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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篇：寫作不僅是一種記錄，更是一種創造，它讓我們能夠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將它們永久地定格在紙上。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12篇茶葉風險分析，希望這些內容能成為您創作過程中的良師益友，陪伴您不斷探索和進步。
關鍵詞：茶葉企業；法律風險；知識產權；救濟措施
1前言
二十一世紀的現代社會已經進入到全面發展階段，受到經濟、科技等多個因素的影響，無論是人們的日常生活還是社會各個行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茶葉企業作為我國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對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在實際的發展過程中，茶葉企業所需要面臨的問題體現在多個方面，其中以經濟法律風險管理問題最為突出。茶葉企業所面臨的經濟法律風險管理問題，是由三個部分組成，分別是知識產權風險問題、合同風險問題、破產風險問題，要想得到更好的發展，茶葉企業就必須從這三個問題出發，采取相對應的措施予以解決，從而促進整體的發展。
2茶葉企業的經濟法律風險管理問題分析
茶葉企業面對的經濟法律風險管理問題是由知識產權風險問題、合同風險問題、破產風險問題所組成，因此，在提出有效的解決對策之前，這一章節首先從知識產權風險問題、合同風險問題、破產風險問題作為切入點，通過明確這三個方面的問題，在此基礎上加深經濟法律風險管理問題的理解，從而為后續對策的提出奠定基礎。
2.1知識產權風險問題
茶葉企業面對的經濟法律風險管理問題之一就是知識產權風險問題，由于不管是哪種形式的企業都是擁有知識產權，這一權利的存在能夠促使企業更好的研發產品，從而促進自身得到發展。茶葉企業是以經營茶葉產品為主的企業，由于茶葉企業的特殊性，造成茶葉企業在知識產權方面有所缺失，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茶葉企業在經營活動開展中缺乏知識產權意識，并且未意識到加強知識產權管理是具有重要的作用，導致在知識產權管理中存在不少的風險；第二，知識產權的管理需要專業的知識產權人才來參與，才能進行良好的管理，但是在茶葉企業的發展過程中，缺乏專業的知識產權人才，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劇知識產權管理的風險。第三，正所謂沒有規矩不成方圓，知識產權管理的良好開展需要有完善的風險防范制度來予以保障，但是，在實際中，茶葉企業的知識產權風險防范制度是不完善的，從而影響了整體的發展。
2.2合同風險問題
茶葉企業面對的經濟法律風險管理問題之二就是合同風險問題，由于茶葉企業無論是在對內的經營活動還是在對外的貿易中，都會涉及到合同的管理，合同管理的目的在于降低企業要面臨的法律風險、維護企業的合法利益以及經濟利益，由此可見，茶葉企業開展良好的合同管理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實際的發展中，茶葉企業面臨著不少的合同風險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合同的洽談和協商環節中，茶葉企業未注重將相關的溝通內容保存下來，增加了合同洽談與協商過程中的法律風險；第二，在合同的簽訂環節中，茶葉企業沒有從實際發展情況出發，將一些細節予以落實，從而增加了合同簽訂環節的風險；第三，在合同的履行環節中，茶葉企業還存在著不少的問題，比如說，未按照合同規定的時間完成任務，增加了合同履行過程中的法律風險。
2.3破產風險問題
茶葉企業面對的經濟法律風險管理問題之三就是破產風險問題，由于任何企業都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基本上的活動都是以市場經濟變化為風向標，而存在于市場上的企業不會如常青樹一樣一直存在，當企業的資產不足或者是缺乏流動性資金，就會面臨破產風險，一旦企業遭遇到破產風險，對于企業自身而言，不僅會影響企業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加劇債權人的負擔，而且也會帶來一定的動蕩，影響企業得到整體發展。茶葉企業面臨破產風險的原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茶葉自身內部管理不到位，不僅存在工作人員能力不強、素質不高的問題，而且也存在制度不完善、機制不健全的問題，無法為茶葉企業的外部活動提供充足的保障作用，從而加劇茶葉企業的破產風險。第二，二十一世紀的現代社會已經進入到信息化發展時代，但是在茶葉企業的發展過程中，信息投入力度低，科技使用率不高，不僅導致茶葉企業各個方面的工作效率不高，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茶葉企業的破產風險。
3解決茶葉企業經濟法律風險管理問題的措施研究
在各自明確茶葉企業存在的識產權風險問題、合同風險問題、破產風險問題之后，這一章節從這三個問題出發，提出相對應的解決措施，希望可以為實際茶葉企業的發展提供一些借鑒意見，從而促進整體的進步與發展。
3.1樹立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加強人才引進和制度的建設
解決茶葉企業面對的經濟法律風險管理問題之一的知識產權風險問題，所能采取的措施表現如下：第一，意識影響行為，行為的做出需要在意識的指導下才能進行，由此可見，要想做出正確的行為，首先必須要樹立正確的意識，因此，茶葉企業在解決知識產權風險問題中，內部人員要樹立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在意識的指導下開展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從而促進整體發展。第二，要想做好知識產權的保護工作，規避知識產權帶來的風險，具備專業的知識產權人才是關鍵，由于知識產權人才在各個方面的要求是較高的，因此，茶葉企業要重視這一方面人才的引進，使得企業內部具有一定數量的知識產權人才，從而促使知識產權工作得到良好的開展。第三，完善與知識產權風險防范相關的制度，在制度的作用下，明確各個部門或者是工作人員的職責，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知識產權風險。
3.2多方面入手，做好合同洽談、簽訂、履行工作
解決茶葉企業面對的經濟法律風險管理問題之二的合同風險問題，所能采取的措施可以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合同的洽談和協商環節中，由于要經過多次的溝通才能實現意見達成一致這一目標，合作雙方在溝通過程中會采用多種形式，比如說會使用郵件、信函等形式，茶葉企業要注重對雙方合作的信函、郵件等內容進行妥善的保存，并且茶葉企業要及時對雙方溝通的信息進行更新和研究，確保雙方合作洽談內容能夠達成一致，與此同時，在溝通中，茶葉企業要做到據實回答，切勿夸大，以此來增強實質性的合作。第二，在合同的簽訂環節中，茶葉企業要明確所簽訂合同的具體內容，以及要承擔的義務和具有的權利，以此來規避風險的產生。第三，在合同的履行環節中，茶葉企業要從合同出發，嚴格遵守合同內容和要求，認真履行，從而促進整體發展。
3.3提高人員工作能力，提升企業償債能力
解決茶葉企業面對的經濟法律風險管理問題之三的破產風險問題，所能采取的措施可以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二十一世紀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之間的競爭，再加上人才是工作的直接參與者，因此，工作質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才決定的，由此可見，在茶葉企業的工作開展中，要想將這一項工作做好，就要從人員入手，一方面，茶葉企業要拓寬對外招聘渠道，提高人才準入門檻，從多個角度來考慮應聘的人才，爭取為工作有效開展奠定人員基礎；另一方面，茶葉企業要定期開展培訓活動，豐富工作人員的知識，提高工作人員的能力，從而促進整體的進步與發展。第二，要想進一步加強破產風險管理這一目標，茶葉企業一定要將負債總額控制在自身可以承受的范圍之內，這就必須要提高茶葉企業的償債能力，首先茶葉企業要對多個方面進行綜合判斷，以此明確自身發展水平；其次提高茶葉企業的資信水平，降低破產風險；最后茶葉企業要注意借款后及時償還，提高信用程度。
4結束語
隨著社會的進步，茶葉企業也得到了更快的發展，本文從茶葉企業面對的經濟法律風險管理問題入手，從知識產權風險問題、合同風險問題、破產風險問題作為切入點，分別提出了相對應的解決對策，希望可以促進茶葉企業得到更好的進步與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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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SPS措施 影響 引導
根據WTO有關規定，衛生與植物檢疫措施是指WTO成員為防止人類和動植物的生命及健康遭受病蟲害、添加劑、致病有機體、毒素、污染物、有害生物等產生的風險而采取的任何措施，也稱為“SPS措施”，是技術性貿易壁壘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我國農產品出口遭遇SPS措施的現狀
農業是我國的基礎，隨著我國對外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農產品貿易額迅速增長，尤其是入世以來，我國農產品的增長態勢更加高漲。2015、2016年我國農產品的出口額分別為701.8億美元、725.6億美元，出口地區集中在美國、日本、歐盟和新興國家（巴西、墨西哥、土耳其、印度、印度尼西亞、南非、俄羅斯等），出口的農產品主要集中在水海產品、蔬菜、動物產品和肉類制品等。
隨著我國農產品在國際貿易市場的強勁發展，對我國農產品發起SPS通報的國家和數量越來越多。世界貿易組織官網顯示，WTO成員國中SPS通報對象最多的國家是中國，對我國農產品進出口增長有直接、間接影響的SPS通報多達10000多項，受通報的原因大多是因為不符合衛生要求、限量超標等。
據商務部數據資料顯示，國外SPS措施主要針對我國農產品中的蔬菜、茶葉、水海產品等。2012年，日本為限制我國的蔬菜進入日本市場，以防止農藥殘留超標為由對我國出口的蔬菜進行每批開箱檢測，檢測項目從原來的6項增加到43項，結果就是，由于農藥殘留標準設定的不科學性、不合理性，存在歧視性標準，2012年我國出口日本的保鮮蔬菜、鹽漬蔬菜和暫時保鮮蔬菜出口額分別比2011年同期下降了30%、5.96%、27.81%。
1994年，美政府就建立了危害分析和關鍵控制點（HACCP）制度，從2004年開始，美國FDA便要求所有進口食品必須取得HACCP認證，否則，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FDA）將對進口食品實施“自動扣留”。 2010年，據美國FDA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出口的食品被FDA實施“自動扣留”達到779次，其中蔬菜及其加工類產品占了91批次，受影響的蔬菜貿易金額超過4000萬美元。同時，在我國蔬菜出口中，超過50%以上的出口是保鮮蔬菜。“自動扣留”檢測使我國出口的蔬菜在港口停滯的時間延長，增加了保鮮蔬菜在運輸過程中的風險，對我國保鮮蔬菜出口企業造成了巨大的風險。
我國茶葉主要出口歐盟、日本兩個主要市場，總貿易額是所有農產品出口中的第二位，但近兩年來我國對歐盟和日本的茶葉出口幅度出現持續大幅下降的情況，主要原因是歐盟和日本持續提高進口茶葉農藥的最大殘留標準、增加檢測環節和項目，致使歐洲委員會和日本檢測我國的茶葉農藥殘留量超標，茶葉出口受阻，農產品出口面臨威脅。不僅是茶葉，我國許多農產品（如菠菜、蜂蜜、魚肉、肉雞、花生等）都由于獸藥殘留或農藥殘留過高不符合進口國的SPS標準而遭到SPS措施不同程度的禁止或限制。
二、SPS措施對我國農產品出口的影響
由于多種形式的SPS措施不斷升級的發展趨勢， SPS措施對我國農產品出口的影響也越來越凸出。
（一）SPS措施對我國農產品出口的正面影響
SPS措施制定的最初目的是保護各國的農林牧漁業免受外來生物的傳播和危害，促使農產品貿易健康發展。因此，SPS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國的農產品出口環境，推動了動植物產品檢驗檢疫的合法化、規范化和國際化。正當地使用SPS措施無疑對全球環境質量的提高及全人類和動植物的健康發展有著不可磨滅的重要作用。另外，SPS協議規定我們可通過WTO的爭端解決機制有效協調貿易糾紛及障礙，維護我國正當利益。2003年湖北檢驗檢疫局對該省農產品的各個生產環節進行氯霉素含量檢測，致力于找到影響氯霉素含量的環節和原因，提升產品質量，最終依據SPS協定成功將產品銷往歐盟，湖北省淡水產品出口連續幾年大幅增長。
SPS措施是各國公認的協定，長期以來我國對SPS措施認識比較模糊，其實SPS措施只有被濫用時才會成為貿易壁壘。有些SPS通報實際上確實是我國農產品的質量有問題或者不達標，才讓某些國家鉆了空子。由于近年來發達國家對農產品檢驗標準不斷提高，我國不得不提高自己的檢驗標準以達到進口國的需要，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國農產品質量得到提高，農產品質量檢測體系得以進一步完善，相應的生產環境也得到了綠化。
SPS協定不僅關注動植物產品的傳入、傳播，也關注動植物疫情從國內傳出，因此SPS措施在防止病蟲害方面便發揮了重要作用。如2006年越南6個鎮有2000多頭牲畜染病，我國質檢總局隨后公告，根據SPS協定，我國禁止直接或間接從越南輸入偶蹄動物及其產品，有效避免動植物疫病、病蟲害的傳播。
因此，只要SPS措施沒有被濫用，是有利于我國農產品貿易的整體健康發展。
（二）SPS措施對我國農產品出口的負面影響
由于SPS措施的隱蔽性、高標準性，發達國家頻繁利用SPS措施對我國農產品出口貿易造成較大的負面影響。
我國農產品的出口國主要是美國、日本、歐盟、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由于我國科技水平與發達國家尚有差距，同時對食品安全不夠重視等原因，我國對于農產品的檢驗標準與發達國家還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如歐盟對蔬菜中乙酞甲胺磷的標準為0.02mg/kg，是我國標準0.2mg/kg的10倍；日本對氯氟氰菊a的殘留限量是0. 0lmg/kg，是我國標準的1500倍；CAC和日本對花菜的毒死蜂限量標準為0.05mg/kg，是我國標準1.0mg/kg的20倍。2016年1月19日，歐盟條例，制定部分商品內部及表面的惡霜靈和乙基多殺菌素最大殘留限量，包括茶、咖啡、香草、可可、角豆、香料等的惡霸靈不得超過0.02%；根和塊莖類蔬菜、球莖類蔬菜、甘藍類蔬菜等的惡霸靈不得超過0. 01%，乙基多殺菌素不得超過0. 05%等。這些技術要求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很難檢測，也很難做到。
根據中國食品土畜進出口商會統計，WTO各成員于2009年共發出衛生與植物檢疫措施（SPS）通報1108項，在這些通報中，有48個成員發出的通報直接與中國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相關，其中SPS通報約200項，每年我國農產品受國際SPS措施影響損失將近100億美元。2013年，歐盟食品類快速預警系統對我國農產品發出通報1223項，同比增長9.4%，占同期通報總數的61.4%，嚴重阻礙了我國農產品的出口。
只要進口國更新SPS措施，我國農產品出口企業就必須實時進行調整，對產品重新檢測、認證、注冊，或者引進先進的生產設備、更改產品外包裝和標簽，或辦理其他手續，或對產品進行第二次處理，這就不免造成出口成本的增加。
三、我國農產品出口應對SPS措施的策略
面對當前我國農產品出口不斷遭遇的SPS措施，我國應采取有效的應對措施，使農產品出口少遭SPS壁壘的影響。
（一）政府的應對策略
由于許多國家采取越來越多形式的SPS措施，以各種理由增加檢測環節，要求更加嚴格的品質證書和合格檢測證書等。因此我國應該加強政府間交涉，了解國際標準化動態，完善農產品質量體系認證。另外，由于我國農產品科技含量不高，各國為保護本國市場，多對我國農產品帶有抵觸與歧視態度，因此我國政府應加大與貿易伙伴國的交流，消除各國對我國農產品的歧視。再次，我國作為WTO成員，應利用好WTO非歧視、公平原則及爭端解決機制，努力修正他國對我國不公正的SPS評議和通報，捍衛我方的合法權利。
（二）行I組織的應對策略
目前我國還沒有專門的權威機構科學分析我國動植物進出口風險，而WTO中的SPS協定明確規定動植物檢疫必須要基于風險分析的基礎上，因此我國行業組織應設立進出口風險機制。總結國內外出口農產品企業沖破SPS貿易壁壘的經驗教訓，時刻關注我國主要貿易伙伴國的技術法規、政策標準和內容研究等，及時向出口企業預警信息，減少貿易摩擦及糾紛。另外，對支柱型農產品進行數據整理記錄，時刻監測農產品價格，對于出口數量突然急劇減少的國家應立刻分析原因，向企業發出預警信息。
（三）企業的應對策略
我國企業應積極參與政府組織的有關SPS措施的培訓，關注并隨時掌握SPS動態，積極申請國際產品標準方面的認證，使產品的出口少遭SPS措施的阻礙，提升和樹立我國企業在國外的良好形象。針對我國農產品質量不高的問題，企業應重視農產品的生產過程，學習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建立企業內部的產品質量安全體系。
【參考文獻】
[1] 丁三寅.進出境動植物檢疫與國際農產品貿易.植物檢疫，2004（5）.
一、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
（一）指導思想。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經濟效益為中心，以優勢產業為基礎，以示范基地為依托，以企業、公司為龍頭，以科技進步為動力，充分發揮當地優勢，努力建設生產布局合理、經濟結構優化、服務體系健全、運行機制科學、可持續發展并具有特色的農業經濟，逐步形成產銷相結合、農工貿一體化的現代農業經營體系，努力推動全市經濟又好又快、更好更快發展。
（二）基本原則。
1.堅持高起點、科學編制規劃原則。結合全市資源狀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確定積極可行的發展目標，編制具有科學性和前瞻性的特色農業產業發展規劃。
2.堅持以點帶面、示范先行原則。以建設標準化生產示范點、標準蔬菜示范園及畜禽養殖場等為重點，全力打造“十帶百園”，用產業帶、示范園指導基地建設，用基地建設帶動全市特色產業整體推進，不斷擴大規模。
3.堅持因地制宜、培育特色的原則。立足我市資源優勢，圍繞優勢主導產業和特色主導產業，做大做強優質香粳米、大白蘿卜、蠶桑、柑桔、魔芋、特種養殖等產業，努力形成高效產業帶、產業鏈和產業群。
4.堅持以短養長、長短結合原則。推廣果園間套種經濟作物，林下發展魔芋、中藥材以及種草養畜養禽，在牧草種植區稀植經果林等，實現以短養長、長短結合、立體種植、優勢互補、綜合利用，最大限度發揮林地的綜合效益。
5.堅持連片發展、規模高效的原則。通過政策扶持，示范帶動，加大土地流轉力度，打造一批規模千畝以上或效益萬元以上的農業規模經營典型，著力提高種養殖綜合生產能力及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
6.堅持市場導向、創新機制的原則。根據市場需求，引入現代的市場管理理念和先進的工業經營管理模式，創新運行機制，通過市鎮兩級政策扶持和財政資金引導，鼓勵和引導工商企業、返鄉農民、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共同投資開發現代高效農業，加快實現農業生產經營的公司化、園區化、合作化。
7.堅持政府引導、市場主導原則。加強組織領導，搞好特色農業規劃和產業布局。加大資金投入、政策扶持力度，加強體制機制創新，提高特色農業服務水平。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主導作用，優化資源配置，高起點、高水平開發農產品。采取內培外引等形式，大力引進龍頭企業，培育壯大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
二、總體布局和主要任務
按照地區統一安排，結合我市實際，到2015年，全市馬鈴薯種植面積穩定在65萬畝左右，蔬菜種植面積50萬畝（其中大白蘿卜10萬畝、大蒜10萬畝），經果林達30萬畝，牧草20萬畝（飼養肉牛25萬頭、羊15萬只），魔芋10萬畝。以“十帶百園”為示范，逐步向全市整體推進，形成一批集中連片、規模經營的種養基地和示范園區，建成一批農產品批發市場，引進一批農產品加工企業，扶持一批農村經濟專業合作組織，培植一批農產品知名品牌。實現農業總產值45億元，特色農業在農業中的比重達70%以上，農民從特色產業中人均新增純收入達到1000元以上。
（一）馬鈴薯產業。全市馬鈴薯種植面積65萬畝，其中種植脫毒馬鈴薯40萬畝。到2015年，馬鈴薯種植面積基本穩定在65萬畝左右，產量達14.5萬噸。
（二）蔬菜產業。全市蔬菜種植面積30萬畝，其中夏秋反季節蔬菜19萬畝，辣椒10萬畝，在楊家灣片區建大蒜示范基地1個，在鴨池、朱昌建蔬菜示范基地2個，建鋼架大棚5376平方米，單體鋼架大棚50畝，冷庫2座，育苗設施7380平方米。到2015年，建現代農業科技示范園7個、面積2萬畝，建標準化示范基地5個、面積9.5萬畝。新培育地級以上龍頭企業不少于10家。扶持具有引領蔬菜產業發展的蔬菜專業合作社25個以上。新建產品儲藏冷庫3個以上、農副產品批發市場12萬平方米，全市蔬菜面積發展到50萬畝。
（三）經果林產業。全市新增經果林建設面積12.6萬畝，其中柑桔2.6萬畝，核桃、板栗為主的干果林10萬畝，建示范園2個。到2015年，經果林面積發展到30萬畝，引進經果林深加工企業2個。
（四）草地生態畜牧產業。全市新增人工種草5萬畝，配套養羊1萬只，養牛0.2萬頭，新建標準化養殖示范園10個。到2015年，全市草地生態畜牧業新增牧草種植20萬畝，養殖示范園50個(其種養殖示范園5個)，實現商品牛存欄25萬頭，商品羊存欄15萬只。
（五）中藥材產業。在千溪鄉建設續斷基地1萬畝。到2015年，全市中藥材產業發展到10萬畝（規范化種植藥源基地6萬畝），國家級藥源基地1個，省級中藥材規范化種植基地2個；建成地級中藥材規模化種植基地3個；建成中藥材示范村50個，產地批發市場5個。
（六）其它特色產業。全市新建魔芋種植基地2萬畝，茶園5000畝，規范建設魔芋專業合作社9個，新建魔芋示范園1個。到2015年，魔芋種植基地達10萬畝，發展魔芋專業合作社30個，引進和扶持魔芋加工企業2個，建產地批發市場3個。蠶桑發展到10萬畝，其中矮化密植桑園4.2萬畝，引進和扶持加工企業2個，其中繅絲廠1個。茶產業4.5萬畝。建茶葉加工廠2個、專業合作社5個、茶青交易市場5個、茶葉保鮮庫4個、茶葉產地區場3個，茶葉采收面積達3萬畝。
三、強化措施，確保特色農業發展取得實效
（一）繼續完善扶持政策。堅持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進一步完善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制度，積極引導農村土地依法規范有序流轉，為農業產業化發展奠定基礎；圍繞優質水果、優質畜產品的加工、營銷，地道中藥材開發等，制定扶持龍頭企業發展的優惠政策，大力創辦特色經果林、生態畜牧業、中藥材等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積極研究和制訂新的特色農業發展政策，全面促進旅游農業、設施農業、生態農業和循環農業加快發展，著力推進特色農業產業帶、示范園建設，培育新興產業，促進農民增收。
（二）切實加大項目投入。按照“整合使用、各計其功”的原則，積極探索各類涉農項目整合辦法和措施，全面整合農業綜合開發、財政扶貧、水土保持、“三江源”項目等涉農項目資金，充分發揮資金整合效益，推進農業基礎設施加快建設，大力推動蔬菜、特色經果林、生態畜牧業、中藥材等特色農業產業加快發展，傾力打造一批農產品生產示范基地；積極開展招商引資，吸引工商資本、民間資本和外商資本投資特色農業產業，著力扶持一批以農產品加工為重點的農業龍頭企業。鼓勵發展農村金融服務，支持農業產業結構調整項目申請銀行信貸，支持農業企業和農民自主創業，逐步建立和完善投資損益和風險分析機制，保障農業有效投入和效益增長，推進“十帶百園”優先實現農業產業化經營。
（三）堅持科技興農戰略。堅持因地制宜的原則，積極扶持本土特色農業產業規模化發展，大力引進符合我市本土優勢的特色產業，進一步優化蔬菜產業、特色經果林、生態畜牧業、中藥材等種植結構；加大科技成果推廣應用力度,積極推廣良種良法，大力推廣特色經果林、生態畜牧業、中藥材新品種和新技術，提高特色農業發展的科技含量，提高特色農產品的質量、檔次，增強市場競爭力，提高經濟效益。
（一）稅源集中，管戶分散。地處咽喉兩岸，境內地形起伏，層巒疊峰，屬于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縣。總面積2427平方公里，12個鄉鎮，人口38.5萬，全縣現有登記注冊納稅人5600多戶，鄉鎮以農業（煙葉、茶葉、柑橘）和采掘業（煤鐵礦）為主，納稅人占60%，稅源僅占10%，以起征點以下和免稅戶為主，稅源小，管戶多而分散，縣城以工業和商貿服務業為主，納稅人占40%，稅源占90%，稅源較大，管戶少而集中。鄉鎮分局納稅服務工作量大于稅收征管，而縣城分局則是稅收征管工作量大于納稅服務。
（二）信息多元，應用不夠。稅源信息存在于生產經營活動中的各個方面，采集的渠道應該是多元的，但縣的國稅部門在信息獲取上，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約，信息采集主要來自于申報環節納稅人提供的稅收申報數據及相關財務報表信息，管理環節的發票使用及日常管理信息，稽查環節的案件查處信息等，同時，輔之以少量的外部信息采集數據，數據信息的獲取渠道比較狹窄，獲取的數量十分有限；而在數據信息的分析應用上，則主要是以手工案頭分析、經驗推斷為主的“點對點”式的采集應用方式，缺乏對采集信息的深度加工處理，往往是“采而不用”或者“用而無果”，從而造成信息數據的應用程度很低，綜合利用效益不高。
（三）征管成本高，效率低。與經濟發達地方相比，縣的征管難度相對而言要大很多。我縣在冊登記的5600多戶納稅人中，有3300余戶納稅人位于非縣城的其他鄉鎮，這其中又有2900余戶為個體工商戶，納稅人分布于11個鄉鎮的各個村落，管理的范圍很廣、區域很大，但實際從事一線征管工作的人員卻不足20人，使得人均管戶數量多，管理區域大，一名稅收管理員一般要管理方圓幾十公里的區域，由于戰線很長、交通不便，往往花在路上的時間遠遠長于實際工作的時間，使工作效率難以得到提高，稅源管理質量也很難得到保證；同時，雖然我縣納稅人戶數很多，但真正繳納稅款的戶數只有900余戶，其中的2/3又集中在縣城，這使我縣大量的征管資源運用到了非繳稅納稅人身上以及非重點稅源地區的稅收征管上，使稅收征管成本長期居高不下，但稅收征管質效卻很低下。
二、縣推進稅源專業化管理的現實意義
（一）縣推進稅源專業化管理有利于優化稅收服務。縣管戶的分散性，導致了稅收服務的面很大，稅收征管與納稅服務在量上的不一致，通過實施稅源專業化管理，可以在對納稅人進行科學分類的基礎上，掌握不同類型納稅人的稅源管理規律，找準稅源管理需求，改進稅源管理措施和稅收服務手段，并采取“抓大、控中、放小”的方式，根據不同類型納稅人的需求提供切合各自實際的個性化的稅收服務，從而不斷提高稅務機關稅收服務的針對性和實效性，提高納稅人的稅法認知度和遵從度。
（二）縣推進稅源專業化管理有利于推動信息管稅。信息化已成為當今經濟社會發展的顯著特征，信息管稅則充分體現了以信息化帶動征管現代化的必然要求。縣由于各方面因素的限制，使其在信息的采集應用上都與信息管稅的基本要求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實施稅源專業化管理，可以通過理順信息管稅相關職能，完善信息管稅機制，拓展信息管稅渠道，搭建信息管稅平臺，強化稅源信息運用，實現稅源信息在各個環節、各個部門、各個層級之間的良性互動，提高稅源信息的共享程度和利用效益，推動信息管稅的有效落實。
（三）縣推進稅源專業化管理有利于提高征管質效。縣的征管范圍廣、征管區域大、征管人員少等特點導致了征管成本與征管質效之間的矛盾異常突出，實施稅源專業化管理，可以根據稅源特點實行分級分類管理，并在此基礎上優化征管資源配置，將業務能力強、專業知識精、實踐經驗豐富的管理人員集中到重點崗位、重點行業和重點區域，集中精力抓好重點稅源的稅收征管工作，這樣可以將有限的稅收征管資源投入到最能產生征管效益的領域中去，從而優化資源配置，降低征管成本，提升征管質效。
三、推進縣稅源專業化管理的思考
針對縣稅源管理的特點，在推進稅源專業化管理上，要充分結合各自實際，以風險管理為導向，以信息管稅為依托，以稅源的分級分類管理和稅收管理專業分工為重點，整合各類資源，優化人員配置，著力構建“一級稽查、兩級評估、三崗分設、四位一體”的縱向聯動、橫向互動的稅源專業化管理模式。
（一）要推行機關實體管理。要按照上收管理事項、延伸管理環節的原則，逐步上收部分稅收業務到縣局機關直接管理，逐步減輕基層分局負擔。納稅服務科負責全縣納稅服務和辦稅服務廳的管理工作，受理納稅人各項涉稅事項的申請，重點推進以“四減五制三集中”為承諾的辦稅服務工作。征收管理科負責組建納稅評估團隊，實施重點評估和專項評估，并直接負責企業自制發票的審批調查工作。稅政管理科結合自身業務，提交符合“四減五制三集中”要求的有關事項，直接受理或延伸服務；直接受理增值稅專用發票增量及稅務資產損失專項申報的調查審批工作。收入核算科與政策法規科在各自職責范圍內開展稅源監控分析，按月稅源監控預警和執法監督異常信息。
（二）要開展分類分崗管理。要在現有分局機構設置和管理范圍不變的前提下，在稅源管理上因地制宜，合理分類，在分局內部崗位設置上實行三崗分設，團隊化管理。一要實行分類管理。城區分局按照納稅人經營規模、所屬行業、涉稅風險等級等，將稅源分為重點稅源、一般稅源和小型稅源三類，重點稅源實行集中管理，一般稅源實行分行業管理，小型稅源實行分區域管理。農村分局則將稅源分為重點稅源和小型稅源兩類。二要實行分崗管理。在崗位設置上，要打破過去“劃片統管、各事統攬”的征管方式，因事設崗，分崗管理。設置納稅評估崗，負責稅收風險分析和納稅評估工作；設置基礎管理崗，負責除納稅評估以外的稅收管理員的全部稅源基礎管理工作；設置綜合信息崗，負責涉稅信息的采集管理，稅源監控分析及情況綜合等工作。三要推行專業分工。對內要在三崗分設的基礎上，本著“合適的人做合適的事”的原則，按照干部職工的專業特長合理進行人員配備，將熟悉稅法及財務會計、懂評估、會查賬的專業骨干放在納稅評估崗位上；對外則要按照行業進行分工，組建若干專業化評估團隊，實行專業化納稅評估。
（三）要突出團隊納稅評估。要突出納稅評估的重要作用，堅持以評促管，有效堵塞稅源管理漏洞，提升稅源管理質量。一要建立兩級評估機制。建立縣局、分局兩級評估機制，縣局主要負責重點稅源評估及專項評估，并負責組織開展團隊評估工作，分局則負責開展日常納稅評估工作。二要組建專業化評估團隊。縣局評估專班和分局納稅評估崗人員均屬評估團隊成員，實行動態管理，縣局稅源管理辦公室負責納稅評估團隊的管理和建設，負責全縣納稅評估工作的統籌管理和督導落實。三要強化稅收風險分析。在征收管理科設置納稅評估管理崗，負責全縣重點稅源的風險分析，及時處理省、市局下達的風險應對任務以及納稅評估工作的情況綜合等工作。
（四）要加強稽查的監督制約。一要加大稅務稽查力度，按照整頓和規范稅收秩序的要求，加大查處力度，取消查前限改，樹立稅務稽查執法的權威，增強稅務執法的剛性。二要強化稅務稽查選案管理。縣局通過稅源管理互動會議向稽查局下達重點稽查任務，稽查局自主選案、受理的案件，按月報稅源管理領導小組備案，一般納稅人（農民專業合作社除外）及單管企業所稅的查賬征收戶的注銷清算，由征管科轉辦，稽查局組織實施。三要加強稽查案件的審理。要堅持重案審理制度，對達到重案審理標準的案件要移送重案審理委員會，進行重案審理。四要強化“一案雙查”制度。實施團隊化稽查，對稽查中發現的不作為、亂作為、慢作為等行為，要及時移交監察部門予以處理；對稽查局向主管分局下達的《整改意見書》，要納入行政效能（執行力）考核，實施跟蹤問責。
關鍵詞：梔子（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品質；區劃；評價；層次分析法；模糊綜合評判法
中圖分類號：S567.1+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7）08-1505-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7.08.025
Application of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Based on AHP for Internal Quality Division of Gardenia jasminoides
XIAO Ri-chuan，LUO Guang-ming，YUAN Yuan-jian，ZHANG Feng-bo，LI Bo，XIE Jing，MIAO Qi
（School of Pharmacy， Jiang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nchang 330004， China）
Abstract： To divide the quality production areas of 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 efficiently and resonablely， and to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of the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d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were applied to determine the zoning index weight， design the fuzzy membership function， and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to zone the national quality production areas of G. jasminoides resonablely.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G. jasminoides in Hukou county and Jinxian county of Jiangxi province and Fusui county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was over 0.5， which were the best quality areas. Oppositely，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G. jasminoides in Jingning county and Yongjia county of Zhejiang province， Fuding city of Fujian province was under 0.2， which were the poor quality areas. Evaluation results was basically in accor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indicating this method is practical and feasible， thus is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Key words： 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quality；division；evaluation；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d子（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是一種藥食兼用的傳統大宗中藥材，隨著其使用范圍和用量的不斷擴增，全國各地建立了很多梔子GAP種植基地；但各地梔子品質不一，差異較大，質量難以保證。如何科學地區劃各產地梔子品質是確保梔子合理開發利用、臨床有效應用的前提。國內一些研究機構關于農產品品質評價的研究非常多，但對區劃中藥材品質的研究較少。他們大多是根據不同因子在區劃評價中的強度不同，采用專家打分的方法分別對因子賦予一定的權重，加權平均后得到綜合區劃指標，從而對區劃對象實施區域劃分；但是由于每位專家對區劃因子重要性的理解不同，導致對其賦予的權重存在差異[1]，使評價帶有很大的主觀性。本次研究采用層次分析法[2]（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確定權重系數，再結合模糊綜合評判[3]（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FCE），并考慮定量與定性分析，建立了一套系統性的梔子品質評價體系，從而更加科學客觀的評價梔子的品質，為開發梔子優質品種資源提供技術支撐，為進一步指導產區生產和區劃種植提供參考。
1 研究方法與基本原理
1.1 產區選取
本次研究選取了全國各地具有代表性的30個梔子產區作為地方因子樣本，各地因子樣本集為S={S1，S2，S3，…S29，S30}，有關信息見表1。
1.2 區劃因子的選取
與梔子品質最相關的是梔子藥效成分含量的高低，在對梔子有效成分含量測定的基礎上，選取梔子中6種主要成分含量作為區劃因子，構成評判指標X，X={X1，X2，X3，X4，X5，X6}，其中X1為梔子苷、X2為京尼平苷酸、X3為京尼平1-β-D龍膽二糖苷、X4為綠原酸、X5為西紅花苷-Ⅰ、X6為西紅花苷-Ⅱ。各產區具體因素值見表2。
1.3 模糊綜合評判和層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
模糊綜合評判是運用模糊數學相關理論來進行綜合評估的一種方法。在多層次多因素影響時，可按照隸屬度理論進行定量化評判。其綜合評價公式為：
Bi=AiR=（b1，b2，b3，…，bi） （1）
式（1）中，Bi是綜合評價指標；Ai為因素權重系數；R是因子的隸屬度函數值。
模糊綜合評判中區劃因子指標權重的確定通常運用層次分析法，層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是把同級各個因子兩兩相互比較，確定各因子之間的重要性順序，對每層次各因素的相對重要性給出定性的判斷，用數量值（相對重要性取值依據見表3）表示判斷矩陣A。判斷矩陣A推導如下：
3 小結與討論
運用層次分析法與模糊綜合評判相結合的方法，即模糊層次分析法（FAHP）[6]，不僅能參考相關專家的意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主觀性、模糊性、片面性帶來的偏差，由于是定性與定量的綜合考慮，所以結果相對科學客觀，因而現在大多應用在農產品品質評價[7-9]、風險評估與預測[10，11]、優選最佳方案[12]等方面，被業內認為是可行性強、較為系統合理的綜合評估方法。
在梔子各產區的梔子內在品質區劃模型中，最重要的步驟就是對指標權重的分配，這直接決定后面的綜合評判，同時科學設計好隸屬度函數，能更好地表明因子之間的量化程度，指標權重系數與隸屬度值即模糊判斷矩陣的合成運算結果也說明了各產地梔子質量的高低。
此次研究選取了全國30個梔子產區的6種梔子有效成分作為梔子的主要品質指標，可顯著區分各產區梔子的質量好壞。此方法可為進一步研究梔子的產量、更大范圍地區劃梔子品質產區和生產種植適宜區提供科學依據。梔子品質優劣的影響指標較多，但此次僅對其最重要的指標藥效成分含量的高低進行了探討，此外還有諸如氣候等自然條件的影響，這些因子也可能是造成部分梔子取樣點品質變差的原因，下一步需要更深入的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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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SPS措施；SPS壁壘；評判標準；遵從成本
中圖分類號：F74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894(2009)01-0001-09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已經融入到國際分工體系中，越來越多的中國產品進入國際市場，“技術型貿易壁壘”、“綠色壁壘”、“SPS壁壘”等也在不斷影響和沖擊著中國制造。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衛生與植物檢疫，SPS)協定是WTO烏拉圭回合通過的一項旨在規范各成員方衛生與植物檢疫措施使用和促進國際農產品和食品貿易發展，要求成員方共同遵從的一套規則。近年來，SPS正在深入地影響著我國的農產品和食品貿易，“動物源產品案”、“禽肉案”、“茶葉案”、“蜂蜜案”、“寵物飼料案”、“毒水餃案”等貿易糾紛頻頻爆發，據商務部統計，2006年SPS影響了我國90億美元的農產品出口，已經成為我國農產品和食品貿易的主要障礙。痛定思痛，如何應對已成為政府、企業和學者普遍關注的問題。本文認為，首先必須根據現有的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對貿易伙伴的SPS措施客觀評判，一旦確定為“壁壘”，則按照WTO爭端解決機制的流程進行“申訴”，以期公平裁定。如果判斷是正常的貿易措施，則必須積極主動“遵從”，當然遵從成本和遵從能力又是重要變量。
對于SPS是否壁壘，學術界普遍采取回避的態度，能看到的文獻則歸納為壁壘，如Beghinand Bureau(2001)在提交給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報告中將SPS措施劃為非關稅壁壘的一個亞類；Mattoo(2001)和Dragan(2005)也認為SPS措施導致國外生產者退出，國內生產者壟斷市場，影響了貿易發展，因而屬于貿易壁壘；黃衛平等(2001)認為，SPS措施會產生關稅效應，即增加成本、降低出口產品的競爭力，甚至產生貿易禁止效應，是貿易壁壘；張亞斌等(2003)認為：由于技術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形成了難以逾越的技術鴻溝，在多邊貿易談判中，往往是發達國家受益多，發展中國家受損大，各種技術性標準是名副其實的貿易壁壘。其實，壁壘和措施存在本質區別，本文旨在根據現有的WTO規則，提出評判正當SPS措施的標準，以便為政府和企業應對國際市場的SPS提供理論依據。
一、SPS措施的內涵界定
SPS措施是指一國為保護食品安全、動物和植物生命健康和安全而設立降低風險的標準、法規和要求，包括最終產品標準、加工和生產方法；產品或食品檢測、檢驗、出證和批準程序；動植物檢疫處理；衛生和植物檢疫的統計學方法、取樣程序和風險評估方法；以及與食品安全直接相關的包裝和標簽要求。SPS措施是烏拉圭回合以來在食品和農產品貿易中唯一合法的非關稅貿易措施。
從理論上講，政府用標準、法規措施干預市場的目的在于彌補市場失靈，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一般而言，政府有許多可供選擇的用于彌補市場失靈的政策選擇，包括事前措施和事后措施，對于與風險相關的市場失靈，事前措施則可以防患于未然。SPS措施被用來降低國際貿易中的風險，根據政策目標的不同可以將SPS措施劃分為3類：進口禁止、技術性規定和信息補償(見表1)。“進口禁止”是SPS措施導致貿易爭端的結果；“技術性規定”是用來提高私人邊際成本，促使企業在生產加工過程中達到社會理想的安全水平，用來彌補由于外部性而導致的市場失靈。其具體又可以分為生產過程標準、最終產品標準和產品包裝標準；“信息補償”則是用來彌補由于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市場失靈，幫助經營者和消費者實施貨幣選擇，主要包括標簽要求和一些自愿控制的要求。
Robert將技術性貿易措施(TBT)定義為：統治產品上市銷售的法規和標準，以克服緣于產品生產、分發和銷售過程中的外部性導致的市場低效率。這一定義被世界銀行、WTO、OECD等國際組織廣泛引用。技術性貿易措施是致力于動植物健康、防止商業欺詐、食品質量和保護環境方面的法規和標準，SPS是與風險密切相關的技術性措施，屬技術性貿易措施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用于保護人類、動物、植物的生命和健康。而保護環境、動物福利和保護消費者健康之外的利益不屬于SPS的范疇，但可能屬于技術性貿易壁壘的范疇(TBT)。也就是說，技術性貿易措施的范圍更為寬泛，包括產品質量特性、包裝要求、標簽規則、廣告和銷售主張；還可包括產品在生命周期中的環境、健康、勞工或其他標準。在食品標準方面，具體涉及到質量條款、營養要求、標簽、包裝和產品內容以及分析方法。SPS措施則明確地集中在食品安全事務以及動植物的健康和疫病上，而且受到科學依據的約束。SPS措施與技術性貿易措施之間的聯系與區別在于：若以肉類為例，肉品的生產和檢驗方法、肉品衛生法典法規、與肉品直接相連的包裝、污染物，殺蟲劑殘留、獸藥殘留和污染物的法典標準都屬于SPS的范疇；而具體肉類生產規格的法規標準和質量規格(如畜禽年齡，脂肪百分比、肉品顏色、肉品種類)則屬于TBT條款。當一國希望保護國內食品工業時，可以根據保護環境、食品生產和加工方法方面的道德要求而成功地使用TBT協議，然而這種理由在SPS協議下是不可能成立的。
綠色貿易措施(壁壘)隨著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深入而被頻頻使用，基本內涵是各國為了保護動植物和生態環境、保持經濟可持續發展而設立的貿易措施，以彌補由于經濟外部性而導致環境資源的破壞。這一概念在我國被頻繁使用，而在國外較少出現。綠色技術措施主要包括綠色技術標準、綠色環境標志、綠色衛生檢疫、綠色包裝制度和綠色補貼。可見，綠色貿易措施與SPS都是技術性貿易措施的子集，但與SPS措施也有交叉之處，交叉處是那些保護環境免受外來物種影響與破壞的措施既屬于SPS措施，也屬于綠色貿易措施。除此之外，綠色貿易措施還包括其他與風險無關的環境保護措施(見表2)。SPS與綠色貿易措施的主要區別是前者主要針對農產品和食品，而后者主要針對工業品和植物產品。若以轉基因產品為例，SPS關注的是轉基因產品是否對人體健康和動植物安全造成威脅和損害，而綠色貿易措施關注的是轉基因產品是否對環境和可持續發展造成危害。
二、SPS措施或SPS壁壘的評判標準
在國際貿易中，措施和壁壘有著嚴格的界定，SPS措施是隨著經濟發展、人類進步而產生的，目的性明確，用意良好。這項措施的制定和實施可以很好避免動物疾病、植物蟲害的傳播，有利于提高人們的福利，有利于促進國際貿易的健康發展。但是，當某些國家為了達到貿易競爭與控制市場目的來實施衛生檢疫、技術安全標準的時候，人們就會深深體會到從“真理到謬誤只差一步”的真理性(黃衛平等，2001)：只要將制定的衛生檢疫措施、技術標準超出正常安全需要的水平，甚至于達到其他國家無法執行的地步，原本服務于人類幸福的游戲規則，就會變成巨大的、無法逾越的SPS壁壘。
SPS措施不同于SPS壁壘，根本區別在于該措施是否合法、正當。本文結合WTO的《SPS協議》以及WTO爭端解決機制在解決SPS爭議案中強調的原則，提出以下評判標準：
1、基于科學依據且為保護消費者、動植物生命安全所必須 SPS協議2.2條在成員方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中強調成員方的SPS措施必須建立在科學依據之上，如已取得的科學研究成果、科學的實驗數據等，而且這些措施必須是保護消費者食品安全、動植物生命及環境等必須的減低風險的措施，屬于表1所列的事前預防措施。也就是說，科學依據是證明一國措施正當化的唯一理由，也是挑戰他國措施的依據。歐盟－美國荷爾蒙牛肉案經WTO爭端解決機制裁決后，宣布歐盟敗訴，歐盟受到了美國和加拿大兩國的經濟制裁，但是始終沒有修改其荷爾蒙標準，時至今日，歐盟還在積極尋找權威的科學成果和試驗數據支撐其標準的正確性。同時，SPS協議也強調，成員方所采納的SPS措施必須是保護消費者、動植物生命安全所必須，強調必要性，否則就演變為貿易壁壘。也就是說，頒布的措施是為了保護消費者的食品安全和動植物健康和安全，而不是產業或貿易保護目的，否則就不成為SPS的管轄范疇。1998年歐盟調整黃曲霉素標準，遠高于國際標準，世界銀行的研究發現：這一調整如果付諸實施，將使歐盟9國的每10億人口的死亡率降低了一點四個，但卻使非洲15個出口國花生出口比執行國際標準時下降64％，貿易損失達670億美元，這顯然不是為保護消費者必須采取的措施，而是保護其國內產業。這一評估迫使歐盟不得不將其殘留控制量降低了一半。顯然，判斷成員方的SPS措施是否“必須”或“必要”不能從主觀出發，而必須是從客觀標準出發。客觀標準就是風險評估結果和保護成本，即保護成本與保護收益之間的均衡。因此，這一標準其實就是強調了任何SPS措施必須是科學依據支撐下且在適度風險水平上的保護，而零風險保護則易成為貿易壁壘。
2、經過科學的風險評估 SPS協議的最大特點就是：確立了科學依據和科學風險評估是正當SPS措施的基本原則，也是挑戰他國SPS措施的依據，并且排除了經濟因素對相關風險評估和科學依據的影響，這樣就將世界各國放到一個平等的地位。一般而言，風險評估包括3個步驟，即風險識別、風險分析和風險管理。SPS協議5.1條在風險評估的定義中還將食品安全的風險評估與病蟲害風險評估相區別，并在荷爾蒙牛肉案和澳大利亞鮭魚案中分別進一步澄清。食品安全的風險評估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識別，二是評估食品添加劑污染物、毒素、食品、飲料、飼料成分中的病原體對人體健康的不利影響；而病蟲害的風險評估包括3個方面的內容：指明病害及其影響；估計這種病害進入境內的可能性；評價采取措施后病害進入境內的可能性。SPS協議不但適用于1995協議生效后的所有SPS措施，而且對SPS協議生效前制定的但仍在實施的措施同樣有效。這樣各國必須將其正在應用的所有的SPS措施提供科學依據或科學的風險評估，或者貿易伙伴也可以用科學的依據或科學的風險評估挑戰別國正在實施的SPS措施。其結果是：一國能否保衛自己正在實施的SPS措施或者挑戰別國的SPS壁壘主要取決于自身的科學和技術水平。SPS協議關于風險評估的規定也存在著缺陷：一是沒有規定使用科學程序進行風險評估的指導原則與具體程序，這就使協議方對協議的具體解釋與執行有很大空間。二是風險評估結果主要取決于其具體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及其后果，在這一點上進口國與出口國專家常有著不同的看法。三是即使風險評估者以科學依據為基礎達成一致意見，但政策制定者經常出于謹慎考慮采取較高保護水平的衛生檢疫政策。四是由于SPS協議中允許成員方在暫無科學證據的前提下可以臨時采納衛生檢疫措施，這更為一些國家使用SPS緊急限制進口提供了合法保護。
3、符合國際標準 SPS協議3.1條一致性條款強調，成員方的SPS措施應該建立在國際標準、指南和建議的基礎上，如果希望較高層次的保護，則必須提供科學依據和科學的風險評估，或者成員方的保護水平低于國際標準，也必須提供科學依據。也就是說，發達國家只要能提供科學依據，他們所設立的標準可以大大高于國際標準。國際標準就是由SPS協議中指定的國際機構制定的標準，即食品法典委員會(CAC)所制定的食品安全標準、國際動物流行病辦公室(OIE)所制定的動物健康標準和國際植物保護公約(IPPC)所制定的植物健康標準以及其他國際組織制定的并經SPS委員會認可的標準。WTO爭端上訴機構在處理荷爾蒙牛肉案中對這一點又進行了強調，并指出以國際安全標準為依據，并不意味著成員方的SPS措施必須與國際標準相符合，完全一致。這無意擴大了國際標準的使用范圍，使名義上推薦的、非強制的、自愿采納的國際標準，事實上成為“強制標準”，深深影響各國的食品、農產品產業、檢驗檢疫和進出口貿易。
4、對國內產業和外國企業一視同仁 非歧視性原則是WTO信奉的基本原則，SPS協議為了防止各國在SPS措施實施中對外國企業的歧視待遇，規定所有標準必須是內外一視同仁，不應構成任意的、歧視性的貿易限制，任何外國企業都可以舉報SPS措施中的歧視行為。這樣規定在于預防SPS措施成為貿易壁壘，并保證SPS措施對所有進口產品適用，最大限度地防止某個國家遭到貿易歧視的可能性。SPS歧視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制定標準時的歧視，即對國內外的同類產品制定不同標準，二是執行標準時的歧視，即對國內外的同類產品采取不同的檢測方法和抽檢比例。那么，同類產品的認定就顯得相當重要。在墨西哥訴美國“金槍魚一海豚”案中，上訴機構認為，同類產品就是功能和物理性質相同的產品，而不論其生產方法。因此，現實中，各國在制定標準時，往往針對本國的進口產品制定較高的標準，而對本國主產的類似產品卻采用另一套標準。這并未違反國民待遇原則，國際組織也不認可其行為為貿易歧視。如在美國訴歐盟“荷爾蒙牛肉”案中，上訴機構認為，自然存在的荷爾蒙與添加荷爾蒙在肉類和其他食品上存在本質的區別，同意歐共體區分荷爾蒙牛肉禁令與生長激素在豬肉中使用是武斷的，但并不認為導致貿易歧視，也就不認為是貿易壁壘了。這樣的結果是，進口與主產產品的標準可能相差甚大，如日本對于本國主產蘿卜和白菜的“毒死蜱”標準比從中國進口的菠菜的同一標準分別低300倍和100倍。
5、與同類可供選擇的措施相比對貿易的負面影響最小 自由貿易原則是WTO一貫奉行和努力維護的原則。根據SPS協議，成員方在科學依據或科學風險評估基礎上根據自己對風險的接受程度決定是否制定一項新的SPS措施，如果一方對“可接受風險”的容忍程度低，他就面臨著要選擇一項新SPS措施，選擇的原則是對貿易的影響最小化。根據WTO處理的加拿大訴澳大利亞“鮭魚”案，如果存在一項替代性措施，這項措施：(1)考慮經濟和技術的可行性可以合理獲得；(2)能達到成員方適當的衛生和植物衛生保護水平；(3)對貿易的限制明顯少于爭議的措施。那么就證明有關的SPS措施超過了其適當衛生保護水平所要求的必要限度，從而構成對S P S協議的違反。但是，可供選擇措施往往由舉證方提供，是否被認可也是難以確定的。這就為壁壘的認定增加了障礙。
6、使用規定和檢驗方法透明并對所有進口商信息均等 這既是SPS協議非歧視性原則的體現，也是SPS協議透明度原則的要求。SPS協議要求成員方必須通知其新設立的或者變動的可能影響貿易的SPS措施(至少應用法語、英語和西班牙語中的一種)，為其他國家留出足夠的評論時間(60天評議期)，必須設立問訊窗口回答成員方關于新措施或者現有SPS措施的咨詢和質疑，還必須公開審查那些保護食品安全、動物健康和植物健康的法規。如果SPS設立國不向進口商提供檢驗方法，進口商必然陷入盲目狀態，SPS措施則演變為貿易壁壘。但是，在實際操作中，一些國家故意將通知評議期縮短、檢測方法遲遲不公開、只按本國語言通知等給貿易伙伴造成執行上的困難或造成事實上的壁壘。
7、通知與執行有“合理”間隔并對發展中國家留有較長時間 這一點標準是SPS協議第7條透明度原則和第10條特殊和區別待遇原則的綜合。SPS協議為防止SPS措施作為貿易壁壘使用的可能，規定任何一項SPS措施從通知到執行，必須留出一個“合理”期限(新措施的評議期為60天且從新規則的到執行至少6個月)，以便出口國能夠調整進而適應。并且規定，對于發展中國家的“合理時間”應該更長些。在美國訴日本農產品案中，上訴機構認為，在1995年SPS協議后，“合理時間”的長度應該在事件基礎上確定，但沒有給予清楚的規定。由于對“合理時間”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有些國家，在通知和執行之間所留時間極短，往往使貿易伙伴措手不及。由于SPS措施是以科學為基礎的措施，SPS協議的區別對待原則對發展中國家的空間非常有限。“合理時間”的模糊規定以及語言上的障礙都可能對新措施的評估帶來障礙，也極有可能使SPS措施演變為SPS壁壘或者成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客觀SPS壁壘”。因此，在未來必須對SPS措施的透明度原則進一步詮釋，對發展中國家的區別對待落在實處。
8、殘留限量毒性分析方法符合國際慣例并能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必要的技術援助 殘留限量毒性分析方法符合國際規定是希望成員方的SPS措施盡量使用國際通用的檢測方法，使其他成員方的遵從不至于發生太大的困難。國際慣例的方法包括國際組織CAC、OIE和IPPC推薦的檢測方法和一些國家有科學依據的方法，這一點其實是為了防止有些國家利用檢測方法設置壁壘。如茶葉是用來飲用的，其檢測方法應該是“湯茶法”，而目前歐盟、日本紛紛調整檢測方法為“干茶法”，兩種檢測方法的結果相差幾十倍，無形中增加了其他國家的遵從難度。同時，SPS協議還考慮到由于科技、資金和人員的匱乏，SPS協議有可能對發展中國家造成事實上的不平等，因此，在第9條提出，發達國家有義務幫助發展中國家執行新的SPS措施，這種幫助包括培訓檢驗人員，提供檢驗儀器和方法，提供必要的資金等。如2003年開始實施的“中加小農戶適用全球化市場”項目就是加拿大向中國提供的SPS援助項目，在此項目下，先后共培訓了187名技術人員，共向中國提供技術、設施和人員培訓費用1970萬加元。但是，目前對于發展中國家的援助還出于發達國家的自愿，并不是他們的義務，所以愿不愿意援助和援助的力度都完全依賴于發達國家的意愿，國際組織和發展中國家都無能為力。
盡管以上標準本身也存在著一些潛在問題，但是在現存的國際貿易規制下，符合以上8條原則(前三條選擇其一)的SPS措施就是正當的，合理的。筆者認為，不能把國際技術性安全標準，或由發達國家提出但有科學依據的技術性貿易標準、法規和措施認為是歧視性貿易壁壘。這類技術安全標準、SPS標準規定或制定的國際標準具有合理性和積極意義，他們可能暫時對某些發展中國家農產品出口造成障礙，但對于提升這些國家出口產品質量有積極意義。只有規定嚴格但又超過正常必要水平的超高技術標準、超高SPS貿易標準，且這類超高標準在設立國國內都未全部執行，而是專門用來限制別國出口貿易，保護本國市場和企業的行為，則不符合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本文稱為歧視性SPS壁壘，但總體來看發生這類情況并不是很多見。據統計，在近十幾年的國際貿易中，出現了8000多種由新的技術法規、技術安全標準和檢驗標準構成的技術性貿易措施。經過世界貿易組織有關機構和相關專家組的調查、審議后，最后被確定為具有歧視性、不符合世界貿易組織協議的僅有50件，而真正被取消的只有12件。這說明近十幾年來出現的絕大多數技術貿易措施符合WTO的“游戲規則”，是合理的。
現行的國際規制強調科學依據是各國設立SPS措施的唯一理由，并且排除了經濟因素對于科學依據的影響，這就使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相同的競技標準，這樣的規定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意味著下列挑戰：第一，即使發展中國家不同的SPS措施達到與發達國家或者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同的保護水平，但常因技術限制難以提供科學依據和進行相關的等效性風險評估，產品不能正常貿易；第二，SPS協議對正在實施的所有SPS措施有效，因此當發展中國家的SPS措施受到別國挑戰時常因技術水平限制而無法提供有力的抗辯。眾所周知，二戰后絕大多數的科技成果和知識產權為發達國家所掌握；同時，發展中國家由于技術方法和科技人員的嚴重匱乏，根本無法從事相關的風險評估。第三，發達國家的很多超過國際標準的SPS措施常常沒有正當化，但搜集證據的責任落在出口方身上，然而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商因技術限制無法挑戰發達國家的高標準。第四，經濟、技術水平使各國客觀存在著標準差，排除經濟因素的影響事實上使發展中國家不得不接受超越國力的技術標準。第五，SPS協議中，國際標準成為貿易糾紛中發展中國家成本最低的抗辯理由，但是長期以來，發展中國家受制度、財力和技術專家的限制，不能有效地參與食品安全國際組織(如CAC、OIE、IPPC)的談判活動，不能成為國際標準的制定者，更難將自己的要求和愿望反映在國際安全標準中，從而為發展中國家遵從安全標準帶來巨大困難。他們只能成為國際貿易“規制”這種游戲規則的被動接受國。
三、SPS措施／SPS壁壘的應對策略
正當SPS措施與SPS壁壘有著本質的不同，故其應對策略也必然不同。
1、積極遵從合理正當的SPS措施 正當合理SPS措施的實施，無疑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國際貿易對食品安全、動植物健康和安全以及環境安全的負面影響，并保證國際貿易的健康發展，并客觀提高各國的SPS水平。但是SPS措施像其他任何措施一樣，會帶來遵從成本，這種成本與各國的科技水平成負相關關系，這就激勵科技落后的國家必須努力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從而減低遵從成本。有研究認為：倘若實際執行國際標準的國家越多，遵從成本就會顯著降低，貿易歧視也會相應減少。因此，國際社會和發達國家應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力度，給予發展中國家較長的遵從期限，讓最不發達國家免費參與這種標準制定機構的活動，這樣才有可能幫助發展中國家降低遵從成本，降低貿易制度本身帶來的負面效應。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當國外的SPS不構成壁壘而又無法改變外部(經濟、政治、文化)環境時，及早、積極、主動地遵從無疑是明智的選擇，當然，發展中國家必須研究自身的遵從成本，根據遵從成本決定目標市場。
2、運用法律和談判手段解決SPS壁壘 成員方必須熟悉SPS協議的規則和要求，積極識別國際貿易中的SPS壁壘，對于國際貿易爭端，成員方可以采取談判和法律手段解決。政府或民間組織的談判是一種和平解決貿易爭端的手段，成本相對較低，是出現貿易爭端時的首選，與此同時，各國必須積極搜集證據，在談判無效的情況下向WTO爭端解決機制提訟。SPS協議后，越來越多的國家意識到用法律手段保護自身利益的重要性，爭端解決機制中也遇到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的原告和被告。從1995～2007年底，共有31件SPS措施爭議案提交WTO爭端解決機制，占全部369項爭端案的8.4％。其中，共有17件涉及到發展中國家當事人，9件是被告，8件是原告，尤其是2000年以來的15件爭端案中，10件涉及發展中國家當事人，3件是被告，7件是原告，這說明發展中國家的法律意識在不斷增強。對于我國來說，目前還沒有SPS的訴訟，這并不意味著我國沒有SPS貿易糾紛，而是因為我國還缺乏熟悉國際法的高級人才，同時我國企業用法律途徑解決爭端的意識還相當淡薄。最后，貿易報復也是解決貿易壁壘的一種方法。在談判無果時，面對國外的SPS壁壘，為了避免貿易損失的擴大，貿易報復也能迫使對方取消壁壘，給進口產品以國民待遇，如當2003年韓國對我國農產品實施歧視時，我國對從韓國進口的工業品也采取報復措施，迫使對方取消了歧視措施。
3、通過技術援助和能力建設著力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客觀“SPS壁壘” 所謂的客觀“SPS壁壘”是指對于標準設立國來說，并非主觀上的壁壘，而對于有些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來說，卻容易成為現實的貿易壁壘。也就是說，由于各國技術和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差異，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形成一條難以逾越的技術鴻溝，發達國家的各種技術性標準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成為名副其實的“技術壁壘”。這是因為發展中國家：(1)缺乏遵從國際安全標準的資源。包括信息資源(技術安全標準本身)、人力資源(科技專家，熟練勞動力)、物力資源(基礎設施)、財力資源(公共財政)，從國外引進這些遵從資源則會極大地增加遵從成本，這種高額遵從成本對于中小企業很可能是禁止性的；(2)存在技術上的限制，如無法進行相關的風險評估和一致性評估。包括兩種情況，一是，由于風險評估的方法還處在發展中并且經常變動，他們缺乏風險評估專家和風險評估所必要的數據庫；二是，盡管國內的SPS措施是正當和合理的，但當另一國提出質疑時，他們發現由于資源和數據缺乏而無法提供清楚的論辯材料；(3)遵從技術安全標準的制度性限制，如國內檢驗機構無法滿足檢驗檢測的高標準要求，而不得不在進口國的邊界口岸接受檢驗，這增加了許多不確定性；(4)各國同種產品的生產方法和供應鏈明顯不同，使遵從不可行或遵從成本增大。這是因為目前國內過長而又分散的供應鏈對于建立質量安全追溯系統和產品質量保證系統造成困難，而采用新的生產方法和新的供應鏈則意味著巨大投資；(5)政府對安全標準的反應和企業的質量安全意識決定了遵從的期限和損益。
摘 要：國際農產品市場上，各國技術性貿易壁壘持續增加，進口檢驗檢疫要求、農藥殘留限量標準等技術性貿易措施不斷變化更新，能否迅速準確地掌握信息已經成為擴大農產品出口的關鍵。歐盟、日本、韓國是中國農產品出口的主要市場；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是農產品的大國和強國，在國際農產品技術性貿易措施實施領域處于領先地位。加強對這些國家實施農產品技術性貿易措施情況的分析，有利于我們及時準確地掌握國際技術性措施發展動態，加強應對工作的針對性與效果。
關鍵詞：農產品；技術性貿易壁壘；影響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8—0177—03
一、農產品容易遭遇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原因
1.戰略背景。貿易保護主義是貿易自由化的伴生物，關貿總協定（現世貿組織）主持下的多輪多邊貿易談判，使關稅的貿易保護作用變得極其有限，“烏拉圭回合”談判又使傳統的非關稅壁壘，如進口許可證、進口配額等只能在特定的條件下使用。《TBT協議》肯定了各國出于環境考慮而限制國外某些進口產品進入國內市場的做法，規定了以保護消費者健康和國家安全為目標可以采取特定措施的原則。技術性貿易措施以其形式上合法性、保護范圍上的廣泛性、保護措施上隱蔽性得到了各國的垂青。也可以這樣理解，這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趨勢，有一定的客觀規律性。
2.技術背景。（1）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發展的不平衡。目前大多數國際標準為具有技術優勢的發達國家控制，新的核技術擁有者又成為新的標準的制定者，尤其是高靈敏度檢測技術的快速發展。科學技術發展的不平衡造成在國際貿易中，技術領先與經濟優勢的國家總會設立有利于本國利益的技術法規和標準，往往對產品出口國提出相對更高的技術要求，造成對出口國的技術壁壘。（2）環境保護意識的提高。目前全球都非常重視環境問題，這關系到人類的健康，同可持續發展密切相關。發達國家的環保組織與消費者尤其關注同人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與人身安全、環境保護、動植物健康等有關的產品質量與性能，因此對環保、安全、衛生方面等要求日趨嚴格，相關規定與標準的出臺容易造成貿易壁壘。（3）知識產權對貿易的影響越來越大。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由非定型化向制度化轉變。非定型化指發達國家在某一時期針對某些進口商品實施的限制性措施，這些措施之間不聯系，形式和內容都不十分確定，而且往往是一些臨時性的貿易保護措施，如蜂蜜、洋蔥、板栗、番茄制品等個案。而制度化是指政府以協調為中心，干預為主導，磋商為手段，制定長期制度對貿易活動實施管理，這些措施彼此關聯、彼此配合，具有綜合性、系列性強的特點，如美國的《公共健康安全與生物恐怖預備應對法》以及日本的《食品衛生法》中農殘標準的有關規定，影響整個行業以及上下游產業，都是典型的體現制度化限制的措施。
二、國外農產品技術貿易措施實施狀況
1.美國農產品技術貿易措施實施狀況。2007年，美國發出TBT涉農通報9項，SPS涉農通報376項，均比2006年略有增加。涉農TBT通報關注的產品主要是鍔梨、櫻桃等水果以及農用化學品，通報的措施類型多為標簽要求、產品質量的分等級標準以及農用化學品的限量要求。涉農SPS通報的通報關注焦點是農用化學品的管理，占其通報總量的89.89%。美國有關農用化學品管理的措施涉及撤銷注冊、注冊申請、注冊批準、免除限量、限量申請、延長時效、風險評估、再注冊批準、限制注冊、最終法規等、這些通報相對獨立而又互相關聯，從而形成一個有機的工作體系，對從開發、使用到即將停止使用的農藥建立起有效的監管機制。豬、牛及其產品、禽、蛋是美國SPS通報關注的熱點動物產品；植物及其產品方面的重點產品是美國具有競爭優勢的水果和堅果，麥類等糧食作物以及蔬菜。
2.歐盟農產品技術貿易措施實施狀況。2007年，歐盟發出的涉農TBT通報共18項，與2006年基本持平；涉農SPS通報39項，增長較多。與美國一樣，歐盟的TBT、SPS通報措施大部分都是農用化學品生產、使用管理規定。2007年歐盟的所有涉農TBT通報均涉及農用化學品管理，包括注冊、綜合管理措施以及撤銷使用授權等。涉農SPS通報的近3/4也都與農用化學品使用相關，主要是制定農用化學品限量標準或者修訂現行限量標準。在修訂的限量標準中，雖有部分放寬限量要求，但更多的是進一步提高殘留限量要求。關注的產品主要為動物源性產品、蔬菜和水果。
3.日本農產品技術貿易措施實施狀況。2007年，日本發出的涉農TBT通報比往年有所減少，SPS通報與2006年基本相當，穩定在20項以上。通報措施覆蓋產品范圍廣泛，重點的產品包括畜禽及其新產品、水產品以及蔬菜、水果、香料、種子、茶葉等。日本經常采用的措施主要有如下種類：（1）質量安全標準體系。繼正式實施“肯定列表制度”后，日本不斷對其中的指標、項目進行更新、補充，2007年，日本涉農SPS通報中有八成是關于產品的質量安全標準的，而且多為殘留限量標準。日本通過實施該項制度建立起一個繁復、嚴格并動態發展的質量安全標準體系。（2）標簽標識及包裝要求。2007年，日本3項涉農TBT通報，分別對牛乳和乳制品的包裝、轉基因食品和新鮮食品質量標簽標準進行了修訂。在SPS通報方面，日本2007年提出食品衛生法執行條例的修正案，根據含過敏物食品的標簽標準，該修正案將蝦、小蝦、龍蝦和螃蟹納入強制性標簽項目。（3）檢驗和檢疫規定。對于進口產品，日本一方面通過各種檢疫措施保證境內動植物的健康，另一方面利用食品安全檢驗檢查手段，控制農藥殘留、重金屬殘留、抗生素殘留等超標的不合格產品進入日本消費市場。例如，2007年日本對植物保護法執行條例進行修訂，補充、修改了進口植物檢疫范圍。
4.韓國農產品技術貿易措施實施狀況。2007年，韓國共涉農WTO通報37項。轉基因產品、畜產品和水產品是關注的重點，而主要采用的技術性貿易措施包括檢驗檢疫、質量安全標準、標簽標識三大類。（1）檢驗檢疫措施。在檢驗方面，2007年5月，韓國提出進口食品檢驗指南修正案，對進口食品的檢驗及隨機抽樣檢驗進行了規定。2007年10月，韓國提出有關在按實驗室檢測殘留結果拒絕進口牲畜產品的情況下采取措施的法規，提出監管化學殘留物150種，設定風險評估結果分組及明確相應的處理規定。此外，韓國還修訂了食品標準及規范，明確了轉基因食品檢測方法；并對“牲畜產品檢驗費及檢驗申請標準”進行修訂，增加了11種進口肉類，規定了4個檢驗項目。在檢疫方面，2007年，超過五成的SPS涉農通報為動植物檢疫措施。2007年，韓國農林部根據有害生物風險分析及植物保護法部級條例，修改了檢疫性有害生物名單，增加了50種檢疫性有害生物。2007年12月，韓國修訂家畜傳染病預防法執行條例，明確了需要接受檢疫的產品。（2）質量安全標準。韓國對于農藥和有害物質成分標準、重金屬殘留、激素和抗生素的限量都有嚴格的限制。2007年10月，韓國修訂食品標準規范，對農產品內殺蟲劑的最高殘留限量進行了修訂。同時，韓國還對有害飼料的范圍和標準進行了修改，對飼料中的砷等重金屬的許可標準進一步趨嚴。2007年，韓國還分別對食品內抗菌素的最大殘留限量、食品內抗生素的最大殘留限量和魚類及軟體動物內重金屬的最高標準等進行修訂。（3）標簽標識要求。2007年9月，韓國提出畜產品標簽標準修正案草案，對于產品標簽提出擴大字體尺寸，規定標識日期的地方，明確高過敏食品等要求。韓國還提出了農產品質量管理法案的部頒法令修正提案，明確轉基因標簽、原產地標簽要求。
關鍵詞 農產品 技術貿易壁壘 對策
1 技術性貿易壁壘措施及其對我國農產品出口貿易的影響
1.1 食品安全、動植物衛生檢驗檢疫法規
發達國家都制定了完整的保障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這些法律既規范著國內農產品的生產和加工，同時也將不符合標準的國外產品擋在了國門之外。例如，日本依據《食品衛生法》、《植物防疫法》、《家畜傳染病預防法》對入境的農產品及食品實行近乎苛刻的檢疫、防疫制度。對于植物檢疫，凡屬日本國內沒有的病蟲害，來自或經過發生該病蟲害國家的寄生植物和土壤均嚴禁進口。作為食品或食品原料的動植物、農產品還需要接受衛生防疫部門的食品衛生檢查。對于強制性檢查食品，要逐批進行百分之百的檢驗。對不同時間進口的相同商品，則規定每次必須檢驗，而對日本國內同類產品只需一次性檢驗即可。目前，我國蔬菜出口正遭遇此類限制。
1.2 質量標準、食品標簽和包裝要求
目前，發達國家仍然在不斷升級質量檢驗標準，檢測項目也越來越多。例如，美國是世界上食品標簽要求最嚴格的國家之一，食品標簽多達22種，且逐年修訂補充。美國要求所有包裝食品應有食品標簽，澎化食品還要有營養標簽，必須標明至少14種營養成分的含量。再如日本，從前設定的進口農產品殘留物限量標準是63種2 470項，而今年實施的“肯定列表”則新增了51 392個限量，涉及264類食品中的734種化學品殘留，同時禁止使用15種農藥、獸藥，這使得農產品檢測項目成倍增加。 日本是我國食品、農產品出口的大市場，占我國食品、農產品出口總量的32%，“肯定列表”制度的實施大幅抬高出口技術門檻，直接影響我國近80億美元的農產品出口額，涉及到6 000多家出口企業。
1.3 環境保護和動物福利要求
發達國家制定了一系列環境保護法規，對進口農產品形成了通常所說的“綠色壁壘”。綠色壁壘主要包括國際和區域性的環保公約、國別環保法規和標準、檢驗和檢疫要求、“綠色包裝”和標簽要求、IS014000環境管理體系和環境標志等自愿性措施、生產和加工方法及環境成本內在化要求等。例如，1995年4月，發達國家要求實施《國際環境監查標準制度》，要求產品達到IS09000系列標準體系，還要求使用“綠色環境標志”，例如，德國的“藍天天使”、日本的“生態標志”和歐盟的“歐洲環保標志”等。動物福利問題則尤其為歐盟所重視，例如，雞場飼養密度一般為12只/m2，歐盟卻提出每平方米只能養10只，理由是密度太大，雞會感到不“舒適”。由此養殖成本增加，形成貿易壁壘。
1.4 新技術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安全問題
最典型的就是轉基因食品的安全問題，這一直是國際爭論的焦點。美國由于占據轉基因技術的制高點，對轉基因食品的推廣持積極態度，而歐盟和日本等國家則堅決反對，由此也引發了有關轉基因農產品進口管理措施的討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發達國家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呈日益升級的趨勢。例如，日本自2003年起在全國推行“大米身份認證制度”，即凡進入日本國內市場的大米必須標明品種、產地、生產者姓名和認證號碼等，否則不允許銷售。“大米身份認證制度”推行之后，日本各地又對新制度“層層加碼”，把認證范圍推廣到蔬菜，要求市場上銷售的本地蔬菜都必須有認證標志。對中國蔬菜等農產品來講，今后進入日本市場將更趨困難。
近年來，技術性貿易壁壘已直接使中國農產品出口遭受巨大損失，其擴散效應造成的間接損失更是難以估計。據商務部統計，我國有90%的農業及食品出口企業受國外技術貿易壁壘影響，造成每年損失約90億美元，出口受阻的產品從蔬菜、水果、茶葉到蜂蜜，進而擴展到畜產品和水產品。國外實施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已成為制約我國農產品出口的最大障礙。
2 我國農產品出口遭受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原因探析
2.1 國內自身原因
（1）農產品自身存在質量問題。我國人口眾多，人們環保意識比較薄弱，農產品的生產及其加工品存在諸多安全隱患。如水源污染導致食源性疾病的發生，河流的污染直接影響水產品的衛生質量；農藥、獸藥的濫用，造成農產品中的農獸藥殘留超標；違規或超標使用添加劑，使得一些農產品及其加工品不符合健康和環保要求。據有關部門統計，我國20%～30%的蔬菜存在農藥殘留嚴重超標問題，使其出口受阻。
（2）政出多門，監管不力。我國農產品安全管理涉及經貿、工商、衛生、質檢等多個部門，由于存在多頭監管，職責不清，監管不力，造成權威不足，收效不明顯。
（3）農產品和食品質量管理，標準化與認證體系建設滯后，食品安全的國內標準與國際標準不接軌，檢驗技術和檢驗手段也有待改進。
（4）農產品和食品生產以小規模個體農戶為主體，加工企業規模不大，技術含量不高，競爭實力不強，戰略經營的理念和市場營銷能力比較薄弱，對國際市場的質量標準、食品安全標準的動向知之甚少，不能適應快速多變的國際市場需求。
2.2 國際方面的原因
（1）發達國家實施貿易保護的需要。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成本低廉，生產勞動密集型農產品有一定的成本比較優勢，能夠以較低的價格進入國際市場。此外，隨著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各國在關稅和市場準入方面也逐步放松，我國農產品出口的傳統關稅門檻因此隨之降低，這就為我國擴大農產品出口創造了更寬松的環境和條件。
（2）消費理念的轉變。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越來越注重改善生活質量，越來越關注保護環境。相應地，人們的消費理念也就由“生存型”向“發展型、健康型”轉變，對營養、健康、衛生、無污染的安全食品的需求量越來越大，綠色消費正成為世界性的消費潮流。
（3）國際標準在SPS協議和TBT協議中起到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自世貿組織成立以來，各成員國都在積極援引WTO協議和國際標準進行貿易交涉。但是，迄今為止，在國際標準制定過程中，發達國占據主導地位。
3 突破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對策
3.1 大力發展綠色產品，不斷提高農產品質量
突破技術性貿易壁壘，當務之急是要從源頭抓起，大力發展綠色食品，加強全過程監管控制，從而最大限度地降低風險和保證食品安全。綠色食品生產有嚴格的操作規程和技術標準，通過對農產品生態環境和生產過程中投入物的控制來對農產品進行品質管理，能有效地提升農產品品質，成為應對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有效措施。針對農產品出口面臨的新形勢，出口企業要加強農產品出口基地建設，規范管理養殖、種植和加工環節，促進種植、養殖水平的提高，確保出口產品安全合格。
3.2 建立負責技術性貿易措施的組織實施和協調管理的專門機構
要突破技術性貿易壁壘，擴大農產品出口，有必要設立負責技術性貿易措施的組織實施和協調管理的相應機構。機構的主要職責是組織研究實施重大的技術性貿易措施，協調我國技術性貿易領域多邊、雙邊合作與交流中的重大問題的方針政策和原則立場；承擔建立全國技術性貿易措施預警與快速反應機制的工作等。這有利于加強部門間的協調與合作，有利于企業形成合力，聯合作戰；有利于部門間、行業間、企業間加強溝通，在應對技術貿易型壁壘上收到良好效果，更好地維護國家利益和企業利益。
3.3 建立和完善農產品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規，確保出口農產品質量安全
建立和完善以風險分析為基礎的食品安全標準體系，是應對農產品出口技術性貿易障礙的技術保障。目前，我國的食品安全標準體系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需要組織專家加強對技術性貿易壁壘的研究，修改、完善我國的農產品安全的法律法規。在此基礎上，積極采用國際標準，提高標準水平，推動我國食品工業加快發展速度，全面提升我國農產品出口的競爭力。
3.4 加大WTO/TBT、SPS人才培養力度
技術性貿易措施涉及方方面面，影響到生產、加工、倉儲、運輸、國內外貿易等各個環節的眾多企業及中介組織、政府管理部門、消費者自身。所以，要應對農產品出口的技術性貿易壁壘措施，客觀上需要有一支熟悉WTO規則，尤其是WTO/TBT、SPS協定、WTO爭端解決機制，以及國際標準、指南、爭端的人才梯隊。因此，必須依據新的形勢，盡快培養相應地專門人才，立足長遠，為實施農產品走出去戰略打下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1 夏英祝，祖書君.綠色壁壘和綠色壁壘效應[J].農業經濟問題，2004（1）
[關鍵詞] 食品貿易；食品安全；改革開放；競爭力
中國是一個食品生產和食品消費大國，食品工業是對外開放較早的行業。改革開放30年來，
中國食品工業增長迅速，市場化進程不斷加快，經濟效益不斷提高，產業競爭力逐漸上升，有效地參與世界食品資源配置戰略，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與此同時，中國不斷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監管體系和制度，全面加強食品安全立法和標準體系建設，對食品實行嚴格的質量安全監管，積極推行食品安全方面的國際交流與合作，食品安全狀況不斷改善，有效地增強了中國食品貿易競爭力。作為世界貿易大國，中國在食品安全控制和促進全球食品貿易健康發展方面正在做出不懈的努力。
一、中國食品貿易競爭力
與食品安全體系的變遷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都十分重視食品工業，制訂了一系列支持食品工業發展的政策，促進食品工業的發展，使食品工業形成門類齊全、技術不斷進步、產品Et益豐富、運銷網絡較為通暢的生產經營體系，成為國民經濟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大產業。中國食品貿易發展迅速，出I：1食品安全程度也大幅提高，為國家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建設資金和外匯。截至2007年底，中國共有食品生產加工企業44．8萬家，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食品工業為中國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
1．中國食品貿易競爭力不斷增強
本文采用國際通用的考察貿易競爭力的指數：世界市場份額(WMS)、貿易競爭力指數(TC)、顯性比較優勢指數(RCA)以及產業內貿易指數(GL)來分析改革開放30年中國食品貿易競爭力的變遷。
從世界市場份額考察，中國食品出El的絕對貿易額呈逐年上升趨勢，世界市場份額的變化比較平穩。1985年中國出口食品的世界市場份額為2．13％，此后緩慢增長，1990年上升至2．49％，2000年。2002年均維持在3％以上，但是2003年開始又有所下降，到2005年跌至3．61％，2006年略有上升，為3．69％。與此同時，食品出口占中國出口總額的比重卻呈現出下降的趨勢。1986年食品出口占中國出口總額的比重高達17．08％，此后不斷下降，1990年為12．67％，2000年降至5．44％，2006年進一步降為2．88％，低于同期世界食品出口占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水平。這與中國世界市場占有率的逐年上升并不矛盾，因為世界市場占有率的上升只說明中國食品出口相對于世界食品出口的上升，并不能說明中國食品工業與國內其他產業相比更具有競爭優勢，同時這也與技術含量高的機電和高新技術產品成為拉動中國對外貿易快速增長的主要商品以及傳統大宗商品出口增長緩慢的現實相符。
貿易競爭力指數(TC)主要從產品進出口的數量來分析某類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表現，具有簡單、直觀、明了等特點，能夠快速反應產品在某一時點或連續某一階段的競爭力變化。考察
中國食品貿易競爭力指數可以發現，中國的食品貿易競爭力整體水平不高，并且正在呈現逐年下降趨勢。1985年，1989年間，中國貿易競爭力指數不斷下降，從0．42降至0．15，1990年開始回升，從0．26升至1993年的0．54，為歷史最高水平，1994年以后又開始下降，到2004年出現負值，2005年僅為0．07，2006年略有回升，為0．1。從中國食品出口與進口貿易額的差額來看，中國是食品的凈出口國，除2004年外，1985年一2005年間中國食品貿易差額均為順差，其中1994年最高，食品貿易順差達到71億美元，到2005年降至30．94億美元，2006年食品貿易順差為49．47億美元。
顯性比較優勢指數(RCA)指一國總出口中某類產品所占份額相對于該產品在世界貿易總額
中所占比例的大小。1985年一1991年間，中國食品RCA指數大于1．25，中國出口食品具有較強競爭力，但是1992年以后，中國食品貿易RCA指數逐年下滑，1998年以后低于0．8，國際競爭力很弱，并有繼續降低的趨勢。2001年中國食品RCA指數降為0．7437，2002年～2006年分別降為0．6804、0．6030、0．5117、0．4946和0．4608。
產業內貿易是指同一產業內的產品(主要是制成品)通過外部市場與內部市場在不同的國家
或地區間形成的雙向流動。國際上最常用的產業內貿易指數是格魯貝爾一勞埃德指數(簡稱GL指數)，GL指數越小，表明產業間貿易比重越小；GL指數越大，表示產業內貿易比重越大。采用GL指數公式計算中國產業內貿易指數可知，中國食品的產業內貿易指數是呈現逐年上升趨勢的。20世紀80年代基本以產業間貿易為主，進入90年代產業內貿易指數不斷增高，2001年為79．41，2003年為87．51，2004年、2005年、2006年均高出90的水平，產業內貿易特征非常明顯。
2．中國食品貿易的世界地位不斷提升
全球食品產業主要集中在美洲、歐洲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經濟規模化和集中度突出。
隨著食品貿易格局由傳統格局向現代格局的轉變，發達國家在食品貿易格局中日益占據主導地位。根據WTO公布的貿易統計數據，目前世界十大食品出口國為：美國、荷蘭、法國、德國、比利時、西班牙、中國、意大利、加拿大和英國；十大食品進口國為：美國、德國、日本、英國、法國、荷蘭、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時和中國。中國是唯一進入食品進出口貿易額前十位的發展中國家。
從世界市場份額考察，根據WTO公布的貿易統計數據計算，在十個國家中美國的出口食品
世界市場占有率始終排在第一位，荷蘭在國際市場貿易中的地位不斷上升，從2000年開始，超越法國成為世界第二大食品出口國，法國出口食品的世界市場份額居第三位。中國出口食品的世界市場份額變化幅度也不大，始終介于2％。3．3％之間。
從Tc指數考察，根據WTO公布的貿易統計數據進行計算，美國的Tc指數水平較低，從
1990年的0．17下降為2006年的一0．07。這是因為美國在大量出口食品的同時，也大量進口食品，2002年出現食品貿易逆差，2005年的逆差為111．75億元，美國從而由一個食品凈出口國轉變為凈進口國。中國、法國、加拿大均為世界食品凈出口國。
從食品出口的顯性比較優勢指數考察，根據WTO公布的貿易統計數據進行計算，1990年一
2006年期間，美國食品出口RCA指數一直保持在0．9～I．2之間，貿易競爭力水平一般；荷蘭食品的RCA指數較高，介于1．8—2．2之間；法國RCA指數均高于1．4，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中國RCA指數由1990年的1．38跌至2005年的0．49，貿易競爭力一直處于下降趨勢，這與食品出口在中國出口總額中的比重不斷下降相吻合。
從食品產業內貿易指數考察，根據WTO公布的貿易統計數據進行計算，美國、西班牙、中
國均屬于食品產業內貿易指數水平較高的國家。以2006年為例，美國食品產業內貿易指數為92．59，西班牙為96．67，中國為90．26；法國、加拿大、意大利次之(見表1)。
3．中國食品貿易結構多元化并呈現較高集中度
中國食品出口貿易結構變化的特征表現在各類食品貿易的規模和比重的變化上。根據WTO
公布的貿易統計數據進行計算，從1995年～2005年各類食品的貿易規模和比重變化上來看，
增減變化的趨勢和幅度差異均比較大。1995年水產品出口規模位居第一位，出口占比29．2％；其次是畜產品，出口占比為25．16％；蔬菜出口為第三位，出口占比19．17％；水果的出口占比為5．08％。到2007年，水產品出口仍居第一位，出口占比33．29％，蔬菜出口上升到第二位，出口占比21．27％；畜產品出口下降為第三位，占比為13．80％；水果出口躍居第四位，占比為12．78％；糧食出口占比從1991年的1．17％上升為2007年的7．59％。茶葉和堅果的占比比較穩定，但是干果的占比呈不斷下降趨勢。
中國食品進口結構變化較大。1995年食用油籽僅占中國食品進口的1．14％，到2007年，
占比已經高達37．2％，貿易規模居中國食品進口第一位；植物油進口占比較為穩定，1995年為25．38％，到2007年下降為20．89％，居食品進口第二位；畜產品1995年進口占比為15．36％，2007年為20％，居第三位；糧食進El曾居中國食品進口第一位，但是到2007年已經降至第六位，占比從1995年的37．69％下降為2007年的1．66％，是波動最大的進口食品。
4．中國食品貿易地區分布較為集中
中國食品出口到世界上200多個國家和地區，但主要出口市場相對較為集中。從地區分布
看，亞洲始終是中國食品最大的出口市場。2005年亞洲市場占中國食品出口總額的67．84％，2006年為62．69％，2007年為60．83％；歐洲是中國食品第二大出口市場，2005年、2006年、2007年分別占到中國食品出口總額的14．7l％、16．3l％和18．11％，呈現逐年上升趨勢；北美洲為中國食品出口第三大市場，2005年、2006年、2007年分別占中國食品出口總額的11．86％、13．76％和13．59％，也呈現緩慢上升趨勢；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出口市場較小，三個大洲合計占中國食品出口的5％左右，未來有很大的增長潛力。從單個出口市場考察，2005年．2007年日本、美國、香港、韓國和俄羅斯始終位于中國內地食品出口市場的前五位。五個國家和地區市場合計占中國食品出口的57％。從出口的國家
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分布看，2005年。2007年日本仍位居中國食品出口市場第一位，占中國食品出口的23．85％；歐盟(25國)居第二位，占中國食品出口的13．44％；美國居第三位，占中國食品出口的11．97％；東盟(10國)居第四位，占中國食品出口的10．63％；韓國居第五位，占中國食品出口的9．82％。日本、歐盟、美國、韓國是中國食品的四大出口市場，其出口額在2007年合計占中國食品出口的59．41％，說明中國出口市場集中度很高。
5．中國食品工業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
中國食品工業開放較早，吸引外資較為廣泛，外資進入形式多樣。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就鼓勵國內食品企業以合資、合作、補償貿易等形式參與國際貿易，同時還接納了部分行業的跨國公司以獨資的形式進入中國。在這種政策支持下，食品工業成為吸引外資的重點行業之一。此后，隨著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加入世貿組織，跨國食品公司來華設廠的速度進一步加快，并普遍開始采取長期戰略、全國戰略和本土化戰略，著眼于在中國境內的整體布局和長遠發展。位于全球食品工業前50位的大型跨國公司大多已在中國各地區設立了合資公司、獨資公司、研發中心、信息中心和物流中心等經濟、技術機構。中國食品加工業對外聯系的提高反映了食品加工業國際化的趨勢，同時也反映了在資源和市場兩個方面，食品工業對國際經濟環境依賴性的增強。
6．中國進出口食品安全體系不斷完善
中國政府一直把加強食品質量安全擺在重要的位置。中國不斷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監管體系和
制度，全面加強食品安全立法和標準體系建設，對食品實行嚴格的質量安全監管，積極推行食品安全的國際交流與合作。中國已經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進出1：1食品安全法規體系，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衛生法》等8部法律、《進出口商品檢驗法實施條例》等8部法規、《進出境肉類產品檢驗檢疫管理辦法》等18個部門規章、國家食品標準1800多個(其中強制性國家食品標準634個)、出入境檢驗檢疫行業標準近746個，食品安全檢驗檢測體系框架基本形成。
中國非常重視食品出IZ：l安全的管理問題，食品出口需經過五個步驟：對出口食品的原料種植、養殖基地實施備案管理；對出口食品的生產企業實施衛生注冊制度；在生產過程當中，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對出口食品的生產過程實施全過程監控；出El食品還要按要求加貼符合要求的標簽或標識，以便進行追溯或對問題產品的召回；在出口前，中國還要逐批進行檢驗，合格的才可出口。如果進口國有要求的話，還會為食品出具官方證書。無論是在產品的生產、流通、進出口等各個環節上，還是在立法、執法、監督、管理等各個方面，中國都采取了非常負責任的態度，建立了從食品生產到出El的全過程管理體系。
中國與有關國家建立的食品安全合作機制在促進雙邊和多邊食品安全合作、保證進出口食品
安全、解決各方關注的食品安全問題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二、中國食品貿易競爭力的前景展望
根據WTO公布的世界貨物貿易數據，1980年世界食品貿易規模為2238．32億美元；1990年世界食品貿易規模突破3000億美元大關，達到3155．59億美元；1995年世界食品貿易規模突破4000億美元大關，達到4526．85億美元；2003年世界食品貿易規模突破5000億美元大關，達到5514．96億美元；2004年世界食品貿易規模突破6000億美元大關，達到6321．91億美元；2006年世界食品貿易規模突破7000億美元，達到7548．37億美元。龐大的世界食品貿易規模、富有潛力的世界食品市場前景、食品貿易的迅速增長，為包括中國在內的wro成員國的食品出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中國食品工業將逐步進入加速成長期的中期階段。這主要是由于國際國內食品需求量持續增
加，尤其是中國居民收入由較低水平進入持續快速增長的情況下，食品工業的產值、從業人數及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都將不斷增加。中國食品貿易狀況取決于食品工業的發展，因此，未來應從食品工業產業結構的優化、產業關聯度加強、產品結構優化和產業組織結構優化等方面發力，來進一步提升中國食品貿易的競爭力。
1．中國食品工業產業結構優化
中國現行食品工業體系中。屬于嗜好類產品的煙草加工業的比重較高，特別是利稅比重很
高。將食品屬性很弱的煙草加工業包含在食品工業體系內，因其利稅等經濟效益指標貢獻很高，抬高了以平均值衡量的食品工業的經濟效益水平，掩蓋了食品加工業、食品制造業和飲料制造業經濟效益偏弱的現實。如果將煙草加工業排除在外，食品工業的地位和經濟貢獻將明顯降低。食品工業的經濟貢獻過度依賴嗜好類的煙草產品支撐，反映了我國食品工業結構欠佳。
未來中國食品工業發展的重點行業包括糧食加工業、食用植物油加工業、果蔬加工業、肉類
加工業、水產加工業、乳制品加工業、飲料制造業、制糖工業等行業。中國食品工業發展的主要任務，包括構建食品工業科技創新體系、加快發展食品裝備制造業、建立現代食品物流體系、完善食品安全保障體系。而且，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高新技術研究與應用的比重不斷增大，將促使食品工業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包括膜分離技術、微膠囊技術、超臨界萃取技術、超微粉碎技術、微波技術、超高壓殺菌技術、冷凍干燥技術、食品生物技術在內的食品高新技術能夠不斷開發出新食品材料，實現食品營養質構的人工重組。基因工程、細胞工程、酶工程和發酵工程等現代生物技術與食品工業緊密相關，將成為中國未來食品產業的重要發展方向。
2．中國食品工業與前后向產業關聯度增強
食品工業的發達程度取決于產業鏈各環節的競爭力，它不僅取決于食品工業本身的企業組織效能和技術研發能力，還取決于前向的投入原料的農業、投入生產設備的裝備制造業以及后向的包裝、運輸、儲藏、銷售等行業的整體競爭力。中國食品工業在國民經濟中涉及多個產業部門。原料生產、食品加工和制造以及食品流通和消費分散在各大產業中。食品工業布局與農業生產布局銜接不緊密，農業生產與食品加工生產互為促進的機制尚未建立起來，造成原料供應與食品工業發展的要求不相適應。目前發達國家農產品加工產值與農業產值之比是3：1，中國僅為0．5：1；發達國家深加工用糧占糧食總產量的比重在70％以上，中國則只有8％。未來國際食品市場競爭的核心將集中在加工業的規模和科技水平方面，即通過實現規模經濟和提高核心競爭力來爭奪更大的市場份額。為此，就需要推進規模化生產和資源綜合利用，發展食品加工業，建立現代食物產業，在大力發展優質食物生產的基礎上，充分利用人工種植養殖的各種初級農產品資源，拓寬加工范圍，開拓加工領域并積極開發野生資源。同時，還要加強食品加工業與金融、保險、信息、運輸等相關產業的有機聯系和協同效應。
3．中國食品工業產品結構優化
中國食品消費已經由量的追求轉向對質的追求，向質量、營養、方便、安全的目標轉變，食
品消費結構變化加劇，對食品制成品的需求迅速上升。食品生產企業必須牢牢把握新時期食品工業發展的變化趨勢，順應消費市場的需求，制訂既有前瞻性又具有可操作性的發展規劃。
中國食品工業中食物資源粗加工多，深加工和精加工產品少，附加值低，正處于成長期。目
前中國加工食品占消費食品的比重僅為30％，遠低于發達國家60％至80％的水平。優化食品工業產品結構，提高居民食品制成品消費水平，向精深加工發展，進行多品種、多層次、高附加值的加工，使加工食品方便化、適用化、系列化、多樣化。運用新技術大力開發具有中國特色的、適合不同消費者飲食特點的傳統食品，實現傳統食品現代化，現代食品國際化。畜牧、養殖、采集、水產等勞動密集型食品產業，中國特有的可食資源、地方特產禽畜、果蔬、黃酒、白酒等特色資源食品產業，中國烹飪餐飲產品、保健食品、名優食品等風味食品產業，均具有獨特優勢，具有較好的貿易增長前景。食品業應注重對國際市場的分析和跟蹤，根據市場需求積極調整產品結構，努力開發適銷對路的新產品，改變和增加花色品種，增加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同時，更應加強食品安全，帶動多類食品產品提高質量、檔次，增強中國食品在國際市場的貿易競爭力。
4．中國食品工業產業組織結構優化
中國食品工業的生產集中度明顯低于發達國家水平，中小企業比例高，技術水平低，同質化
嚴重，價格競爭激烈，利潤空間狹小。食品行業的企業規模普遍較小，大多數中小型企業的資金有限，主要從事食品生產活動，缺乏研發機構和經費投入。隨著行業整合及行業成熟度的提高，行業利潤向大企業迅速集中，行業龍頭企業將擔當起行業資源整合的重任，積極適應消費升級、注重品牌培育、渠道建設與管理績效持續改進的中國本土優勢食品企業。中國作為正在崛起的發展中大國，食品加工企業在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上面臨著發達國家食品加工業的跨國公司的激烈競爭。中國食品業需要全面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突破一批重大關鍵技術，形成一批技術創新能力強的食品企業和產業集群。
三、完善食品安全體系。
提升中國食品貿易競爭力全球范圍內越來越多的國際組織關注食品安全，目前，除了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CAC)制定的《國際推薦操作規程：食品衛生的通用原則》及其附錄《HACCP體系及其應用準則》以外，國際標準化組織(iSO)也于2005年制定并頒布了描述食品安全管理體系要求的使用指導標準——Is022000：2005標準。爭奪食品安全國際標準主導權成為發達國家的戰略選擇，發達國家在國際食品安全標準制定和修訂方面，積極爭取承擔起草工作，以保證國際食品安全標準充分體現本國利益。各國政府制定和實施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及標準f3趨嚴格，但是在具體內容上各國還是存在巨大差異性。這些差異既有貿易保護主義的原因，也反映出各國在風險意識、科學傳統、地理環境等因素上的差別。不同的食品安全
標準在國際貿易環境下難免導致貿易沖突。食品安全標準不斷趨嚴成為限制發展中國家食品出口的最大障礙。
建立和完善統一、協調、科學、高效的國家食品安全保障體系，是未來進一步提升中國食品
貿易競爭力的必然要求。
1．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法律法規體系
中國食品安全立法既要借鑒國外的經驗，又要立足于中國國情。兼收并蓄國外先進的立法經
驗和知識，包括世界發達國家食品安全立法的先進思想和理念，食品安全國際組織的指南或示范性標準，以及WTO／SPS和WTO／TBT協議，加快食品質量安全法規以及配套法規的規章起草，依法管理食品生產經營和進出口，監督食品質量，制定無公害食品生產和消費的政策。
2．完善食品安全標準體系，與國際標準接軌
中國政府應加快食品安全標準的修訂進程，增強制標的科學性，推動標準的國際化進程，更多地參與國際食品安全標準的制定。建立完善食品生產加工標準體系，從源頭抓起，把生產、加工和出口等主要環節全部納入標準化控制；建立食品市場準入門檻，確保產品質量適應目標市場要求；健全食品質量檢驗檢測和監控體系；建立食品出口企業的信用管理體系；降低檢驗檢疫管理風險及提高產品質量信譽；做好質量體系和環保體系等認證工作，確保出口食品質量等。
3．建立食品安全預警機制
中國應加快信息網絡建設，建立食品安全與食品貿易的TBT／SPS預警機制，完善的預警機制包括檢驗檢疫信息收集、傳播、決策、反饋系統。通過建立國內外技術法律、法規、標準及合格法定程序數據庫、WTO／TBT、SPS通報評議數據庫、出口企業及產品數據庫、專家數據庫和典型案例數據庫，實現查詢、通報、評議、預警和咨詢五大功能，使食品出口企業可充分利用該網絡平臺，方便快捷地了解主要貿易伙伴國家的技術標準、技術法律、法規、技術政策、標準結構的變化動向和國際上技術壁壘的最新動態等信息，對WTO成員國特別是中國主要貿易伙伴國的有關措施、標準和合格評定的信息進行系統全面的收集、研究和咨詢，為國內企業爭取更多更好的國際發展空間。
4．嚴格把關，保障進口食品安全
中國各級檢驗檢疫部門應全面加強進口食品的風險分析工作，嚴格對出口國的食品安全體系進行評估。進一步規范進口食品、動植物產品檢疫審批工作。加強口岸能力建設，提高進I：1食品的檢驗檢疫水平和執法把關能力，對大宗、重點食品要實施進口食品安全監控計劃。加強對進口食品的監督管理。嚴厲打擊敏感食品的非法入境行為，查堵非法入境食品的銷售渠道。
5．增強與食品安全有關的貿易爭端處理能力
中國政府應盡快具備與食品安全有關的爭端處理能力，善于運用WTO爭端解決機制，根據
WTO／SPS協定，有效地排除貿易障礙，在一個相對公平的環境中解決糾紛，維護中國的貿易利益。
6．積極參與國際食品安全活動．加強食品安全國際合作
食品貿易的增加將會促使食品監管部門對外交往增加，食品安全領域多邊、雙邊國際交流與
合作增加。中國政府應積極參加各類國際食品安全組織活動，特別是積極參與國際標準的制定，在采取國際標準的同時，應盡力爭取將本國已具有優勢的項目標準納入到國際標準中去，使國際標準盡量反映中國的意見和要求。同時應注重食品安全的國際技術交流與合作，積極創造條件，鼓勵和支持技術專家參與各類食品安全技術培訓、研討、交流和水平比對等活動，并歡迎國外技術專家來訪、學習和培訓。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貿易大國，中國應通過保障食品安全，不斷提升食品貿易競爭力，更好地
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和國際貿易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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