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2-06 08:13:40
開篇：寫作不僅是一種記錄，更是一種創造，它讓我們能夠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將它們永久地定格在紙上。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12篇政治形勢論文，希望這些內容能成為您創作過程中的良師益友，陪伴您不斷探索和進步。
本論文關鍵詞: 思想政治教育; 實效性; 措施
一項活動的實效性, 通常是指活動預設目標的實現程度。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實效性, 是指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過程中, 充分發揮各種教育要素的作用, 通過科學的工作方法, 達到符合社會主義現代化所需要的精神、物質成果的教育效果的程度。①
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實效性的現狀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是“根據國際國內政治形勢和我國的現行政策, 畢業論文針對學生思想實際和客觀要求, 為幫助學生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的健康成長而進行的經常性的思想教育活動”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預設目標就是幫助學生形成成熟的政治觀和健全的個性心理, 幫助學生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健康成長。但是, 學生事實上的表現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預設目標有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的存在反映了當前我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實效性尚待進一步提高。
1. 價值觀上的差距。杭州團市委曾就大學生的思想政治狀況作過一項調查。在“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的調查中, 被訪者中27.9%的學生選擇了“事業成功”, 27.2%的學生選擇了“建立美滿和諧的家庭”, 23.9%的學生選擇了“為社會作貢獻”, 17.4%、15.3%、11.5%的被訪者分別選擇了“生活寧靜, 平淡一生”、“有知心朋友”和“受人尊敬”。在回答“你努力工作是為了什么”時, 有63.5%的受訪者選擇“實現自我價值, 得到社會承認”, 22.8%的受訪者選擇“使個人的生活水平有明顯改觀”, 15.6%的受訪者選擇為“國家和社會進步做出應有的貢獻”。③可見, 在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上, 大學生立足抽象的人的價值, 以個體自我的價值實現作為其社會行為的核心, 注重個人需要和利益的優先滿足, 強調個體本位, 社會、集體次之, 把個人當作目的, 把社會作為實現自我價值的手段。在物質與精神關系上, 更多的注重物質的追求。部分青年學生的道德天平在“求利”的引導下傾向自身利益、期望和需求的滿足, 物質或者說金錢成為衡量一個人價值的標準。在奉獻與索取的關系上, 大部分學生認為“人們努力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息息相關”④, 強調索取是自身的生存和發展而向外界謀取必要條件的行為, 認為個人貢獻與索取相應等價。
2. 行為上的差距。在個人文明舉止方面, 有些學生過分強調個體行為的隨意性, 隨意、庸俗被少數學生認為是一種瀟灑, 而對道德、紀律的蔑視與叛逆竟被視為個性突出的表現。受這種社會思潮的影響, 在校園內與大學生文化修養格格不如的不文明舉止時有發生。在人際交往中和處理人際關系中應遵循的如自尊和尊重他人的原則常被一些學生忽視。在組織紀律性方面, 考試舞弊、曠課、逃學等現象在各地高校中均有發生。在尊重與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方面, 不少學生對其并未予以足夠的重視。在學術上, 一些學生也表現出了道德上的缺失, 對于他人的勞動成果肆意進行剽竊等等。
另外, 大學生對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評價也反映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實效性不高這一情況。上海地區高校的學工部門聯合做過一次調查, 據調查, 大學生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評價, 認為“很有意義”的占26.6%,認為是“形式化的需要”的占57.4%, 認為“可有可無”的占8.2%, 認為“沒有意義”的占7.9%; 學生對思想政治教育專職隊伍工作效果的
評價, 英語論文認為輔導員工作效果“相當有效”的占18.5%,“一般”的占53.9%, “不怎么有效”的占21.9%, “不清楚”的占6.3%。⑤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實效性不高的原因
1.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沒能及時把握當前大學生的思想狀況。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沒能及時地把握學生的思想動態, 并且不能根據學生的這些變化及時地作出反應、提出對策, 導致思想政治工作與學生思想實際脫節, 致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實效性不高。當前, 我國大學生的思想體系和價值觀正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高校改革的不斷推進而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市場經濟和高校改革所具有的雙重效應在大學生的思想變化中充分展現。從總體上看, 當代大學生的思想狀態是積極的, 但是還是有不少大學生由于認識能力、實踐能力的欠缺, 經不起各種誘惑, 出現了思想上的偏差。高校里盛行的學生兼職、碩士論文家教等社會活動讓眾多高校“兼職一族”在接受社會實踐鍛煉的同時, 也感受到了學校理想教育與社會現實間的反差, 對學校所強調的理想道德與現實社會存在的斷層感到困惑, 產生強烈的失落心理, 據某高校調查結果表明, 63%的學生認為學校的正面教育與社會的現實反差太大。⑥社會上的一些丑惡現象以及存在于學校人際關系中的非正常關系也強化了學生這種失落心理和矛盾心理, 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大學生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信任感和美譽度。
2. 高校輔導員隊伍專業素質不高、穩定性缺乏。高校輔導員是高校教職工隊伍中的一個特殊的群體, 輔導員與學生接觸最多, 最能夠深入了解學生, 及時掌握學生的思想狀況。他們對學生的影響最直接也最深刻, 他們的素質對大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 對學生學習成績的提高, 對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 對學生健康人格的塑造等方面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因此, 高校輔導員隊伍的素質如何對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實效性的提高有著密切的關系。目前,留學生論文高校輔導員隊伍專業素質不高, 并且缺乏穩定性, 這極大地制約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實效性的提高。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現行高校體制的問題, 也有歷史遺留問題。當前高校輔導員隊伍的人員構成相對比較復雜, 既有思想政治教育專業人員, 也有許多其他人員。由于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高校常常將輔導員職位作為安排留校教師、行政富余人員、復轉軍人和高級教師配偶等的崗位。然而, 從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對教育者的要求來看, 高校輔導員對學生而言是政治上的引導者、思想上的教育者、日常工作的管理者和心理健康的調適者, 這就要求輔導員必須具備教高的思想覺悟, 具備政治理論、教育學、心理學、管理學等多方面的專業知識, 輔導員隊伍必須是一支專業理論性非常強的隊伍。
3.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內容陳舊, 滯后于時代。市場經濟的趨利性、自主性、競爭性、醫學論文開放性等特征要求人們必須是具有獨立個性的行為主體, 即具有強烈的自主、自立、平等競爭、講求實效、開拓創新的精神。但當前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部分內容, 不能適應這一現代人培養的要求。一方面,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出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情況、新問題。這些社會問題對學生產生了深刻影響, 引發了他們對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社會風氣以及黨風的思考, 如果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缺乏這方面的教育內容, 或者僅停留在一般的理論分析或者口號宣傳上,其結果只能是引起學生的逆反心理, 降低思想政治工作的實效性。但當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對大學生進行客觀的、理論聯系實際的、針對社會各種問題的教育內容還很少, 很容易給學生以故意回避的感覺。另一方面, 學生在大學校園生活中, 經常遇到一些困擾他們的實際問題, 如學業壓力、人際關系、理想與現實、戀愛與友誼等, 這些問題如果處理不當, 可能會造成很嚴重的后果。盡管當前有關這方面的問題已引起高校重視, 但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相關內容仍比較單薄, 尚不足以使學生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4.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單一。原來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主要采用的是“我說你聽”、“我壓你服”、“我點你通”的單向灌輸式。隨著素質教育的推行和社會的不斷進步, 學生們的自主意識、民主意識、參與意識、競爭意識明顯增強, 有較強的自我表現欲, 敢于直言自己的觀點和看法, 因此, 單向式灌輸方法難以引起學生心靈上的回應。另外, 某些思想政治教育者沒能恰當地處理好與受教育者之間的關系,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 總是把學生當作客體, 主體與客體界限分明, 教育成了特權, 他們單純為教育而教育, 常以命令的口吻要求大學生不準這樣, 不準那樣, 說教多于啟發, 指責多于疏導,給學生以勢壓人之感。由于大學生處于主體意識的成長期,對此有著本能的抵抗心理, 從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適得其反。
5. 高校缺乏思想政治工作的全員意識。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項系統、復雜的教育工程, 需要其他相關部門予以協助和支持, 但是在現實工作中, 學工系統管理多, 職稱論文教學環節滲透少。一個很突出的問題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與專業教學、行政工作長期分割沒能形成合力。人們在思想上存在著“分工論”, 即行政領導和教師管專業教學, 政工干部管思想政治工作。同時, 在學校管理的過程中對專業教學學習要求很明確, 而對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標和要求比較籠統; 教學過程中, 除了幾門思想政治理論課滲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外,其他課程教學幾乎只“單純”傳授知識, 思想政治工作沒有滲透其中, 學校大環境思想政治工作的“全員意識”的缺乏極大地制約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實效性的提高。
注釋:
①郭新瑞:《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實效性》,《探索》,1996 年第6 期
摘要：東晉時期，女性出家者日眾，比丘尼的規模不斷擴大。很多比丘尼由于其出身及學養，與上層社會交往密切，甚至受到皇帝及后妃大臣的敬奉，得以出入宮廷，與皇室有密切交往的比丘尼甚便有了干政的機會。
關鍵詞：東晉；尼姑干政；妙音
佛教在漢代雖已傳入中國，但是比丘尼僧團的出現則是在晉代。自晉建興中（313-317）凈簡尼出家并建立第一個比丘尼教團以來，女性出家者日眾。建元元年（343）康明感尼與慧湛①等十人渡江，“充一見甚敬重。于時京師未有尼寺，充以別宅為之立寺。”即建福寺。比丘尼教團在江南也發展起來。
東晉的比丘尼，很多出身于世家大族或官宦之家，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與社會上層有較密切的交往。何充舍宅為康明感尼立建福寺，并請慧湛尼居住，前已言之。又有曇備尼，“晉穆皇帝禮接敬厚，常稱曰：‘久看更佳。’謂章皇后何氏曰：‘京邑比丘尼，有曇備之儔也。’到永和十年（354），后為立寺于定陰里，名永安。”建元二年（344），皇后褚氏為立寺于都亭里運巷內，名曰延興。道容尼，“晉明帝時，甚見敬事，以花布席下驗其凡圣，果不萎焉。”令宗尼，晉孝武帝“遺書通問”。另有支妙音尼，下文詳述。這些比丘尼往來于上層社會，她們的施主有帝王、后妃、官宦、士紳、清流，這些人在政治、經濟上為她們提供了極大的保障。而這些比丘尼除了為這些施主誦經祈福、宣揚佛法外，還積極地參與政治活動，甚至是干預朝政。其中支妙音尼最為突出。
《比丘尼傳》對支妙音的記載是這樣的：“妙音，未詳何許人也。幼而志道，居處京華，博學內外，善為文章。晉孝武皇帝、太傅會稽王道子、孟凱等，并相敬信。每與帝及太傅中朝學士談論屬文，雅有才致，藉甚有聲。太傅以太元十年（385）為立簡靜寺，以音為寺主，徒眾百余人。內外才義者，因之以自達，供無窮，富傾都邑。貴賤宗事，門有車馬，日百余兩。”可見，妙音的文化修養是很高的，“博學內外，善為文章”，不僅通曉佛家經典，而且對儒家經典也很熟悉，并且能夠借與孝武帝及司馬道子中朝學士談論屬文而獲得聲名。妙音經濟上政治上巨大的影響力，是她干預朝政的資本。于時孝武帝酣歌為務，不親萬機，司馬道子專權，朝政紊亂，“姆尼僧，尤為親昵，并竊弄其權”。孝武帝時的政治形勢也使尼姑干政成為可能。
王國寶為王坦之之子，謝安之婿，其從妹為會稽王司馬道子妃，因此與道子游處。王國寶“性卑佞，特為道子所寵昵”，“與道子持威權，煽動內外”。王國寶之舅中書郎范寧，“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袁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以他罪殺悅之。國寶大懼，遂因道子譖毀寧，寧由是出為豫章太守。”王國寶請支妙音通過太子母為自己說好話，雖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袁悅之還因此被殺，最后不得不請司馬道子譖毀范寧，迫使孝武帝貶范寧為豫章太守，這件事情才算告一段落。但是我們要注意的是，袁悅之因此事被殺，支妙音似乎并未因此事受到牽連，甚至并未受到疏遠，因為若支妙音從此被孝武帝疏遠的話，就不能夠再左右之后荊州刺史的任命。
妙音為殷仲堪圖荊州一事，僅見于《比丘尼傳》：“荊州刺史王忱死，烈宗意欲以王恭代之。時桓玄在江陵，為忱所折挫，聞恭應往，素又憚恭，殷仲堪時為黃門侍郎生，玄知殷仲堪弱才，亦易制御，意欲得之，乃遣使憑妙音尼為堪圖州。既而烈宗問妙音：‘荊州缺，外問云誰應作者？’答曰：‘貧道道士，豈容及俗中論議。如聞外內談者，并云無過殷仲堪。以其意慮深遠，荊楚所須。’帝然之，遂以代忱。權傾一朝，威行內外云。”此事雖不見載于其他史籍，但應當是可信的。余嘉錫先生在《世說新語箋疏》中分析說：
此事奇秘，非惟史冊所不載，抑亦學者所未聞。考其紀敘曲折，與當時情事悉合。……是妙音之干預朝政，竊弄威權，實有其事。……則謂玄為忱所折挫，亦非虛語。孝武既發怒殺袁悅之，而仍以外事訪之妙音者，或不知致書之事出于妙音。或知之而敬奉既深，寵信如故。庸之主，不可以常理測也。孝武方為身后之計，故欲移恭當此鉅任。而又慮無人代恭，乃訪外論于妙音，而桓玄之計得行。玄之為此，必嘗與仲堪相要約，雖所謀得遂，固已落其度內矣。宜乎為玄所制，聽人穿鼻，隨之俯仰，不敢少立異同。稱兵作亂，狼狽相依。逮乎玄既得志，爭權不協，情好漸乖，馴至舉兵相圖。而玄事已成，卒身死其手，而國亦亡。……《尤悔篇》注引《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于玄，疑朝廷欲以玄代己。”所謂媒尼疑即是妙音。既因玄納交以得官，又欲師其故智以傾玄。成敗皆出于一尼，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者與？
妙音受桓玄之請，憑借孝武帝對自己的信任，力推殷仲堪為荊州刺史，從而影響了荊州刺史的人事任命，也改變了東晉后期的政治格局。妙音使殷仲堪當上荊州刺史，實在是當時東晉朝廷的一件大事，這是由荊州在東晉的特殊地位決定的。“晉自南渡后，北方州郡，猶有虛存其名且任用官吏者，實則其領土已大部或全部喪失，此種州郡，當時成為‘僑州’、‘僑郡’。”且荊州又雄踞長江上游，處于與北方爭奪的前線，又是歷次北伐的基地，實為東晉之屏障，因此，荊州刺史向來以重臣出任。今殷仲堪為荊州刺史，坐鎮江陵，不久即被桓玄所制，后桓玄憑桓氏數年經營荊州之功，擁荊州之兵，順流而下，行篡逆之事，雖然很快失敗，但經此一役，東晉政權已是風雨飄搖，不久即被劉裕所取代。
支妙音干預朝政雖然是在孝武帝時主昏臣聵的情況下發生的，于是孝武帝“溺于酒色，殆為長夜之飲。……醒日既少，而傍無正人，竟不能改焉”，“孝武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子酣歌為務，姆尼僧，尤為親昵，并竊弄其權。凡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郡守長吏，多為道子所樹立。太元以后，為長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闕。”但是妙音顛倒黑白，為說王國寶“忠謹”，且又進讒言，使殷仲堪得為荊州刺史，給桓玄以可乘之機，晉祚之傾，與妙音的干政是有莫大干系的。湯用彤先生認為：“晉祚之傾，內由道子、王國寶輩之昏亂專橫，外由王恭、殷仲堪、桓玄等之抗兵。以致安帝之世，桓玄篡立。劉裕繼起，而晉鼎以革。雖朝廷之失政，非全由釋氏僧尼之冒濫，不得歸罪于佛教，然尼妙音等之竊弄大權，結納后妃，與朝政不綱，亦有甚大關系焉。”（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甘肅；蘭州；730020）
注解：
① 慧湛，《比丘尼傳校注》卷1有傳，云“建元二年渡江，司空何充大加崇敬，請居建福寺住云。”未言與明感尼同渡，且渡江時間較明感尼晚一年，未詳孰是。 ［梁］釋寶唱著，王孺童校注《比丘尼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7月。第21頁。
參考文獻：
［1］ ［梁］釋寶唱著，王孺童校注《比丘尼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7月。
［2］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11月。
［3］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10月。
［4］ 湯用彤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12月。
［5］ 王健文主編《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政治與權力》，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4月。
關鍵詞：高校旅游專業；應用型國際化人才；培養模式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568（2012）29-0008-03
應用型人才是指把成熟的技術和理論應用到實際的生產、生活中的技能型人才；國際化人才是指具有國際化意識和胸懷以及國際一流的知識結構，視野和能力達到國際化水準，在全球化競爭中善于把握機遇和爭取主動的高層次人才；應用型國際化人才則是兩者的結合，是指既能將專業知識和技能應用于實際生產生活，又具備較高國際素質的一種專門的人才類型。
一、應用型國際化旅游人才的基本特征
根據對應用型國際化人才的定義，這類人才應具備以下兩個基本特征：
1. 應用性
旅游業發展初期，對人才培養的基本要求表現為較強的應用性，這是由旅游行業本身的特性所決定的。旅游業作為第三產業，主要處理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生產過程是為人提供服務的過程，處于實際操作一線環節。和發現、研究客觀規律的學術型人才不同，應用型人才的活動側重于實際操作和具體運作，表現出較強的特殊性，這就決定了其人才培養應更注重應用性。旅游人才的應用性主要表現為技能素質高、實踐能力強，特別突出對基本技能的熟練掌握和靈活應用。相對來說，對于科研開發能力就沒有更高的要求，如對學術型人才培養別重視的學位論文，一般就不會有過高的要求。
2. 國際性
旅游人才的國際性特征與旅游產業的發展相適應。近年來，隨著國家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對外開放力度的不斷加大，中國旅游業發展迅猛，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之一。目前，我國已躍居全球第三大入境旅游接待國和第四大出境旅游消費國。旅游業國際化水平的提高，對旅游人才的國際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旅游人才的國際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在知識素質方面，具備廣而專的知識結構；“廣”是指具有廣博的知識面，掌握了多學科基礎知識；除熟練掌握本土知識外，還能深入了解有關國家和地區的相關知識、生活方式和社會價值觀；“專”是指具有精深扎實的國際旅游專業知識，熟悉各項國際旅游業務；其次，在能力素質方面，表現為較強的國際交往能力和適應能力；國際交往能力是指協調國際旅游活動與交往中的各種關系的能力。國際交往能力的基礎是良好的國際語言的能力，必要條件是對多元文化有較高的忍耐度，理解并尊重有關國家和地區的文化習俗，這樣才能更好地和旅游者進行溝通交流。同時，國際化旅游人才必須具備較強的適應能力，以適應復雜的國際環境，能在復雜的環境中正常開展工作；最后，在思想素質方面，具有敏銳的政治觸覺和堅定的政治立場；國際旅游受國家之間政治關系的影響比較大，因此國際化旅游人才必須具備敏銳的政治觸覺，能迅速把握國際政治形勢對旅游業的影響，從而做出正確的決策。與此同時，在經營活動中他們代表的是國家、民族形象，必須始終保持堅定的政治立場，維護國家形象和民族尊嚴。
二、高校旅游管理專業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的構建
所謂人才培養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指導下，對人才培養目標、內容、培養方案、培養規格、學制及教學過程等諸要素的組合。通過對應用型國際化旅游人才的基本特征分析得出結論，這種類型人才的培養應該是既注重應用性又注重國際性，兩者缺一不可。以此入手，高校旅游管理專業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的構建，應圍繞應用性、國際性，進行專業建設、課程設置、實踐環節設計、師資培養、教材建設等因素的優化組合。
1.“大專業、多方向、國際化”的專業模式
“大專業”是指設置旅游管理大專業，“多方向”是指根據旅游行業需求，劃分數個人才培養專業方向，“國際化”是指在了解國際市場需求的基礎上，在人才培養方向中設置國際化專業方向。以江西科技師范大學旅游學院（以下簡稱“我院”）為例，學院在設置旅游管理這個大專業的基礎上，在大二階段針對學生個人興趣和特長，進行專業方向的選擇，如旅行社方向、酒店方向、國際導游方向、國際酒店方向、國際會展方向、烹飪方向、職教師資方向等不同專業方向，充分滿足了學生的個體個性發展需求，使學生有更多的就業去向選擇和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2.“寬基礎、活板塊、國際化”的課程設置
確定了“大專業、多方向、國際化”的專業模式，必須進行相應的專業課程設置——“寬基礎、活板塊、國際化”的課程設置。“寬基礎”指在大學低年級階段設置多門專業基礎必修課，旨在為學生打下寬厚的專業知識基礎；“活板塊”指在大學高年級階段，根據不同專業方向設置相應的課程板塊，旨在完善學生的知識結構。學生根據專業方向，選擇不同的課程板塊。以我院為例，低年級階段將英語語言學設為主干學科，旅游專業英語、高級旅游英語、旅游英語口語、旅游英語視聽、導游口譯技巧等課程作為專業核心課，設置旅游學概論、旅游經濟學、管理學、旅游市場營銷學等專業基礎課；高年級階段，學生選擇國際導游、國際酒店專業方向后，在課程板塊中設置西方文化、國際旅游概論、世界遺產概論、跨文化交流、中西旅游文化比較、世界美食、中西飲食文化比較、國際著名旅行社概況、世界酒店概況等國際化知識課程。
有關清史、專史研究的學術專著，本年度出版的計有：蔡美彪等著《中國通史》第十冊(人民出版社)；王戎笙主編的《清代全史》(1—6冊)(遼寧人民出版社)；左步青主編的《清代皇帝傳略》(紫禁城出版社)；陳支平著《近500年來福建的家族社會與文化》(三聯書店上海分店)；楊英杰著《清代滿族風俗史》(遼寧人民出版社)；林永匡、王熹編著《清代西北民族貿易史》(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王毓銓、劉重日、郭松義、林永匡著《中國屯墾史》(下冊)(明清)(農業出版社)等。出版的學術論文集有：清代宮史研究會編的《清代宮史探微》(紫禁城出版社)，收入論文34篇。出版的學術工具書和專題資料書有：陳生璽、杜家驥編的《清史研究概說》(天津教育出版社)；張書才主編的《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21—30冊，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上下冊、西南卷上下冊）（書目文獻出版社）。
國內的學術交流活動與學術會議計有：本年度先后召開了“第二屆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會址：天津·南開大學）；“第六屆國際清史學術討論會”（會址：四川成都）；“清史避暑山莊研討會”（會址：河北承德）等有眾多學者參加的研討會，且有一定收獲。
在清史的專題研究領域，學術論文除拓展一些新領域外，對原有課題的研討更加深入、作者的視野有所擴大、背景研究亦更廣闊、論點更形堅實，致使論文均有一定的學術水平，研究分析有較大力度和深度。
一、政治史、政治制度史研究
政治史與政治制度史研究，是清史研究中一個既老又新的領域。對前者的研究，本年度多涉及清王朝對明末宗室的政策、雍正朝軍機處設立時間、軍機大臣的考證等課題；后者多著眼于對各時期政治機構的演變、八旗制度研究等方面。
為探尋滿族開國初期的政統風貌和開基建制、立制的沿革，劉小萌寫了《滿族肇興時期政治制度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學報》第2期）一文，認為努爾哈赤稱汗建國，是滿族歷史上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它結束了漫長的氏族部落時代，開創了滿族歷史的新時期；并對滿族從氏族部落時代向國家過渡中建立起來的政治制度特征、性質及其演變情況進行了探討。對“都堂”這一滿族開國時期的重要政治制度，以往研究者涉及甚少。姚念慈在本年度《清史研究》第3期上，則撰專文探討了天命年間都堂產生的背景、權限的發展及消失的原因；并認為都堂衙門雖為處理漢人事務而設，但不久其權限就擴大到八旗諸申，成為掌管后金全國財政的機構，同時都堂還是參與后金最高決策的議政會議大臣。對“議政王大臣會議”，研究者多認為它只是一種議政制度，而無衙署辦公處，不屬于國家機關。杜家驥則在《清代“議政處”考略》(《清史研究》第8期)一文中提出不同見解，他認為議政王大臣會議確有衙署議政處，其主要職責是奉皇帝之命商議國家“機要”事務，包括軍務、邊疆民族事務、議處皇族王公及旗人要員和八旗中的重要旗務等內容，又尤以商討軍務為重。但它卻帶有非正規性的落后特征。
八旗制度研究，是清代政治制度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趙秉忠、自新良在《關于乾隆時期八旗政策的考察》，(《史學月刊》第2期)一文中，認為乾隆帝為了促使八旗制度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和調動旗人在管理國家事務中的積極性，適時采取了加強旗務管理、嚴格八旗等級制度，擴大滿洲八旗的入仕途徑和處理八旗王公遺留的歷史問題等八旗政策。實施后，取得了積極成效，并對康乾盛世的穩定和持續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安雙成在《清代養育兵的初建》(《歷史檔案》第4期)一文中，對雍正初年設置養育兵的前因后果進行了論述，認為清代養育兵是八旗人丁日增的情況下組建起來的軍隊，它不僅緩解了八旗人丁過剩的矛盾，同時對培養造就八旗子弟也有一定的作用。
對清代督察制度的研究，以往人們只注重御史、給事中對百官的糾劾作用，而忽視了對行政效率的督催作用。對此，呂美頤在《清代的督催與注銷制度》(《中國史研究》第8期)一文中，認為有清一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督催與注銷制度，對承政機構和辦事效率實行了較為嚴格的監督。督催與注銷應是清代監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制度經歷代斟酌損益、修改補充，日臻完善；從機構設置、辦事程序，到督催內容、注銷標準、懲治辦法等，都實現了規范化、制度化。清代州縣是地方行政的重要建制，為從宏觀角度對此進行考察，畢建宏在《清代州縣行政研究》(同上)一文中，闡明了縣級行政的發展過程、地位和作用、特點、行政組織的利弊等，指出清代州縣衙門良好地完成了清統治者交給的職責，對清統治的穩定起了巨大作用。它說明：以滿族為核心的清政權，之所以能在比前朝更嚴峻的國際形勢面前長期延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清統治者對州縣行政空前重視，從而對中國內地基層的控制空前牢固。然由于客觀社會條件的限制，更由于剝削階級的貪婪本性，以及行政制度存在的缺陷，縣州衙門對清朝國家職能的良好執行，是以成倍地加重人民的負擔為基礎的。
對清代政治史的研究，本年度的論文多涉及歷代一些重大的政策、機構設置、治道異同等問題。如，鄭克晟《試論多爾袞對明皇室態度之演變》(《社會科學戰線》第2期)認為，在清兵入關前后，多爾袞以攝政王身份，對明朝宗室一向采取籠絡政策，以期為促成清朝早日統一起到作用，這種政策收效不小。但事隔不久，這種籠絡明朝宗室的政策卻為打擊與鎮壓所替代。這一轉變，并不是多爾袞個人好惡所使然，而是由于當時國內形勢起著一種明顯變化而造成的結果。清代的軍機處究竟創設于何年，清史學界長期以來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俞炳坤的《軍機處初設時間新證》(《歷史檔案》3—4期)一文，對各種觀點進行了比較研究之后，認為四年說基本上是正確的，應當引起充分的重視。而趙志強則依據清代滿漢檔案和文獻資料，對雍正朝的軍機大臣進行考察，為解決軍機大臣的官稱和軍機大臣的擔任者兩個問題，作了有益的探討。(《歷史檔案》第8期)在治道研究上，韋慶遠的《論雍乾交替與治道同異》(《史學集刊》第1期)一文，認為高宗在許多重大政策上堅決繼承了世宗的決定，乾隆政治不失為雍正政治的繼續和發展。但也指出，在若干重要的方面，高宗確實對世宗制定的規章制度及其推廣方法，用人政策等，毅然作了較大的更張、糾正和充實。兩代君主的政治經歷、素養、作風、心態、哲理傾向等確有不同，但卻不能忽視，他們在御極前后的政治背景和政治格局也是截然不同的。高翔在《從“持盈保泰”到高壓統治》(《清史研究》第3期)一文中，從“持盈泰保”的提出及其內容、文治官僚的征用與政治形勢的轉變、乾隆的對策、高壓統治的強化幾個方面入手，對乾隆中期政治轉變作了簡要分析，認為所有這些變化無不與當時的國內形勢、政治結構、文化傳統、統治心理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反過來它還影響、支配，乃至規定了乾嘉之際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此外，對乾隆后期的專制統治問題，趙秉忠、自新良在《論乾隆后期的專制統治》(《清史研究》第l期)一文中，作了簡要論述，指出乾隆后期將加強君主專制作為施政的首要任務，則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乾隆帝濫施君威，打擊朝臣、官吏，士民，血腥鎮壓人民斗爭，致使政治日趨腐敗、思想文化窒息、社會動亂、經濟凋敝，清朝由盛而衰。
二、社會經濟史的研究
清代社會經濟史研究，一直是近年來清史研究中最為活躍、論著最多、涉及問題面最寬最廣的領域。本年度亦是如此。
l、財政研究
它包括對清代國家財政、養廉銀制度、常平倉與社倉的研究諸方面。其中，袁一堂的《清初財政問題初探》(《中州學刊》第2期)一文，對清初財政暨清王朝有關穩定財政的政策，作了初步探討。認為清初的財政危機是嚴重的，財政虧空幾達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以致影響到統一事業和政權的生存，但由于采取了圈地、加派練餉等解決財政危機的主要措施，才得以渡過了危機時期。而清朝的養廉銀制度，始于雍正初年，它既是一項經濟政策，也是清朝前期整頓封建制度的一項綜合改革措施。馮元魁的《論清朝養廉銀制度》(《復旦學報》第2期)一文，認為清朝推行耗羨歸公和養廉銀制度，至少對雍乾二朝發生了三方面的積極作用：一是吏治稍得澄清；二是理足國帑；三是閭閻咸免擾累。所以，社會矛盾比較緩和，局勢較為安定，為清王朝的強盛創造了條件。此外，牛敬忠的《清代常平倉、社倉制度初探》(《內蒙古師大學報》第2期)和《清代常平倉社倉的社會功能》(《內大學報》第1期)兩文，則分別對清代常平倉和社倉在清代社會經濟生活、財政中所占的重要位置以及社會功能作了探索。他認為，常平倉、社倉的社會功能主要表現在穩定社會秩序、維護農民最低程度的簡單再生產及軍事、社會福利、社會公益事業等方面。常平倉、社倉實質上是封建制度下的一種公共性實物積累，是封建政府對生產、分配過程施行向一種調節、控制措施，它是存在于封建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社會管理制度。
2、農業墾殖與租佃關系
程墨秀在《清代山東移民開發東北農業述略》(《齊魯學刊》第4期)一文中，認為清代的山東移民東來，對開發東北農業的貢獻表現在：一是荒地(旗地、官荒和蒙荒)的墾辟；二是傳播先進的耕作技術，三是伴隨農業經濟的發展，引起了生產關系的變化，使清初的封建農奴制徹底瓦解。拓墾形態是臺灣開發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長期以來，清代臺灣的拓墾形態一直被籠統地說成是“墾首制”，但研究表明，臺灣的開發過程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關系和形式，并非全是“墾首制”一詞所能全部概括的。對此，周翔鶴的《清代臺灣土地開發史上墾首、業主、佃首等名稱的地理分布》(《臺灣研究集刊》第1期)一文，作了認真探討，認為墾戶、業戶、業主這幾個稱呼是適用于全臺灣各地區的；佃首、佃戶首則適用于屯地(保留地)；而墾戶首、墾首則適用于山地。清代前期，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湖南四川成為當時最重要的商品糧產地，屬于小農經濟的一個重要類型，方行的《清代前期湖南四川的小農經濟》(《中國史研究》第2期)一文認為，無論是佃農向地主繳納押租，還是自耕農與佃農轉變成為地主，都說明因農業生產和商品經濟發展而形成的積累，不是流向生產，而是流向地產，這正是中國封建社會最沉痛的歷史悲劇。屯田在清代社會經濟活動中占有重要地位，李帆的《論清代屯田》（《遼寧師大學報》第1期）一文，通過對清代屯田的產生與發展的過程、屯田內部的生產關系與屯田的破壞，以及屯田的作用等一系列問題的研究，展示清代屯田的全貌，反映清代經濟和土地制度的一個側面，從而揭示封建土地制度的本質和它必然滅亡的命運。崔永紅在《清初青海東部的興屯開荒和屯田民地化問題》(《青海社會科學》第4期)一文認為，清初承襲明衛所制度，雖然在青海的河湟地區繼續實行屯田，但明中期以來屯田向民地轉化的發展趨勢仍在繼續，其過程至雍正初年終于大體完成。中國封建地主階級始終在政治身份和社會地位上，存在著縉紳與庶民的嚴格等級劃分。所謂庶民地主系指地主階級中非身份性的階層，其中尤以中小地主居多。江太新的《從清代獲鹿縣檔案看庶民地主的發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1期)和韓少白的《清代前期保定地區庶民中小地主的發展》(《河北學刊》第8期)兩文，選定河北地區的庶民地主作為個案，對各自命題進行了深入分析研究。江文認為到乾隆年間時，庶民地主的發展改變了縉紳地主在農業經濟中的壟斷地位，而躍居主要地位，縉紳地主已從主要地位退居到次要地位。這無疑改變了土地占有關系，為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農業雇工經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韓文則認為保定地區土地關系中各類中小地主的涌現，“隱藏著非常真實的經濟內容”。從量上看，這些中小地主不但普遍存在又在不斷滋長；從質上看，他們都是隸屬于與豪紳權貴不同的庶民地主階層。中小庶民地主的發展證實著“土地占有的非身份性是在增長著”，這正是封建土地關系已經松弛化的一個顯著標志。謝肇華、何溥瑩的《清代的佃農》(《社會科學輯刊》第1期)一文指出，人身依附關系松弛；自身分化加快是清代佃農所表現出的特點。但它仍然受到沉重的封建剝削，是地主階級的對立階級，是反封建的主力，這個本質沒有變化。而李三謀的《清代南方永佃制和額租制的關系問題》(《求是學刊》第2期)一文，對定額地租制和永佃制的形成關系進行了說明，提出了較之以往不同的觀點，認為各處的永佃制的產生情況都因地而異，何止十種百種，但一般卻以額租制為其根本前提。
3、人口研究
清代人口研究，本年度仍十分活躍。陳權清在《清代人口的增長與危機》(《湖南師大學報》第6期)一文中，考證了清代人口在編審統計中，存在人丁與人口混同不分的差錯，造成雍正前與乾隆后的人口數目出現巨大差數，但這并不否定乾嘉以后人口突破四億大關的事實。至于此期間人口之猛增，系由康雍乾盛世長達百余年，玉米、番薯的廣泛種植，攤丁入畝和保甲戶口冊制的推行等四大因素所致。而隨著人口的日益增多，清廷君臣一致認為出現了人口危機，并相繼提出了緩解人口壓力的辦法。這說明以古為鑒，控制人口增長速度是忽視不得的。吳建新在《明清廣東人口流動概觀》(《廣東社會科學》第2期)一文中認為，廣東的人口在明清時期經歷了重大變動，不僅表現為數量上的增長，而且表現在分布上，越來越顯示出地區之間的不平衡。人口從人多地少的地方流向地廣人稀的地方，從艱于謀食的地方流向易于謀生的地方，是明清廣大人口流動的一般趨勢。但它與歷史上以往時期相比，還表現出顯著的時代特征。清朝是我國人口急劇增加的時代，社會矛盾尖銳，游民問題因而成為社會的突出問題。王躍生的《試論清代游民》（《中國史研究》第8期）一文，對游民的概念、種類與職業特征、游民對社會的影響；以及官府對游民的態度、游民問題較突出的原因諸問題進行分析研究后，認為清代游民問題的出現與當時人口問題有密切關系。實際上，任何社會只要人口急劇增加，而社會又不能為他們提供適當的謀生途徑，游民問題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
4、商人、商業和城鎮經濟
王廷元的《明清徽商與江南棉織業》(《安徽師大學報》第1期)一文認為，明清數百年間，微商一直是江南棉布收購、染色和運銷的主要經營者，因此他們的活動既促進了江南棉織業中商品生產的發展、棉織技術的提高，也有助于棉布染踹業資本主義萌芽的滋長。李華的《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史研究》第1期)和《清代湖南城鄉商業的發達及其原因》(《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3期)兩文，對清代湖南城鄉商業發達及外籍商人的情況作了詳細研究論證。前文指出湖南城鄉，除本籍商人外，集聚著江西、廣東、山西等十四個省的商人在進行著經商活動。湖南商幫之多，商人數量之大，為其它省份所少見的。商幫、商人數量的多而大，意味著湖南商品經濟的活躍和社會經濟增長水平的高度發展。有清一代湖南的社會經濟已發展到僅次于長江三角洲的地位。后文認為在商品經濟的沖擊下，湖南城鄉商業的發展非常迅速，在商業當中，不但行商坐賈活動頻繁，作為中介行業的“行戶”“牙行”也異常活躍，而且在有些地區人們的意識形態領域里還出現了“重商輕農”的思想。羅一星在《清代前期嶺南市場的商品流通》(《學術研究》第2期)一文中，對嶺南市場的商品流通總額、商品結構、市場主要商品(如糧食、棉、布、粵鹽、鐵器、廣糖等)的長距離遠銷等諸問題分析研究后，認為嶺南市場的商品流通在清代前期有很大發展，它的網絡已伸向四面八方。它生產的主要商品都不僅僅是滿足本地區的需要，而是滿足各地區的需要，成為一個地跨兩廣、面向全國、聯系海外的區域市場。
三、中外關系與對外貿易研究
這是近年來，在清史研究中形成的一個熱門課題；本年度亦是如此。何瑜的《康熙晚年清政府海疆政策變化原因探析》(《清史研究》第2期)一文認為，康熙晚年清廷南洋禁航令、禁止設堂傳教，以及在此前后對臺灣澳門和沿海地區的強化治理等，并不是孤立的，它是海疆內外交相壓迫的必然結果。從中俄《尼布楚條約》到《恰克圖條約》，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兩國基本上保持和平的相處狀態。在雙方頻繁的交往中，俄國方面顯得積極主動，清政府則表現得消極、遲滯。對此，周祚紹的《康熙后期中俄關系基本態勢簡析》(《文史哲》第3期)一文指出，康熙帝采取謹慎保守的睦鄰政策，既有軍事斗爭，借以打擊沙俄的騷擾和擴張，也有不卑不亢的外交活動。與之同時，俄國彼得一世對外政策的基本出發點是擴張。但由于它忙于西略，無暇東顧，不敢貿然出兵南下。胡廷新在《十八至十九世紀浩罕汗國同吉爾吉斯人關系初探》(《蘭州大學學報》第2期)一文中，對浩罕汗國同吉爾吉斯人的關系，對之的征服統治和吉爾吉斯人在浩罕汗國的歷史地位等問題作了論述，認為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后，吉爾吉斯貴族在浩罕汗國的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愈來愈大，甚至超過了烏茲別克貴族，占據了首要地位。康熙中清朝宣布解除海禁后，相繼在閩、粵、江、浙等省設立海關，管理東南沿海的海上貿易。廈門海關在眾海關中占有獨特而重要的地位，但它的早期歷史依然撲朔迷離。陳育寧的《清代前期的廈門海關與海外貿易》(《廈門大學學報》第3期)一文，闡述了對閩海關地點的爭論、關稅收入、用人與管理制度諸問題的看法和意見。而蔡鴻生的《論清代瑞典紀事及廣州瑞行商務》(《中山大學學報》第2期)一文，則認為中瑞關系形成于瑞典帝國瓦解以后。1732年瑞典東印度公司商船首航廣州，開辟了中瑞通商的時期。廣州的瑞行，長期販運絲、茶、瓷三大名產，具有與西洋其它國家不同的通商風格。蔡美彪等著《中國通史》(第十冊)則認為清王朝的對外貿易，在前二百年間，以禁海閉關為其政策的支柱。基本形勢是：西方殖民主義國家以所謂“開放貿易”為其原始積累的手段，清王朝則以限制乃至停止貿易為防范外國侵略的武器。在防范外國商人的非法活動方面，定了嚴格的管理制度；在商品的進口方面，作了許多的限制措施。這時，中國的自給自足經濟結構還很牢固，西方產業也不夠發達，中外貿易雖然有一定增長，但只能維持比較小的速度和規模。中國對友鄰國家、特別是對南洋群島和東南亞國家的和平貿易，有悠久的歷史傳統。清王朝為防范西方的侵略，對這一部分民間的和平貿易，也加以限制。盡管如此，它在這二百年中，仍然有所發展。中西文化的交流源遠流長。黃啟臣的《十六至十八世紀中西文化的交匯》(《社會科學戰線》第1期)一文認為，具有近代意義的中西文化交匯，則似是從葡萄牙人于1553年進入和租居澳門開始。以后西班牙、荷蘭、英國等西方國家接踵而來，于是中西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發生了大規模的頻繁的關系，互相激蕩、互相滲透、互相影響、互相促進。而在十六世紀中葉至十八世紀末葉的歷史時期，澳門作為中國的領土、葡萄牙人租居的特殊地區，不僅是東西方貿易的轉運港，而且是中西文化交匯的一座橋梁。
四、民族史研究
本年度民族史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對清代民族政策、民族關系以及邊疆民族經濟等問題的探討。馬汝珩、趙云田的《清代邊疆民族政策簡論》(《清史研究》第2期)一文，對清代邊疆民族政策的基本方針、內容及措施，形成與發展等問題作了客觀的歷史評價。馬大正的《略論清代邊疆政策的研究》(同上)一文則認為，清代的邊疆政策具有歷史的繼承性、地域的廣闊性、內涵的多樣性和影響的現實性等四大特點。楊選第等的《清朝對蒙古地區實行法制統治的幾個問題》(《內蒙古師大學報》第2期)和陳光國等的《清朝蒙古民事法律規范試析》(《西北民族學院學報》第1期)兩文，對清政府對蒙古地區的法制問題進行了探討。前文認為，清政府對蒙古地區立法及司法管轄是在借鑒歷朝統治者成文法與各民族習慣法基礎上形成的，它的實施與深入，體現了清廷已相當注重以法律形式調整民族間的關系，達到維護北部邊疆的和平與安定目的；也反映出清廷用法律手段統治壓迫羈絆蒙古民族的實質；后文則指出，清政府為了調整蒙古社會一定范圍內的財產關系和與之相聯系的人身關系，曾制定頒布民事法律規范。它的實施，對于鞏固和發展封建社會的民族關系，維護邊疆地區的社會秩序，曾起過重大作用。而蘇欽的《試論清朝在“貴州苗疆”因俗而治的法制建設》(《中央民族學院學報》第3期)一文認為，清代在“貴州苗疆”的法制建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其特點是因俗、因地、因時而治，把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與苗族習慣法有機統一起來，這既維護了國家的統一，也促進了苗疆發展進步。此外，還有不少研究邊疆開發與民族經濟文化的文章，如華立的《清政府與新疆農業開發（《清史研究》第2期）一文認為，在開發活動中，作為行為主體的兩大力量——國家政權力量(其人格代表為皇帝及各級官員)和民眾自發群體力量，都對開發進程起著重要作用。就新疆而言，清政府對這一地區以農業為重點的開發方針和措施，與當地民眾的開發實踐相結合，取得了超越前代的顯著成效。張世明的《從清代西藏地區的經濟開發看文化因素的影響》(同上)一文，認為西藏民族性格屬于宗教型眾趨人格，受藏傳佛教影響的價值取向及與之相適應習慣化行為方式無疑對清代西藏地區的經濟開發會產生明顯的負面作用。潘向明在《清代滇桂地區開發概論》(同上)一文中認為，滇桂地區程乾嘉年間獲得了成績斐然的開發，其所以如此，根本一點是“康乾盛世”下安定統一的政治環境使內地充裕的人力資源得以用于這里的邊遠山區。而吳元豐的《清乾隆年間伊犁遣屯》和王熹的《清代烏魯木齊哈薩克貿易的兩個問題》（均見《西域研究》第3期）兩文，分別對伊犁遣屯的背景、原因、設置及規模、制度作用；清代烏魯木齊哈薩克貿易的成交額及馬價、絲繃價與貿易比值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五、社會生活史的研究
較之以往，本年度清代社會生活史的研究，得到了足夠的重視，且有一定的加強。馬涉湘在《滿族入關前生活方式變化的歷史思考》（《社會科學輯刊》第1期）一文中，認為在明季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白熱化之際，滿族奇跡般地崛起，揮麾全遼，馳聘中原，興起之迅猛，定鼎之穩健，衰落之急速，都與滿族入關前的生活方式的變化有直接深刻的聯系。而急劇性、主動性、整體性和具有較強的模仿力，則是體現滿族生活方式變化的鮮明特點。宋傳銀的《論清前期“奢靡”之風》（《華中師大學報》第5期）一文指出，從整體來說，若將清代前期出現予民間衣食住行的奢靡之風，放在封建社會末期這個特定的歷史階段去考察，它無疑是在封建社會末期在社會生活領域所滲透出來的一股清新之風，它表現封建社會已經到了它的晚期，正向自己的墳墓走去。馮爾康在《道光朝存在的社會問題》（《南開學報》第4期）一文中認為：（1）吏治嚴重敗壞；（2）民眾運動蓬勃興起；盜賊、民變、民間秘密宗教和會黨活動頻繁；（4）國內民族矛盾和沖突嚴重；（5）中國人民進行反對西方殖民主義侵略勢力的斗爭是道光時期的五大社會問題。它的發生受著三種社會因素的影響，一是封建的社會制度，二是封建的官僚制度，三是西方殖民主義的入侵。這三種因素的結合，是道光朝社會問題發生的根源。而鄭振滿的《清代福建合同式宗族的發展》與鄭德華《清代廣東宗族問題研究》（均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4期）二文，從不同的角度對福建、廣東地區宗族制產生發展的特點作了探討。前文認為合同式宗族作為一種互利性組織，是繼承式宗族與依附式宗族的必要補充。尤其是在商品化程度較高、社會流動性較大的環境中，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都不足以構成宗族組織的現實基礎，合同式宗族也就勢必得到更為普遍的發展，成為宗族組織的主要形式。后文則認為，清代廣東平民宗族是一種以血緣為主體，夾雜有地緣因素的社會基層結構。它是中國傳統宗族社會發展的一部分，對社會的影響也特別明顯。
六、宮廷政治史與文化史研究
清代宮廷政治史與文化史研究，在本年度獲得可喜的收獲。涉及內容多在重大歷史事件、各種宮廷典章制度、宮廷文化活動等諸方面。其中，重要的文章多在《故宮博物院院刊》上刊載。如郭松義的《明清兩代詔造“淑女”，引起的動亂》（《故宮博物院院刊》第1期）一文，根據日本史籍《華夷變態》等書的記述，對清代江南地區因訛傳點選秀女而發生的民間動亂，作了剖析論述，作者認為尤以順治年問為最甚，達六七次之多。楊珍的《康熙晚年的秘密建儲計劃》（《故宮博物院院刊》第1期）一文指出，康熙是秘密建儲制度的開創者，而這一嶄新的建儲法又給中國占代的建儲制度帶來并開創出全新的局面。劉潞在《論后金與清初四帝婚姻的政治特點》（《故宮博物院院刊》第4期）一文中，以努爾哈爾、皇太極、福臨、玄燁四帝為例，對其婚姻的特色進行分析，認為他們婚姻狀態的變化，是與政權的取得、鞏固和發展相平行的。政權不同時期的政治目標，決定了后妃的出身和民族成份的來源；政權不同的發展階段，又影響到皇帝的婚姻或是必須服從于政治需要，或是允許保留一定的個人情感。此外，王佩環的《清初宮廷禮儀瑣談》（《清代宮史探微》）一文，對清初軍禮、皇室相見禮儀及喪葬禮作了探討。苑洪琪的《論乾隆時期清宮節慶活動》（同上）一文，認為宣揚綱常禮教、籠絡少數民族、滿漢合璧、關心農業，關心國計民生和炫耀盛世是乾隆朝節慶活動的特點。郎秀華的《清代宮廷戲曲發展淺談》(《故宮博物院院刊》第2期)一文，則對清初、乾隆、清末各時期宮中的戲曲種類、劇目、唱腔變化、劇本等問題，進行了沿革、流派論述和探討。更有一些研究者立足于不同的側面，對清代的鹵簿儀制、祭陵禮儀、陵寢規制、宮苑的建筑風格、宮廷音樂等宮廷史問題，作了詳盡的考述論證。
一、信息時代德育的涵義
現代社會處處離不開信息的加工和處理。信息是“事物現象及其屬性標識的集合,以物質介質為載體,傳遞和反映世界各種事物存在方式運動作態的表征”[1]。進入21世紀以來,由于計算機的出現和逐步普及,信息對整個人類社會的影響逐步提高到一種絕對重要的地位。到目前為止,人類對信息的大量接納和處理是現代生活的主旋律,可以說人類社會邁入了更加廣闊的信息時代。
信息時代的學校教育和以往相比復雜得多,因為影響教育的因素增加了。當前社會“信息量,信息傳播的速度,處理的速度,以及應用信息的程度等都以幾何級數的方式在增長”[2]。信息時代的德育工作是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社會或階級的要求,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對受教育者施加系統的影響,把一定的信息時代的社會思想和道德轉化為個體的思想意識和道德品質的教育。因此,在這個廣闊的信息時代,學校教育的德育工作將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如何合理開展,顯得格外重要。
二、信息時代學校德育工作的現狀
學校德育作為學校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學生的發展具有不容忽視的作用。其價值就在于“提高、擴展人的價值,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創造才能,就在于使人活得更有意義,更有人的尊嚴,人格更高尚,意識到自我存在的意義”[3]。只有當人的價值提高了,人才可能為社會創造更多的價值。聚焦我們當前的學校德育工作,一般做法就是教育者把社會所要求的品德規范傳授給受教育者,使受教育者形成良好品德的過程,具有明確的規定性和必須服從的強制性,這種做法在中學教育顯得格外突出。通過調查研究發現,現階段的學校德育工作呈現以下幾方面的特征:
(一)德育教育重政治而輕道德。
長期以來,學校德育經常被抹上功利主義的色彩,德育工作的出發點完全從屬于政治形勢的需要,而忽視青少年的身心發展規律;德育工作的內容和形式主要是驅使青少年參加政治學習和大量的社會政治活動,而忽視對青少年的國民基礎文明教育、行為習慣訓練和高尚道德情操的培養。學校德育工作習慣以政治的立場和尺度來認識道德問題,把一些本來屬于道德教育與評價的問題當作政治問題來解決,如把一個人的道德品質的好壞當作政治上是否可靠的依據,使一些本來屬于道德范圍內的問題政治化;或者干脆將學校德育窄化為政治教育,使德育無法獲得相對獨立的品格與地位,無法實現真正道德育人功能。因此,德育既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同義語”,又不是“道德教育的簡稱”[4]。
(二)把德育看成是一種社會意志。
意志中的“意”是心理活動的一種狀態,“志”是對目的方向的堅信、堅持。即對實現目的有方向、有信念地堅持的一種心理活動(含潛意識中的心理活動)。在學校德育教育的實際過程中,我們就會把學生當作單純的客體看待,而喪失了對學生的價值和尊嚴的維護,學生自身對規則和條例的遵守不一定是出于道德需要,而很可能是迫于外界壓力。造成的后果是學生缺乏道德行為的自律性,更談不上行為自我的責任感,道德也就失去了固有的意蘊。
(三)忽略德育的價值。
長期以來,談到德育的意義和功效時,通常是從社會需求的角度來說明德育的必要價值,比如:德育要為發展生產力服務,提出所謂德育價值的生產力標準,從而來規范約束學生的思想行為,以滿足社會的需要。這樣雖然有其合理性、現實性,但我們也可以看到它的片面性:忽略了德育的價值“在于提高擴展人的價值,在于人活得更有意義,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他的創造才能,更有人的尊嚴,人格更高尚,意識到自我存在的意義,達到德育的最高價值應使人內心達到‘至善’”。學校教育由于價值導向、認識問題等一系列因素并沒有達到上述要求,或者說正在朝這個方向努力,因此學校的德育價值觀發生了偏移。
(四)不良風氣對學校德育工作的影響。
信息時代,科技和網絡技術快速發展,事物的變化可謂日新月異。受網絡和不良社會風氣的影響,人們的價值觀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一方面學生通過網絡技術獲得了更多的信息資料,擴大了知識面,另一方面網絡資源也提供了一些不良信息,對學生的誘惑力相當大,造成的后果是一部分自制力較差的學生,整天沉迷網絡游戲,意志消沉,精神渙散,不思進取,不求上進,缺乏學習的動力。這對學校的德育教育工作帶來了一定的難度和負面影響。
三、信息時代學校德育教育策略
(一)改變功利化的教育理念。
學校德育功利化傾向,在我國有其獨特的歷史根源和現實根源。首先,中國文化是一種“倫理政治型”文化,政治和倫理兩大核心內容并行不悖。儒家的“修齊治平思想”和“內圣外王的理想人格”,都是倫理思想與政治融為一體的具體體現。這種傾向用某種既定的政治要求或目標來固定道德,將政治功能與道德的功能混為一談,使道德的工具價值與目的的理性價值等同起來,使道德的實踐規范作用成了唯一的作用。過分的政治化取向,使得在具體實施德育時,人們對政治問題過分敏感,而對道德問題卻麻木不仁。其次,傳統倫理以群體為本位,造成了個人意識的淡薄。傳統倫理強調以家族血緣關系為主體的人倫關系,這種群體本位的思想認識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個體的獨立性,壓抑了個性,導致了個體意識的喪失。學校德育中存在的重社會輕個人、追求道德社會功效的傾向,不能說沒有上述兩方面文化積淀因素的影響。
認為,政治是經濟利益的集中體現,道德產生于人類社會的需要,并時刻反映著人們經濟利益的變化。在信息時代,道德仍然作為人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規范體系,為人類更好地從事各種活動提供了一種相對穩定、可以預期的關系環境。
在學校教育中我們要樹立起一種有分有合的整體觀,改變傳統的功利思想,不要將道德教育看成為統治階級服務,不要將道德教育與政治教育混同一體。現實關系中政治和道德的整合一體,并不妨礙在思維方式或具體處理中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的適當區分,在對事物分析處理中,我們應盡可能全面把握,因為這種區分不否認事物之間的密切聯系和作用。為了打破兩者渾然一體的狀態,更快、更有效地處理目前信息時代學校德育中出現的問題,我們要根據實際情況,形成分合相間的政治、道德教育的獨特能力。在強調道德的社會性本質和整體性價值意義的同時,我們還要注重道德的個體性、內在主體性。
(二)準確定位德育目標和方法。
目前信息時代學校道德教育的效果,有的人認為是低效的,有的人認為是無效的。究其原因,涉及學校道德教育內部和外部等諸方面。就目標而言,學校的目標定得太高,甚至有不科學的東西,認為其無所不能。我們要擺脫“只講理想,不講功利;只講超越,不講現實”的局面。目標不要太高,不能脫離學生的生活實際和道德認知水平,否則,會出現名義上“加強”,實際上“淡化”,名義上“落實”,實際上“落虛”的現象。在內容方法上,我們不能單純認為德育是一種社會意志,而要認識到德育的本質:“潛在課程在學生道德品質的形成和發展中的作用和意義。”[5]
在學校的德育工作中,我們要很好地區分科學教育、技術教育和道德教育這三種不同的教育方式,“科學知識學習強調接受、遷移和創造,技能學習強調訓練、熟練程度和應用效果,道德學習則強調潛移默化、個體覺悟和良好情操的形成”。在實踐中,科學知識教育、技術教育和道德教育三者經常混為一體,相互影響,若處理不當,則容易造成三者俱傷的局面。因此,合理定位科學教育、技術教育和道德教育三者之間的關系也就顯得格外重要。
(三)抵制不良風氣的侵擾,形成科學合理的價值觀。
在信息時代,學校的德育工作由于受外部環境經濟浪潮中不良風氣的沖擊,加上一些影視作品、大眾媒體的不正確價值導向當前社會整體道德水平不高,人們的價值觀發生了變化。當前現代社會主群體(一般指中年人)由于特殊社會實踐經驗,大都有一種功利思想,特別注重追逐物質利益,對精神理想持一種冷漠或嘲弄的態度,這將影響到德育工作功能的實現,在一定程度上對學校的道德教育產生消極影響。信息時代的學校德育教育還是要建立合理的科學的核心價值體系,形成合理的價值觀,“社會現實中的人對自己本質的認識和實現的程度,人對德的追求,是對人的本質的追逐,有了德也就有了本質”[6]。
學校德育教育還要根據信息時展的需要,繼承和發揚優良傳統,比如:在對國內傳統的儒家、道家、理學和現代教育思想,以及西方先進教育思想的處理上,我們應采取“中西結合,相互借鑒,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方式,堅決抵制不良社會風氣和網絡資源的侵擾,建立健全為人類服務的價值體系,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質和道德情操,進一步推動信息社會朝健康有序、和諧向上、高尚文明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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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孔子的道德學說是構建在春秋時期宗法血緣關系遭到破壞、宗法等級制度逐級崩潰的社會變遷的基礎上的;也是構建在禮治思潮興起、人們重視社會秩序與社會規范重建的思想資源基礎之上的。在具體的構建上,它以“仁”為核心,也包括一系列的道德規范與道德修養方法,由此開創了先秦儒家道德文化。
孔子的道德學說是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鮮明特色,其道德學說開創了先秦儒家道德文化。由孔子開始在中國思想史上才有了針對社會普通的個體成員的獨立、系統的倫理道德理論。本文試圖對孔子道德學說構建的相關問題進行探討。
一、春秋的社會變遷——社會基礎
春秋時期的社會變遷是孔子道德學說得以建立的社會基礎。春秋的社會變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在社會經濟方面。青銅和鐵制農具逐漸運用于農業生產,牛耕開始使用。施肥、除草、中耕、灌溉等農業技術得到全面發展,社會生產力有了較大的提高。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春秋中后期,社會上開始出現了以個體家庭為單位的個體勞動。如《論語·微子》中子路遇到的長沮、桀溺和荷丈人都是獨自耕作的農民。《左傳·僖公三十五年》記載的降為農民的原晉國大夫冀缺夫婦也是以個體家庭為單位進行農業生產的。《詩經》中也有不少反映個體農民家庭生活的詩,如《王風·君子于役》、《鄭風·女曰雞鳴》等。在工商業領域世襲的“工商食官”制度被打破,出現了獨立的私人手工業者和私商,象著名的工匠,如魯國的公輸般,鄭國的大商人弦高,越國的范蠡,孔子的學生子貢等。春秋中后期,社會上出現的大量脫離原有族屬的個體家庭和個體勞動者,使宗法血緣關系遭到削弱,宗族組織開始瓦解,獨立的個人意識開始出現。
2、政治上西周的宗法等級制度遭到破壞。首先,是周天子作為姬姓大宗子的天下共主地位的喪失。平王東遷洛邑以后,由于不斷的賞賜和諸侯爭奪,王畿范圍不斷縮小,經濟軍事實力也不斷下降。而鄭、晉、齊、楚、秦等諸侯國的勢力卻不斷上升,出現了大國爭霸的局面。他們越來越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很多諸侯不再向王室履行繳納、貢賦、朝聘、會盟的義務。相反,諸侯動輒出兵討伐周王,召喚周王去盟會。周天子的權威喪失殆盡,作為天下共主的地位漸漸只具有象征意義。其次,大宗、小宗之間出現爭奪與兼并。如晉國曲沃武公攻滅晉侯緡,而奪取了大宗子的地位。魯國三桓以小宗控制魯國公室大宗。另外,從西周末到春秋中期各諸侯國的異姓卿大夫宗族開始強大起來,也構成了對公室公族的嚴重威脅,如晉國的韓、趙、魏等大族,齊國的國、高、管、陳氏等。最后,嫡長子繼承制開始遭到破壞。嫡長子繼承制是宗法制的核心,在西周后期就遭到了來自周王的破壞。如周宣王強行立魯武公庶子括,周幽王廢嫡立庶。春秋時期,各國廢嫡立庶的事件多了起來,如宋國宋宣公舍嫡長子與夷而立弟穆公;魯惠公死時違背立嫡原則,由庶子隱公繼位。上述宗法等級制度的破壞,使原有的社會調控機制逐漸失去效力,從周天子到各諸侯國君的權威不斷遭到削弱,禮樂征伐由“自天子出”變為“自諸侯出”、“自大夫出”以至于“陪臣執國命”。宗族宗法制度出現了從上到下的逐級崩解。貴族集團以前那種簡單的家長制和等級制的統治方式已經無法適應新的政治形式了。
二、禮治思潮的興起——思想資源
隨著春秋時期宗法血緣關系開始遭到破壞、宗族宗法制度的逐級崩解,舊有的政治等級關系趨于瓦解,原有權威的喪失,依靠天然血緣關系建立的社會秩序遭到破壞。與此同時,社會上開始出現了脫離原有族屬的具有獨立人格的個人,個人的價值開始得到顯現。統治者不能再把民僅僅當作臣民來保護,而必須要當作人來對待。舊有的天命鬼神觀念和宗族血緣關系已不能很好的起到維系統治的作用了。在這種政治形勢下,政治統治的重點就不再表現為強調權威的作用,而在于建立針對所有社會成員的行為規范,在于統治方式的制度化,在于社會規范與社會秩序的重建。在原有貴賤有序、尊卑有常的社會秩序遭到破壞的春秋時代,人們倍感秩序的重要性,于是人們在既有的政治文化資源中重新發現了“禮”。春秋時期“禮”受到了政治家們的高度重視與廣泛關注。人們把“禮”作為一個抽象的概念獨立出來,從政治理論的高度論述禮的政治功能,以禮治國成為時人的共識。
春秋時期在政治思想領域的一大變化即是禮治思潮的興起,“禮”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得到了多數人的普遍認同,人們把禮上升到治國的根本大法的高度。《左傳·隱公十一年》載:“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載衛國北宮文子言:“禮之于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國語·晉語四》曹負羈對曹伯言“禮以紀政,國之常也。”
與曹負羈的話相類似的是《左傳》桓公二年載晉大夫師服所言:“夫名以治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楊伯峻注:“體為‘體用’之體,意謂禮為政治政法之骨干”,師服認為禮是政治統治的核心。與這種認識相類似的言論還有《左傳》僖公十一年載周內史過言:“禮,國之干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載子太叔所云:“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左傳》定公十五年載子貢言:“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左傳》中有大量的禮也非禮也的評判,人們把禮視為認識上的是非準則和品分人格高低的標準。人們往往根據各級貴族外在的禮儀、禮容判斷其修養的高下及政治生命力的興衰。《左傳》閔公元年載,齊欲伐魯,齊公問仲孫湫曰:“魯可取乎?”仲孫湫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后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這里仲孫湫即根據魯國仍行周禮的情況判斷其國勢未衰。《左傳》僖公三十三年載齊國莊子聘魯時,臧文仲看到他“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便勸僖公結好齊國,因為“國子為政,齊猶有禮。”
《左傳》定公十五年載邾隱公來朝見魯定公,子貢即根據兩國君的禮容對兩君的政治命運做出了判斷:“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病,君為主,其先亡乎!”《國語·周語上》載,周襄王年間,太宰文公及內史興到晉國對晉文公行錫命禮,內史興即根據晉文公在行禮過程中能嚴格按錫命禮的規定行事,告訴周襄王:“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在《國語》、《左傳》中這樣的記載不勝枚舉,是否有禮及行禮的好壞已成為反映各國興衰的一支“晴雨表”。
春秋時期禮無所不在,在王權衰落,權威喪失,戰亂頻繁的動蕩時代里,禮成為內政,外交及個人行為的基本準則而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人們突破禮的周旋揖讓的形式來認識禮的政治功能和本體意義。《左傳》昭公五年載:魯侯去晉國,自郊勞至于贈賄,全無失禮之處。晉平公認為昭公“善于禮。”大夫女叔齊認為“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魯國政權落入三桓手中,昭公無能為力;人民投到三家門下,不為公室效勞,昭公不知自己面臨危難,卻還利用與大國結盟去小國。昭公分不清“禮之本末”,“屑屑焉習儀以亟”是舍本求末。《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載趙簡子問子大叔“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問:“敢問,何為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則實之。……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亞,以象天明,……’”這里把禮提升到自然的秩序與規律的高度,并認為禮的政治功能就在于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這一點可參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衛國大夫北宮文子所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即在于對處于不同階層的社會成員的社會角色的劃分與行為的規范。
三、仁學思想——具體內容
春秋時期由于以宗法等級為基礎的舊有社會秩序的破壞使得政治家們在理論上重視禮的維系社會秩序的功能,導致禮治思潮的興起。但從實踐效果來看卻并不理想,禮并沒能建立和穩定起春秋時期的社會秩序。春秋時期恰恰是歷史上社會運作最無秩序的時期之一,司馬遷說:“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史記·太史公自序》)這是一個尚利尚力,物欲橫流的時代。在這種情況下且不說政治家們企圖用來穩定社會秩序的禮本身就具有建立在宗法血緣基礎上的致命弱點,就算它是一套適應新的形勢的新的制度,在這樣一個人的意識開始覺醒,人的價值開始被發現的時代,僅靠外在的制度規范的建設也不可能有效的規范人們的行為。維持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還要有個人內心的道德自律,要有道德的建設。
生活在春秋晚期的孔子親身體驗了這個時代的社會無序。孔子的時代宗法等級制的崩毀已經到了“禮樂征伐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的地步。他自己生活的魯國也已經是“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論語·季氏》)對于現實社會中這種“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論語·顏淵》)的社會無序現象,孔子非常的痛心疾首,他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努力去改變“禮崩樂壞”的局面,使社會恢復到往日的安寧秩序。要實現社會的有序,孔子所利用的手段是等級名分制即正名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自己的本分,不僭禮不越位,在這一點上他與春秋時的政治家的認識并無二致。孔子比他以前的政治家高明的地方即在于他看到了當時社會上出現了大量獨立個人,人的意識開始覺醒的事實,也看到了單純的外在規范的不足之處。他試圖為禮的外在規范找到一個人們內在的心理情感依據,使外在的強制規范變為人們的內在的自覺認同,成為人們的自覺行動。這一點在孔子對宰我問“三年之喪”的回答中表現的特別明顯,“……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與其父母乎!”(《論語·陽貨》)孔子把行“三年之喪”禮制的原因直接歸結為基于血緣的親子之愛的情感需要,把禮的基礎直接訴諸人的心理情感需要。從而對這種禮制的遵循就是一種自覺的需要而不是被迫的服從。孔子這種對禮的改造是相當深刻的。孔子更重視禮的精神實質,禮的情感基礎。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論語·八佾》)孔子認為,沒有對禮的內在的心理情感的認同而只具有禮的外在的儀節形式,禮的生命力實際上已經喪失,這樣的禮也是不能長久施行的。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為政》)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為政》)如果人們沒有對禮的一種內在的心理情感的認同,沒有內在的道德修養和道德自律,人們自然不會按照禮的規范行事。在繼承西周時期“德”的思想和春秋時期禮的思想基礎上,孔子創造性提出了“仁”的理論范疇,把“仁”作為“禮”的一種內在的心理情感的基礎,試圖通過人們內在的道德建設來實現對禮的自覺認同。“仁”作為一種最高的政治與道德理想而成為孔子的思想體系的核心。
首先孔子“仁”的學說是針對社會上出現了大量具有獨立人格的個人,個人意識覺醒這一情況而提出的。“仁者人也”(《禮記·中庸》)“仁者愛人”(《論語·顏淵》)孔子所謂愛人,是表示人我關系的一個及其廣泛的哲學概念。凡是一切與人為善、利人成人的感情和行為,都可以說是“愛人”,都可以歸之于“仁”。孔子向統治者提出必須將人作為一個真正的人看待,把社會成員當做獨立的人去對待而不是僅僅當作自己的臣民當作毫無生存能力的“赤子”那樣去保護。這就要重視人的生命,尊重人的人格。真正把社會成員當成平等獨立的個人看待,在施行政令時就會以一種恭敬、虔誠、莊重、嚴肅、負責的態度對待人民,而不是漠視人民的權利和要求,真正做到如孔子所講的“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論語·子罕》)。
對統治者而言,“仁”就是要保民惠民給民以實際的好處,要輕徭、薄賦、省刑、庶、富、教,要“博施于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即廣泛地給人民以好處,又能幫助大家生活得很好。統治者要行仁就必須“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統治者要怎樣才能做到“仁”呢?孔子認為這首先要從“親親”中去培養這種感情。孔子的學生有子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孝順父母,敬愛兄長,這就是仁的基礎。孔子說:“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近指與自己最貼近的父母兄弟;譬,譬喻,“能近取譬”就是能以自己對父母兄弟的感情來理解我與一般人的關系。把自己愛父母兄弟的感情和行為施于其他人,那就可以做到“愛人”達到仁。孔子的仁首先從血緣家族內部做起,但又超越了血緣關系的極限。只有這樣以血緣的親情之愛推廣開去,才能做到推己及人,將心比心,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在積極方面才能做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而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在消極方面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孔子的“仁”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概念,同時它更是一個道德概念。孔子不僅僅強調為政者的道德修養對政治統治的重要作用,他更把目光投向了擺脫宗法血緣關系束縛而獨立出來的個人。更強調具有獨立人格的社會普通成員的道德修養,道德自律對維系社會安定秩序的重要作用。只有“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禮記·大學》),外在的制度規范才能真正的起到作用。在《論語》中我們可以看到孔子提出了針對普通社會成員的道德修養準則并大量論述了如何進行道德修養,這成為孔子“仁”的主要內容。孔子是“仁”、“禮”并舉的,他看到了外在規范與內在自律不可偏廢,但他卻更重“仁”,“仁”才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其之所以如此正在于對禮的重要作用的認識,春秋時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已經作了充分的闡述了,而孔子所看到的正是當時大多數政治家都忽略掉的東西,也就需要他詳細的加以說明了。
“仁者,人也”,(《禮記·中庸》引孔子語)朱熹注《孟子》“仁也者,人也”說“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即“仁”是人之所以為人所應具有的品德,這是孔子對“仁”的又一個基本的規定。“仁”是孔子為人所規定的各種道德品質的總稱,是人所應具有的理想人格,是每個人都應該努力追求達到的人生的一種精神境界。人的生命的精神價值即表現為人格,健全的人格正是生命的精神價值的實現,在這里孔子突出了人之所以為人的類的意識。既然“仁”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條件,就是每個人都應努力去追求達到的東西,這樣對理想人格的追求就不是服從外在權威,外在律令的需要,而是作為人的一種類的意識的內在情感的需要。它直接服務和服從于人本身。孔子通過“仁”的概念釋禮為仁,把外在的強制規范變成了一種內在的心理情感的需求,為原有的韁死的制度規定性的禮注入了新的活力。“仁”是一個內容豐富的道德范疇,孔子為社會中的個人規定了許多需要遵循的道德品質。子張問“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論語·陽貨》)恭即莊重、謙遜,寬即寬厚、寬容,信即誠實、誠信,敏即勤敏,惠即施恩惠于別人。孔子把這幾方面作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質,并多次加以強調。當樊遲問仁時,孔子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論語·子路》)還說:“主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論語·衛靈公》)除了繼續強調為人謙遜誠信外,孔子還特別強調了敬、忠。敬是指一種臨事莊重、認真的態度,忠是指忠誠、忠實。孔子強調為人要寬容,嚴于律己,寬以待人,“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論語·衛靈公》)要不念舊惡“犯而不較”(《論語·泰伯》)。為人要講誠信,孔子針對不講誠信的社會現實曾經感慨地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小車無車兀,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除此以外孔子還講“剛、毅、木、訥近仁”(《論語·子路》),剛、毅、訥也是孔子為人所規定的道德品質。剛是剛強,毅是果決、堅毅,木是質樸,訥是不輕易言語,這也是人們所應有的道德品質。好學善思也是良好的品德,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除此以外“仁”的道德品質還包括“直”、“智”、“義”、“勇”、“和”以及“溫”、“良”、“儉”、“讓”等內容。
那么怎么樣才能具有和保持這些品德呢?孔子認為能否具有這些品德,關鍵在于個人的內心自覺與主觀努力程度。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只要個人經常進行自我反省,加強道德自律,就能做到。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論語·里仁》)曾子也講:“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孔子特別強調學習對于道德修養的意義,主張多聞和多見。他認為良好的道德品質不是先天就有的,而主要是靠后天學習得來的。只有不斷學習,人的道德認識和道德水平才能不斷提高。他的學生子夏曾經說過:“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論語·子張》)即廣泛地占有知識,提高自我覺醒,堅定志向,對不懂的事情切實向人請教,由近及遠,由易到難地進行周密思考,仁的精神境界主體現在這里面了。孔子要他的弟子們學文、學詩、學理、學道,其最后的目的都是為了達到仁,樹立其行仁的自覺。
孔子重視自我修身和道德自律,是希望以此來培植人們的道德品質,使人們按所公認的道德規范行事,以此維護等級制的“禮”,恢復往日安定的社會秩序。不可否認孔子所要維護的禮已不再是原封不動的周禮,而是用現實生活中的人道主義和理性主義加以合理的改革和解釋后的禮。但它畢竟還是等級制的禮。孔子希望人們通過道德自律來自覺認同個人在等級制中所處的地位,這顯然脫離了當時的政治現實,但孔子卻由此開創了先秦倫理道德文化。在此之前尚無一位思想家提出過全面的道德品質的內容,也沒有人對如何培植道德進行過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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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劉家和.先秦儒家仁禮學說新探[J].孔子研究,1990.1:23-32.
全書共12卷，成書于646年。記述了玄奘本人赴印度留學的經歷，對所見所聞的國家、城邦和地區的地理、農業、商業、風俗習慣、、語言文字、文學藝術等方面敘述也頗為詳細。這部書名義上是有關西域歷史、地理方面的著作，實際上它也是7世紀以前有關南亞史地等方面的專著，對當時中亞、西亞等地的記載，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迄今為止，它仍是研究中亞、南亞史地以及唐代中印關系史等課題的極其重要的文獻。
目前中國學界對此書的研究集大成者為季羨林等人的《大唐西域記校注》。校注在吸收中外學者研究成果基礎上，對原著進行全面校勘，對書中涉及到的地名、人名、族名、典章、名物等進行了注釋和考證，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季羨林在《校注〈大唐西域記〉前言》中，對中印時代背景、玄奘的家世、西行求法的動機、在印度活動情況、歸國后所從事譯經弘法活動及其影響等方面作了全面的研究，對《大唐西域記》一書作了客觀評價。此校注本的唯一缺陷是對有些新的考古發掘和語言學研究成果吸收不夠，但瑕不掩瑜，目前它仍被學界視為最佳版本。
其他校注、導讀及研究專著有：丁謙著《釋辯機大唐西域記地理考證二卷、五印度疆域風俗制度考略一卷》及《大唐西域記地理考證二卷附錄一卷、印度風俗總記一卷》、賀昌群《大唐西域記之釋與撰 》章巽校點《大唐西域記》、向達輯《大唐西域記古本三種》、周連寬《大唐西域記史地研究叢稿》等。此外，季羨林等譯注《大唐西域記今譯》、章巽、芮傳明著《大唐西域記導讀》、芮傳明譯注《大唐西域記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周國林注譯《大唐西域記》等，為更多的人了解這部著作提供了方便。
相關論文主要有：葛定華《〈大唐西域記〉所記第七世紀印度歷史概觀》，探討了玄奘往來印度行程、7世紀印度農業生產和工商業、戒日王國家的建立和它的鄰國、戒日王國家的政治、戒日王國家的農村公社和封建制度、印度種姓等級制度、7世紀時印度宗教文化等方面內容。黃盛璋《回鶻譯本〈玄奘傳〉殘卷五玄奘回程之地望與對音研究》，對于《大唐西域記》史地研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林承節《〈大唐西域記〉對印度歷史學的貢獻》，闡述了《大唐西域記》對于研究7世紀上半葉印度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價值。
（六）〔唐〕道宣《釋迦方志》、《續高僧傳》
《釋迦方志》成書于650年，是專門講述釋迦牟尼所居國（五印度）地志的書。全書分上下卷，8篇。記述了佛教產生和傳播地域以及中印佛教交流的路線等內容。對于研究佛教傳播史、中印交通史等具有很高的價值。目前最好的版本是范祥雍點校本《釋迦方志》。
《續高僧傳》又名《唐高僧傳》，成書于665年，記載了自梁代至唐麟德二年（502～665）164年間485位僧人的事跡，附見者219人。其中所記天竺僧人及其在中國的活動，可供研究中印文化交流之參考。陳寅恪有關《續高僧傳》的讀書札記，可供進一步研究參考。
（七）〔唐〕王玄策《中天竺國行記》
此行記是唐王朝派往印度的使節王玄策所撰，約成書于公元661～666年之間。今見殘本存于唐釋道世所撰《法苑珠林》一書中。王玄策曾三次以唐王朝的使節身份出使印度，是對中印關系史做出重要貢獻的人物。《中天竺國行記》是他親歷親見的記載，史料價值自不待言。
20世紀中外學界對王玄策的生平及史跡給予高度評價。早年研究和翻譯著作有柳詒徵《王玄策事跡》、馮承鈞《王玄策事輯》，〔法〕列維著、馮承鈞譯《王玄策使印度記》等。
50年代以后，關于王玄策研究方面的論文主要有：陸慶夫《論王玄策對中印交通的貢獻》和《關于王玄策史跡跡的幾點榷》莫任南《王玄策第二次奉使印度點》，陰松生《王玄策出使印度、尼泊爾諸問題》等。
孫修身對王玄策的研究最為全面，著有專著《王玄策事跡鉤沉》，該書以時間為序，按照事件分類，對王玄策的事跡及其貢獻進行詳盡的考證、評價。
有關王玄策研究方面的史料，孫修身《〈大唐天竺使出銘〉的研究》，對1990年6月發現于的《大唐天竺使出銘》進行了考釋；林梅村結合考古材料和語言研究成果，對《大唐天竺使出銘》進行校釋，著有《〈大唐天竺使出銘〉校釋》均可供進一步研究參考。
（八）〔唐〕慧立、彥《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這部關于唐高僧玄奘生平的最早、也是最詳的傳論，成書于688年。全書共10卷，記述玄奘早年旅游印度的經歷及歸國后從事譯著的經過。本書與《大唐西域記》堪稱“雙璧”，都是研究玄奘、唐代中西交通史以及中亞和印度歷史、語言、宗教的珍貴資料。《大唐西域記》以記述地理風貌為主，本書則以記人為主，二書可互為補充。
目前最好的版本是孫毓棠、謝方點校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此外，還有賈二強譯注《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選譯》。
此傳新疆出土有回鶻文本，由回鶻文專家對其進行整理，有助于此傳的進一步整理和研究。
（九）〔唐〕義凈《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和《南海寄歸內法傳》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成書于691年，記述了包括作者在內的唐初赴印度求法僧人的經歷，反映了公元7世紀南亞、南海的歷史、地理、文化、宗教等方面情況，是研究佛教史、中印交通史的寶貴資料。
《南海寄歸內法傳》成書于691年，是義凈寫于歸國途中的一部作品，主要記述印度和南海諸國僧人的律儀。此書對于了解7世紀印度、南海等地的佛教狀況以及印度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情況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目前國內王邦維對這兩部著作的研究和校注貢獻最大。王邦維《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和《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中華書局，1995年。對兩部書進行全面校勘、注釋和研究，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他還著有《唐高僧義凈生平及其著作論考》及一系列相關論文，廣泛參證古代佛教和非佛教典籍及近現代中外研究成果，對義凈的籍貫、生平事跡、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等進行考述，并從社會史角度描述了古代印度佛教寺院的組織結構、經濟活動、宗教生活、教育制度等，對義凈著作的價值作了客觀的評價。
相關成果還有〔日〕長澤和俊著，鐘美珠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小考》，華濤釋譯《南海寄歸內法傳》臺北佛光文化事業公司，1998年。等。
（十）〔唐〕慧超《往五天竺國傳》
今見殘本為敦煌文書之一，僅存原書卷二的一部分和卷三。是旅居中國的新羅僧人慧超的游記。記載了慧超經海路至印度半島，遍游五天竺，后取道陸路，經中亞回到中國這一過程中的見聞，涉及8世紀上半葉印度半島及西域各地政治形勢和社會情況，對于研究8世紀上半葉中印關系史有較重要參考價值。
20世紀早年相關成果有羅振玉校錄札記本《慧超往五天竺國傳》，譯著有 〔日〕藤田豐八著，錢稻孫譯《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箋釋》。
50年代王重民所著《敦煌古籍敘錄》中華書局，1979年。中亦有對慧超書的介紹。
目前國內最好的版本為張毅《往五天竺國傳箋釋》中華書局，1994年。，主要依據漢籍論述，對慧超所記五天竺諸國以及中亞各國史地進行考辨。
（十一）〔唐〕圓照《悟空入竺記》
見于《大藏經續正藏?佛說十力經》。公元800年，唐高僧圓照親訪入竺求法歸來的唐釋悟空，以游記的形式概述了悟空游歷天竺及其在西域的見聞。此行記為我們了解8世紀中葉中印關系史提供了重要線索。
目前國內僅有楊建新《古西行記選注》對此作簡要的注釋；鐘美珠譯，日本學者長澤和俊著《唐釋悟空之入竺求法行》對此行記有粗略的研究。
（十二）〔唐〕賈耽《四道記》
此書又稱《皇華四達記》，是記載中外交通線路的專著，原書已佚，《新唐書?地理志》所述中外交通路線即節錄自本書。此書雖非作者親自出行所記，但由于他素喜讀書，尤長于國內外交通、地理的研究，又兼身居要位，所獲信息較廣且確鑿，因此，是書實際上可視為唐代諸多旅行者出行記錄的概況和總匯。雖然其材料為間接獲取，但其價值與親歷親行所記相比毫不遜色，是研究當時中原與周邊地區以及中外交通、地理的重要參考資料。其中的“安南通天竺道”可供研究中印陸路交通之參考。
相關成果不多，20世紀早年有羅振玉校勘《貞元十道錄》。其后，云南大學歷史系民族歷史研究室《皇華四達記安南通天竺道概說》《云南史料叢刊》第15輯，油印本，線裝，1979年。 專就安南通天竺道進行研究；徐建新《古西行記選注》寧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對此行記作了簡要的注釋。
（十三）〔唐〕樊綽《蠻書》
此書又稱《蠻志》、《南蠻記》、《南夷記》、《云南志》、《云南記》、《云南史記》。共10卷，約成書于863年，記述了由唐朝進入云南的交通途程、云南的名山大川、六詔歷史沿革、民族分布、首府區、主要城鎮、物產、各民族風俗習慣、南詔政治制度，與南詔地方民族割據政權相毗鄰的國家和民族等內容。原書已佚于明代以后，清乾隆年間開四庫館修《四庫全書》，自《永樂大典》重錄成書。所敘多系作者親歷，史料價值較高，為唐代云南地區歷史、地理、民族最系統的記載。其中卷十“南蠻疆界接連諸蕃夷國名”，可供研究唐代南詔與印度交通之參考。
向達《蠻書校注》，搜羅版本，拾遺補闕，經20余年之考究，用力較深，頗多創見。趙呂甫《云南志校釋》，在前人尤其是向達校注基礎上，精心校勘注釋，提出許多獨到的見解。木芹《云南志補注》，以向達《蠻書校注》為基礎，即向氏原書篇目、段落順序及校語仍保留原狀，注文大部分刪去，匯錄研究札記，補注內容為向達失校、誤校、誤讀、錯簡失校、誤釋、存疑及無考七個方面，共250條。
（十四）〔北宋〕贊寧《宋高僧傳》
此傳為北宋釋贊寧所撰，記載唐高宗至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僧人事跡，正傳記有532人，附傳記有125人。其中有關印度僧人的記載集中在《譯經篇》。
目前國內最好的版本為范祥雍點校《宋高僧傳》（上下冊），書末附有陳雅編“宋高僧傳人名索引”，頗便查閱。另有陳寅恪《宋高僧傳》讀書札記可供參考。
（十五）〔南宋〕趙汝適《諸蕃志》
趙汝適為宋宗室，曾以朝散大夫提舉福建路市舶兼泉州市舶，《諸蕃志》一書即成書于此時。全書分兩卷，上卷志國，記述東自日本，西至今北非摩洛哥共計58個沿海國家的地理環境、社會狀況、風土人情等內容。下卷志物，記錄各沿海國的特產47種。其記述得自親聞，可靠性強，史料價值高，是研究宋代海外交通與各國貨物的重要著作。
早年馮承鈞為《諸蕃志》作過校注。目前最新成果為楊博文《諸蕃志校釋》，主要參訂馮承鈞校注本，并補其遺漏，同時參考中外專家論著，頗有獨到見解。
（十六）〔元〕汪大淵《島夷志略》
該書是我國關于元代中西交通海道諸國的重要著作，上承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趙汝適《諸蕃志》，下接明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該書不分卷，書中涉及國家和地區220余個，逐一記其山川、土俗、風景、物產及奇聞異事，為作者親身經歷、耳聞目睹之事，可靠性強，重要性超過宋明諸作。
早年沈曾植曾對全書作過考訂，集閱讀筆記80條為《島夷志略廣證》，刊于上海神州國光社的《古學匯刊》中，后改名為《島夷志略略箋》并請人校訂，但未刊行。蘇繼《島夷志略校釋》，以《四庫全書》文津閣本作底本，與其他版本相比勘，并以《諸蕃志》、《星槎勝覽》等書為旁證，所依據較為充分，糾謬補正較為完善。可貴之處是集諸家之說，加以分析研究，取諸家之長，補諸家之未考，并多有創見，為研究西域南海物產民俗以及中西交通提供不少參考資料。
此外，還有汪前進譯注《島夷志略》，亦可資參考。
（十七）〔明〕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鞏珍《西洋番國志》
此三部書均為明代鄭和下“西洋”的隨從人員歸國后所撰，內容主要是記錄所經各國的地理、見聞等，是記載鄭和下“西洋”的三部最初史料，對于研究15世紀中印關系史等課題的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瀛涯勝覽》為浙江會稽人馬歡所著，《星槎勝覽》為江蘇太倉人費信所著，《西洋番國志》為江蘇南京人鞏珍所著。馮承鈞《瀛涯勝覽校注》和《星槎勝覽校注》商務印書館，1938年；中華書局，1954年。分別對前兩部書進行校注，向達為《西洋番國志》作了校注。由于所記內容大致相同，三部書可互相比勘，以補脫文誤字等不足。
【摘要】實踐證明這種利用實訓實習基地真題真做的方式，成效顯著，2003年第一批去企業做畢業論文的學生，基本上都被聯想、梅特勒?托利多等知名企業錄用，迄今已成為企業的技術骨干。因此高校要積極“聯姻”，保證有足夠多的實訓實習基地。
《高等教育法》第十六條規定：“本科教育應當使學生比較系統地掌握本學科專業必需的理論、基本知識，掌握本專業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關知識，具有從事本專業實際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為此，培養學生科研能力是高校一項重要任務。
一、高校加強本科生科研能力培養的重要意義
1.高校加強學生科研能力培養是高校自身發展的必然選擇。從高校“進口”（高校招生）來說，隨著高等教育的不斷深化，每一所大學的生源來自學生和家長的選擇，高校在社會上有良好的聲譽，才會有優越的生源，高校聲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高校的師資力量和學生科研能力的培養。因為師資力量是有目共睹的，學生科研能力的培養是可以外化的，是每個人都能看得見的，學生在校期間公開，取得科技發明，獲得專利，就能證明該所學校培養學生科研能力水平較高，就會得到社會的認可。從高校“出口”（學生就業）來說，學生科研動手能力較強的高校必定會有很好的“出口”，因為科研水平最能反映學生掌握知識、運用知識的能力，任何一家企事業單位都會引進這種具有實際能力的人。北京大學張維迎教授曾指出：“學校在某種意義上就像企業。”［1］從這個觀點來看，學生就是學校的材料和產品，從學生進口，經過四年加工，到學生出口，只有合格的產品才會順利出口，所以，高校解決了進口和出口，才能像企業一樣運轉起來，才能夠很好地發展壯大。2.高校加強本科生科研能力培養是培養學生科學精神、合作精神和創新精神的重要途徑。有關專家認為：“21世紀的文盲不再是不識字的人，而是不懂學習的人。”［2］所以高等教育不能僅僅向初等和中等教育那樣，只重視知識的傳授，更要注重學生獲取知識的方法的訓練。知識在不斷更新，只有掌握學習知識的方法，才能終身學習，才不會被突飛猛進的科技知識的潮流所淘汰。學生參與科研活動，可以參與到知識的應用和探索過程中。在科研活動中，任何一個數據都要按照要求精確到一定的小數位，不能有半點虛假，這對于培養學生的科學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同時，在此活動中，學生與教師、學生與學生（合作者）之間要相互交流，有些科研項目甚至涉及不同專業、不同學科的人，這樣就要學會處理好各類關系，從而有利于學生合作精神的培養。科研是在科學研究過程中學習，是應用科學理論的具體行動，有利于開發和鍛煉學生獨立思考能力、隨機應變能力和發現、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科研是對個人創新能力的最有效的培養和鍛煉，對培養大學生的創新能力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高校強調科研活動，能夠使學生盡早成為國家發展科學事業的重要力量。
二、本科學生科研能力培養存在的問題
總體來說，目前我國高校本科生科研能力培養在重點大學相對開展得較好，比如，南開大學從2002年9月開始，設立百萬元的本科生創新基金，以立項的形式開展了“本科生創新科研百項工程活動”［3］；中國科技大學于1999年提出了“大學生研究計劃”（UndergraduateResearchProgram，簡稱URP）；上海復旦大學有李政道博士設立專項學生科研基金；浙江大學從1998年開始開展校級大學生科研訓練計劃（SRTP），每年投入經費20—50萬元；江蘇技術師范學院（以下簡稱江技師）每年設立10萬元專項經費，并在2005年成立了“大學生科技創新指導委員會”，全面負責學生科技創新活動和學生科研立項等工作。其他一些高校基本上每年用于學生科研經費基本上在2—10萬元。學生科研管理部門基本上都是校團委，部分學校是校團委和科研處共管。但是，學生科研還存在一些不足：1.從學生自身來看。本科學生科研素質總體偏低，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學生對科研認識不足。有些學生認為科研是“空中樓閣”，與自己相距甚遠，高不可攀；有些學生認為搞科研是“浪費時間”，不務正業；還有些學生認為搞科研是教師的事，與自己無關。（2）學生對科研方向不明確。一些學生對科研持有一定的好奇心，并表現出一定的興趣，但對究竟如何進行科研、進行哪方面的科研卻十分茫然。由于方向不明確，所以在選題時要么太難，耗費大量精力卻一無所獲，要么太容易，以至于沒有一定的研究價值。（3）學生缺乏科研主動性。現在，大多數高校實行學分制，本科學生在畢業時基本上要修滿200個左右的學分，因此學習任務還是比較重的，有些學生雖然科研項目已經獲批，但是不能夠主動擠出一定的時間查閱資料，認真研究。2.從指導教師來看。教師指導不到位。高校教師不僅要承擔一定的教學工作，還有一定的科研工作。有些學校的教師每周有20節課，備課、輔導、答疑、批改作業，導致教師沒有充分的時間指導學生進行科研活動。而對于那些剛畢業參加工作的教師來說，由于科研水平和經驗有限，往往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3.從學校方面來看。高校科研經費投入欠缺，學生科研場所也不足，學生科研管理制度也不夠健全。目前，大多數普通高校科研經費太少，沒有固定的科研場所，一些高校雖然有學生科研場所，但是不能真正對學生開放，而且場所的科研硬件配置也不是很到位。
三、加強學生科研能力培養的措施
1.建立科研“導生”、“導師”制度，加強科研指導工作。在大學低年級（一、二年級）實施“導生制”。選拔成績優異、取得一定科研成果的高年級學生擔任低年級學生科研的導生，主要向沒有任何科研經驗的低年級學生介紹申請學生科研項目的一般程序，介紹查閱文獻資料等進行科研的方法，糾正他們對學生科研存在的某些不正確的認識，從而讓他們對學生科研有初步認識。在高年級，要聘請具有一定職稱、學歷、科研水平的教師擔任學生科研“導師”，主要負責學生科研選題、開展研究和成果申報等指導工作，并幫助學生分析、解決在科研過程遇到的問題和困難。同時，高校還要完善學生科研相關制度的建設，從而增強學生科研管理的科學化、規范化。學生科研管理工作包括立項申請、立項審批、中期檢查、結題驗收、成果鑒定和申報、經費報銷等環節，這里的每一個環節都要制訂相應的規章制度，要按章依程序辦事，尤其對于立項審批、結題驗收和經費報銷三個環節，要有相應的監督機制，以保證公平、公正、合理。2.開展學生科研文化活動，強化激勵機制，提高學生科研的積極性。高校要結合學校實際，開展豐富多彩的科研文化活動，如：科技文化節系列活動、科研作品、成果集中展示月、學生科技作品競賽等，為學生開動腦筋、勇于探索和鉆研求新營造良好的氛圍，為學生發揮才智、挖掘潛能提供舞臺。對于教育部門和社會某些科研單位組織的類似于“全國大學生‘挑戰杯’大賽”、“大學生創業計劃大賽”、“電子產品設計大賽”等活動，分管學生科研工作的職能部門要高度重視，抓住機會，想方設法調動學生參與的勇氣和積極性，讓學生在比賽中“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同時，還要強化激勵機制，對各類比賽中獲獎的學生，對科研活動表現積極的學生，對取得一定科研成果的學生要給予一定的精神獎勵和物質獎勵。激勵的方法可以多種多樣：根據科研成果給予學生1—3個附加學分；對取得發明成果或者獲得專利的學生優先評選優秀畢業生或者推薦免試攻讀碩士研究生、留校任教；還可以給予適當的科研獎學金（江蘇技術師范學校對取得一定科研成果，或者參加省級以上科技競賽獲得三等獎以上的學生，給予800—2000元的獎勵）等。這些激勵措施可以保護學生科研的積極性，促進學生全心投入科研工作，而且，對其他同學也會產生一種榜樣效應，促使他們學習先進，積極參與科研活動，最終形成以點到片，以片到面，直至全員參與的良好的科研氛圍。3.嘗試新的考試方法，提高學生應用知識的科研能力。目前，高校現行的考試形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試卷（閉卷和開卷）考試，采取這種形式的課程一般都是基礎理論課和專業課；另一種是撰寫論文，采取這種形式的課程常常是那些專業選修課及思想政治形勢課。但是一些學生平時根本不學習，只是在考試之前死記硬背任課教師劃的重點。江蘇技術師范學校為了強化學生基礎，為學生科研能力培養奠定基礎，從2006年開始，對專業必修課程和公共基礎課程實施“教考分離”措施，即任課教師不出考卷，僅提供教案，由學校聘請其他教師出卷，這能夠比較如實地反映學生掌握知識的程度。高校還要建立適合于學生創造性思維發展的考試形式，防止“高分低能”現象的再現。對于工科學生，要根據工程背景和專業課程實際采取小設計、小答辯的形式，比如《VHDL語言———硬件描述語言》課程，可以讓學生設計不同參數（每人一組參數）的數字濾波器或者設計具有不同功能（鬧鈴、定時）、不同時制（12時制、24時制、26時制等）的數字鐘，學生設計好之后再分成幾個小組進行答辯（答辯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個別學生請他人代勞）。這樣不僅考核了學生掌握和應用VHDL語言知識的水平，還附帶考核了學生掌握《數字信號處理》、《數字電路》等課程的知識水平。對于文科學生，可以采取讓學生根據所學課程，深入企業、社會進行專題調查，根據調查結果，運用所學知識進行分析，并撰寫調查報告或論文，同時鼓勵學生積極向各類刊物投稿，對于公開發表在省級及以上刊物上的要給予一定的獎勵。在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今天，高校必須積極探索各種各樣的考核模式，真正能夠考出學生掌握和應用知識的水平和能力，并根據學生的考試結果，認真分析、總結，從而培養有一定科研能力的人才。4.充分利用實訓實習基地，提高學生實踐能力。在企業或者科研機構中建立學生實訓實習基地，可以解決高校學生科研所需要的儀器、設備、場所等問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學生科研能力的培養同樣離不開實踐，也需要知行結合，學校要積極在大學四年級上半學期安排學生有1—2個月的實訓實習時間。師范類學生教育實習要有實習學校，非師范類學生實訓要有相應的企業或者科研機構。在實訓實習期間，學生要能融入到企業現場的班組中去，能夠比較全面掌握一個專業、不同崗位所需的專業技能。2003年起，江蘇技術師范學校嘗試采取選送一些有就業意向的學生直接到相關企業（科研機構）做畢業論文的方式，這種方式類似于全國工程碩士研究生做畢業論文的形式，即學生有兩位指導教師，一個是學校教師，主要負責學生撰寫畢業論文、畢業答辯，另一個是企業具有副高職稱的工程人員，主要負責學生畢業設計的工程和技術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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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策展；本土化；“國立臺灣美術館”
中圖分類號：G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02-0133-02
一、策展目的與思維
策展是在一個特定的空間內借用主題性、藝術化的呈現手法來表達對藝術的評論與思考的一種途徑。策展通常營造了一個觀眾、作品與藝術家三者相互對話、溝通的心靈空間[1]。策展思維，即“找出上下文，即讓作品回到它的語境中”[1]。換言之，一場藝術展覽中的幾個要素，藝術家、作品、策展人和觀眾都需要靠策展思維來維系、建構對話以及相互的關系。策展思維本質上決定了這種關系建構的成功或失敗。值得關注的一點是，如何在展覽中融入本土文化元素，營造值得深入探討的本土語境，通過展覽闡釋本土藝術的內涵與價值。
二、本土化之意涵
（一）本土化定義
本土化又稱為地域性，它與社會文化、時代背景密切相關。同樣地，展覽中呈現的藝術作品，其地域性也不單單是文化資源本身，不是在現代社會被商業化了的傳播與營銷手段，而是借由本土歷史文化資源，對藝術作品進行創造性地再建與重塑[2]97。
就中國當代藝術而言，本土藝術的詮釋容易走入兩個誤區，“不是完全著重于國內的情境就是直接移植西方的藝術史”[3]19，前者僅僅從國家的角度來闡釋藝術，后者又有只遵循西方藝術觀點而抵制非西方藝術的嫌疑。因此，建立一個既多元又具有異質性的本土藝術詮釋模型十分必要，它既要有能被國際間傳播、交流、認同的表述機制，又要有別于固有的西方主流文化。這是本土藝術在發展中面臨的重大困境。
（二）如何重建
本土藝術的一個特點是非線性，即在傳承過程中出現一次次斷裂，使得藝術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到外來因素的干擾而偏離原本的延續性道路。這一特點多在亞非拉國家出現，而且往往受到政治和社會環境的影響，出現藝術的斷裂、反復與革命[3]18。中國現代藝術的發展也曾受到政治形勢的干預，如、八五新潮。這些情境中西方原本的藝術理論與架構發生了變化，它們在中國的土壤中扎根，呈現出不同的意義與自我身份。這既為本土藝術的再造、重構迎來了巨大挑戰，也使其有別于主流藝術形式的凸顯成為可能。
好在現當代藝術提供了一種共享的國際性語言作為傳播方式，藝術家可以將本土藝術元素融入現代藝術的表達機制中加以闡釋，重建出自我認同強烈的現代作品。策展人則需要立足本土，對本土文化與全球語境綜合評估，在策劃中吸納傳統地域元素進行擠壓與轉換，借由作品表達對傳統的思考。
三、“國立臺灣美術館”策展分析
（一）短期展覽
“國美館”二十多年來舉辦過各項國內外展覽，大致包括研究展覽、國際交流展、國際雙年展、征件展、邀請展、捐贈展、兩岸文化交流展、申請展等。其特點歸納如下。
1.將本土作品置于多元的語境中呈現
總體來說，本土藝術與國際藝術兼有的展覽較多。一種情況是本土作品參與到國際性大展中，凸顯本土特色；另一種是本土特色濃厚的展覽中引入同一主題的其他文化，從中獲得新的啟示。二者的出發點都是基于使本土藝術與國際其他藝術獲得一次文化碰撞、交流、展示、推廣的機會。如果依照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的觀點：作品的真正意義是和觀者一起處于不斷生成之中。那么對不同的觀者而言，作品的意義是不同的，它們隨其所處環境與觀者視角、理解的變化而不斷建構，呈現開放性的結構。如果是單一的語境，那么這種解讀勢必簡單淺顯，而多元化語境的優勢在于它為作品提供了一個更加雜糅多樣的背景，使作品有機會獲得更多來自不同文化的解讀與闡釋，從而建構了這個語義連續不斷生成的過程[4]22。
就第一種情況而言，近年來“國美館”積極策劃臺灣藝術主題展或是典藏展，遍及歐洲、美國、日本、韓國等地美術館，從而達到對本土文化的積極推介，同時擴展國際視野。如2013年4月的“轉動藝臺灣”，是“國美館”與韓國首爾市立美術館的一場對話。由于“臺灣”與韓國在20世紀80年代后均經歷了經濟轉型，政治上也逐步走向民主與開放，二者當代藝術的發展在不斷變革的時代背景下產生了相似的境遇。“轉動藝臺灣”實際是針對去年韓國在“臺灣”舉辦的“韓畫流―韓國當代繪畫”的一個呼應。展覽選取了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各個時期對臺灣藝術風格和創作取向有重要影響的作品，主要強調臺灣藝術家個人風格如何在國際藝術思潮的沖擊下適應時代和社會環境的變化，逐漸發展具有臺灣本土文化意涵與經驗特質的作品。
第二種情況更為普遍，一般發生于藝術家本身的經歷或者是跨地域的共同策展。許多藝術名家常年旅居國外，或是外籍華人，他們來自中國母體的文化加之長期的國外求學、生活經歷更容易產生與眾不同的多元思維與價值判斷。跨地域的共同展演案例如2013年5月的“交互視象―2013海峽兩岸當代藝術展”，與北京中國美術館第三次合作，同時展出了兩岸創作者的作品，既有水墨、油畫，也不乏大量裝置藝術、雕塑和影像作品。布展中兩岸作品是相互交錯地呈現的，可能是由于二者主題和創作思維上表現出重疊與相似性：共同關注當下生活與文化的體驗、對未來環境和藝術本質的創新性思考，或是為了便于兩岸作品更好地展開對話而創造更加多元的語境。
2.系統的大型年度展覽策劃
“全國美術展”、“臺灣美術雙年展”打造了一個臺灣藝術家與觀眾對話的平臺，從而為臺灣本土藝術的未來發展提供思路與啟示，也能夠為臺灣藝術史的書寫提供完整而豐富的素材。如2013年7月的“2013臺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精選影片巡回影展”，此項活動并非是國美館策劃，而是由“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主辦，巡回展作品來自15個國家，于不同時間在全臺各個地方陸續展映，包括臺灣各大綜合及藝術類高校，地方公共空間如美術館、圖書館、文學館、電影館、文化藝術中心等，內容涵蓋了政治與社會、人物書寫、身心障礙、藝術家群像、環境變遷，希望借此展覽增進與民眾的互動、對話，提供多角度的視野，引發民眾對生活和社會環境的深度思考。
3.選取跨領域、多維度的題材
策展的題材不一定要局限于藝術領域，可以選取其他相關領域與藝術作品相結合來呈現。其優點在于視野更為開闊，策展題材更為寬泛，對主題或觀點的挖掘和剖析將更加深入，缺點在于這對策展人或團隊本身知識素養的要求比較高，需要跨領域的人才。譬如對外參展的第13屆威尼斯建筑雙年展臺灣館――地理啟蒙，涉及臺灣地理學與建筑美學的自我思考，又如藝術超未來展，請到了日本的相關技術團隊，涉及動畫、聲音、表演、網絡、時尚、設計，甚至醫學領域，融合古典美學與現代科技，探索跨領域合作的美學新價值。
4.創造性地化用中國傳統元素
現代藝術與傳統文化的結合形式可以多樣而精彩，因為中華文明歷史悠久，傳承千年，地域性強，不乏可以深度挖掘和借用的材料，如詩意、水墨、年畫等。如果選取其中的一二元素融合現代藝術的表現形式，就能創造性地重建本土文化意涵。如2013年1月的“中華民國”第28屆版印年畫――“癸巳呈祥蛇年年畫特展”，從“民國”74年（1985年）起舉辦至今。“國美館”于21屆（1995年）開始承辦，推廣版印年畫的這項文化傳統。展出作品均以蛇年年畫創作為主題，使用哲學隱喻、卡通化圖騰或幽默構圖進行創作，于過年期間展出，送上吉祥如意的新年祝福。對于普通觀者來說，這場展覽更具親切感與號召力，因為它沿用傳統表達當下，本土氣息濃郁。
（二）長期典藏
典藏政策以“臺灣美術發展脈絡”、“媒材類別發展脈絡”、“藝術家風格與系譜”為主軸，大致涵蓋了明清時期臺灣文獻作品、日治時期、戰后現代主義時期、多元發展至當代藝術作品等[5]56。典藏藝術作品主要源自臺灣藝術家，但也結合了臺灣藝術與亞洲其他國家藝術的關聯性及國際視野。其范圍由“民國”九十四年（2005年）后擴展到了青年藝術的發展。該項目為“青年藝術家作品購藏計劃”，通過公開征件和臺北國際藝術博覽會的舉辦收集并購買臺灣45歲以下青年藝術家的優異作品。這一舉措既鼓勵和激發了青年藝術家們的創作，也使典藏作品得以觸及時下新興的當代藝術。另外，許多重要藏品來自于社會各界人士的捐贈。
“國美館”還設置了為期一至兩年的常設展覽，目的是為了讓觀眾能夠長期欣賞本土精品藝術的美妙與精髓，感受大師級藝術作品的浸染與熏陶，同時也給予珍貴作品一些公開展示、面向大眾的機會。
四、結語
一場成功的展覽策劃需要考慮多重因素，包括藝術家、作品、觀眾間的有效對話、多元化與異質性的結合、本土元素和特色的創造性轉換與重構等。隨著作品環境發生改變，展覽也要相應產生變化以符合特定主題或情境的需要，從而更好地詮釋作品。縱觀國美館的各項展覽，其策展思維無一不是立足于建構特定的作品語境的。
近現代以來，大陸與臺灣的藝術發展歷程有著某種程度的相似性，都經歷過外來入侵者的殖民統治、戰亂年代的政權更迭、政治對藝術的強制干涉以及傳統藝術延續上的斷層[6]，二者理應可以在展覽模式上相互借鑒。在全球化浪潮中，跨文化交流勢不可擋，本土化立場也將越來越受到重視，美術館需要通過策展展示獨有的地域文化特質，積極反應時代精神特質與人文風貌，同時增加對外互動，締造一個具有地方特色的國際文化交流平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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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薪階層是以較為固定的勞動報酬為主要收入來源的經濟群體。論文隨著收入的增加和金融市場發展的成熟，作為社會經濟群體中最大一部分的工薪階層有了投資證券的經濟條件和現實需求。因此，基于各類證券品種的特點和證券投資的風險分析，研究工薪階層的證券投資具體策略問題，對于證券市場的穩定發展和工薪階層資產的增值都有較大的現實意義。
一、工薪階層證券投資的經濟條件
(一)工薪階層的收入現狀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工薪階層的收入逐年增加。據統計，2005年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超過8％，工薪階層繳納個人所得稅占個人所得稅總額的65％。以北京市為例，2004年工薪收入在7．44萬元以上的共有74．95萬人，占到工薪項目納稅人數的10．5％。“工薪階層都是低收入者”的觀念已日益被淡化。收支相抵后盈余的增加使工薪階層的抗風險能力同步增強，具備了進行證券投資的經濟條件。
(二)工薪階層的理財現狀
2005年底，我國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高達28．72萬億元，增速為18．95％，遠遠超過國內生產總值9．9％的增速，其中城鄉居民的儲蓄余額也劇增到14．11萬億元。高儲蓄的現狀直觀反映了當前工薪階層仍以儲蓄為理財的主要方式，但是儲蓄的低利率使之無法為工薪階層帶來較高的收益。大量調查表明，工薪階層已經不滿足于單一儲蓄的理財現狀。然而，工薪階層的特點使其無力進行大額的房產或實業投資，對股票、債券等金融產品不熟悉、投資專業知識相對缺乏也將他們擋在證券投資的大門之外。
二、工薪階層證券投資的主要產品
工薪階層收入有限，風險承受能力相對較小，因此投資的主要目的是在確保安全性的前提下獲取一定的收益。畢業論文目前，我國適宜于工薪階層證券投資的工具主要有：債券、股票、基金。
(一)債券
債券是經濟主體為籌集資金向投資者出具的承諾在一定時期支付利息和償還本金的債務憑證。按照發行主體的不同，分為政府債券(又稱國債)、公司債券、金融債券。在我國目前的證券市場上，公司債券的數量很少，金融債券多一些，最多的是國債。金融債券和國債的信用度都非常高，而金融債券主要是由機構投資者買進，因此適合于工薪階層購買的主要是國債。國債是由國家發行償付，因此具有最高的信用度，被公認為最安全的投資工具，但是收益也是各種債券中最低的。國債的發行價格和利息支付方式比較復雜，但是國債的利率也是根據銀行利率制定的，其收益率一般都要比同期的定期存款利率稍高，并且國債的利息收入是免稅的。因此國債作為個人投資的渠道，要優于定期存款。對于收入較低、抗風險能力差的工薪階層，債券的收益比較穩定，變現能力也比較強，風險不高，是一種適合工薪階層投資與儲蓄雙重目的很好的理財工具。
(二)股票
1990年l2月上海證券交易所的開業，中國開始出現股票投資，股票投資者獲利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利用價格差；二是紅利。在現階段中國股市，個人投資的獲利渠道主要是類似賭博的利用價格差投機。按照經濟學的觀點，決定股票價格的最根本因素是市盈率，但是經常炒股的人都知道，價格和漲幅最高的股票往往和市盈率沒什么關系。現階段的中國股市還不規范，對于工薪階層來說，由于多種因素使之投資股票存在許多劣勢。對于個人投資者來說，可用于研究股市的時間很少，因此，股票投資風險較大，很難把握。雖然股票投資是個高風險、高收益的投資項目，但對于工薪階層來說，投資股票必須謹慎，適合于有相當的閑置資金、風險承受能力較強者。不過參與股票投資，切忌不可將絕大部分資金投資股票。
(三)基金
基金產品主要有股票型基金、債券型基金、保本型基金三種。
股票型基金是最主要的基金產品類型，以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作為主要投資對象，其股票投資比例不低于基金總規模的40％。股票型基金的主要功能是將大眾投資者的小額資金集中起來，碩士論文投資于不同的股票組合。這種以追求資本利得和長期資本增值為投資目標的特點決定其受股票市場波動的影響較大。股票型基金在所有基金類型中風險最大，同時收益率最高，適合那些追求較高收益、風險承受能力較強的工薪階層投資者。經常炒股的工薪階層可以考慮將部分資金投向股票型基金。
債券型基金是一種以債券為主要投資對象的證券投資基金。債券基金基本上屬于收益型投資基金，一般會定期派息，具有低風險且收益穩定的特點，適合于想獲得穩定收入的投資者。保本型基金是一種半開放式的基金產品，在存續期內一般不接受投資者的申購。管理該類型基金的基金公司通過擔保和穩健的投資風格，在一定的投資期間內為投資者提供本金安全的保證，同時通過其他的一些高收益金融工具的投資，為投資者提供額外回報。在市場波動較大或市場整體低迷的情況之下，保本型基金為風險承受能力較低、同時又期望獲取高于銀行存款利息回報的中長期投資者，提供了一種低風險同時又具有升值潛力的投資工具。由于保本基金的結構和運作原理的關系，保本基金在股票市場牛市中難以跑贏大市，但它卻是熊市中的理想避險品種，適合于喜愛投資憑證式國債之類產品的投資者。
三、工薪階層證券投資的風險與原則
(一)工薪階層證券投資的風險
作為工薪階層，絕大部分收入來源于薪金，且薪金增長幅度較低。對于工薪階層來說．安全性是第一位的，只有在安全性和流動性都得到滿足的前提下，投資才是明智的。投資有風險，個人理財的各個渠道也具有風險，醫學論文只是風險的特點與各種投資工具的類型有關。作為工薪階層，投資于證券市場，必須首先了解各種風險的存在。雖然各種投資品種的風險不同，但是各種投資工具具有一些共性的風險特征，包括市場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和經濟環境風險。
1．市場風險。任何市場中都存在風險，只是各種市場的風險特點不同。
2．利率風險。利率是經濟發展的晴雨表，也是許多投資工具利率制定的依據，例如債券、股票、基金等。在利率較低時，債券、定期存款的利息也很低；當利率上浮后，原來那些固定利率的投資工具的利率可能低于現實利率，導致相當的損失。
3．流動性風險。流動性指資產的變現能力。債券、定期存款的變現能力很強，利息損失很小；股票的變現比較隨機，股價的波動比較頻繁，變現的損失也不確定，但一般變現的損失比較大；至于其他的理財工具也同樣具有一定的變現損失。4．經濟環境風險。經濟景氣的時候，投資的收益高漲，股票、基金、部分期貨，甚至貴重金屬都會升值，但是債券就要貶值。
(二)工薪階層證券投資的原則
1．保障生活需要原則。日常生活需要支出的，如家里有小孩要準備上學費用，可以預留現金以備一段時期的生活支出，如果五年后有固定的支出，可以做五年期的長期投資，例如債券、基金等。理財的收入歸根結底還要用于生活支出。
2．量力而行原則。工薪階層投資要保證資產安全，須根據自身的風險承受能力來選擇適宜的投資品種。對于一個高級管理人員來說，如果其家庭現時收入和長期收入預期很高，而且
還有相當的一筆閑錢，那么可以考慮做投機性強風險大的項目。但對于一個普通員工來說，其家庭現時收入和長期收入都比較穩定，沒有多少閑錢，節余的錢主要用于后段的子女教育和養老醫療，那么這個人就只能謀求安全性高、收益穩定的投資項目。
3．合理規劃原則。每個人的收入是長期的，收入也是長期的。確定一段時期的財務目標可以使個人能夠積累資金，滿足將來的資金需求。
四、工薪階層證券投資的策略
(一)抓住時機。低價買進策略
“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這句話在工薪階層證券投資中尤為重要。職稱論文每一個時機的到來，都包含在政治形勢的變化、經濟發展趨勢、收入水平的升降、消費心理的變化等信息之中。因此，時機的把握需要投資者具有多方面的知識并充分發揮個人的智慧，以及高度的投資敏感性。如果時機把握不準，就會給投資人帶來很大的損失。對于個人投資者來說，何時買進是關鍵的投資策略。就購進時機而言，不外乎于證券行市景氣時進場或于證券行市低迷時進場兩種情況。在證券行市景氣期，此時是短線投資的良機。投資人若想搶短錢、賺差價，便可值此即時進場。不過在這種情況下，雖然投資報酬率較高，但風險也較大，原因是上述景氣指標反應到證券市場需有一段時間，況且投資人個個都會依此原則性的做法去操作，人人看漲，需求增加，可能最終落個“買高賣高”的結局。證券市場低迷時，人們深受“便宜沒好貨”價值觀念的影響，常有“追漲不追跌”的投資習慣。其實，證券行市景氣循環受周期影響，有繁榮一定有低迷，卻可能是最好的時機，關鍵在于證券市場景氣低迷時是否大膽進入，以逆向操作的方法運用時勢。
(二)分散投資。一“石”多“鳥”策略
投資與投機最大的不同在于“戒貪”。它要求投資者把資金分散在股票、債券、基金或存于銀行等多種投資渠道。對于同類型的投資品種，也要采取分期限、分產品等適當分散的策略。根據不同的變現情況，注重長短期品種的結合，在收益率有所保證的情況下，適當提高投資的流動性，進一步降低投資風險，提高變現能力。這可借鑒傳統的投資“三分法”，雖然其收益不可能大，但可以減少風險并獲得相應的經濟收入。
(三)高低組合。成本平均策略
工薪階層投資者在將現金投資為有價證券時。通常總是按照預定的計劃根據不同的價格分批地進行，以備不測時攤低成本，從而規避一次性投入可能帶來的較大風險。如果在證券投資中投入了未來有既定用途的資金，則更應傾向于風險較小證券的投資，如國庫券等。
(四)按需而變，時間分散化策略
根據投資有價證券的風險將隨著投資期限的延長而提高的原理，建議工薪階層在年輕時家庭收入較少、消費支出水平普遍高于經濟收入水平時，由于風險承受能力也較強，可以考慮進攻型的理財策略，比如將其資產組合中的較大比重投資于股票；而隨著年齡的增長將股票的投資比重逐步減少，主要購買各項平衡型基金或其他較為穩定型基金，并加重債券投資的比重；到老年階段，應該以投資收益有底線保證的國債為主，盡量少選風險大的激進型證券，以避免養老費用的損失。
(五)委托理財。借“雞”生“蛋策略
如果有比較可靠的富有投資經驗的合資伙伴，也可以嘗試將資金托付于其進行投資。現在全世界投資渠道、投資工具越來越多樣化，多種信息收集做到準確、及時、全面將更加困難，收集成本也越來越高，因此個人投資在市場上很難立于不敗之地。因此，委托他人進行投資，或購買受益憑證，或給建共同基金，也是投資成功的一種策略。
(六)理性審視。風險轉移策略
對風險大、收益高的項目，不宜采取直接投資方式，可向負責該項目的富有實力的投資方進行投資，讓出部分收益，轉移投資風險。工作總結如通過申購投資基金的辦法，可將部分投資風險轉移出去。
[論文摘要]企業財務管理目標是財務管理中的一個基本理論問題,也是評價企業理財活動是否合理有效的標準。企業由于所面臨的財務管理環境存在著差異,因而其財務管理的目標也并非是完全一致。所以,企業只有從自身的實際需要和客觀條件出發,確定合理的財務管理目標。文章從現有的幾種觀點出發,探討我國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的合理選擇。
企業財務管理目標又稱理財目標,是指企業進行財務活動所要達到的根本目的,是評價企業財務活動是否合理的標準,它決定著財務管理的基本方向。財務管理活動既要與企業生存發展和獲利的目標一致,又要直接集中反映財務管理的基本特征,體現財務活動的基本規律。不同的財務管理目標會產生不同的財務管理運行機制,所以科學地設置財務管理目標對優化理財行為,實現財務管理的良性循環具有重要意義。
一、目前關于財務管理目標的幾種主要觀點
1.利潤最大化。即假定在企業的投資與其收益確定的情況下財務管理行為將朝著有利于企業利潤最大化的方向發展。它不僅可以直接反映企業創造剩余產品的多少,而且也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企業經濟效益的高低和對社會貢獻的大小。這種觀點源自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和馬歇爾的古典經濟理論,認為企業財務管理目標是獲得最大的利潤。
利潤最大化強調企業生產經營的目的在于利潤,而且利潤總額越大越好。企業是一個以營利為目的的組織,利潤額在一定程度上,不僅體現了企業經濟效益和股東投資回報的高低,以及企業對國家的貢獻,而且和職工的利益息息相關。
利潤最大化的優點在于:(1)可促使企業講求經濟核算,加強內部管理,降低產品成本,不斷提高經濟效益;(2)有利于把企業職工的經濟利益與企業經濟效益聯系起來,激發職工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3)利潤最大化容易計算,實用性、可操作性都很強。
2.資本利潤率最大化或每股利潤最大化。資本利潤率是利潤額與資本額的比率。每股利潤也稱每股盈余是利潤與普通股股數的對比值。這里利潤額是凈利潤。所有者作為企業的投資者,其投資的目的是取得資本收益,具體表現為凈利潤與出資額或股份數的對比關系。
這個目標的優點是:(1)收益額具有時間概念,它是指一定時間內(通常是一年)所獲取的收益額;(2)把企業實現的利潤額同投入的資本或股本數進行對比,能夠說明企業的盈利水平可以在不同資本規模的企業或同一企業不同期間之間進行比較,揭示盈利水平的差異。
3.每股市價最大化。股票的市場價格代表著所有的資本市場參與者對該股票發行企業價值的客觀判斷和評價,即以股票的市場價格代表企業的價值。這一目標的優點在于:既考慮了企業本身的風險程度,又考慮了現有的和潛在的投資者對企業每股收益的數量和實踐的預期。這種觀點更具客觀性。
4.股東財富最大化。指通過財務上的合理經營,為股東帶來最多的財富,股東對企業投資是為了追求資本的不斷增殖,即股東利益的最大化,在一定時期內,企業經營收益最大化就體現了股東財富的最大化。在股票數量一定時,當股票價格達到最高時,則股東財富達到最大。所以股東財富最大化又演變為股票價格最大化。
這一目標的優點有:(1)股東財富最大化考慮了風險因素,因為風險的高低會對股票價格產生重要影響;(2)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企業在追求利潤上的短期行為,因為不僅是當前的利潤會影響股票價格,預期未來的利潤對企業股票價格也會產生重要影響;(3)股東財富最大化目標比較容易量化,便于考核和獎懲;(4)考慮了貨幣時間價值;(5)考慮了利潤和投入資本額的關系,因為股東財富可以用每股收益、每股市價等來表現。
5.企業價值最大化。指通過企業財務上的合理經營,采用最優的財務政策,充分考慮貨幣的時間價值和風險與報酬的關系,在保證企業長期穩定發展的基礎上使企業總價值達到最大,它反映了企業潛在或預期的獲利能力。
企業價值最大化的觀點認為:企業雖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商品,但也可以被買賣,在對企業評價時,看重的不是企業已經獲得的利潤水平,而是企業未來的獲利能力,因此企業價值不是賬面資產的總價值,而是企業全部資產的市場價值,即企業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價值的市場評價,反映了企業潛在或預期獲利能力。企業所得的收益越多,實現收益的時間越近,贏得的報酬越是確定,則企業的價值或股東財富越大。
企業價值最大化的觀點還強調在企業價值增長中滿足各相關利益者的要求,相關利益者都被認為是企業利益的貢獻者和分享者,企業在替股東謀求利潤追求發展時,應考慮相關利益者的利益,否則它會使股東利益自身受損。
企業價值最大化優點在于:(1)考慮了資金的時間價值和投資的風險價值,有利于統籌安排長短期規劃,合理選擇投資方案,有效籌措資金,合理制定股利政策;(2)該目標反映了對企業資產保值增殖的要求,從某種意義上說股東財富越多,企業市場價值就越大;(3)該目標有利于克服管理上的片面性和短期行為;(4)該目標有利于社會資源合理配置。
二、目前最具有代表性的財務管理目標存在的問題
1.利潤最大化存在以下難以解決的問題:(1)沒有考慮資金的時間價值;(2)利潤最大化是個絕對指標,沒有考慮企業的投入與產出之間關系,不利于不同資本規模的企業或同一企業不同期間之間的比較;(3)沒有考慮風險問題,會使企業無視風險,一味追求最大利潤,而承擔過高風險;(4)利潤最大化會使企業只顧眼前利益,而產生短期行為,不考慮企業長遠發展;(5)利潤額的確定受到會計政策選擇的影響較大,易受人為操縱,難以反映企業的真實經濟效益。
2.資本利潤率最大化或每股利潤最大化存在以下問題:(1)沒有考慮資金時間價值和風險因素;(2)不能避免企業的短期行為。一般來說,收益越大,風險越大,要想獲得較大的收益必須要相應承擔較大的風險。每股利潤與股本額成反比關系,如果企業單純為了追求每股利潤額最大,而降低股本增加負債,則會導致企業資本結構失衡,財務狀況惡化,甚至出現財務危機。
3.每股市價最大化不足是:股票市價畢竟只是企業外部資本市場參與者的客觀評價,是他們對企業管理者代表股東理財業績的好壞以及對企業經營業績大小的看法,不宜以此簡單地作為企業財務目標。 _4.股東財富最大化存在以下問題:(1)只強調股東的利益,而對企業其他關系人的利益重視不夠,片面強調契約中的一方,而忽視其他各方的要求,容易引發契約關系中各方面的矛盾,最終股東的利益也不能得到保證;(2)股票價格受多種因素影響,并非都是公司所能控制的,把不可控因素引入理財目標是不合理的,不符合“可控性”原則,以股價作為評價管理層經營業績的標準會打擊管理層的主動性和積極性;(3)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企業的短期行為問題,同時,片面追求股東財富最大化,從整個社會來看也會導致另外一些短期行為;(4)影響股價變動的因素,不僅包括企業經營業績,還包括投資者心理預期及經濟政策、政治形勢等理財環境,因而帶有很大的波動性,易使股東權益最大化失去公正的標準和統一衡量的客觀尺度;(5)適用范圍有限,只適合于上市公司。
4.企業價值最大化也存在以下問題:(1)對于股票上市企業,雖可通過股票價格的變動揭示企業價值,但是股價是受多種因素影響的結果,特別在即期市場上的股價不一定能夠直接揭示企業的獲利能力,只有長期趨勢才能做到這一點;(2)由于上市企業大都相互參股,其目的在于控股和穩定購銷關系,并不把最大化作為其財務管理追求的唯一目標,法人股東對股票市場的敏感程度不如個人股;(3)對于非股票上市企業,只有對企業進行專門的評估才能真正確定其價值。而在評估企業的資產時,由于受評估標準和評估方式的影響,這種股價不易做到客觀和準確,這也導致企業價值確定的困難。
三、財務管理目標的發展
近年來學術界對財務管理目標有了一些新認識,如經濟利潤和利益相關者財務理論等,這些觀點對上述理論彌補和補正財務管理目標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但仍存在一些問題,如經濟增加值指標對評價企業效率提高企業理財水平是必要的,但僅從經濟利潤角度進行評價和管理是不夠的。
相關者利益最大化是指由于社會分工的日益深化和市場競爭的不斷加劇,企業由過去的單一的股東承擔風險變成了股東、經營者、債權人、職工、政府等相關者共同承擔,即各方面關系人的利益均達到最大化。有利于各方面關心企業,有利于國有企業的長期穩定發展,有利于協調股東與經營者之間的矛盾,有利于協調股東與職工、債權人之間關系。但由于相關者利益最大化中相關者構成的復雜性,無論利潤有多大,分配時會出現此多彼少問題,不可能實現全部最大化,容易產生公平性和外部性問題且定位于企業外部不適用于企業理財,阻礙企業發展。
四、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的現實選擇及對策
筆者認為企業應選擇企業價值最大化作為財務管理的目標。為避免企業價值最大化的不足提出以下幾點對策建議。
1.改革財務管理模式,走資本運營之路,加強預算管理。企業的經營應從產品經營轉向資本經營,以財務管理目標帶動企業各項管理工作。在對市場作科學預測的基礎上,企業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相結合,在保證企業長期價值的前提下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即短期利潤最大化,長期企業價值最大化。
Abstract： Irrigation is very important link in the farming. In irrigation area， irrigation management is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work， especially in arid and semi-arid region. In addition to ensuring the water use for the growth of the crop， a reasonable and orderly irrigation work ensures the food safety of irrigation area. In arid and semi-arid regions， water is precious， and it needs to be attention to irrigation management in the irrigation area. Aiming at the problems in irrigation management in irrigation are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關鍵詞： 灌區灌溉；灌溉管理；節水；問題及措施
Key words： irrigated area；irrigation management；water saving；problems and measures
中圖分類號：S274.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3）27-0161-02
0 引言
“十二五”規劃有條不紊地實施過程中，發展愿景和政治形勢的大好，讓我們不得不更加高瞻遠矚，未雨綢繆。糧食問題，一直是人類生存的大問題，也是國家戰略計劃中的大項目。充足的糧食儲備作為國家對外發展的隱形軟實力，亦是保障國家長治久安、政治經濟穩定健康發展的硬實力[1]。而在耕作中，農作物的灌溉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干旱半干旱地區，更要注意灌區的灌溉問題，保證作物用水之余減少不必要的水資源的浪費。位于黃河上游的甘肅省，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決定了其關里關外的鎖匙之地，甘肅省地貌復雜，氣候干燥，可農用的耕地較少，水資源相對匱乏，因此灌區的灌溉管理工作不容忽視，一直為甘肅省重點的發展項目之一，在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灌區的建設有條不紊地進行著，但是在現代技術條件和實際情況看來，灌區的發展和節水灌溉的要求似乎存在著矛盾，需要進行平衡。除此之外，在灌區灌溉管理工作中還存在著一些別的問題亟需解決和改善，文章就此進行淺要地介紹。
1 灌區灌溉管理工作存在的問題
1.1 灌區用水矛盾 在西北地區，常年干旱缺水，最大的用水部門就是灌溉用水，然而，因為在灌區灌溉管理時，沒能做好用水需求量的提前計算，使得降水豐水期與用水量的高峰期互相不重疊，產生一定的矛盾，在枯水期用量大，則完全不能滿足灌區的灌溉用水，影響了作物的生長和糧食的產量；而豐水期又供大于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水資源的浪費。而在甘肅部分灌區的通訊設備并不完善，信息傳遞的速度慢，方式較為落后，影響了正常及時的調水，水量的估算也依靠個人的工作經驗，誤差較大。
1.2 灌溉用水效率低 在西北地區，水資源在生產生活以及生態發展中供需很難得到平衡，雖然一系列的水利工程有效地緩解了用水的矛盾，在灌區依舊存在水資源浪費的現象，主要是源于隨著灌溉面積的增加，水庫的有效調節卻不能跟上步伐，在預測和管理水量工作上不到位造成的[2]。農業用水是灌區最大的用水項目，在各項用水項目中優先考慮，但是灌區灌溉管理的不善，灌溉技術和方式亦相對落后，節水技術和現代化的灌溉管理技術也未能得到相應的應用，使得灌區灌溉用水的有效利用率較低，浪費大。
1.3 灌溉方式落后，缺少節水灌溉措施 在灌區，灌溉用水受到外界的影響較大，尤其是當地的地貌條件和氣候條件，在某種程度上，灌區作物的品種、作物組成、灌溉方式、管理水平、土壤、水源及工程措施等的選擇都取決于當地的地貌條件和氣候條件。而在實際操作時，在灌區的管理工作中，缺乏水資源配置的合理有效的機制，大大影響了正確的決策，節水技術和設備的落后也限制了灌區灌溉的管理工作的順利進行，影響了灌區的作物收成。
1.4 信息化程度偏低 由于通訊技術與內地之間的差距，使得地區信息化程度偏低。雖然在國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和鼎力支持下，基礎的數據庫的實現成為可能，但建設仍不甚完善，與實際需求的技術水平要求不相符合，信息數據庫的標準化程度與信息共享的程度成正相關，因此地區標準化程度較低，就直接導致了信息共享的可能性降低[3]。信息不流通，使得很多珍貴的水利文獻利用率不高，而缺乏高科技的管理手段，僅靠人工管理，也造成了文獻的損壞，資源未能得到合理的利用。
2 灌區灌溉管理工作問題的應對措施
2.1 加強灌溉管理工作 最近幾年來，灌區灌溉的建設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管理局亦將灌區工程項目的建設和管理作為重點的發展項目。因此在灌區灌溉管理工作中，需要從工程項目建設初始開始，加強工程項目的維護，方便投入使用后各項工作的展開。主要可以從渠道工程的維護、田間工程項目的改造以及加大資金的投入對老化硬化的工程進行整治維護，最后還需要對各級渠道進行全面的清理，以達到相關的技術規范，保障灌區工作的安全順利進行，為后期灌溉管理工作奠定工程基礎。
2.2 優化水資源配置，減少水資源的浪費 對水資源的調配方式進行科學優化，有技術含量地預算水量，達到在枯水期和豐水期用水量的匹配，提高供水的效益。在灌區范圍內的水文站以及水電站中采取科學的水量預測，加強水量的準確預測、報道和調配。積極展開節水技術的研究，根據相關的信息及時地調整供水量，保證整個灌區的用水量[4]。合理的水資源分配有利于灌區農作物的生長也有利于糧食產量的穩定，對農民的增收有重要的意義，另外，也減少了水資源的浪費，在西北地區，水資源的節約是永恒不變的課題。
2.3 完善灌區灌溉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 在管理體系中，制度和運行機制是行為準則，有指導工作和規范工作的重要作用，在灌區灌溉管理工作中亦需要這樣一個完善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而渠道是灌溉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亦是管理工作中的重點關注對象，所以在管理體制中也要突出其重要性。通過對末級渠系管理體制的改革，從基層開始由下而上地進行對灌區的管理，建立長效穩定安全的管理機制。
2.4 專業灌溉管理團隊的建設 管理歸根結底是人在管理，因此建設專業的灌區灌溉管理團隊，提高管理人員的基本素質十分必要。灌區在運行期間可以利用空閑的時間對管理人員進行專門的業務培訓，加強對灌區管理知識的認識和管理方式的運用，并建立相應的考核審查和競爭淘汰機制，對參加完培訓的職工進行相應的考核，以加強職工對培訓的重視和對管理知識水平的重視。另外，管理團隊除卻要有專業的知識文化素養和專業技能，還要有服務的意識。在灌區灌溉管理工作中，灌溉供水的服務性很強，因此需要到位的服務工作，這樣在工作中才能花更少的時間完成更多的工作，提高工作的效率[5]。
3 結語
我國是個農業大國，糧食是人們最基本的生活資料，是一個國家的立國之本，我國人口基數本身就大，近年來雖然人口增長速度有所減緩，但依舊數量龐大，對糧食需求的剛性大，糧食有著戰略性的重要作用，必須重視，而灌區的灌溉管理能有效地保障糧食的安全，提高用水的效率和農民的收入，對地區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都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就目前灌區灌溉管理工作情況來看，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問題，但是有問題就會有解決和改善的辦法，可以預見的是，我國整體和地區的灌區灌溉管理工作將愈來愈完善。
參考文獻：
[1]劉占寶，魏曉妹，張艷妮，白靜.基于系統動力學的北方大型灌區生態環境需水量研究[J].干旱地區農業研究，2010，11（09）：32-35.
[2]吳穹，安蒙龍.發揮墾區示范帶動作用引領我省農業現代化發展[A].黑龍江省農場管理學會現代化大農業建設理論研討會論文集[C].2009.
[3]董枝，郭文學，孫樹華.加強水利基礎設施建設 促進河套灌區農牧業發展[J].內蒙古水利，2010，25（04）：55-56.
