的污水及路面破損后造成的積水對環境造成影響，低洼處要填平。②居民住宅區生活垃圾處理還有盲點、死角，社區要作為衛生的重要問題來抓。③對城市污水管理出口進行清查，嚴防污水流入住宅區造成污染。④實行環保責任制，做好垃圾分裝和廢舊電池回收（特別是電瓶車的電瓶應定期實行回收）。⑤要求解決小區汽車廢氣污染問題。⑥加強環保執法力度，開展環保志愿活動，加強生態區建設的科普知識宣傳，持之以恒，在中小學開展生態建設知識教育，從娃娃抓起。
（2）朝暉街道虹園社區居民提出，運河兩岸的環境整治需要長效管理。
（3）朝暉街道華聯社區居民提出，要在充分分析生態系統的支撐能力及瓶頸的基礎上，編制一份能充分體現城區特色，探索創新，規劃理念領先，操作性強的生態區建設規劃。以景觀生態建設為突破口，提升城市品位。建設生態型的中央商務區，堅持以人為本，營造人文生態環境。
（4）朝暉街道塘南社區居民提出，可以學一學東南亞的做法，以法律為后盾，用強制措施保證自然人、法人的行為符合環保要求，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脫離這個前提說環保等于空話一句。
（5）天水街道燈芯巷社區居民提出，①應控制玻璃幕墻，減少光污染。②加強執法力度，馬路上經常能看到冒黑煙的助動車、公交車，尾氣污染厲害。
（6）天水街道環北新村社區居民提出，①目前電瓶車已大量投入使用，而一年后的廢電瓶回收再利用卻沒有跟上，希望早日有地方可回收利用。②加大宣傳力度，使每一個市民都能提高環保意識，政府要多創造必要條件（如植樹、綠化），以提高生態環境質量。③環保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投入較少，如果環保基礎設施長期跟不上，要從根本上提高城市的環境質量是不可能的。
（7）石橋鎮燈塔社區居民提出，提高城市規劃水平，將住宅區、生態區和工業園區明顯分開來。
2010年中央1號文件《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明確要求，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新生代農民工作為一個群體開始進入到政府的工作議程。而市民化作為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根本途徑則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不過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在市民化的背后存在著不同主體的利益博弈和沖突，如果不能有效地化解不同主體間的利益沖突，強制性地從上而下推進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有可能難以達到理想的效果抑或加大其市民化后的社會風險。本文從利益相關者主體的角度分析不同利益主體在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中的行為邏輯，因為只有搞清楚不同利益主體在市民化過程中的行為邏輯才能為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確定合理的市民化路徑，否則亂開藥方，損害新生代農民工利益。
一、整體利益的宏觀邏輯：中央政府在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中的行為邏輯
在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過程中主要存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等不同的利益主體，不同的利益主體在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過程中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和行為邏輯。為何要實現市民化對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來說，他們有著各種不同的利益訴求，不同的利益訴求影響著他們的行為邏輯。從中央政府的角度來說，中央在考慮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時依從的是整體的宏觀邏輯，即實現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對于推進城鄉一體化、擴大內需以及維護新生代農民工各種權益有著重要的意義。
1.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是推進城鄉一體化建設的重要手段。由于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的是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社會體制，農村的經濟社會發展滯后于城市，城鎮化發展水平嚴重滯后于工業化，城鄉發展的差距不斷擴大。要想統籌城鄉發展，實現城鄉的良性互動，就必須減少農村人口的總量，實現部分農民的市民化。而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就業的事實、對城市無限的向往以及對農村情感的逐漸疏遠決定了其市民化是一個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
2.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是擴大內需的需要。在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的經濟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障礙。在促進經濟發展的三大馬車中，出口嚴重受阻，外部的經濟環境不佳，我國的經濟發展必然從依賴出口轉向擴大內需。而新生代農民工巨大的消費潛力，決定了其市民化是擴大內需的重要手段。據測算，如果每年有1000萬農民工及其家庭成員實現市民化，完整享受城鎮居民的公共服務，將使我國經濟增長率提高1個百分點。
3.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是維護新生代農民工利益的重要方式。新生代農民工權益的缺失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其就業、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權益嚴重缺失。而在現有的城鄉二元分割體系下，要想維護其權益必須實現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使其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
從中央的角度來說，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是推進城鄉一體化，擴大內需以及維護新生代農民工利益的重要方式，因此中央政府對于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態度相對來說比較積極。但是中央政府理想中市民化政策目標的實現卻不是由中央政府單獨決定的，一系列效果的顯現仍然需要關注相關政策的配套及其執行者地方政府在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中的態度及行為邏輯。
二、區域利益的中觀邏輯：地方政府在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中的行為邏輯
相對于中央政府從整體利益出發積極推動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宏觀邏輯不同，地方政府在推動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過程中其態度則顯得相對消極。地方政府側重的是地區利益的中觀邏輯，地方政府在考慮全面接受還是排斥抑或繼續堅持現狀等都與其在市民化過程中的利益選擇密切相關，地方政府的行為邏輯是區域化利益的中觀邏輯。因此地方政府從保護本區域利益和個人政績的角度，更傾向于對新生代農民工采取經濟上的接納和制度性的排斥，即對那些有著足夠經濟能力的農民工實現市民化。因為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財政負擔，增加了其社會管理的難度等。
1.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增加地方政府的經濟負擔。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對地方政府造成的直接壓力就是經濟支出的增加。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并不是實現其身份的變化，而是居住的市民化、社會保障的市民化、勞動就業的市民化、農民工及其子女教育的市民化。新生代農民工應該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即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后需要享受就業、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社會公共服務。而公共服務的提供基本上都是由地方政府負擔，在經濟發展仍然作為地方政府官員主要考核指標的績效評價體系下，地方政府首先需要考慮的并不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勞動就業、教育、社會保障等民生措施。如果要推進新生代農民工完全實現市民化，一系列公共服務的提供就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投入大量的資金支持。按照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的測算，每轉變一個農民成為城市居民需支付社會總成本約2.5萬元，2億農民工及其子女市民化，需要支付社會總成本約5萬億元。如果沒有合理的成本分擔機制，這直接影響了地方政府對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態度。
2.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直接加大了社會風險管理的難度。地方政府經濟成本的支出是一個顯性的支出，而社會管理成本的支出卻是一個巨大的隱性支出。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直接增加了地方政府社會管理的難度。特別是在社會貧富差距不斷加大，社會分化不斷顯現，新生代農民工社會心態多元化的背景下，如果不能解決好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后一系列公共服務需求，就有可能造成地方社會的不穩定，增加了社會管理的難度。比如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后將要面臨著強烈的階層分化與沖突的風險。如果沒有有效的風險化解機制減弱社會分化以及不同群體的利益沖突，仍然難以增加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歸屬感。而且從地方政府的角度，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后如何有效緩解流動人口大量涌入所帶來的治安、交通、環境衛生、計劃生育等壓力，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問題，處理不好還有可能激化社會矛盾，而這一系列市民化后的風險都由地方政府負責，這就可能弱化其對市民化的積極態度。而且在現有的政治體制下，地方政府之間不斷的經濟競爭導致其更加的注重經濟利益，而城市化后可能導致的社會管理矛盾以及經濟支出的風險使得任何一個理性的地方政府不愿意大范圍的市民化。
一、培養階段
在很多國內旅游城市經常出現的情況是，當被問及當地的旅游資源和去處，當地市民大多僅能給出一兩項最具代表性的，甚至給出“沒什么好玩的”之類消極回應。這一方面說明政府部門在面向當地市民構建信息平臺、營銷傳遞等方面仍大有可為。另一方面，說明當地旅游企業，特別是有門票門檻的旅游景區等與當地市民之間存在著“對立”。即旅游企業在占用當地公共資源時，是否能給予當地市民足夠的反哺，也是影響市民口碑優劣的重要因素。在散客日漸“橫行”的今天，當地市民對游客的影響最為直接，且口碑效應不亞于媒體和客源地現場推介營銷，其營銷覆蓋面還將極大擴展。因此，怎樣將當地旅游業發展成果反哺于民，提升市民知曉度，提高市民參與度，建立市民口碑營銷，成為政府和旅游部門關注的課題。
（一）創新研發模式建設工具
2013年4月，結合煙臺多樣、優質的旅游休閑資源，按照“政府主導、市場運作、企業參與、全民受惠”的原則，面向煙臺當地市民發行煙臺《市民休閑護照》（簡稱“休閑護照”），并將其列為旅游主管部門當年的重點惠民工程，作為培養階段的主要實施工具。休閑護照首先具有旅游消費優惠功能，首批參與提供服務優惠的50多家單位，現已達70余家，提供了最低3折、平均5折的優惠，價格均低于或齊平旅行社等批發價，并以協議形式予以明確，優惠幅度、范圍、力度前所未有，在各縣市區均設立辦理點辦理紙質版休閑護照，并配套電子版護照App，方便不同習慣人群使用。持休閑護照至每家單位消費一次，總價可節省3000余元。“同游同享優惠”政策，護照持有人可攜他人進行消費，同樣享受優惠。優惠政策看得見、摸得著，且從以往階段性、臨時性，轉變為固定化、常態化，極大提升了市民的歸屬感和榮譽感。借助休閑護照手冊、特惠日活動等，打造了宣傳展示煙臺旅游休閑資源的新平臺，引導著市民的休閑行為，營造了全民休閑氛圍。
（二）信息化手段保證工具
運行順暢按照信息化、精準化的要求，引入了雙向反饋式的信息化精準營銷模式，專門設計開發了休閑護照數據庫管理系統。通過休閑護照的發行和使用，從辦理、使用到統計、反饋等環節，建立了一個規模龐大的當地市民旅游者的數據庫，能夠精確了解其旅游行為和需求，進行全程信息監控和管理，從而可以有針對性地進行信息推送，時時進行信息互動，保證了全過程的精準統計和有效評估，克服了以往旅游信息服務單向、模糊宣傳、針對性不強的弱點。
二、形成階段
煙臺休閑資源豐富，涵蓋范圍廣泛，著力培育濱海度假、海洋旅游、葡萄酒休閑、黃金體驗、膠東文化、魯菜美食、農莊采摘等休閑度假旅游產品。在模式形成階段，為休閑護照的發行配套了特惠日活動、媒體宣傳等推廣手段，通過價格杠桿，撬動當地市民的出游，市民在體驗各類休閑旅游服務的同時，養成了休閑出游習慣，形成了當地市民旅游市場。從而增強了休閑意識，規范了休閑行為，提高了城市休閑品味。
（一）多角度、立體化宣傳擴大覆蓋面
在休閑護照的發行過程中，將其搭建成了宣傳展示煙臺豐富的旅游休閑資源的一個立體化的平臺。除休閑護照手冊內信息展示，同時配套了網站專版推廣、主題活動推廣、多種媒體宣傳等宣傳手段，新媒體的微博、微信這些雙向的信息方式，打造了立體化宣傳平臺，將護照參與單位的信息進行全面推廣。通過前期信息采集，結合護照發行和舉辦的各類活動，在對護照持有人消費記錄跟蹤的基礎上，通過時時信息和定向推送，對護照持有人進行休閑行為指導，這種信息化精準營銷對于培養市民休閑意識，引導市民休閑行為起到了顯著作用。發行4年，護照手冊及App展示受眾超過60萬人次，網上推廣受眾超過8000萬人次，紙媒及電視超過3000萬人次。宣傳力度、范圍和效果，都遠超企業單獨廣告投入，對煙臺休閑資源的宣傳作用非常明顯。
（二）更新、拓展優惠單位保證新鮮感
通過休閑護照的發行，除了煙臺最具代表性的景區如蓬萊閣、龍口南山、張裕酒文化博物館、煙臺山等A級景區全部在列，餐飲、酒店、游船、中醫理療等閑休資源也納入其中。為保證休閑護照的新鮮度，淘汰掉優惠政策執行不到位、服務質量不穩定的，增加優惠力度大、服務有特色、質量穩定的新的優惠單位，為休閑護照的平穩發行奠定基礎。休閑護照宣傳和使用的效果越來越好，更多的旅游休閑企業愿意參與其中，對于煙臺休閑旅游企業和資源的梳理和培育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三）以特惠日活動為杠桿撬動行為產生
為保證休閑護照的持續曝光，推出配套產品——休閑護照特惠日。在指定日期，以每月2-5期的頻率（淡季少，旺季多），為休閑護照持有者提供超低價甚至免費的特惠，增加體驗附加值，截至目前已舉辦200多期。同時，不斷對活動進行創新升級，推出“休閑課堂”等子活動版塊，寓教于游。通過每個月特惠日活動信息，為市民出游提供參考，讓更多市民有機會參與到旅游中來，享受旅游，從而轉變為煙臺旅游的宣傳員。
三、自主營銷階段
自主營銷階段，即內生性營銷，實際是前兩階段的成果。通過發行和使用休閑護照，讓本地市民對煙臺休閑旅游資源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切實的感受，通過“口碑營銷”，加強了旅游目的地的宣傳營銷，有更多的煙臺人宣傳自己家鄉的旅游資源。
（一）推動了“煙臺人游煙臺”
旅游經濟不僅是“門票經濟”，更是人氣經濟。在發達國家，景區門票收入所占比例還不到旅游綜合收入的20%。盡管目前國內不少旅游景點“漲聲一片”，但實際上，旅游帶來的內需拉動效應遠不止于門票收入。推出休閑護照，降低“門檻”吸引客人，看似門票收入減少，但可以在食、住、購、娛等旅游要素的開發上，大做文章，直接帶動整個產業鏈條的全面繁榮。休閑護照不僅給本地市民帶來實惠，也為護照提供服務優惠單位創造更多機遇。
（二）拉動旅游產業經濟增長
自發行以來，休閑護照辦理數量超過20萬份，持休閑護照消費人次超過60萬人次，有效提升了煙臺休閑旅游城市形象，拉動旅游業發展。另一方面，拉動了淡季旅游休閑市場。作為北方旅游城市，煙臺同樣存在淡旺季分明的特點。特別是景區，經常面臨旺季游客接待不了，淡季門可羅雀的問題。休閑護照在五一、國慶黃金周等旅游旺季的使用有一定限制，而在淡季給予更優惠價格，促使當地市民在淡季出游，對景區的客流量起到“削峰填谷”的調節作用，實現了“淡季不淡”。
（三）兼得社會效益雙豐收
休閑護照發行后，憑借“花十元省幾千”這一巨大的優惠杠桿，取得了發行期不到3個月時間發行量即突破6萬份的優異成績，讓旅游真正飛入尋常百姓家，成為百姓愿意消費的、能消費起的常規休閑品。同時，通過休閑護照這一互動的網絡平臺作用，市民按照護照索引內容，來檢索煙臺的旅游信息及相關網站，參加旅游微博、微信等互動，讓市民更多的了解煙臺的旅游資源，培養休閑意識，參與其中廣泛地宣傳，吸引更多的外地游客來煙臺休閑、消費，從而更加廣泛的拉動煙臺休閑旅游業的發展，強化煙臺休閑城市品牌，取得了社會效益的兼顧。休閑護照先后榮獲了國家、省、市三級的多次榮譽稱號及獎勵。
（四）內生性營銷模式建立
一、新市民積分管理制度在犯罪預防領域所取得的突破性進展
（一）解決了城市外來人口犯罪的制度原因，實現了從刑事司法的懲罰性轉移到公共政策的正義性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城市的外來人口曾經一度成為犯罪的主力軍。在當時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很多專家學者都對這一現象進行了專門的研究，并提出城鄉二元身份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是造成農民工犯罪高發的根本制度性原因。在以后的十多年間，由于歷史傳統和政府財政等諸多原因，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幾乎都沒有出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制度來解決這一問題。①張家港市新市民積分管理制度通過詳細易懂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積分管理手段，逐步實現新市民與張家港市戶籍居民在子女教育、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婦女兒童權益、住房保障、社會救助等方面基本享有同等待遇，從根本上解決了由于我國傳統的城鄉二元身份制度和不甚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給城市外來人口所帶來的不公平不正義的待遇問題，從而使新市民真正能夠融入張家港的生活，實現安居樂業。我國傳統的犯罪預防模式對“城市外來人口”的犯罪預防主要采取消極性策略，大多是從打擊、懲罰、控制、恐懼等有關犯罪的誘因和社會秩序等方面進行研究，而不是對社會正義、授予權利、包容和投入這些建立在積極的社會政策之上的問題進行研究。而張家港市新市民積分管理制度就是一個典型的積極的社會政策，它弱化了對刑事司法的懲罰性效果的過分關注，而代之以對社會公正、社會保護和社會管理等的關注，通過一項充分體現公平正義的公共政策來達到有效減少城市外來人口犯罪的效果。當然，筆者相信預防和減少犯罪只是新市民積分管理制度為整個張家港市所帶來了諸多社會成效之一。（二）倡導了一種價值評判體系，加強了新市民之間的關注度、緊密性以及集體和社會意識價值評判，又稱社會價值觀，是指一個社會占主導地位的，用來評價和判斷社會成員的社會行為和社會現象是否合乎社會目標與社會要求的準則。新市民大多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村地區，他們并沒有一套共同的正確的價值評判體系。而新市民積分管理制度以簡單的加減分以及分值的多少直觀地告訴他們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什么是光榮的，什么是可恥的，從而有助于他們形成正確清晰的價值評判體系。而當新市民從積分管理制度中獲益，換句話說從這個價值評判體系中獲益之后，他們又會更加認同這一價值評判體系。而一個明確的價值評判體系，對人們的社會行為有相當強的指導性與約束性，其犯罪預防的效果也就顯而易見。分清恥感文化與罪感文化為基調的研究是美國著名的人類學家露絲·本尼迪克特的重要貢獻。她認為以道德為絕對標準，以啟發良知的文化是罪感文化。罪感文化靠內心的服罪來行善。在罪感文化中，犯罪感僅僅是犯罪行為人個人的。而在恥感文化中，犯罪越軌行為則是集體的恥辱。恥感文化是靠外部約束力的文化，人們對估計會引起罪惡感的行為感到恥辱。這種恥辱感不會因為懺悔或服罪而消失，因而其約束力強烈而持久。恥感文化是要求有旁觀者的，因此它是建立在集體主義和密切的社會聯系之上的。在一個個人主義盛行的社會中，當個人以一種原子的狀態存在時，恥感是很難起作用的。只有具有強烈的集體或社會意識，個體的越軌行為才會使其中的每個成員蒙上恥辱感，因而受到集體的排斥，成為預防成員的越軌行為的有力武器。城市外來人口或者說農民工來到一座城市之后，其脫離了原來的生存環境和社會關系，直接從現代農村家族這種群體本位的社會結構中被彈射出來。在現代化的市場經濟的城市中，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紐帶不再是親情宗法，而是商品和貨幣。在這種背景下，外來人口或者說農民工的生存狀態更多的是一種原子式的存在。而在新市民積分管理制度實施以后，通過個人的努力使解決配偶和子女的入戶、入醫、入學成為可能，那么勢必有更多的人會選擇把配偶和子女接到張家港一起生活，再加上父母的行為可以直接影響到子女的入學和入醫問題，因此家庭成員之間勢必會更加關注對方的行為，那么家庭就成為恥感文化發揮作用的最小的集體。此外，新市民積分管理中的排名和公示制度，必然會引起新市民對于自己家庭以外的尤其是和自己條件狀況相當的人的行為的關注，這又勢必會加強新市民之間的關注度和緊密性。著名犯罪學家赫希（Hirschi）在其名著《犯罪原因》中就曾提出，社會個體犯罪行為的發生與否，與其同周圍社會結合的狀態密切相關，犯罪行為產生于個人與社會的聯系減弱或破裂時，如果一個人并不關心其他人的希望和期待，那么在此意義上他不受規范的約束，也更易于從事犯罪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市民積分管理制度使個人更加關注他人的希望和期待，避免給家庭帶來恥辱成為新市民在做每一個行為選擇時必須首要考慮的。（三）引導城市外來人口（農民工）重返公共利益領域，從而為社區犯罪預防策略奠定基礎根據英國學者比爾·喬頓的觀點，國家社會關系的不斷退化要歸因于貧困者與主要公共利益之間的通道被阻斷，主要的社會權力運行系統對于貧困者而言是不公平的。既然貧困者被排除在社會之外，那么就需要引導他們重返所謂的“公共利益”的領域，通過部分的為貧困者提供基本的生活收入，來為社區預防犯罪和恢復社會正義奠定基礎。喬頓還提出，兩種完全對立的社區開始出現，其分別稱之為“命運型社區”和“選擇型社區”。選擇型社區所特別關注的是其中每一個作為個體的家庭的發展，通過相應策略以創建并維持一個舒適、安全、便捷、健康、高貴的私人生活環境，以保證其生活安全。而命運型社區在共同的命運中必將形成長期的相互依存的關系，因其很少有搬家的機會，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沒有很好的醫療保障，沒有一份有著體面收入的正常工作，更無法接觸到社會的主流文化，有共同的高度危險的生活方式，如非正常的經濟活動、犯罪、吸毒等。[2]城市外來人口或者說農民工對于一個城市而言，無疑更多的屬于貧困者的范疇。他們很多人往往干著城市中最臟最累的活，卻拿著城市中最為微博的收入。他們與公共利益之間的通道有著重重阻礙，社會的主要權力運行系統對于他們而言也是不公平的。由于自身經濟的拮據以及城市的排外性，他們往往聚居在城鄉結合部，慢慢形成一個“命運型社區”。而新市民積分管理制度實施以后，新市民通過自身的努力可以獲得同城化待遇和均等化服務，張家港市級財政在新市民入學入醫方面提供的強有力的財政支持又使他們在社會再分配領域獲得了更為平等的待遇。換句話說，新市民積分管理制度引導了城市外來人口重返社會公共利益領域。而入學、入醫、入戶問題的解決，為新市民搬出他們的“命運型社區”創造了更多的條件和機會。而即使仍然生活在屬于他們的“命運型社區”中，由于教育和醫療保障等問題的解決，由于城市對他們的接納和包容，他們原有的高度危險的生活方式也必然會慢慢發生改變，而整個社區的氛圍將更加積極向上，社區成員之間的關系也將更加緊密。而一個開放、和諧、健康的社區對于犯罪預防有著關鍵性的作用。
二、新市民積分管理制度在犯罪預防領域可能會存在的問題
（一）導致犯罪轉換問題所謂犯罪轉換主要是指通過“目標加固”將犯罪行為和犯罪人的侵害對象從此地此對象轉換到彼地彼對象，從而使其他地區的其他受害人蒙受侵害。犯罪學家通常對轉換問題進行四重分類：一是時間轉換，即侵害行為會在其他時間發生；二是空間轉換，即具有某一共同目標的犯罪類型會在其他地方發生；三是戰術轉換，即應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實施某一犯罪；四是功能轉換，即實施和最初預謀的犯罪不同類型的犯罪。張家港市新市民積分管理制度實施以后，可能導致的犯罪轉換問題主要是兩類，一類是空間轉換；另一類是功能轉換。首先，我們來看空間轉換。新市民積分管理制度實施以后，由于張家港的包容和接納，城市外來人口（農民工）通過自身的努力可以解決他們本人或配偶或子女的入戶、入醫和入學問題，換句話說，他們有可能會成為真正的張家港人，從而對張家港產生一種強烈的歸屬感。面對張家港的如此“深情厚誼”，那些原本準備在張家港作案的城市外來人口或者說農民工可能從情感上來說就不愿意再在張家港作案。此外，由于實施了新市民積分管理制度，整個張家港會形成一種積極向上的城市氛圍，新市民之間的相互關注度也會大大提高，整個社會的凝聚力和結合程度也會大大增強，這些都會在無形中大幅提高犯罪預防的效果。因此這些人即使依然企圖選擇在張家港作案，但他們得手的機會會大大降低。綜合以上兩點考慮，那些原本準備在張家港作案的人從方便和成本角度考慮他們可能會選擇其他臨近城市。也就是說，張家港市新市民積分管理制度實施以后，可能會引起張家港臨近城市犯罪率的提升。其次，我們來看功能轉換。眾所周知，城市外來人口（農民工）犯罪最主要的犯罪類型就是侵財犯罪。張家港市新市民積分管理制度實施以后，由于有助于解決配偶及子女的入醫、入學問題，因此很多人會選擇把配偶和子女接到張家港一起生活。這就解決了因為囊中羞澀無顏回老家見家人而鋌而走險去實施侵財行為的犯罪動機問題。此外，由于新市民積分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醫療保險的問題，從而減輕了城市外來人口（農民工）的經濟負擔，這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他們去實施侵財犯罪的可能性。然而，在侵財犯罪可能會降低的同時，另一類犯罪可能會有大幅提高的可能，那就是制售假證犯罪。雖然《暫行辦法》對弄虛作假的行為有著嚴厲的懲戒措施，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很多人還是可能會鋌而走險，而這勢必會促使制售假證行業的“蓬勃發展”。見到這一行業有利可圖，再加上這類犯罪不像殺人放火這類犯罪如此眾所周知，因此法制觀念相對薄弱的城市外來人口（農民工）可能會“義無反顧”地投身其中，從而使制售假證犯罪的犯罪比例大幅上升。（二）公共資源的有限可能會引起新老市民之間的矛盾，從而催生新的社會不安定因素新市民積分管理制度能夠順利實施，張家港市巨大的財政支持是功不可沒的。雖然張家港的經濟實力很強，但是總體的公共資源總是有限的。尤其是當前我國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和公共資源正處于短缺的階段，也就是說這塊原本僅屬于老市民的蛋糕本來就不大，味道也不甚美味，現在又要讓新市民給切去一塊，因此政府如果處理不當，勢必會引起老市民的不滿。以前可能是新市民對老市民存有一種莫名的嫉妒和仇恨心理，新市民積分管理制度實施以后可能會引起部分老市民對新市民的不滿情緒。尤其是一些收入較低，生活比較困難的老市民，他們原本就對社會有著諸多不滿，覺得他們的利益訴求很難被政府關涉到，如若其中有個別情緒特別激動，借端生事的話，很容易形成，從而給整個社會帶來動蕩和不安。因此，張家港市政府應該高度關注新老市民的相處問題，既要關注新市民的訴求，也要做好老市民的思想工作，要讓老市民知道新市民積分管理制度的實施對于整個張家港的發展和社會的安定團結利大于弊，而不能讓新市民積分管理制度成為新的社會不安定因素的催生劑和導火索。（三）參與新市民積分管理制度的機構太過單一，對于犯罪預防的長期效果是不利的如果從犯罪預防的角度來看，張家港市新市民積分管理制度是一項典型的多機構協作犯罪預防模式。從新市民積分管理制度的管理主體來看，張家港市新市民事務中心是以警察為班底，計生、人社、司法等部門人員為補充的正科級單獨建制的事業單位。從新市民積分管理制度的實施過程來看，它需要公安局、教育局、司法局、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衛生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房產管理中心等多個部門的鼎力配合。因此，它確實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多機構協作模式。但是從機構性質來看，就顯得十分單一，都是政府組織。從國外多年的成功經驗來看，多機構協作犯罪預防模式要取得成功，不僅要有政府組織的參與，也要有公民自治組織的參與，甚至還可以有營利性組織的參與。根據筆者調研的情況，張家港市新市民事務中心確實是大力推行自主化管理的，在他們的倡導下張家港在全省率先成立了“新市民共進協會”和“住房出租管理協會”兩個自治組織，希望構建“政會互融”的新模式。但讓人遺憾的是，這兩個組織并沒有能夠在新市民積分管理制度中發揮很大的作用。此外，營利性組織的介入也可以借鑒，例如在入醫問題中可以嘗試和保險公司的合作，這同時也可以減輕政府的部分負擔。作為新市民積分管理制度的管理主體，張家港市新市民事務中心的警方主導性地位相當明顯，這從它的人員構成就可見一斑。新市民事務中心的主任是由當地公安局的一名副局長兼任，專職負責中心的全面工作，此外21名警察專門從事此項工作。新市民事務中心如此濃烈的警察色彩，一方面和我國的傳統有關，因為對外來人口的管理長期以來一直都是公安機關的職責；另一方面它對于新市民事務中心工作的順利展開以及新市民積分管理制度的有效推進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濃烈的警察色彩與新市民事務中心所追求的純粹的服務型職能嚴重不符。此外，在警方關于犯罪預防的模式中占據主導地位的仍然是古典主義犯罪學派的傳統，這種犯罪控制模式既強調事先威懾，也強調事后制裁，而這與當前流行和倡導的福利性政策、社區政策以及重建公共領域等犯罪預防模式是不甚符合的。因此，如果把新市民積分管理制度看作是一個犯罪預防政策，而警方長期在其中發揮一種主導型作用的話，那么對于新市民積分管理制度的犯罪預防的長期效果勢必是不利的。因此筆者建議，張家港市新市民事務中心在新市民積分管理制度已經走上正軌的前提下，可以嘗試慢慢脫離濃厚的警察色彩，從而成為一個真正獨立的純粹為新市民提供服務的組織。當然，在業務范疇內雙方依然可以保持密切的合作關系，從而有利于雙方工作的順利開展。
作者：李甜甜單位：江蘇警官學院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市民化;城鄉統籌
改革開放30年來,農民工正在經歷著從老一代向新生代的轉換。新生代農民工面臨的時代背景、成長環境與老一代農民工有著顯然的不同,他們在特殊環境下的心理、情感和訴求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些變化不但對他們自身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且也將對我國城市化進程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如何以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為切入點,構建城鄉協調發展的制度框架,推進城市化健康發展是當下中國的一個重要命題。
一、我國現代化進程中新生代農民工的現狀及特征
農民工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體制和社會經濟結構的雙重轉型而出現的特殊群體,本質上是中國二元經濟社會體制與現代化進程相沖突的產物。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催生了兩代農民工。第一代農民工是上世紀80年代農村實行家庭承包經營以后出來打工的農民。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是上世紀80后、90后出生的農家孩子,隨著上世紀90年代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經濟外向度大幅提高而外出打工。“新生代農民工”――上世紀80后、90后的農民工有近1億人,約占外出農民工總數的60%。他們將逐漸取代第一代農民工成為農民工的主體,新生代農民工作為農民工群體中的一個特殊群體,由于他們的自身經歷以及所處的時代環境的不同,使他們具有了一些不同于第一代農民工的特征。
1.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外出打工的動機和目標已發生了很大變化,“尋求發展”是其主要動機,“成為城里人”是其主要目標。大多數學者認為,第一代農民外出打工乃是迫于生存的壓力,為了滿足生存的需要和緩解生存壓力而對經濟目標的追求構成了其行為選擇的本質意義。但是,新生代農民工與老一代農民工進城的追求已全然不同。研究發現,在中國社會經濟轉型過程中,新生代農民工更傾向于將外出打工看作是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積累過程并借此來謀求非農職業轉化。2007年的《廣東省青少年發展報告》顯示,有27.4%的新生代農民工希望在務工城市買房成新“客家”;50.2%的新生代農民工表示干得好,愿意待下去”;“再干幾年回家”或“想盡快回家”的加起來只有不到2成。《中國新生代農民工發展狀況及代際對比研究報告》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更傾向于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選擇“在打工的城市買房定居”。[1]
2.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所面臨的就業環境更加復雜。首先,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在各國綜合國力的競爭中科技的力量越來越占據著重要的位置, 所以產業結構從以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轉移是我國適應世界發展和提高綜合國力競爭力的重要手段,是必然趨勢。青年一代農民工雖然相對于老一代農民工在科學文化素質方面已經有很大的提高,大多完成了九年義務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8.92年。[2]但面對全球化和知識經濟對勞動力的更高要求,新生代農民工顯然不能適應。其次,目前我國高端產業發展嚴重不足,難以吸納較多高端人才,造成大學生就業困難,新生代農民工不僅要和老一代農民工競爭崗位,還要和大學生在一些低端的服務業和制造業等行業競爭崗位。因此,新生代農民工面臨著更嚴峻的就業環境,需要多次培訓或者就業,才能適應當前就業形勢的客觀要求。
3.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已經具有了樸素的平等和民主觀念,對城鄉二元體制和城鄉差距現象不認同。老一代農民工進入城市的時候,由于是生計型的就業,所以只要是能掙著錢什么苦都能吃,來自城市社會的歧視和很多門檻,他們都認為是天經地義的。新生代農民工處在更加開放的社會,文化水平相對較高,他們已不僅僅追求生存權,把平等權看得比生存權更重要,對公平有很高的期待,他們要求和城里人一樣平等就業、平等享受公共服務,得到平等的政治權利。中國青少年研究會2006年對內地青年農民工生存狀況調查研究的情況顯示,80%以上的制造業青年農民工關注勞動法規,表達了他們對自身的勞動權利和依法應當享有的勞動保障非常敏感;六成以上關注社會保障,說明他們不再認為保障是“城里人的專利”;三成以上特別關注子女教育問題,則表明他們對平等教育權利的期待。[3]
4.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存在著嚴重的歸宿困惑,是“無根的一代”。第一代農民工到城市打工,多數人只把自己當著城市的過客,他們心底里的真正歸屬依然是家鄉的農村,金融危機后,老一代農民工很多返回家鄉,回到他們原本眷戀的土地上。而新生代農民工卻成為回不去的一代,他們從學校畢業后直接進城打工,對農業、農村、農民等并不熟悉。退回農村,他們做不了合格的農民,而且,很多人在農村并未分得承包田,是無地農民。第一代農民工心中的“溫暖家園”,在他們的心目中卻并沒有什么值得留戀的。他們渴望融入城市,享受現代城市的文明。但融入城市,他們很難逾越橫在面前的制度、文化的藩籬。他們因此游走在城鄉邊緣,變成了精神上無家可歸的人。
以上兩代農民工之間的明顯差異,迫切需要社會為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鎮、扎根城市提供必要的制度安排。新生代農民工不僅是一個在社會經濟特征和個人特征方面與第一代農民工有著諸多顯著不同的流動群體,也是最有市民化意愿和亟須市民化的群體。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出現,為我們統籌城鄉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契機和切入點,通過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構建城鄉健康發展的制度架構,有利于我們加快中國城市化的進程,推動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轉型。
二、以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為切入點促進我國城鄉統籌發展
“統籌城鄉發展”是黨和國家提出的以科學發展觀解決“三農”問題的重大突破。通過農民工市民化問題,構建農民工公平遷移的全新平臺,是聯動解決城市與鄉村發展一系列問題的核心與關鍵。農民工市民化是指在我國現代化過程中,借助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動,使現有的傳統農民在身份、地位、價值觀、社會權利以及生產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轉化,以實現城市文明的社會變遷過程。[4]在西方發達國家,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農村人口市民化與農村城市化、農業現代化是 “三位一體”的整體推進過程。在我國,由于傳統的城鄉二元體制的阻礙,這個過程被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步是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農民轉化為農民工,這個過程已無障礙;第二步是農民工在社會屬性各個方面真正轉變為城市市民,最終實現農民市民化,目前這個過程的進展步履維艱。農民工進城受到不公平的社會待遇,城市對農民工來說實際上是“經濟接納,社會拒入”。按博拉尼的看法,城市化是經濟活動與社會、制度和文化的相互嵌入。而中國農民工在成為城市化主要推動力的同時,卻沒有獲得像市民一樣生活的權利,這些人群仍然處于一只腳在打工的城市,另一只腳在農村老家的狀態,成為游離于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之間“兩棲人口”。并沒有真實地“嵌入”到城市的社會、制度和文化體系,不但生活上得不到有效的支持,在心理上也對城市沒有歸屬感。因此,中國的城市化是處于“半城市化”的狀態。[5]“半城市化”的農民工的長期存在導致中國城市和鄉村一系列重大經濟社會問題不斷積累。
1.使我國擴大內需和產業結構升級困難,限制了經濟發展。(1)內需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在全球經濟危機背景下,我國未來推動經濟增長的需求因素將越來越依賴國內消費的拉動,而國內消費需求長期不足。據專家估計,我國內需不足的很大原因是農村消費不足。僅以 2007 年為例,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89210 億元,縣以下零售額僅 14146.3 億元。廣大的農村地區僅為城市消費的 1/4 左右,而農村人口卻是城鎮人口的 1.23 倍。[6]雖然農民工可以居住在城市,像城市人一樣就業和生產,但農民工的收入水平本身很低,他們不能享受全部城市公共服務,包括社會保障、義務教育等,所以他們的消費有更多的后顧之憂。(2)農民工作為城市新增就業的主體,長期缺乏教育與培訓,勞動力素質長期難以提高,不能滿足新型工業化發展的需求,致使中國城市制造業技術進步和結構升級步履維艱,產業效率長期提高緩慢,各城市長期處于低水平重復建設和競爭的狀態。
2.使城鄉矛盾不斷積累。中國鄉村發展的問題主要表現為四個方面:農業產業效率低下,農民收入水平低,農村社會不穩定,以及農村公共服務缺乏。在四大問題中,前三大問題產生的重要原因都與農民工問題密切相關。[7]由于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大都是農村社會精英、青壯年,這對農村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是非常大的,甚至已經造成許多農村地區的衰敗、土地撂荒,使農業效益長期下降、農村收入增長緩慢甚至出現負增長。大量的青壯年農村勞力、有知識的青年農民、農村精英被城市吸納后,在農村剩下的“留守”人口大多數是老人、 婦女與兒童,據中國農業大學一項針對農村留守人口的研究顯示,“農村留守人口約8700萬人,其中包括2000萬留守兒童,4700萬留守婦女和近2000萬留守老人”。[8]“空巢”老人的養老問題、留守婦女的身心健康問題、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直接關系著農村社會的和諧穩定。以上問題的不斷積累正威脅到農業和農村的可持續發展。
因此,必須大力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積極推動中國城市化健康發展,在統籌城鄉過程中解決城市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系列問題。但是,中國作為一個特大的發展中國家和一個轉軌時期的國家,基于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對效率的需求, 面對2億農民工這樣一個巨大的人口群體,政府還沒有能力承擔農民工市民化的社會成本。現階段,農民工市民化進展緩慢,與政府擔心無力承受其社會成本而延緩了制約農民工市民化的戶籍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與城鄉土地制度等的改革有很大的關系。[9]然而,現代化、城市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農民工市民化也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農民工市民化是我們無法繞開的一個問題。
隨著農民工的代際轉換,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成為農民工的主體,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更是成為我們不得不面對的迫切課題。新生代農民工的特點決定了他們是最迫切需要市民化的群體,如果繼續拖延農民工的城市化進程,將新生代農民工排斥在體制外,將他們邊緣化,漠視他們的物質、精神文化和民主政治需求,會產生一個規模很大的缺乏歸屬感的人群,游離在城鄉之間,很容易引發涉及面比較廣泛、強度比較大的社會糾紛和沖突,最終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安全運行。這是需要引起我們高度關注并注意解決的事情。
我們應該直面農民工市民化的現實,統籌城鄉發展,構建城鄉健康發展的制度架構。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是最好的切入點,相對于整個農民工群體的市民化,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所需要的社會成本要小得多。同時,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的認同感較高,在心態和文化習俗上更接近于市民,是農民工中比較先進、比較積極的部分,解決了新生代農民工問題,也就是解決了農民工的主要問題。以新生代農民工為切入點,在城市與鄉村之間建立開放融通的經濟社會運轉體系,對于我國城鄉二元壁壘的消融、城鄉經濟社會的統籌發展、“三農”問題的積極解決、人的全面現代化發展都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三、建立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統籌城鄉發展的制度架構
毋庸置疑,新生代農民工要融入城市生活最大的障礙,和第一代農民工一樣,仍然是以戶籍管理制度為標志的城鄉分割制度。現行的戶籍制度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大制度,阻礙了農民的自由流動,限制了城鄉一體化進程。因此,長期以來,學者和政策研究者都把戶籍制度改革作為統籌城鄉發展的主要抓手。然而,戶籍制度的改革在實踐中遭遇到的難題是,戶籍制度實際上并不是一個簡單的人口登記制度,由戶籍制度還衍生出其他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如教育制度、保障制度、醫療制度等。戶籍制度的核心是戶口背后所包含的福利差異。一些地方的戶籍改革在改變了戶籍登記的歸類方式或放寬了落戶條件后,卻發現現行的城市財政體制和公共服務體制卻無法應對加大了的負擔,并沒有真正實行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的真正統籌,做到戶口與權利相統一。[10]戶籍制度改革的困境,為我們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提供了一個思路,即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不僅涉及到城市戶籍制度改革,還涉及到城市和鄉村的多項制度改革。其核心是要形成一個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和城鄉統籌的公共服務體系。因此,必須建立促進農民工市民化的統籌城鄉發展的制度架構。[7]
1. 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現行的戶籍制度決定了居民只有在戶籍所在地才能享受到普通公民能享受的福利。新生代農民工流動于城鄉之間,如果不能盡快實現市民化,他們很可能被遺漏在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之外。為此,必須深化戶籍制度改革,賦予進入城市的新生代農民工以平等的城市居民權益。要加快制定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落戶的政策措施,把有穩定職業和收入的新生代農民工及其子女轉變為城鎮居民,逐步形成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居民身份統一、權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制度體系;當前,特別要把發展中小城鎮作為解決新生代農民工未來出路和歸宿的重點,加快落實放寬中小城市、小城鎮落戶條件的政策,促進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戶并享有與當地城鎮居民同等的權益。同時要剝離新生代農民工農村居民權益,特別是以土地為主的多種農村生產資料的使用權和分配權,促進農村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提高農業產業效率,以此為基礎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水平。
2. 構建城鄉平等的就業制度,加快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在城鄉二元制度的背景下,我們還沒有形成城鄉平等就業的勞動力市場,大多數城市沒有把城鄉勞動力資源作為一個整體通盤考慮,沒有將農村勞動力納入就業計劃和勞動保障管理,對農村勞動者的就業歧視普遍存在,農村勞動者得不到平等的就業服務, 難以享有城市公共就業服務機構提供的各種就業信息、職業輔導、技能訓練和小額信貸、補貼培訓等就業優惠政策;農民工的權益維護和社會保障缺位,同工不同酬、工資水平低、欠薪現象多、勞動保護少、安全衛生差。[12]二元制度勞動力市場的工資差距等是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難以逾越的門檻,并且最易直觀地從中反映出不平等。因此,必須徹底取消農民工進城就業的限制性政策,按照市場需求配置勞動力資源,使新生代農民工在基本的勞動待遇如勞動收入、勞動時間、勞動合同等方面享有平等的對待,并且積極建立勞動談判協商機制,使新生代農民工能夠通過暢通的途徑,來維護自身合理的勞動權利,保障他們與城市勞動者平等的地位和合法權益,使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職工同工同酬、同工同權。
3. 適應新生代農民工的特點,健全新生代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現代社會保障體系的核心是社會保險,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三大組成部分。新生代農民工有很迫切的市民化意愿和極強烈的城市歸屬感,但他們經常面臨失業、工傷、疾病等風險卻幾乎沒有任何保障,客觀上使新生代農民工很難真正融入城市、扎根于城市。因此,對新生代農民工,應該盡快建立以養老、醫療和失業保險為核心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增強他們融入城市的信心,消除他們和城里人不平等的思想顧慮。
4.增加教育培訓機會,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人力資本。戶籍轉變、地域轉移以及職業轉換只是農民工市民化的外部特性,農民工市民化的真正內涵是在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生活質量、社會參與等方面與城市融為一體,這有賴于他們自身素質的提高。這就要求政府根據城市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建立適合新市民特點的,符合多層次需要的職業培訓網,發揮農民工輸出地、輸入地以及相關用人單位的積極性和優勢,攜手合作,共同做好針對性的職業培訓工作,搞好農民工的基本權益保護、法律知識、城市生活常識、尋找就業崗位等方面的培訓,提高農民工遵守法律法規和依法維護權益的意識。從根本上提高新市民的文化素質和在城市就業競爭的能力。提升新生代農民工人力資本以應對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從而進一步提升農民工自身收入狀況、改善城市生活水平。[12]
5.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積極營造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社會氛圍。目前的雙軌制管理模式,沒有把農民工作為社區的平等元素,納入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把進城農民工作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改變雙軌制管理模式,消除對農民工的歧視性政策,統籌考慮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對公共服務的需求,努力構建起適應新生代農民工特點、滿足新生代農民工需求的公共服務體系,逐步實現新生代農民工在子女就學、公共醫療、住房租購以及社會保障等方面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真正讓他們融入城市、融入社區,促進社會公正、公平、和諧。特別需要看到的是,廉租房對新生代農民工尤為重要。新生代農民工缺乏起碼的購買大宗商品的能力,就總體而言不可能具有在城市當中安家落戶的能力,即便是價格相對便宜的“經濟適用房”和“兩限房”,對這些人來說,也是無能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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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ization of New Generation Farmer Workers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ang Ruolan
Abstract: In view of Jiaozuo part traveling leisure scenic area and the resident leisure condition's investigati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proposed that is advantageous in improves Jiaozuo traveling environment, the development traveling industry, strengthens the resident ow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sciousness the suggestion and the opinion.
關鍵詞：旅游休閑 調查
Key word:Tourism and leisure Investigation
一、調研目的
以“關愛環境、健康休閑”為主題，通過對焦作市部分旅游休閑景區及公園的環境及居民休閑狀況調查和了解，爭取改善焦作市旅游環境，發展旅游產業。搭建政府和市民聯系的紐帶，力爭把休閑景區建的更好，為居民營造一個良好的休閑環境。
二、調研對象和方法
1、調查對象: 月季、人民、龍源湖、縫山針、雕塑等公園的休閑市民；青天河、丹河峽谷的當地游客以及人民廣場和人流量大的街道市民。
2、調查方法:
問卷調研法：通過問卷填寫了解環境保護情況和市民的休閑方式、休閑場所以及對休閑景區的滿意度與要求。
面談訪問法：通過面談訪問獲得市民對休閑景區環保的意見與建議。
三、調研基本情況
1．環境狀況
1．調查結果：共發出問卷143份，有效問卷143份
大眾對目前焦作市旅游休閑景區環境的評價比較滿意，但是也不容樂觀，通過調查問卷反映存在的問題是30.28%的被調查人員認為景區的環境臟亂差，35.92%的人員認為服務行業人員服務意識和服務水平低，景區的服務水平亟待提高。
2.大眾集中反映的問題：
調查認為以下幾個問題較為嚴重：
2.1攜犬入園。在對公園的調查中，大眾對此問題反映較強烈，認為公園管理不夠。尤其在月季公園與人民公園中隨處可見寵物在園內穿行，不僅其排泄物等對公園的環境有不良影響，而且寵物自身對游人的安全也是一種隱患。
2.2公園衛生環境不好。公園內的廁所衛生狀況普遍不好，廁所內水龍頭沒有水，影響大家娛樂的心情。
2.3對植物的愛護不到位。隨著公園的人流量的增多，公園中植物的破壞也嚴重，市民認為，公園的管理不嚴格，應樹立提示牌或采取強硬的處罰措施以達到保護環境的目的。
2.4公園內的垃圾亂仍，垃圾桶較少。也有市民反映垃圾亂扔與環保教育水平不高有關。
2.5景區人文氣息不夠，在景區感受不到溫馨的服務。
調研中，有86.62%的市民認為政府需要在這方面加大投入，其中有34.51%的人認為很需要。政府的投入可用于以下兩方面：一方面，用于提高旅游休閑景區的建設，包括自然環境、硬件設施及人文環境建設等；另一方面用于環保教育，引導大眾在旅游休閑景區文明游玩。同時，調查中發現，51.41%的市民認為焦作市政府對焦作市旅游休閑景區環境的監督力度一般，僅有33.10%的市民認為監督力度比較強，因此政府的投入也可用于加強環境監督方面。
四、調查結果統計如下
大眾集中反映的問題：
龍源湖公園：沿岸湖水有大量漂浮物，清理不及時；管理人員較少；休息場所較少，特別夏天遮陽處很少；休閑服務區較少，茶飲業等幾乎沒有；人文文化建設缺乏；對車輛管理不嚴，影響市民休閑等。
月季公園：湖水發臭，影響休閑市民的心情；休息場所如：涼亭、長廊等的數量不足；路燈太少；對人文文化的建設與保護重視不足，如：竹林七賢的雕像保護措施不夠，并缺乏對其的介紹說明等。
人民公園：噪音太大；湖水有臭味：人流量大，供休閑的地方少；娛樂休閑方式較少，豐富度不高；衛生有待提高；缺少一些人文文化建設等。
雕塑公園：衛生有待提高，特別是廁所衛生太差；管理人員較少，服務欠佳；缺少一些人文文化的建設及其介紹與說明。
縫山針公園：衛生及其設施有待提高；休息場所和休閑設施較少；管理人員少，服務點較少；路標較少，對外地的游客帶來不便等。
對公園的總體評價：數量少，分布不均。
青天河旅游景點：景區內管理服務人員較少，；景區內多山水，應為特殊人群設置一些特殊通道，如對年邁老人乘船設置特殊通道等；休息場所較少，公共設施不全；旅游導向不夠明確等。
丹河峽谷景點：景區內的休息場所較少；服務點較少，游客買東西不便等。
五、對相關工作提出的參考意見
5.1相關部門加強管理。明確責任制，對公園的治安和寵物入園加強管理；對公園內的經營活動加以適當的管理和遏制；合理規劃種植方式可以適當的遏制市民踐踏植物，同時在園圃旁設置溫馨提示牌；對旅游休閑區內的飲食衛生和對景區內游客的安全加以重視和關心。
5.2建立良好的制度。在旅游休閑區內放置意見本;進行走訪調查,傾聽民意;設立舉報咨詢電話。
5.3提供更多的愛心義務服務。在景區設立老人休息區；設立室內休息室;提供更多的免費導游服務;在景區內通過廣播、提示牌等方式提醒大家注意安全,積極環保;建立更多的人文設施,提高景區人文環境。
六、可行性策略建議
加強公園等公共休閑場所的管理與服務工作，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如：嚴禁車輛進入；增加衛生清潔頻率；增大綠化面積；增加休息場所及其設施（如增建一些涼亭，長廊，長凳等）；增加服務點，提供更好的服務；同時增加青年休閑設施的投入以吸引更多年輕人來公園休閑等，以打造出和諧的旅游城市，為市民提供更好的休閑環境。
一、著力城市的外觀景象，搞好城市的硬環境建設
城市的硬環境猶如人的容貌、衣著、自然舉止，是城市的外包裝，是見之有形、聞之有聲、觸之有覺的表層文化，是一個城市作用于人的最初步、最直接的形象，是城市文化素質在物質形態上的直觀反映，讓人一走進那個城市，就能有耳目一新的感覺。為此，應注意做到以下幾點：
1、精心規劃選址。城市硬環境建設的一個明顯特征是不可逆性。一幢樓、一條街、一座公園、一個廣場建成后，很難再改變。一個歷史文化景點遭破毀后，很難恢復原貌。如某市一幢大酒樓蓋在了一主道的盡頭，完全遮住了前面的一處山水自然風光，行走在這里的人們，目力所極之處，再沒有以前的空曠、寬敞之感，多少年后這一敗筆還成為市民怨聲載道的話柄。因此，必須充分考慮城市自身歷史文脈、自然條件、地理環境等因素，進行精心規劃，不能形成規劃選址的敗筆。如現在各地普遍興建的市民廣場，其選址就應避開居民區，否則廣場上晨晚習功練舞的嘈雜聲就會影響居民的休息，引起民怨。
2、創設特色景觀。城市景觀決定于城市形象，城市文化的硬環境建設主要通過城市景觀反映出來。城市景觀除了要講究美學原理、適應時代要求、合乎大眾需要外，應著力打造有個性特色的、符合各自城市的亮點、盆景。如青島有很多紅瓦尖頂的德國建筑，與青島的自然景觀、人文景觀已密不可分，北京、西安等城市的古建筑反映了其深厚的文化底蘊，蘇州因園林聞名于世，埃菲爾鐵塔、巴黎圣母院、盧浮宮與世界名城巴黎交相輝映。有人提出，將南京定位為歷史文化名城，其第一支撐點是六朝文化，包括中山陵、明故宮等；民國遺跡是其第二支撐點，包括中山陵、總統府等；其它如云錦之類的民間工藝，南京板鴨、雨花石等產品，閱江樓這樣的風景名勝，秦淮河畔的名人蹤跡等都應在支撐歷史文化名城中占有一席之地。現在，最俗氣的就是各地相互模仿，層層克隆，順手拿來，形不成自己的鮮明特色。一處廣場、一幢高樓、一個街道、一座雕塑，所到之處，所見之景，似曾相識，仿佛故地重游，毫無新鮮之感。為此，在新一輪的城市硬環境建設中，各個城市要充分借鑒歷史上的優秀城市文化成果，形成自己的標志性文化建設符號，一如現在只要講到上海就會讓人自然地想起東方明珠，只要講到大連就會讓人自然地想起滿眼綠色，只要講到蘇州就會讓人自然地想起蘇州樂園，諸如此類。我所在的這座城市——南通，被譽為世界體育冠軍的搖籃，就此，應做足體育這一“蛋糕”，不妨集中一處或分散多處地豎起城市體育雕塑，甚或干脆形成體育一條街之類的特色文化，讓外鄉人一走進這個城市就能直觀地感受到濃濃的體育情結。
3、推介節慶文化。一個城市叫得響、打得出、名聲揚，除了固有的自然資源、自然因素的吸引外，在當代，尤其需要各個城市的自身竭力造勢，積極對外推介。現在，最好的辦法無疑是借助于舉辦一系列的大型活動來吸引國人及至全球人的眼球。如昆明的世博園、大連的服裝節、青島的啤酒節、西湖的狂歡節、南寧民歌藝術節等，莫不如此。拿南通來說，已相繼舉辦了四屆港口經貿洽談會，期間兩次舉辦《同一首歌》的大型廣場演出，連續兩屆舉辦了世界大城市帶發展高層論壇，還舉辦了首屆中國公民道德論壇、南通博物苑百年苑慶暨中國博物館事業發展百年慶典、長三角協調會、全國航空運動會、旅游文化論壇等，諸如這些，對推介南通走向全國、走向世界起到了很好的自我宣傳作用，也對凝聚民心，增強全市人民的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識起到了很好的鼓舞和激勵作用。
二、著力市民的內在素質，搞好城市的軟環境建設
城市的軟環境建設就是要注重人的素質的全面發展與提高，把市民塑造成“有理想，有道德，有紀律，有文化”的“四有”新人，使人一走進那個城市就有一種“山美、水美、人更美”的無限感慨。為此，不妨做到以下幾點：
1、宏揚高尚的市民精神。改革開放，忽如一夜春風，給我們帶來了新鮮空氣，拉近了與世界的距離，使人們有機會接觸到西方國家的許多先進理念和文化。但同時，也不可否定，窗子大開時，伴隨著春風，也難免有幾只“蒼蠅”一不留神跟了進來。由于城市在整個社會體系中所處的特殊地位，所以，在城市的軟環境建設上，以培育高尚的市民精神為目標顯得非常重要。如南通市這幾年精神文明建設取得了舉國矚目的成效，重要的一點就是在全市倡導“助人為樂，奉獻愛心”的市民精神，通過新聞媒體大張旗鼓地宣傳做好事不留名的“莫文隋”（“莫問誰”的諧音）精神，營造了良好的社會氛圍，增強了全市人民的認同感、歸屬感、責任感，使一批又一批的莫文隋緊跟上來，又一棒接一棒地接力下去，最近又涌現出了如皋市基層郵遞員十多年來在鄉間小路上做好事的“愛心郵路”群體先進事跡。南通市精神文明的典型新風在全國的新聞媒體上也得到廣為報道。在“十一五”開局之際，該市通過在全市市民中廣泛征集后，經過篩選審評，確定了“包容會通，敢為人先”的南通精神，無疑將形成這座城市新一輪社會各項事業大提升的沖擊破。南京市通過開展“塑造新時期南京市民精神”主題教育活動，提煉出了“開放開明，誠樸誠信，博愛博雅，創業創新”的市民精神，上海市通過全市大討論，確定了“海納百川，服務全國，艱苦奮斗，追求卓越”的市民精神。確定并踐行這些市民精神，我們的城市將在發展、建設的道路上一定會開放出更加絢麗奪目的光彩。
2、構筑健康的文化方式。套用一句老話：“社會主義思想陣地，無產階級不去占領，資產階級就必然會去占領。”在我們的城市生活中，如果沒有積極健康的文化狀態作引導，人們在茶余飯后找不到愉情舒神的地方，緊張情緒得不到渲泄、釋放的途徑，那必然會滋生出諸多不良的社會丑惡現象。為什么現在有的地方迷信活動四起，賭博之風勁吹，包二奶、艾滋病、吸毒等現象見怪不怪，特別是前幾年“”組織肆虐天下、貽害人間，恐怕與我們有的地方不能做到“兩手都要硬”不無關系。所以，應提倡積極向上的城市文化生活。如可以在城市里成立乒乓球、羽毛球、網球、游泳、交誼舞等文體協會，開展大眾性的全民健身活動，并適時組織觀摩、交流、比賽等活動，把群眾的注意力和精力引導到這些有意義的活動上來。南通市幾十年來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辦“濠浜之夜”文藝演出活動，特別是近幾年來在此基礎上借助于新建的市民廣場有組織地開展廣場文體活動，不僅使人們在炎炎夏日里有了一個兼納涼且欣賞的好去處，還使一個個有志者、興趣者借助于這個平臺一展自己的歌喉、舞技，成為了不少市民夏日心向往之的一個重要場所，其產生的積極意義不言而喻。
一、社會教育要強化姓“社”
“社”，指“團體或機構”，是“共同工作或生活的一種集體組織”，因此社會教育要充分強化自己姓“社”這一關鍵點，充分發揮各類組織的作用。《魯皖蘇浙京滬社會教育考察報告》中說道，“組織民眾，實為民眾教育中心目標之一，該館現有團體組織，約有下列數種：……”由此看來，團體組織或者社會組織，對民眾教育的實施至關重要。現時期推進社會教育，要利用好各類社會組織，因為其作為現代社會的“三大支柱”之一，是社會共治體系不可或缺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因為社會組織的成員間往往有共同的需求和興趣愛好，內生凝聚力較強，所以要切實加強社會教育各類基層組織（如社區學院、社區教育中心、居民學校）或群眾團體組織的建設、組織、培育、訓練，讓其在社會教育中發揮重要作用。
社會組織工作人員來自社區，了解民生需求，發展各種有益的群眾組織，或文藝，或健身，或讀書，或生活勞作技能，不僅能夠提供個性化的特色服務，也能彌補政府公共服務的不足，滿足社區居民日益增長的終身學習需要。當然，加強社會組織建設中，要特別關注年齡層次、人群特點與需要需求，讓各類群體充分加入、學習、交流，融入、展示、分享，投入、合作、創生；也要關注時間節點，用好閑暇休息休假時間段，讓群眾充分參與社會教育，樂在其中，醉心于團體組織的學習、活動；還要不斷完善群眾組織的內部治理機制建設，切實提升服務能力、治理能力、創新能力和社會互動能力，使地區社會教育致力于公益服務，促進教育現代化建設的行動更加有序、有力。
二、社會教育要立足于“民”
如果要問社會教育“來自誰”“為了誰”“依靠誰”，這理所當然是社區群眾。社會教育服務社區群眾，這是天經地義的。雖然社會群眾可能是公務員、教師、工人、小商小販……但不管是什么身份，在社區，他就是“民”，是社會教育的服務者。
這不僅在現時代，就是在《魯皖蘇浙京滬社會教育考察報告》中所述的抗戰前夜也這樣說。書中說道，“屬于研究者有：（一）山東農民適用課本；（二）山東民間方言；（三）山東民間讀物；（四）山東民間戲劇；（五）山東鼓詞；（六）山東民教館之改革等。”從山東省立民眾教育館的研究，可以看出它把“民”字放在重要位置，立足“民間”，關注“民用”，加強“民教”，注重民間方言、讀物、戲劇、樂曲、鼓詞等的收集、整理、推廣。
之所以這樣做，就是為了“民”字，正所謂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源于民，為之民。民眾教育只有這樣，才能更有生命力，才能生長、生存、生發。所以，今天開展社會教育，需要立足“民”字，來之于民，高之于民，服務于民；抓住“社”字，關注社會需要，立足社會民生，反哺社會發展。書中還說道，“唯自二十五年度以后，研究生改側重研究工作，而不主于培養人才，其研究工作，以下列五項為范圍：（1）鄉村建設理論；（2）縣政改革；（3）地方財政；（4）鄉村教育；（5）農村經濟及合作。研究生得就一項或兩項進行研究，于入院之初，即需認定”。此項規定，頗有定向培養的意向。
當然，委培是為了“民”，也就是鄉村發展、鄉村的民眾教育。這種定向確有現實意義。研究生入院及定向選擇了上述5項內容中的一兩項進行研究，既服務了鄉村建設，特別是鄒平地區鄉村建設的理論水平，又在研究中提升研究生鄉村建設上的實踐能力與理論造詣，為未來走向“民”，走向鄉村，“引歸于鄉村工作”，實施民眾教育，打下理論與實踐的基礎，不失一舉兩得之舉。
這也啟迪我們在當今推進社會教育過程中，只要有利于當地民眾，一定要積極有效地對接高職院校、大學科研院所，可以是屬地的，也可以是外地的。以項目合作為驅動，引資源、引優勢、引智助教，圍繞共同感興趣的課題建設掛牌實驗基地，建立社會教育研究合作聯動機制；引援互助，建立合作研究聯盟或共同體，開展緊密型校地結對幫扶活動，形成教育一體化“協作鏈”。當然，這個過程中，區域會出課題、出資源、出資金、出誠意，共同打造百姓家門口多方共贏的共享濟時代的社會教育文化資源品牌。
三、社會教育要扎根于“育”
社會教育是我國社會進入現代化、城市化階段的必然要求，既是建設學習型組織、實現社會進步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徑，更是我國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既然是教育大家庭中的一員，社會教育必須呈現獨特的教育性與針對性，即以全體社會成員為服務對象，以社區為基本空間載體，采用傳統教育與現代遠程教育相結合的技術手段，以滿足不同年齡、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社會成員對教育的不同需求為內容，提高社會成員個體的綜合素質，提高城市整體幸福生活質量和全社會精神文明水平。
說到社會教育的針對性，書中亦可窺一斑。“其實驗主旨在運用民眾教育方法以：（1）培養城市民眾組織能力；（2）改善城市民眾經濟組織；（3）充實城市民眾知識學問；（4）增進城市民眾身體健康；（5）改良城市民眾家事管理；（6）豐富城市民眾生活意義，特別注意民眾組織之健全與充實，使為改進勞苦大眾生活與市鎮文化建設之原動力。”由此，可以看出，當時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在民眾教育上的針對性是很強的。
“南門實驗城市民眾教育館”面對的對象不同于“北夏”和“惠北”，實驗項目的目標、主旨、內容、方法等不同，特別是“城市民眾教育應著重于勞苦大眾生活之改進與市鎮文化建設之促進”。因此，作為現時代面向教育現代化建設，面對區域城市化進程，濱湖的社會教育需要認真思考，準確定位，精準發力，拿出富有實效的分層分類內容體系和實實在在的操作方式方法。
需要認真思考，思考什么？可以從江蘇省立教育學院身上學習，架構從區級社區學院、鎮（街道）社區教育中心、村（社區）居民學校三級縱向不同責任的社會教育平臺。區社區學院可依托社區教育中心，開展不同主旨與主題的社區教育研究，如太湖新城華莊、太湖、雪浪地區由鄉鎮轉型為城市，正在成為城市核心區域，村民變為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